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王朴烈士

素缘了凡

王朴（1921年—1949年），男，汉族，又名王兰骏，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仙桃乡（今渝北区两路镇）人；王朴6岁时随父母东渡日本，于1927年回国。1932年，在重庆第一高小读书，几年后，进入求精中学学习。当年秋季，考取了另一所学校，因支持进步教师，被无理开除。此后，转到外地读书。1938年，在家与几个同学组织自学小组，进行自修，最后，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校址在重庆北碚），这时，改名王兰骏，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和阅历都有了相应增长，在复旦大学期间，积极参加该校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前夕，受组织的派遣，回到江北。在此以前，他就在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周力行等领导下，积极为党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的指示发表后，党组织派遣在重庆市内搞职业青年工作的黄颂文与他联系，商量有关办学计划。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奔走，一所完全新型的按照“高等学校”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学校—莲华小学，在江北县诞生。这所学校不仅是农村工作的据点，同时也成为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

1946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成立的中共莲华中学特支中任委员。1947年秋，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宣传、统战工作。

后来劝说母亲变卖家产，用这笔钱作党的活动经费。1948年，出任南华贸易公司经理，南华公司也因此成为川东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营的一个经济实体。

1948年4月，因《挺进报》案件，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无论是敌人的酷刑，还是封官许愿的诱惑，都不为之所动。最后，被列入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重庆白公馆监狱。

1949年10月28日，被敌人杀害于重庆大坪。

后人评价：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

王朴中学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志达中学，系红岩英烈王朴烈士在1945年创办；经过60年的变迁和发展，如今地处花木之乡的北碚静观的王朴中学已成为重庆市联招学校。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

2010年4月9日，渝北区政府在新建成的渝北中学，为王朴烈士和其母亲金永华的塑像揭幕，一座近6米高的双人塑像，记载了这对革命母子的动人故事。

红岩烈士王朴，身为富家子弟，毅然投身革命，22岁开始为党工作，在重庆解放前夕，将28岁的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1946年创办了渝北中学的前身志达中学，1947年，为支持革命斗争，她毅然变卖所有田产，兑换成黄金2000两，资助川东地下党的工作，为迎接重庆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中共西南局要按照协议将金永华捐赠的革命经费如数归还，但金永华拒绝了巨额支票，并表示：“如果我要这笔钱，就是辱没了王朴的名声。”后来，这笔钱用在了妇女儿童事业上，金永华没有要一分钱。

王朴，又名王兰骏，1921年11月27日出生在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一个富裕家庭里。他自幼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此博览群书，尤其热心阅读党报党刊、马列著作。他从《新华日报》上先后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光明。

1944年夏，王朴考入了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这时，他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找到了党。他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学校-的骨干。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学资助费用，做好组织动员工作。他被列入学校发生紧急情况接替党的工作的“第三梯队”名单。

1945年，受南方局青年组的派遣，王朴回到家乡江北县农村办学。党组织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前来，协同王朴办起了莲华小学。学校由王朴的母亲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实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等作政治课教材。对学校里占一半的穷困学生不收学费、还管吃住，深受农民欢迎。

1946年，王朴经陶昌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朴得到母亲支持，出资买下逊敏书院校址，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等几名党员来莲华中学，并成立了中共江北特支，王朴任支部委员。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由齐亮任书记，黄颂文、王朴任工委委员。

此时，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遭到了严重失败。川东地下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在奉节、巫山一带开展了武装斗争，并准备开展华蓥山地区武装斗争。川东临委要购买武器、药品、粮食，急需大量经费，决定同王朴家里谈判，由他家变卖田产，给党作活动经费。王朴满怀信心地去做母亲金永华的说服工作。王朴的父亲王莲舫，是家资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并经营猪鬃出口生意。1943年去世后，留下了一大笔家产，由金永华料理。金永华深明大义，对共产党有所认识，一向支持王朴的革命活动。1945年，王朴接受党交给的回乡办学任务后，金永华即慷慨拿出资金，很快把莲华小学办了起来。但现在是要妈妈把全部家产拿出来，家里还有老、小、幼、残五口人今后如何生活，万一被国民党当局知道，加上“通匪资匪”的罪名，这可是杀头之罪。经过王朴向妈妈讲清革命形势和党组织的意图，讲清要救天下受苦人，只靠施舍是不顶用的，唯一的办法是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终于使妈妈欣然同意，决心把自己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全部家产奉献给共产党使用。于是从1947年秋至1949年，由王朴、陶昌宜、黄友凡把变卖王家的田产，作为一项党的任务来完成。先后卖出1480担田产和一些街房，获得了折合黄金2000两的巨款，一部分支付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通过共产党员杨志存入中国银行或买金条存放。

1948年春，王朴根据川东临委指示：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便在重庆城区民国路(现五一路)租了宏泰大楼二楼一层楼房，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任副经理，并由党组织从学校抽调几名党员来任会计和办事员。公司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搞经济活动，目的之一是通过公司做生意，力求不受货币贬值影响，不断供给川东各地党的活动经费；二是以做生意作掩护，与上海、香港往来，以便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公司开业以后，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就多次前来提款，用于购买0，进行武装斗争，并作为各地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这对党组织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对王朴建立这个公司的工作十分满意。

1948年，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决定接办抗战时由天津迁来江北县静观场的私立志达中学后，王朴的公开身份是志达中学校长。南华公司成立后，王朴日夜奔波，频繁地穿梭于重庆城区和江北乡间，冒着重庆国民党特务监视、搜捕共产党人的危险，争分夺秒地竭力为党多做工作。4月初，重庆行辕二处的三名特务到江北复兴乡公所，窃探地下党的活动，打入乡公所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泽津及时向北区工委作了汇报，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王朴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到场上与王泽津会晤，了解特务们的活动情况，并交代他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接头之后，王朴与特务在街上擦身而过，他泰然自若，未被特务察觉，安全回到志达中学，然后又到城区经营南华公司。

4月中旬。王朴在城里遇见地下党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说：“有两位同志被捕了，营救他们急需一大笔钱。”王朴一听，就表示立即去银行取款。刘国定说时间来不及，要求王朴开张支票他自己去取，王朴只好开了张公司支票给他，并相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几天后，王朴穿上漂亮的西装，打扮成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模样，到一家名叫“凯歌归”的餐厅，坐在二号雅座里，等待与刘国定接头。按照约定的时间上午9点钟，未见刘国定的踪影，王朴内心十分焦急。又过几分钟，王朴听见门外有汽车开来，急忙站起身往窗外一看，只见从车上跳下几个特务直扑餐厅。王朴随机应变，立即走到斜对面的八号雅座，只见一个大个子男人醉成一摊泥，身旁站一位女人正一筹莫展。王朴就势装成醉汉的朋友，随手摘下眼镜，扶着醉汉往外走去。醉汉不停地说着胡话，把正聚在二号雅座前的特务都弄笑了。王朴把醉汉扶到街上，已弄得满头大汗，便叫了两辆黄包车，让那醉汉和女人上了前一辆，自己上了后一辆。然后叫车夫拐过弯来，拉着自己脱离险境。

王朴在餐厅未碰到刘国定却碰上了几个特务，虽然此时他还未确知刘国定在被捕后叛变投敌，但感到了事出有因，深恐江北县的党组织会遭到破坏，王朴换上蓝布长衫，急匆匆地赶回江北复兴场学校。立即找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及黄颂文，把乡公所来了三个特务和自己在“凯歌归”险被特务逮捕的情况向齐亮做了汇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几条措施：销毁文件、资料，转移进步书刊；对外来教师，统一应付敌人的口径；北区工委成员只留下一人，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谁留下来坚持党的工作，都是千斤重担一肩挑，得随时准备牺牲。王朴抢先说：“我留下来应付敌人。”但谁都表示要留下，互相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决定王朴留下。

王朴把学校应变的事安排好后，因城里南华公司还有许事情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原定在城里与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接头的时间也快到了，如果不去接头，就会和上级失去联系。4月24日晚，王朴向妻子(中共党员)褚群，讲了必须进城的原因，随即从皮包里取出一支他经常用的活芯铅笔给褚群说：“我这次进城，很可能被捕，这支笔就留给你作个纪念吧!你留在学校，担子比以前更重。由于我的牵连，你也可能被捕，要作最坏的打算。”“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组织的安排，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第二天拂晓，王朴告别爱妻幼子，匆匆向南华公司奔去。

王朴回到城里后，和他此时正住在城内的母亲谈了许多，难表他对母亲的感谢、敬佩和依恋之情。母亲不仅是自己启蒙教育的老师，如今又成了与自己协同斗争不可缺少的同志和战友，为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母亲几乎献出了她所有的一切。今后等待着母亲的路，都充满着更严峻的考验。他深情地望着母亲，眼含泪珠，向母亲提出了三条要求：1.万一他被捕了，要放出和平空气，保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2.要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钱交给党；3.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由于敌人从叛徒刘国定身上搜出了王朴开的支票，到小什字川康银行，抓到王朴的同学苟孔甲，又到电力公司抓到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二人也相继叛变，供出了王朴的行踪。4月27日上午，王朴回到南华公司，地下党员张克正对他说：“你快走，我早上从朋友那儿得到消息，特务已经密切注意咱们公司!”王朴镇定地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影响太大，我走了川东、川西党组织的经费怎么办?”一会儿，王朴的弟弟王容也来了，中午时分，王朴与弟弟正在公司吃饭，行辕二处的课长雷天元带了五名特务冲上楼来，逮捕了王朴。

王朴被捕后，党组织和金妈妈多方进行营救，均未奏效。王朴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一口咬定是被诬陷，敌人先加给他一个“资匪”的罪名。以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马，审讯王朴。徐远举百般利诱威胁，软硬兼施，都遭到王朴的坚决回击。敌人把他列为“顽固的共产党人”，作为案情重大的政治要犯，由渣滓洞转移到白公馆监狱囚禁。妄图用酷刑迫使王朴供出党的机密，把他捆在“老虎凳”上一边敲打他的膝盖骨，一边往他的小腿下加砖头。王朴痛得浑身发颤。“说不说?”敌人嚎叫着。王朴拼尽全力一字一顿：“绝——不——说!”“再加!”王朴咬紧牙关，头上冒出冷汗。加到第三块砖时，王朴痛得昏死过去。特务们用一桶冷水把他从昏迷中浇醒。这以后王朴又受到过无数次鞭打，上过“电刑”，又坐过两次“老虎凳”。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浑身到处留下累累伤痕，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始终坚不可摧。经受住了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和严刑拷打的折磨，他仍然宁死不屈，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王朴在狱中，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仍然坚持学习，鼓励大家坚定必胜信心。他在生活上关心难友，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把家里送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们分享。他随时准备为党牺牲，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和妻子，要她们继续跟党走，努力做好党的工作，嘱咐把儿子“狗狗”，取名“继志”。体现了王朴把未竟的革命事业寄托于党寄托于亲人，寄托于后来人的高尚情怀。

1949年深秋，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已定，重庆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继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逃重庆，蒋介石也狼狈地重返山城。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成了他们泄愤对象，决定公开枪杀王朴等十人。10月27日，王朴等革命志士再次被押到行辕二处，敌人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徐远举装腔作势地说：“今天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王朴指着敌人的酒席说：“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不吃!”又回头指着徐远举说：“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彻底垮台，你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10月28日上午，一辆大卡车载着王朴与陈然、刘国志、成善谋等十名“政治犯”，从警备司令部驶向重庆城区西面的大坪，车辆驶过的民生路、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街两边挤满了围观的市民。王朴站在囚车上，高喊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声震山城云空。他还抓住这向群众宣传的最后机会，不停地大声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反动政府活不了几天，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我们为革命被捕，今天牺牲是光荣的，胜利就要来临了!”人群中不少人掉下了眼泪。囚车驶到大坪，王朴首先被推了下来，敌人将他们押上了公路一侧的松林坡。王朴和战友们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高呼口号，慷慨就义，壮烈牺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

王朴烈士牺牲后30多天，重庆获得解放。1950年初，在重庆市追悼中美合作所殉难烈士的大会上，王朴被誉为“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王朴家乡的人民，为了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在静观镇修建了王朴烈士陵园。在莲华中学修建了革命文物陈列馆。在渝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两路镇碧津公园内，塑刻了王朴烈士雕像，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群络绎不绝，前来瞻仰、扫祭，立志继承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红岩烈士王朴：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两封信，望子“继志”！

王朴夫妇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这是红岩烈士王朴在生命最后时刻，托人从监狱里带出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母亲，一封给了妻子褚群。

9月4日，“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区县行启动仪式在北碚区王朴中学举行。王朴烈士和他母亲金永华的故事，再次回荡在王朴创办的这所校园里，让现场500余名师生及机关干部感受到革命先烈坚定的革命信仰，重温红岩精神。

王朴中学高三4班的张曼担任王朴烈士陵园的义务讲解员

烈士精神需要传承

“王朴是我们的老校长，他的事迹我已经耳熟能详，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动。”

张曼是王朴中学的高三学生，同时也是王朴烈士陵园的义务讲解员。

从两年前加入学校讲解团至今，她参与了80余场讲解活动，让近千名参观者深入了解到王朴烈士的事迹。

“入校第一次听到王朴先生的事迹后我就一直想加入讲解团。”张曼说，王仆烈士出生在舒适安逸的环境，自己一开始很难想象他会放下安逸生活去革命。

“通过一次一次的学习和讲解，我明白了王朴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信仰。”张曼说，作为王朴中学的学生，她有义务让更多的人了解王朴的事迹，“在当解说员的两年里，我发现有部分人还不知道王仆烈士的故事，他的精神是需要被大家熟知的和传承。”

张曼说，如今学校的讲解团已经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20人左右，最多的时候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位同学担任过讲解员，“我们王朴学子，更要了解老校长的革命事迹。”张曼还说，毕业后，无论自己在哪里读书，都会继续将王朴精神传递下去。

同为高三学生的李欣悦也表示：“先烈们在当时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革命精神，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发扬到学习生活中，努力拼搏、努力奋斗。”

2019年10月23日讯 10月22日午，重庆北碚区晏阳初中学支部全体在职党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庄严肃穆的王朴烈士陵园，祭奠王朴烈士和他伟大的母亲金永华，参观王朴烈士纪念馆，表达对先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接受思想政治洗礼。

王朴烈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慷慨就义，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英雄母亲金永华同志变卖所有田产，舍小家为大家，资助革命，无私奉献，理想信念坚定，在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三个应该三个不应该”和高尚的家国情怀被巴渝大地广为传颂。王朴烈士和英雄母亲金永华光荣而伟大的一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在王朴烈士陵园里，晏阳初中学党支部的党员们通过向王朴烈士敬献花篮、三鞠躬、默哀、向王朴烈士和金永华同志敬献鲜花、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之后，党员们还参观王朴纪念馆，并合影留念。

服从组织安排

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南方局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布置落实这项任务，动员了一批党的骨干和进步知识青年到基层加强农村工作。此时虽未正式入党，但早就与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联系的王朴正计划去中原解放区参军。南方局青年组的同志则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地主家庭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办所学校作为地下党开展农村工作的据点。虽然王朴非常向往解放区，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即回家与母亲商量办学事宜。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出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封建官宦家庭，父亲是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幕僚。早年，金永华随丈夫王莲舫在日本经营生丝企业，赚了大笔钱财。后来丈夫病故，她拍卖了在日本的产业携资回国，落户重庆江北老家。在重庆，她收购了大量的田产，成了当地首富。

当金永华得知儿子要办学校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她当即决定，以王朴的父亲王莲舫生前有为故乡办学的遗愿为名，租下位于江北县复兴乡的李家祠堂，创办学校。

然而，王朴回乡办学的想法却遭到乡邻们的非议。堂堂的富家少爷，又是复旦大学学生，为什么不进城做官而回农村办学？乡邻们议论纷纷，十分不解。为了向乡邻们解释清楚，王朴想到一个办法。李家祠堂附近有两个院子，分别住着国民党江北县政府的督学王润民和江北县参议员王镜明，王朴常去那里拜访。他热情、诚恳的态度，取得了“二王”的信任。对于自己回乡办学的原因，王朴向“二王”解释，这是继承父亲生前在家乡办学、服务桑梓的遗愿，并请他们帮助宣传。由于王润民和王镜明素有声威，经过两人的多次解释，才逐渐打消了乡邻们的猜疑。之后，王朴决定聘请“二王”担任学校董事，二人欣然允诺。在他们的帮助下，王朴顺利将原设在李家祠堂内的其他学校迁走，并办理了租用祠堂的手续。

租好李家祠堂后，王朴从父亲王莲舫、母亲金永华名字中各取一字，取校名为莲华学校。王朴任校长，金永华为董事长，地下党组织派来的秘密党员黄友凡任校务主任。正式招生前，又派来李青林、陶昌宜、杨明远、褚群等十多名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来校任教。

独特的教学方式

莲华学校离复兴乡场较远，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这里杂草丛生、田土荒芜。虽然原李家祠堂有一定的办学基础，但房屋仍然需要修缮和扩建，操场也需要平整。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王朴亲自动手，和黄友凡等教师一起开荒填土，布置教室，平整操场，修建厕所。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莲华学校于1945年9月贴出招生广告，正式对外招生。据黄友凡回忆：“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其简陋，一个破烂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就是教室，老师们住在戏台两边，只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一盏青油灯，王朴同志拿出他的藏书办起了图书室。”

王朴出资办学，使许多穷苦孩子得到了求学的机会。莲华学校的不少学生，不仅没缴学费、书费，甚至连伙食费都免了。曾在莲华学校就读的孙立霞回忆：

1945年下学期，我在江北县复兴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家里人因受女孩子读书无用的封建思想影响，不准读书了。我像一只掉了队又身负重伤的小鸟被关在笼子里，在偏僻的农村家里过着度日如年的痛苦日子。1945年下学期开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复兴中心小学校长的爱人叫人给我捎来信，说他们家附近办了一个学校，不收学费。这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把我从失望中振奋起来。立即跑到校长家，要他们带我到学校去。师母告诉我，这所学校校址就在他们家后面的李家祠堂，校长叫王朴，他的母亲金永华是学校的董事长。这所学校是为穷人的孩子办的。就在这学期中途，我一个钱也没交便进了莲华小学补习班学习。先住在师母家，后住进了学校。学校校舍简陋狭窄，办学条件极差。住校的学生只有我、肖淑君、陈一平（男生），另外就是家在学校的王朴校长的弟妹和几个表弟妹。

学校正式招生后，收有学生近百人。据黄友凡后来回忆：

莲华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及《活路》杂志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家信、打算盘、记帐等。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还办起了夜校，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学习，琅琅读书声，使这个静谧的乡村充满了生机。

莲华学校的课本都是自编的。语文第一课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工农最辛苦。”为方便大家理解记忆，教师们还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十二月调”，编成四言八句进行教学。如黄友凡编的通俗课本，其中有这样一段：

农民生活硬是苦，四季耕作无寒暑，

红苕洋芋打断顿，身上穿的破烂补。

人背时来病又多，债主上门要话说，

拖儿带女七八口，这个日子啷个活。

当时，在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下，四川的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学校联系现实向他们宣传抗丁、抗粮、抗税，宣传解放区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王朴还亲自教夜校农民唱歌：

七月里，热难当，

晒好谷子收进仓。

老板说租不肯让，

光看“水鸭”莫得想。

这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学校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进行阶级教育，以启发农民的觉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扩大学校规模

王朴把家里的财产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教育事业，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据档案资料记载：

1946年2月，王维跟随王朴到莲华小学去，从重庆到学校所在地，要步行八九十里山路。有钱人都坐滑竿，他却坚持步行，一路上同农民边走边谈，健步如飞。途中饿了，在一家小店要两碟小菜，一碗干饭，王朴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饭菜，大口大口吃着，津津有味。傍晚时分才到学校。校舍是由一祠堂改建的，进门是以往人们看戏的天井，穿过天井，经过一间教室才是王朴的卧室。当时王朴新婚不久，可新房陈设极为简陋，一张大的木床，床上的被褥也是半旧的。窗下一张书桌，两三张木凳，门旁还有一张小床。原来，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和他的弟妹都住在祠堂里面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有时弟妹们都回来，住不下，小的弟妹就与王朴夫妇挤着住。王朴和教师同吃一样的饭菜，为自己规定了一份和教师大体相当的微薄薪金，并以此为标准控制个人的生活。

1946年，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便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参加革命工作，王朴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并请示上级党组织后，决定扩大学校规模，将莲华学校改为莲华中学。学校也从李家祠堂迁至复兴场的逊敏书院，地下党的工作据点随之迁移。其间，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 、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同志来莲华中学任教，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化名李仲伟，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就成了北区工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成了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1948年初，学校进一步扩大。王朴通过母亲金永华买下抗战初期由天津迁渝的私立志达中学，改莲华中学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学校仍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学校的一些骨干调到了高中部，党的机关仍在逊敏书院。

献身革命事业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国定说：“情况很紧急，已经发现有的同志被捕，有些地方组织受到破坏，急需用钱。”他向王朴索要金条和银圆，因为事出突然，王朴没带，准备去取。刘又说：“来不及了，现钞也行。”王朴随身只带了一点零用钱，在刘国定的一再催促下，他开了一张支票。之后刘国定又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王朴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目前的局势，并检查本地区的工作，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措施，以防万一：

1、立即销毁文件，分散埋藏马列和进步书刊。

2、保护群众，对好口径。因为志达中学的教师、员工全是“自己人”，必须立即编好一套说词，共同掌握，以应付紧急情况。

3、内紧外松，学校照常上课、活动，只对少数骨干下达警戒任务。

4、工委立即撤离学校，只留一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安排好前三件事后，他们在谁留下的问题上起了争执，齐亮叫王朴转移，而王朴希望齐亮转移。一番争执后，最终决定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

王朴预感到事态严重，他来到母亲的房间，和她进行了深入交谈。王朴向母亲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是创办的学校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因为这些学校是他的命根子；二是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金永华虽然没能明确地知道儿子的政治身份，但她相信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干的都是正义的事业，因此她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在王朴被捕牺牲后，莲华中学和志达中学并没有因此而停办，而是在金永华的接管下继续开办下去。

王朴创办的学校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梓；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和为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到1949年底，历时4年半，学校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大多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国家建设的骨干。中共地下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在知识青年、工人特别是农民中发展了大批党员，计约700人。可以说，王朴创办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肩负的光荣任务。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家境富裕，不愁吃穿，但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富家子弟王朴就是其中之一。

为建立共产党农村工作据点，他创办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至重庆解放时，培养数百名学生；为筹集川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劝说母亲变卖家产，将1000多两黄金借与地下党；被叛徒出卖关进白公馆看守所后，面对敌人的劝降，他正气凛然，不为所动，最终被残忍杀害。

是什么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踏上革命之路？答案是——为了信仰，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

“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1948年，时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的徐远举托着烟斗，看似语重心长地劝说着一名囚衣男子，“只要你肯交代，我就放了你。”

“不可能！”囚衣男子不为所动，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囚衣男子正是富家子弟王朴，按照既有的人生轨迹，他原本应该顺理成章地留洋镀金，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创办学校

青年农民打着火把赶来学习

“王朴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这与他的经历有关。”站在位于北碚区静观镇的王朴中学校门口，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研究部文博馆员王浩无不感慨地说。

虽然已是冬季，校门口的黄葛树依旧茂密。从校门外往里看，一群学生正在操场上跑跑跳跳，活力无限。

这所学校的前身，正是王朴当初创办的莲华小学。

时间回溯到1945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一改往日的陈旧，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高高挂起了一块牌子：“私立莲华小学”。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王朴。

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是，这里的校舍极其简陋，但学校从校长到普通的教职员工，却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整个校园充满了勃勃生机，与当时在国民党学阀专制下的其他同类学校相比，显得很是另类。

莲华小学是王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指示下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据点，集聚和培养革命力量。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生于江北县，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出口生意，赚钱后买了大量田地，1943年病故。

“王朴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从四岁读私塾起，就喜欢听《岳飞传》等故事，从中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后来，《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书刊，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王浩说，在如饥似渴的求知过程中，王朴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信仰。

1945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王朴取消了去中原解放区参军的打算，接受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回乡办学。

深知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后，王朴感慨地说：“不到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

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以及《活路》杂志的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家信、打算盘、记账等。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王朴还办起了夜校，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甚至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学习。

夜校的课本都是自编的，为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学校联系现实向他们宣传抗丁、抗粮、抗税，宣传解放区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王朴还亲自教夜校农民唱歌：七月里，热难当，晒好谷子收进仓。老板说租不肯让，光看“水鸭”莫得想。

“这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王浩说，学校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1946年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参加革命工作，王朴扩大学校规模，将莲华小学改为莲华中学，并接办志达中学。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成为北区工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据资料记载，到重庆解放时止，学校共培养数百名学生，并发展约700名党员。

劝母变卖家产

支持革命事业，对自己却很“刻薄”

经过办校建点的培养和考验，1946年冬，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地下党面临着经费问题。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作。从哪里去筹集资金呢？家里大部分财产是由母亲金永华亲自掌管，自己能动用的部分远远不够。

“三哥你疯了吧！”“全卖了我们吃什么？”当王朴向母亲提出他的想法时，当即遭到兄弟姐妹的强烈反对。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金永华决定支持王朴的想法，变卖田产和房产，换来了1000多两黄金。

“1000多两黄金，这是一笔巨款！靠着这笔钱，川东地下党在运转上就没有资金问题了。”王朴的弟弟王荣曾回忆说，三哥把变卖家产所得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对自己却很“刻薄”。

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资料记载，1946年2月的一天，王维（王朴同事）跟随王朴去莲华小学，从重庆到学校所在地，要步行八九十里山路。有钱人都坐滑竿，他却坚持步行，一路上同农民边走边谈，健步如飞。途中饿了，他们就在一家小店要了两碟小菜，一碗干饭，王朴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饭菜，大口大口吃着，津津有味。他们一直走到傍晚时分才到学校。穿过学校的天井，经过一间教室才是王朴的卧室。当时王朴新婚不久，可新房陈设极为简陋，一张大的木床，床上的被褥也是半旧的。

王朴动员母亲变卖家产的举动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为避免猜疑，王朴对外解释说在城里做生意需要钱，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南华”的贸易公司。可惜公司成立不久，王朴就被捕了。

牺牲时年仅28岁

留给儿子的遗言：千万莫成软骨头

距离王朴中学校大约700米处，就是王朴烈士陵园。松林之间，王朴烈士之墓静静伫立。

“王朴牺牲时年仅28岁。”王浩无不惋惜地说，王朴本来隐蔽得很好，他的被捕是因为叛徒的出卖。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情况很紧急，已经发现有的同志被捕，有些地方组织受到破坏，急需用钱。”王朴给他开了一张支票，刘又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引起王朴的警觉。

王朴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当时的局势，决定工委要立即撤离学校，只留一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谁留下？齐亮与王朴起了争执。

“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齐亮说。

“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一番争执后，他们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

临走前，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是啊，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那一刻，王朴作出了他的生命承诺。

在安排好一切后，王朴来到母亲的房间，向深明大义的金永华讲了三条意见：一是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是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事情还是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叛变，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具的支票，王朴被捕。

在狱中，王朴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敌人无可靠证据，无处下手。

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的办公室。

“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只听得一声电铃响过，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正是刘国定。面对这个可耻的叛徒，王朴义愤填膺，冲上去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徐远举转头又来对王朴劝降，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在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同时，考虑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王朴在给妻子褚群的信中写道：“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王朴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

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捆绑着，押上了美式大卡车。车缓缓沿民生路、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驶向大坪方向，沿途围观群众不断拥向路边，无不掩面而泣。王朴对着群众大声演讲：“重庆就要解放了，胜利就要来临了！我们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王朴牺牲后，金永华强忍内心的悲痛，请妹妹金永芳出面料理后事，将王朴的遗骨掩埋在江北县龙溪乡常家湾。

一个月后，重庆解放。按照当初的协议，共产党将1000多两黄金折合成人民币，把支票交给金永华时，她拒收这笔巨款。最后，这笔钱用作了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

解放后，志达中学更名为四川省江北县第二中学校，后又重建合并，2003年，学校更名为“重庆市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是北碚区占地面积最大的花园式农村重点中学。同年，王朴作为当年川东地下党的杰出代表人物，与巴蔓子、邹容、杨沧白、杨闇公等10人入选“重庆十大历史名人”。

他自幼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此博览群书，尤其热心阅读党报党刊、马列著作。他从《新华日报》上先后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光明。

1944年夏，王朴考入了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这时，他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找到了党。他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学资助费用，做好组织动员工作。他被列入学校发生紧急情况接替党的工作的“第三梯队”名单。

1945年，受南方局青年组的派遣，王朴回到家乡江北县农村办学。党组织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前来，协同王朴办起了莲华小学。学校由王朴的母亲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实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等作政治课教材。对学校里占一半的穷困学生不收学费、还管吃住，深受农民欢迎。

1946年，王朴经陶昌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朴得到母亲支持，出资买下逊敏书院校址，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等几名党员来莲华中学，并成立了中共江北特支，王朴任支部委员。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由齐亮任书记，黄颂文、王朴任工委委员。

此时，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遭到了严重失败。川东地下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在奉节、巫山一带开展了武装斗争，并准备开展华蓥山地区武装斗争。川东临委要购买武器、药品、粮食，急需大量经费，决定同王朴家里谈判，由他家变卖田产，给党作活动经费。王朴满怀信心地去做母亲金永华的说服工作。王朴的父亲王莲舫，是家资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并经营猪鬃出口生意。1943年去世后，留下了一大笔家产，由金永华料理。金永华深明大义，对共产党有所认识，一向支持王朴的革命活动。1945年，王朴接受党交给的回乡办学任务后，金永华即慷慨拿出资金，很快把莲华小学办了起来。但现在是要妈妈把全部家产拿出来，家里还有老、小、幼、残五口人今后如何生活，万一被国民党当局知道，加上“通匪资匪”的罪名，这可是杀头之罪。经过王朴向妈妈讲清革命形势和党组织的意图，讲清要救天下受苦人，只靠施舍是不顶用的，唯一的办法是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终于使妈妈欣然同意，决心把自己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全部家产奉献给共产党使用。于是从1947年秋至1949年，由王朴、陶昌宜、黄友凡把变卖王家的田产，作为一项党的任务来完成。先后卖出1480担田产和一些街房，获得了折合黄金2000两的巨款，一部分支付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通过共产党员杨志存入中国银行或买金条存放。

1948年春，王朴根据川东临委指示：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便在重庆城区民国路(现五一路)租了宏泰大楼二楼一层楼房，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任副经理，并由党组织从学校抽调几名党员来任会计和办事员。公司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搞经济活动，目的之一是通过公司做生意，力求不受货币贬值影响，不断供给川东各地党的活动经费；二是以做生意作掩护，与上海、香港往来，以便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公司开业以后，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就多次前来提款，用于购买枪支，进行武装斗争，并作为各地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这对党组织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对王朴建立这个公司的工作十分满意。

1948年，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决定接办抗战时由天津迁来江北县静观场的私立志达中学后，王朴的公开身份是志达中学校长。南华公司成立后，王朴日夜奔波，频繁地穿梭于重庆城区和江北乡间，冒着重庆国民党特务监视、搜捕共产党人的危险，争分夺秒地竭力为党多做工作。4月初，重庆行辕二处的三名特务到江北复兴乡公所，窃探地下党的活动，打入乡公所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泽津及时向北区工委作了汇报，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王朴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到场上与王泽津会晤，了解特务们的活动情况，并交代他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接头之后，王朴与特务在街上擦身而过，他泰然自若，未被特务察觉，安全回到志达中学，然后又到城区经营南华公司。

4月中旬。王朴在城里遇见地下党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说：“有两位同志被捕了，营救他们急需一大笔钱。”王朴一听，就表示立即去银行取款。刘国定说时间来不及，要求王朴开张支票他自己去取，王朴只好开了张公司支票给他，并相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几天后，王朴穿上漂亮的西装，打扮成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模样，到一家名叫“凯歌归”的餐厅，坐在二号雅座里，等待与刘国定接头。按照约定的时间上午9点钟，未见刘国定的踪影，王朴内心十分焦急。又过几分钟，王朴听见门外有汽车开来，急忙站起身往窗外一看，只见从车上跳下几个特务直扑餐厅。王朴随机应变，立即走到斜对面的八号雅座，只见一个大个子男人醉成一摊泥，身旁站一位女人正一筹莫展。王朴就势装成醉汉的朋友，随手摘下眼镜，扶着醉汉往外走去。醉汉不停地说着胡话，把正聚在二号雅座前的特务都弄笑了。王朴把醉汉扶到街上，已弄得满头大汗，便叫了两辆黄包车，让那醉汉和女人上了前一辆，自己上了后一辆。然后叫车夫拐过弯来，拉着自己脱离险境。

王朴在餐厅未碰到刘国定却碰上了几个特务，虽然此时他还未确知刘国定在被捕后叛变投敌，但感到了事出有因，深恐江北县的党组织会遭到破坏，王朴换上蓝布长衫，急匆匆地赶回江北复兴场学校。立即找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及黄颂文，把乡公所来了三个特务和自己在“凯歌归”险被特务逮捕的情况向齐亮做了汇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几条措施：销毁文件、资料，转移进步书刊；对外来教师，统一应付敌人的口径；北区工委成员只留下一人，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谁留下来坚持党的工作，都是千斤重担一肩挑，得随时准备牺牲。王朴抢先说：“我留下来应付敌人。”但谁都表示要留下，互相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决定王朴留下。

王朴把学校应变的事安排好后，因城里南华公司还有许事情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原定在城里与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接头的时间也快到了，如果不去接头，就会和上级失去联系。4月24日晚，王朴向妻子(中共党员)褚群，讲了必须进城的原因，随即从皮包里取出一支他经常用的活芯铅笔给褚群说：“我这次进城，很可能被捕，这支笔就留给你作个纪念吧!你留在学校，担子比以前更重。由于我的牵连，你也可能被捕，要作最坏的打算。”“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组织的安排，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第二天拂晓，王朴告别爱妻幼子，匆匆向南华公司奔去。

王朴回到城里后，和他此时正住在城内的母亲谈了许多，难表他对母亲的感谢、敬佩和依恋之情。母亲不仅是自己启蒙教育的老师，如今又成了与自己协同斗争不可缺少的同志和战友，为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母亲几乎献出了她所有的一切。今后等待着母亲的路，都充满着更严峻的考验。他深情地望着母亲，眼含泪珠，向母亲提出了三条要求：1.万一他被捕了，要放出和平空气，保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2.要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钱交给党；3.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由于敌人从叛徒刘国定身上搜出了王朴开的支票，到小什字川康银行，抓到王朴的同学苟孔甲，又到电力公司抓到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二人也相继叛变，供出了王朴的行踪。4月27日上午，王朴回到南华公司，地下党员张克正对他说：“你快走，我早上从朋友那儿得到消息，特务已经密切注意咱们公司!”王朴镇定地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影响太大，我走了川东、川西党组织的经费怎么办?”一会儿，王朴的弟弟王容也来了，中午时分，王朴与弟弟正在公司吃饭，行辕二处的课长雷天元带了五名特务冲上楼来，逮捕了王朴。

王朴被捕后，党组织和金妈妈多方进行营救，均未奏效。王朴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一口咬定是被诬陷，敌人先加给他一个“资匪”的罪名。以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马，审讯王朴。徐远举百般利诱威胁，软硬兼施，都遭到王朴的坚决回击。敌人把他列为“顽固的共产党人”，作为案情重大的政治要犯，由渣滓洞转移到白公馆监狱囚禁。妄图用酷刑迫使王朴供出党的机密，把他捆在“老虎凳”上一边敲打他的膝盖骨，一边往他的小腿下加砖头。王朴痛得浑身发颤。“说不说?”敌人嚎叫着。王朴拼尽全力一字一顿：“绝——不——说!”“再加!”王朴咬紧牙关，头上冒出冷汗。加到第三块砖时，王朴痛得昏死过去。特务们用一桶冷水把他从昏迷中浇醒。这以后王朴又受到过无数次鞭打，上过“电刑”，又坐过两次“老虎凳”。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浑身到处留下累累伤痕，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始终坚不可摧。经受住了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和严刑拷打的折磨，他仍然宁死不屈，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王朴在狱中，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仍然坚持学习，鼓励大家坚定必胜信心。他在生活上关心难友，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把家里送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们分享。他随时准备为党牺牲，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和妻子，要她们继续跟党走，努力做好党的工作，嘱咐把儿子“狗狗”，取名“继志”。体现了王朴把未竟的革命事业寄托于党寄托于亲人，寄托于后来人的高尚情怀。

1949年深秋，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已定，重庆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继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逃重庆，蒋介石也狼狈地重返山城。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成了他们泄愤对象，决定公开枪杀王朴等十人。10月27日，王朴等革命志士再次被押到行辕二处，敌人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徐远举装腔作势地说：“今天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王朴指着敌人的酒席说：“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不吃!”又回头指着徐远举说：“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彻底垮台，你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10月28日上午，一辆大卡车载着王朴与陈然、刘国志、成善谋等十名“政治犯”，从警备司令部驶向重庆城区西面的大坪，车辆驶过的民生路、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街两边挤满了围观的市民。王朴站在囚车上，高喊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声震山城云空。他还抓住这向群众宣传的最后机会，不停地大声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反动政府活不了几天，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我们为革命被捕，今天牺牲是光荣的，胜利就要来临了!”人群中不少人掉下了眼泪。囚车驶到大坪，王朴首先被推了下来，敌人将他们押上了公路一侧的松林坡。王朴和战友们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高呼口号，慷慨就义，壮烈牺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

王朴烈士牺牲后30多天，重庆获得解放。1950年初，在重庆市追悼中美合作所殉难烈士的大会上，王朴被誉为“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王朴家乡的人民，为了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在静观镇修建了王朴烈士陵园。在莲华中学修建了革命文物陈列馆。在渝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两路镇碧津公园内，塑刻了王朴烈士雕像，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群络绎不绝，前来瞻仰、扫祭，立志继承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红岩英烈王朴，1948年4月27日被捕，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这是他在狱中托人给母亲金永华带去的口信。

“王朴在口信中说的‘学校’，指的是党组织。”10月17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朴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于党和母亲等人。后世用16个字概括这对母子的事迹：“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

这对母子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

放弃复旦学业

出资兴办作为革命据点的学校

王朴原名王兰骏，于1921年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一个富裕家庭。1944年夏，他改名王朴考入当时设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里，他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关注。

王浩介绍，1945年7月，为了落实党中央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南方局青年组动员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作。王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学业，征得母亲金永华捐资兴学的同意，回县兴办学校。

同年9月，莲华小学在江北县开学，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学校以《新华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的新闻等作为教材。

1946年冬，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常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一书记载，王朴和母亲先后创办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截至重庆解放，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发展了大批党员，约计700人。

潜移默化影响母亲

变卖田产捐出黄金2000两

1947年2月，王朴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9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

“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地下党面临着经费问题。”王浩说，王朴接受了为党筹集大笔经费的任务。

王朴把想法告诉了母亲，年近半百的金永华同意将自己半生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殷实家产全部奉献给党。

王浩称，金永华作出这一决定，是受王朴长期影响的结果。

史料记载，早在王朴参加革命工作之初，便开始用自己的政治观点影响母亲。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有时也会看《新华日报》。

为党筹集大笔经费时，王朴曾拿着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给母亲看，并说：“解放了，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你不如把田卖了，换成金条，借给共产党用，解放后，由共产党、人民政府悉数还给你。”

经过思想斗争，金永华决定支持王朴的想法。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王朴陆续变卖了1480石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2000两。所得款项，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存入银行备用。

大量卖田，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注意。川东临委指示王朴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要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

拒收黄金折合成的巨款

王朴母亲84岁高龄入党

“南华贸易公司成立不久，王朴就被捕了。”王浩说，那一天是1948年4月27日。

王朴在狱中咬定被人诬陷，敌人除给他冠上“以物资助匪”的罪名外，无更多可靠证据，不得不“劝导”王朴：“像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呢？”

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王朴仍不为所动。最后，王朴被列入有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于白公馆。1949年10月28日，王朴牺牲在大坪刑场，年仅28岁，儿子王继志才2岁。

王朴的鲜血，让金永华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1949年重庆解放后不久，金永华坚决拒收近2000两黄金折合成的巨款。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三应该三不应该”的故事至今流传。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浩说，王朴无私地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必将鼓舞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948年4月27日上午10时许，王容像平常一样，到民国路（今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宏泰大楼二楼的南华贸易公司找三哥王朴玩。王朴是公司的经理，但这次见到弟弟，却皱起了眉头，第一次不加解释地让王容到别处去耍。负气离开之后，王容既急又想不通，又折返回来。这时，包饭的餐馆送来了午餐。王容和哥哥等人刚坐下不久，王朴还没有吃完第一碗饭，门就被特务推开了。王朴知书识礼、又家境殷实，特务为什么找上了他？

王朴，原名兰骏，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今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王朴自小坦率正直，勤奋好学。1944年夏天，他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地址在重庆北碚）。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进步报刊，并尽力传播，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开始关注王朴。

1945年7月，为了落实党中央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南方局青年组动员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作。王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征得母亲捐资兴学的同意，回县兴办学校。筹办莲华小学时，南方局抽调了黄颂文、李青林等10余名青年来到复兴乡协助办学，开展工作。1946年7月，为扩大办学影响，又开办莲华中学，校址从李家祠堂迁至逊敏书院，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等同志到莲华中学工作。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的身份化名李仲伟来到莲华中学，黄颂文任组织委员，王朴任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莲华中学随即成为北区工委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1948年初，为争取莲华中学的“合法”地位，北区工委接办私立志达中学，莲华中学改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王朴任校长。从1945年秋到1949年11月的4年多时间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充分发挥了农村工作据点的作用，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人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冬，在办校建点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的王朴，被吸收入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47年2月，中共江北县特支成立，王朴被任命为特支委员。7月，成立江北县工委，王朴任工委书记。9月，北区工委成立，王朴任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

就在北区工委成立时，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在大后方进行武装斗争，川东地下党急需经费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王朴接受了为党筹集大笔经费的任务，他决定把家产全部献给他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王朴把想法告诉了母亲，年近半百的金永华同意将自己半生苦心经营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殷实家产全部奉献给党安排使用。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王朴陆续变卖了1480石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两千两，所得款项，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通过中国银行会计杨志（党员）存入银行备用。

大量卖田，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注意。川东临委指示王朴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要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任副经理。同时还从已经创办的三所学校抽调了几个党员担任会计和办事员。南华贸易公司一方面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经营生意；另一方面，通过公司供给川东地下党活动经费，并与上海、香港等地打通贸易往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开业后，川东临委工委书记王慕斋（王璞）来此接过头，提过款，对公司的创办工作十分满意。

在党的感召下，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王朴，不但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且把母亲和全家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在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党处于极端艰难的情形下所发生的。这是一种对党赤胆忠贞的拳拳之心，一种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更是一种无坚不摧的信念支撑！

1948年4月初，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破坏，复兴乡也几次出现特务踪迹。据打入复兴乡公所的地下党员王泽泮回忆，4月20日前后，重庆行辕二处的3个特务来复兴乡公所，窥视地下党活动。在情势异常危险的情况下，王朴不顾个人安危，仍到场上与王泽泮见面。当王泽泮汇报到敌人了解思源中学情况多、了解志达中学情况少时，王朴说：“小王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声东击西，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一次，王朴还在街上与特务擦身而过，但他从容镇静，泰然自若，安全地回到了学校。

北区工委也得到情报，重庆、万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王朴与齐亮、黄颂文在志达中学初中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在讨论谁留下时，王朴、齐亮、黄颂文各持理由，争执不下，谁也不愿意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让给别人。王朴认为自己土生土长，又是校长身份，突然走了影响大，坚决留下工作。在王朴一再坚持下，最后决定由他留守。他坚定表示：“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王朴开出的现金支票，他便供出了川东地区党组织经济支持人王朴与苟孔甲（当时在川康银行工作）的关系。苟孔甲随即被捕，交待了他所知道的王朴的收支账目。没几天，参与南华公司筹备工作的电力公司员工唐鹤生也被捕。特务要求二人发现王朴进城立即报告。

4月24日晚，王朴与妻子褚群相对坐着，他抱着爱子“狗狗”依恋地说：“城里还有一摊子要采取紧急措施，我要按照原定的接头时间到重庆去与王慕斋碰头，我这次进城去很可能被捕。”随即拿出一支活芯铅笔给褚群说：“这支笔留给你作个纪念吧！你留在学校里担子不轻啊！也有可能被捕……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老李（齐亮）会与你联系的，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次日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王朴如往常一样平静，收拾好行李，进城去了。他和正住在城内的母亲金永华谈了很久。母亲叫他到成都躲避一下，他说：“我怎么能走？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想着今后母亲要走的路更是充满着严峻的考验，王朴噙着泪珠，向母亲讲了三条意见：一是万一他被捕了，要放出和平空气，掩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是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4月26日晚，王朴分别与苟孔甲、唐鹤生联系。第二天一早，两人便先后向特务告了密。4月27日中午，行辕二处课长雷天元带着5个特务，包围了南华公司大楼，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王朴被捕后，先关押在行辕二处，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均未果。王朴在狱中咬定被人诬陷，敌人除给他冠上“以物资助匪”的罪名外，无更多可靠证据，不得不“劝导”王朴：“像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澄清思想；二是交出组织；三是“参加工作”，就可以还王朴自由。但王朴铁骨铮铮，在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在“老虎凳”、“电刑”等酷刑面前，忍受着肉体折磨的痛苦，坚守党的机密。最后，王朴被列入有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于白公馆。

在狱中，王朴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关心难友，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还把家里带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他坚持学习，手不释卷，不断追求进步，和大家一块儿学习、讨论形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的时候，他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期待着黎明的到来，期盼着五星红旗在山城迎风飘扬。

不过，考虑到随时都可能牺牲，王朴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和妻子，嘱托他们坚持革命。他在给妻子褚群的信里说：“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真正懂得‘继志’的含义。”在给母亲金永华的信中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党组织所办的莲华中学，实际上就是指党组织。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朴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于寄托于后来人、寄托于党，其殷切期望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0月28日下午，王朴与其他9位战友一道，被公开枪杀于重庆西郊的大坪刑场。

王朴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只走过了28个春秋，短暂却壮丽。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用热血和生命书写对党的忠诚，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必将鼓舞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北碚人民革命的历史丰碑上，王朴的名字闪烁着不灭的光辉。王朴，原名王兰骏，原四川省江北县（今渝北区）仙桃乡人，生于l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北特支委员、江北工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毁家纾难兴义学、大坪浩气传千秋。王朴烈士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在监狱里、在刑场上所表现出的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坚定的信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扎根群众的优良传统；百折不挠、矢志不移、英勇顽强的战风；涉险履危、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以及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立下的不朽功勋，激励后人，光照人寰，永垂青史！

“雏燕”展志  求学奋进

王朴出生于富裕的家庭，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生意，经营出口业务，赚钱在江北县购置了大量田地，家境殷实，1943年病故。母亲金永华，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慈善厚，能识时务，善辩是非，一经认识真理，便义无反顾，矢志前行。

王朴四岁发蒙读私塾，自小坦率正直，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五岁时跟随做猪鬃生意的父母到日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王朴的童年，受到农村、城市两种环境的交替影响，使他兼有农村儿童的淳朴、忠厚和城市小孩子的开通、精明，思想活跃，渴求知识，纯洁率真。

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衰败、民不聊生，面对黑暗阴晦的政治气候，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始萌生为正义而战的信念。

1932年，刚满十一岁的王朴在重庆第一高小读书，刻苦钻研，成绩优秀。他秉性刚直，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十三岁进求精中学，因出于义愤，打了仗势欺人的学校庶务，被学校开除。当年秋季，他考进广益中学，在读高中时，又因支持进步教师的活动遭无理开除。1939年，王朴改名王岳，考入复旦高中，因学校一位同学被无理开除，他挺身而出，声张正义，最后与十几位同学相约集体退学，愤然离校，以示抗议。王朴在整个中学时代从未顺利地读完一所中学，不是被“开除”“辞退”，便是因不满校方的无理举措“自行离校”。他说:“我在整个中学时代，实在找不到一所理想的学校”，简短此语，表明了一个不甘沉沦、追求进步的年轻心灵为正义、为实现人生真正价值的不屈抗争精神。

离校回家后，王朴与王华彬、吴子见等同学组织自修小组，拟定集体自学数、理、化的计划，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纪律，互教互学、互帮互助，互勉互励，博览群书，研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畅谈人生，探讨未来，努力寻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之路，努力探索人生奋斗之途。

追索真理   孜孜以求

抗战初期，中国青年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大片国土沦丧，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个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人生奋斗的道路何在？对于富有爱国热忱、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王朴来说，自然思考急切、追求热切。

1939年1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此时，王朴从《新华日报》上先后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献，这使他在极大的政治苦闷、苦索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真理之光点燃了他追求真理的激情。1944年夏天，王朴考入抗战时期迁来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所民主气氛浓郁的学校，王朴以惊人的毅力博览群书，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党报党刊，并尽力传播，为党奋斗的信心愈益坚强，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仰和信念。这时王朴已经与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找到了党。在学校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被推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按时出版该报，他不辞辛劳；为筹资集费，他奔走呼号，迅速成为复旦大学进步学生活动的骨干。到1947年6月，他积极投入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为反对国民党诱骗大学青年参加反动军队，为反对特务屠杀重庆电力工人和昆明学生，不畏艰险，奔走呼号。并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学资助费用，努力做动员组织工作。当时复旦“据点”核心组已报告南方局青年组，把王朴列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立即接替工作的“第二梯队”名单。

复旦求学，夏坝之履。在充溢革命思想的环境中，王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转变。所以，后来他常常自豪地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王朴虽家境富裕，但生活十分俭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回家几十里，来去都是走路步行。他从不乱花钱，购书却十分大方，藏书达2000余册，被同伴们誉为“红色小书库”。凡是当时《新华日报》门市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所出售的红色书刊、古今中外名著，他总想方设法购买。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中国妇女》《解放》等刊物，他更是精收细藏，认真研读。他几乎保存了当时全部的《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理论与实践》等进步刊物。他常说:“光阴不待人，要自己很好安排。一天不学习，就等于一天没吃东西；一天不学习，就是空虚的，好比做生意，卖完底货就没有了。”

在如饥似渴的求知过程中，他在找到自己的道路并逐渐树立马列主义的信仰之后，王朴还进一步争取家庭成员的进步。他将高尔基的《母亲》《鲁迅全集》和《新华日报》等书刊，交给自己的母亲金永华细读，帮助母亲提高觉悟。母子俩常在一起谈论人生，谈论国事，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日复一日，使母亲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逐步确立了对党的信念。

服从组织 回乡办学

1945年l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南方局据此作了详细布置，要求坚决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和农村，加强群众工作。

王朴原打算到中原解放区去，南方局青年组考虑到他在江北县老家的社会地位，动员他回乡办学。并对他说:“到老家去，用你家的社会关系，开辟工作多好哇!那里就是你的工作岗位。”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离开了复旦大学校园，抛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征得母亲捐资兴学的同意，回到复兴乡兴办学校。然而，王朴回乡办学的想法却遭到乡邻们的非议。堂堂的富家少爷，又是复旦大学学生，为什么不进城做官而回农村办学？乡邻们议论纷纷，十分不解。为了向乡邻们解释清楚，王朴想到一个办法。李家祠堂附近有两个院子，分别住着国民党江北县政府的督学王润民和江北县参议员王镜明，王朴常去那里拜访。他热情、诚恳的态度，取得了“二王”的信任。对于自己回乡办学的原因，王朴向“二王”解释，这是继承父亲生前在家乡办学、服务桑梓的遗愿，并请他们帮助宣传。由于王润民和王镜明素有声威，经过两人的多次解释，才逐渐打消了乡邻们的猜疑。之后，王朴决定聘请“二王”担任学校董事，二人欣然允诺。在他们的帮助下，王朴顺利将原设在李家祠堂内的其他学校迁走，并办理了租用祠堂的手续。租好李家祠堂后，王朴以父亲王莲舫、母亲金永华名字中各取一字，取校名为莲华小学。王朴任校长，母亲金永华为董事长，地下党组织派来的秘密党员黄友凡任校务主任。正式招生前，又派来李青林、陶昌宜、杨明远、褚群等十多名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来校任教。此后，党组织不断调派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江北县农村，协同办校。

莲华小学离复兴乡场较远，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这里杂草丛生、田土荒芜。虽然原李家祠堂有一定的办学基础，但房屋仍然需要修缮和扩建，操场也需要平整。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王朴亲自动手，和黄友凡等教师一起开荒填土，布置教室，平整操场，修建厕所。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莲华学校于1945年9月贴出招生广告，正式对外招生。据黄友凡回忆：“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其简陋，一个破烂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就是教室，老师们住在戏台两边，只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一盏青油灯，王朴同志拿出他的藏书办起了图书室。”尽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艰苦，但充满着团结、民主的空气，一开学就给复兴乡带来新的景象。学校墙上贴着“死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书活”的标语，按照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教师和学生一齐上课，一同吃饭，一起劳动。白天，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校园；入夜，四面八方的农民打着灯笼火把汇集学校上夜校。很快，附近的农民就把莲华看成是自己的学校，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得好，王朴有学问，年轻有为，是个办学的人。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王朴取得母亲金永华的支持，买下逊敏书院的校址，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来莲华中学，并成立党的特支，王朴(已入党)任委员。在莲华中学，减免学费膳宿费的学生将近一半；学校管理严格，严禁吸烟打牌，整个学校富有勤奋进取的风气，受到当地各届人士的好评。1947年，学校正式交给党办。

1947年冬，江北县风传莲华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国民党燕德炎县长便亲自来校视察。王朴沉着机智，应对裕如，金永华温文儒雅，谈吐得体。县长视察后。对王朴办学大加赞赏。从此，莲华中学的地位更加巩固。

1948年初，为扩大党的影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争取莲华中学的“合法”地位，北区工委决定接办抗战时由天津迁来江北县静观场的私立志达中学，解决了莲华中学长期不能立案的难题。莲华中学改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金永华仍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党的机关仍在迅敏书院，学校一直办到解放。

从莲华小学到志达中学，从1945年秋到1949年11月的4年多时间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充分发挥了农村工作据点的作用，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人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临解放时发展党员700余人。在校教师经过血与火的锻炼，不少人入了党，解放后在各个岗位上肩负重要责任。“莲华”在革命斗争的洗礼磨练中形成了“一切为革命，一心为革命；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莲华精神”。这所红色学校在党的领导下，毫无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建立据点 开展工作

王朴在服从组织到农村开展工作，党组织还安排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农村工作据点，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的身份，化名张仲伟来到学校，委员黄颂文、王朴。莲华中学即成为北区工委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在王朴和同志们的努力下，莲花中学据点是党在江北县开辟的最大据点。从中共江北特支、中共江北工委到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党组织机关都设在莲华小学、莲花中学。莲华小学、莲花中学，再到志达中学都成为了革命工作据点，一直是党的指挥中心。这些据点的开辟和巩固是王朴和同志们积极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与王朴的努力开展统战工作有很大关系。莲花建校伊始，王朴就利用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关系和校长身份，主动与县督学和县参议员等社会上层人士密切关系和接触，请他们担任学校董事，互相走动，联络感情，真诚相待，伺机教育，得到他们有力支持和帮助。为了在社会各方面开展活动，让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有社会职业作为掩护，党组织通过王朴作县督学和县参议员等社会上层人士的工作和推荐，把一些同志安排到复兴、静观等地一些小学去工作。经他们介绍到各小学作教师的前后达30多人。1947年初，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王泽泮打入复兴乡公所，也是县督学向当时的乡长推荐而进入乡公所工作的。由于王朴的社会关系和积极工作，在莲花中学工作的党员也发挥积极作用。如莲花中学的党员陶昌宜的统战工作有特色，在王朴的支持下，他以王朴管家和学校总务主任的身份，多方沟通，建立了学校与乡保政权、地方绅士、左右邻舍的统战关系，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从建立莲华学校据点开始，王朴和他的同志们就担负起了发动农村知识青年、农民以及场镇手工业工人、工矿工人的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党组织决定派党员参加当地袍哥组织，打入国民党的乡保政权。组织党员深入到农民、工人、教师、手工业工人中去结识群众，了解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条件成熟的就吸收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在莲花的党员都要联系一至两个积极分子，培养一至两个党员，分层次培养，分层次发展，很快就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几年中，复兴、悦来、仙桃、水土、静观、龙王、柳荫、石坝、三圣、偏岩等乡都有了党组织或联络点。到1949年11月为止，通过莲花学校这个据点党组织发展的地下党员有700多名。同时，还打通了重庆通过柳荫、偏岩到华蓥山的交通通道，发挥了农村工作据点的作用。

变卖家产  为党筹费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重庆地下党的活动进一步开展，经费问题成为地下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中共重庆北区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作。

到哪里去筹集资金呢？其实王朴早已把自己家的财产当作地下党的经费来源。但是，尽管王朴家里的财产很丰厚，可是大部分财产都是由他母亲金永华掌管着，王朴能动用的部分还不能完全满足地下党工作的需要。为此，王朴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初，便开始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影响母亲，有计划地争取母亲。金永华是一位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妇女，早年与丈夫一同去日本经过商，接触过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因而她在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王朴为动员母亲变卖田产给地下党作经费，买到一部香港《华商报》出版的《经济年鉴》，上面刊登有我党发布的《土地大纲》。王朴拿《土地大纲》给母亲看，并作讲解，劝母亲卖掉田产，换金条供给共产党。母亲金永华此时虽然不知道儿子王朴就是共产党，但她知道儿子是在干正事，经过一番思考后，便答应了王朴，接受了这个建议。王朴很快将母亲的决定报告了党组织。在王朴的安排下，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工委委员黄友凡与金永华很快见了面，并达成了三条协议：一、把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供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二、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来办；三、对于他家弟妹的教育和工作，今后由党负责。此后，王家就大量变卖田产，共计卖得黄金一千多两。党组织决定用活这笔钱：决定由王朴在城里开办一家公司，一方面向社会掩饰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这些钱活起来，增加经费来源。于是在1948年春，在重庆市区民国路宏泰大楼成立了南华贸易公司。

被捕入狱  坚贞不屈

王朴以富家子弟和社会贤达的身份办学校、开公司，从事的革命活动一直隐蔽得很好，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王朴不幸被捕。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因情况紧急，急需用钱，向王朴要金条、要银元。因为事出突然，王朴没带，准备回去取，刘又说时间来不及了，要王朴给他开一张支票，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的斗争形势，使王朴很快警觉起来。他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措施，以防万一：一、销毁文件、埋藏进步书刊；二、保护同志，对好口径；三、内紧外松，照常上课；四、工委撤离学校。安排好前三件事后，在谁留下来的问题上王朴与齐亮争了起来。齐亮坚持让王朴转移，说：“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你是本地人，牵累多，又有老婆孩子，不仅乡下，还有城里，好多事要你出面活动，你就别争了，还是你先走吧!”王朴坚持道：“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的担子重，而且以英文教员身份出面对付特务也不合适。不要因为我影响全局工作，别再犹豫了，赶快走吧!”一番争执后，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这可真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王朴坚定地对齐亮说：“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安排好一切后，王朴预感到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来到母亲房间，和母亲深谈了一次，这次谈话，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些年来，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老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她虽然还不完全知道儿子的政治身份，但她相信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干的都是正义的事业。在这非常时刻，王朴向深明大义的母亲讲了三条意见：一、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据的支票，由此查到银行的会计主任苟孔甲。解放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交代了苟孔甲出卖王朴的经过：“刘国定交代苟孔甲与王朴的关系，我即派刑警处特务将苟孔甲逮捕到二处，由二课课长审讯，他承认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并供给经费，他愿意交出王朴，如果王朴进城与他联系，即向二处密报，并供出王朴在民国路的一个字号。苟被关了一晚上，即予释放，仍回银行。又过了两三天，王朴进城与他联系，他到二处密报。我派特务将王朴在民国路逮捕。”

王朴被捕后始终不吐露真实身份，并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的办公室。

“王朴，你认识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这时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徐远举指着王朴问来人：“刘国定，你认识不认识他？”王朴一看是刘国定，果然是他出卖了同志。面对这个可耻的叛徒，王朴怒不可遏，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

徐远举转头又来对王朴劝降：“王朴，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你只要交出组织，就可自由。”王朴正义凛然，不为所动。

王朴在狱中英勇顽强，义无反顾，经受住了敌人施酷刑，饵高管、威逼利诱的严峻考验，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他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坏的情况下，关心难友，把家里送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他坚持学习，手不释卷，不断追求进步，与难友大家一块学习和讨论形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的时候，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期待着黎明的到来，期盼着五星红旗在山城迎风飘扬。

王朴在狱中考虑到随时都可能牺牲，他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和妻子，嘱托他们坚持革命。在狱中带给妻子褚群的信是这样说的：“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王朴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莲花中学，实际上是交给党。这体现体现了王朴烈士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未来的事业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后人、寄托于党的殷切期望和赤子之情。

1949年10月28日，白公馆看守长走进牢房喊道：“陈然、王朴马上转移!”此时难友们已经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料定敌人会越来越疯狂，此时的转移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吧。同志们纷纷围过来送别战友，依依握别。

敌人把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押到大坪刑场。王朴等人把刑场当成最后的讲台，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王朴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历史铭刻   永志难忘

 

王朴的一生短暂而又壮丽的一生。二十八个生命春秋，犹如二十八只灼灼燃烧的青春之焰，闪烁出璀璨夺目的光辉。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一经认识真理，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信正义必胜，共产主义必胜，至死不渝，不愧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的高洁情怀、献身精神、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光辉形象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历史是永恒不息的。在历史的诗笺上书写壮美乐章的英雄是铭刻永志的，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为寄托对王朴烈士的无限哀思，人民政府在培育他的故土静观镇修建了王朴烈士陵园和王朴烈士纪念馆。为纪念王朴烈士人民政府已将志达中学命名为王朴中学，他创办和接办的莲花中学、志达中学（王朴中学）已办成了重庆市重点中学。王朴烈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烈士陵园，苍松翠柏，庄严肃穆；陈列馆里，文稿照片，遗物累累。王朴中学，莲花中学，读书朗朗。

烈士陵园不论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还是共产党员。亦或是普通群众；不论何等年纪，何种职业，来自何方，有组织或无组织，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络绎不绝，人们前来瞻仰、祭扫、哀思、宣誓……，人们从先烈光辉的历程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净化自己的灵魂，追索奋进的道路，深受陶冶，吸取力量，立志继承烈士遗志，努力完成未竟之业。

滚滚嘉陵江，奔流不息。烈士的鲜血肥沃了碚城大地，染红了鲜艳的旗帜。

魏巍缙云，清秀峭立。高擎燃起的真理火炬，永存的红岩精神，坚挺烈士不灭的信念。

这是民族的脊梁，这是精神的支柱，这是信仰的力量，这是伟大的动力，这是我们奋斗不止的源泉和希望之所在。

伟大母亲 继续革命

王朴的牺牲，极大地教育了母亲金永华，她强忍内心的悲痛，更进一步坚定了金永华革命的信心，她说：“王朴的鲜血，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同志们的伟大，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这时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位革命的妈妈，不仅为莲华学校献出了全部家产，还献出了自己的爱子。在那血腥的日子里，金永华把自己的命运，同莲华学校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带着全家在莲华学校熬到解放。

重庆解放不久，由重庆市委、市政府报经西南局邓小平批准，按照当时的协议，将王朴家变卖的田产折合成一千多两黄金，再折合成人民币，开据成人民银行的支票。当市领导将支票面交金永华时，她坚决拒收这笔巨款。

她激动和坚定地对黄友凡说：

“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这笔巨款最后确定用来作为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为此金永华参加了市妇联工作，出任福利部副部长，又任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市政协妇女组顾问、四川省人民代表，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妇女儿童工作上，解放后她与志同道合的姊妹成立了重庆市妇女互助会，还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办托儿所，先后免费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还办了小学班，培养了100多名小学生。她所办的儿童俱乐部，有阅览室、乒乓球室和绘画室。她还指导孩子们读书，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开展向英雄人物学习等活动，这个课外的教育阵地，被评为暑期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先进集体。

这位经历过清王朝、国民党统治、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从旧社会的一名家庭妇女，转变为支持革命的母亲，最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早在江北创办莲华学校时，身为董事长的金永华，看到青年教师们辛勤教学，还要搞社会活动，就主动替他们管好生活，为大家服务。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搞好地方上层的统战关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此时金永华已成为这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她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几十年后，提起当初的事，金永华老人深情地说：“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当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主要的老师。”

早在解放初，金永华就向市妇联党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组织觉得她留在党外做妇女互助会工作，作用更大，她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几十年来，金永华继承了儿子的事业，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又先后多次申请入党。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去世。 

王朴的一生是短暂而又壮丽的一生。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始终坚信正义必胜，共产主义必胜，至死不渝，不愧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的高洁情怀、献身精神、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光辉形象，激励后人，光照人寰，永垂青史！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我们学习王朴同志，就要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因为主人姓白而得名白公馆。又因主人白驹自诩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代，故借用诗人雅号“香山”将别墅取名“香山别墅”。1939年10月，军统局将其改为监狱关押革命者。这里曾关押过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小萝卜头”宋振中、《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等著名的革命志士。当时，曾和罗广斌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的有一位重庆江北籍的烈士，名叫王朴。

他5岁开始读私塾，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通过《新华日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并阅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使他在当时压抑、沉闷的政治空气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 

1944年夏，王朴考入了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就读期间，他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更加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在复旦期间，他还积极地参加到《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在抗战胜利初期，社会上的有志青年都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前路何在？二是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王朴以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使他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1946年王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委员，主要负责为党筹措经费。在当时，地下党交给王朴一个任务，就是要他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是一个掩护地下党员的秘密活动据点。那么，为什么组织上要王朴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呢？原来，王朴的母亲金永华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大地主。

一个舍生取义的革命战士，却有一个身为大地主的母亲；一个富甲一方的财主，却甘愿为革命捐尽家产，成为一名无产者，最终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金永华出生在四川一个封建官宦家庭，11岁的时候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她对中国女权思想的倡导者秋瑾十分敬仰。1926年，她跟随丈夫去日本作了两年的猪鬃出口生意，这次出国经商的经历使这位从旧社会走出来的女性对“国富民强”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并使她逐渐萌发了振兴民族的志向。金永华回国后，将在日本经商赚来的钱在重庆江北大量购置田产，成为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地主。当金永华得知儿子要办学校时，她认为办学是件好事，是造福一方百姓的事，于是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办起了莲华小学和志达中学。这两所学校掩护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成为地下党一个主要的活动据点。

1947年，重庆川东地下党为了牵制国民党兵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的斗争。然而，这可是需要大量的枪支和弹药，购买这些枪支弹药又需要一大笔经费，这些经费从哪儿来呢？地下党筹措这笔经费遇到了极大困难，这时候王朴想到了自家的田产，想到了母亲金永华，他开始动员母亲变卖田产。在当时，母亲金永华对儿子王朴所做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她从不因为自己优越的家境就否定儿子的信仰。但要变卖田产，还是让她一时难以接受。要知道，置办起这份家业，可是经过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金妈妈几夜都没睡好，人明显地消瘦下来。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金妈妈坚信儿子所做的是为国家民族造福的事业。帮助儿子，就是为国家民族尽忠尽义啊。最后，她做出决定，支持儿子和他的朋友们的事业！

就这样，金妈妈先后变卖家中田产1480石，折合黄金近2000两，全部交给了地下党作为活动经费，并支持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为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王朴不幸被捕。

王朴在狱中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也许就将要和心爱的家人永别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托人从监狱里带出两封信，一封给了妈妈，一封给了妻子褚群：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国民党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8岁。

一个多月以后，重庆解放了。对于烈士家属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奋斗乃至于牺牲，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经邓小平同志批示，政府决定将这2000两黄金如数归还于金永华老人。

1950年2月的一天，重庆市政府的同志带着银行的2000两黄金存票和烈士荣誉证书，来到江北金永华老人家中。手捧着烈士的荣誉证书，金永华思绪万千，看着儿子的遗像，金永华泪流满面，面对政府的慰问，金永华老人说了这样的话：“我出生于光绪末年的1900年，经历了许多历史变迁。沧海桑田，从创建莲华学校开始到迎来解放，我无时不受到党的关怀、鼓励！特别是我儿子王朴，是他用鲜血和生命激发了我认识共产党，了解共产党，是他教育我跟党走！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当政府的同志拿出2000两黄金的银行汇票要归还给金永华的时候，金永华老人沉思了片刻，然后她抬起头来，用颤抖的双手擦去了眼角的泪水缓缓地说道：“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场的同志无不为金永华的这种诚恳、大义而感动，最后他们没有再要求金永华收回这笔借款，而是把它交给了国家。

解放后，金妈妈一直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在重庆市政协工作期间，她把自己家里的两栋楼房办起了儿童福利院，而自己却住在只有几平米的过道小屋里。在1984年以8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2岁无疾而终。临终前，老妈妈欣慰地说道：“我现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放心地去见我的儿子了……”

金妈妈去世后，我们红岩革命纪念馆将王朴和他母亲的事迹制作成展览在全国巡回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巨大的反响。原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秦基伟同志为展览题词“光荣的儿子、伟大的母亲”。这是人们对王朴烈士和金永华老人最高的褒奖，他们更无愧于这个光荣的称号！

金永华（1900-1991）原名纫秋，又名建华，四川省巴县人，革命烈士王朴的母亲。1926年春至1927年冬随丈夫王莲舫在日本经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通过王朴动员她于1945年7月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堂创办了莲华小学（后改为莲华中学），成为党地下活动的据点。1947年秋根据革命需要，金永华毅然将王家全部家产交给了党，并于1948年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川东地下党提供了活动场所和活动经费。解放后，她把人民政府偿还王家变卖家产支援革命的巨款2000两黄金全部交给了党，用作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基金。 

1945年1月28日，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深重危机，致电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动员一批党的骨干和进步知识青年到农村，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发动农民以及民团等组织，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并努力获得成绩。

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调上海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学生王朴立即回重庆江北县开展农村工作。地下党为什么要调王朴回重庆江北县呢？原来，王朴的母亲金永华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早年，金永华随丈夫在日本经营生丝企业，赚了大笔钱财，后落户重庆江北老家，收购大量田产，成为当地的首富。

1945年7月，王朴回到重庆江北。每次他从城里回到江北家里，总是给母亲带回几本新的进步图书、刊物和《新华日报》。母亲金永华在儿子的影响下，逐渐对这些进步刊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把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比起来看，通过比较，对时局和时事有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为了使农村革命工作有合法的掩护并形成据点，地下党组织向王朴提出，希望王朴利用她母亲在当地的影响和财力在老家江北静观为地下党办一所学校，一来为地下党领导干部提供公开合法的教职身份，二来为地下党到农村工作的同志提供掩护之所，为开展农村工作提供支持和方便。

当儿子王朴提出希望母亲出资办学的时候，金永华二话没说便表示同意。她认为办学校是对社会有功德的事情，很快便买下了复兴乡李家祠堂，创办了一所莲华小学（后改为莲华中学），作为党在农村的一个工作据点；后来又扩大办了一所志达中学。金永华担任学校的董事长，王朴担任校长。

从1945年秋到1949年秋，为了加强莲华小学、志达中学据点的建设和领导，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和育才学校的党组织以及四川省委青年组、川东临（特）委，先后调派了黄友凡、王敏、黄冶、齐亮、马秀英、李青林、褚群等党员干部共30余人来校工作，充实了革命力量。从创办莲华小学到解放时为止，江北党的领导机关、指挥中心一直设在学校里。

1947年秋，川东地下党决定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为了组织发动武装起义，重庆地下党组织向王朴提出：能不能说服动员其母亲金永华借给党一大笔经费！王朴因此数次与母亲谈及需要筹集一大笔经费，要办对国家、对社会非常有利的事情。其实这个时候，母亲金永华对儿子王朴所做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她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责任心的人，所以当地下党与金永华当面洽谈以后，金永华先后三次将家中田产土地变卖，折合黄金2000两交给王朴借给地下党。凭借着这笔经费，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医疗器械、药品连续三次发动武装起义，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兵力出川，有效地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行。

王朴动员母亲大量卖田产的举动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为避猜疑，王朴对外解释是城里做生意需要钱，同时，党组织为了充分用活这笔经费，决定由王朴出面于1948年春在市里开办了南华贸易公司，一方面为了掩饰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有限的“死钱”活起来，增加经费的来源。不幸的是，1948年4月，特务从一个被捕人员的包里查到一张公司的支票。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立即顺藤摸瓜，发现公司的经理是王朴，且有明显的“共党嫌疑”！王朴被捕了！在狱中，特务提出两条选择道路：一条是悔过自新，一条是长期监禁。王朴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愿选择后一条。为了让王朴招供和转变立场，特务将叛徒刘国定带到狱中与王朴对质。刘国定试图以现身说法要王朴“识时务”，得到的却是王朴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怒斥叛徒刘国定是“灵魂肮脏、人格下流”！

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公开枪杀在重庆的大坪刑场。金永华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她用颤抖的手拿着登有儿子被处决消息的报纸，一个人在王朴的办公室里静静的坐着流泪。其实王朴被捕的消息她早就知道了，为了不影响老师、同学们的情绪，她骗大家说王朴去香港做生意去了。然而现在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说儿子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他被处决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她反复回忆儿子所做的事情有什么错——拿钱办学、开公司资助学校，宣传和平民主、帮助穷人孩子上学、为社会自由幸福而奔波！儿子没有错，儿子的选择是对的！想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残忍的杀害，金永华心中万分的悲痛；但想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对儿子的尊敬和爱戴，她的身体中似乎又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她决心要把儿子创办的这两所学校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比以前更好！金永华从王朴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见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静静的站在那里，金永华非常激动地对大家说：“你们的校长王朴他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他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使我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从那一刻起，金永华便下定了决心要将儿子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

金永华带着儿媳妇褚群悄悄地来到儿子王朴殉难的地方——大坪刑场。站在一个坡地上，远远地看着儿子牺牲的地方，她仿佛看到儿子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的情景；她感觉到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值得母亲大为骄傲的人！王朴的妻子褚群扑在妈妈的身上失声痛哭，金永华抚摸着儿媳褚群的头颤抖地说：“不要哭，眼泪解决不了问题，要像王朴那样沉着、冷静、坚强。”金永华拉着褚群坐在坡地的一块石头上对她说：“小群，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从王朴被捕以后我就预感他回不来了，他从狱中带出了几句话，你们的组织已经给我说了好几天了，现在我把它转告给你，你要记住，这是你丈夫给你最后的交待。”金永华一字一句地转告说：“不要为我的死而难过，有泪不轻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痛为力量’，也就是给我报了大仇！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真正懂得‘继志’的含义。”

一个多月以后，重庆解放。1949年1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听取了重庆市关于渣滓洞、白公馆遇难烈士被害及烈士家属抚恤的汇报后，当即指示：重庆地下党之所以能够生存，解放工作搞得如此出色，完全取决于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答应过的事情，今天要逐一兑现。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王朴的妻子褚群被安排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做秘书，兼搞常委记录，金永华被安排在重庆市妇联工作。在军政委员会机关，邓小平同志还亲自看望了褚群，希望她化悲痛为力量，建设新中国。同时，重庆市政府的同志带着银行的2000两黄金存票，到江北金永华老人家中去归还当年的借款。手捧着烈士荣誉证书，金永华思绪万千；看着儿子的遗像，她流出了热泪；面对政府的慰问，这位坚强的老人却说了这样的话：“我出生于光绪末年的1900年，经历了许多历史演变。从创建莲华学校开始到迎来解放，我无时不受到党的关怀、鼓励！特别是我儿子王朴，是他用鲜血和生命激发了我认识共产党，了解共产党，是他教育我跟党走！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当政府的同志拿出2000两黄金的银行存票时，金永华将她的儿媳褚群抱在怀里，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能收！”政府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按照当时的借钱协议归还的，这些钱也属于你自己……”金永华松开双手，看着儿媳褚群问：“你说该不该收？”禇群流着热泪对妈妈说：“你自己决定吧！”金永华老人想了一下，非常郑重地对政府的同志说：“我的儿子参加革命这是应该的，现在要我享受组织的照顾是不应该的；我当时把家中田产变卖，把黄金借给地下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接受政府的归还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烈士的光环罩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场的同志们无不被金永华老人这番真诚的话语所感动，最后他们没有再要求金永华收回这笔借款，而是把它交给了国家。

王朴的儿子王继志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科研单位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位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贡献的专家。他每次来重庆的时候都要去祭扫烈士墓，他常对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说：父亲的一生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何以为重？钱只能为人服务，人不能为钱去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金永华老人解放后一直致力于妇女工作，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92岁高龄无疾而终。去世后，她的子女根据母亲的遗愿，将她保存的王朴烈士的所有物品以及老人的一些书信、物品无条件捐献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博物馆。博物馆收到这些文物资料以后，举办了一个展览，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为展览题词作画，其中有一幅题词是这样写的：光荣的儿子，伟大的母亲！

母亲养育了儿子，儿子又教导了母亲。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称量着怎样一种令人感慨的母子亲情，又称量着何等的弃利取义的深闳胸怀啊！ 

现在王朴烈士的墓碑上刻写着：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一经认识革命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新闻学院12名师生组成新闻川渝线重走西迁路。沿着北碚时期复旦新闻青年的脚步，步入那段风雨飘摇的过往，感悟烽火时期复旦新闻人的责任与情怀，并以前辈之精神激励自身，续写当代新闻青年的家国抱负与理想担当。

7月5日，川渝线队员同复旦中学师生结伴抵达王朴烈士陵园进行参观凭吊，了解新闻系系友王朴及其母亲金永华的感人事迹。7月6日，川渝线队员登门拜访王朴之弟王容老先生，聆听烽火往事，感悟烈士遗志，见贤思齐。

“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1948年，时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的徐远举托着烟斗，看似语重心长地劝说着一名囚衣男子，“只要你肯交代，我就放了你。”

“不可能！”囚衣男子不为所动，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坚韧不拔，初心埋藏家国志►

这位刚正不阿的男子便是王朴。王朴1921年出生于重庆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乡一个富裕家庭，其父王志舫从事猪鬃进出口生意，年幼的王朴随经商的父母到日本，虽然上的东洋学堂，但金妈妈经常给王朴讲岳飞、文天祥、苏轼、秋瑾的故事，在他心里播下爱国的种子。在日本上学堂期间，几名日本同学辱骂王朴为“支那猪”并逼迫他承认，王朴拒不服从。对方比王朴高出半个头，将他按在地上群殴，王朴奋力反抗，狠狠咬了其中一名学生一口，结果却是王朴父母亲自给被咬的日本同学的家长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回到家里，母亲金永华帮王朴换衣服的时候，看到王朴身上到处都是被木屐踢出的伤痕，生气又心疼的反问王朴为什么不说出来，“说了又有什么用呢”。王容老先生回忆说，“那时候中国是弱国，每个国家都来欺负中国，尤其是日本，哥哥知道说了也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说，哥哥说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团结起来，中国人才能不被欺负”。

◄追随中共，笃志践行新闻人►

1927年，王朴回国，进入复旦中学就读，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复旦中学管理混乱，用过期发霉的米代替精米给学生食用，以精米的价格收取餐食费，同学们不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王朴不顾教育部长的威胁，积极代表学生发声，最后被开除学籍。王容先生回忆，回到家的王朴并没有受到责骂，反倒得到母亲的安慰。当时王朴面临两条路，一条是重新选择一所中学，获得学籍，然后高考；一种是以同等学历的方式直接考大学。王朴为了节省时间，选择了后者更为艰难的一条。1944年夏，王朴考入内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闻系的求学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马列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取得联系，找到了党。他还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学校的骨干；同时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学资助费用，做好组织动员工作。他被列入学校发生紧急情况接替党的工作的“第三梯队”名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信念就此根植在他的心中。

1945年，受南方局青年组的派遣，王朴回到家乡江北县农村办学。党组织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前来，协同王朴办起了莲华小学。学校由王朴的母亲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莲华小学实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等作政治课教材，对学校里占一半的穷困学生不收学费、还管吃住，深受农民欢迎。1946年，王朴经陶昌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朴得到母亲支持，出资买下逊敏书院校址，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等几名党员来莲华中学，并成立了中共江北特支，王朴任支部委员。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由齐亮任书记，黄颂文、王朴任工委委员。

王朴一家

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

1948年4月27日，王容老先生回忆，那是他见到哥哥的最后一面。当天，他与王朴一起吃午饭，行辕二处的课长雷天元带了五名特务冲上楼来逮捕了王朴。王朴先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马审讯王朴。徐远举百般利诱威胁，软硬兼施，都遭到王朴的坚决回击。敌人把他列为“顽固的共产党人”，将其作为案情重大的政治要犯由渣滓洞转移到白公馆监狱囚禁，妄图用酷刑迫使王朴供出党的机密。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和严刑拷打的折磨，王朴钢铁般的意志始终坚不可摧。他宁死不屈，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1949年深秋，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决定公开枪杀王朴等十人。王朴壮烈牺牲，倒在黎明前夕。30多天后，重庆迎来了解放。

1950年初，在重庆市追悼中美合作所殉难烈士的大会上，王朴被誉为“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王朴家乡的人民，为了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在静观镇修建了王朴烈士陵园。在陵园展览室竖立起王朴与母亲金永华的雕像。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王朴是北碚时期复旦新闻青年投身报国的优秀代表，在战火纷飞、国家动荡的年代里，很多如王朴这般优秀的复旦新闻人走上革命道路，或毁家纾难，或以笔为矛，或舍身为国，用碧血丹心浇筑了今日中国的大好河山。

今日之新闻青年，理应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告慰英灵，立志勤学、勇担责任、不负使命，以身作则传承革命精神，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锦绣篇章。

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通过《新华日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并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使他在当时压抑、沉闷的政治空气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

1944年夏，王朴考入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就读期间，更加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他还积极地参加到《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6年春，王朴按照南方局的安排，回到家乡，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并担任校长。这些学校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据点，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在知识青年、工人，特别是农民中发展了大批党员。

1946年冬，王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9月担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委员，主要负责为党筹措经费。

1947年，重庆川东地下党为了牵制国民党兵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地下党筹措这笔经费遇到了极大困难，这时候王朴想到了自家的田产，他动员母亲变卖田产，金永华先后变卖家中田产1480石，折合黄金近2000两，全部交给了地下党作为活动经费，并支持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为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王朴不幸被捕。王朴在狱中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也许就将要和心爱的家人永别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托人从监狱里带出两封信，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褚群：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 ‘志’。”

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国民党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8岁。

2019年4月2日，为纪念有复旦大学求学经历和上海籍的13位红岩烈士，复旦大学举办“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受邀参加活动的王朴烈士的儿子王继志先生动情地说：“我没有见过父亲 ，因为他英勇就义时我只有10个月大。但是父亲的精神影响着我，他的人生有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复旦大学期间参加了进步组织。复旦培养了王朴，复旦大学在我心中是非常伟大的大学。”

王继志先生总结到：“我曾经无数次问过母亲和家人，明明可以活下来的父亲，为什么最后却选择了死亡。大家都告诉我，那是信仰的力量。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最终明白，正是因为父亲心中有家国的情怀、民族复兴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让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国家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今天，我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用红色文化激励前行，努力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岩精神”，根据学校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排，11月2日上午，金渝学校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北碚王朴烈士陵园开展主题教育。

全体党员来到庄严肃穆的王朴烈士陵园，祭奠王朴烈士和他伟大的母亲金永华同志。王朴烈士，心怀国家，投身革命，为了党的事业，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献出了自己年仅28岁的宝贵生命。伟大母亲金永华同志舍小家为大家，变卖所有田产，折合黄金2000余两，捐资助学，资助革命，支持党的事业，对党忠诚，在84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坚守儿子的遗志，为党为国无私奉献。

随后，在场的同志交流学习心得及体会。王朴烈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办学校、兴教育，捐家产、助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慷慨就义，这种无私奉献、不惧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金永华同志的“三个应该，三个不应该”和高尚的家国情怀，令党员同志们为之动容。

北碚职教中心党委副书记陈应纯带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激荡在上空，激荡在党员的心中。党委书记罗统碧在讲话中充满深情地回顾了王朴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说，我们要学习王朴烈士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的崇高气节。继承烈士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切实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建设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为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