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莹的家庭虽然在山东莱芜算得上殷实,但也有衰败的时候。长期的社会动荡,土匪横向,不仅给一般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富甲一方的人就带了灾难,他家的盐店和钱庄也没有幸免于难。他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去求助别人。

第六十七章 求助李团长

  刘仲莹的工作成效卓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闸北区发展了五十多个党员,建立了四个支部,并向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使党员迅速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使他们成为有一定理论水平、较高的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

由于刘仲莹的宣传教育和经济上的帮助,使许多贫困的工人对共产党有了好的认识,他们觉得共产党真好,能帮助穷人,能为穷人着想,因此也都主动靠近共产党,刘仲莹他们开会时,他们就主动要求提供场所,既供开水,又供他们烤火的柴草,还义务为他们放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向他们汇报。

开会最多的就数刘克勤师傅家了。刘克勤是英国水泥厂的工人,在工厂做装卸工,工作一天已经累得够戗,但他还是让党员去他家开会。因为有一次他一不留神扭伤了脚,把扛在肩上的牛皮纸做的水泥袋摔破了,监工不但不体谅,反而拳打脚踢,刘克勤见监工胖得像狗熊一样,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就躺在地上任他毒打。不觉悟的中国工人啊,无奈他们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只觉得这痛能掩盖那痛。但他们在心里想:“中国啊,没救了,连自己的同胞都为外国人做事,来毒打自己的阶级兄弟。”他们的牢骚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毒打他的监工是英国人雇佣的华人。工友们把他抬回家,放在床上,他的双腿连扭带打,肿得厉害,几个月不能干活。家里不仅没钱治病,还断了炊,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仲莹慷慨解囊,出钱给他治好了脚伤,使他能再去上班挣钱养家糊口了。一个毒打,一个帮助体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他认识到,中国还有救。从此以后,刘克勤对刘仲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论姓氏又是本家,他还长刘仲莹两辈,刘克勤夫妇无儿无女,看见刘仲莹又有文化、又懂道理,还关心穷人,认定他是好人,再苦再累也愿意刘仲莹到他家召开会议,因为他最愿意听刘仲莹讲的道理,所以刘克勤的家就成了上海市闸北区共产党的秘密办公地点。

刘仲莹体会到,中国的工人阶级真是太苦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刘克勤的脚刚好不久,工人师傅张成宝的儿子又病了,刘仲莹想帮他一把,可是当他打开包一看,才发现他的钱已经很少了。张成宝的儿子病得厉害,可能是急性肺炎,急需救治,可是没有钱咋办呢?他把剩余的钱交给张成宝说:“我的钱不多了,这些钱你先拿着,先去让孩子住院治疗,钱不够你不用着急,我去找几个人借借,一定不能耽误了给孩子治病。你先抱孩子去医院,我随后就到。”

“小刘,我们怎么能老麻烦你哪?”

“别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张成宝抱着孩子住院去了。刘仲莹迅速把五十几个党员招集起来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张成宝师傅的儿子病得厉害,我们共产党员不能不管,本来这钱是要我出的,可是我的钱已经花光了,请同志们凑一凑,先把孩子的病治好要紧。”

五十几个党员也都是贫苦的工人,没有多少钱,就是有几个钱,也还有很多用项,所以,没人响应。

刘仲莹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忙说:“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困难,救人要紧,大家先凑一凑,没有多还没有少吗?大家放心,算是我借大家的。事后,我一有钱就还大家。”

党员们听了刘仲莹的话,把钱凑了起来,送到医院,救活了张成宝的儿子。可是,刘仲莹却欠了一屁股的债。党员们的这些钱是要还的,因为这些党员也都是穷人,一家的生计需要钱,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可是他们毕竟是些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立场是否坚定还很难说,至少不可能全部是坚定的,只要有一个人动摇,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为了巩固已经建立的成果,就必须不让这些党员遭受损失,况且自己有承诺在先。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他忽然想起了母亲给他的手镯,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来,掂量再三,还是舍不得当掉,因为它是姥姥陪送母亲的嫁妆,是生命传承的象征,是先人对后人的祝福,是后人对先人缅怀的标志,一旦当了,万一赎不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可是不当手镯就没有钱,这该咋办呢?几天来,刘仲莹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忽然,他想起了父亲的老朋友——北伐军团长李玉堂。“对,就向他去求助。” 刘仲莹翻遍了自己的行李包,好容易找到了父亲写给李玉堂的那封信。刘仲莹看准了地址,带上书信,叫了一辆黄包车,就向李玉堂的寓所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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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堂在北伐中,虽然在济南受挫,但在以后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所以调入上海后已经升至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虽然官职高升,但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不满,因为治安的事情,又经常受军统和中统的人的气,所以意志消沉起来,经常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常常找几个老友来撮撮麻将,以消磨难熬的时光。忽然,副官来报:“外滩又出现一起枪杀事件。”

李玉堂站起来说:“怕又是军统或中统的人干的吧,什么道理,军统中统动不动就杀人,有时被杀的就是些流浪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杀,尸首都没人管,我上海警备司令部简直成了清理尸体的专业队了。没办法,照常处理吧。再这么办,我这个警备司令只有辞职!”

“李司令对当局也是满腹牢骚啊?邓演达已经回国,加入了由国母宋庆龄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担任了负责人,准备军事反蒋,如果李司令有意参加,可与我联络。”

“军事反蒋,我算一个,要钱出钱,要枪出枪,我是受够了蒋介石的气了。”

“现在军事反蒋资金紧缺,军委会正在筹措资金呢,李司令如果有意,请出资二十万购买枪械的。”

李玉堂面有难色,稍一思考还是答应说:“那好吧。”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有行动就通知你,不过,我们要保守机密,要是让蒋先生知道了,可不得了啊!现在,各组织中的人很难确定身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定我们队伍中就有中统军统的人。我们时刻在受人监视。”

“要是中统军统中有我们的人就好了。”

“想得美,我们的人怎么能进得去中统军统呢?那都是蒋宋孔陈的亲信,是嫡系。”

李玉堂他们正在撮麻将,忽然副官又来报:“有个姓刘的人要求见,说是山东莱芜的。”

李玉堂忙说:“快请进。”

刘仲莹一进屋,李玉堂就问:“来者声称是莱芜的,可否与刘掌柜有关联?”

“李团长,您说的刘掌柜是不是做盐业生意的?如果是,那正是家父。”说话间刘仲莹已经来到了面前,他接过李团长的话茬说。

“正是,正是。那么你就是刘掌柜刘丰裕的公子了?”

“在下叫刘仲莹,正是莱芜盐业总代办‘丰裕盐行’刘掌柜的儿子,我这里有家父的书信一封,请过目。”

“你父亲可好,他的生意可好?”李玉堂一边看信一边说。

“父亲还好,生意哪里还提的上好,现在刀兵四起,除了抢就是夺,生意难以维持啊,我家的盐行也因此而遭到了抢劫,已经濒临绝境了。”

“当年你父亲帮了我的忙,令我终生难忘,我曾许下愿,说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相助,如今世道混乱,你一个人怎么能把钱带到山东莱芜呢?”

“实不相瞒,不是我父亲要我求您相助的,是我在上海遇到了难处,要求您相助的。我父亲不是施恩求报的人,没有钱,他宁肯不让我来上学,也不同意向您求助,我说,我可以勤工俭学,不到万不得一,不来求您,他才同意了我上学的要求,现在我确实是遇到了难处,不求您不行了。”

“我曾与你父亲下过保证,如果有用的着我时候,只要见到他二指宽的纸条,一定有求必应,再说,作为我来说,就是不下保证,也应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我说到做到,他又何必这么拘谨呢?”

“有,这里有我父亲刘永仁的亲笔信。”刘仲莹忙说。

“我们说定的事……”老友提醒他说。

“这——?”李玉堂踌躇了,不过他还是说,“可是我与刘掌柜已经盟誓,这样的事又怎么能食言呢?”

“可是我们谈妥的事,你又怎么能食言呢?”老友说。

李玉堂说:“这样吧,先让刘先生拿去一部分,到时候我筹措齐了,再把那二十万向你交齐。”

“可是,军事上的事,是要抓时机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怎么能儿戏呢?”

“我只是生活之用,用不了多少钱的,只是当年家父资助李团长,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如果李团长的二十万的用途与我父亲和您当初的用途相同,我宁可放弃向您求助。”

“我也是资助革命的。”

“啊!”老友因为李玉堂不小心泄露了机密而感到惊讶。

“不要紧的,刘掌柜是支持革命的,我想这位刘先生也不会反革命吧!”

“如果各位真的是革命,那么我们何不团结起来共同反蒋?” 刘仲莹说。

“想不到我们原来是一家人,可是我们不是共产党 ,我们是有孙总理的遗孀、国母宋夫人领导的第三党。”

“可是我们都是反蒋的,我们要结成一个最广泛的反蒋同盟。”

“好,我们一定请示孙夫人,敦促她与共产党联合。”

“说来说去又说到了革命上,我借钱也不是自己用,是一个工友的孩子病了,情况十分危险,急需救治,如果我们救了他的儿子,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为了革命,为了发展力量就得千方百计啊。”

“仲莹,这么说你用的钱也不多,这样我就可以两不误了,一万块怎么样?”

“用不了这么多,五千块就足够了,太谢谢李将军了。”

“只是我们合作的事,你要马上与中共方面汇报,我们也要迅速向孙夫人汇报,力求双方迅速达成协议。”

老友也说:“刘先生可要竭尽全力啊。”

刘仲莹说:“我会竭尽全力去办的。”

刘仲莹接到了钱,给张成宝的儿子治好了病,又及时还上了向工人师傅们借的钱,工人师傅们无不夸他有本事,能弄了钱来,跟着他干革命的劲头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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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党为了救国救民大量笼络人才的同时,蒋介石也在以各种理由大量争夺人才,恩威并用,不断瓦解第三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国难当头,党国缺乏人才为由,重新把李玉堂招致自己的麾下,被提拔为军长,李玉堂骁勇善战成了抗战的著名的将领,与李延年、李仙洲并称三李。但他也成了后来的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战犯。“八、一三”之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傅筱庵担任了伪上海市长,他与日寇极力勾结,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此时,国民党也消极抗日,蒋介石任命陈恭澍担任上海军统局长,不断与共产党搞摩擦,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受了巨大损失。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