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哲学

安阳陈永胜

苏轼的人生哲学 　　　　一　　苏轼在中国古代文人里面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人物，堪称“千古第一文人”！　　他诗画双绝。其诗亦狂亦婉。狂放如高山雄奇、江河奔流；婉约起来百转愁肠、欲罢不能。其为“湖州画派”始祖，画风大胆、不拘形式。　　他是散文大家。他使新的古文运动创造性地得到发展，一改当时盛行的雕章丽句的四六时文，提倡明快畅达，朴实浑厚，文从字顺的文风；其作品腾踔灵动，“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被称为“欧苏”。　　他是书法大家。其书风绵里藏针，笔形丰腴酣畅，为“苏黄米蔡”四家之首。　　他是心怀慈悲的“法官”，主张“慎罚而厚赏”，在他任内废止了“剥皮揎草”的残酷刑罚。　　他视百姓如好友，悲天悯人，被誉为“爱民模范”。他懂“民心、民情”，更懂应急管理，能妥善处理洪灾、瘟疫等突发事件。　　他是个地道“吃货”。他创造了“东坡肉”、“东坡饼”、“菊花鱼”，“烤羊蝎子”（被岭南人称为烤羊蝎子之父），至今蜚声国内。　　他是个酿酒工程师。自创“罗浮春”、“万家春”、“桂花酒”，还有独家配方“蜂蜜酒”。论酿酒技术，估计苏轼谁都不服，被世人称为“酒仙”。他诠释了什么叫“酒仙”？不仅仅只是说你能喝酒，你还得会酿酒，这样的标准，谁敢称“酒仙”？　　他还是水利工程师。疏浚西湖，苏堤就是人家修的，三潭印月也是人家设计的。　　他生性诙谐幽默、爱开玩笑，很多成语如“河东狮吼”，皆出自其口。　　他横跨各个领域，皆有建树且独领风骚！至今无人可及！　　他乐天知命，潇洒自如，参透了人生道理和自然奥妙。　　他旷世奇才、刚正不阿、随遇而安、不屈不挠，品质如高山巍耸。　　还是林语堂总结的更为精妙：　　“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着，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但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同样有着中国传统文人致命的弱点。 　　　　二　　说起苏轼的人生转折，首先要从“乌台诗案”说起。因为这一案件对苏轼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四十二岁，时任湖州知州。他看到王安石的“青苗法”在推行中走样，伤农事件不断，便向宋神宗上书，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但当时的背景是朝中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激烈。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改革派必然强力推行其政策，保守派必然强烈反对，这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但衡量改革的标杆只有一个：只看受益者是谁。所以，千万不要听信任何人的忽悠。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变法是有益于国家和老百姓的。　　多谈一点，从受益者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只国家受益，也叫“霸道之术”。其结果老百姓遭殃，少数贵族利益也受损。如商鞅变法。　　二是国家、百姓均受益，这叫“救国之术”，国家处于危局、贫弱之际，为缓和阶级矛盾而进行的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变法。　　三是只为少数人好的改革。　　变法正值风起云涌之际，统治者自然听不得任何异议，你苏轼不唱赞歌，还来提意见，不收拾你收拾谁？　　任何时代都有专门整人的人。一封检举信后，苏轼便落在御史台狱受审，被逮捕了。　　被召进京途中几次欲跳河自杀，苏轼也绝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豁达、洒脱。　　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　　当时因新法受挫而“裸退”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于是苏轼才得以释放，被贬黄州。　　患难识人心。苏轼流放期间曾探访王安石，一见面，泪如雨下：好人哪！　　两人从此成为至交，前嫌尽释。　　经历了生死，苏轼性情大变。 　　　　三　　经过劫难后的苏轼大彻大悟，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先看他的词，第一首：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何等的浪漫与潇洒！　　我们再看一下他刚入仕时的作品：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充满了对前途未知的恐慌和担忧！　　二者比较，似乎发现了什么。　　是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在他身上彻彻底底复活了！　　同时也表明苏轼由“儒家的入世”开始向“道家的返朴归真”式的转变。　　称苏轼为哲人，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他将自己的生活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去加以总结和概括，并得出了最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来展示给我们。　　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为我们提供了处世的方法和行动准则，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性格气质！　　可惜的是这种传统的、优秀的文人气节，被后来的满清生生地打断了脊梁，至今直不起腰来。虽然传统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局限性。　　既使他们却身处逆境，也能时刻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　　既使他们粉身碎骨，为了自己的节守和理想，也会再所不惜！　　接下来说说王安石被罢相后。他的另一个政敌早都虎视眈眈、跃跃欲试了，他就是司马光。　　他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本质讲司马光也是个好人，道德君子。他和王安石惺惺相惜，可唯独政见不同，这可是要了命的事情。　　论从政的能力，王安石是远远高于司马光的。这里不作阐述。　　王安石变法毁于腐败的吏治，司马光则矫枉过正，政治作为太过一般。但其写的《资治通鉴》一书，水平确实高，被称为帝王教科书；可惜的是教书易，实践难。在治理国家上，他一点都没用上。　　按说，依中国历代王朝的处理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那都是非得置对方于死地不可。可二人不同，都出于公心，而无私怨，只是境界和能力各异。　　司马光上台后，立即废除新法。王安石闻听，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含恨而去。　　可令司马光未曾想到的是，他昔日的“铁杆盟友”——苏轼却站出来反对他！　　苏轼老跟“一把手”唱反调，也不是一次了。　　为何反对？因为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身体验到了新法的好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　　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其实，甭说是在过去封建专制社会，就是在如今也是如此：无论企业或官场，领导人大都不喜欢正人君子，因为他们太讲原则了，不好驾驭，用起来极不顺手。　　苏轼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技术型的。自然不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　　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优秀品质！　　可是这一切的背后，却是苏轼沉重的人生磨砺和辛酸的心路历程后所做出的艰难抉择。 　　　　四　　评判一个人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　　苏轼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学复兴时期，这种复兴的明显特征就是整个社会表现出强烈呼唤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回归。　　代表人物应首推范仲淹。　　范仲淹大苏轼四十八岁，二人并无交集，但对苏轼的思想影响极大。　　老范当时振臂一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激起了无数读书人的家国豪情。　　堪称“精神领袖”。　　所以，北宋的很多文人士大夫多具政治改革热情，希望通过改良或变法使“富弱”的大宋能有所起色。　　于是乎，涌现出了一大批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陆游等爱国文人，他们写了大量议论时政的文章和诗歌，充分体现出“有为而作”的经世致用精神。　　任何人议政往往都是有风险的，不仅仅只是文人。　　那时，正值王安石“熙宁变法”，保守党受打击。　　苏轼赫然在列。　　后来，保守党代表的司马光上台，一举推翻了新党的所有改革，史称“元祐更化”。他们又开始打压革新派。　　苏轼这个倒霉大叔，依然在打击行列。　　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苏轼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被打击的文人仕子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宦海沉浮，对社会充满了失望和痛苦，精神极其压抑、悲愤，内心是哇凉哇凉的。　　此时，他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那么道家就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道教与中国文人有着天然的、无界限相通之处。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出发点就是“救世济民”，但引起了统治者担心，历史上也屡遭打击，而佛教则不同，他走的是“上层路线”，至今兴盛不衰。　　道教大概经历了三次“变形”后，才开始了以“修身养性”为主的根本性的转变。　　苏轼自然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那就是“身心”与“自然”的融合，成为“真人”、“至人”，回到生命的自然状态。　　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表达了苏轼此时的心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成了其人生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最为洒脱、豁达的一首词了！　　读来，不觉让人心生悲凉。 　　　　五　　纵观苏轼一生，其人生观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但综合起来基本上就是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的糅合。　　当然，其思想的形成与其早期经历有着重要关系。　　他经历过生离死别、宦海沉浮、爱情亲情及远离故土的乡情；从事过基层工作，人情世故、民俗野趣，美味珍馐，皆是其所爱，三教九流接触颇多，人生阅历甚为丰富。　　因此，他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思考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思想。　　由最初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入释老庄禅之出世的逍遥旷达，到后来三家兼具的过程。　　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封建文人，苏轼的缺陷自然也是明显的。　　一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封建社会下的知识分子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只会“反贪官而不会反皇帝”。　　二是苏轼缺乏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执政能力。　　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　　三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　　他们对纷繁复杂世事往往采取的都是回避的态度，缺乏斗争经验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四是知识分子的虚伪性。　　主要是看他们在仕途上走得是否顺利。顺利时，什么道家、佛家都会统统扔在一边；当仕途受挫，转眼又是一副清高的嘴脸，道家佛家还得捡回来。　　当然，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对古人不能求全责备。　　每个人必然受到时代的局限，都缺乏一种超越于那个时代的眼光。　　但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苏轼的耀眼光茫：德才兼备，对国家无比赤诚，对黎民无比关心，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怜惜祖国的一草一木！　　怎么盛赞苏轼，都不为过！　　　最后以钱穆老先生的评语作为结束：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