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名叫钟诗贤。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见到一个女孩,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孩答道:我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彬彬答道:是。主席说:要武吗,宋彬彬当即改名宋要武。消息传到大庆(当时我在大庆工作),就掀起了一个改名热潮。有同志给我贴大字报,说我的名字虽然没有文质彬彬的彬,但也显得文质彬彬,要改。我不敢怠慢,立即考虑改名。改什么名字好?开始想,她叫要武,我就叫扬威,我们耀武扬威,毛主席一定喜欢。后来仔细推敲,觉得不行,要是别人叫成“阳痿”,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女同胞知道了,谁还敢和我结发同枕席,我岂不是要当和尚?自己立即否定了这个名字。又想,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任人唯贤,我就叫唯贤。仔细一想,还是不行,人家叫成“危险”就不好了。当时想,中国人的文字,同音异意的太多,此时脑子里闪过一个zhong Guo ren 的声音,我就叫钟国仁,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我就做个名符其实的中国人,就这么定了。

其实,我原来的名字也有特殊的意义。大家可能看过鲁迅的作品“故乡”,其中有个人物叫闰土,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叫闰土。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在取名时,缺什么就在名字上补。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最缺的就是文化。我父母给我取名时,就想给我补点文化。然而,在旧社会在名字上补文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没有作用。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给我补了文化,还让我学到了科技知识。想起我的名字,我就会有一种感恩思想,我要做到:报效祖国作已任,服务人民献忠心。

既然名字有意义,为什么又改。当时,我们大庆研究院,革命群众中出现派性。主要是对基层干部有分歧,有些人把基层干部都当走资派。我和一些同志则认为,走资派应该在有权决定方针政策的干部中,基层干部只有执行权,不能决定走什么路,不可能是走资派。但另一派的人,他们对毛主席是忠诚的。我想起周总理求同存异的思想,我改一下名,我没有什么损失,也不妨碍我想起原来的名字, 但可以缩小我和同志们的分歧,所以就改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