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中国人都爱自诩“衣冠之族”“礼仪之邦”,好像自古及今我们中国人都惟礼是尚,守礼不忒,但我们翻阅典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美无瑕。

由《周礼》所言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是当时实施的礼制,大体是繁琐的士礼,是宗教仪式与风俗习惯的混合物——二者皆成于战国时期,那种庶人的严格的礼仪规则没有字斟句酌的规定可令我们后人观瞻,进而仰望。《礼记》(包括“大戴礼”“小戴礼”)成于汉代,原书已亡佚,由后人拉杂凑成,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也不涉及庶人礼。实际上古人也说过“礼不下庶人”的话,由我们实际所见到的,证实了在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庶人礼”,那类闾巷乡校于闲暇之际授予子弟的洒扫省见应对礼节,由于太过简陋,应该算不上一种礼仪规范。虽然迄宋中土已经进入市民社会,礼开始下庶民,有了所谓“昏礼”“丧礼”之规,宴饮、相见皆有礼,但只是徒具形式,并没有深入人心,知书达礼的还只是士大夫阶层,由他们来维持礼之仪轨的不沦亡,普通百姓大体还是不知礼也不守礼的,所以要说我们自古即是“礼仪之邦”实在是大而不当、名实不符的溢美之词,不能令人信服。

  斟酌于名实,我们称自己为“礼仪之邦”自然要打下折扣,这不假。但不能据此便成为大家甘处下流,因而漠视礼、不守礼的口实。礼是道德规范,儒学最讲究“克己复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要求人的言行要顾及到义利是非,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欲,使自己的意识、行为合于礼的规范,不能任意逾越仪轨,使礼流于形式,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礼仪文饰与质朴的性行要配合恰当才好,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令人仰望的君子,否则就会流于粗野或者矫饰——这可说是礼近于人情实际的最高境界。西方推崇绅士教养,我们喜爱文质彬彬的君子,究其实,根本不出一个人性内涵。

除掉一些不合时宜的伪礼,礼的用途重大,不仅踵事增华的。社会没有礼根本不行,礼的灌输是和风拂面、细雨润物,目的是使人能够自觉限制日常言行,义利当前要做出正确抉择。社会没有法自然不行,法是强制力,它规定人的行为底线;没有礼也不行,礼提升人的道德层级,使人活的状态更加像个人,不仅只具备动物本能。

  咱国人凡到之处往往扎堆成群目无他人嘀嘀不体地说个不停,但不是所有的国人完全不知礼,也并非个个是品行恶劣的小人,拒绝与人为善,而是因为我们囿于拘谨刻板的品性,不敢或羞于有所举动。举凡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性格矜持、内敛——更不用提还有极少数那种城府深严、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这与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演化成的民族气质有关,儒家宗族观念在其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就这么一代代流传下去,终至于根深蒂固,成为难去的流弊。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一意防范外人的藩篱一旦构筑起来,从小处说,将成为人际沟通的阻碍,大而化之,可以说将连带影响到我国邦交的成败,因为行施邦交行为的也是人;近代历史上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侵入”不敢说完全是由于当时外交上的无知所犯的愚蠢的错误,诸如狂妄的以上国自居,拒绝承认国家间的平等,拒不给他们外人平等的相待的礼节等等所导致,起码有部分原因是这样的,这类教训不得不令我们汲取。既然与人沟通的消极对策有这么多弊端,我们就应该痛下决心来改正,大可不要那类虚假不实的矫情与无礼的强硬。不要以为有些表情达意、拉近人心的人际交往的仪式、礼节能够省却,虽然它们只是一种形式,但我们不能忽视形式背后的意义和有益于人心的作用。我以为现在正处世界文化的大融合时期,我们正好借此奋起修正自己的形象以期中华民族真正融入世界;个人要改变,国家的邦交更需改善,因为现在二者都不尽完美,大有改善的余地。切勿让人再发那种“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喟叹了,沉溺在黍熟黄粱好梦的君子们该醒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