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部分遇难烈士（未找到生前照片）

素缘了凡

刁侠平烈士（1911-1949），四川仪陇人。新民晚报排字技工，1947年6月被捕。曾关押在渣滓洞平一室。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被反动派关押在渣滓洞的《新民报》人员陈丹墀、胡作霖，胡其芬、张郎生和刁侠平在大屠杀中殉难。

黎功顺烈士（1915－1949），又名黎续伯、黎近恒，广安县观阁镇人。广安中学学生。曾在观阁任小学教员，因受地方豪绅欺压，愤然外出。后考入重庆汽车运输学校，曾给抗日将士运送军用物资。与地下党员邓致久关系密切，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他任观阁特支委员，利用开酒店之便，为华蓥山游击队采购物资，与邓致久一起负责观阁起义后勤工作。起义失败后，他随游击队在山上坚持斗争达三月之久，后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中遇难。

王树林烈士（1929-1949）

李犹龙烈士（1905-1949）

胡小咸烈士（1919-1949）

聂滨烈士（1924-1949）

郭俊铎烈士（1930-1949）

李泽烈士（1921-1949）

李泽，新四军排长，1946年8月在鄂西房县突围时被俘。

1947年转押于万县监狱，在万县，他和龙光章等新四军战士组织暴动，掩护一百人突围成功，而李泽和其他几名战士又被敌人抓回，1948年转押重庆渣滓洞监狱。狱中积极参加绝食斗争和龙光章追悼会。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奋力夺枪，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史德端烈士（1930-1949）

国民党成都空军幼年学学校学生（第三期，学号665）。1949年11月27日凌晨，在国民党特务对渣滓洞监狱进行的血腥大屠杀中就义。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1948年5月，他因写信给沈志远，请教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回信被学校当局查出，遂被指为异党嫌疑，先后被押到成都空军司令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等地审讯，经受了酷刑拷打，髌骨折断。后被转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同室难友的影响，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勤奋好学，参加狱中秘密组织“铁窗诗社”。他积极写稿，联络诗友，传递诗稿，望风放哨，监视敌人，警惕性很高，被难友称为“小诗人”。1949年3月，监狱当局通知他无罪释放。不料，在出狱检查时，从身上抄出诗稿《天快要亮了》。遭到特务的毒打后，被押回狱中。

1948年5月，他写信给沈志远，请教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回信为学校当局查出，被作为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入狱后与同室一些革命同志朝夕相处，经过这些良师益友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他在政治上成长很快，在诗歌创作上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被难友们称为“我们的小诗人”。

下面这首诗是1949年9月16日史德端为野蕻祝寿而作。野蕻，即傅伯雍同志，史德端的同室难友，“11.27”大屠杀中脱险。

诗人野蕻兄三十大庆献诗

晚香玉，迎风立，

在昏浊的暗夜里，

喷射着清新的香气，

把被黑暗窒息着的人呼唤，

把被黑暗昏迷了的人抚慰。

他们从昏迷里醒来，

他们从朦胧中开眼；

他们挣扎着，

他们爬起来，

他们伸直臂膀，

他们挺露胸膛。

他们张开褪了红的嘴唇，

要吸取你这黑暗里渗透出来

令人清醒的馨香，

好将苦汁刺浸过的

燥痛的心田清凉。

到昏浊的暗夜被消灭了。

太阳已高升在东天上。

那时候呵，

他们将多么欢迎地

快步跑出破烂的茅屋，

迎接那鲜艳的红太阳。

而且笑赞着

你：

绿玉般的光泽的茎叶，

和——

白玉样的洁丽的花朵正在怒放。

1949年9月16日

1949年3月，监狱当局通知史德端无罪释放，不料出狱检查时，从他身上抄出难友诗稿，被下令还押，1949年“11.27”大屠杀中史德端牺牲于渣滓洞，年仅19岁。

生命的苞蕾开花了，

人民站在葱绿的窗前拥抱我。

我将告诉党和人民：

在囚牢里，

我是怎样和野兽们搏斗的。

天亮了!

战士们撕去恶魔的面罩，

我们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1948年5月，因给进步学者写信，被邮检特务查出而被捕，先后关在学校特务连的禁闭室和成都空军司令部的防空洞里达一个多月。

1948年转押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继续侦讯，因受刑髌骨被折断，是狱中铁窗诗社成员。

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时年十九岁。

在江竹筠等共产党员“为革命而学习”的倡导下，德端参加了监狱中的秘密学习小组，同难友们一道，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地开展学习活动，学革命理论、学历史和古典诗词、学俄语……遇到疑难就请教同牢房的老同志。

共产党员何伯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以重庆安全公司经理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和傅伯雍(中学教师，因参加达县、大竹、梁山武装斗争被捕，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脱险，现离休)凭记忆把《资本论》的原理耐心地告诉他，爱好诗歌的艾文碹和傅伯雍一次又一次地教他背诵何其芳的《夜歌》、艾青的《火把》等革命诗歌。

1948年11月底，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二十余位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运用诗歌这个武器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德端积极写稿，难友们都喜欢德端写的诗，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小诗人”。

德端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后多处受伤，在牢狱恶劣环境下，他发明了“思想转移剂”的止痛“药方”：“伤痛发作时，就去想另外的事，考虑未来，或者写一首诗，灵感可以代替药物!躲在被窝里写诗，既练习了写作，又能抑制伤痛。”《我爱唱囚歌》就是德端在伤痛时以“思想转移剂”治疗的产物。

1949年底，年仅19岁的史德端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重庆渣滓洞监狱。他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用满腔的热情和年轻的生命为新中国的建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吴正钧烈士（1918-1949）

新四军湖北应城指挥部参谋

吴正钧1946年8月在湖北房县突围时被俘。在万县监狱组织越狱时，因断后被抓回。1949年11月27日牺牲。

吴正钧，男，湖北应城人，1918年出生。

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五师团部参谋和湖北应城指挥部参谋。

1946年8月在湖北房县突围时被俘，辗转关押于湖北宜昌、四川万县。在万县监狱，他和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一起组织一百多人成功越狱，吴正钧因担任断后任务，被抓回继续关押。

1948年转押于渣滓洞监狱，在狱中英勇顽强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同难友们一起坚持绝食，迫使敌人同意在狱中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举行追悼会，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渣滓洞监狱。

时年三十一岁。

当年，吴正钧因腿伤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只能掩藏在老百姓家中，后被叛徒出卖被捕。他当年在房县并没有被国民党处死，而是辗转被关押在湖北宜昌、四川万县等监狱，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酷刑。当时关押在万县监狱的新四军人员有100多人，都是在房县突围战斗中被俘的。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吴正钧等人成功谋划组织了万县监狱越狱，使100多名新四军战士逃脱国民党的魔爪。

吴正钧当时负责打头阵，已跑出监狱，但因另一位组织者龙光章受伤，吴正钧毅然返回救他断后，因寡不敌众，再次被捕。国民党认为此事重大，将吴正钧、龙光章、吴学正、李泽4人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关押。

渣滓洞的狱中生活极其艰苦，除了要忍受毒打酷刑外，还要遭受非人生活的折磨。当时难友们曾用吃的“三多饭”，睡的“一脚半”来形容狱中生活：狱中每天只吃两餐，饭是糠壳多、稗子多、沙粒多的“三多饭”，菜是盐水煮白菜，或几粒胡豆，终年见不到一点油腥。

渣滓洞监狱关押人数最多时达300人，在长不到2丈，宽不足8尺的牢房里关着20多人，每人地铺只占1尺2寸，睡觉时须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能摆得下身体，被难友们称为”一脚半”生活。吴正钧当时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平四室。

1948年12月15日，与吴正钧一同在万县监狱越狱被捕的龙光章因负伤未得到及时治疗惨死狱中。难友们压抑悲痛，派出代表与敌方交涉，提出四项条件：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二、白布裏尸，备棺入殓；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经过数次艰苦的谈判，又举行全体绝食斗争，敌人被迫同意接受全部条件。

这次斗争，吴正钧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同为新四军的战友，为一起出生入死的难友能有尊严庄重地离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小说《红岩》中的“狱中追悼会”这个章节，就是以龙光章、吴正钧等烈士的事迹进行创作的。

1949年11月27日，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血腥日子。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溃逃前夕，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集体大屠杀。渣滓洞特务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人员全部集中于男牢楼下八间牢房，锁上牢门，用机枪、卡宾枪对准牢房疯狂扫射！然后打开牢门，逐个补枪，再泼上汽油，纵火焚烧。倾刻之间上至年过花甲的老人，下至刚满周岁的婴儿，180人葬身火海。这其中就有应城籍红岩烈士吴正钧。

一段记录的历史

吴正钧祖籍汉阳索河。祖父逃荒来到应城陈河镇，并在那儿落户，开了一家小杂货铺；育有二子，长子吴正选，次子吴正钧。吴正钧生于1918年，从小就十分聪慧，为人豪爽，不畏权势。即使对本地“四大金刚”的子弟，遇有悖公德言行，他也勇于直面抗争，不留情面。其独特性格深为众多同学赞赏，由此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经商不感兴趣，对家中经营广货（日用杂货）生意从不沾边帮忙，但十分热爱读书，在一次全县200多人参赛的小学六年级作文会考中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二名，捧回亚军银盾一个，为陈河学校赢得荣誉。他于1935年秋考入应城西河中学。抗战爆发后他弃学回家，解除赵氏婚约后，毅然投奔革命，进入陶铸等革命者创办的训练班学习。日寇入侵应城后，吴正钧主动报名参加新四军，他所在部队活动在京（山）安（陆）应（城）地带，他先后任军分区参谋、边区政治部教导训练队指导员，另受聘《七七报》通讯员。参军后，家人加紧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后来妻子王元仙赶到部队与他成了亲，并一直随军行动，于1946年4月22日生下一子。因吴正钧时任新四军京（山）安（陆）应（城）指挥部参谋，所以给儿子取名吴京安。在儿子出生一百天时，因战事紧张，中原军区党委为粉碎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剿，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兵分三路从宣化店向三面突围。吴正钧将妻儿送回陈河老家，并留下一把手枪和一床缴获的日本军毯（后手枪不知去向，军毯保留至今，现已捐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叮嘱妻子保护好儿子。从此，家人便再也没有见过吴正钧。 

1946年8月，传来吴正钧牺牲的消息。当得知这一噩耗时，哥哥吴正选强忍悲痛，从应城日夜兼程步行前往湖北房县，寻找弟弟遗骨未果。母亲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妻子也抛下儿子改嫁他乡，吴正钧唯一的儿子由伯父伯母家抚养。伯父家里那时有4个小孩，家境也不宽裕，但还是待吴京安像亲儿子一样，让他享受到家庭温暖。吴京安上学后每年能获得政府给的烈士遗孤优抚费，得以顺利完成学业；1965年，吴京安以优异成绩步入武汉大学深造，后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工作期间，多次拜访父亲的几位战友，想找到父亲的墓地，还循着当年五师突围的行军路线，一路寻访到房县。经过一番苦寻之旅，他仍未打听到父亲确切的牺性地，也未找到父亲的墓地。历史似乎在此时打上了句号。应城市干革命烈士纪念馆档案这样记载：“吴正钧一九四六年八月随新四军五师突围北上行至湖北房县，因血吸虫病发作，行走困难掉队被捕，后被国民党活埋。”

一段尘封的历史

2009年2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因1949年11月27日为革命牺牲的312位红岩烈士中，还有171位烈士的亲属没有找到，希望联系到他们的家属，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给烈士们一个圆满的交待。由此，在湖北楚天都市报为其中10位湖北籍红岩烈士寻亲活动见报后，吴正钧的儿子和侄儿们才知道，他们的父辈已长眠在歌乐山下。一段尘封了63年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终于呈现出来。

当年，吴正钧因腿伤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只能掩藏在老百姓家中，后被叛徒出卖被捕。他当年在房县并没有被国民党处死，而是辗转被关押在湖北宜昌、四川万县等监狱，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酷刑。当时关押在万县监狱的新四军人员有100多人，都是在房县突围战斗中被俘的。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吴正钧等人成功谋划组织了万县监狱越狱，使100多名新四军战士逃脱国民党的魔爪。吴正钧当时负责打头阵，已跑出监狱，但因另一位组织者龙光章受伤，吴正钧毅然返回救他断后，因寡不敌众，再次被捕。国民党认为此事重大，将吴正钧、龙光章、吴学正、李泽4人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关押。渣滓洞的狱中生活极其艰苦，除了要忍受毒打酷刑外，还要遭受非人生活的折磨。当时难友们曾用吃的“三多饭”，睡的“一脚半”来形容狱中生活：狱中每天只吃两餐，饭是糠壳多、稗子多、沙粒多的“三多饭”，菜是盐水煮白菜，或几粒胡豆，终年见不到一点油腥。渣滓洞监狱关押人数最多时达300人，在长不到2丈，宽不足8尺的牢房里关着20多人，每人地铺只占1尺2寸，睡觉时须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能摆得下身体，被难友们称为”一脚半”生活。吴正钧当时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平四室。

1948年12月15日，与吴正钧一同在万县监狱越狱被捕的龙光章因负伤未得到及时治疗惨死狱中。难友们压抑悲痛，派出代表与敌方交涉，提出四项条件：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二、白布裏尸，备棺入殓；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经过数次艰苦的谈判，又举行全体绝食斗争，敌人被迫同意接受全部条件。这次斗争，吴正钧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同为新四军的战友，为一起出生入死的难友能有尊严庄重地离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小说《红岩》中的“狱中追悼会”这个章节，就是以龙光章、吴正钧等烈士的事迹进行创作的。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图为：立碑仪式庄重肃穆

特派记者张军报道：昨日，应城市民政局为鄂籍红岩烈士吴正钧正式立碑。碑文上镌刻着：“红岩烈士吴正钧永垂不朽”。

应烈士遗孤吴俊安之邀，记者昨日前往应城八角碑公墓，见证了吴正钧烈士的立碑仪式。在墓碑基座下，吴俊安存放了当年父亲缴获的日寇军用毛毯的局部（另一部分去年捐赠给了重庆红岩烈士博物馆）。

吴正钧，应城人，新四军京安指挥部参谋，为掩护战友突围，被国民党抓获，转押重庆，后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去年2月，本报与重庆红岩烈士博物馆联手，找寻十名鄂籍红岩英烈在湖北的家属，历经辛苦。吴正钧烈士遗留下的唯一儿子吴俊安，正是这次活动找到的。

本报去年为应城红岩烈士成功寻亲后，应城市民政局在征求了吴正钧烈士亲属的意见后，确定了立碑地点，并出资1.7万元修建了墓碑，以供烈士家乡乡亲们世代纪念。

为“红岩英烈”寻亲续：

吴正钧之子：“父亲，我好想您”

楚天金报记者　张军　韩君 本报记者　祝伟

家住应城的烈士吴正钧侄子吴柏安的妻子，给记者来电告知了吴正钧儿子的联系方式。当日中午，在武汉青山110街坊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吴正钧之子吴俊安。

这位将满63岁的老人，面容清瘦、个头中等。老人看完本报本报报道后开口就哽咽了：“谢谢孝感晚报，让我终于知道了亲身父亲在哪。60多年了！我那从未见面的父亲，我好想您！”

出生百日痛“失”父

“父母在部队结婚，我也在部队出生，后来部队要开拔，父亲把我们母子送回家。”吴俊安含泪回忆，“前线传回父亲被捕消息时，正是我出世100天。”家里人也一直以为父亲是那时牺牲的，不知道还有后面的磨难。

吴俊安说，“我小时起名吴京安，为纪念父亲曾任新四军京（山）安（陆）指挥部参谋。”

吴俊安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印象。他听老人说，父亲走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一把用红绸包着的手***，一张褪色的照片，还有一条军毯——1946年打日寇的战利品。现在军毯还在，其他两样很早就不知所踪。

一生从教回报党的恩情

吴俊安从小读书用功，即便受了委屈，一想到父亲，就更加发奋读书。吴俊安读6年级时，家乡陈河干部找到应城民政局，后来开始每月按烈士后代抚恤标准发给补贴。吴俊安靠补贴读完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大学毕业，吴俊安曾要求分配到父亲工作过的应城。但按照有关政策，吴俊安被留在武汉任教。吴俊安说，“从教30多年，我用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来回报党的恩情。”

11月27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稀松平常的日子，但对于青山退休教师吴俊安来说，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对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施集体大屠杀。吴俊安的父亲吴正钧，就在当天牺牲于渣滓洞。2009年2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通过全国各地媒体为171位一直未能找到亲属的红岩烈士寻亲，湖北媒体为这批烈士中的10位湖北籍红岩烈士刊发了寻亲消息。

2009年2月26日，苦寻父亲牺牲地四十多年未果的吴俊安老师，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才意外知道，一直以为1946年8月牺牲在湖北房县的父亲，原来是在3年后牺牲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原来父亲是一位和江姐一样的红岩烈士，原来他3岁半时父亲才牺牲离世……悲喜交加的吴俊安捧着父亲留给他的惟一遗物——一张军毯泣不成声。

吴正钧生于1918年，从小机智聪慧，为人豪爽。吴家开有百货店铺，他却对生意从不上心，只知埋头勤奋读书。日寇入侵应城后，吴正钧主动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先后任军分区参谋、边区政治部教导训练队指导员。参军后，家人加紧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妻子王元仙赶到部队与他成了亲。1946年4月22日，吴正钧得一子，因吴正钧时任新四军京(山)安(陆)应(城)指挥部参谋，所以给儿子取名吴京安。后名为“吴俊安”，是回乡后被应城口音叫谐了音。不久，因战事紧张，吴正钧将妻儿送回陈河老家，并给他们留下一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军毯。前线传回父亲房县被捕牺牲的消息时，吴俊安刚满100天。随后母亲改嫁他人，吴俊安由伯父养育成人。

吴俊安读小学六年级时，烈士遗属的政策待遇落实下来，从此，每月他都能领到一笔优抚费，这份关照一直陪伴他到大学毕业。高考时，吴俊安以全系第6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红岩》里竟有父亲的身影

“父亲是位革命英烈，应该有人会知道他牺牲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他的尸骨所在地。”怀揣着这个念头，大学期间，吴俊安开始了对父亲牺牲地的艰苦寻访。他多次拜访父亲生前的几位战友了解情况，还沿着当年五师突围的行军路线一路寻访到了房县。但一番苦寻始终没有结果。

2009年11月27日，吴俊安第一次来到重庆歌乐山下祭奠父亲。那一次，吴俊安了解到，1946年，父亲吴正钧因腿伤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只能藏身房县百姓家中，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吴正钧当年在房县并未被国民党处死，而是辗转被关押进湖北宜昌、四川万县等监狱，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酷刑。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吴正钧、龙光章等人成功谋划组织了万县监狱越狱，使100多名新四军战士逃脱了魔爪。越狱时吴正钧负责打头阵，他当时已跑出监狱，但因龙光章受伤，吴正钧毅然返回营救而再次被捕。此后，敌人将吴正钧、龙光章等4人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狱友们见他忽然消失，以为他被活埋处决)。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对革命者展开大屠杀时，部分被关押革命者曾翻过破墙逃脱，吴正钧本已跑出去，但见战友受伤，又回头营救，未料中弹牺牲。

《红岩》小说中的“狱中追悼会”这个章节，就是以龙光章、吴正钧等烈士的事迹进行创作的。中学时就读过《红岩》的吴俊安，万万没有想到，这部红遍祖国大江南北、感染了几代中国人的著名小说里竟有父亲的身影。

为父亲献礼的心愿至死未了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位革命英烈，然而家人手中却没有他的烈士证书。家中原有的那张烈士证书在“文革”中被收走，而原来那份烈士证书的底档存根上也有三处错误：一是烈士姓名错写成吴正均(应为吴正钧);二是牺牲地点错为湖北房县(应为重庆渣滓洞);三是烈士子女姓名错写成吴金安(应为吴俊安)。从重庆归来，吴俊安便在心中升起了两个愿望：一是加紧为父亲申办一张正确无误的烈士证书，二是为父亲出一本英雄事迹纪念册。

近年来，吴俊安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今年9月中旬，吴俊安再次中风摔倒，腿部骨折入院手术。家人都劝他今年就别去重庆了，他却坚持说今年一定要去，今年与往年不同，今年有两份厚礼要献给父亲!

10月13日晚上，吴俊安的女儿吴晶将《缅怀父亲吴正钧烈士》前言送给他校对，听说纪念册在自己学生的编辑排版下已基本成形，只待送至印刷厂印刷，吴俊安欣喜不己。

那晚，带着无限的憧憬，吴俊安安然睡下，然而，10月14日凌晨，老伴听见吴俊安在睡梦里惊叫了两声，起身看时，他已没了知觉。送医抢救，医生宣告心梗抢救无效。吴俊安老师就这样带着未了的心愿，匆匆走完了他69岁的人生。

赵家麟烈士（？-1949）

赵家麟河北省正定县朱河村人。北平师大附中毕业，曾参加“青盟”，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学生，因写信邀约同学去解放区，不幸暴露，于1948年11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11月27日定为重庆红岩烈士殉难62周年纪念日。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300多人被屠杀，其中一个志士就是赵家麟牺牲时年仅19岁。

赵家麟的侄子送来锦旗。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管理中心（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对外发布消息，公开寻找171位红岩烈士的亲人，其中有两位是河北人，一位叫齐亮，保定人，“红岩联线”已为他找到妹妹，还有一位叫赵家麟，石家庄人，60年不见其后人“寻亲”。

为此，本报携手“红岩联线”及河北省民政厅等部门共同寻找赵家麟烈士后人，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寻亲战”，晚报在3月18日发表了第一篇报道《有一位是咱庄里人叫赵家麟》。但由于有关赵家麟的资料微乎其微，寻亲工作犹如大海捞针。幸好，终有热心市民向本报报料，说正定县朱河村曾有一个赵家麟。

3月19日，记者火速赶到正定，几番周折找到正定赵家麟的几位侄子。经他们介绍，这位正定赵家麟，其姓名、年龄、求学经历，与烈士赵家麟几乎完全相同。随即，《一老人失踪的叔叔身世与赵家麟相似》的消息见诸报端。

随后记者把相关信息反映到“红岩联线”，对方表示尽快核实，但需要一些时间。

【事件进展】

“红岩联线”证明：

正定赵家麟就是烈士赵家麟

正定赵家麟共有6位侄子，岁数都在50岁以上，最长者65岁，给晚报送锦旗的三人是赵荣凯、赵文杰及赵文明。今年8月初，几位侄子把叔叔的基本情况反映到正定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张彦平立即整理资料，迅速与重庆“红岩联线”取得联系，最终，对方认定正定赵家麟就是烈士赵家麟。

近日，“红岩联线”发来一封证明信：兹证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朱河村赵家麟与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重庆市渣滓洞监狱的赵家麟为同一人。特此证明。上面分别有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盖的章。

拿到这份证明信，赵家麟的几位亲人激动地彻夜未眠。

【后人心愿】

盼望赴重庆祭奠亲人

昨日，正定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张彦平介绍，目前他们已把赵家麟加入烈士英名录，革命烈士终于“回到”故乡。对于赵家麟后人是否享受相关待遇，张彦平表示享受烈士亲属优抚待遇范围是烈士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及子女。

重庆“红岩联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今年11月27日他们将举行红岩烈士牺牲60周年纪念活动。全国各地的红岩烈士后人都可能派代表参加。对于赵家麟亲属参加是否符合条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条件还未明确。赵家麟后人则非常希望能够前往重庆，参加红岩烈士牺牲60周年纪念活动，亲自祭奠烈士。

要收集叔叔生前的资料

作为赵家麟后人，六位侄子说，记忆里长辈时常惦记赵家麟，也曾多次寻找，但终无结果。赵家麟有两位哥哥、一位弟弟，因处在战争年代，他们都不清楚赵家麟的求学经历，直至1948年前后与家人失去联系。而重庆“红岩联线”掌握的情况也十分简单：北平师大附中毕业，曾参加“青盟”，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学生，因写信邀约同学去解放区，不幸暴露，于1948年11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年仅19岁。

“目前掌握的关于叔叔的革命经历太简单！”赵文杰说，他们为叔叔自豪，要寻找曾与叔叔有过交往的老人，并准备到重庆挖掘叔叔更多的革命资料。”对此，正定县民政局张彦平表示，如有可能他们愿意协助烈士后人为烈士圆梦。

赵文杰重庆之行已实现三个心愿：祭拜叔叔、捧上一抔土及探望叔叔曾斗争过的渣滓洞监狱。接下来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尽量搜集叔叔与家人失散后的革命经历。

幸存者对赵家麟有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文杰在就餐时发现，脱险志士孙重与几位老人正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孙重是渣滓洞15名冲破敌人机枪扫射的脱险志士中的一位，今年已84岁。敌人进行屠杀时，孙重正躺在床上，侥幸躲过敌人的枪弹。翻越院墙时很多狱友中弹，而他幸运生还。

“您认识赵家麟吗？当年他住渣滓洞平四室！”赵文杰激动地说。孙老想了想，有力地说：“我知道，他是学生，年纪应该不大。”赵文杰急切地说：“我是他侄子，您了解他吗？”

直到红岩烈士家属或亲属走上大巴赶往活动现场，赵文杰与孙老坐在一起，依然不停地问叔叔的事儿。但毕竟当时渣滓洞关押的志士太多，而且时隔60年，孙老对赵家麟的印象很少很少。

突然，孙老好像想起什么，“我印象中赵家麟住在平六室。”孙老介绍，当年在监狱放风，有时是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放，也有两个牢房一起放的，“因为和赵家麟不在一个牢房，我对赵家麟的印象也是在放风时产生的。”至于赵家麟其他的事，孙老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

赵家麟是“青盟”成员

之前记者从红岩联线了解到，赵家麟，北平师大附中毕业，曾参加“青盟”，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学生，因写信邀约同学去解放区不幸暴露，于1948年11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年仅19岁。

昨日记者搜寻了红岩联线搜集的关于赵家麟的所有信息，遗憾的是，仍是以上短短几十个字。通过相关资料还了解到，1947年7月至1949年元旦，渣滓洞共关押了9批志士，这9批志士被关押都是有具体原因的。当然也有数十人被关押与以上9批人无关，资料上写的是“各种原因”。

赵文杰判断，叔叔极有可能属于“各种原因”之内的，也就是赵家麟是“青盟”成员，因写信邀约同学去解放区不幸暴露。

对于赵家麟的事，红岩联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早在很多年前他们就找到脱险志士，几乎全部“掏空”了脱险志士的记忆，因此赵家麟的信息也许就是那么多了，除非再发现赵家麟留下的东西。

廖模烈烈士（1900-1949）

陈少白烈士（1919-1949）

陈邦文烈士（1908-1949）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6年，入小学，次年改进私塾，三年后，因缴学费困难，辍学，从此回家干农活，父亲夸他勤快干活利落。

1926年，四川农村军阀割据，土匪成群，抢劫时有发生，他深入匪穴，活捉土匪欧某送官府惩办，孰知匪类与地方封建势力有勾结，反诬他“无证捕人”，应予法办，经多方周折，才得解脱。

1927年，进忠（县）、梁（平）、垫（江）三县联防处当团丁，又曾追剿惯匪，活捉匪首兰俊贤。

1943年当民夫，去梁平修飞机场，霍乱、伤寒流行，成批民工死于疫病，他号召民工起来向管理人员作斗争，改善饮食、医疗卫生条件，被当局诬为“聚众闹事”，要“逮捕法办”，他被迫星夜逃命。他目睹归社会黑暗，到处寻找光明，

1948年春，忠梁垫边区工委书记陈以文到垫江周嘉乡发展革命群众组织，吸收他为互助社社员，边区工委以他家为联络点，他借乡队副职权为掩护，开展建立两面政权工作。同年7月，由边区工委委员朱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旱象严重，党的活动经费困难，组织上通过他两次向富绅借黄谷数千斤，帮助饥民度荒；并购买枪支，作为党的活动经费。8月，边区同志插入忠县工作，土匪头目黄崇举拦路抢劫，组织决定消除隐患，由他取出天津短一寸和花琪手枪各一支，交樊孝理等前去执行任务，击毙黄崇举，为党扫除绊脚石。10月28日，军统特务邓乐群跟踪告密，他和朱麟同时被捕，随即送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背上血肉模糊，伤痕累累，他面无惧色，毫不吭声，回牢房难友们为他揩血污，他仍乐观地说：“活着干，死了算，敌人抓住，哪有好过的！”

194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陈邦文，垫江周嘉镇人，1908年农历9 月9 日出生于周嘉场水码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没有文化，但渴望自己的子女有所出息。陈邦文8岁时入小学，次年改进私塾。三年后，因缴学费困难，辍学回家干农活。在家里，他帮助父亲干农活、放牛、割草、打柴、挑煤，样样家务都主动去干，父亲夸他勤快，干活利落。

1926 年春节，陈邦文准备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走到万县，得知军校需中学文凭才能报名，而自己小学都没有毕业，他非常绝望回到家乡。万县之行让他感受到社会的不公，立志今后有所作为。

在当时，农村土匪抢劫的事时有发生。一天，陈邦文带着柴刀上山砍柴，偶遇土匪欧三。在伙伴的配合下，抓住了这位邻近闻名的土匪，把他捆绑起来，送乡公所法办。没想到与土匪勾结的地方恶霸，诬陷陈邦文是匪徒，说他无官府拘捕证，无故抓人，有“栽赃陷害”之罪，叫乡丁把陈邦文捆绑起来，送往县城衙门正法。后经多方周折，说情送礼，陈邦文才得以释放。这件事给陈邦文以沉重的打击，更加增强了他对封建恶霸的憎恨，对社会的不满。

1927 年，陈邦文加入忠、梁、垫三县联防处当团丁。由于陈邦文为人正直，办事认真负责，在团丁中很有威信，深得大队长李维（共产党员）的信任。当时，梁平、垫江边境土匪兰俊贤，四处抢劫，十分猖獗，群众恨之入骨。陈邦文率队前往追剿惯匪，他带头冲锋陷阵，活捉了匪首兰俊贤，获得了上级传令嘉奖。

不久，李维因事调离，新到任的大队长贪污成性，克扣军饷，士兵连津贴也发不起。陈邦文愤然离开，回到家里做庄稼。他买了套锣鼓，每当逢年过节，他都打围鼓助兴，深得街坊邻居喜欢。不管哪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前往敲打娱乐。在周嘉场上，他成了农民文娱队的鼓手。

1943 年春，梁平修飞机场，陈邦文被征到民工队，去梁平修建军用机场。他和数千名民工挤在牢房似的工棚里，吃、喝、拉、撒都在一室，卫生条件极差。夏天一到，蚊子、跳蚤、虱子、苍蝇横行，霍乱、伤寒、痢疾流行，成批成批的民工死于疫病。陈邦文也染上了疟疾。他号召民工起来向管理人员作斗争，改善饮食、医疗卫生条件，被当局诬为“聚众闹事”，要“逮捕法办”，得知消息后，他被迫星夜逃命，躲到岳父家医治疾病。

1946 年，由于有捉土匪的经验，陈邦文当上了周嘉场的乡队副，但他看不惯当局的士兵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他特别反感抗战胜利后，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国民党为啥还要打共产党？为什么还要抓共产党？乡长叫他去抓丁，他却给壮丁放信，甚至偷偷放了被抓的壮丁。于是没多久，陈邦文的乡队副就被罢免了。

1948 年春，忠垫梁边区区委书记陈以文到周嘉场，经严永炎、孔繁祜的介绍，吸收陈邦文为互助社（党的外围组织）社员。以后，陈以文、朱麟到周嘉，经常住陈邦文家中，对他教育帮助，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在三四月份时，到处春荒严重，青黄不接，饿死了好多农民。陈邦文积极组织饥民，到佃户家里借粮，自己大胆担保，借得黄谷2000多斤，分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经过这次春荒的考验，当地党组织对他很信任。

邻水来的共产党员朱麟长期住在他家中，对外称朱麟是他家请来做农活的长工，是他在梁平修建飞机场时结交的兄弟。1948年7 月，经朱麟介绍，陈邦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邦文的家成为忠垫梁边区的一个秘密联系点。陈邦文入党以后，发展组织，开辟秘密据点。

1948 年8 月，有土匪黄崇举，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给边区的同志出入带来极大的危害。在多次劝告无果的情况下，党组织决定消除隐患。陈邦文利用乡队副的旧关系，借出枪支弹药，派樊孝礼枪决了土匪，为忠、梁、垫边区党组织的活动扫清了障碍。

陈邦文主动接受党的任务，开展两面政权工作。在周嘉、普顺，他利用熟人、朋友、亲戚关系，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互助会”会员70多人，并吸收了王绍清、樊孝礼等先进分子入党。

1948 年农历10 月28 日，由于混入党的外围组织的邓乐群告密，周嘉警察所长率队在陈邦文家中，逮捕了陈邦文、陈以文，随后又逮捕了朱麟。

陈邦文被捕后，国民党特务说他做过乡队副，却不为国民党办事，反而为共产党办事，应受大刑。他们把陈邦文吊起来毒打，直到奄奄一息。

陈邦文、陈以文、朱麟三人被关在一个潮湿阴暗的角落里，他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尽管被施以酷刑，但陈邦文始终没有透露党组织的半点消息。国民党特务恼羞成怒，把他们3人先后送往县城大监、重庆二处看守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陈邦文被囚禁在渣滓洞5 室。在那里，他经受了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的酷刑，背上血肉模糊，伤痕累累，但他面无惧色，毫不吭声，同室难友们为他擦拭血污，他仍乐观地说：“活着干，死了算，敌特抓住，哪有好过的！”。

在狱中，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文化不高，便向同室关押的同志学文化。每逢放风时间，他就到后院墙根下，挖黄泥回去加水做粉笔，搓成条状放在锅台上阴干后，在地板上练习写字、做乘、除法。他学习十分用功，能把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条条背诵下来。

关在狱中，陈邦文为了排遣度日如年的时光，便组织同室的难友打围鼓。他把自己的床铺上的楠竹篾块抽一块下来，用罐头铁皮削了一副打鼓锤，每天吃过午饭后，就教难友们打围鼓。同室有几个年轻人，他们热情、活泼，又懂音乐，5号牢房里经常传来欢歌笑语。在1949 年的狱中难友们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邦文投入到歌咏大队的行列，唱川戏，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同室的难友生病，陈邦文就替他们洗衣服，帮他们当值日，洗厕所、倒罐子、洗马桶，他不怕脏，不怕累，做清洁走在全牢房人的最前面，得到难友们的好评。

1949 年11 月27 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陈邦文壮烈牺牲，时年41岁，他的名字留在了渣滓洞英烈名录上，永远让后人铭记！

侯万群烈士（？-1949）

张健烈士（？-1949）

陈尧伦烈士（1921-1949）张家乡人。1944年到重庆育才学校学习。1945年上半年回到家乡，一面在张家乡小学教书，一面从事社会调查、联络青年农民等秘密活动。

1946年秋，卖掉租谷多担，用于购买武器。1947年夏，离开张家场，来到重庆行知小学。在任教期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和其他同志一道创办了“六一社刊”。1947年下年，为中共重庆市委创办的党内刊物《反攻》印刷组成员。1948年2月被捕，关押在邻水监狱。1948年冬，被秘密押往重庆，囚于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积极参加难友们“争饮水”斗争和“绝食”斗争。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

陈尧伦同志，1944年春来重庆，在育才学校投身于革命斗争。1945年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大竹县开辟工作，1947年夏返回重庆，在行知小学任教。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创办一个政论性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当年9月，在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领导下，成立编辑印刷小组，由廖意林推荐陈尧伦同志到民建中学，与民建中学的李累和苏仲扶三人组成《反攻》印刷小组，地点设在民建中学。

陈尧伦又名陈明德，1921年6月生，大竹县张家乡人。1933年就读于张家石城寺小学，1938年考入石子乡无边庵高级小学。1944年春，经陈尧楷介绍到重庆育才学校学习。1945年上半年，与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一道回到家乡。之后，一面在张家小学教书，一面和陈尧楷、游宗相等从事社会调查，联络青年农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46年秋，陈尧伦与陈尧楷、刘继清等邀约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共商搞武器、拉队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陈尧楷的带动下，大家纷纷变卖家产，陈尧伦卖掉租谷10多石。他们用筹集的资金购买了20多条枪，随后，参加了陈尧楷举办的“山王会”，以打猎为掩护，在峰峦起伏的东山练习枪法，熟悉地形，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47年夏，陈尧伦离开张家场，到重庆行知小学任教。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参与创办了“六一社刊”。陈尧伦吃苦耐劳，字画均有一定功底，深得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好评。

同年下半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一个政论性的党内地下刊物《反攻》，及时传播和报道解放战争发展的最新消息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指明革命斗争前进的方向，号召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市委决定由廖意林负责筹备，选定富有新闻工作斗争经验的李累、苏仲扶、陈尧伦三人参加印刷工作，地点设在民建中学。在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办秘密刊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纪律是严格的，生活是艰苦的。1947年10月1日，《反攻》第一期出版，以后每半月印发一期。为及时印发并保证印刷质量，陈尧伦常常通宵达旦。

1948年2月，陈尧伦带着刚出版的几期《反攻》回家，拟向家乡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为了躲过密探的搜查，他把《反攻》缝进棉袄。不料途中被邻水县护邻乡长认出，并搜出《反攻》，陈尧伦被捕。

被捕后，陈尧伦被五花大绑押往邻水监狱。1948年冬，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只字未吐，并参加了难友们“争饮水”和“绝食”斗争。1949年11月27日，陈尧伦被敌人杀害，年仅28岁。

丁鹏武烈士，原名丁世忠（1914—1949），阳和乡人。1930年，在岳池中学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丁与左叟、左国诗等10多名同学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学生，反对丁转移到顺庆（今南充）、成都、重庆、贵州、武汉、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国家主义派。丁转移到顺庆（今南充）、成都、重庆、贵州、武汉、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3月，丁鹏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同年，地下党员廖玉壁组织川北赤卫军，在渠河东谭家桥、高家桥、大石桥设联络点。丁鹏武、刘孝明、雷和清负责大石桥点，丁具体抓购买枪支弹药和改造土匪的工作。1933年春，中共河东地区支部成立，丁作支部交通员。与进步教师向绍玉结婚后，丁变卖部分私田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引起乡长王陶臣的注意，千方百计要抓捕他。丁转移到顺庆（今南充）、成都、重庆、贵州、武汉、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丁鹏武与同乡张镜石(在杨森部下当过营长)从贵州回到阳和。1938年下半年，丁以阳和乡第一保保长身份，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实行全面抗日的主张。1939年，张镜石任阳和乡乡长，丁利用时机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衙吏恶霸横行，穷人有冤无处伸，他便在阳和街上开设茶馆，以名“讲理公所”。公所门上贴有对联：

穷居闹市饿死无人管，四处找不到裹尸席子；

富处深山闹事有人问，棍棒赶不走舔肥龟儿。

丁还发动群众捐集价值60多万石谷子的经费，作为革命活动之需。

1941年秋，为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出版发行，中共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共产党员王治和谢长琮等到华蓥山筹办造纸厂，丁鹏武夫妻负责联络王治等人，配合王治等人打通了资金筹集、原材料供应、纸张运输等各方面环节，保证了纸厂的正常生产。纸张产出打包后，经清溪口、中和等码头上船，沿渠江水路运抵重庆交《新华日报》社，在历时近四年的时间里，保证了《新华日报》纸张的供应。[1]

1945年，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四处抓丁，扩充实力，丁鹏武发动群众抗丁抗粮，于次年春节，与阳和小学教师演出《抓壮丁》等话剧，宣传教育群众。

丁鹏武的革命活动，使重任乡长的王陶臣更加忌恨。1946年8月，王妄图杀害丁鹏武。丁转移到重庆后，继续揭露岳池县一些乡长和仓库主任盗卖公粮的罪行。

1948年7月18日，丁鹏武不幸在岳池县城被捕。国民党岳池县特委秘书曹弗之亲自审讯，使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烧八筒花、吊鸭儿凫水、口灌铁弹丸、铁条烧红烙身等18种酷刑。丁鹏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被押往重庆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丁鹏武在敌人的大屠杀中殉难，时年35岁。

2019年11月27日

是重庆“11·27”烈士殉难70周年纪念日

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等看守所的300多位革命人士实行集体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惨案。实际上，大屠杀从1949年9月6日持续到重庆解放的前一天——11月29日。其中，尤以11月27日的屠杀最为惨烈。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倾听“11.27”烈士丁鹏武之女、原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干部丁洪英讲过去的故事。

丁洪英，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人，现年七十五岁。

父亲丁鹏武，母亲向绍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由于父母早早地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所以家中姐弟四人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1968年11月学校毕业后，丁洪英被分配到贵州省贵阳市一处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后又被分配到贵州省兴仁县革命委员会工作。1976年，她被调回到当时的重庆江北县法院工作。

1986年，她被调任到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工作。2000年作为正处级干部正式退休之后，她加入了西南政法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继续为学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家在四川岳池县阳合乡（现华蓥市阳和镇）。我的父亲丁鹏武，生于1914年，1948年7月28日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牺牲了，当时他才35岁。母亲向绍玉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也随后被捕，关押在岳池县阳合乡公所内，捆绑吊打、严刑逼供数月，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51年初（腊月30）不治身亡，留下我和姐弟四人，由党和人民政府抚养长大。

父亲丁鹏武读中学时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理论影响，受到革命的启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著作，宣传我党抗日主张。1932年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父亲成为中共岳池县河东地区支部交通员。他变卖了家中部分私田，作为党的工作经费，支持革命斗争。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对派对红军的围剿，岳池县的党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响应，以廖玉碧为首组织了“川北赤卫军” ，在渠河东岸的谭家桥、高家桥、大石桥设联络点，我父亲是大石桥点的联络人，并负责购买枪支弹药和改造土匪的工作。父亲和另两名共产党员（左叟、张殿元）在老家组织贫苦农民准备响应时，因消息走漏了，起义失败，左、张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父亲当时因不在家中，有幸安全转移，但一直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参加了“民主同盟”，以哥老会身份作掩护，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成都和万县、南充等地秘密宣传革命。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才回到岳池阳和老家。当时的阳和乡恶霸横行，土匪当道，穷人有冤无处伸。为了伸张正义，父亲便在阳和的乡场上开了个茶馆，取名为“讲理公所”。在门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穷居闹市饿死无人管，四处找不到裹尸席子”；下联是“富处深山闹事有人问，棍棒赶不走舔肥龟儿”。从此，这个茶馆成为了父亲组织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开办《新华日报》，但国民党政府对《新华日报》却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对纸张的限制就是其中一种，没有纸张就无法办报。为了确保《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共产党员王治和谢长琮到华蓥山筹办纸厂。我父母负责联络掩护，王谢二人就住在我们家中。同时父亲还协助其打通资金渠道、原材料供应和纸张这输等各方面环节，很快就在华蓥山“九龙寺” 将纸厂建成投产，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历时4年。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又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安全，家中由母亲一人支撑，靠教书的收入来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还要负责阳和地区党的妇运工作。

1948年夏天，为了响应川东地下党发动华蓥山起义，父亲不怕危险，回到岳池，接受地下党“搞垮反动乡长王陶臣并取而代之，利用乡政权发动起义” 的任务。他联络几个进步人士，状告反动乡长王陶臣伙同粮谷主任盗买军粮，引起王陶臣仇恨，反告父亲是共产党。

1948年7月18日不幸在岳池县城被捕。作为重要政治犯，在岳池遭严刑拷问后送到重庆，关入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父亲经受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十八种酷刑，全身筋骨尽断，但百折不挠，坚贞不屈，没有吐出任何实情。1949年11月27日，就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即将解放重庆时，父亲和一起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包括著名共产党人宋绮云、许晓轩、何敬平等200余人被丧心病狂的蒋帮特务集中杀害。

1950年2月，根据父亲生前革命斗争历史和在狱中的表现，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审查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确定他为革命烈士。

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亲身体会到了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父亲无私地为了人民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为党分忧、为民造福，我从他身上感受到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感受到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脊梁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一种崇高的精神——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斗争岁月中革命先烈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用热血与生命锤炼、培育、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是革命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追求、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髙度概括，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建设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支柱。

西政的同学们，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完成先辈们的革命遗愿，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建设我们的祖国的同时，也要积极为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传承红岩精神

向革命先烈们致敬!

1930年，在岳池中学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丁鹏武与左叟、左国诗等10多名同学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学生，反对国家主义派。

1932年3月，丁鹏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同年，地下党员廖玉壁组织川北赤卫军，在渠河东谭家桥、高家桥、大石桥设联络点。丁鹏武、刘孝明、雷和清负责大石桥点，丁鹏武具体抓购买枪支弹药和改造土匪的工作。

1933年春，中共河东地区支部成立，丁鹏武担任支部交通员。

与进步教师向绍玉结婚后，丁鹏武变卖部分私田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引起乡长王陶臣的注意，千方百计要抓捕他。

丁鹏武转移到顺庆（今南充）、成都、重庆、贵州、武汉、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丁鹏武与同乡张镜石(在杨森部下当过营长)从贵州回到阳和。

1938年下半年，丁鹏武以阳和乡第一保保长身份，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实行全面抗日的主张。

1939年，张镜石任阳和乡乡长，丁鹏武利用时机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衙吏恶霸横行，穷人有冤无处伸，他便在阳和街上开设茶馆，以名“讲理公所”。公所门上贴有对联：

穷居闹市饿死无人管，四处找不到裹尸席子；

富处深山闹事有人问，棍棒赶不走舔肥龟儿。

丁鹏武还发动群众捐集价值60多万石谷子的经费，作为革命活动之需。

1945年，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四处抓丁，扩充实力，丁鹏武发动群众抗丁抗粮，于次年春节，与阳和小学教师演出《抓壮丁》等话剧，宣传教育群众。

丁鹏武的革命活动，使重任乡长的王陶臣更加忌恨。

1946年8月，王妄图杀害丁鹏武。丁鹏武转移到重庆后，继续揭露岳池县一些乡长和仓库主任盗卖公粮的罪行。

1948年7月18日，丁鹏武不幸在岳池县城被捕。

国民党岳池县特委秘书曹弗之亲自审讯，使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烧八筒花、吊鸭儿凫水、口灌铁弹丸、铁条烧红烙身等18种酷刑。

丁鹏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被押往重庆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丁鹏武在敌人的大屠杀中殉难，时年35岁。

张远志烈士（1908-1949）字谦柱，岳池县九龙镇人，1908年生，1939年入党，任农运支部书记。1948年秋，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9月13日在高垭被捕，后被押运到重庆渣梓洞监狱，1949年11月14日，被国党杀害于重庆电台岗垭。

自耕农出身。后担任保长。由于对反动统治不满，参加了农民运动。在当保长期间，正确执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国民党中的亲日派。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逐渐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在岳池，许多群众都要求参加抗日战争，他以保长的身份率领群众去县政府，要求见县长，表明群众抗战的决心，遭到国民党县政府拒绝。1947年，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解放战争很快进入大反攻的阶段。他在本乡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准备响应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配合华中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打击敌人。他把自己保内的警卫壮丁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后因他与自己的队伍失去联系而潜伏下来，不幸被保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暗藏的奸细告发而被捕。后关在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监狱。

卢秉良烈士(1916—1949)，化名卢文飞，巫溪县汤家坝(今土城乡)人。民国l0年(1921)，举家迁往奉节县长龙山，其父卢贤章出家昙花乡青龙观，后又在大寨乡天仙观住庙持道。卢秉良随父做道童，从观中道人骆道安读书识字，闲时学绘画、吹笛子。

民国28年(1939)，中共党组织在奉、大、巫一带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宣传抗日。党员王庸等先后到观里对道徒、香客宣传抗日救国，卢秉良深受教育，为以后脱离道徒生涯，走向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29年(1940)，卢氏父子与奉节农民刘恒富(外号刘百窝)、苏文登等人，为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在长龙山组织“神兵”(又名大刀会)，卢秉良为“统兵大元帅”，提出“抗丁抗粮”、“打富济贫”、“ 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口号，发动农民起义，声势极大。国民党政府十分震惊，先是奉节县长易元明亲率地方部队进剿长龙山，几经交战，被“神兵”打得溃不成军；后国民党军阀孙元良1个团的兵力，再次进剿，起义被-。卢秉良同好友骆道安、李载云拼死逃出，分别化名卢文飞、骆思文、李文闵，潜回巫溪汤家坝。因骆道安会医术，为汤家乡乡长之妻治愈了疾病“月后寒”，得到该乡长的好感，将3人安排在乡公所当干事。民国32年，3人同到县城受训，集体加入国民党。民国34年“-”，3人合办墙报，绘了幅“大鱼吃小鱼”的图画，通栏标题为“如今社会”，引起了一场风波。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姚钦明率队赴汤家乡清查“异党活动”，收缴了卢秉良等人的国民党证。

民国36年(1947)冬，中共党员王庸由奉节秘密来汤家坝，启发开导卢秉良等人参加革命活动。王走后，卢秉良与骆遭安、李载云、薛松乔等人分头串联，约集20多名青年于次年2月15日，在关圣庙成立“青年自治同盟”组织。消息传开，国民党巫溪县特委认为是“异党活动”，下令通缉卢、骆、李、薛4人。卢秉良转移到奉节寂静乡，凭与该乡乡长的故交，做了乡干事，隐蔽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民国38年秋，国民党奉节县特委主任聂志高察觉卢秉良“活动异常”，便以“共党”嫌疑加以逮捕，解往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关押。同年11月27日，卢秉良与渣滓洞全体革命者惨遭国民党 派集体 杀。

解放后，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卢秉良为革命烈士。

1916年３月出生于巫溪汤家坝（今土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1年卢秉良全家迁往奉节县长龙山，先后在昙花乡青龙观和大寨乡天仙观住庙。卢的祖母原是住家修道居士，其父卢贤章在观做道人，小卢随父做了道童。后来其父作了当家道人，请来私塾先生骆道安来天仙观念黄经，教卢秉良读诸子百家的书。小卢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不仅成绩好，还会绘画、吹笛子，胆大机智，逗人喜欢。

1939年，共产党员王庸常到庙上向道徒和香客（施主）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做亡国奴等道理，发动大家团结一心，积极抗日。卢秉良深受启发，为后来脱离道徒生涯，走向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0年，农民刘恒富（外号刘百窝）、苏文登和卢秉良父子等人在长龙山组织“神兵”，发动了一次农民起义，卢秉良被封为“统兵大元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纷纷投奔长龙山参加“神兵”队伍。

他们抵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激怒了国民党奉节当局，即调兵进剿。他们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用滚木擂石多次打退敌军。这支农民起义因遭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力量过于悬殊而溃败。

卢秉良同好友骆道安、李载云逃出，分别化名卢文辉、骆思文、李文闵，潜来巫溪汤家坝。因骆道安会医术，给汤家乡伪乡长的老婆治愈了“月后寒”老疾，取得伪乡长的好感。于是，伪乡长将三人安排在乡公所作干事。

1945年“双十节”, 三人合办了一期墙报,绘了一幅“大鱼吃小鱼”的画， 上书通栏标题“如今社会”，引起了风波。为此，他们的活动受到国民党部执行委员姚饮明的清查。

1947年冬，王庸由奉节潜来汤家坝活动，对卢秉良等人宣讲革命理论，指出有志青年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有前途，要把周围有志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迎接革命风暴到来。

王庸走后，卢秉良等人分头串连，经过两个月时间的串连发动，约集了20余名青年于1948年农历正月初六，在关圣庙成立了“青年自治同盟”组织。消息传开，国民党巫溪县特委会认定其为“异党活动”，下令通缉卢秉良等人。

卢转移到奉节寂静乡，利用与伪乡长的私交，被留在乡公所作了干事。不久，奉节县国民党特委会主任聂志高察觉卢秉良有异党活动，将其逮捕解往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关押。

1949年11月27日，卢秉良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集体枪杀。解放后，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革命英烈们他们为真理而战，大义凛然，受尽折磨仍宁死不屈，甚至用生命照亮了后人前进的方向，可歌可泣，永垂不朽！

巫溪县天元乡有个革命历史遗址——关庙

关圣庙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的据点。

《巫溪县志》（1993年版）载：1939年，共产党员王庸常到关圣庙向道徒和香客（施主）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做亡国奴等道理，发动大家团结一心，积极抗日。使卢秉良等人受到启发，为后来脱离道徒生涯，走向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48年农历正月初六，潜伏在汤家乡伪乡长薛植清家以乡干事身份为掩护的革命者卢秉良、骆道安、李文闵等约集了20余名青年在关圣庙成立了“青年自治同盟”组织。“青年自治同盟”组织在卢秉良等人的带动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国民党巫溪县特委会觉察到“异党活动”，下令通缉卢秉良等人。卢转移到奉节寂静乡，利用与伪乡长的私交，被留在乡公所作工作。不久，奉节县国民党特委会主任聂志高察觉卢秉良有异党活动，将其逮捕解往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关押。1949年11月27日，卢秉良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集体枪杀，时年33岁。解放后，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粟立森烈士（1919年-1949年11月），男，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

生前为地下工作者，1949年11月在重庆牺牲。

杨子龙烈士（？-1949）

蒋启平烈士（？-1949）

谯平安烈士（？-1949），又名蜀渝。四川省南充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南充明德小学教导主任。

1948年秋，参加过华蓥山起义。同年11月在南充被捕。后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积极参与绝食和争取饮水等斗争，还和刘石泉等准备越狱方案。1949年11月14日，敌人诡称转移地点，将他押上囚车，行前，他把自己的衣裤和被子，分赠同室难友，然后拥抱告别。牺牲在电台岚垭。

李仲弦烈士（1926-1949）

陈紫金烈士（？-1949）

张鹏程烈士（？-1949）

彭如松（彭汝中）烈士（1894-1949），奉节人，1894年生。1930年，在本地昙花乡（现青政乡）谋取乡公所师爷职业，先后当上副乡长、乡长，里应外合与反动派公开斗争。

并秘密与本地地下党员接触，逐渐了解和靠拢共产党。 1947年川东临工委委员彭咏梧，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负责开展下川东的工作，先后派人到昙花乡，联络争取彭如松支持游击武装斗争。同年11月，彭咏梧与江竹筠夫妇等，到下川东直接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组建“川东民主联军”；12月到奉节为组建“奉（节）大（大宁即现巫溪）巫（山）游击支队”，到昙花乡安排彭如松以乡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活动。

同年12月15日，彭如松以儿子彭绪祚结婚办喜酒的名义，由彭咏梧等召集奉大巫及云阳县边境的170余名游击武装代表，在他家开会成立游击支队。不料，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察觉，派人混入暗中监视，彭如松沉着机敏，立即派人保护彭咏梧等领导人，疏散各路参会的代表，安排人进城观察县保安大队的动静，派人在周围要道侦察敌情，避免了一次革命队伍暴露夭折的危险。

1948年1月8日，奉大巫支队起义，转移突围中，彭咏梧等同志牺牲，游击队遭敌重兵围剿而失散，敌人派一个团围剿昙花乡，将彭如松等抓到乡公所刑讯逼供。敌人施用酷刑打得彭如松皮开肉绽，摧残得骨瘦如柴，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仍坚定地说：“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任何情况，你们就是枪毙我，也还是这些话。”不久，国民党重庆行辕下令，将他秘密押解重庆“中美合作所”，囚禁在渣滓洞监狱，于1949年8月19日，被敌特摧残致死。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1894年出生。四川奉节人。1928年天大旱，配合表兄率领数百饥民到豪绅家“吃大户”。

1930年，在奉节县昙花乡（现青政乡）公所做师爷，营救蒙冤的表弟陈太侯出狱。1944年当副乡长，用枪和钱粮资助陈太侯与恶势力作斗争。1946年当乡长，控制本乡大权与反动派公开斗争。在本县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庸影响下，靠拢共产党。1947年他暗中支持游击武装斗争。12月以乡长的公开身份，将本乡作为组建游击队支队的安全据点，掩护革命活动。同年12月15日，敌人察觉彭咏梧在他家开会成立游击支队。沉着疏散，避免了一次危险。12月17日晚，在母圣垭田湾陶光元家，成立了奉大巫游击支队，彭咏梧兼政委，陈太侯任司令员，他继续做掩护工作。1948年1月8日，奉大巫支队起义，后在转移突围中，彭咏梧等同志牺牲，他和陈太侯被敌悬赏通缉。他隐藏7天7夜，化装下山找吃的时被捕。1949年8月19日，在渣滓洞监狱被敌特摧残致死。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彭咏悟、江姐等红岩英烈的名字耳熟能详，但312位红岩烈士中，有171位身份不明，有的甚至连照片也没有留下，就于重庆解放前夕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近日，县民政局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奉节籍红岩烈士彭如松“寻亲”，终于在石岗乡找到了其81岁的女儿彭绪敏，从而再次翻开了奉节革命斗争的历史篇章以及永垂不朽的红岩精神。

张守正烈士（1924-1949）

狄文海烈士（？-1949）

王钧烈士（？-1949）

邓华朗烈士（？-1949）

向成义烈士（？-1949）

吕英烈士（？-1949）

王锡敏烈士（？-1949）

荀明善烈士（1909-1949），又名荀尚义，1909年4月出生于云阳县云安镇“溜石板”（现云安镇杉树林居委）。

1938年仲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云安盐工党小组长。1939年，多次领导盐工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1942年，妻子和工友被敌机炸死，心生悲痛，却不灭革命斗志。抗战胜利后积极开展“抗丁、抗粮、抗捐税”斗争。

1938年春，参加“云安工人识字班”学习，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活动。仲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云安盐工党小组长、支部书记。10月，云安盐场井灶产业工会正式成立，共产党员荀明善等7人分别当选为理事和监事。1939年，领导盐工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组建“抗日救亡协会”等爱国救亡组织。抗战胜利后，带领广大党员和工人积极开展“抗丁、抗粮、抗捐税”斗争。1948年6月，荀明善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被害，时年40岁。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泽安烈士（？-1949）

唐建余烈士（1927—1949），又名唐安才，原岳池县阳和乡（今华蓥市阳和镇）人，1927年8月30日生。1933年，唐建余在阳和乡天主教学堂发蒙读私塾。1938年，在阳和小学读高小。194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初中，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辍学后的唐建余，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劳作之余，仍坚持自学。1945年，在三圣庙小学任教。从教期间，认真负责，教学成绩获全乡之冠，他还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教唱抗日歌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1947年，他被聘为阳和小学教师。

1948年，地下党员袁念之、杨俊生先后到阳和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唐建余积极靠近党组织，参与袁念之、杨俊生等组织的 “生期会” 及袁念之主办的“学术研究会”、“读书会”活动。同年4月，经袁念之介绍，唐建余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唐建余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到群众基础差、条件艰苦的唐家河坝、石家坡、白家湾一带去搞农运和统战工作，深入农户，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在他影响、教育下，江大洪、吴启月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并利用“生期会”、“读书会”等组织，开展乡保人员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动员青壮年去乡公所当乡丁，以掌握武器弹药，实现“枪换肩”。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唐建余与左国政等地下党员一道，发展“生期会”会员300多人，其中龚生福等百余人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期间，唐建余积极参与游击队活动资金和粮食的筹集，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送往山里，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的抗敌斗争。唐建余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伪乡人王陶臣的警觉。1948年7月24日，王派十多名乡丁将唐建余围捕。被捕后的唐建余，受尽酷刑折磨，但他致死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和同志。1948年9月，唐建余被押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1949年11月27日，唐建余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壮烈牺牲。

1949年11月27日，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人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天全县开展工作。红军长征经过天全时，他参加了红军。此后，他接受党的派遣，机智勇敢地完成了护送陈云同志经重庆到上海的任务。1937年9月，席懋昭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2月被派回四川开展工作。1948年3月18日在雅安被特务逮捕，被送往重庆“渣滓洞”，后被害于美蒋特务的大屠杀中。解放以后，由于对席懋昭的情况不了解，误认为他参加红军是假的，而未被定为烈士。

陈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以后都多方查询席懋昭的去向，但一直未能找到。1983年4月，陈云得知席懋昭在解放前夕被害于“中美合作所”以后，极为关心。1983年7月，陈云看到报上刊登“中美合作所”牺牲烈士的事迹中没有席懋昭，便多次给中共四川省委、仪陇县委去函去电，询问情况，并为复查提供了重要线索，使席懋昭的问题很快查清了。1983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情况以及照片送给陈云后，陈云于12月20日亲笔为席懋昭同志写了详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指出：“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人为革命烈士。

尹慎福烈士（？-1949）

出身富裕家庭。红军长征时，他的祖父、父亲、叔父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地恶霸告密，惨遭杀戮，田产也被没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对反动派深深仇恨的烙印。面对反动派的迫害，他和母亲、哥哥只好逃到亲戚家，依靠姑母的帮助，得以上小学读书。后在重庆皮鞋店、面粉厂当学徒，最后作了打篾子工人。岳池暴动后，由重庆回到岳池，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进城为地下党取款时，因不知道省银行的地址，便到处打听，特务说他是重庆派去的而将他逮捕。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电台岚垭被敌人杀害。

石文钧烈士（1916-1949）

四川云阳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村革命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年4月，不幸在万县被捕。被捕后，经受了敌人的多次审讯，均未屈服，也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1949年11月14日，惨遭敌人杀害。

四川云阳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境富裕，但他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中学毕业后入复旦大学学习，离开学校后，做过公务员，还做过小学教师，但革命理想始终没有改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村革命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年4月，不幸在万县被捕。被捕后，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经受了敌人的多次审讯，均未屈服，也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后被移至重庆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14日，在电台岚垭遭敌人枪杀。

石文钧，化名石磊，1916年3月出生于云阳县太平乡“郑家山”（现泥溪乡协合村1组）。

1935年考入省立万县师范学校。1938年夏，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太平乡私立杨氏族学、云阳西城小学、城关小学任教，领导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活动。后就读于中华大学、复旦大学，喜读马列著作和其它进步书籍。曾以务商为名，在重庆、贵阳等地进行地下活动。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万县白土乡、利川县太平乡、云阳县云龙、清水、耀灵、太平等川鄂两省交界的七曜山区，组织游击队，参加武装斗争。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在万县被捕，后囚禁在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渣滓洞监狱电台岚垭。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石文钧为烈士。

邵全安烈士（？-1949）

李维哲烈士（？-1949年11月），男，重庆市渝中区人。

生前为中共雅安乐山工作委员会其他，1949年11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牺牲。

李仲炳烈士（1916-1949）

李维邦烈士（？-1949）

杨积超烈士（？-1949）

周尚文烈士（？-1949）

李维田烈士（？-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