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刘国鋕烈士

素缘了凡

刘国鋕（1921年—1949年11月27日），亦作刘国志，四川泸州人，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慷慨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时年28岁。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到云南陆良从事教育工作，任陆良县中教务主任，并代行校长职务。在他的努力之下，县中的校风大为改进，该县的民主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底因被当地反动武装注意，撤离陆良，回到重庆。在重庆的公开职业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研究人员，并在《商务日报》做过记者。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参与领导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中国青年民主社”，在重庆的大、中学校和民盟中开展地下工作。

刘国鋕1939年毕业于成都建国中学，同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1年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因上级的疏散而失去了组织关系。

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重庆后，他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工作，曾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参与建立和领导了进步学生组织“六一社”。当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之后，他参与建立重庆地下民盟，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为《挺进报》的编创人员与中共重庆市委接上关系，其后又为《挺进报》的编印提供经费，并且是报纸重要的发行者之一。

刘国鋕和曾紫霞

因上级的出卖，1948年4月19日在四川荣昌与未婚妻曾紫霞一起被捕。先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后被转囚白公馆。他的亲友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营救，但他表示“决不背叛革命”，宁愿放弃去美国留学，拒不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慷慨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时年28岁。

其作品有《就义诗》。

慷慨赴死 拒绝营救

亲友们知道刘国鋕被捕后，四处营救，希望能将他保释出狱，经过一番努力，他们获得了长官公署秘书长周君亮、民事处长曾扩情的亲笔介绍信，找到徐远举，请求释放刘国鋕。

狡猾的徐远举将计就计，决定用刘的亲属软化他，说服他叛变，于是徐远举用车将刘国鋕的亲友送到白公馆，并再三叮嘱：“如果他愿意交出组织，就立即释放他。”

亲友们见到刘国鋕后，他们轮番劝说道：“国鋕，你把组织交出来！和我们一道回去”

“交组织的事永远办不到！只要有组织存在，我死了等于没死；出卖了组织，活着又有什么用呢？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也不要挂念我，我是为人民牺牲，是我自愿的！”刘国鋕铿锵有力的话语，挫败了徐远举的阴谋。

1948年秋，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专程从香港回重庆营救刘国鋕，他通过种种关系对徐远举行贿，赠送贵重的金表、金笔、银行空白支票等，要求释放刘国鋕。徐远举收下礼物，同意兄弟俩在他办公室见面。

国鋕走进徐远举办公室，见到哥哥，非常吃惊地问道：“五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未等五哥作答，他轻蔑地扫了一眼徐远举，说道：“今天早晨他们叫我出来，我以为是要枪毙我呢！”

“我特地从香港回来看你，自从你被捕后，全家人日夜思念着你，我这次专门回来营救你，指望你早点出去，一家人团聚。”徐远举也凑过来说道：“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不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就释放你。”刘国鋕毫不犹豫地答道：“不行，要我脱离共产党，办不到。”

当着刘国鋕的哥哥，徐远举也不好发作，他继续诱骗说：“你这样的家庭，有钱又有地位，怎么去当共产党呢？你要为自己的一生着想，为自己的幸福着想。签个字只不过是个手续嘛，你签个字，我才好你交给你哥哥，你哥哥就可把你带到香港去，这有什么关系呢？”

刘国鋕的五哥也流着泪说：“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天天都在杀人……你就签个字吧，你怕什么？签个字出来，我立即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送你到美国去，一家人都放心了。”

刘国鋕知道不可能让五哥一下子明白许多革命道理，便忍住心头的难过，毅然起身说：“五哥，我理解你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你走吧，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徐远举见刘国鋕软硬不吃，只好叫人把他押出了办公室……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刘国鋕从容不迫，高声吟诵了自己的《就义诗》——“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牺牲时年仅28岁！

《就义诗》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刘国鋕:赤子之心死而无愧

——记《红岩》英雄刘思扬原型

他是《红岩》小说中刘思扬的人物原型;他出身豪门,却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他高吟《就义诗》在白公馆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是刘国鋕。

刘国鋕,四川泸州人,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倍受娇宠的幺儿。1939年高中毕业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国鋕从昆明到重庆找党组织,被介绍给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从此他就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1945年加入民盟后,他积极参加并组织青年抗日民主活动。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刘国鋕大力协助《挺进报》的出版发行。同年6月1日,国民党在成渝两地进行大逮捕,仅重庆一夜之间就逮捕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学生、记者达200余人,刘国鋕终日奔走,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及共产党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抗暴游行、营救“六一”大逮捕被捕师生。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区学运特支,他任书记。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少爷,不可能是真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图个新鲜。然而在酷刑面前,刘国鋕没有屈服。他牙关紧咬,大汗淋漓,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刘国鋕的家庭在四川有权有势,当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他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

刘国錤第一次来,在丰厚的利诱下徐远举同意放人,但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刘国鋕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面临解放。五哥刘国錤再一次来到徐远举办公室为刘国鋕奔走。这一次,刘国錤送给徐远举的是空白支票,要多少钱自己填。

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才能将其释放。然而,刘国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这样,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殉难,时年28岁。就义时,他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同时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泸州市委党研室副主任官燕说起这位满怀赤子之心的革命烈士十分感慨,为了更好地纪念刘国鋕,今年5月,她与同事特地前往重庆渣滓洞查阅珍贵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重要资料一一手抄回来存档。

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曾撰文纪念刘国鋕,她回忆他们共同在狱中时,刘国鋕曾对她唱起俄罗斯歌曲《光荣牺牲》。“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决心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直到抛弃头颅。”曾紫霞写道。

刘国鋕，《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他的名字是否仍被铭记？民主、自由、平等——一代爱国志士未尽的事业是否还在继续？

《我的叔父刘国鋕》记述了《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烈士英勇与传奇的一生。作者刘以治是与刘国鋕交往笃密的亲侄，因此对传主的描写格外细致，且将其置于时代与地域大背景之中记录，使读者不仅对刘国鋕增多了解，更为那一代爱国青年的理想与风貌所动容。

作者简介

刘以治，1921年生，1946年由冯克熙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副刊编辑，1951年8月到大连工作，先后执教于军委俄专、辽宁师院、大连大学等校，1987年离休。曾翻译出版《一个败坏了哈德勒堡的人》、《月球上最早的人类》、《斯大林的医生和护士》等书。

追寻先烈的足迹 | 刘国鋕：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徐处长（徐远举）已经答应你带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出去，但你得跟政府认个错。这个悔过书是我写的，你只要签个字。”

“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

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主编的《红岩档案解密》一书中，记载了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白公馆中的一幕。面对五哥刘国錤的营救，刘国鋕选择了拒绝。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年仅28岁。

“在亲情面前，在出狱的机会面前，刘国鋕毅然地选择了坚守初心，足以体现他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对党的忠诚有多么纯粹。”7月7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性教育基地教员苏予说。

当日，厉华和苏予为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刘国鋕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的故事。

考入西南联大

曾在《新华日报》发文缅怀闻一多

“学生刘国鋕，系四川省泸县人，现年二十二岁，在本校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在白公馆展柜中，陈列着刘国鋕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毕业证书复制件。

这张证书照片中的刘国鋕，面容英俊，目光如炬。

西南联大，一所组建于抗战时期、只存在了8年多的大学，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战士和优秀的专家、学者。刘国鋕便是其中之一。

“1940年，刘国鋕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厉华介绍，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县（今泸州）的一个名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倍受宠爱的幺儿。

关于刘国鋕的进步思想，在1939年10月19日他写给五姐刘国惠的信中就已显现：“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

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南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代校长职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重庆工作，1947年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在重庆，他的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资料室研究员，后又到《商务日报》做记者。

“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刘国鋕悲愤不已。”厉华说，他随即在渝组织了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他还在1946年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表达对闻一多的敬仰和追思。

刘国鋕在文末呼吁：“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刘国鋕写给五姐的信。

家人多次营救

他却称“愿为人民牺牲自己”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捕。”厉华说，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起初认为制伏刘国鋕轻而易举，但他没有料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着极其坚定的理想信念。

据《红岩档案解密》记载，徐远举曾这样问刘国鋕：“你这家财万贯的少爷，家里有钱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

刘国鋕没有吭声。

“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否则，我们不可能把你抓住。”徐远举又狡猾地说。

“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刘国鋕反问道。

徐远举见状，开始对刘国鋕用刑。

“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用凉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身……”蔡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中这样描述狱中狠辣至极的刑罚。然而，刘国鋕没有在酷刑前屈服。

厉华介绍，当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他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

“在对刘国鋕的营救中，刘国錤是主要人物。”厉华说。

资料显示，徐远举在收受了刘国錤的纯金香烟盒等礼物后同意放人，但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脱党。刘国鋕听闻后称：“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之后，刘国錤等人还在不断努力寻求机会，希望能营救刘国鋕出狱。

“重庆解放前夕，刘国錤再次找到徐远举。”厉华说，这一次，刘国錤送给徐远举的是空白支票，要多少钱自己填。

面对巨大诱惑，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才能将其释放。在生与死的边缘，刘国鋕却对五哥说出了文首的那句话：“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就这样，营救最终以失败告终。

苏予感慨地说：“每当我讲到刘国鋕接连拒绝营救的事迹时，总会有很多观众眼含热泪，被他在生与死面前镇定自若地赴死所感动，被他对党绝对忠诚的理想信念所震撼。”

“对党忠诚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座右铭、大义凛然的正气歌。”厉华表示，党的事业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8岁牺牲

临刑前高呼“我们死而无愧”

“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决心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直到抛弃头颅。”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曾这样写道。

刘国鋕的确和敌人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屠杀。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

《红岩档案解密》记载，当刽子手提押刘国鋕时，他正伏在牢房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回答：“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上前将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在赴刑场的路上，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里没有写完的诗。重庆解放后，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和特务的交代，工作人员将这首诗记录在案：“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呐喊。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绝不仅仅是我们在党旗下的誓言，更需要每一位党员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和捍卫！”在刘国鋕的展板前讲述了这首诗的故事后，苏予动情地说。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排练和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我终于理解了刘国鋕，也明白一个道理——人必须要有理想和追求。”话剧《红岩魂》中刘国鋕的扮演者李佰伦说，“当年，刘国鋕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弃了生命。现在是和平年代，人们不用以性命相搏，但我也愿像他那样为理想和信念努力拼搏！”

刘国鋕，四川泸州人，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1939年高中毕业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0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国鋕从昆明到重庆找党组织，被介绍给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从此他就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1945年加入民盟后，他积极参加并组织青年抗日民主活动。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刘国鋕大力协助《挺进报》的出版发行。同年6月1日，国民党在成渝两地进行大逮捕，仅重庆一夜之间就逮捕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学生、记者达200余人，刘国鋕终日奔走，领导抗暴游行、营救“六一”大逮捕被捕师生。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区学运特支，他任书记。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在酷刑面前，刘国鋕没有屈服。他牙关紧咬，大汗淋漓，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戴上脚镣，投入监狱。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殉难。就义时，他大声高呼“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泸州市委党研室副主任官燕介绍，为了更好地纪念刘国鋕，今年5月，她与同事特地前往重庆渣滓洞查阅珍贵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重要资料一一手抄回来存档。

刘国鋕的未婚妻曾撰文回忆，他们在狱中时，刘国鋕曾对她唱起俄罗斯歌曲《光荣牺牲》。“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决心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直到抛弃头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从华北一路内迁至昆明。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培养了数千名各个领域的人才，刘国鋕就是其中一位。

刘国鋕，四川泸县人，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1946年组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本号注：据重庆《新华日报》，西南联大重庆校友会成立于1942年6月初），1946年至1948年在重庆开展青运、学运工作，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黎明前，时年28岁。

笔者查阅了馆藏档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印章征集的经过，以及有关刘国鋕的文物、档案材料，经过整理，还原刘国鋕与西南联大的几段往事。

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1962年，刘国鋕的亲属刘国琼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几件烈士遗物，其中有刘国鋕的西南联大毕业证明书和他在校时写给三姐刘国凤的信。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刘国鋕，因病休学一年，成为“卅二年度毕业生”（实际毕业时间为1944年8月——作者注）。1940年，刘国鋕到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就读，1941年随叙永分校迁至昆明西南联大本校。到昆明不久，他给三姐刘国凤写信，信中说了几件事。一是学校已经上课两周，学业紧张；二是病已很久没有复发，但“因为要钱的信没有交到”，一个多月身边“一文俱无”，只好借钱吃饭。而且一日两餐，“活活饿瘦”，“脸色差了，有些心慌”。

除了家事和个人的学习情况外，刘国鋕还在信中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心和对当前经济情况的洞察。信中说，“最近又传日军增兵缅甸，又有攻滇企图”，于是一些人开始扰乱市场，“现在的昆明真稀奇，物资比全国任何一址都多，物价比全国任何一址都贵……”对于“日本是不是真要攻滇”，他认为，“即使攻来，我们在云南的兵力相当令人放心，并且云南民众的武力非常大，而且有组织……我们多半会大胜”。如此胸有成竹，盖因此时的刘国鋕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国鋕来到重庆，见到了《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章汉夫将他介绍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刘光，从此，刘国鋕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关系也转到南方局青委。

从1942年到1944年，刘国鋕每学期都从昆明回到重庆，汇报西南联大青年运动工作并接受党的指示。刘国鋕在西南联大广交朋友，这为他日后组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奠定了基础。

创办重庆校友会

1946年，刘国鋕按照组织的安排从云南回到重庆，起初在《商务日报》当记者，后到白象街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他以此为掩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不但参加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青年民主社的活动，还是青年民主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到重庆大学组织学生进行抗暴斗争。

同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后，刘国鋕在重庆正式发动组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此后，他多方联络，并在家中为闻一多的家属举办记者招待会。刘国鋕还化名“刘刚”（本号注：应为“刘钢”），在8月20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他在文中回忆自己与闻一多接触的点点滴滴：

闻一多在课堂讲授《诗经》时，表达了对杜甫、屈原、嵇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诗多少反映了时代的人民的声音”，他偏爱《诗经》、楚辞和乐府，因为“里面有较多的人民的血液”。在联大昆北食堂的一次学术演讲，他说“贵族的诗都腐化无生气，只有在抛弃了旧形式，吸取民间的粗蔬而健康的诗歌后，才有了些许价值”。在另一次演讲中，闻一多说“艺术是政治的工具”、“企图脱离政治和人民的路是错误的”。

他在文末呼吁：

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范型，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刘国鋕在1946年8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略论闻一多先生》

这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12月24日，两名美国士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让各地党组织在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反对其出卖军火，助长内战。

刘国鋕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的名义，在1947年1月5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热爱的祖国被美军侮辱够了，神圣领土不容匪徒居住》。文中写道：

全国同胞们、姊妹们和同学们：在杜鲁门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对华政策新声明发表后的第六天……母校北京大学沈同学竟被美军奸污了……祖先留给我们的神圣土地不容许任何侮辱它的匪徒居住啊！

文章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庄严”，并“清算美军暴行”。此后，刘国鋕等人还组织领导了重庆市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罢课，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中国。

刘国鋕在1947年1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热爱的祖国被美军侮辱够了，神圣领土不容匪徒居住》

托付校友会印章和名单

西南联大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是一个比较大的院系，毕业人数较多，其中罗代永和刘国鋕于同年毕业。

罗代永（1920-1990），四川江安人。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他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1944年毕业，与刘国鋕是同学。他曾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银行界任职，20世纪60年代起长居香港，后为香港泰裕公司负责人。

罗代永曾珍藏一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印章，印章为木制，通体呈长方体，长9.5厘米、宽2厘米、高4.7厘米，底部阳刻楷书繁体字，上部由左及右、自上而下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两排字，下部是“重庆校友会”几个大字。印章木质普通，中部有拼接痕迹，底部残存少量朱色印泥，周身遍布墨渍、印泥污渍。然而这枚不起眼的印章，正是刘国鋕被捕前交给罗代永的。此外，刘国鋕还把校友会的名单一同交给罗代永，罗的妻子陈维德将二者藏在北碚家中。

无巧不成书。当时罗代永家旁是由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1948年10月，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派王寒生到勉仁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并建立勉仁中学党支部。1949年4月，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党支部积极组织参与由重庆市47所大、中学校组成的“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并参加声势浩大的重庆市学生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大游行。因此，特务常常来这里搜查。

12月19日，著名学者吴宓偶遇罗代永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当日从苍坪街乘坐下午两点去北碚的游览车，在车上偶遇“1945级联大经济系毕业罗代永（实为1944年毕业——作者注）（本号注：据网上资料，罗代永先生毕业时间似为1945年）”及其妻子陈维德。他们乘坐的这班游览车，竟然沿途“停车检查七次”。其中有三次“客皆携行李下车”，在歌乐山的一次，则“开宓黑箱，翻检到底，棉鞋及电筒内均细探索”，可见搜查之严。

为了安全起见，罗代永不得不将校友会名单销毁，但将校友会印章一直珍藏着。1985年元月，罗代永将保管了38年的校友会印章交还给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本号注：烈士五哥名“刘国錤jī”；经向家属求证，红岩革命博物馆所藏印章的确为国錤先生所赠），刘国琪又将其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印章

刘国鋕：党的荣誉不容丝毫玷污

“五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国鋕，为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与徐处长(徐远举)已经谈好，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书上签个字，公布在报纸上，徐处长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了。”

“面对五哥刘国錤的营救，刘国鋕选择了拒绝。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年仅28岁。”12月10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出身豪门的刘国鋕，为何要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舍生取义呢?

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国鋕是四川泸州人，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家中倍受宠爱的幺儿。1939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厉华介绍，刘国鋕的进步思想，在1939年10月19日写给五姐的信中就已显现：“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

他关注时局，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1940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南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代校长职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重庆工作。

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刘国鋕悲愤不已。他随即组织了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他还在1946年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撰文呼吁：“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两次拒绝家人营救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捕。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积极营救，特地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刘国錤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

刘国錤第一次从香港回来，专门给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一只劳力士名贵女用金手表和其他礼物。徐远举收到贿赂后同意放人，但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刘家同意后，徐远举安排两兄弟先见个面。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刘国鋕与刘国錤的对话。面对五哥营救，刘国鋕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进军，重庆也面临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刘国鋕的安危而奔走。这一次，刘国錤给徐远举送去的礼物是一张空白支票。他提出：“你们要多少钱，自己填。”

面对巨大诱惑，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才能将其释放。然而，刘国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这样，第二次营救也以失败告终。

临刑前高呼“我们死而无愧”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施大屠杀。

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当刽子手提押刘国鋕的时候，他正在牢房写《就义诗》。

在赴刑场的路上，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里没有写完的诗。重庆解放后，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和特务的交代，工作人员将这首诗记录在案：“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绝不仅仅是我们在党旗下的誓言，更需要每一位党员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和捍卫。”红岩联线党性教育基地教员苏予曾无数次向观众朗诵《就义诗》，在重庆日报记者面前，她动情地说。

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精神还让青年学子感到振奋。10月9日，“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走进重庆大学，红岩联线讲解员讲述了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事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的发展令世人瞩目，这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才换来的今日中国，这盛世让我们为之振奋。”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学生袁丹夫在聆听了英烈故事后说。

厉华表示，刘国鋕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党的荣誉，体现的是对党的赤胆忠心。他说，今天，我们学习刘国鋕烈士，就要学习他的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而努力谱写新时代的华章。

刘国鋕，１９２１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四川省泸县一名门富商家庭。小学未毕业就跳级考入泸县县立中学。７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他自幼目睹刘氏封建大家族豪门巨富由昌盛到衰败，亲身体验到封建地主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剥削，人间贫富悬殊的不公，从而产生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１９３７年他考入成都建国中学高中，省城成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阅读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等大量的启蒙读物，照亮了他寻求真理、改造社会、为实现人类美好社会而奋斗追求的信念。

１９３９年考入因抗战爆发由北京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经济系，是刘国鋕人生道路上一大转折。在联大高等学府强烈的民主学术气氛、活跃的进步思想和高昂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身到学运高潮中，参加读书会等进步社团，很快被地下党组织定为培养对象。经过学运斗争的锻炼和考验，１９４０年６月，刘国鋕被吸收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战时陪都重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特别重视西南联大和国立中央大学等大后方高等学校的学运工作。刘国鋕入党不久，他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中共南方局青委，先后同他直接联系的有章汉夫、何其芳和刘光。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４年，在联大读书期间，刘国鋕每个学期都要由昆明回到重庆汇报西南联大党的青运工作并带回党的指示。在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刘国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党的文件的指示硬是背熟强记，做到不漏不错的带回传达。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下，西南联大的学运工作有了新的开拓，读书会和学生进步社团十分活跃，１９４４年西南联大“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正式建立。他一直保持同南方局青委和重庆市委的联系。

１９４４年夏，刘国鋕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任川康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的五哥刘国錤，因自己读书不多，父早逝，一心要把七弟刘国鋕送美国深造，并已在银行存储一万美金的教育费送他去参加自费留美考试。刘国鋕毕业后得知立即向组织汇报，表明不去美国，要求去延安。他明确向五哥表示：“祖国正处于存亡的关头，我应留在祖国为国效劳，出国是逃避现实，我不去。”当家人硬逼他参加留美考试，他在应考的路途中逃脱。党组织根据他在国统区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工作需要，决定他在重庆搞青运工作时，他克制自己渴望到延安的炽热愿望，愉快服从组织决定，立即投入到山城的战斗生活。

刘国鋕是１９４６年秋从云南到重庆的，南方局青委决定他搞青运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利用其五哥的社会关系在四川省银行研究所资料室任研究员。这个职位对他从事地下工作十分有利，日常事务轻松灵活、机动，无硬任务。这个单位便于掩护他不被人注意，更便于他在金融界上层活动。他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多系上层人物，在一般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公子哥儿的高级银行职员，谁也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正是他利用这个有利于掩护的职业，资料室后卧室成了他同上级秘密碰头的场所，重庆市委领导人彭咏梧（江竹筠的丈夫）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他到重庆后很快投入公开的青年组织——陪都青年联谊会，并联系在重庆的校友成立了“西南联大在渝校友会”开展活动，利用他的家庭、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深入到各界青年中去，扎下根。

１９４７年初，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市学运特支（由学府区、沙磁区命名为沙磁特支），由刘国鋕任特支书记，领导以大专院校为重点的全部学生运动。全市学运、青运工作面广任务繁重，除公开集会，多是秘密联系。斗争形式灵活多样，除同重庆市委的组织联系，更多是通过单线同各校、各团体的直接联系，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巧妙结合起来开展。自从市学运特支成立，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他的工作更加艰巨。为了更好掩护隐蔽和开展工作，他设法住到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公馆里。何北衡是他五哥的岳父（称姻伯），平时他不在，只有何太太带三个孩子及仆人在公馆住。为有成年男子照管，何太太主动邀刘国鋕来住，刘国鋕欣然应允住了下来。就这样，何厅长的公馆成为中共重庆学运特支的机关。特支和上级一些会议也在这里秘密召开，中共重庆市妇委书记胡其芬在何公馆当上了家庭教师。刘国鋕利用何公馆为掩护，一直隐蔽得很好。

不料，１９４８年４月，他联系过的银行职员李忠良突然被捕叛变，供出刘国鋕。４月１０日晨，军统特务来到何公馆追捕。此时刘国鋕听守门人喊：“七少爷，有人会。”他从楼上窗口见来人可疑，趁何太太同特务在客厅交涉时，从公馆后窗翻出跳下山坡，在敌特眼皮下虎口脱险，到了离重庆百多公里荣昌县城他大姐家中隐蔽下来。满以为逃脱敌特追捕，万万未想到，重庆市委分管学运的副书记冉益智又被捕叛变，供出了他的隐蔽地点。４月１９日天亮前，敌特连夜赶到荣昌县城他姐家，将他逮捕。隐蔽在何公馆的市妇委书记胡其芬和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夫妇均被捕，学运特支遭到破坏。敌人在报上宣称，中共重庆“学运领袖”已被捕获。三天后就以“共党要犯”，将刘国鋕囚禁到臭名昭著的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并一直被带上脚镣手铐。

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审问时说：“你是万贯家财的七少爷，你共谁的产呢？不要赶时髦、受利用。看你细皮嫩肉的，恐怕你吃不了重刑。你是受何人指使，只要交出你的同党我就放了你。”由于两个叛徒咬住他不放，刘国鋕索性公开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与敌人正面交锋。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抓错。至于谁的指使，是四亿五千万人民指使我，要我当共产党的。我是从马列主义哲学中研究出来要推翻你们的反动统治。要杀要剐由你们定，要想从我口中知道我们党的秘密，只能是你们的痴心妄想。”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等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特务机关将他列入第一批处决名单。

有上层关系的刘氏家族多方紧急营救，他的堂叔刘航琛（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高级顾问）和何北衡已疏通张群和何应钦出面“务请刀下留人”，重庆行辕二处才暂缓执行。为了营救，在香港任川盐银行总经理的五哥刘国錤于１９４８年８月中旬专程飞到重庆，用巨资厚礼买通特务头子徐远举，终于得到应允：“可不登报声明自首，只要签名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党活动，即可保释”，并允许第二天让他弟兄在狱中见面，妄图用手足之情来软化刘国鋕。第二天一早，特务头子徐远举当着他俩兄弟说：“过去我要你登报自首，现在只要你签个名不再参与共党活动，下午就可出狱跟你五哥走。”刘国鋕毫不犹豫地对五哥说：“要我签字，办不到。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我没有死；我背叛党，出卖党，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五哥，亲人的心意我领了，妈妈为哭瞎了眼我很难过，但人各有志，谁也休想动摇我的信念。给家里人讲不要再在我身上花钱了，你回港办自己事业，也不必再来了。”说完转身回到监牢。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下旬，进军西南的刘邓二野大军已兵临城下，重庆外围战役已打响。蒋介石从台湾飞来重庆作垂死挣扎，撤退前下令将重庆关押的政治犯全部秘密杀害。１１月２７日夜，一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从刘国鋕被关押的白公馆监狱开始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两个人一个手铐铐起押向刑场。因刑场就在监狱后面松林坡，外面枪声和难友临刑前的口号声、叫骂声不断传来，楼上楼下牢房唱起了国际歌。刽子手在走廊上狂吼：“不许唱，死到临头还唱！”特务打开楼下第二号牢房吼叫：“刘国鋕，出来！”刘国鋕同难友们说：“我先走一步了！如有哪位能活下来，一定要将国民党的暴行公诸于世！”他冲着狂呼的特务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同你们主子也活不到几天了，不忙，等我把这首诗写完。”其实，他并未来得及写完。与他同牢的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为他补写，而今广为流传的《就义诗》就是他就义前的遗诗：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这就是刘国鋕烈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向党作了最后的含笑的汇报。他从容走向刑场，身中五枪，倒在血泊中，年仅２８岁。

1948年4月19日，由于直接上级冉益智的叛变出卖，刘国鋕落入特务魔掌。徐远举以为刘国鋕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公子少爷，要制伏他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当刘国鋕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他时，徐远举发现自己估计错了。

亲友们知道刘国鋕被捕后，四处营救，希望能将他保释出狱。狡猾的徐远举将计就计，决定用刘的亲属软化他，说服他叛变，于是徐远举用车将刘国鋕的亲友 送到白公馆，并再三叮嘱：“如果他愿意交出组织，就立即释放他。”

亲友们见到刘国鋕后，他们轮番劝说道：“国鋕，你把组织交出来！和我们一道回去”“交组织的事永远办不到！只要有组织存在，我死了等于没死；出卖了组织，活着又有什么用呢？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也不要挂念我，我是为人民牺牲，是我自愿的！”刘国鋕铿锵有力的话语，挫败了徐远举的阴谋。

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回重庆营救刘国鋕，他通过种种关系对徐远举行贿，赠送贵重的金表、金笔、银行空白支票等，要求释放刘国鋕。

“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天天都在杀人……你就签个字吧，你怕什么？签个字出来，我立即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送你到美国去，一家人都放心了。”

刘国鋕知道不可能让五哥一下子明白许多革命道理，便忍住心头的难过，毅然起身说：“五哥，我理解你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你走吧，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徐远举见刘国鋕软硬不吃，只好叫人把他押出了办公室。

刘国鋕与亲人合影

1949年10月28日，陈然，成善谋、王朴等10名同志在重庆大坪被公开杀害的消息传到白公馆后，刘国鋕向大家说：“陈然、王朴他们被杀害了，可能不久就要大屠杀了。大家要有光荣牺牲的思想准备，当然也要有行动的准备，要争取活着出去。”

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一批同志被秘密杀害。11月27日，国民党分动派对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屠杀达到了高潮。被押出的同志一出牢房就高呼口号，枪声、口号声连续不断。

全副武装的特务到楼下二室门前，开了锁，吼到：“刘国鋕，出来！”

刘国鋕被押出牢房，他回过头对罗广斌等同志说：“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如果哪位同志活下来，一定要把刽子手们今天凶残的屠杀向人民公布。”

刘国鋕1939年在成都建国中学高中时留影

刘国鋕被押走了，他边走遍高呼“反动派一定要灭亡！”“人民就要胜利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声音久久在白公馆上空回荡。

有一位同志，当时身中三枪，和刘国鋕的遗体被丢进同一个土坑，而后幸存下来。他目睹了刘国鋕在赴刑场途中，痛骂蒋介石、国民党，高寒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必定成功。

就义前，他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无尚光荣，死而无憾！后来，同志们把他就义时的话连成了一首就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