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那些事

陀罗山人

　　我上学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们这届学生多，分为甲、乙两个大班，每班50多人。第二年改为春季招生，又招了一个丙班，30多人，后来也分到甲、乙两班，这样一年级我就多上了一个学期。

　　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是女教师，甲班的班主任年长一些，是外来的公办教师，乙班的班主任年轻一些，是本村的民办教师，分班时村干部和市属户子女大多分到了我所在的乙班。同班有个表哥赵春荣，他爸跟我妈是表兄妹，我叫表舅，我俩每次考试总得第一、二名，先是他当班长我当学习委员，后来我当班长他当体育委员。我这个表舅便以此为荣，每次过年在一起吃饭时总要夸耀一番。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苏改云，年轻好胜，教学上也下功夫，和学生的感情很深，所以我们班的凝聚力特别强，学习成绩也比甲班好。记得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里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在一起叽叽喳喳，后来便有几个女同学哭哭啼啼，说是苏老师被学校开除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惊呆了，同学们开始激动、愤怒、难过，然后是无望。我自告奋勇，执笔给学校当局——贫下中农宣传队写了一封请愿信，请求把我们亲爱的苏老师留下来，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大家凑钱买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每个人含着眼泪写下赠言，托人送给老师作为留念。那时候我们太小了，一直也没有弄清楚学校为什么要开除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后来学校派了一个年龄较大的男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又从高年级退下来几个捣蛋的学生，从此我们这个班可就全乱了套，逃学、罢课、捉弄老师，成为全校最乱的班。那时出了河南马振扶中学事件，报纸上又大肆宣传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潮流，学校和老师们都不敢大胆管理。我们乐得自由自在，每天疯玩，夏天集体逃课去大干渠、“万年牢”玩水，冬天故意把炉子搞得浓烟滚滚，使教室里乌烟瘴气不能上课，捉弄老师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穷。学校实在没办法，就给我们换了个厉害一点的班主任，但效果也不明显。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进行教育整顿，自上而下抓教学质量，情况才有所好转，学校请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叫胡惠民，给我们代数学课，同学们开始安心学习。可惜好景不长，刚刚学到点东西，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胡老师就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赶出学校。

　　江青推广小靳庄经验，全国到处莺歌燕舞，我们学校也办了宣传队和小乐队，我就迷上了二胡，请做木匠的亲戚用老榆木制作了琴杆和琴轴，找一个空的铁皮罐头盒作琴桶，又到供销社买了一卷自行车的挑丝当琴弦，锯一节竹筷为琴码，至于琴弓上的马尾生产队有的是，一把土二胡就这样诞生了。整天吱吱扭扭拉个不停，比杀鸡还难听，功夫不负苦心人，后来我成了小乐队的骨干，和另一名校友表演二胡联奏《绣金匾》，当然那是用真正的二胡。

我们上学那会儿，正是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进行教育革命的年代。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时农村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政治活动、农业劳动和军训占去了很多时间，教材简化得几乎没有什么内容，语文还可以通过看《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艳阳天》这类小说多少提高一点，数理化简直就是一片空白。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初中毕业了，那一年普及高中，公社办了“五七”高中，我们学校也由七年制改为九年制学校，这样我就在村里继续上了一年高中，后来村里的高中撤销，合并到公社的“五七”高中，我没有去公社而是留在村里跟初中毕业班补习，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这里边有个缘由就是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们学校的苏智敏老师考取了山西省电力学校，第二年规定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中专学校，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面对知识的贫乏，补习生活十分紧张，最大的困难就是搜集学习资料，全国各省（区）的高考试题、文革前老三届的教材、甚至解放前的《几何》、《代数》，只要能拿到手的东西大家都互相传抄，真正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那时学校的王海明、杨玉明等几个老师也准备报考，我们不分师生，大家天天在一起讨论、一起做练习题、互相切磋。为了节约纸张，我拿爷爷在传达室用过的登记簿背面当练习本，写了好几大本，那登记簿是麻纸的，又粗又黑，墨水渗得斑斑点点。有人开玩笑说，这些本子你要保存好，这可是你当年刻苦学习的见证。

　　一九七八年的中考是先参加各地区（市）的高中录取考试，再从录取的考生中选拔优秀者参加全省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那一年中考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忻州地区的重点高中——范亭中学，后来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许多人劝我放弃上中专，等高中毕业后再考大学，我那时的顾虑是从来没学过外语，而高考是要考外语的。经过再三权衡，我决定到山西省电力学校报到，这样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第一个从初中直接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那年我十五岁。

　　有一段插曲，填写报考志愿时，人们说省城的中专学校，最好的是邮电学校，其次是电力学校。我对自己没底，第一志愿报了运城的山西省水利学校，第二志愿报了原平的忻州地区农业机械学校，省城的学校一个也没敢报。考试成绩下来后，我就想改志愿报山西省电力学校，托人咨询了招生办的意见，说我这种情况可以改报。班主任老师段登亭领着我骑自行车往返六十里去县城修改了报考志愿。不仅如此，因为我年令小，那时交通不便，每次外出考试，段老师都陪着，跟王海明、杨玉明老师轮流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参加。师生厚谊令我终身难忘。

那年王海明老师也考上了山西省建筑学校，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苏智敏老师毕业后分配到神头电厂。段登亭老师后来转成了公办教师，现已退休。杨玉明老师也转成了公办教师，可惜英年早逝。胡惠明老师离开学校后不常联系，有一年听说我回家了，还专门约我出来叙叙旧。苏改云老师离开学校后就再没她的音信了，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