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在广西柳州——阶下囚变座上宾

陈厚全

　　

越南的国父——胡志明

我在广西柳州出身及长大成人。幼年时就知道，柳州市鱼峰山南侧路边，有一栋两层中式旧砖木结构楼（当时叫“南洋客栈”），解放前曾经是越南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胡志明居住过的地方。至于他为什么住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会见过什么人，这都是后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才逐步了解的。

青年时期的阮爱国，后改名为胡志明

胡志明早年留学法国，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担任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委员。早在我国大革命时期，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常委，使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中国广州、香港等地进行发展革命组织的活动。他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译员身份为掩护，依托中共关系，串联在华越胞，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地白色恐怖严重，他乃潜往香港，另辟局面。不幸行踪被密探侦知，港英当局即以“苏俄间谍”罪名将其逮捕，关押一年多。他因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港英当局准许他接受治疗后再继续服刑。1933年初，在英国律师罗士比参与搭救下，胡志明获得保外就医机会，他当天刚进入医院，即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化装成普通病人脱身而去。看管人员担心上司追究责任，便谎称“阮爱国”已病死。消息传出，香港报纸纷纷报道。法共《人道报》，英共《工人报》及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报刊亦相继加以报道。留苏越南学生专此举办追悼会，共产国际还派代表到会致哀。就在这一片烟幕掩护中，胡志明悄悄乘轮船经厦门到上海，通过宋庆龄协助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很快被送上一艘苏联货船，辗转安抵莫斯科。

胡志明第二次被捕是在广西。1942年8月25日，胡志明在越共干部黎广波陪同下，从越南高平省北坡根据地出发，越境进入中国广西，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3天。正是在这次的中国之行，阮爱国使用了一个新的姓名——胡志明。此后，该姓名伴随了他的光辉一生，响彻世界。

8月27日，胡志明由中国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于是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

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期间，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认识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均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

在靖西关押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胡志明这次是真的遭罪。广西边境破败小县城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与10年前被捕时的香港牢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政治犯往往与吸毒犯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挤满了人的牢房，甚至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有时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了。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晚上成群蚊子嗡嗡作响。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疥疮，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

从1942年8月29日起，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至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一同被关押的向导杨涛，囚禁柳州期间不幸病死。胡志明有着崇高革命信仰，仍然豁达乐观。囚禁百余日中，他共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题写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

蟠龙山扣留所旧址。位于柳州市窑埠街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内。1942年12月9日起，胡志明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此，不久被押往桂林，1943年1月又被押回柳州关押在此，直到1943年9月获得自由。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都不予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中央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中共中央从延安立即发电报指示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办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接到延安的电报，周恩来即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游说桂系老大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周恩来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冯玉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桂系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蒋介石释放胡志明。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琢磨后，觉得冯玉祥说得在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对蒋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犯？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我不知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您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

客观地说，冯、李的这次游说，对于促成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主要作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

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终于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胡志明旧居座落于柳州市柳石路口（现鱼峰小学前），1930年建成，为一栋砖木结构两层楼，建筑面积约264平方，原名南洋客栈，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座落于鱼峰山下工人医院旁的乐群社于1927年建成，原为柳州汽车总站，1935年改名为乐群社。乐群社旧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洋房，主楼为二层，西北部转角处矗立四层方形钟楼，整座建筑庄重美观。抗战期间，此楼曾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地。后又作为胡志明为首的越盟会议及办公大楼。

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届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因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南独立同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起初，胡志明拒绝。他说:“我等待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

张发奎逐步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后，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共产党和越盟合作，看到张发奎对胡志明的态度，从此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和大越党。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

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直到1944年7月，与越共领导人黄文欢有私交的中越边境某指挥所主任陈宝仓，从广西为胡志明寄出一封亲笔信，越方才得知胡志明在中国。那封信是用汉字写在一份《广西日报》边沿的空白处的，前面是一首七绝：“云拥重山山拥云，江心如镜净无尘，徘徊独步西峰岭，遥望南天忆故人。”后面是附言：“请同志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平安。胡志明，1944年5月。”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干部，携带张发奎赠送的一批抗战物资，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红楼旧址位于柳州饭店内，1953年建成，为洋式建筑。1954年7月胡志明在此下榻，在此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涉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胡志明第四次到柳州是1954年7月3日至5日。这次是他作为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应我国周恩来总理之邀，前来就当时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及有关重大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两国领导人柳州会谈的背景： 1954年2月底，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作出决定，召开有四国及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并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中国政府随即将此事转告胡主席并建议，越方做好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于4月底开幕，5月初开始讨论印支问题，越南代表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八点建议、法国政府却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无视印支人民的政治权益。然而法国主战派政府在国内毕竟不得人心，于6月12日在国会的信任投票中倒台。法新总理上台后慑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压力，不得不表示，最迟于7月20日达成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6月中旬，会议休会，周总理利用这段时间会晤了法新总理，访问了印度、缅甸，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恢复印支和平交换了意见。

7月3日，又邀越南胡志明主席到柳州，下榻柳州饭店小红楼。三天的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就日内瓦会议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

10日，中国《人民日报》和越南《人民报》同时公布关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新闻公报和为此而发的社论，高度评价这次会谈的历史意义。

经过中越两国的努力，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最后宣言。柳州作为周总理和胡主席曾经进行过亚洲和平会谈的城市，将在世界和平历史上留下值得夸耀的一页。

胡志明主席以越南国家元首身份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

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胡志明主席

我建国十周年庆典大会，胡志明、毛泽东、赫鲁晓夫（前左至右）站在天安门上检阅部队和游行队伍。

最后点评几句。首先，胡志明年岁比毛泽东、周恩来大，资历（加入法共时间）也比他俩老，且早年即以共产国际东方局常委身份参与指导中国革命。自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极深厚的友谊——即同志加兄弟友谊，他逝世后越方无一人能取代，反而是黎笋搞到与我反目成仇。

第二，越共（早年叫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胡志明一手创建，在越共内部，胡志明如神一般的存在，从来就根本不存在以搞掉他为目的的路线斗争。这一点，与当年北方那个超级大国、东北方那个“宇宙无敌”小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第三，当时的中越边境管理比较宽松，也比较混乱。否则汪精卫不会通过越南叛逃，军统也不会追杀汪精卫到越南海防。因而胡志明此次过境也大意了，未意识到其所携带的所有证件都已过期失效。

第四，1942年8月胡志明越过边境到广西来，很可能是他的临时起意，率性而为。既没有告知越共中央，也没有告知中共中央，更没有事前和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包括广西地方政府打招呼。从而引发这场遭难，但也给柳州带来一段中越友谊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