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 - 追忆与齐兆生先生相处的日子

李世友

我曾是齐兆生先生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四年底毕业后，即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从事棉花害虫综合治理的研究工作。两年后的一九八七年，考取国家公费留学生，远赴加拿大专攻昆虫生态学。

在和先生相处的岁月里，我感受最深的是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齐先生正担任植保所所长一职。由于行政事务的繁忙，白天没有时间和我讨论我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他就利用晚上或周末的休息时间，和我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认真地讨论每个问题的细节。当我遇到疑难问题时或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和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我当年多次咨询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以及南开大学的专家们，并参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所有这些，都对我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帮助很大。一九八三年他因病住院，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详细地询问我的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撰写硕士论文期间，先生大病初愈，拖着疲惫的身体，整天和我坐在案前核对原始数据，字斟句酌地修改论文初稿。如果说当时帮我修改论文是导师职责的话，那么在先生退休后还一直和我探讨有关科学问题则充分说明他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作者硕士论文答辩后合影留念，1984.12.

前排左起：叶志华，李世友。后排左起：龚坤元（已故），齐兆生（已故），张广学（院士，已故），郑炳宗（已故），林汉连（已故），潘哲。

自一九八七年出国至一九九八年先生病故的十一年间，我和先生之间有过很多信件往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讯技术还很落后，除了偶尔给先生打电话外，其余的联系全都依赖于手写的信函。由于我们在加拿大数次搬迁，很多齐先生给我的信件都已丢失，实为憾事。现在还完整保留着30封先生当年给我的亲笔信。在每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老一辈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与追求以及对年轻学子的关怀与厚望。

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每次给我来信，一写就是四五页纸，把他对科学的执着、对年轻学子的厚爱以及对植保事业发展的期盼，用刚劲有力的方块字洒脱地跃然纸上。有次先生来信，和我探讨棉花蚜虫的性比问题。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而又难以回答的科学问题。附上先生信中的这段内容，以飨读者。

先生以他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一再谆谆告诫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占领阵地。只有长期坚守一个研究领域，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并做出成绩。“在此处我再重复一句，关于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需要占领阵地的重要性。凡是致力于科研，特别是与农业相关的应用方面的科研，应该在一个较大而宽的领域中，占领既有实际又有理论的阵地，才能有钱，才能够发展事业，您们即在这个实践中。我很企望并欣赏您们所创造的博士后的科研领域，盼能告知。” 先生在一次信中这样说。

由于我夫人也是学昆虫的，所以齐先生每次来信都十分关心我们俩的学业进展，并及时给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以下摘录一段先生的来信，“在学术上必须崇洋，但不应媚外。因为将来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是从属的，没有高级的理论知识，是不会结合得优越的”。从中可以窥视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学子的严格要求与殷切期盼。

在学业上，齐先生对我寄予厚望，一直鼓励我不断进取。只要我在学业上取得丁点进步，先生都是由衷地高兴并感到莫大的欣慰。记得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给他去信，告之顺利过关。他读信后，欣喜若狂，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他在信中写道：“记得我从沙发上把这老病的身躯跳起来了，大声拍着信件叫着：clear pass（顺利通过）！！！”。可惜当时的场景没被录制下来，听起来颇有”范进中举”之味焉！

在我博士资格考试之前，先生非常担心我是否能通过此考试。若资格考试通不过，就不能继续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博士学位了。我当时在加拿大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的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且不说皇后大学是加拿大的名校，每年排名都在全加前四之列，竞争激烈可想而知。就生物系而言，涉及生物学的各个领域，昆虫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况且系里所有专业的博士生的资格考试釆用统考，涉及面非常之广。由于我原来在国内上的是农业院校，学的课程基本上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很少涉及基础与理论生物学。再加上语言障碍，要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真的很难。所以，先生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后来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认真准备，最终顺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齐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等待我博士资格考试消息时，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在等待自己儿女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样，焦虑的心情一直困扰着他。所以，这也是当他听说我顺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时，为什么会那么高兴！

齐先生不仅是我学业上的良师，更是我生活中的益友。当年生活在植保所的几年中，他对我家庭生活的关心可谓是无微不至。一九八六年初，我们要从单身宿舍搬到职工套房。搬家前，先生亲临寒舍，告之搬家安全事宜。临走时开玩笑地说：“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两样最值钱的东西：不满周岁的儿子和18吋彩色电视机”。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电视机真是我们当时最值钱的家当了。我们出国以后，他嘱咐他女儿为我操劳办理家里的一切事务，才使得我和夫人能安心国外学习。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先生和他女儿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帮助。

我只是齐先生的一名普通学生，在年龄上他比我父母还大，在他面前我们当属晚辈。可是，他每次来信，都以“您”尊称我们，弄得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总觉得这样称谓不合适。多次求他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们，但他一直没改。有次给我们寄来一张他的近照（见上），照片反面留下他洒脱秀隽的文字，尊称我们夫妇为他的“老友”，我们受之有愧啊！

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儿子，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居然能获得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样的结果，虽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与拼搏，但与齐先生一如既往的栽培与鼓励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博士毕业时，毫不犹豫地在我的博士论文扉页写上如下字句：

中文意译：谨以此博士论文献给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爱和鼓励；献给我的老师兼朋友，齐兆生教授，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当他读到这段文字时，先生非常欣慰与激动。他在回信中说“把我放在如此高位，实不敢当。喜乐之余，不觉已热泪盈眶，心感之至。”

齐先生不仅学问高深，知识面广，是同行公认的专家，而且还是同事们的知心朋友。同在一个课题组的林汉连研究员，当年是齐先生的得力助手。很遗憾，林先生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及林先生，说他很想念林先生。

齐先生性格开朗，乐观向上。一九八三年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但是先生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这其中许多不解之谜有待医学专家去解读，但他开朗豁达的人生态度也许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九九一年的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七年来与病魔作斗争的经历，调侃道“由死刑到无期，新近又再减刑，诚一件喜事也。...年已进入八旬，夫复何求？且安然渡过，自求多趣耳”。多么宽广的胸怀，豁达的人生态度！

齐先生谈吐风趣幽默，是个很有情趣的科学家。有次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自己觉得可能占用了我的学习时间，但又不愿直接说出来。长信结束后，又在后面添加几句“我很高兴，瞎谈一次，可以说关心吧，但说不到点子上。又因为邮费又长（涨）了，一封洋信就花去我月收入的0.723%，咱的知识分子是好样的。一笑。所以要尽量写够重量极限。” 后来我回信告他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看后由衷地高兴与欣慰。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为撰此文，重温先生当年的亲笔信，倍感亲切，也更加理解了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学子的栽培与厚望，甘为人梯的高贵品德。同时也更加敬佩先生对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与奉献精神。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 - 齐兆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