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感谢天地出版社授权发布,详情见文末。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

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 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 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 10分钟或 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在巴黎吗 ?”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 ?”毛问道。“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 “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 ?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 ?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 ?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 !”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

从“冷战”到“破冰”

国际战略家、“冷战”见证者尼克松唯一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