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练轶事

颜世亮

　　1979年的秋天，我们奉命外出拉练。

77年入伍两年半了，正儿八经拉练还是头一回。前两年在东海的守岛部队，所谓拉练只是把铺盖搬到坑道里睡几天，吃几天压缩饼干而已。

79年二月我调13军，参加了云南边境对越反击作战，战后撤回四川南充。越南人吃苦不记苦，才几个月又在边境挑衅了。原以为我们会再度南下征战，但军委调整了战略，改反击战为防御战，把各野战部队轮番调往边境，战场当作轮训场，让更多部队接受实战洗礼。

没有作战任务，我们训练还是把越南作为假想之敌。拉练季来临，起先有消息说去云南的西双版纳，以适应热带丛林作战；还有说是西藏的昌都，训练高原火炮射击。这两个地方，我都十分向往。

可拉练方案下达时，有点失落，拉练就在本地乡下。别说出川，就连南充都没离开。

我们炮兵指挥连，属于“车轮上的连队”，拉练不用徒步跋涉。

两台军卡从嘉陵江大桥出城，沿公路行驶，后转入了机耕路。这种宽3-4米的土路是四川农村主要的道路 ，军卡能过，车辆交会比较麻烦。好在偶尔有手扶拖拉机，没遇上别的什么机动车。沿路老乡看见我们车过来，早早停下，在路旁兴奋地向我们招手。

　　本次拉练全连不在一起，我们这一拨两个排：侦察排和测地排。  连长带队，加上通讯员，还有炊事兵、驾驶兵各两名。

侦察兵和测地兵是为炮兵射击准备服务的，都是用光学仪器测量，用对数进行计算。区别在于：侦察兵用方向盘和炮队镜，测地兵用经纬仪；侦察兵用密位制，就是把圆周分为6000单位。而测地兵用的是度，圆周是360°，但每度有60分，每分60秒，一个圆细分成近130万个单位。

就精准度而言，测地兵略高。但火炮不是导弹，不是非得首发命中，试射后可以校正。侦察兵的观察所可以看到目标和炮弹落点。将修正好的射击诸元下达给炮兵阵地，就可以群发和急速连发，将目标覆盖。

于是，炮兵侦察兵有个美誉：炮兵的眼睛。换言之，没有侦察兵，炮阵地就瞎了。

炮兵侦察兵有器材手和计算员之分，我在老部队是计算兵，战后从步兵连队调到指挥连。开始有点懵，因为这里的计算工具和原部队不太一样。计算盘形状不同大小也不一样，很不顺手；对数表更是不习惯，我熟悉的是四位对数，这里用五位对数。

当兵满两年算老兵了，有些心力疲惫，要我再像新兵那样“埋头苦练杀敌本领”，已然力不从心。说实话，倘若重返前线，我还是愿意直接端着枪战斗。

军令只能服从，我写信给海岛老部队，向侦察兵集训的教官金德明求助。很快，他给我寄来一本四位对数表。

这本对数表让我成了全师炮兵计算高手。炮兵计算，就是运用三角函数，如正弦定理、余弦定理，进行坐标正运算、逆运算之类演算。对数可以将所有乘除转变为加减，使计算更快捷并避免差错。按总参训练考核标准，四位对数和五位对数是相同的，这样我就占了便宜，每道题，很轻松比别人快个10秒。精度可能会略低一点，但不会超出允许的误差范围。

　　通常拉练是离开营房，行军露营，模拟实战多科目的综合训练。应该走走停停，边走边练，而我们是驻扎下来的，所以也称“驻训”。

地点是事先考察联系好的，一个山坳里的村子，三面环山。远远看到村子，车子已没路了，进村是一条弯曲小道。

好在稻子已收完，车子可从空田里走。为避免车胎陷得太深，我们全体下车，徒步进村，稻田不比旱地，土很松软。

  村子不大，只是一个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住农户家里。

我们班安排不错，是该村的生产队长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新房子。房子是三间泥草房，屋顶盖的是稻草，墙是土夯的。屋内隔墙则是毛竹编的，糊上泥。房子外面围有一圈高约1尺的石板，嵌入墙脚地底下，不仅为美观还可防御老鼠或蛇打洞钻入室内。这种石头是棕色的，纹路平直，采石板很容易，但硬度不高。

新房子不挨着主人老屋，隔了七八米。门前是块20多平米的空地，有棵碗口粗的树，树下有尊石头垒的桌子，桌面是块一米见方的石板。边上是他们家的小果园，七八棵广柑树，挂着一些尚未成熟的果子。没有围栏，但感觉门前就是个小院。

翻对数表和转计算盘，不用去野外训练，我们从连队有小板凳带来，门口就成了不错的训练场地了。

如此优雅的环境，致使后来连长开连务会都借用此地。通讯员会挨个通知班排长：马上去“老二家”开会！ 侦察班是一班，计算班是二班，我是二班长，连里上下都喊我老二。不过一班长没资格当老大，连长才是老大。 “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是一句电影台词，战友们常挂嘴边。

房东很客气，说三间房随便用。我一看，中间进门是堂屋，空着的，左右两个房间，都放有几样家具。我决定就住中间，把两边的门关好，规定大家没事不要进去。我说：“说不定哪间就是新房，新郎官没住，不能别人先住了。”

堂屋不大，六个人睡还是宽敞的。地是泥地，我们随车带了床板，没有砖垫，就直接放地上了。正整理着，过来了一位姑娘，十六七样子，一脸阳光的笑容。她说她叫 “幺妹”，队长是她“老汉儿”（四川方言：爹），问有没得啥子事情帮忙。

我想起床板因车子震动有些个钉子凸出来了，想向她借把浙江人称作“榔头”的工具。怕她不懂，就用规范的普通话说 “借个锤子”。没想她愣了一下，竟然慌张地跑开了，我有点莫名其妙。

过会她回来了，低着头，递给我榔头，好像脸很红。我更奇怪了，刚才那么落落大方的，咋一下子变得如此羞涩？

后来我才解开谜团：原来“锤子”在四川话里常被当作不雅词汇，喻指男性的某个器官。其实，四川话属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的基础音北方方言同一语系，交流不算困难的。只是这个“锤子”太奇葩了。四川袍哥别出心裁，联想力不同凡响呀！

　　房东五十多岁，走路跛脚，曾参加抗美援朝，脚是战场负的伤。他有四个孩子，大的是对龙凤胎，30出头了。女儿嫁在外村，儿子是在自家老屋结的婚。老屋中间隔开，另辟了扇门，算是自立门户了。

双胞胎是当兵前就生好了，下面两个是退役回来后生的，所以间隔较大。老三是儿子，看去20左右，已经订亲，这屋就是为他盖的。村里人结婚早，那时新的《婚姻法》尚未颁布，男20，女18就可领证结婚的，他们准备明年就办喜事 。还有个女儿就是幺妹，“幺”是排行最小的意思。

虽然脱下军装20多年，房东老兵依旧有很深的军队情结，我们驻训该村就是他去公社争取来的。

抵达当天，大家列队，连长请这位老兵讲几句。只见他戴了一顶仿的军帽（大概是文革留下的，那时很流行的），尽管迈腿不太利索，还是像走队列那样摆着手臂，走到队列前面，90度转身，脚跟靠拢，挺胸收腹，向我们行了军礼。

长久没敬礼生疏了，手臂抬得不够高，没到位。他急忙把头斜着凑过去，让帽檐触到了手指，完成了敬礼动作。虽不规范还有些滑稽，但谁也没流露出不敬，反而觉得老兵十分可爱。

他大儿子家门正对我们住的屋，没事喜欢坐在门口，跟我常有聊天，我了解了老兵的一些身世。

原来他起先当的是国军，49年初被俘。是领路费回家还是换军装加入解放军，他选择后者，成了“解放战士”。后来随部队去了朝鲜战场，52年被炮弹炸伤一条腿，不久就退伍了。因为是伤残军人，他被安排在镇上上班。直到文革爆发，他被造反派揪了出来，说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单位把他开除了，还吊销了全家的居民户口，遣回原籍。

村里民风淳朴，乡亲们没嫌弃他，还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十年。

“我们屋头四个娃儿原来都是吃商品粮的。”大儿子十分惋惜地说。

我常去乡下外婆家，从小就知道农村条件要比城里差，但这里的贫穷还是让我吃惊。

整个村子很少看到砖瓦建筑，基本都是泥草屋。人们大都穿着摞着补丁的衣服，大人小孩出门都赤着脚。家家户户的主食，就是当地人叫“红苕”的番薯。我有点纳闷：村边那么多稻田，米呢？

大儿子告诉我，稻谷大部分都交公粮的。 “我们队还算好，余粮多，每年可分几十斤；差的队每人10斤都没得。” 他接着说：“稻米一般还是舍不得都自己吃，要拿些去集市换点钱用噻。”

　　吃饭，常常是一家人围着灶台吃煮番薯，剥下的皮留给动物们吃，各家都养有一两头猪和几只鸡。平时不做菜，腌几坛泡菜，吃一年。队长家屋檐下有几只很大的泡菜坛，幺妹说，她家每年要腌400斤。吃的时候也不洗，捞起来就嚼。我试过，没法吃，实在太辣。

大米很少拿来直接做米饭，而是熬番薯粥。锅里倒进水，将番薯去皮切成块，抓两把米进去，盖上锅盖慢慢煮。

盛上一大碗红苕稀饭，男人们就不会安分待屋头了。他们捧着碗，碗上搁着两条泡菜，不着急吃，先在村里四处转转，因为这是极有面子的。遇见人，用筷子敲敲碗沿，响亮地打招呼：“吃饭，吃饭啰！”

村里有棵大樟树，那儿人气最旺，相当村民中心。每天傍晚，总会有几位端着大碗的男人聚在那里，边喝粥边聊天，直至夜幕降临。

我告诉大儿子（我们喊他大哥），浙江农民平时都是吃米饭的，还烧点菜。大哥瞪大了眼睛，一脸的惊讶。

“都吃米饭，还烧菜？ 你是说过年的吧？”

大哥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六七岁，老三是儿子，没满两岁，大嫂又是挺着肚子了。基本两年一个，孩子们年龄是个等差数列。那时计划生育已经有宣传，村里挂着有线广播，常听到在喊：“生一个太少，生两个正好，生三个有点多，生四个要不得喽！” 只是管理措施没有八十年代那么严厉。

按战时要求，炊事兵是搭帐篷挖灶做饭的，我们用餐要到村头。那天有事，我没过去，班里战士帮我带回来一份。我看菜不错，饭碗也压得很满，足够仨孩子吃的，我就端去了大哥家。

我放下饭菜，对大哥说，饭给娃儿吃，给我两个红苕就行。

当大哥女儿把空碗送回来时，我问她饭有没有吃？她说：“没得，弟娃儿一个人吃完的。” 她说得很平静，丝毫没有委屈的神态。看来好东西都得归弟弟，她是习惯了的。

我有些感慨，不单为两岁小孩的惊人食量，更为这种重男轻女陋习。那女孩十分瘦弱，平时看管弟妹，还得帮家里干活。她经常在门口，一个大木盆，上面横块板，吃力地剁着喂猪的薯藤。

当爹的也不帮忙，一旁逗儿子耍。儿子调皮捣蛋，撵鸡摔东西，老爸佯装生气，手高高扬起，又轻轻放下，不舍得打。嘴里骂: “狗日的屁娃儿，我日你仙人板板……” 听上去语言极其恶毒， 脸上却都是父爱柔情。

男女不平等，不只是对孩子，大人也是如此。村里的男人不做家务，农闲时不用出工，男人们就聚在一起聊天，当地称作“摆龙门阵”。

女人们却得终年辛劳，即便农闲也得去挣工分：背着竹篓割草，喂生产队的耕牛。幺妹自不必说，连大嫂这样怀着身孕，也得去割草。

我曾问大哥，有没得啥子愿望？大哥不解，他觉得眼下过得挺好。我启发他：“假如让你当皇帝，想啥子有啥子，你想咋样？”

这下他明白了，他想了想，坚决地说：“老子每天吃三碗抄手！”抄手是四川小吃，类似浙江的大馄饨。

“碗头再浇上红油，巴实得很！” 大哥补充道，还舔了舔嘴唇，像是已经吃了一碗。

　　使用地图是炮兵指挥兵的基础技能，是我们本次驻训的重点。军用地图不同于民用地图，民用地图只表示大致的地理情况，军用地图则能精准地描述地形地貌。

看懂地图不难，地物标识大都是象形符号，即便没学过的，猜也能猜个大概。但要熟练应用地图却不容易，对等高线的感悟不是短时间就能形成的。

地图上一圈套一圈的曲线，叫等高线，同一条曲线上各点的海拔高度都相等。 高手看地图是立体的，如同看沙盘，等高线就是凹地、鞍部、山谷、山脊、山头……栩栩如生。

《亮剑》李云龙说自己“天生就能看地图”，说他当师长警卫员时第一次看地图，就“真山真水，一目了然”。他早年做过篾匠，说看地图和编竹筐差不多。这话是他对楚云飞说的，多少有些在友军面前显摆的味道。但作为传奇人物，老李在这方面应该有超乎常人的天赋。

地图的应用包括：能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能在地图是找出目标的位置；能依据地图有目的的行进等等。军用地图通常都是大比例尺的，我们这次用的都是1；5万的，即一个坐标网格边长为2厘米，对应实地是1公里

地图训练属于共同科目，经常两个排一起训练。到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各自摊开地图，用指北针调整使地图和实地方向一致，观察周边地貌，对照地图，先确定自己的位置（专业术语叫站立点）。 只有站立点没搞错，才可能正确判定目标点坐标。

目标选择远处的明显地物，如树木、独立的房屋或突出的巨石，让战士们在地图上找出该点，用针插住，再用地形尺量出坐标。和我们学校学的相反，军事坐标是先纵后横，坐标为5位数。由侦察班架设观察哨，通过计算确定精准目标坐标，用来对照鉴定每人报出的坐标数据是否正确。

在野战部队，准确使用地图是所有基层指挥员的技术要求。部队冲锋受到敌火力压制，指挥员只要把火力点位置报告给指挥所，才能得到炮火的支援。

这次反击战，我师有几起火炮自伤事件，战后我曾抽调去司令部和几名炮兵科参谋一起调查。经过指挥所保留的相关记录验算核实，所有射击诸元准备和射击口令下达均无明显失误。问题出在前方报来的目标坐标错了：有的把针插在了兄弟部队头上，还有的居然插在自己的站立点上，故而酿成“乌龙”。

　　地图训练同时，顺带也练练目测距离。前辈们为我们留下有简便实用的测距方法，最经典的是“拇指法”。《亮剑》那位叫柱子的炮手，就是用此方法干掉了板田联队指挥所。

拇指法专业叫 “跳眼法”，是应用了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比例相同的原理。一般人两眼瞳孔间距为6厘米，手臂长为60厘米，比例为10倍。那么两眼分别从拇指同侧看到的两点距离就是目标距离的十分之一。

这方法有局限，在目标附近得找个已知量作为参照，比如汽车、电线杆等。大卡车宽约2.5米，长约7.4米；农村的电线杆高度一般6米，两杆距离为50米，都是极佳的参照物。

我感觉直接用经验参照，更为靠谱，这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比如多少米可以看清屋上的瓦，多少距离能看清窗户，天晴天阴有什么差别……  人也可作为参照：通常500米能分清男女，600米就分不清了；700米可以看到人两腿间空隙，800米就上下一般粗了。老兵们把这概括为：“五清六不清，七空八不空”。还有，目标在低处显远，高处显近。故曰：“低误远，高误近”，这需要凭经验修正

当了几年兵，我认为自己最出色的专业技能就是目测距离，因为本人有双出色的眼睛。这当然不是指眼睛长的漂亮，而是视力极佳，当兵体检我双眼都在2.5以上，其中左眼达2.8（老的视力表）。

我的训练方法是倒过来的，先获得精准的目标距离（途径是在地图的用尺量，或侦察班架器材通过计算获得，有时用炮队镜），然后细细地观察目标四周各种地物的状态、颜色，像拍照一样镌刻在大脑皮层上。还用笔详细记录下来，除了标明距离，还标注气象状况，目标朝向等等。到拉练结束，我记录了有百余页之多，抽空翻看，对照，从储存在大脑 “图库”找出相应的“图片”，细心揣摩，分析同种地物在不同距离时细微差别。

此后，我目测距离误差基本不会超过5%。正常情况，目标超过1公里的，测试者都只报到整百，如1300米或1400米，因为考核的优秀标准允许10%的误差。我习惯精确到十位数，有次在阆中，全师专业考核，目测距离我获第一。其中有一个目标距离，我的报数精确到个位数，这当然是故作玄虚，把考官都逗笑了。

当年眼睛好过头了，终于乐极生悲。 30年后，那只2.8的眼睛瞎了，是视网膜脱落，粘也粘不回去。剩下的一只也是千疮百孔，布满出血点，被激光密密麻麻打上补丁，才算还保住了一点视力。

　　扯远了，再说40年前。  只要天气好，我们每天半天时间野外训练，没几天，就踏遍了方圆10公里的所有山头。为寻找训练处女地，我们就驾车去更远的地方。

嘉陵江水系支流不少，一般河流都没有桥。为防止走投无路，我们都沿正规公路走，遇河流有摆渡车辆的渡口。

摆渡船由若干木船并拢，上面覆盖木板停汽车。河岸两端连接一根粗缆绳，动力是人在船上拽，船动人不动。地方车辆过河需要付钱，军车免费。战士们下车帮忙拽缆绳，摆渡工也没客气。他们认为：有钱出钱，不出钱则出力，天经地义。

离开营区，虽听不号军号，依旧得规范遵循《条例》。即便在“家”计算训练，也是背上作业包、扎好腰带、列队、报数、宣布训练科目，然后开始做题。我们的口号是“百题无差错”，说实话，要真做到还是不容易的。

班里有两位老兵，计算盘转得挺溜，简直出神入化，一道题十几秒就够了。不过，我还是要求他们多练对数表，因为纯手工操作，很难确保不出差错。关键的计算，还得对数表靠得牢。

本次反击战，证实火炮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我们师炮管不到300根（火箭炮是多管的），越南一个步兵师只有100根左右，部分还是二战留下的小口径山炮。听炮兵科长说，苏军一个步兵师有800多根炮管。我们是比下有余，比上远远不足。

增加火炮数量，加强火炮威力，无疑是陆军发展的趋势。当时有传闻，我们师的炮兵科马上要晋升为炮兵司令部。我对班里战友说:“好好练，你们都有希望去司令部当个计算参谋的！”

战友大都来自农村，毋庸讳言，提干是他们的心愿。所以，我们班的专业训练不用督促，都非常勤奋。

幺妹有些不明白了，问我： “你们训练啷个像学生娃儿写作业样的？” 她认为解放军训练应该是拼刺刀、扔手榴弹，摸爬滚打，杀声震天。

我们指挥连清一色折叠冲锋枪，不带刺刀的，单兵装备也没有配置手榴弹。我不知该咋解释，好在她没继续追问。

一天下午，我们全班坐在门口计算训练。突然有战士抬起头，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幺妹从水库回来，她提着个桶，刚洗完衣服。

今天的幺妹有点“妖”，散披着长发，没穿外衣，估计刚才顺便也脱下洗了。上身是件无袖“娃娃衣”，紧绷着身体。裤子更紧，说不定还是童年留下的，裤脚明显短了一截。村里孩子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然后老三老四往下传。幺妹家里最小，无人可传，只能一年年自己穿。

见我们都坐在屋外，她有点不好意思，加快脚步走过。一位战友小声说：“你看嘛，那沟子，没得穿裤子样的。” 他是四川兵，四川话把屁股叫做“沟子”。我拍了下他的脑袋，告诫道：“想想就得了，别说出来！”  结果全班都笑了。

　　这里离南充城里不过80多里， 村里有些人居然一次都不曾去过。早先要靠去只能走路，修了路后镇上有去南充班车，每天一班，当天回不来。在城里，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不方便。大嫂说十多年前还是姑娘时去过一次，大哥则扳着手指嚷道：“我也8年没得去过喽！”

大哥告诉我，他婆婆这辈子还没坐过汽车，嫩么大的车才是第一次看到。这里人管奶奶叫婆婆，他婆婆也就是队长老兵的娘。

那天得知车子要去镇上买东西，我跟驾驶员说帮忙捎房东奶奶坐车转转，他答应了。

驾驶室给奶奶留了个位置，大哥爬上后车箱陪着去了。回来后，奶奶特意走过来道谢。她兴犹未了，笑得小孩般开心，还兴致勃勃说了件趣事。老太太缺门牙，讲话漏风，加上她不停地笑，我没听太懂。她离开后，四川兵为我复述了一遍，才明白她老人家说的是个关于汽车的传说——

说早年村里有个人，有天去镇上，听喝茶的人说，现在有种叫汽车的东西，很大，没得脚，还跑得快。他回来和村里人一说，没得人相信，因为他平时就有些瓜兮兮的（四川话  瓜：傻的意思）。 他就想自己去看看，汽车走大路，得先找到大路，那天一早就出门了。他走啊走，直到太阳落了才找到了一条大路，他就坐在路上等起。

一会儿，真的来了一坨好大的东西，有一间屋那么大，从坡上下来，他吓得起身就跑。他前面跑，那家伙后头追，越追越近，它的两只大眼睛，会喷火光样的，好亮！汽车边追边喊，声音好吓人哟！他想跑肯定跑不赢，就一下跳到路边沟里躲起， “那个汽车眼睛不会转弯，硬是看不到人了，呼地一下就追过去喽！” 最后这句是奶奶的原话。

村里没有店，买东西要去前面镇上，四、五里地，差不多走半小时。

镇子不大，有条不足百米铺着石板的老街。街两旁大都是二层木结构房子，楼下是店铺，楼上住人。窗子用细杆向外撑着，没有玻璃，就是当年潘金莲邂逅西门庆的那种窗。

镇上既有新刷的与时共进的宣传口号，也可看到文革残留下的半截头标语。在一堵侧面的墙上，还保留有一幅五十年代的宣传画，画面是八戒看着比自己更高大的肥猪，大惊失色，边上写着： “公社的肥猪肥又大，八戒见了也惊讶！”

镇中心有个茶馆，很简陋，但很热闹。十多张桌子，大小不一，高低不等。坐的也是五花八门，有方凳、长条凳，最多的还是毛竹椅子。茶客基本是中老年男人，喝茶每位6分钱。

茶具是三件套：托垫、茶碗、碗盖。喝的时候，一手端着托垫，一手斜着碗盖在水面浮茶叶上轻轻刮几下，先闻闻茶香，再把嘴唇贴上碗沿，将茶水徐徐送入口中。若需续水，只消把碗放下，拿下盖子置其碗旁，不用招呼，伙计心领神会。细壶嘴的铜壶，离你三尺远，一道水柱从空而降，泻入茶碗，须臾间，茶水与碗口齐平，且无一滴外泄。

每次周末去镇上，我都会光顾茶馆，别的战友说没兴趣，我只好独坐。喝着热茶，点上一支烟，置身于嘈杂声中，心里却异常宁静，很享受这种感觉。

茶客们摆龙门阵爱扯嗓子，称自己“老子”，喊别个“龟儿子”。言语中常出现“你麻批”、“你哈戳戳”、“你晓得个铲铲”这类疑似吵架的话，其实大家都是熟客，非常友好，并无恶意的。

茶馆也是牌友的娱乐之处。四川的牌瘦瘦长长，有84张，上面有数量不等红点、黑点。牌的中间画有人物，古代美女、梁山好汉之类，最常见还是三国人物。牌叫“长牌”，也称“川牌”，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和麻将一样，属于正宗国粹。可惜看了几次，我还是 “搞逑不懂”。

有次我下午去的，碰巧说书开始。茶馆为说书人提供平台，说书人帮茶馆招徕顾客，双赢模式。说书人几句开场白后，先扼要提示前面故事的要点——估计上次就是说到要紧之处，戛然止住，“且听下回分解”的。

这时，有人端着木托盘挨个到茶客面前讨赏。打赏多少随意，通常是3分5分的硬币，我口袋没硬币，就放了1角纸币。见我没要回找的意思，说书人瞄在眼里，立即起身弯腰致谢。那次内容是《说岳全传》，有趣的方言，夸张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 比看书精彩多了。可惜我时间有限，在茶馆只能待1小时，得赶回去销假。

　　夜间训练，就是找点，按方位行进之类。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地图几乎没用，因为看不清周围地貌，没法和对照。

夜间行进方向感最要紧，，天气晴好，可以看北极星或看月亮升气的位置来确定方向。反击战时，我们有位战友受伤掉队，和部队失联。白天不敢行动，晚上靠天象判定方向，一路向北，那儿是祖国的怀抱。靠几块压缩饼干在密林丛中艰难行进了五个夜晚，终于在红河边上被发现获救。

我们训练当然没这么艰难，每人随身都有指北针，出门前根据训练标的，绘制一张路线简图随身带着。虽然带有电筒，但不允许照路，电筒的作用就是布包住靠微光看指北针或地图。训练中，田间小路，一脚踏空，整个人倒在沟渠里的事时有发生的。

驻训快结束时，连长组织了一次以班为单位的夜间科目测试。

白天，各班按部就班，照常训练。连长则带着两位排长一早出去布置目标点。

晚饭后，大家全副武装，登上汽车。按规定，车篷布是放下的，不让看到外面的情况。我从车轮摩擦的声音区分是泥地还是砂石路面，感觉车子一会儿从公路转到乡道，一会儿又回到公路。当车子停下的时候，我根据车速和时间推算，车子应该走了20至22公里之间。

三位“长官”等在路旁，我们列队后，立即带着我们往坡上跑，绕过几个小山包才停下来。这时，汽车看不到了，也不知刚才来的路在何方。环顾四周，全是绵绵山丘，方向全无。

连长拿出五个信封，让五个班长各抽一个，信封里是一张白纸，写有三个坐标。连长宣布了训练测试要求：

1.  以班为单位，必须齐装满员回到营地。

2.  每班三个坐标，必须全部找到，记录下目标点状态。

3.  行进中不得使用电筒，不得向老百姓问路。

连长宣布完，最后说：“我一早就安排了炊事班准备挂面，你们回去有夜点心，先到先煮！”说完，三人就跟车回去了。他们够辛苦的，跑了一天，也饿了一天。

夕阳已跌下地平线，暮霭开始升腾。在连长布置的时候，我就叫两个老兵赶紧找出站立点，告诉他们在离驻地直线距离15至18公里区域找。此时，他俩已在作业图板上调整好地图方向，并准确标出了站立点。

我拿出信封里的坐标，在地图上插上坐标针。发现三个目标呈不等边三角形分布，如把站立点到驻地画条直线，最偏的目标在线外约3公里 。

我说：“先不着急走，花5分钟想想，每人画一张行进简图，选最佳方案。”

先画好的四张基本相同，中规中矩，选择的是最近路线。最后这张有点别出心裁，是从1号目标直接先到3号目标，然后折回2号目标。显然，绕了远路，我问为什么？

“我想趁天还没完全黑下来时，把最难走的路先走掉。” 他回答。

果然是绝妙点子。从地图上看，如3号作为最后一个目标，回驻地势必得走崎岖的山路，漆黑夜里，不熟悉的环境是极易迷路的。换2号目标放最后，看似舍近求远，但2号点离公路近。到了公路就好走了，再黑也不怕，公路直通我们熟悉的小镇。

　　我决定采用此套方案，并分配了任务，把全程分为5段，每人负责一段当向导。趁天还亮看得清地图，用三分钟做做功课，熟悉自己负责路段的道路状况，记在脑子里。

当我们一切就绪出发时，其他班都已没影了。

用地图短时间记住20多公里路线特征是很难的，但只记其中的1/5就容易多了。头一段带路的是入伍不满1年的新兵，他很兴奋，时不时回头对我介绍——

“前面有个岔口，我们走右边。”

“再走300米路右边有个水塘”…….

每当被验证了，他会很开心的笑出声来。

很快就到第1个坐标位置了，我看除了路旁有个露天粪池，附近没有其他可以标识的地物。就它了，我拿出纸，在1号坐标下注明：“露天粪池（2米x 3米）。”

按我们的方案，下一个是3号目标。从地图上看，这个位置最复杂，周边都是山丘，远离大道，坐标周围几百米甚至连小路都没标出来。好在此时天刚刚暗下来，还有两百米的能见度。带队的是老兵，方向感极强，几乎没走冤枉路就到了坐标位置。

借着尚存的能见度，对照地形地貌，我确定该位置没错。这是片光秃的坡地，只有一棵树孤独地立着。我记下：“一棵树（高约5米，直径10余厘米）。”我暗自庆幸，假如天完全黑了，这个点很难确定的。

从3号到2号，方向上看有些折返的意思，这正是我们要多走数公里的原因。带路的战士功课做得很足，他说：“往东偏北15°走350米就是机耕路，直通2号目标，3公里左右。路上要穿过两个村子，目标就在第二个村子东南100米处。”

一切尽如掌控，二号目标在一片坟地当中。我借着电筒光对照了地图，坐标位置是坟地东边的一座大墓。天还没黑透，墓碑上的大字依稀可辨。我记下：“坟地中一大墓（碑刻有：显考O公OO墓）。”

剩下的就容易了，到了公路，天完全黑了。负责最后向导的战士报告说：沿公路走8.3公里就到镇上，公路全程没有岔路，只有几条机耕路交会，穿过去即可。

我看了下表，时间刚过7点半。我对大家说：“回村里差不多11公里，接下去按行军速度，十点到家！”

我们班是最先抵达村里的，时间是10点差5分。 连长正等在炊事班的帐篷里，一见我，有点意外，问：“目标都找到啦？”

 “报告连长：侦察排二班任务完成，全班六人无一伤亡！”

 连长接过我交给他的“作业”，看了看说： “不错不错，全对！”他吩咐炊事兵马上下面条，说给他们每人打个蛋，奖励一下。

第二天早晨不用出操，我们多睡了1个小时。我们去村头吃早餐时，发现只有我们侦察排的人，昨晚侦察班比我班晚了个把钟头。

测地排3个班，没有前半夜回来的，都是在找到3个目标后回家途中迷路了。

有个班虽然不断地停下来用指北针调整行进方向，但天黑无法确定站立点位置，还是走偏离了，从村子约600米处檫肩而过。直到在一路口，发现一个老亭子，似曾相识，大家想起前些天训练来过此地。赶紧在地图上寻找，才发现已走过头不止3公里了。

最后回来的那个班更不幸了，他们确定方向后不停走。可山路七弯八拐，走着走着感觉不对，又折回去一段，调整下方向再走。就这样折腾了半夜，筋疲力尽。班长也不敢再走了，怕会越走越远，干脆就地趴下“露营”。直到天渐渐亮了，他们对照地图一看，原来此处离驻地村子居然不足2公里。有位战士说，这一夜，他们走了有70里地。

　　一个半月的的驻训结束，天也凉了。一大早，幺妹背着竹篓去割草，依旧是光着脚丫。班里有个兵动了恻隐之心，跟我说想送双鞋给她，又觉得旧鞋送不出手。

我说：“你的鞋那么大，给她当船划呀？给她也不见得是她穿。用我的吧，我鞋小，这双才刷过2次，还算半新。” 我让他把鞋放在房屋侧面的石板上。说：“不用去送的，就假装晾晒忘收了。”

  “是的呀，你5号鞋，她家只有她穿合脚，就算其他人看到，还是会给她的。” 那位战士一拍脑瓜，像是恍然大悟。多年以后，这种方法被叫做 “精准扶贫”。

当天下午，我们返回南充的师部大院。

颜世亮

  2020年10月5日於杭州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