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涯回忆

山溪

　　



难忘的第一天

 

人的一辈子，有一些特殊经历，任凭时间的冲刷，记忆却依旧清晰，我在内蒙兵团亲历的第一天就是如此。

上山下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潮流，大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适龄学生都被裹卷了进来。我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因为文革原因，我们70年才离开的学校。那时再就读、或者就工、参军等是极个别人的事，绝大多数的同学只能选择下乡或者支边。当初"屯垦戍边"的口号宣传的很响,社会风气上感觉当军垦战士比下乡青年更有点面子，因为兵团毕竟与部队占了点边。当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去报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经过例行的政审、体检等，加入兵团终于得到了批准。 记得那年九月下旬，我们街道毗邻的一干几十人在办事处大院里集合，然后被敞篷卡车拉到城阳火车站，在那里与从市内各区赶来的一千多知青汇合后，乘上了赶赴内蒙古的专列。 虽然号称专列，这趟列车却并没有什么特权，由于属临时编组，不仅逢站必停，许多时候还要在站外道岔上停侯，给后面计划内的车次让路。一路上走走停停，行进极慢。过了内蒙境内的包头站后，每停一个大站，都会甩下一两节车厢，或者下去一部分知青，那是往二师、三师一些连队补充的新兵。列车颠簸了三天两夜，终于在傍晚时节停靠在我们24团的目的地海勃湾火车站。

　70年的海勃湾是个刚开始发展的城市，其火车站还比较简陋。当时也没有车站广场，候车室的前面只是一大片沙土地。我们出站后看到墙上张贴着标语，周边还插了不少彩旗，欢迎的锣鼓也敲打的格外响亮。看得出，团部领导为接这批新兵还是下了功夫的。各个连队的领导焦急地等候在这里，一见到我们立即开始招呼各自的队伍集合。由于人较多，人群来回挪动的脚步搅得尘土飞扬，点名声、哨子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氛围使人感觉又是紧张，又是热闹。

　　等各连都整队完毕， 天色已完全暗下来了。我 被分配在六连，与十八名青岛男女老乡一起乘上了一辆解放卡车。同车的还有现役干部的连长和三四位老兵，打听后得知六连的驻地是一个叫做黄柏茨的小村子，距海勃湾火车站三十多里路，说是大约一个小时多点就能到达。汽车出发了，我们是初来乍到，根本分不出来东西南北，只是觉得车子摇摇晃晃，七拐八绕，开到了一处似乎是仓库的地方，老兵们下车去装上许多铁锹，木叉、箩筐、粗绳等。原本车上我们个人的行李，像柳条箱，帆布袋，大包小包木箱子，就占了大半个车斗，现在再装上这么多农具，加上二十几号人，满满当当的感到非常拥挤。

　 汽车往黄柏茨的方向行驶着，四周漆黑一片。借着车灯可以看到，这里基本没有道路，车子沿着黄河岸边，只能顺着往日的马车、羊群碾压出的一些痕迹前进，到处是沙包、石砾和一丛丛的沙蒿和骆驼刺。汽车一会儿开上了高高的沙丘，一会儿驶入了布满卵石的河道，车子颠簸的很厉害，有时能把人甩起半尺多高。我们的心随着身体忽上忽下，一直吊在半截空中。

汽车在荒漠中艰难前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还是被一段松软的沙土陷住了。车轮陷在细沙里拼命地打转，车子却一步不能前进，司机师傅尝试了多次，车子终究还是无法挪动。无奈连长令我们全部下车，在老兵的带领下，大家前拉后推，挖沙垫草，想了若干方法，最后还是无济于事，看来当晚乘汽车赶回连队的想法已经不现实了。这时已近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忙活了两个多钟头，其实只行进了七八里路。最后连长决定，留下司机和两位老兵，看守车上的东西，等待第二天的救援。其他人员全部徒步返回海勃湾，准备乘坐夜间的火车赶往连队。

　 在黑不隆咚的夜幕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布满荆棘的沙土路上，一步步总算捱到了火车站，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这一晚上，在荒漠中耽搁了近两个小时，刚刚又走了七八里的沙路，至此每个人早已是饥肠辘辘，精疲力尽了。进了候车室，大家相互依偎在长条椅上，东倒西歪，连吃点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有的人不顾地上脏乱，竟然席地就躺下了。突然，从一个角落里传来一阵抽抽嗒嗒的哭泣声，继而像会传染一样许多女战友都开始了抽泣。这也难怪，一晚上的紧张、惊吓、疲惫、再加上由此引发起来的极度想家，对当时我们脆弱的神经肯定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凌晨三点多钟，我们登上了自北向南开行的一列慢车。约四十多分钟后，在黄柏茨车站下了车，连长领着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用仅有的一支手电筒照着亮，上崖下壑，七转八拐，终于回到了六连的营区。几位老兵把我们引入了一排房子中最把边的一间大屋，又费心的找来几条薄毡毯给我们铺盖。屋子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谷秸草，由于行李还放在误在荒漠中的车上，大家只好三五成堆，在草上和衣而卧，几个人合盖着一条毯子，勉强御寒。

睡了不一会儿，天已大亮，大家赶紧起来。我揉揉眼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当时进到这个房间，仅有一盏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亮，由于我们又累又困，谁也不及细看。现在大体一瞅，这个房间有窗框，却没有窗扇，有门洞，竟没有门板。四个窗洞都是用木椽子顶着软草笆堵住的，门口横挡着一块荆笆。四周墙上还没有抹泥，凉风时不时的就从土坯缝隙中吹了进来。屋顶的檩条和山墙结合处有的还透着光亮。显然，这是一栋远未完工的房子。

　　短短的一夜，一系列的经历算是北疆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我不知道应该称之为见面礼，还是叫作下马威。从此，懵懂的我们就在这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对自己的千锤百炼。

冰凌脱险

　  

我们六连驻地是黄柏茨，紧靠着黄河 。这里有一座小火车站，有当地铅矿的几排家属宿舍，还有地方农场东风九队的十几户人家，再就是我们连了。黄柏茨不大，农田也不多，且多是九队的。六连的耕地主要集中在黄河中间的一个孤岛上。

这个岛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四面环水，当地人称之为大中滩。滩上地形南高北低，四周略洼，中部稍高。黄河水自南向北奔流着，过了乌达铁桥不久，河水就被大中滩一分为二，形成了东西两个河道，直到流过滩后才又汇集到一起。滩上土地三分之一属于宁夏的一个生产队，其余部分归内蒙古，由我们六连所管，除了营区和靠河边的一些荒滩外，大约还有三千多亩开垦出不久的耕地。每年11月份初是黄河开始流凌的日子，约一个多月后河面才能完全封冻。我们男女各一个排，加上连部及后勤、炊事班等一百多人，由连指导员带领暂驻在滩上，准备利用初冬季节兴修滩上的水利灌渠。由于流凌期间车不能过，船不能渡，人不能行，这段时间滩上与对岸实际上形成了隔绝的状态。

　71年12月8日，北风呼啸，寒潮袭来。劳累了一天的我们，除了放哨值班的战士，多数人天黑不久就熄灯休息了。正当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所惊醒，不用辨析，就知道是紧急集合的哨音。大家一骨碌爬起来，衣服扣子还没全系上就跑到屋前空地上排好了队。站在对面的指导员急促的说道，黄河水正在倒流，滩上所有地势较低的地方已全部进水。要求党团员带头，全连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抗灾救险。这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我借着月光一看，离营房不远的几千亩农田已是一片汪洋，水势正在持续的上涨。河水夹杂着冰块不断冲击着营房旁的陡坡，危险显然已迫在眉睫。

冲在抢险最前面的是高副连长，他大声命令我们男排先围着营房抢垒一道围挡，以防止冰水涌进泡塌营房。大伙赶紧取来工具，拼命干了起来，战友们配合的非常默契。东方刚蒙蒙亮，一道大半米高，上百米长的堤坝就修筑起来。这时倒流的河水已经漫到了围挡边沿了，好在河水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变缓，这条围挡保证了这里暂时不会有大的险情。

　 天已大亮，当务之急的是要与对岸的连部取得联系。接到命令后，我与几位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一处离岸边最近的凸坡，我们轮流用铁皮喇叭向对岸喊话，这是那个年代河两岸唯一的联络方式。由于隔着远，风又大，我们嗓子几乎都喊哑了，终于被到河边割草的老乡听到了。他们立即报告了连部，连长带人火速赶到河边，查明险情后马上报告了上级。很快，师团两级领导就驱车赶到了六连，直接在现场指挥这次的抢险行动。

我们在滩上的高地看到对岸的一块空地停着几辆大客车和许多北京吉普，那是兵团和地方上的各级领导聚集的现场。一辆卡车上绑着几个高音喇叭，朝着滩上不断播放鼓舞人心的口号和一些救援方案。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由于天气骤冷，大中滩下游八公里处，冰块猛烈撞击造成拥堵，上游流来的冰凌越来越多，很快就形成一条三米多高，宽约一公里，有七八公里长的一条冰坝。河水到此受阻暴涨继而引发倒流，造成了历史罕见的重大险情。

　 危险虽然暂时放缓了，但并没有根本消除。连里几位干部商议，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发生，决定择机离开营区，转移到滩上地势最高的一处高地。这就要求炊事班准备至少三天的干粮。 按部队条例规定，那天正轮着我在伙房值班，从河边喊话回来，我一头扎进了伙房，参与炊事员们抢做干粮的任务。炊事班由女兵组成，值班的我就自然成为唯一的壮劳力，所谓准备干粮主要是赶蒸花卷，其中擀面皮是最累人的活儿，我就把这事儿全包下来了。那天我不停顿地擀了五六个小时，上百张面皮总是有的，做出的花卷足足装了九个大面袋。

对岸不断地向这边通报着信息，我们得知兵团和地方共同组成了抢险救灾指挥部，先是准备动用轰炸机炸开冰坝，后因离城市太近否了这个方案 。继而决定从乌达市派一个民兵炮连携迫击炮轰击冰坝，这个方案第二天凌晨正式实施，听说六门迫击炮发射了近百发炮弹，效果却不甚明显。最终，经层层上报，中央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派直升机将受困人员接出来。

　飞机即将要来的消息传到了大中滩，战友们奔走相告，欢腾雀跃。我们在冰凌围绕的这一小片高地已经坚持了两天两夜，大家像是拧成了一股绳，听从指挥，日夜奋战，保证了所有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今天，党中央要派飞机接我们脱险，怎能不使人热血澎湃，心潮激荡呢。

　　11号下午，我们全体人员排成了整齐的队伍，按要求还准备了三堆篝火，约三时许，北边的天际出现了两个小黑点，眼见着越来越大，眨眼功夫两架战机已经飞临至上空。负责点火的战友立刻点燃了烟火，这时队伍爆发出持续不断的欢呼声。直升机徐徐降落后，打开舱门第一位跳下来的是从呼市来的兵团首长。他先向大家问好，接着说飞机是叶老帅专门从北京派来的，最后动情地讲到毛主席、周总理对兵团战士遇险的关心。此时此刻，战友们群情鼎沸，热泪盈眶，大家挥动着语录本，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表达内心感受的口号……

　　直升机迅速展开了救援行动，两架战鹰交替的在黄柏茨和大中滩之间飞行升降，因是武装直升机，机舱不大，每次只能装八个人，战友们就按顺序一组一组的登机离去。大约飞了十几个架次，终于将我所在的最后一组接了出来。飞机平稳的着陆了，我强忍着激动的泪水，走向舱门，望着地面上沸腾的人群，心中万千感慨，这刻骨铭心的一刻，我一生一世永远不会忘记。

脱险归来，兵团各级组织层层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六连指战员的临危不惧，兵团首长的现场指挥，社会各界的强力支援，中央领导的果断决策。都是夺取这次抗灾救险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抢险行动在兵团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因为林彪事件发生不久，全国军机基本禁飞，叶帅特批直升机从两千多公里外的北京飞来救援，更是史无前例。事后，兵团战友报、内蒙古日报、解放军报都做了大幅的报道。甚至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专题文章，文中表扬了几位在抢险第一线表现突出的人员，其中还有我的名字，此文曾被家父的一位同事偶然发现，结果在父亲单位引起不小的轰动。全家人为此也自豪了好一阵子。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每当回顾起来，不仅仍历历在目，而且心情依然难以平复。我上面讲到，对于这次冰凌脱险，党报军报都有专题报道，足见此事的政治影响之大。近年来，不少战友的回忆文章也多有提及此事，可见对于经历者的印象之深。我这次重提旧事，主要想从当事者的角度，把所见所闻，所参与所感悟的尽可能客观的记载下来，以区别于专业报纸对此事宏观，全角度，立体的描述。算是换个角度做点细节的补充吧。

流凌时节潜水救险

  

有一年，我到澳大利亚旅游，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在大堡礁玩了次潜水。我穿戴好装备，逐渐下潜到十多米的海底，身旁到处是形状各异的珊瑚礁，海水极为透澈，五光十色的海葵随着碧波的流动开开合合，颜色鲜艳的小鱼在身边穿来穿去，我观看着美不胜收的海底景色，心中惬意极了。这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另一类的潜水场面，虽然同在水下，却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情境，那还是在内蒙兵团时，下潜到冰冷的黄河水里的一次经历，回想起来更让人难以忘却。

72年11月末，即刻要进入冬季了，农田里的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紧张的进行，大中滩上扬水站大型水泵的20吋吸水管连同笼头竟陷在河里拉不上来了。推断原因，最大可能是由于秋灌连续抽水，河底被水泵抽出了个深坑，后来停抽了，河水夹带着泥沙填平了这个坑，同时也把胶管连同铁笼头一起深埋在河底。

　连队想了好多办法，马拉人拽似乎都不管用。僵持了几天，黄河中间河道上已出现了零零星星的冰凌，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全连人的心随着冰凌的增多而日益紧张。如果不能尽早将水管笼头拉到岸上，再过几天，上游流下来的大块冰凌势必会割破水管，水泵笼头也会掩埋在水下，国家财产就会受到损失。这在当时可非同小可，因此连长果断下令：派人下水，清除泥沙，抢救国家财产。就这样我与几位同样来自青岛的战友被挑选上，组成一个小组去执行这个任务。　

　 那天，天气昏暗，小北风嗖嗖的刮着，实在不是个适合下水的日子。但情况紧急，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六七个人在全排人的目光期待中，先轮流着在坝上奔跑，待到全身发热时，猛的脱掉棉衣裤，战友们则急忙给披上厚厚的军大衣。我们原地跳动着，相互鼓励着，排着队预备轮流下水。周边的战友们整齐的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为我们鼓气。　　

该轮到我下水了，我接过副连长递过来装满烧酒的军用水壶，咕嘟咕嘟连喝了两大口，心口立刻象着了火一般，我一猛子扎进河里，哇！水太凉了。冰火两重天，冰冷的刺痛霎时传遍了全身，象无数钢针扎满了身上的旮旮旯旯。河水极浑浊，水流夹带的细沙磨的面部生疼，眼睛只能睁睁闭闭。我潜下去几米，顺着粗大的水管一点一点的摸到河底，用铁铲把水管四周的泥沙拼命往外刨。当时感觉身上已经有些麻木了，只是机械的拉动着铁铲，直到脑子憋的发胀，才浮出水面喘口气。然后上岸后再在坝上猛跑，大口喝酒，当僵硬的躯体稍有所缓解，又急忙跳入水中。 这样一遍遍的周而复始，大概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这基本上属于无用功。因为每人在水下最多几十秒钟时间，第一个人挖出来的一个小坑，到第二人下水时基本上就又被流沙填平了。再后来，有几个人实在支持不住了，大家只能无功而返。　　

第二天，同样的打捞场面又重演了一遍。河水似乎更凉了，冰冷刺骨，钻心入髓。尽管我们非常努力，但水泵胶管仍然纹丝不动。有的战友因为下水还引起了发高烧，很明显，这种打捞方法是行不通的。

事情过了几十年，现在我回想，当时是什么支撑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不顾危险，不惜以损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去做那些劳而无功的事。是无知、单纯、服从命令，还是鲁莽、逞能、有责任心，似乎都有，又不全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有人提议找附近生产队去求援。高手果然在民间，一位经验丰富的村民提出让我们找一台小尺寸的水泵，把出水口锁紧，开动时就会形成高压水柱。然后顺着被埋住的胶管反向冲刷河底，这样就能冲出铁笼头。为了支持兵团的这次救险，当地生产队还提供了高速柴油机和配套水泵，真实展现了"军民一家亲"的动人场面。我们按照村民的方法一试，确实有效。尽管也费了不少周折，水泵的吸水管连同笼头，在大量冰凌到来之前，最终还是被完整的拉了出来。国家财产保住了，在当时也算是挺注目的一件事。

《后记》 回顾兵团经历的小文章，写到这里算是一站吧。这几篇文章从构思，写作到完工，用了不长的时间，不敢说是一气呵成，却也笔触流畅。这倒不是因为我文思敏捷，而是这几件事，印象太深刻了，脑海里不知翻转过多少遍，即便在我回城的几十年后，各个细节几乎还记忆犹新。这次，无非是把头脑的记忆变成文字敲到电脑里去。回顾过去的一些事儿，我不是为了找人倾诉，更不是卖弄老资格想炫耀一番，只是从心里头觉得我们的那些经历，不应该因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故意淡忘它。虽然我所写的仅是那特殊年代的沧海一栗，但毕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

采药记

 

我在内蒙兵团九个年头，用最简单的词汇来概括，就是"艰苦"二字。尤其是刚去的前几年，劳动强度大，精神绷的紧。主食以粗粮为主，且严重不足，副食单调，以白菜萝卜菜汤为多，汤表面仅零星飘着几个油花。所以，如果能遇到外出的差事，就会觉得很兴奋。毕竟外面自由度大一些，伙食往往也比在连队强一点。虽然风餐露宿，甚至有时充斥着风险，却是那时候的向往。

　　七十年代初期，内蒙兵团连队干部中现役军人的标配基本是三位，即连长、指导员、军医。 我们连的军医姓高，个不高，微胖，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那时，连队生活条件差，医疗方面什么都短缺，高军医决定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的中草药资源，改善连队的医疗条件，这才有了初夏的那次深山采药。

军医带着连卫生员阿芳，又挑选了一名炊事员小张，再加上我与另一名男兵～人高马大的大林，三男两女，一行五人，准备好粮油、背包，帐篷，炊具等，还携带了一支步枪，就搭车出发了。目的地是离驻地八十多公里的桌子山深处。　　

桌子山这个名子最早似乎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个俗称。听说其主峰山顶是平的，像个桌面，故得此名。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好在我们一行人较多，装备又比较齐全，尤其是那时候年纪小，无知无畏，一路上精神都是很亢奋的。

汽车在戈壁滩中艰难的前行，行驶了大半天，终于到了入山口。我们下车后，抬眼向群山仰望，只见这里山山相连，连绵起伏，植被稀少，眼前全是青褐色的悬崖绝壁。送走了返还的汽车，高军医带领大家顺着沟谷往大山深处走去，只见两侧山势陡峭，峰峦迭起，谷底多是大小不一的卵石，偶尔可见几棵小草顽强地从石缝中窜出来。令人感到惊奇的还有，这里虽然极少泥土，几乎没有植被，却有着不少粗细不一的树木。有刺槐、桧柏、好像榆树更多一些。行进途中，时常能看到一两棵老树孤伶伶的立在巨石之旁。这些树是谁种的？这里的山麓缺土少水，一棵接近合围粗的树木，又需要生长多少年呢？带着这些疑问，大家边走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高军医一句话，让大家豁然开悟。他说可能是鸟儿衔的种子跌落在地上，经过无数巧合，才能生根发芽，不知多少春秋，才长成现在这般模样。听了这话，我们对深邃莫测的大自然不由的更产生了敬仰之感。

从下车后的第一个山口算起，我们在山里走得时间觉得已经很长了，紧赶慢赶却只行了十几里的山路。接近黄昏时，一行人在山谷里稍高处的一块大石板上宿了营。小张捡了几块石头垒起了简易炉灶，阿芳拾了些枯枝干草，她们热着干粮，烧着开水，瞅这空隙，我和大林赶紧把帐篷搭了起来。晚饭吃罢，大家围着马灯端坐成一圈，认真地听军医讲着在这里如何辨别中草药，以及各种采挖的技巧。

听了高军医的讲解，我们大体知道：这桌子山区域很大，整个山脉方圆约有上百里，深山里面人烟罕至，却常有动物出没。山谷深处有兔子、蛇、石鸡等野物，传说还可能遇上狼和狐狸。虽然山坡谷底看似光秃秃的，放眼望去全是清一色的石头，其实，这里的药材不下十几种。比较常见的有黄芩、黄芪、苍耳、柴胡、四合木等，有时运气好了，还能碰上珍贵的鸡头参或者肉苁蓉。听到这里，大家一天的劳累一扫而光，巴不得天儿早点亮，好在这陌生的深山里一显身手。

　　东方刚微微发亮，两位女战友便醒了，她们要早起准备我们一天的干粮和开水。忽然我听到一声惊叫，有人变了声的大喊着"蝎子"，这一下子把大家都惊醒了，我猛地爬起来，只见阿芳肩上赫然趴着一只大蝎子，正在示威似的扬着尾巴上的毒刺。我找了根枯枝赶紧把它挑了下来，幸亏昨晚大家都是挤在帐篷里和衣而眠的，这才有惊无险。然而高军医看到这一幕后却喜形于色，他连声说道："这是好东西呀，好药材"。原来，这种蝎子叫山蝎，黄褐色，虽然个头不大毒性却不小，在山谷的乱石堆中时常可见。军医让我们在附近找找，果不其然，我掀开一块大石头，底下竟然趴着两只蝎子，我小心翼翼的将它们夹住放入瓶子里。就这样，在这条山洪冲刷过的河道谷底里，我们把大小卵石一块块的掀起寻找，半天的功夫，就装满了两个酒瓶。首战告捷，第一天采药就有了不俗的收获。只可惜当时只知道晾干的山蝎是一种药材，不知它竟是佐餐的好食材，不然肯定不会就此收手。

后来，我们几个就根据军医传授的药材知识，按图索骥，由近及远仔细的寻找。那方圆十几里的石缝、河道、土坡、断崖大都被我们翻过，采集到的草药较多的有柴胡，黄芪，苍耳，还有不少老榆树皮，黄柏根等，抖掉泥土把它们摊在大石头上稍一晾晒，然后再分类打包，短短几日，各类药材就积攒了两大麻袋。

　　前几天的顺利进展，激起了我们继续往大山深处探究的想法。大约是第四天，高军医安排我们把已经分类好的几袋草药存放在一个浅浅的石洞里面。我们背着帐篷，带足了干粮和水，便跟着军医朝着桌子山的主峰行进。 桌子山山脉范围很大，层峦叠嶂。我们走在很少有人走过的崎岖山路上，翻山越岭，常常刚攀上一座高高的山岭，没等喘口气，又得马上进入布满碎石的沟谷 ，大家气喘吁吁，步履越走越沉重。看到这样，高军医临时决定在前面的一处断崖边稍事休息，战友们互相递着水壶，一边喝着水一边补充点干粮。我发现紧靠着崖前有一口枯井，井旁边木制的水槽已经干裂，可见这里很久时间没有人畜往来了。忽然，小张指着一个地方让我们快看，只见枯井上方的一处绝壁上，不知是谁凿刻了一幅图画，构图简洁，线条粗犷。细看一下这些图案，像是一个太阳散发着光芒，旁边还有一只叫不上名字的动物。我觉得与曾经见过的"狂犬吠日"画面有几分相似，不过不好说出口来。当时我们只是好奇，当然也不具有相关的知识，压根就没有往深处想。过后不久，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我偶然从电视节目上得知，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在桌子山悬崖峭壁上发现了大批岩画，据考证它们大都是游牧民族的先祖们在新石器时代磨刻的图案，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这是我国古代北方牧民留下的非常重要的文化遗迹。我们看到的那幅岩画无疑是其中的一幅，只是因为无知，才错过了一个能够引起社会轰动的考古发现机会。

　记不清翻过多少道山梁，趟过多少条沟谷了，我们一行终于来到了主峰西侧的山脚下。大家一扫疲惫之态，奋力地向主峰一步步攀登。在半山腰，眼尖的小张竟发现了远处似乎有活动的动物，经她指点，我们看到了一大一小的两只野生青羊，正在机警的瞪着这边。青羊又称桌子山岩羊，在山石间跳跃行走，极其敏捷，其肤色与青色的岩石几乎相同，没有相当的经验和好眼力，很难发现它们。那会儿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之意识，眼见着这么好的机会，高军医当然不会放过，他急忙持枪瞄准，我们都立在原地，屏住呼吸，生怕妨碍了军医的射击。谁知那青羊像是预知有危险，蹦蹦跳跳，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虽然没猎到青羊，大家倒也没有特别的沮丧，我们相互帮衬着，艰难的攀爬，终于登上了主峰的山顶。只见这里约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虽然也是有点坡度，但总体上还算平整，像个偌大的桌面，称之为桌子山确实是名副其实。战友们正在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叹不已，忽听着大林在峰顶边上大声喊道：狼！狼！快趴下，有狼！几个人慌忙趴在地上，我猫着腰，快步来到大林身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山下一望，看见确有几个黑点在山腰上移动，但经仔细辨认，其实是牧民散放的几只山羊，这才解除了一场虚惊。

桌子山主峰相对高度约有近千公尺，在山顶上往四面俯瞰，山下一切尽收眼底。我们在东面的山麓看到了两座毡包，像是两个倒扣的小酒盅。看见有四四方方边沿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座羊圈。高处望去比一书本大不了多少。看来这个地方真的有人家。我们在山顶上停留了不长时间，就起步下山，直奔这户牧民家去了。

　　这户牧民是蒙族人，非常好客，会汉语，名字好像叫巴特尔。他与老伴春初之际来到了这里，放牧着生产队里的二三百只羊。平日里极难见到外面的人，因此看见我们就格外热情，毫不吝啬的拿出自制的酸奶和奶皮子让我们品尝。高军医与巴老汉一见如故，俩人坐在毡包里叙着家常，我们几个则里里外外忙着打水扫地，帮忙拾掇一番。

晚餐，好客的巴老汉执意要用手扒羊肉来款待我们。作为回报，高军医送了他几盒常用的药品。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晚的热闹，一锅热气腾腾的手扒肉端上来，霎时，扑鼻的香味弥漫开来。我敢说，从来我都没吃过那么香的羊肉。女主人给军医戴上了哈达，然后双手捧一只斟满酒的银碗，唱着蒙语的祝酒歌，逐个敬酒。客人不干杯，歌声就不停。闹得巴老汉和高军医都有点不胜酒力。直到夜深了，大家困意都上来了，才慢慢地消停下来。天亮以后，我们与这户好心的牧民恋恋不舍的相互告别，其场面甚是感人。之后我们在桌子山主峰周边，又采集了两天药材，收获依然颇丰。

整整一周，我们一行五人在这座极少有人迹的深山幽谷里，有疲惫，有惊恐，有辛劳，有惊喜，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七天。七天后汽车如约来到了山口，大家七手八脚的把采集的药材和工具设施装上车。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乘车朝着连队方向凯旋。

从那往后，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这批药材还是派上了挺大的用场，六连自制的甘草片，在附近的几个连队都挺出名。其他的譬如黄芪粉，黄芩丸还有高军医特制的黄柏浸膏，还进了团部医院的药册名录上呢。

后记：

在上合峰会期间，因我家居住地段的交通管制，居民只能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利用那几天的空暇，我赶写了几篇回忆兵团生活的小文。本来想好了写完三篇就打住的，未曾想在兵团网上一发，得到许多鼓励，有的战友甚至含着热泪读完了文章。许多战友给我留言，期待着对那段历史的更多的回顾。看来多写点兵团往事是大多数战友共同心声，这些经历接地气，与战友们心心相印。我就想恭敬不如从命吧，就又写了这篇采药的小故事。其实，兵团生涯可以回忆和记录的事情很多，虽然生活艰辛，但仍不乏苦中做乐值得留恋的人与事。只是由于我自己的能力不足，水平不高，尤其是现在的记忆衰减，而不能写得更加生动一些。这也算是一种遗憾吧。

时隔四十多年，许多具体的情节已经无法记清了。为使文章通顺，有些细节我采用了符合逻辑的推理加工，文中涉及到的战友，我亦没有采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不过文中谈到的采药整个过程，举的几个实例，地点，人员都是真实发生的。它为我们那时成年累月的枯燥生活增添了一丝探险的趣味，才使人经久不忘。

骑马记

青少年时代的我，或许是受到当时处处弥漫的斗争哲学的影响，或许直接是秉性使然。总之不太知道什么叫危险，而且还极力向往惊险、刺激的举动。由于自小生活在城市里，受到诸多限制，所以基本上也只是想想而已。初中毕业后到了广袤的北疆，压抑的天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少不了做些冒险的事情，骑马算作一例吧。　　

我们到达黄柏茨时已是九月二十九日的后半夜了，在一间无门无窗的大空房子里，大家和衣而卧，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就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我爬起来抬眼一望，四周地势高低起伏，沟壑纵横。不远处一群人正在围着一匹红色的大马在品头论足。这一下子激起了我们几个人的好奇心，急忙跑过去挤进人群一打听，才知是海勃湾的东风农场刚从草原上买来了一批蒙古马，和我们六连同驻一地的九队分得了这一匹。这马长得膘肥体壮，通身一抹枣红，着实惹人喜爱。听老乡说，这是一匹四岁的煽马，算是马的青年阶段。大伙儿围在这儿，正为这匹马能不能骑，谁敢骑而争执的面红耳赤呢。　　

这时我在几位战友怂恿下，鼓起勇气大声喊道：我敢骑，我来骑！周围的村民也有起哄的，也有赞许的。我在几个人的簇拥下爬上了马背，刚开始时一位村民大叔还手攥着拴马的缰绳，控制着马小步慢走，生怕把我摔下来，走了十几米后，我感觉有点适应，从大叔手中要过缰绳，就完全独自驾驭了。先是缓步前行，我觉得不过瘾，就抖了抖缰绳，腿在马肚子上稍微使了点劲，那马从慢到快，最后竟然四蹄腾空，一颠一窜的奔跑起来。因为没有鞍蹬，我的身体只能倾靠在马背的前端，手抓着鬃毛，双腿紧紧夹着马肚子。紧张之中不免有点得意：骑马不算什么难事啊，我这是第一次，就敢这样跑……　　

正在遐想中，奔跑的马儿突然一个急停，我猝不及防，强大的惯性把我从马上直接掀了下来，原来面前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壑沟，马儿跑到这里，大概由于害怕，便自动来了下刹车。这一下可就把我害苦了，沟深大约一米半，我从马的头部翻滚到沟底，相当于从近三米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下来。爬起来后，脑袋一阵一阵的发晕。大伙儿把我扶到了连队医务室，军医说是轻微脑震荡，需要卧床休息。我这才得知，连队是不允许骑马的，那天也是碰巧了，现场除了我们几个新兵，就是一群老乡。没有人知道这个规定的。我也是无知无畏，就稀里糊涂犯下了错误。按说这是一个挺大的过错，好在领导念我是个新兵，不知者不怪，也没有过于严厉批评。第二天是国庆节，全连放假，我躺了大半天，没有大碍。　　

转年到了夏天，我们班被派到黄河中间的一个孤岛～大中滩上去脱坯。每天除了劳动和学习外，还空闲大把的时间，找点刺激的事儿干就成了我们排解孤独的重要日程了，好在滩上没有连领导管束，骑马就成了我的首选。滩上放牧着当地生产队的一群马，怕有三四十匹，有性子暴烈的，也有比较温顺的。每天傍晌，马群会回到一处有阴凉的破马厩中，这时候就是捉马的好机会。一般要找上一根绳子，挽个活套，慢慢接近马匹，迅猛地把绳套扣住马的脖子。然后再解开绳结，把绳子套在马头上做成笼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段结成疙瘩的绳子勒在马嘴里，充当嚼子，这样马才可能听你指挥。否则，十有八九会被摔下马来。刚开始骑马时，我是吃了不少苦头的。首先是五脏六腑被马颠了个翻江倒海，骑行时间稍长点，会浑身酸痛好几天。至于从马上掉下来，摔个少皮没毛的，更是家常便饭。慢慢的有了经验，坠马的事不太发生了，但由于没有鞍具和马镫，自己的大腿内侧和股沟常被磨破皮，那疼起来真叫一个钻心。还不敢声张，怕让人知道去给领导打小报告。　　

还真如俗语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偷偷摸摸的，没有师傅传授，没有书本教材，甚至没有马鞍马蹬，仅靠着自己摸索，不到一个夏天，我竟成了挺熟练的骑手了。随意拉过一匹马来，翻身骑上去，用腿轻轻轻叩马肚子，马就会缓步前进。身体略微前倾，用腿勒紧马腹，马儿就会跑起来。轻轻向后拉住缰绳，马会减速以致停下。拐弯的时候，只需要向转向的方向轻拉缰绳即可。但马在高速奔跑的时候，转向就需要点技巧了，身子要有一定角度的倾斜，拉动缰绳时腿要紧贴马腹。这样，马儿才不致于无所适从。更高境界是马儿碎步疾行，即所谓的走马，人则在马背上小颠，使自己的身体完全适应了马儿快走的节奏，这样，速度挺快，人和马也都不累。最叫绝的是马儿四蹄腾空，人在马背上前后律动，恰似坐轿一般。每逢这时，我往往会提前找上一截枯枝，做为意向中的马刀，随着马儿奔腾，上下左右做着劈杀动作，那种惬意 ，难以用语言形容。这给枯燥的滩上生活平添了一缕快活。　　 再后来，我在连队当上了上士，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骑马就有点名正言顺了。那时候，驻地周边还没有正规的公路，连队也未配备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偶尔需要到附近的工矿单位联系点事情，来回几十里的路程就全依靠马来代步，自我感觉以前的辛劳苦练终于能派上点用场了。我还记得七十年代中期，一位战友为抢救落水的羊只而牺牲，为打捞战友的遗体，连队沿黄河每隔几百米就布置一组观察哨，蜿蜒伸展了三十多里。那几日，我直接受连长的指派，骑着马联络各岗哨间的观察信息，及时的互通情况。几天里跑了上百里路，这恐怕算作是学骑马以来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次吧。　　

有人问我骑马的好处，我讲不出太多，或许它能锤炼身心、培养气质。或许能协调身体、锻炼性格。但对于我来说，通过练习骑马，由此带来的刺激和亢奋，唤起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自信，继而能为艰难孤独的兵团早期生活带来一丝愉悦，则是我实在感受到的。

要说骑马的缺点，就我来说，除了腿变的有点罗圈外，最主要的还是危险，有些个性强的马匹，很难驾驭，即便你能跨在它背上，马儿也会想法子整你，它或疾驰急停，或猛然躲闪，再不就是不停的尥蹶子，早晚把你摔在地下，它便扬长而去。

对此我曾有过切身体验，一次我听说马班新来了一匹马，性子暴烈，很难驯服，就瞅了个机会尝试了一次。这是一匹雪青马，身上布满了青黛色的斑点，鬃毛蓬松，四蹄踏雪，极为神气。开始接触时它貌似温顺，刚骑行时起步、行走也都正常。谁知道疾奔起来后就不再听指挥了，它径自朝着田间的一个沤粪池急驰过去，快接近的时候猛的一变向，直接把我掀在池子边上。我的腿被垒粪池的石头磕的鲜血直流，万幸没有把我甩进池子中去，否则，不仅仅是出糗出大了，恐怕还有生命危险呢。

总之一句话：凡事都有利弊，骑马如同对待任何事情一样，关键是如何驾驭它。不知别人在此事上的态度，我是直到如今，还有再次回到曾经的荒漠草滩上，策马飞驰的念想呢！

 石头记

定下这个题目，心中有点忐忑，怕有人误解我搭古典名著的便车，利用标题唬人。这里写的内容与大观园里风花雪月故事毫不搭界，只是我把在兵团劳动中的采石、运石、垒石等与石头打交道的活儿交集到一起，感到单独使用哪个动词都不太妥。按照往例，“记”字放在题目里是记录，记载的意思，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刚到兵团时，我被分配到黄柏茨的六连。由于是新建连队，第一关就是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在当地修建平房需要的建材有红砖、土坯，石头等，土坯都是自己脱，红砖要到附近的砖窑去买。但因为需花钱的缘故，所以尽量少用。而连队离可采石的山口不算太远，石头又不要钱，它就成了既结实又便宜的建筑材料了。六连有个大中滩，因此要盖的房子比别的连队多上一倍，那时连队还要建扬水站、修水渠闸口、垒猪圈，修菜窖等等，需用的石头数量很大。故与石头打交道的活儿在我们到连队的头几年中占了大头，从而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在整个乌海境内，甘德尔山脉的走向与黄河的流向基本一致，有层层叠叠的山峦余脉。其南北长约二十多公里，宽度从山脉西麓到黄河东岸算起约有二三里到十几里不等。这狭长地带零零星星的散布着当地几个农业生产队和牧业队，少许的工矿单位和勘探队也有在这儿驻点的。我们六连在其中段位置，连队西面紧靠黄河，东边不远就是山脚。从连部沿着山洪冲刷的河道，徒步行进不到三里路，就来到了可以采石的地方。站在山谷里，只见两侧山势嶙峋，突兀高峻。附近的铅矿因在山的深处有矿井，当年正在山中修建一条盘山道路。不时会传来阵阵的风钻轰鸣声，偶尔还夹杂着炸药的爆炸声响。地面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卵石，我们先在进山的入口到山谷之间抢修了一条简易的砂砾路，以保证拉石头的马车来回进出。　　为了快速采石，连里抽调了我们全排进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捡石头。铅矿修路炸下来不少石块，从山腰堆到山底，形成一个几十米高的漫坡。排长先派出十几人，在这乱石堆上，爬上爬下的把那些大小合适的石块滚下来。碰上硕大的石块，搬不动也滚不动，就用撬杠将其先挪到山底下，再用大锤加上凿子将其劈成若干块。这里的石头质地坚硬，劈石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儿。其他的人要把滚到坡底的石头，背到平坦的地方码成一长溜，以便于马车装运。这活儿虽然劳累，难度却不大。效率还挺高。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修路的延伸，这种便宜渐渐的沾不上了，只能自己上山炸石头了。　

所谓炸石头，其实并不是打眼放炮，主要是没有那个条件。只能安排人在山腰的岩石间寻找小洞，石缝之类的，用铁铲，长柄铁勺等自制的工具把其淘的尽量深一点，大一点。然后塞进去几管炸药，在炸药中插上雷管，再接出一截导火索，找好躲藏的地点和退路，才点火等候爆炸。曾经有战友发生过点着导火索后，慌忙中爬不上退路的事情，关键时候在躲避点藏身的另一位战友冲出来拉了一把，才未酿成大祸。爆破后的活儿才是最累人的，炸飞的石头许多卡在山半坡上，需要去翻动滚到坡底下去。未炸飞的岩石也会松动，石壁出现很多裂缝，这就要靠人用钢钎去反复撬动。这是一个既有技巧又需要力气的活，比的就是谁用最少的炸药打下来的石头最多。　 

我们班被分配在山底下搬石头。相比于在山上炸石头的艰难性，在谷底把散落的石块归拢后，再搬到山口的路旁码起来，危险性就小多了。虽然如此，我们多数人却极度厌倦这类活。试想一下，从早上进到山谷里起，面对着数不清的石头，或背、或扛、或抱，运到能停靠马车的地方码起垛来，一趟三五十米，一天百十来趟。除了山上放炮时，能休息少许，其余时间的活儿好像无始无终，没完没了。那时大家都没有手表，收工要等太阳落山，多数时候都感觉日头高挂在天正中似乎纹丝不动。经历过日复一日的那种难耐的煎熬，我非常羡慕相对自由点的撬石放炮等活，哪怕后者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时间一长，附近比较好采的石头基本没有了。寻求爆炸效果好一点的石洞、石缝越来越难，已经影响了整个采石的效率。我们只能向稍远点的山脊挪动，但是由于是新采区，一般都需要派人提前去踩点。

有一次，我自告奋勇要到一处拟开采的山头去探明情况，我手里提上一根撬棍，带了一截棕绳，开始顺着岩石狭缝往上攀登。多数情况，这些山不难攀爬，不长时间我就快爬到山顶了。就在我奋力爬上了更高一层的时候，刚喘了一口粗气，就发现事情坏了。我发现我刚踏上脚的地方，是一面悬崖往外凸出的一小块平面，约比我们常用的洗脸盆的面积稍大点，我的双脚站立在上面略能挪动几寸。但麻烦的是，我面对着的岩石高度几乎到我的脖颈，更可怕的是它下凹上凸，而脚底下的石头里高外低。我只能紧贴着石壁，整个身体向外倾斜着，几乎一动也不敢动。　　

缓了好大一阵子，我试图自我解困。顺着来路往下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根本无法转身。左右两边也没有抓手和落脚点，看来继续朝上攀爬是唯一的一条路了。但困难的是要爬上去的这块石头，与我胸部等高，且向外倾斜度挺大，很难发力使劲。更可怕的是这块石头的上部基本风化，用手一扑拉，石砾砂尘纷扬落下。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急剧的出现被摔下悬崖的画面。我把撬杠扔入了山涧，低头望望脚下十几丈深的山谷，心中一遍遍的默念：我才不到十九岁啊，已经将近两年没见着父母了……当时的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离着死亡这么近。好在年纪轻，虽恐惧却未绝望，最终我还是用搏命的方式从岩石的上方爬了出去，代价就是两个胳膊肘都被风化石蹭磨的血肉模糊了。　　

　　转眼到了冬季，大地万物萧条，一片白雪茫茫。奔流的黄河河面完全封冻了。冰面结实程度可以过汽车。虽然天极寒，却是往大中滩上运送物资的难得机会。连里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年中仅有的一段时间，一场从山里到滩上抢运石头的竞赛有声有色地开始了。

从山谷里摆放的石头垛算起，沿着不规则的沙砾路走到黄河边，约有三里路。趟过结冰的河面，进入大中滩再走一段土路就到了滩上的营区，这大约又将近二里路。换言之，拉运石头一来一去就是十里路。每天的定额是拉七趟。现在想想，且不说还要装车卸车，即便一天徒步行进七十来里路，对一般人来说，也是相当的挑战啊。

连里集中了十几辆各种式样的车，有大马车、小驴车、铁架子车等，为了装卸快捷，大家舍弃了使用牲口，改由人来驾辕。马车的车辕宽大，就绑上一根横杆，由两个人共同把持，再跟上六七个人，推的推，拉的拉，装载量比好几辆小车还多。我们拉小车的，一般每车三个人，两男一女，相互搭配。拉运的途中除了上坡，几乎一路小跑。主观上说，每个组都不甘落后，力争早点完成定额。换个客观角度看，由于从山口到河岸拉的是重车，途中大部是下坡，都不由的你不跑。从高处展望，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运石头的各类车辆各显其能，上丘下壑，你争我赶，尤其是在冰面上疾奔，煞是壮观。

　　石头拉运了大概一周，到最后一天，大家也是拼上了，多数小组都比定额多拉了一趟。一班长带领的小组竟然拉了惊人的九个来回。他们一天中载着重竟跑了近百里地，似乎真要印证人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来年开春，这次运过去的石头派上了大用场，我们这批人多数又变成了砌石能手，修水渠、砌闸口、固围堰、建马棚猪圈……都离不开这批石头。更值得一提是，用它建了一座很大的石头临时房，它曾经住过整整一个排呢。　

　 回城后，我被分配在工厂干搬运工，俗称“老搬”，算是企业最累的工种之一了。干了几天，我暗自感叹，这全厂最累的活，论出力的话，三四天也赶不上我在兵团拉石头时一天出的力啊！后来，我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逐渐与体力活儿就不沾边了。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见到重体力劳动，尤其看到农民工在露天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回想起我们在兵团与石头打交道的场景。或许这就是见景触情吧。

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从内心期盼那种重体力，高强度，搏命式的干活方式应基本绝迹。昔日战高温，斗严寒的场面应越少越好。以人为本的关怀必将成为各企业、厂家乃至全社会的共识。我坚信这一点，并热切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练枪记

 

受那个年代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影响， 打小我就喜欢枪械，上小学三年级时就通过积攒烟牌对左轮、驳壳、机关枪等印象深刻，自那以后还认识了勃朗宁、柯尔特、毛瑟、马牌撸子等许多名枪。

初中毕业后，我之所以选择报名参加内蒙兵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属北京军区所辖。自认为今后可以与枪经常接触了。分配到六连后，却让我非常失望，这是一个纯碎的农业连队，与兄弟单位相比，连个武装排或班都没有。更甭提持枪操演，实弹训练了。但兵团毕竟与部队挂了点边，大约是到了六连的第二年，团部举办军事技能训练班，对各连的骨干分批进行射击的基本培训，我那会儿当个副班长，勉强属于骨干之列，就挺幸运的参加了一次培训。

　在培训期间，首先学的并不是瞄准、击发等射击元素，而是整天练习持枪要领 ，每人一支步枪，卧姿、跪姿、站姿、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等基本姿势大家都能熟练掌握后，又开始学习56式半自动步枪的原理、构造和分解拆装，这种步枪结构简单，能够挺容易的拆卸成八个单元。我很快就学会了拆解步骤，一支整枪，在自己的手里，三下五除二，神速地就变成枪管、枪刺、扳机、拉栓、弹匣、活塞板簧等一堆零件了。为了显示技术娴熟，我们还专门把眼睛蒙起来练习，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把一支半自动拆卸分解完毕后，再装配如初，用时不到半分钟。现在想想，也挺惊奇的。　　

每期培训的天数是固定的，基本素质训练耗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好不容易盼到开始学习射击的要素了。大家也从焦急转为了兴奋。担任教官的是团司令部的黄参谋，他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军事技能一流，教官首先讲解持枪后的三点一线，即要把缺口、准星和目标连成一条直线。强调瞄准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准星和缺口的关系上，必须始终保持两者平正。否则，目标距离与子弹出膛后的误差将成倍的放大，打靶时极容易造成脱靶。

黄参谋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他把缺口、准星平正的延长线称之为瞄准线，枪靶则为瞄准点。传授我们瞄准时看准星缺口应该极清楚而看目标可以稍模糊。击发时必须先屏住呼吸，然后再果断的扣动扳机，以防止轻微颤动影响射击的精度。通过教官通俗易懂的讲解和标准的动作示范，使我们都较快的掌握了射击的诸多要领。

实弹打靶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靶场设在离团部不远的一处荒郊野地里。由于都是新手且第一次使用实弹，领导决定降低打靶难度，故射击姿势为有依托卧姿，距离定在了100米。标尺统一定为3，以便于瞄准靶纸的下沿。即便这样，也能看出多数人心中实际是忐忑的。我们三人一组，每人三发子弹，每组按顺序进入射击区，从进入射位到全部击发完毕，限时三分钟。

我不记得我是第几组进行射击的，但自己的射击过程仍然记忆犹新。刚开始时也是既紧张又亢奋，进入射位后，我打开枪刺，然后卧倒在地，两腿叉开，身体微斜，听到口令后，我用力拉下枪栓，把三颗子弹依次压进弹匣，然后枪托紧抵右肩窝，心里默念着瞄准的要诀，持枪瞄向靶子。我先将缺口和准星找正后，就稳稳的瞄向了靶纸的下沿，当感觉三点完全形成了一条直线时，我屏住呼吸，沉着的扣响了扳机。时间不长，三发子弹就依次打完了。事后验靶，我的成绩为28环，其中有一枪还命中了靶心，在所有参加打靶人员中，成绩排在前列。  

初次打靶，且有不错的成绩，使我对枪械更加迷恋了。一次，为了到深山中去采药，连队的高军医特地到团部去申领了一支半自动步枪。他带领我们几个人在桌子山深处，为采药大概待了一个星期。在这大部分的时间里，这支枪就交给了我携带保管，虽然没有开过一枪，但能挎在自己肩上也是美滋滋的。在山里，我们曾经碰上过一次岩羊，高军医从我手里要过枪去，刚要瞄准，两只羊就跑的无影无踪了。我当时心里暗想，如果这难得的机会让给我，说不定还真能打中一只呢。

到兵团三年后，我们从每月发少许津贴费，改作工资制了，顿时感觉手头宽裕了不少。我省吃俭用，大半年下来，手头竟积攒了上百元钱。一次到银川出公差，我在一个文化用品商店前久久不舍得挪步。那里的橱窗里摆着几把气枪样品，我反复比较，相中了一支新式气枪。虽然价格偏高，会花去了我一大半的积蓄，我还是狠狠心买了下来。这支气枪，外观气派，乍一看与56式半自动有几分相似，每次充气折压枪管下方的圆管手柄即可。与普通气枪相比，精度更高、力量更足、射程更远，它终于满足了我拥有一支真枪的愿望了。　　

自从买了这支气枪，我如获至宝，虽然平日里劳动异常繁重，但只要略有空闲，我就会捧着枪，到处寻找目标去过一把瘾。往往这时，身边就跟随着几位战友，皆因为爱枪是年轻人的天性。这支枪同样也得到更多人的青睐，有的战友拿着枪那怕比划一下，或能放上个一两枪，就非常满足。那段时间，我尤其喜欢和战友们在一起比赛枪法，我们共同打麻雀，打田鼠，或在远处摆上个酒瓶子，轮流射击，比谁先将其击碎。更叫绝的是，把一枚图钉摁在土坯墙上，人持枪站在七八米远的地方，看谁能一枪把图钉射入墙里面。

热闹归热闹，时间一长，却感到购买铅弹是个挺重的负担。那时候气枪子弹大约两块钱一小盒，100粒装。照我们这样的玩法，三五天一盒铅弹就打光了。长期这样，很显然经济上担负不起。若要长久，必须自制铅弹。

　　海勃湾铅矿是一个中型的工矿企业，矿属的掘进队就驻在我们连队附近。时间一长，这些工人师傅和我们兵团战士关系很熟络。我找到热心的张队长，请他帮忙到矿上的机加工车间做一个能自制铅弹的模具，他同我要了铅弹的规格要求，不几天功夫，张队长就拿来了一个堪称完美的铸弹模具。

这是两块与普通香烟盒大小厚薄相仿的铁坯。车间的师傅用刨床将其表面和四周处理平滑，再把铁坯对齐摞起，钻上两个孔，攻出丝扣用螺丝拧紧，形成一个立方体的铁块。然后，在铁块四个面的中缝结合处，用5毫米钻头等距打上一排小孔。孔深定在6毫米。两块铁坯因为是用螺杆固定的，所以装拆自如，可分可合。

模具有了，还需要材料。这不难办，那个年代牙膏皮多数是铅做的，全连战友用过的牙膏皮多得是。我捡了一个断了把的小铁勺充当坩锅，烧热后把收集到的几块牙膏皮放进去，不一会儿功夫就融化成亮晶晶的铅水了。我小心翼翼的把铅水依次倒进模具的四排小孔里，待凝固后，用小刀铲平孔外溢出来的铅，再把每个孔用钢冲稍微一冲，使铅弹的尾部出现略凹的锥形。最后，松开螺杆，大功告成。才用时几分钟，二十几粒铅弹就完美的自制出来了。再如法炮制，不一会儿，又是二十几粒……

　　有了这么一支好枪，弹药又充足，那就不甘心仅练习一些寻常性的射击了，而是变着花样搞点难度大的新打法。比如，专打落在枳芨草尖上的蜻蜓。再就是把一个西红柿拴根线吊在十几米开外的树枝上，微风吹来，柿子晃晃悠悠，比比谁打动态目标更准。

枪法练的越来越好，也就更不在乎冒险了，甚至还干些挺荒唐的事情。那时，连队条件艰苦，宿舍没有通电，各班都要用油灯照明，有一天晚上，我闲来无事，突发奇想，要与几个战友打赌，说能一枪打灭放在炕桌上小油灯的火苗。油灯是我们用空药瓶自己做的，里面装了大半瓶子柴油，灯芯高出瓶盖一点点，火苗一跳一闪的大约半寸高。我站在门洞外面，离着油灯六七米，端枪瞄准，看准了三点一线，凝神屏气，只听见“趴”的一声，火苗果然被我一枪打灭了。赌是打赢了，但后来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如果当时打中了瓶子，飞溅的柴油被火苗点着，很可能会引发一场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六连在黄河中间有个四面环水的岛，叫做大中滩。战士们戏称为“小西伯利亚”，形容其条件艰苦。有一年，我们班被派驻到这个岛上修渠，这期间一般半个月才能请假下岛一次。烦燥无聊的我们，就用气枪打麻雀去宣泄心中的戾气。无论清早或是傍晚，提着枪出去转一圈，情绪立马就会好许多。

到了夏季，天气炎热，只好早点出工，晚点收工，以躲开中午酷热的三四个钟头。一天过晌热的我睡不着，就蹓跶到外面想凉快一下，结果竟有个重要发现。原来，午饭后大家都在歇息，一般少有人走动，伙房里的耗子便胆大起来。它们或在啃米面袋，或满地乱窜，有的甚至跳上锅台，相当猖獗。我立刻回屋拿来气枪，蹑手蹑脚的躲在窗外，近距离射杀这么大的目标，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我稍微一瞄便扣动扳机，一只硕大的老鼠顷刻毙命。听到枪声，耗子群一哄而散。我又往枪膛里上了一颗铅弹，等待着不知死的第二只出现。不到半个钟头，在我的枪口下便有四五只老鼠一命呜呼，最大的一只怕有半尺来长。从那以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过了晌午头必定空出一块时间守在伙房旁，每天射杀几只大耗子似乎成了必修课，直到营区的老鼠基本绝迹。自从我的射击水平长进后。这也算发挥了一次甚大的正能量。

　　回城后，上班上学，事务繁忙，使我与喜爱的枪械渐行渐远。后来，政府的禁枪政策越来越严，就更没有机会重拾这个爱好了。但工作期间，偶尔也有过接触枪的机会，如参加企业民兵的打靶。我曾在室内靶场练过64式手枪，感觉后座太强不易掌握。也曾出国在南非玩过小口径步枪，是那种嵌着十字线瞄准镜的比赛枪支，印象深刻。记忆尤深的是一次在青岛郊外用冲锋枪练习点射，一口气打了三四梭子子弹，以至于把枪靶的立杆都打断了。实在是过足了瘾。这一小段不是我要写的主题，算是一种对枪械喜欢痴迷的小补充。写到这里，以自作的一首打油诗做为本篇的结尾吧：

英雄常在梦中游，

壮志激烈亦难酬。

屈指回眸几十载，

青春逝去不回头。

脱坯记

1970年9月底，我们十几个青岛兵被分配到了六连，那会儿连队在黄白茨已经有了营区的雏形，这得感激先我们而到的老兵们。包括连部、伙房礼堂、男女排宿舍等，已经有了四栋平房。听排长讲，这还是五月份天津兵来到后，他们整个夏天起早贪黑抢盖起来的。在这之前，奉命组建连队的十几号老兵和领导们，只能借住在附近老乡家的犄角旮旯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有了落脚之地，但是先前盖起的房屋有的没门少窗，有的天棚山墙还透风撒气。所以，刚到连队的我们，干得活儿全与修建房子有关。这些工作里面还含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为第二年大批新兵的到来准备宿舍。在当地盖房子首先需要大量的石头和土坯，于是就有了本文的主题——脱土坯。

      脱坯，也叫扣坯。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土和成泥，把泥团捧到木制的坯模子里填满抹平，然后扣在地上。坯模根据盖房需要有大有小，它决定出坯的规格。脱出的土坯晾晒一两天，再码起垛来彻底晾干，然后才能用来砌墙盖房子。这个活儿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却是出了名的力气活儿。民间传说的四大累，其中就有“和大泥、脱大坯”，是众所周知的苦累活。

那一年从冬到春，我当时在的二排基本上都在山上打石头。（我曾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叙述过此段经历）转过年的初夏，连部决定调我们排的两个班到黄河中间的大中滩上去脱坯。这次脱坯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一段终身难忘的记忆。

      记得我们二十几人是划着一条大木船去的大中滩。船是平底的，又宽又大。是专为装载链轨拖拉机过河而特地修造的，不久之前我们刚从河下游的下海勃湾将其拉回。和我们同船的是七八根直径一米长约两米的圆形水泥管子，预备今后用做灌渠的过桥。船靠岸后抬眼一看，哇！大中滩上一片荒芜，真真切切的要白手起家了。

      在出发前，大家就被告知，这条船不仅用来渡河，还是这段时间我们在滩上住宿的地方，因为受船大小的限制，拢共二十几个人是躺不开的，一部分人还要另想办法安排，只见排长下令让把卸下的水泥管子推到岸边稍高一点的坡地支牢，安排五六位老兵骨干每人一个，让他们把自己的被窝铺在里面，这事就算解决了。

      大船泊在河岸边上的一个回水湾子里，住在大船上的我们，要先给睡觉的地方支个顶棚，船头船尾是用来掌舵和划棹的，不能利用。船的中间有十多个平方的面积，大伙儿先把宽宽的木板子支垫的与船帮平齐。再找一块大帆布，四周绑紧，中间用一根木椽子支起，一个棚子就算搭好了。虽说四面没有挡住，好在天气已暖，也就凑付着不用那么讲究了。在船上，分配给每人大约四十公分宽窄的地方，大家只能把自己的褥子对折铺上，再勉强挂上蚊帐，这就是我们的栖身之地了。尽管简陋，但比起睡在大水泥管里面的老兵，还是挺幸运的。

脱坯程序不太复杂，但也不可能是人天生就会。我们从挖坑备土和泥开始学起。每两人一组，先要清理出约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要尽量搞得平整些。再修一条小水渠，一头接上主渠道，另一头接在自己小组的水坑里，以便于浇水闷泥。当然，在这之前早先的班排已修好一段长长的主渠道，并在河边固定好柴油机和水泵。排里只要派人每天定时抽水，保证和泥用水即可。

    脱坯虽无多少技术含量，但是备土、灌水、和泥、闷泥等先后顺序不能颠倒。 每天下午的后晌，各个组要把第二天用的土先挖出来。再灌上水，翻动均匀，最后将这些泥堆成一个圆堆，其表面还要用锹拍得尽量光滑。这是道重要工序，叫做闷泥。第二天大清早再把闷好的泥一锹一锹的挑出来，泥要和得均匀，保证没有土块坷垃。所以还要跳进泥堆中光着脚板反复踩踏。这样，脱坯的前期准备就算基本完成了。大泥踹熟了，一般会再让它“醒”一会儿，然后就可以脱坯了。

      在这之前的一天，排长曾给大家示范过脱坯的要领。只见他蹲下身，把坯模倒扣在水里浸一下，又抓了一把细沙撒在坯模里，然后两手在和好的泥堆上一刮，手中便捧起一大块泥来，对着坯模啪的一声，摔进其中的一个框里，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接着是第二块泥，摔进另一个框里，依次类推，坯模的五个空框不一会儿就全填满了，他双手将其刮平后，再端起坯模子走上几步将土坯扣出。排长脱出的坯，棱角分明，光滑平整，大家频频点头：真不愧为老兵中的技术尖子，让人佩服至极。

那段日子，我们就这样与脏兮兮的泥堆结下了不解之缘。铲土、浇水、和泥。捧泥、摔泥、抹面。蹲下、站起、扣坯……周而复始，似乎没有尽头。刚开始的几天，大家脱坯的要领掌握还不熟练，又都着急干出点新成绩，就不太顾及泥点子乱溅，收工时相互一瞅，忍不住的都笑了起来，每个人几乎都成了泥猴子，脸上身上全是泥巴。我与几个会水的战友就偷偷地跳进河边回水湾子里去扎上几个猛子。在黄河游泳当时是连里明令禁止的，但排长看见我们干完活的窘相，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不会凫水的人无法“享受”这个待遇，他们只能在挖出的小水坑里用泥水简单的冲一冲。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那黄河水跟泥汤似的，游完水后身上好像还沾着细沙。晚上睡觉弄得被窝里面一层沙土。条件如此，也只好自己将就了。

      身上可以用水冲一冲，衣服却挺麻烦的，沾满泥巴的衣裳干了像铠甲一样，又沉又硬，干活时很不方便，又没有条件每天晒洗，所以有人脱坯的时候干脆脱个精光，赤身裸体的来回扣坯，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尴尬。此风一起，大家伙纷纷效仿，脱坯时只在腰间系上条粗布的围裙，因为滩上没有女性，故大伙儿没感到此举有什么不妥，还打趣彼此像是“山顶洞人”，也没有觉得这样做有碍观瞻。

      有一天清早，排长突然把全体集合起来，郑重其事的要求我们这一天上工必须着装，原来，连队新来的女指导员要来滩上看望大家。他怕发生什么不雅的事情，担心大伙儿闹出笑话，所以才这么严肃强调。自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全体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刚开始脱坯的时候，任务指标是每人每天五百块。起初觉得难以逾越，时间不长，几乎所有的小组竟都能有所超额。我记得，一位张姓战友一天就脱了近一千块坯，被树为全排的脱坯能手，成了大家追赶的榜样。

       除了大量脱与机制砖一样大小的土坯外，我们还脱过更大一些的坯子。坯模是三个格，填满泥，比五格坯模更重一些，操作步骤大同小异，差异就是托起搬运强度更大了一些。

       技术含量稍高一点的是脱炕坯，开始和泥的时候，就要往泥里掺铡短了的麦秸草，以增加炕坯的韧性。木制坯模子像个“井”字，半米见方没有底板。脱坯时，把坯模在地上摆正，用五齿叉挑着一大坨泥扣在模子里，用泥拌蘸水抹得光滑平溜后，再取下坯模。质量上乘的炕坯，讲究的是不鼓肚也不能塌腰。

       兵团的前期生活，极为艰苦。但那时我们年轻好胜，思想激进，凡事唯恐落在人后。脱坯的那段日子，每天只有两顿饭，饭菜中极少油水，给的量又严重吃不饱。即便这样，大多数人仍然在高强度的体力活中不怕苦不喊累。有件事我记忆很深刻，一天早上，忽然乌云密布，铜钱大的雨点朝着地面密密麻麻的砸来。正在坯场忙碌的我们急忙跑回到船上，不是为了躲雨，而是毫不犹豫地扯下自己被褥下的塑料布，再跑去盖在正在晾干的土坯垛上。睡在水泥管子里的战友，因为少了塑料布挡雨，有的自个的被褥都被淋湿了。却没有任何怨言，还为土坯未遭受损失而自豪呢。

      还不到一个月，我们两个班就脱了各种土坯约二十万块，加上前期我们打下的石头，两者在大中滩后来建房当中唱了主角。滩上的三栋营房以及屋子里的火炕灶坑，还有猪圈马厩牛棚等，用的石头土坯大都是我们二排的劳动成果。很长的一段时间，提起该话题，凡是老二排的人都还有点沾沾自喜呢。

【后记】今夏，当我开始构思兵团生涯回忆文章时，脱坯的情节是最早在脑中徘徊的场景之一。后来方方面面已经写了若干篇了，竟仍然没有写它。之所以迟迟下不了笔，没有他因，主要就是感觉难写。毕竟已经是四十八九年前的事了，大部分细节都很模糊了。关于脱坯的过程，大概除了脏苦累外，很少有能引起读者感兴趣的情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那一段脱坯经历，时间虽然不长，却不仅是我年轻时重要的生活印迹，也是兵团组建初期的一个缩影。如果任其湮灭，我们的下一代人恐怕永远无法知晓父辈们初入社会的艰难程度。从这个角度看也应该将其记录流传呀！为此我几次向战友们咨询求证，好几个人共同回忆相关的细节，才使这篇文章顺利地完成。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了，迄今为止老天也未把什么大任降在我们身上。但是，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之类的事，我们却早早地体验到了。这肯定不能说是福，但若把它全说成祸，又似乎过于简单了。孰是孰非，但愿将来的历史会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悠悠黄河情

  

 从小就被告知，九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小学里演唱《黄河大合唱》，对“黄河在咆哮”这句歌词印象尤其深刻。不曾想，初次踏入社会，我就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在兵团，连队的驻地叫黄白茨，坐落在黄河岸边，河边附近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沙枣树林子。这段黄河湍急的水流被一个叫大中滩的荒岛一分为二，主河道在黄白茨这一侧，平日里大约有两百多米宽。除了严冬封冻时，只要在六连的地界上干活，随时都能看到浑黄如浆的河水汹涌翻腾。让我们着实见识了这条河的反复无常。

连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大中滩，故首先要有渡船，解决往滩上运送人员物资的难题。这方面连里其实早有打算，在我们到来之前，船只已经在一个造船工地开始建造了。进入了春天，率先造好的是一条舢板。船不大，能载八九个人，却足以改变先前事事要搭老百姓的船过河的窘境，那阵子两岸的日常联系就全靠这条小船了。在黄河里行船，与海里湖里有很大的差别，要渡河到中滩去，一般得先把船逆水拉向上游，然后才能出发，横渡时船工卖力的推动双桨，尽量使船头朝着水流的上方，防止小船往下游漂流过快。通常要给小船打上两倍的提前量，即二百米的河宽，要把船往上游拉四百米，才能有把握安全划到预定的上岸地点。

 大船终于竣工了，团部验收后通知我们连派人把船拉回去。造船的地点叫做下海勃湾，在黄白茨的下游，两地相距四十多里旱路。连里决定由副连长带着两个班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一行二十几人乘坐凌晨的火车先到了海勃湾车站，又紧赶慢赶了十多里路，天还没亮就来到了造船的工地。大伙儿草草吃了点干粮，就把大船垫上圆木滚杠，有拉的有推的，费了些周折才将船拖下河去。

      拉纤是个集体配合的活儿，之前我只在电影里看过，去的一行人谁也没有干过这活。和黄河里常见的船夫拉纤相比，我们的笨拙是显而易见的。人家那船是一人掌舵，一人撑篙，三五人拉纤。而我们要拉的这条船比通常的船体宽大，故安排两人把着舵，还有七八个人撑篙，拉船的则足有十多个人。人家的缆绳是铜钱粗，纤夫们一人一条扁带子挂在主缆上，既能使上劲，又方便灵活。我们这船的缆绳比胳膊还粗，每人扛在肩头上，常常前后走得七扭八歪。但即便这样，大家也是情绪高涨。副连长在船上坐镇指挥，他经验丰富，掌握着整个拉纤节奏。三班长自告奋勇充当头纤，负责选路领拉。整支队伍沿着沟沟壑壑，弯弯曲曲的河岸，一会儿走在峻峭的陡岸，一会儿又下到了泥泞的河滩。渴了喝口水壶里的凉水，饿了就掏出干粮啃上几口。总算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将船安全的拉回了黄白茨。

     大船分为三个舱，都是敞开的。若中舱铺上与船帮平齐的厚木板，其十多个平方的面积，能并列装载两辆链轨拖拉机。大船没有机器动力，过河时需要依靠人力划动。行船的时候，掌舵的人站在后舱和中舱隔板上面，掌控着两丈多长的船舵，通过推或扳舵来调整行船方向。船有两支巨大的木棹，仅棹杆就得碗口粗，棹手要用双手抱着或扶住。每次过河，都需十个人同时划棹。那场面宏壮，五人一支棹，一面大声喊着“嗨哟嘿哟”的号子，一面踩着步点，一上一进一下，一推一压一拉，步调一致，十分震撼。我自是极喜欢这种热闹场面的，每次上船，手一扶着棹，心情立马就激动起来。感觉就像要参加一场重要战斗似的。

 大中滩的地形呈长条状，面积约有五平方公里，当年基本上就是一个盐碱荒滩，仅有河边的荒滩上勉强长着几棵野生的沙枣树和一簇簇的枳芨草，那些我们准备开垦的荒地里平日是白茫茫的一片，只要下一点小雨，地里的盐碱就会大量返到表层，地表颜色呈现出红褐色，在田间把土的表层用手轻轻一掀，可以揭起拇指厚薄脸盆大小的一块块盐碱盖子。在这样的地里播下种子，刚发芽的庄稼苗顶不动这硬硬的碱盖，慢慢的就枯死了。所以最初的一年，春季连里机播了一千亩小麦，平均每亩地撒下十几斤颗粒饱满的麦种，夏末却只收了几十麻袋的瘪粒。荒滩变沃土，任重而道远。据懂行的人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水洗碱压碱，连里决定实验种水稻，改一部份旱地为水田。用河水压住盐碱，逐步改良土壤。

      农田改造在当时是全连的大事，重中之重是修一条能够灌溉所有耕地的大渠，为此，连队的大多数人都要上滩去奋战。新到的大船一趟又一趟的把人和物资运到了滩上。各班纷纷表达决心、连夜赶写请战书，大家伙儿摩拳擦掌，一场会战的大幕就此拉开。

  修建大渠工作全面展开，那阵子称之为“大会战”。所谓修渠，简单的说就是就地取土，堆成又宽又高的土坝，再在坝上开沟便于通水。大渠长约三百米，呈梯形坝状。设计的底宽八米，高于地面两米多，高度随着距离的延长而降低。但即使大渠的尾段也足有一米多高，以保证与众多干渠和支渠的衔接。

     连里在大渠两侧划分了任务地段，十几个班，上百号人，简单的开工仪式后，大伙儿立马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修渠这活虽说简单，却是极重的体力活。每人在渠底的一侧开挖，把土一锹锹的扬到渠基上堆成土坝。刚开始干时还不算费事，随着土坝的增高，供土的沟也越挖越深，一增一减，耗费体力也越来越大。那个年代，讲究宣传鼓动工作。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和竹板声此起彼伏，宣传班把现场的感人事迹和各班进度编成快板，现编现挂。有很强的感染力。

大中滩的地基本属粘土泥质，挖下去不到一尺，处处都是盘根错节的芦草根。因此，如同士兵和武器的关系一样，我们极为看重铁锹是否称手。西北地区的锹面基本是一块长方形的平板，我领到铁锹后，把锹的两个面，用碎砖块擦的锃亮，像是不锈钢似的，并且还用磨石将锹刃磨的飞快。我还学着老乡的做法，自己动手在锹把的末端通过榫卯安上一个拐把，以便使用起来更加顺手省力。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用这把锹挖土，相当得劲，挖到湿泥层，一挖一甩，利索的很。遇见密集的芦草根，就像菜刀切西瓜一样，嘁哩喀喳，从不拖泥带水。

     聚积到坝基上的泥土，还需要夯实，记得二班就是专门夯土的班。他们十个人分成两组，力气小点的打木夯，有点劲的负责石夯。打石夯特别有气势，六七个人喊着高亢的号子，号子内容虽然老套，无非是些“同志们加油干啊，嗨哟，嘿哟！大伙儿使出劲啊，嗨哟，嘿哟！”之类的套话，但极有气场。随着号子的尾音，石夯一下下的重重的砸在土层上。打夯的号子使我们越发激亢，苦累让步于争强好胜。当时每人每天的任务量是六个土方，放工后有专人以取土沟的体积进行测算。那些日子大家伙儿以超额完成任务为荣光，我们班的小安子，有一天竟然挖了惊人的十方土，成了全连的挖渠魁首。

大渠基本修好，紧接着再修干渠，支渠和挖排水沟，再通过这些沟渠将几百亩荒地切分成半亩大小的水田，远远望去，像是一排排的棋盘格。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是平地。这些垦地大体上一看，似乎是平齐的，但是做为水田，其高低差异就太大了。于是，需要先在旱地上粗略平整，方法是先目测好高低差，然后近的地方用锹甩土填平补齐，远一点的只能用小车推土，尽管效率很低，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每块地如果觉得大体上整平了，就开始灌水细平。由于渠道修好不久，决口跑水是司空见惯了的。刚开始时，渠道处处跑冒滴漏，看水的人防不胜防。许多该灌上水的地块，眼巴巴的看不到水，不需要水的地方反而漫灌一通。这期间就经常有人跳入决口中，完成以身体挡水的“壮举”。

     土被水泡软了，地里成为烂泥塘，我们就找来大船上的垫板，两边绑上粗绳，一边三人拉绳，另一人或站或趴在垫板上，拖动木板碾赶着泥浆在田里来回找平。塞北春初的气温还是很低的，甚至有时早上田里还有冰茬子，大家挽着裤腿子，咬着牙坚持，没有发生撒手不干的现象。

     水田插上秧后，经过一春一夏的精心护理，水稻长势喜人，秋收亩产平均七百多斤，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产量了。不过其种植成本极高，据连队会计核算，折合到每斤米上已超过市场上大米价格的十几倍。当然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似乎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去关心经济成本之类的事情。

　　连队的小船配备了两名船工，一位主划，另一位做为助手，负责拉纤。过河的次数多了，我与他俩就非常熟悉并且关系很好。看到船工划着小船来回自如，自己就萌生了学划船的念头。徒弟喜欢学，师傅愿意教，一来二去我在河里划船，也像模像样了。当然，这里面付出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

     真应了“艺不压身”那句老话，凭着兴趣学会的这项技艺，除了平日过河时能帮帮船工外，还真的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那是一年的秋天，场院里堆满了割下的水稻。大伙儿怀着丰收的喜悦，各自在紧张的忙碌着。突然在脱粒机的方向传来一声惨叫，原来是一位名叫小康的战友手臂不慎被脱粒机卷了进去，拽出来时，手背已被铁齿打得血肉模糊，毫无疑问必须马上送医院救治。当时我在场院里是个小负责的，一看到这状况，撒腿就跑到河边喊话叫船，但对岸无人响应，事情紧急，已没有时间容我多想，我一猛子扎进河里，奋力向对岸游去。水流很急，每划动一米，大概得往下游漂流两三米。游了十几分钟，我在对面的下游上了岸，疾跑去报告了连部以后，又赶紧划着小船到滩上把伤者接了过来。由于送医及时，小康的手总算保住了。前几年我到上海见到了战友们，小康（哦，现应称为老康了）还非拉着我合影，连称我是救命恩人呢。

  奔涌的黄河，不知疲倦的日夜流淌着。我们生活在她的岸边，终日辛苦劳作，当时“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口号喊得山响，在那种政治氛围下，谁敢奢望兵团生涯能早日终结呢？

      思想狂热之后是长久的惆怅，凡是空闲的时间，经常能看到战友们三五成群，或到河岸边上走走，或在离河不远的沙枣林里转转。水涨的时候，湍急的河水冲刷着河岸，眼睁睁的看着被掏空的岸边泥土一段段的崩塌，我们心里惋惜焦急。枯水时节，看到成片的沙滩裸露出来，又感到心情忧郁，

     日子毕竟要持续下去，紧张的兵团生活虽然单调乏味，却也有苦中寻乐的时候。每当春季大面积浇水的时候，大批的鸥鸟会飞来觅食，眼望着它们在空中翱翔的靓影，自己的心情顿时会开朗许多。有位战友意外捉到一只野生小狐狸，不忍心丢弃，便精心喂养着。最后小家伙长到了两尺多长，好像挺通人性。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碰巧捡到一只从未见过的大鸟，全身羽毛雪白，黑色长喙，嘴扁扁的像个鞋拔子。养熟后它也不怕人，每天蹒跚着闲庭信步，很惹人喜欢，我们给它起名叫“扁嘴鹤”。返城后，我曾在动物园见过此种鸟，才知这是“琵鹭”，属鹮科，与鹤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那时年轻，不畏吃苦，不知害怕，自学会了划船、射击和骑马之后，闲暇时分又寻思着找点刺激的新花样。春天黄河枯水期，沿河露出整片的沙滩。我独自把履带拖拉机开到河边，先把变速杆直接挂上五档，再将手动油门拉到最大。离合一松，拖拉机轰隆轰隆的在河滩上疾驶着，卷起的沙尘在身后形成阵阵黄烟。我想象着自己驾驶的是一辆飞驰的坦克，顺手把右操纵杆拉到极限，猛地踩死右刹车踏板，这个钢铁家伙原地360度猛然打了几个转，极其威风。可惜拖拉机的密闭程度与坦克相差太大，不长时间，我浑身上下落满了尘土，象个土猴似的。当年之所以如此狂热，或许与那时的思想灌输有关系。相当一段时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蒙古边境陈兵百万，苏联坦克可在华北长驱直入”等论调，在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所以我总有着奔赴战场，捍卫红色政权之类的幻象。

     波澜起伏的黄河汹涌奔腾，跳动着永恒的旋律。她赐给我们恩惠，丰沛的水量灌溉着两岸的土地，给我们带来丰收的喜悦。浊浪滔滔的黄河又给我们留下苦涩的记忆，它无情地吞噬过我们的战友，在流凌时节曾经造成过巨大的险情。我不知应该赞美她，还是憎恨她，但无论如何，我曾在她的身旁生活了整整九个年头。

逝者如斯夫，上述诸事，屈指一算，已近五十载矣。我记录的这几个片断，无论从时间或是空间上来讲，相对于母亲河的悠久历史和宽广流域，是极微不足道的。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小事象一滴滴水珠，虽不起眼，大概也能从某个方面折射出那个年代斑驳陆离的一些光影。

【写作后记】写完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算是今年的收官之作吧。盘点今年的写作成绩，自认为尚可。其中有关知青的内容，大概有个十几篇。尤其是兵团生涯回忆，自成了一个小系列，达到九篇之多。发表后在读者群里反响的热烈程度，是我当初不曾想到的。当然，愿意浏览此类文章的，大部分是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战友们，还有一些是有过插队经历的插友们。但也有一些70后、80后乃至更小一点的年轻人表示感兴趣。这让我有点惶恐不安，只能激励自己更加去努力吧。

     这篇文章所描绘的全是我亲历的事，兵团生活可供回忆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比较吸引人的内容基本被我前面写的文章所采用，剩下的一些小片段，虽说是零零碎碎，里面却不乏有值得留恋和记录的人和事。既然不能独立成章，我就来个“一锅烩”吧，文中里面的酸甜苦辣咸，也只能请读者自行品尝，琢磨其个中滋味了。

       我反感美化苦难，也不愿过分渲染曾经的艰辛。只是怀着一颗平常心，把自身经历过的事平铺直叙一番。至于读者浏览后的感受，是见仁还是见智，那是人家的权利，做为作者的我管不着也不想管。鲁迅先生有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的著名文章。我至今仍记得结尾的几句话：“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写兵团生涯回忆系列文章的起意，套用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倒是挺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