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陈然烈士

素缘了凡

陈然（1923年11月－1949年10月28日），原名陈崇德，河北省香河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并负责《挺进报》的秘密印刷工作。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刑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陈然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

陈然，1923年11月 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出生后第二年即随家人移居北京。后又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家，到过上海、芜湖等地。

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几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前往沙洋前线抢救难童。

1940年，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又身染疟疾，未能如愿，数月后辗转到达重庆与家人会合。

1942年，由于原来在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经过调养，陈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10月，陈然来到中粮公司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0月10日根据国共会谈达成的《双十协定》，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部分政协代表多次在重庆沧白堂举行集会，向各界通报会议进展情况。每次陈然都积极到会，了解时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政协会议，派出大批特务捣乱。一天，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冲进沧白堂，殴打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陈然奋起反抗被打成重伤，后被送到医院救治，才幸免于难。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1947年夏，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担任了最机密的印刷工作。陈然是重庆一家小工厂的代理厂长。白天他要在厂里负责工作，夜晚才能进行《挺进报》的印刷工作。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市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这样，《挺进报》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同志（即为刘国鋕烈士亦作刘国志）承担起来。

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互相温暖着、互相激励着。他们同心协力，使《挺进报》如期出版，在山城回荡着铿锵的革命之声。

1949年10月28日，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一对心动相印的报友炽热的双手才紧紧握在一起。

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任务愈来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

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被收入沪教版五年级下语文书31课）

《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在监狱里，他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却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我的“自白”书》。

在刑场上，他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被敌人称为“慷慨悲歌之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和同志们留下了一份披肝沥胆的报告。这份报告凝聚成的“狱中八条意见”，至今仍发人深思。

他就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出生于河北香河的革命烈士陈然。他只走过了26岁的短暂人生，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陈然在监狱里种下的小树。 

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我的“自白”书》

1948年4月22日晚，重庆渣滓洞，一位青年被连夜押送到审讯室。就在当天傍晚，他在家中赶印第23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时，被踢开房门冲进来的特务逮捕。

面前的他年纪轻轻，长相清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张嘴，起初经验老辣的特务们自认并不难办到。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名叫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香河。

虽然只有25岁，但此时的他已有多年革命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父迁徙湖北。1938年夏，年仅15岁的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剧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剧团，陈然利用演出空闲时间，先后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和《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1939年春，陈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涉及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敌人急于从陈然口中得到情报。因为，从1947年7月到1948年4月，一期期按时印发的《挺进报》，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给无法得知党中央消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带去了最美好的声音和希望，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军统特务穷尽心力，却始终未能破获。

陈然在狱中受到特务们“重点关照”。军统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提审，在他看来，如陈然之类的青年人书生意气、家庭观念浓厚，只要重刑拷打，重金诱惑，不怕不招供。面对用刑、逼供、恐吓、欺诈、利诱，陈然自始至终没有吐露《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他一口咬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

特务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个文静年轻人，不仅参与了《挺进报》的印刷工作，而且是《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此前他还受党组织领导参与筹办了杂志《彷徨》。

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青年人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苦闷彷徨现象，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份名为《彷徨》的杂志。中共南方局以《新华日报》的名义，同陈然等一批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杂志于1947年元旦创刊，陈然担任刊物的通联工作。在白色恐怖中，陈然机警、沉着，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除通联工作外，他还为筹措办刊经费，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用作办刊经费。

《新华日报》被迫撤离重庆后，陈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7年夏，他收到了香港党组织邮寄的《群众》周刊，上面刊载了大量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陈然和其他同志商议，决定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遂于五一节期间印发了第一期无名的油印报，这就是《挺进报》的前身。

油印报印了几期，引起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注意，他们派人同陈然等人取得联系，并将无名的油印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

为了保密，陈然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自己位于野猫溪的家里。

1947年7月，《挺进报》创刊。陈然白天到粮食公司上班，晚上负责《挺进报》的印刷任务。刚开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张蜡纸最多只能印六七十份报纸，虽经重刻重印，最多也只能印200多份，而市委要求印300份。陈然仔细对蜡纸、油墨、纸张进行研究，反复进行试验，使印刷份数和质量不断提高，最多时一张蜡纸能印2000多份。

1948年2月，陈然被指定担任《挺进报》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担任代理特支书记，全面负责《挺进报》的工作。

纵使种种酷刑用遍，威逼利诱种种招数使尽，面对陈然的抵死不招，车轮大战式的审讯最终陷入僵局……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作为重犯，陈然从渣滓洞监狱被转押到白公馆监狱。此时的陈然，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腿部严重受伤，但这首著名的诗篇《我的“自白”书》却已经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

在就义的前几天，陈然曾对同狱室的难友说他想写一首诗，题目叫《假如没有了我》，他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将诗的内容一句句告诉了这位难友。后来难友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陈然的遗诗，这便是那首振聋发聩的《我的“自白”书》

印刷《挺进报》的工具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

在小说《红岩》中，沉着而坚毅的成岗为很多人所喜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他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49年2月，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刚刚被转押至此的罗广斌，在牢房里结识了年轻的陈然。罗广斌，就是后来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而陈然就是这部小说的人物成岗的原型。

陈然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文章不过1000余字，却气势磅礴，道尽气节精髓。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如果我被捕了，请组织上放心。”陈然被捕前经常对同志们说这句话。

事实证明陈然做到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验的重担。”在《论气节》中，陈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面对非人的折磨，陈然只要“悔过”便能重获自由，但对于这样的“自由”，他断然拒绝。

事实上，陈然本来有避免被捕的机会。被捕前，陈然曾收到了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发来的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收到此信，陈然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因无法确定该信是否真实，又担心贸然行事造成不良后果，陈然决定，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

于是他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不料，未能如愿。

在敌人闯进来前，他将《挺进报》发行名单撕碎用水吞下。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陈然认为它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背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

正是有了这种“高度的理性”支撑，陈然在被捕后经受酷刑折磨不改其志，并在狱中仍坚持工作。

到白公馆监狱不久，陈然和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凭着记忆把一些胜利的消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小纸片顺着一个秘密孔道，传到难友手中，小小的纸片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

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将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狱中，并通过“狱中挺进报”传播开来，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用脚镣、手铐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来表达胜利的喜悦。他们还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的来临，使他们暂时忘却了身陷囹圄的痛苦，喜悦的心情，使他们对未来产生许多憧憬。

但时隔不久，陈然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虽无缘看到梦想中的新中国，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他满心喜悦。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与一起赴刑的同志互致革命的敬礼，笑赴刑场。

小说《红岩》中的成岗，则是陈然这种气节的集中再现。

“狱中八条意见”参与制定者

今天，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见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朴实无华的八条意见明白简洁，却内涵丰富，它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

1949年12月25日，从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罗广斌向党提交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便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

虽然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陈然等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的。

作为报告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一，自身的被捕经历，和在狱中亲眼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使陈然开始深入思考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与陈然同囚一室。由于特务们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情感上的最后一丝防线被击溃，在坐牢8个月后，李文祥趁放风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供出了16名同志。在此之前，李文祥曾同陈然表达过自首的想法，陈然不惜以自己“跳楼自杀”相阻止，但并未奏效。

为此，当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陈然、刘国鋕等同志囚于一室后，曾多次就此事件引发的教训进行深入讨论。

事实上，陈然不仅贡献了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最终得以保存，陈然也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11·27”大屠杀中，正是在被陈然等人策反的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才得以带领尚未被杀的十余名难友冲出白公馆，“狱中八条意见”才得以面世。

而陈然，正是最早在狱中与杨钦典接触并对其开展策反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

“陈然在狱中的凛然正气和审讯室里那种不屈气节，令我很敬佩。”在一份回忆资料中，杨钦典曾经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不肯屈服的样子，我既感到震惊，又有些不解，不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让这些‘共党分子’竟然一个个都是那么坚定而强硬。”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枪杀于重庆大坪，年仅26岁。

陈然就义时，用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下了身后的“死囚”标签，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特务硬是把他拉转过去，他又转过身来，身中数枪都没有倒下去，还一直高喊着口号，最后特务们不得不用机关枪扫射……

珍贵的“狱中八条意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69年前，重庆白公馆、渣滓洞300多位牺牲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烈士，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狱中八条意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狱中八条意见”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是一份极其厚重的党史、党纪教材，也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凝铸的红色血脉，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给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深刻镜鉴。

它启示我们，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狱中八条意见”认为，理想信念动摇，是少数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生命线，抓好理论武装，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它启示我们，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狱中八条意见”提出，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加强党内教育，注重实际锻炼，实行整党整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把思想政治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时刻绷紧思想建党这根弦。加强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坚决做到“四个服从”。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等制度，高质量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它启示我们，必须树牢鲜明正确用人导向。“狱中八条意见”对党员领导干部腐化以及叛徒特务的危害性认识深刻，强调要选拔忠诚于党的党员干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鲜明正确的用人导向，谁干得好，谁忠诚、干净、担当、干事，就使用谁。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好干部标准，加快建设一支“四个铁一般”的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它启示我们，必须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狱中八条意见”警示我们，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持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始终保持正风肃纪反腐的高压态势，以“六大纪律”为标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争做三个表率，全面建设模范机关，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7年，红岩英烈陈然在重庆《彷徨》杂志第五期发表的《论气节》一文中写道。

“陈然用自己的生命对‘气节’二字的深刻内涵作出了最透彻最有力的诠释。”10月31日，红岩联线文博研究馆员刘和平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英勇不屈，坚不吐实，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品质。

与进步青年创办《彷徨》杂志

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28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父亲是海关小职员，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工作，陈然也随父辗转各地生活、求学。

1938年，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经过实际工作锻炼，1939年在“抗战剧团”加入共产党。

“1942年，陈然因躲避特务抓捕与组织失去联系，失去联系后，陈然仍然自觉地履行一个党员的职责。”刘和平说，陈然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主动深入到工厂、码头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给他们带来阶级方面的思想启发。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国社会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刘和平介绍，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了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

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重庆撤回延安，这一突发事件更是切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准备派送《挺进报》

却遭特务抓捕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他们认为应该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可是该怎么办呢？

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刘和平说，这些油印小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党组织决定将这些油印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并以此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

为了保证《挺进报》的信息源和日常供稿，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电台特支，专门收录新华社的广播，电台的信息收录由成善谋负责，抄收后再传给《挺进报》。

为了对敌人展开“攻心”战，地下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命令徐远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

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即把经过培训的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自己进步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机修厂的管理员，家住南岸野猫溪，他收到了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云”。

“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左右的小孩。收到此信的陈然，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他并没有立即转移，而是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到他家。陈然被捕了。当敌人搜查的时候，除了查到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一无所获。

与战友“表白”

使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

1949年10月28日，陈然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壮一幕。

在国民党法庭上，法官张界宣读判词：“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他们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原来，《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深深折服。

他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向这位同志表示敬意，考虑到工作纪律，没有署名，由组织转交。几天后，他收到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署名。

“这位同志其实就是他的老战友成善谋，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遵守党的工作纪律，从不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刘和平说。

两位战友的“表白”使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审判实在无法进行下去，特务只好草草收场，将他们押往刑场。

“陈然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刘和平说，陈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他对生命意义的有力诠释。气节是人生的灵魂支柱和精神脊梁，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品质。守护初心使命，砥砺政治气节，磨炼政治风骨，党员干部就有力量，我们党就有力量。

陈然的“明志书” 

陈然，1923年生，河北香河人。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先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记，负责报纸油印工作。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陈然留下了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著名诗篇，以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志向：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他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论　气　节

——陈然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无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修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睛，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身养性的成就！

气节，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诸葛亮对昏庸的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被称为气节的。然而这种气节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为了某一个家族而已，可说是一种“奴才主义”的气节。在今天，应该坚决地否定它！

……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瞑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平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身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伯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 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笞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啊！”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60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是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切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许多人都知道《红岩》小说成岗的人物原型陈然，他因在刑场上横眉冷对，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而被敌人称为“慷慨悲歌之士”。但鲜有人了解，陈然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长不过 1000 余字，却磅礴浩然，道尽气节精髓。文章与陈然狱中的表现交相辉映，恰是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那是 1947 年春天，这个季节的山城总是动人的，长江、嘉陵江岸翠色欲流，南山、歌乐山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中，冬一样的肃杀却突然而至。2 月 28 日，国民党政府不由分说，单方面中止国共和谈，驱逐驻南京、上海、重庆中共代表，派军警包围重庆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予以查封，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亦在同日被查封停刊。民生机器厂一名工运积极分子，激于义愤，将载有政协决议全文的《新华日报》公开张贴在厂门口，以示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之举，竟因此被捕牺牲。内战炮火声中，蒋介石政权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已于 3 月 19 日占领了延安。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一些平时标榜民主自由的人也出现了动摇情绪。

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低气压中，在枣子岚桠 72 号楼上一间斗室里，陈然等几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讨论着如何迎接这场严峻的历史风暴，他们坚信，“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越是形势恶劣，越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陈然将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写成一篇《论气节》的短文，公开发表在《彷徨》杂志新五期上。

文章开篇明义：“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并例举许多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讴歌他们为真理、为人民、为正义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人们“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文章只字不提当时的情况，但是其鲜明的针对性却不言自明。它如熏风般拂去许多人心灵上的尘土。

命运却仿佛有意考验陈然，一年后的 1948 年 4 月 22 日傍晚，他刚刚印完第 23 期《挺进报》，就被踢开房门冲进室内的特务逮捕。

虽然《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是因为印刷《挺进报》的关系，他在狱中受到特务们“重点关照”。军统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提审，在他看来如陈然之类的青年人书生气重、家庭观念浓厚，只要重刑拷打，重奖诱惑，不怕不降。于是用刑、逼供、恐吓、诈骗、利诱，日夜轮番侦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徐远举错了，陈然貌似“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却“斗争非常英勇”，不论徐远举耍什么手腕，陈然还是那几句话：“《挺进报》是他办的，没有任何背景……办报是自由职业，很适合他的愿望，办大型报没有力量，才办了张小报。”这样的回答冷静缜密，滴水不漏，使“徐远举明知陈然这些话是假的，但是也无法取得他的真话。”

既然如此，那就“关”！徐远举要以遥遥无期的关押、没有尽头的刑讯使陈然们一个个“丧失革命的气节，出卖他们的灵魂”，于是，陈然作为重犯从渣滓洞监狱被转押到白公馆监狱。

其实，特务们不了解陈然。陈然的忠贞源于信仰，而不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冲动。1939 年，在抗战烽火中，陈然从江浙颠沛流离到鄂西，他虽然只有 16 岁，却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认定了共产党，成为了坚定的党员；1942 年，由于叛徒叛变，陈然受组织安排不得不赴外地暂避，期间身无分文，又患上严重的痢疾，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如一颗倔强的种子，无论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革命意志矢志不移；1947 年，陈然终于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他如失散已久的游子，无比快乐地承担起党安排的任务。

那些日子里，陈然、蒋一韦、刘熔铸、吴子见等四人共办《挺进报》，陈然白天是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的管理员，晚上则负责印刷《挺进报》。印刷室相当局促，不过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小储藏室，板壁上糊着厚纸，窗后挂着毯子，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如此条件下，陈然在夜晚降临之后，不分寒暑地苦干，刻苦钻研印刷技术提高印数，从 1947 年 1 月两张蜡纸刻三次勉强印 200 多份，至年底一张蜡纸可印 2000 张，为失去《新华日报》的重庆，给无法得知中央消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带去了最美好的声音和希望。

陈然是快乐的，他愿意以一个人孤独的舞蹈，在朝不保夕的地下生活中，坚韧而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也是清醒的，办报之余，他为预防万一，苦练“老虎凳功”，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出了问题（指被捕），你们放心。”他就是这样充分地理解着革命的艰苦和危险，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自励。陈然心中，这就是气节，这是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所以，特务们认为即将改变信念的监狱，不过是陈然又一个奋斗的战场。就是在这里，他坚持战斗。他通过能够接触报纸、关押多年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传来的消息，办上了一份“白公馆版”《挺进报》，为狱友加油鼓气。他发现叛徒涂孝文虽然变节，但受良知折磨并未彻底出卖同志，便主动接近、鼓励涂孝文，使其幡然醒悟，守住了最后的防线。他善于给看守人员做思想工作。看守杨钦典是河南人，平时视河北人的陈然为北方同乡，在佩服陈然是条汉子之余，也不无疑惑地问他，只要悔过就可以出去，为什么不呢？陈然慨然答道，革命不是为了私人，一切为后代。杨钦典从佩服转为感动。当陈然的最后时刻到来，杨钦典目睹陈然被枪决于大坪刑场，泪流不已，于是在“11·27”大屠杀的千钧一发之时，帮助罗文斌等 19 个同志从白公馆突围脱险。

陈然死于 1949 年 10 月 28 日，他与王朴、陈善谋、蓝蒂裕等 10 人互致革命的敬礼，笑赴刑场。陈然的快乐是由衷的，他已经从黄显声将军传来的消息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用绣花红被面和白衬衫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并集体写诗《我们也有一面红旗》。此刻他虽然命赴黄泉，却是无怨无悔。

这就是陈然的气节，它不是鲁莽，不是冲动，更不是盲从，而是源于“高度的理性”，是知与行的完美结合。“什么是高度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

1939年陈然与宜昌抗战剧团战友合影，右二为陈然，左一为程季华

剧团里的两位英俊少年

程季华，1921年出生于湖北沙市，少年时在一家首饰店当学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积极追求进步的他参加了宜昌抗战剧团，并在16岁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程季华自觉的与团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在日常的工作中引导大家追求进步。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河北香河，童年时一家人曾居住在北京，后全家移居上海等地。【红岩往事注：河北香河是陈然的出生地。】抗战初期陈然随二姐陈佩玮辗转来到宜昌抗战剧团，是时年仅14岁。由此，两位少年在剧团相遇，都被指派担任演员，是剧团里公认的英俊少年。很快，程季华和陈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与抗战时期所有的抗战剧团一样，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演出宣传抗战的话剧，同时也配合着当时的形势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5月21日，剧团在宜昌演出了立团后的第一部话剧《突击》，7月7日又演出话剧《中华民族的子孙》，这时的两人还都在台上跑龙套；到1939年5月22日演出吴祖光编剧的《凤凰城》时，程季华和陈然开始进入角色，两人以AB制的方式轮流上台，扮演男主角苗可秀的弟弟苗可英。到1940年，剧团再排演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只是公演前，国民党审查当局认为“日出”这个词有宣传共产党之嫌，竟强令剧团将剧名改成了《陈白露》。在这出戏里，程季华扮演了男主人公之一的方达生，陈然扮演茶房小顺子，两人都把各自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

历来剧团的工作多绪而复杂，又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对于一个主要肩负着抗日宣传任务的团体来说，每个成员的工作更会是多样性的。在团里，陈然的身体最结实，也最具工作的热情与主动性。除演出外，他负责管理的道具最多。在演出过程中幕间换景或幕间休息的时候，陈然会常常主动地站出来走到台上去以说、唱的方式宣传、演讲，动员百姓们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激发了观众的抗战热情。

说起来，陈然颇具表演艺术的天赋，但他并不打算将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那时他希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离开剧团去战场上与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家伙。还在芜湖时，14岁的他就曾瞒着家人去报考炮兵部队，对方看他还是个孩子，不同意，他只好悻悻的回家。在他的挎包里，常装着《夏伯阳》与《西行漫记》这样的书籍。每当大家在一起议论今后的方向与个人志向时，他都会说：“我要做夏伯阳！”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政治上追求进步的陈然常与程季华在一起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与心得，陈然内心里的愿望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对延安，对共产党的向往，当一名红军战士。为此，他把漂亮的分头剃掉，留起了光头。大家跟他开玩笑，叫他“和尚”或“陈和尚”。

不久，剧团的建制改编成为党领导的移动演剧一队。党组织在党员和进步同志当中征求意见，计划把剧团拉到解放区，拉到敌后根据地去。这让程季华和陈然异常兴奋，但可惜的是由于剧团有好几十号人，再加上行李与道具，目标太大无法做到隐蔽行动，反而容易出危险。计划取消后，陈然失望得很，程季华安慰他，以后还会有机会的。果然，不久后，上级组织计划先介绍他通过交通分界线先一步去解放区，但中间不知出了什么变故，负责来接他的那位交通员没有按计划好的时间与地点前来接人。由于在约定的地点不能久留，陈然只好再路途辗转的回到剧团来，这是陈然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陈然（左一）与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程季华（右一）、向长忠。不过向长忠后来成了叛徒。

“胜利后我带你们去北京玩”

1939年，应当地一个做救济组织的求助，陈然、程季华和另外三位同志，被剧团党组织派去担任运送难童的工作。这一次，他们担负的工作是把鄂西战区里那些因战火离乱而失去了父母、家庭的孩子们收留下来，再把这些难童送到宜昌；之后，难童们会被从宜昌再转送至重庆。

当时的环境非常险恶，日军正加紧向鄂西一带的疯狂攻势。有时陈然、程季华他们的转接地点就紧靠着前线，甚至战场，几乎每天都会遇上日军飞机的空袭，还有战场上横扫竖射的日军枪炮火力。剧团的五个人，加上救济组织的三个人，要护送好几十名孩子，既要保证安全，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而这些孩子大都年龄很小，战乱里的颠沛流离，以及失去亲人后那种内心里无助的苦楚使得孩子们瘦弱惊惧，看了令人同情又痛心不已，从而更加剧了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对国民党达官显贵腐败行为的厌恶。同年里，陈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季华是陈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程季华回忆那次他们为安全起见，把孩子们分批大概送了三四次，来回跑了好几趟。程季华因连日里的身心疲惫再加上酷暑炎热而病倒了。见此，组织上派陈然护送他回宜昌治病，路上程季华病情加重，发高烧烧得稀里糊涂走不了路，陈然几乎就一路背着他走。途中遇到日军飞机空袭时，陈然就背着程季华往安全的地方奔跑，有时干脆卧倒在地，然后再趴在他身上护住他，就这样把程季华送到了宜昌。这些事情让程季华一生永记。

对于程季华来说，在宜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他当时没有想到，但是后来决定了他一生学术道路的事情，那就是陈波儿率领的“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的到来。“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是1938年初冬根据党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陈波儿任团长，四位团员都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调来的。他们1939年离开延安，出发去华北敌后开展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她们先后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晋东南根据地开展工作。她们此行是为去重庆而路过宜昌的。陈波儿是国内著名的电影演员，尤其是青年们的偶像，她所讲述的在敌后的斗争经历，给了年轻的程季华和他的伙伴们极大的鼓舞，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波儿和她的团员们还在剧团的纪念册上签了名，并留下以后行程的联络地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珍贵的纪念册历经岁月，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

后来，周公馆派徐冰通知程季华到抗敌演剧五队去，这个队也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陈然知道程季华到了演剧五队，也知道演剧五队去了远征军，他还给程季华寄过材料，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检查，信的落款写的是由大家送给他的名字“和尚”演化而来的“何常”，而程季华一看就知道是陈然寄来的。分手时，陈然还许诺：胜利后我带你们去北京玩，去颐和园、天坛、故宫……

自宜昌一别后，陈然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的经历，全国所有阅读过《红岩》的读者都知道，他以一个工厂厂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主持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编辑、刻写和印刷。由于被他的上级，叛徒刘国定出卖，陈然被捕。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有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已经得知敌人即将逮捕陈然，他心急如焚，以至于擅自违反地下党工作的组织纪律，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寄信件的方式，以暗示的语言先一步通知了陈然。但陈然仍坚持快速做完手中的工作，并把报警的扫帚挂在窗外，未及撤离时被敌人逮捕。【红岩往事注：匿名来信的作者是《挺进报》特别支部的直接领导人、中共重庆市委宣传委员李维嘉，陈然被关进中美合作所后，受尽酷刑而坚守气节，在牢房里还写出了著名的文章《论气节》，鼓励狱中难友坚守党的秘密，与特务及叛徒进行斗争。最后在解放前夕被杀害。【红岩往事注：《论气节》是陈然与战友们在编辑《彷徨》杂志时合写的文章，并非写于狱中。此时《挺进报》尚未创刊。】

解放战争时期，陈然在重庆办《挺进报》直至牺牲这些情况，程季华并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初始程季华还一直到处找他，直到后来在报刊刊载的纪念“中美合作所”烈士的特刊上，看到陈然的照片时，程季华心里“咯噔”一下，才知道他的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已经牺牲了，而且是那样的壮烈！

无论在什么时候程季华都不会忘记陈然。他两次去重庆，都要去“中美合作所”，找到关押陈然的牢房，拍照留念。在北京的几次“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展览，他都会去从头至尾的仔细观看并记录。想起陈然当年的允诺：“赶明儿我带你们去北京，去逛这些地方”时，他喃喃地，意味深长的对孙女说：“他——没有带我们来北京，倒是让我们来看他了。”

陈然,北京人。青年时代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员,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陪都重庆。1947年初,他与蒋一苇、刘镕铸等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同志关怀下,在重庆创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当时的重庆经常大雾迷漫,难辨东西,俗称 雾重庆 。那时政治气候也是大雾迷漫,有人看不见前途,有人彷徨,有人动摇,也有个别人叛变革命,投降美蒋。陈然针对现实,奋笔写了《论气节》,发表在1947年《彷徨》新五期 小论坛 上。

陈然烈士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文章不过1000余字，却气势磅礴，道尽气节精髓。

在《论气节》中，陈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验的重担。”

面对非人的折磨，陈然只要“悔过”便能重获自由，但对于这样的“自由”，他断然拒绝，表现了陈然烈士大义凛然的精神，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