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老爹

石安源

2023年，又是一年父亲节，我再次提笔，以这篇文章深切缅怀我的父亲，也寄托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岁月流转，亲情不灭，唯有记忆长存心间。

🌹🌹【晨语 》

有一种爱，沉默如山，却撑起一片晴空；有一种情，无声似水，却润泽生命之根。父爱是一首激昂的诗，回荡在岁月的长河；父爱是一条奔涌的河，滋养着人生的梦想；父爱是一句未说出口的叮咛，镌刻在时光的深处。父亲节来临之际，愿天下父亲安康常伴，幸福永随，节日快乐！🎉🎉💕💕

对我而言，这又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没有电话那头熟悉的嗓音，没有饭桌上他默默夹菜的身影，只有心底那一份沉甸甸的思念，在这一天格外清晰。

我的老家在山东，我是“闯关东”后代中的一员，也被称为“海南丢子”。祖辈从何处来，已无从细考——只听说是山东诸城，何时迁至大连，也早已湮没于岁月。只记得我们曾在抚顺辗转，又在香炉礁颠沛流离，最终在石家沟盖起新房，我便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父亲在运输公司下属的刘家桥胶车五社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尚不发达，马车仍是货运的重要补充。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赶着马车拉煤、卸煤的身影。半麻袋煤扛在右臀，右手倒背搂住袋口，侧身弯腰，一步一稳地搬运。这方法，我至今仍在用。拉砖时，他戴上用废旧车胎自制的胶皮手套，一次搬五块，交错码垛，整齐划一，计数也方便。那一袋袋煤、一块块砖，是他用肩膀扛起的家。那时家家烧煤，砖瓦厂近在咫尺，拉煤拉砖的活儿便格外多，而父亲从不言苦，只默默承担。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是邻里眼中的“文化人”。每逢春节，左邻右舍总请他写对联、写福字。他提笔挥毫，墨香四溢，红纸黑字映着年味，也映出他对生活的庄重。

他常年订阅《人民日报》和《旅大日报》，也爱读线装古书，《彭公案》《三侠五义》常伴案头，也读《苦菜花》《西游记》等现代小说。书页翻动间，是他对知识的渴求与对世界的关注。

父亲还常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他勤学不倦，遇到生字便问我或查字典，从不敷衍。那份认真，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年少时对学习的敬畏。

父亲比我母亲小两岁，属兔。我从未见他们争吵，偶有分歧，总是父亲红着脸退让。母亲是小脚女人，却幽默风趣，爱讲笑话，连歇后语都带着几分俏皮。我们兄妹七人，我是最小的儿子，母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她一生操劳，为这个家耗尽心血。

后来我为照顾年迈双亲，放弃中专分配机会，选择下乡陪伴。母亲每每提及此事，便泪眼婆娑，逢人便说：“对不起老儿，耽误了老儿的前途。”那声音里，是无尽的愧疚与心疼。

在石家沟旧居留影。

石家沟的老屋，曾是我们全家的港湾。院落占地一千五百平方米，正房五间大瓦房，东厢五间，西厢三间，两侧偏厦，下院还有三十多平米的棚厦，枣树苍劲，枝叶如盖。建筑面积六百余平，虽不奢华，却承载着七口之家的烟火与温情。可惜文革期间被迫下乡，老屋毁于一旦。每每想起，心中总有难言之痛。可转念一想，有“舍”才有“得”，或许这正是命运的平衡。我常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自慰，却难掩心底那一丝怅然。

故居——石家沟院内。

院中有一小园，母亲常立于葡萄架下，脚边种着地瓜花，红艳艳地开着，像她温暖的笑容。那方寸之地，是她亲手打理的生活诗意，也是我童年最温柔的记忆。

父亲不善言辞，信奉“万事不求人，求人不如求己”。家中大小事务，从不让我们插手。门窗是他亲手制作，挪动大柜用杠杆原理，省力又巧妙。他极少卧床，终日忙碌于院中。最让我铭记的，是两次迁居时他的坚韧。

一次在杨家公社，新房前是一座一人高的沙丘。他日复一日，肩挑手推，硬是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将沙丘搬空。

另一次迁至大连轻工机械同益分厂家属院，院中满是巨石。他挥动铁锨、洋镐、大锤、钎子、撬杠，将石头破碎，就地取材垒成院墙，竟将荒地变为菜园。

父亲勤俭持家，吃苦耐劳，他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浸润我们一生。如今的我，仿佛也有他的影子——不怕苦，愿干事，或许这就是血脉的传承，是“上仿下效”的力量。

1966年初，他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买了一辆“金龙”牌自行车，供我上技校。父母的爱，总是这般无声而厚重。

1969年初，旅大市斯大林广场人潮涌动，彩旗猎猎，“到农村去，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震天，锣鼓喧天，打破了城市的宁静。那是大规模下乡的誓师大会，胶车社的车马人也一并前往。

4月15日，父亲带着母亲、我，还有四哥家的两个孩子石岩、石凯，一同下乡。老姨也随行送我们一程。那一刻，城市的灯火渐远，山野的风扑面而来。

这是我们在山区工厂家属院居住时的照片。院墙是他用碎石亲手垒砌，园子是他一锄一铲开垦。那片土地，是他用双手改写的荒芜，也是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的见证。

父亲于1956年带着自家的胶轮大车和骡马，加入刘家桥胶车五社，后并入大连第二运输公司。1982年退还股金时，他通过大哥告知我，早已将账目算得清清楚楚。那份严谨，一如他一生的作风。

1982年，我们全家五口从山区迁回大连，暂住大外甥女家，一年后分得凌源街14号楼的福利房。婚后我与父母同住，爱人调回山区厂卫生所后，才结束两地分居。

那时我们每月工资都交父亲掌管，用钱再向他支取。每笔开销他都记账分明，分文不差，若少交一分钱，账便无法平。

这张“意见书”，是他回城后因生活开销增大，反复思虑后写下的。字里行间，是精打细算的持家之道，也是对子女生活的深切关怀。

这是父亲在大连市区二哥家所拍的照片。说起二哥，也有一段往事：他自幼随邻居苏联人学开车修车，1950年抗美援朝时参军入党，部队抵达丹东却因患霍乱未能过江，后被安排为市委领导开车。

文革期间，因父亲土改时被划为“佃富农”，二哥为避嫌与家庭划清界限，断绝生活费。那时我们在农村几无收入，父亲无奈之下提起诉讼，最终由单位从其工资中扣除。

父亲是懂得运用法律的人。曾有租客拖欠房租，他也一纸诉状，赢得官司。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尊严，不容侵犯。

父亲出身会计家庭，对账目极为严谨。家中收支、拉货记录，皆井井有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到年底便坐在书桌前，拨动算盘，日清月结，年年如此。那清脆的算珠声，是我童年最踏实的背景音。

这是我们在山区居住时，因个别亲人言语不当，父亲气愤之下立下的字据。他一生隐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