八十八岁老教授，耕耘不赘为后人

凌紫撷英

这位低头翻阅资料的老先生，是武汉音乐学院的退休多年的小提琴老专家梁訢教授。这是在武汉因为新冠疫情封城，“解封”之后我第一次去武汉，看望梁訢教授时，在他家里见到的真实情形。

2020年，已经88岁的梁訢教授，原本就有满满的工作计划。突来的疫情让各行各业都不得不暂时放慢了速度，甚至不得不做临时刹车。

记得还在封城期间，想到梁教授夫妇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儿孙也不在身边，便给梁老教授打电话问候。他声音洪亮告诉我，坚决遵守社区的规定，绝不出门。粮油蔬菜等都有人给送，只是不能给学生上课了。但我正好可以继续忙我的事。

我知道梁教授说的“忙我的事”，就是要继续总结他这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学习笔记。去年年底，他就告诉我，他准备再把他的学习笔记和这些年来的一些书稿等梳理整理一下，还想再出两本加入他的注解的乐曲集。

他说，他总觉得这些资料应该留给后人。如果不整理出来就可惜了。但是把几十年的资料整理起来，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他说，有些资料因为时间太久了，我还要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整理时，还要加上一些说明。否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还要花费很多时间。我希望我这些资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武汉城市解封以后，我终于安排出时间赶到武汉去看望梁老先生。一进门见到的就是这个形情：他正坐在小马扎上，就着茶几的桌面，小心翼翼的从文件袋中寻找资料 。



对我的来访，梁教授非常高兴。但他并没有多做寒暄，而是一边说着让我坐下 ，一边他就拿起一个已经准备好的黑色文件夹，翻阅给我看。他说，听说你今天到，我就做好了准备，要好好向你“汇报”一下我在“封城期间”的工作。

他指着文件夹上的文字，告诉我他自疫情以来，又完成了哪些资料的整理。那神情，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充满了成就感。

我忙劝老先生坐下说，坐下说。梁老先生一边应着，一边就近坐下，一边继续说着。他似乎不想因为没必要的动作，多耽误一分钟。

他迫不及待的翻开他这几个月来所整理的资料，一条一条的跟我说，武汉“封城”以来，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又有了哪些的思路。那认真的样子，让人感动。

交谈中，他还不时谈起他在整理过程中的一些想法，还不时回忆一些当年的往事。他总会不厌其烦的，再给我仔细讲述一遍。

在叙述往事的时候，他会因为事件的不同流露出时而凝重，时而深情，时而欢愉，时而遗憾的表情。

梁教授说，近些年许多与他同期的老同事都相继不在了。当年苏联专家班的同学，也已经走了好几位。他半开玩笑的说：“老天爷还没让我走，是因为我有该做的事还没做完。我这辈子干的就是学琴拉琴教琴的事，也受过很多人帮助，恩惠。所以，我要尽力把还没做完事继续做好，把我这辈子学习的总结的经验和知识都传承给现在的年轻人，我不能把它们都带走啊！

这是梁訢教授在50年代，在苏联专家班（旁听）学习时的学习笔记。

这是梁訢教授将苏联专家班时的学习笔记，重新整理。然后，他又自费将它们编辑打印成册。

梁教授的祖上曾是广东肇庆晚清的举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当地一个师范学校的校长。青少年时期，因为我的哥哥是马思聪的学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早就是跟着哥哥学习小提琴的，常听我哥哥给我讲马思聪是怎么教他，要求他怎么练琴的。

他说，在那个年代会拉小提琴的，实在是没几个人。马思聪就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就是马思聪的铁杆"粉丝" 。那时，为听一场马思聪的演奏，他可以不辞辛苦的从肇庆跑到广州，甚至不惜代价。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学琴的往事，他像孩子般的快乐。

他说，那时我曾一心想当一个马思聪那样的小提琴演奏家。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能想象我们那时候是怎么学琴的，不能理解的我们为什么那么执著。其实，就是喜爱，非常单纯。因为学的不易，所以特别珍惜。

梁教授说，他曾非常努力的学琴，非常勤奋的练琴，一直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马思聪是我的偶像，也是楷模。

他回忆道：我那时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中南音专）第一届的学生。有幸被推荐到北京参加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苏联专家班”的旁听学习时，真觉得荣幸无比。所以，他在北京学习期间，非常珍惜每一节课，和每一个可能的学习机会。他说，那时的学习，真是如饥似渴一般的。

梁訢教授正在给我讲述，他所编写的《克莱采尔24首——分课解析》的编辑思路。

这是梁老师当年学习时的随堂学习笔记。梁老师说，我们那时候学习我的笔记都是要誊写三遍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复印机。第一遍是我们上课时候的随堂笔记，可能记得非常的潦草，有的时候先用一些符号做简单的记录。但是这些笔记，我一般都是不过夜就会整理完的。

每天晚上，我都要求自己在洗完脸洗完脚，上床睡觉之前，一定会把当天的随堂笔记再整理一遍。

梁訢教授说，每节课的学习笔记，再过一段时间，经过我的理解，消化和加上结合练琴的体会之后，我都会把这些跟专家上课，或自己阅读后的笔记再做第三遍整理。那时候，这一遍的笔记，我一般就会誊写的非常工整，插图也会画的比较细致，为的是可以永久保留。这知识是不过时的。像这样的笔记，我就有十几大本。

这是梁訢教授正向我展示他视为珍宝的，他当年的学习笔记。

这些笔记本的纸页已经发黄，装订本子的胶水也已经老化，但梁訢教授始终视为珍宝。每一次打开他都会小心翼翼。

我问梁教授 : 后来您是怎么放弃的做演奏家的梦想，转而当了一辈子小提琴老师呢？

他用一句非常直截了当，看似并不太合时宜的话回答我：革命工作的需要啊！

梁訢教授说：我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中南音专第一届的毕业生。毕业后，我就被直接留校做老师了。当时领导对我说，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事业都需要有人去做。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就需要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音乐学院就需要有人去做老师。这是国家的需要。

从此，我学音乐的目的就由自己想当一个演奏家，变成要担负起为国家培养音乐人才的任务。从我决定当教师时，我也就下了决心要用我学的本事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需要服务。

我在梁老师家里看到了，他1956年（六十多年前）刚开始做老师时的教案笔记。这些工整的字迹中，我们能看到当年的那位年轻的教师，对教学严肃认真的态度。

不知梁老师这本笔记上的那些名字的学生，是否能看到这些笔记？是否还记得当年你们风华正茂时的梁訢教师。

梁訢教授在武汉音乐学院从教了一辈子。他也见证了武汉音乐学院几十年的成长与发展。他说，他很感谢武汉音乐学院，这里培养了他，也锻炼了他。

梁訢教授总说他是很幸运，50年代，在我国提前艺术的学习资源非常稀缺的情况下，有幸被武音领导推荐去北京，成为国家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苏联专家班”的（旁听）学员。那时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址还在天津，我对天津也很有情感。

我有幸学到了很多在那个时间很多人都无从学习到的知识和技术。在苏联专家班学习期间，他有幸与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教授相识。他当时也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但因为同为广东人，我们那时的交往也比较多。那时结下友情，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每次林耀基到武汉，他们几乎都要见面，也会就教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这是梁訢教授当年写下的《关于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习情况点滴》。他在这里认真记录了他所了解到的俄罗斯音乐学院的有关课程设置，教学进度（笔记中的第三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学期要熟背俄罗斯民歌60首”及“波兰民歌30首”等）等相关的内容。

梁老师说，也许我永远不能算是中国最好的小提琴教授。但我问心无愧的说，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认真教琴。我和林耀基也是这样说。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使命也有所不同。

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主要是面对全国招收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给国家培养尖子人才的。

而我在武汉音乐学院，我们主要的生源都是本地区和附近几个省。我们的学生入学时，相对起点比较低。我们综合的教学环境和条件，也不能和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比。这个差距我们是要承认的。

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学生们尽量教好。这对我们的教学也提出了更加不同的要求 。这几十年来，我也做了很多研究和教学实践。

我们武汉音乐学院的学生，可能没有中央院和上海院的学生那么优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获得国际大奖的。但也还是有一批不错的学生。

他们其中有的毕业后继续到中央，上海或国外的音乐学院深造，也有的已经直接进入艺术院团做了职业演奏家，还有的自己回老家创业，自己办起了小提琴演奏的培训。

他们很多已经在一些文艺团体或者院校成为骨干。因此，我还是比较欣慰的。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的学生们大多数都很努力，他们也让我积累了一些的教学经验。怎么把基础相对弱一些的学生教好？这是我这一辈子研究的课题。这也应该是有更普遍意义的。

我想把我当年的教学笔记都梳理一遍，把曾经的训练经验都总结出来，留给今后的年轻老师们。

事实上，现在咱们大多数老师，所面对的大多数都是基础不太扎实，条件不太好的学生。也许，我的经验对他们更有价值。

如果这些资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

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在梁老师的笔记中看到有些笔记上的文字，写的竟然像核桃一样大。一张纸上，写不了几个字。

据梁夫人李教授介绍，这两年梁教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有高血压，糖尿病和白内障等多种疾病，但他还总要做事，如果有学生或外地的老师同行来找他，他也从不拒绝。

幸亏有夫人李教授的帮助和精心调理，配合着药物治疗，才得以维持着他的身体能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不能出门活动了，买东西不方便了。在饮食上，也没有办法那么小心翼翼了。疫情紧张时，他们基本上是别人给送来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更多想的是，不要给帮助我们的人添麻烦。梁老师只能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转转圈，就算是锻炼身体了。没想到，这导致梁教授身体的各项指标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视力越来越不好。但他却一直没有停下他手中的工作。视力不好了，实在看不见，他就把字放大，就写成像核桃这么大了。

听完梁夫人的介绍，我在想：“将来有一天，老师们收到梁教授整理的资料时，一定不能想到，他是忍受着多么大的病痛，来完成这些笔记的整理的。”

幸亏梁教授有一个爱他始终如初，智慧能干，又能给梁訢教授最实际的协助、最及时的救护和最严格的“监管”的夫人。梁訢教授也为此非常自豪，这也是梁教授常挂在嘴边的：我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我除了做好我自己工作上的事，其他的事情，全都由我们家的“大主管”管了。我只要服从就行了。

这份幸福甜蜜，也真令人羡慕啊！

疫情被控制之后，梁夫人李教授就在第一时间陪着梁老师去医院做了眼睛的手术。我到达武汉去看望他时，其实他是刚做完手术，时间不长。

梁老师摆摆手，笑一笑说，我的手术做的很顺利，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我已经可以继续我的工作了。

我心疼的说，您为什么不再多休养些时间？他放低音量，认真的说，我很担心时间不够用，整理不完啊。

梁教授的话说的很轻，看似很随意，而我的内心却“砰”了一下。

谈话间歇时，梁教授把我领到里边的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里已经被各种资料堆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柜子里，沙发上，地面上都是一盒盒，一袋袋，一箱箱，都是已经整理好的和未整理好的各类资料。

梁教授悄悄的告诉我，他去年就已经和武汉音乐学院的领导（口头）商议过，打算今年办一个他的教学回顾的展览 。

但是今年疫情来了，这个事情就搁置了。最近我听说那个领导已经调走了。这件事情，还要再和新的领导商议。我知道现在的领导都很忙，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不能什么都依赖领导。所以，我就先自己做好准备吧。

他很希望甚至是期待，明年能在武汉音乐学院举办成他的教学回顾展。他说，他想用这个展览向武汉音乐学院做个 "一生工作的汇报”。想用这个展览来向党的100周年献礼 表达自己对母校，对社会的感恩之情。在这个成就展上，他会将这些资料都拿去展出。

为了这个展览，梁訢教授已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本来早该“怡享天年”了，但他却不舍得把现在的时间用于“怡享天年”。他觉得，那样对于他来讲是太奢侈了。

他自费整理编辑出版了他自己多年来的学习笔记。有很多老师都很想得到您的笔记。他说：“现在还不能给他们，要等到我的展览过后。我想先保证能送给那些来看我展览的人。因为我相信来看展览的人才能够更进一步的理解我。希望我把这些笔记能送给那些真正能理解我的人。

借此，我也想将梁老师的这个心愿，转告给一直想得想通过我讨到梁老师学习笔记的朋友们，老师们。

梁教授说疫情期间，他除了整理这些笔记，他也思考了很多。他认为人生应该多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他还主动把自己整理编辑的“学习笔记”，无偿捐给了国家图书馆等全国各地的一些图书馆。就是为了方便更多人可以分享和研究。

即便是身体不好，但疫情期间，梁訢教授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教学的研究。经常会有一些来自国内外学生，来他家看望他，或向他讨教，他都会将自己最新的研究结果，与学生们交流。他从不居高临下的指教学生，而更愿意与来访者做平等的探讨。他认为，学生们正年轻，接触社会比他广泛，对待事物比较敏锐。对一些他没有接触过的新方法和新观点，梁教授，总会非常谦虚的认真聆听，认真揣摩。

这一次，我在梁教授家一坐就又是两整天的时间。

每次去看望他，都会听他讲很多过去的故事，谈很多他学习，教学及研究的体会，还总会提及一些新近的想法和研究心得。

尽管，每次与梁老师见面，他都会有说不完的话。幸亏，有他夫人的严加管束。他的夫人（武汉音乐学院资深长笛教授，还要身兼梁教授的贴身保健医，炊事员，通讯员，有时还要做梁教授学生的乐理课的助教）还是要强迫他按点用餐，按点午休。按点测量血压。

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已经不太健康了 但他仍然保持着严格的自律。

梁訢教授在向我介绍，他初当老师时是怎样学习教学法的。他说他有幸得到了当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又新老师的很大的帮助。

那时我把我已经写好的备课笔记，直接寄到时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那里。陈教授每次都会十分认真给我批注，提出他的意见，然后再给我寄回来。根据陈老师的批注和意见进行教学上的调整。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陈教授完全无私的指导，时间持续了约两年半之久。

我至今都十分感谢陈老师，我也要把陈老师的这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传承给现在的年轻老师。

梁訢教授说，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他有经验，也有教训。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再教固定的学生了。但他却并没有停下自己对教学方法的研究。

我在整理过去的教案和笔记中发现一些新问题，然后会专门找学生到他家里来配合他的研究，做一些教学的实验。这种不懈钻研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

梁訢教授说，小提琴教学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真的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问题是年轻的时候，没能够完全悟道。

现在虽然时过境迁，可能是思想负担少了，自己的眼界也更开阔了，对一些过去学过的东西，又有了新的认识。

他像我说，他这两年又有一些教学方法上的新研究。为了向我展示他的新"成果”，他还特意约了一位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帮他做辅助示范 。他说，现在年纪大了，有些动作和手势，他做的可能不准确了，所以，请个学生来帮忙示范一下为好。

　　为了向我说明他的一些新的教学方法的想法。他还特别“借”来了一位武汉音乐学院的学生，来配合他演示他的教学方法。

梁訢认为：学生在学夹琴的时候，老师就要告诉他们，如何放松。学习小提琴，能否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梁訢教授强调，学生越早能够自如的放松，就会越早受益。他们将来的路，才会走的顺畅。放松是小提琴教学中，永恒的问题。

这是梁訢教授在讲手指的控制，讲他对“以三指为中心”的研究心得。

梁訢教授，放松的问题，从学基础的时候要强调，拉大作品，大练习曲，大乐曲的时候还要强调。放松的问题，是要让学生贯穿始终的。

这一次，我对梁訢教授的拜访，整整延续了两天。因为他的夫人有严格规定：九点开始，十一点半开始午餐及午休。我们各自解决午餐问题。下午两点半继续，傍晚五点半结束。晚上七点半开始，九点结束 。这当然是为了梁教授的健康。

我们也庆幸，幸亏有他夫人这样严格的管理。这完全是为让梁教授有基本的健康保证。其实即便是这样，细算起来，梁教授一天的“工作时间”，也有将近七个小时了。

在这两天里，每次从我一进门到我离开，梁訢教授一直都在不停的说不停的讲，有时还要做一做示意动作，一直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

因为始终有夫人的监管和时间的限制，他很少闲聊，他不愿意耽误了时间。他说，特别想把他要说的话都能说完。

我知道，再有两天的时间，估计他的话也说不完。

期间，有从外地来拜访的学生 。尽管梁教授的时间很紧，但想到人家从外地远道而来，梁教授仍然是很耐心的和学生及家长交流。

为了有效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他还把老伴叫来一起聆听。请老伴帮助了解学生的情况，仔细分析寻找学生的出现问题的原因。他更愿意跟老伴共同商议，制定一个适合这个学生的解决方案。他只希望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梁教授介绍说，我的老伴可不只是我们家的大总管。她在心理学，教育学及视唱练耳方面，可都比我强。退休之前，她在长笛教学方面也是很有成就的。而在小提琴教学上，这些年来，她也完全可以给我当助教啊！

梁訢教授，正在给上门求教的学生做示范。

梁訢教授，正在给上门求教的学生做演奏指导。

尽管梁訢教授年事已高，退休多年，但他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下来。他还在竭尽全力的，用他的方式，为中国的小提琴教育事业，为后人们辛勤的耕耘着……

离开武汉音乐学院时，我和梁訢教授及梁夫人李教授约定：请二位保重身体，2021年，我还会再来。我期待着您们的教学回顾展早日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