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战友 第七章 医治心脏病

n林凯

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帽子有点歪、皮肤显沧桑、笑容很灿烂像是刚打完一场胜仗！

　　

一、白军长重病

1972年初，空五军军长白崇善到空28师嘉兴机场视察，突发心脏病。病情来势汹猛，父亲急调各方力量救援，并及时向上报告。国家卫生部立即指派国內著名心脏病专家，上海瑞金医院教授（名字已记不清）赴诊，当时全国医科大学《心脏病学》的教材就是这位上海教授编写的。 空军专机在上海接到教授后很快飞降嘉兴机场，父亲直接把教授带到军长病床前，各地专家纷纷让开站立两旁。

也许是教授的妙手，也许是生命还在向军长招手，一个星期后病情由此渐缓。突发严重心脏病是很危险的，胡耀邦最后时候的心脏病救治就是一次不太成功的例子。教授在机场的一个多星期，也是父亲放下一切事情，和教授一起共同抢救军长的紧张时期。教授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医术，也使父亲的心绪渐平。因新任师长的命令还没下达，部队方面父亲一人负主责，医疗上教授主责。他们年纪相当、朝夕相处、团结合作、商议病情、落实救治措施、共渡难关、非常融洽。

白军长在9.13林彪事件前深受排挤，空五军由林彪亲信军政委陈励耘把持。1971年，“9.13事件"前几天毛泽东的专列就在空28师杭州笕桥机场火车专用线上停留。在专列上招见各方领导时，毛泽东很关心白军长，询问空5军政委陈励耘：“白军长为什么沒有来”，陈励耘说：“白军长在指挥所值班”。

军指挥所和白崇善军长家都在空5军大院内，空五军大院和28师笕桥机场火车专用线仅有4公里距离。中间有一条宽阔平坦的机场大道相连。父亲经常往返其间，行车不用十分钟。军里7位领导轮流值班，如遇开会、下部队都可互相代值班， 此时距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专列，白崇善军长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当然，毛泽东快离开杭州时见到白崇善军长，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毛泽东这句话让白军长很是感动，铭记在心。

9.13事件后，林彪“死党”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涉案被抓，白军长大红大紫。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白军长因错误被降职、降级作退休处理。

　　 二、朝鲜战场重病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父亲很少生病，身体不错，可是抗美援朝时生过二场重病也算是死里逃生。1950年12月，父亲担任志愿军20军保卫科长时参加“长津湖战役”，在“血战长津湖"的二次战役刚结束，父亲突然持续高烧不退并伴有休克现象，诊断是“斑疹伤寒”（现在有资料说是美军撒下的细菌弹所致）。

“伤寒"当时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按规定团以上干部重病要送回国治疗，当时地处朝鲜北部狼林山脉、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天气零下三十多度，天寒地冻，冰雪千里，山路蜿蜒曲折。在用汽车送回国的路上，经过一个野战医院时，院长检查后说：“病这么重，天这么冷，路途这么艰难，身体承受不了，并果断决定就地治疗。 ”

在一个山洞里，地上铺上草，住了十几个重伤病员。每人发二个美国钢盔，一个当脸盆，一个当便盆。父亲的通信员小王每天端饭端盆前后照顾，没有药品，无医疗手段，只能静静卧养。有一夜大雪后，洞口被雪盖住，洞外面医护人员找不到洞口急得乱蹦乱跳。洞里面人在黑暗中饥肠咕咕，只以为漫漫夜长。直到傍晚，在警卫连队的帮助下医护人员终于找到洞口，送进食物。

临近春节一片喜庆，二十军首长专门给父亲送来一大袋慰问品，全是在战场上缴获的美国罐头。有牛肉罐头、鸡罐头、香肠罐头等。因为父亲的病情不能吃肉制品，父亲就留了两盒美国奶粉，其余全部送给身旁的重伤员，大家都很高兴！

在山洞里住了三个月，父亲的病渡过危重期，竞渐渐好起来了。看到父亲病情好转，院长非常高兴，院长对父亲说:"当时我们把你留下来治疗是承担很大风险的"。多年后，父亲对我们讲起这段往事时，对小通信员和院长饱含深情。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后期，父亲在板门店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的交换战俘委员会，担任第七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当时，因医疗条件差，和父亲一起工作非常熟悉的一位志愿军代表，因患阑尾炎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幸病逝。能够选调到“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工作的都是各部队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这事引起北京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立刻从北京选派了一位外科专家，驻扎板门店。在专家到来的一个星期后，父亲也得了阑尾炎，这一次专家主刀，手术非常顺利。总之，两次大病，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父亲。当时板门店中方最高领导李克农上将还亲自前来看望。

　　( 1953年于板门店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和部分友好国家的谈判代表合影，图左一是父亲，时任第七小组中方首席代表)

父亲（前排左边第一人）和战友们在朝鲜战场，

父亲（前排右边第一人）和战友们在朝鲜。

三、 父亲和心脏病

1972年，在嘉兴机场抢救白军长几个月后，父亲和几位师领导在省委开会（“文革”期间这种会议很多）。一天下午，时间有空，二位飞行副师长来请假，说：“今天有空，赶紧去把飞行员的每年例行体检完成。”父亲正好没事，就一起看看这所为空28师工作的空军杭州医院。在心电图科，一位副师长做完心电图出来，看见父亲在门口转悠，顺口说：“政委有空，你正好也做个心电图。”父亲沒做过心电图，也好奇，就做一次。谁知做完，医生就不让走，又来了二位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并叮嘱：“卧床不能多动”。笫二天从浙江医科大学请来一位心脏病专家会诊，在这位教授问病的过程中，父亲一再说明这几个月每天早上都跑步锻炼，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但教授还是和空军医院的医生一样在病历上写上“冠心病”的结论。

大家知道，冠心病是不能根治的，这让身体一向很好，工作繁忙从不请假的父亲，不得不静下心治病。很快就转到上海虹桥空军109医院。

我恰好正在上海警备区通信装备修理所帮助工作，地址在程家桥路61号，离109医院约公交二站路。

父亲一来到上海，看到我就说：“要去看看给白军长看病的上海教授”。到了瑞金医院，门诊处问了几人都说不清楚，一位年纪长些的女医生，过来问了情况，把我们带到一间有二个病床并堆满杂物的空房间，一会请来了“上海教授”，教授和父亲热情握手，共叙往事。教授细查了父亲的病况和病历，说道：病情是初步的，并形象比喻，在冠心病的路上已经走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路程，离冠心病不远了。如果治的好，可退回。如治的不好，则成为冠心病。教授指出：治疗以饮食和锻炼为主，药物为辅。并对饮食数量提出严格要求。告别时，上海教授在“浙江教授”的“冠心病”结论下面，郑重写上“冠心尚未成立”六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父亲从瑞金医院回到109医院后首先从饮食严格控制自己，饭量大减，控制在治病所需。他说：“往往在食堂吃完饭还没走回到病房，就感到肚子又饿了”。根据“上海教授”所说，饿了可以吃一点五香豆，但一天不能超过6粒。同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保持一定运动量。这些健康习惯父亲一直保持终生。

父亲买了一本“上海教授”编写的全国医科大学《心脏病学》教材，住院时，每天认真阅读，从一点不懂，到能和医生简单讨论心脏病，收益多多。出院时，给父亲治病的主治医生提出要买这本书。父亲虽有些意外，仍然说：我已经看完了，送给你。医生说“是放在科里公用”。过后，说起这本书时，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我已经通读了”。但我感到他还是没有看够。只有三年小学文化程度，在1个月的时间里，对这样一本陌生的医学专业著作理解的深度应是有限的。

出院时，父亲叫驾驶员在空勤灶买了一些水果，以示谢意。为此，医生护士一再感激。当时水果的价格比肉贵，平常是吃不到肉的。过节时，烧一斤红烧肉，这一家的生活就不错了。在吃不到肉的年代，水果更是不能想的奢侈品。那时，没有小贩，国营店卖的水果不新鲜，品相很差。

空军必须保证对空勤灶（飞行员灶）的供应，而空军得天独厚，能做到。空勤灶的水果新鲜、品种多、价钱好。按惯例，师领导是可购买的，当然，我们沒有看到我家里买过空勤灶一次水果。

因飞行员每年要到全国各处的空军疗养院疗养一次。师里给每个飞行员配了一个小手提箱，黑色人造革的，挺好看的。按过去惯例也给师领导每人配了一个。当管理科长送来时，父亲表示“不妥，这种习惯影响不好"。很快，分管副师长来找父亲说：“包已经发给各领导，如政委不收，其他人也就不好办了。”并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这个小提箱成为我家里唯一的一件由师里配发并归属自已的物品。父亲到北京和南京开会都提着它。

回杭州后，到医院看病检查时，浙江教授在病历上看到了上海教授的诊断结论，他们都是著名专家，互相认识，熟悉。浙江教授略显激动的对父亲说：“你不能听他的，按他的话治疗，你要吃苦的。”

二位著名专家，二个不同结论，二种治疗方案，何去何从，难以抉择。思想良久，根据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理解，父亲最终选择按“上海教授”的方案去做。坚持不懈几年后，病情一直好转，3年以后不再吃药，以后几十年间，每年体检再无出现心脏疾病，心脏一直很好。浙江教授一直很关心，每年打电话，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后，也不间断，跟踪父亲病情十多年，他把给父亲治病的经验写进自己的论文，一直作为成功的范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各家医院都没有“CT”、“B超"等先进医学设备的条件下，医生仅凭心电图等简单方法就准确判断并完好彻底地医治心脏疾病，父亲是非常幸运的！父亲一直记得“上海教授”的名字，在父亲大约80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上海教授”去逝了，他记得这位教授和他年龄相仿。

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上海教授”的信息，他也就是1972年在上海教授工作的瑞金医院请教授看过这一次病，但教授讲的每句话父亲都一直记住，在父亲晚年每年一次的体检中，父亲的心脏都很好，从没出现问题。

医生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和崇高的职业，这位教授仅用十几分钟时间以聊天谈话的方式，就让父亲心脏终生健康，父亲为此一直深深怀念。

1978年，父亲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待参观访问的外国军事代表团。

在军区政治部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