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水连城的记忆

三秦游子

——写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成立50周年之际

• 文∕王义遒

　　1965年3月17日,我正在北京国际饭店参加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紧收拾东西，乘着周培源副校长的车子跟他一块儿回校。车上周副校长跟我说，明天就要跟他去陕西汉中建设“三线”分校，并说这是毛主席的决定，准备打仗，不要学国民党，打起仗来了才逃难办西南联大。我们要有预见，这也是为了西北“现代化”。他还说，此事现在“绝密”，别人谁也不要告诉。我从小就幻想走遍全国，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一听有什么新建设，就兴高采烈，再加上“绝密”的神秘，更是兴奋不已。我们第二天就出发，上了北京到成都的列车。

按现在标准看，那时旅行十分辛苦。除了周副校长、虞福春、周光炯教授等人外，我们只有硬席坐位。一路上，我透过车窗饱览沿途景色。有时候我们就去周副校长卧铺车厢那里，听他们高谈阔论。主要是周副校长谈他当年跨秦岭、登太白山等故事，透着一身豪气。周光炯则因故地重游而高兴，滔滔不绝讲述他抗战期间，辗转到西北联大读书的故事。当时的西北联大就在城固，离汉中不远。所以一路上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很想看看秦岭，可惜过秦岭是夜间，什么也没有看到。第二天早上到了阳平关，这个地方我读《三国演义》有点印象。下车后觉得周围有些冷清荒凉，尽是荒山野岭，嘉陵江从旁边流过，空气非常清新。在车站附近吃了一顿饭后就乘车去汉中了。

说实话，这顿午餐是我印象中最难吃的饭之一。吃的所谓“红油面”就是一碗粗面加点红辣椒油，桌上放葱和粗盐各一碟。我向来不爱吃葱，更不想在面里自己加粗盐。可是我看周副校长却吃得有滋有味，一口气吃了两碗！我这才感到自己的“娇气”。

沿路经过定军山，老黄忠的身影似在眼前；又经沔县（现称“勉县”），据介绍说，诸葛武侯墓就在近处。一路似乎在复习《三国演义》。陕南多水，种植水稻居多。当时正是放水育秧季节，看农民头缠毛巾在水田上劳作，跟想象中近两千年前诸葛亮屯兵汉中时情况相仿。车行约3小时，到了褒城。褒城是一座小城，据说原来还是县城，后来撤了县治，现属勉县管辖，已破落，连几家商铺都见不到。周围还有城墙，城东有褒河流过。河面有几十米宽，河道上充满从山上冲下来的巨石。一块大石头上还有曹操写的“衮雪”两个大字。跨河有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公路桥。桥东倒是一个相对繁华的小镇，称为“河东店”，两条公路交汇（其一是从汉中经留坝、凤县到宝鸡的），有不少店铺。城北有一座山，名为“连城山”。出北门沿褒河循着山路前行，就是“石门栈道”——古“褒斜道”。楚汉之争，刘邦听了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这栈道。褒城是周幽王宠姬褒姒的故乡，周朝因“褒姒一笑失天下”的典故就出在这个女人身上。据说褒姒小时候就在褒河上洗衣服。总之这里充满传奇色彩，大可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可是我们的生活却不是那样潇洒。我们暂住汉中农校，校址大概是原文庙。农校条件艰苦，吃的主食倒是一碗碗的蒸米饭，但是下饭的却只有每人一小条黑色的腌菜，咸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们就工作了。按计划学校1965年开始建设，1966年新生就要上课，时间非常紧。周副校长跟我们说，他已经来过一次，对分校地址，陕西省委提出延安与汉中两个地区任选，他选了汉中，认为条件更好。到汉中与地委商量，也提出过几个方案，还用飞机航测了，认为褒城的连城山脚下最好，地势比较开阔，容得下一所大学。地委已做好准备，给了我们详细地形蓝图。于是，我们就到现场去察看，选择具体建设位置。那时连城山南麓缓坡上还有不少农家梯田和一些乱坟岗。麦子还未收割，由于土地贫瘠，长得稀稀拉拉。我们几人在建筑人员陪同下到处转悠，没有一块平地。那连城山从平地算起大概有300多米高。南麓坡度较小，有两条旱沟，深十来米，宽一二十米，沟中间是一座矮土山，叫“馒头山”。我们校址就选在西沟以东的东沟两侧，以及沟之上的地方，包括整个馒头山。一条灌溉用的褒河西水渠横贯东西。当时全校教学、行政办公和生活区的地址已经确定，在山坡的最南面，离褒城最近，这次选址其实主要是定三个系（力学、技术物理和无线电电子学）教学科研区，只能在高处。我和张兆祥当时年龄最小，跑得快、转得广，一眼就选定了办公区后面较低位置的相对平坦的一块地方，虽然高低不平，但建一幢连楼，上下两栋，各三层楼，中间有高低差一层的连接楼，还是蛮好的，几千平米不成问题。一天下来，选址拍板定案。

周副校长觉得我们在汉中农校的生活太简陋，就请我们到河东店去打一顿牙祭，由他请客。我们就在那里的一家饭馆楼上，吃了一顿饺子。也许是我吃惯了北京饺子，不习惯陕南口味，我觉得那顿饺子也很难吃，肉馅又粗又乏味。可是周副校长也吃得津津有味，他说，比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好多了。周培源是大知识分子、大物理学家，跟爱因斯坦共过事，又是北大副校长，如此朴素亲民，使我肃然起敬。

后来我们移师汉中，住在地委招待所，尽管住宿还较简陋，平房，但吃得好多了。我觉得炖雏鸡的味道好极了。那里，我们与先来的黄一然副校长一行会了师。他们和地委领导再一次详细向我们介绍了选址情况与选择现址的理由，建设的准备工作和给农民补偿等问题。我心理还有一个疑问。当时“三线建设”口号是：“靠山隐蔽”；所谓“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好像是林彪说的）。我觉得校址选在连城山坡上飞机从北面来，确实有山挡着，看不见，可是从山上往南看，一马平川，如果敌机从南面来，校址暴露无遗，会不会挨炸弹。还是周老给我做了解释，说飞机从南面来，虽然可以看到学校，但是要扔炸弹，就得俯冲，就会撞到连城山上去，所以它不敢炸，校址是安全的。这样我才算释怀。当时还请来了西安的西北设计院技术人员，他们负责分校的全部建筑设计。

在汉中，我们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我记得有汉台和韩信拜将台。我对后者印象很深。拜将台就在菜田里，不高也不大，有几根石柱子，长满苔藓。我记得有一首诗刻在一块碑上，好像是民国时人写的，字迹依稀可见，至今不忘，“辜负孤忠一片丹，未央宫月剑光寒；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戚愤懑之心一目了然。

在汉中大概呆了四天我们就回北京了。各系楼址既定，周副校长就给我们布置了设计任务，我记得大概六月底就要与西北设计院技术人员一起完成房屋的初步设计任务。这时候，就不能“绝密”了，至少要让各教研室负责人知道，好从当时的教学科研规模与设施配备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来确定建筑设计。记得当时暂定学生总规模约为2000人。当时设计院同仁也想将这些建筑成为他们的标志性成果，所以设计用心，我们配合良好，追求卓越。所以这些房子后来还经受住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考验。我对应如何选用“灰砂砖瓦石”等建筑材料，如何施工等一窍不通。好在张兆祥对此十分用心，他跟设计院同仁联系频繁，配合默契，很快学会了不少建筑知识。关于各教研室的房屋设备，系器材室的刘玉力也比较熟悉，而且多方了解情况，使教学科研建筑设施尽可能满足将来工作的需要。

　　开始几天，无所事事，总不能一天到晚政治学习啊。不久就有了正事，筑护坡、修马路。这是重体力劳动，要营养啊，有人实在过不去了，就偷偷到河东店买点蔬菜鸡蛋核桃之类。以后总算慢慢开禁了，不过就像“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样，时紧时松。可是，鸡蛋蔬菜总不能生吃罢，哪里找炉子。于是有人发明将老式煤油炉改装，在两条扁长的布质灯芯两边夹上两片多孔的金属片，就能大大加强助燃，发出蓝色火焰，效率很高。我正好带来一个这样的老式煤油炉，如法炮制，居然做出一只比人家烧得更旺的炉子。于是，就每顿饭起码有一个鸡蛋紫菜汤，补充营养。紫菜是北京带来的。

垒护坡不仅是力气活，还要有技术，要修得整齐、漂亮、牢靠，我们差不多一两天就磨破了一副厚布手套。“301”（无线电楼）和元件车间前的护坡都是我们修的。现在仍很牢靠。我们还到褒河车站附近修过几天阳安（阳平关-安康）铁路。甚至还到汉中农村做过“社教”宣传，到村民家里吃过“派饭”，与他们非常淳朴热情交谈中，深切体会到草根的温馨。

“653”确实和四年前的褒城大不一样了。当地人大多将“653”叫“62号信箱”，我们的通信地址就是“陕西汉中62信箱”，有点神秘。我第一次听说“信箱”这个名字时还是在苏联。当时苏联学生毕业分配，我问到哪里去工作，有的就说，“到××信箱”。我很诧异，怎么还可以到“信箱”去上班。后来才知道是某个保密科研院所。所以我们就有某种神秘感。那时我还曾想去找以前住过的汉中农校，却找不到了。褒城到处都属水电部“第三工程局”驻地，他们要在褒河上游建“石门水库”和水电站。星期天河东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仅有“三工局”、“653”，还有从北京机床厂来的在河东店南边“汉川机床厂”的“北京老乡”！1970年和1972年,学校先后建起了雷达专业和频标专业 ,1974 年还办了为期1月的原子频标短训班，我国该领域的骨干技术人员有不少是该班学员。1976年在研制铷频标生产定型正式投产后，我们又开始接受任务研制铯束频标。它的工艺要复杂多了，653工厂的老师傅们技艺高超，短期内突破许多技术难关，进展较快。为了解决工艺难题，我在汉中附近跑了略阳、南郑、城固等地“012”系统的许多工厂和“三线”研究所，也进一步领略了陕南的秀丽景色。在城固时还打听过“西北联大”的旧址，想去访旧一番。虽然才30多年，已鲜人知晓了。

有关教学科研详情我另文细说。这里再说点百姓关心的事。1970年我们的户口都转到了汉中。褒城地处勉县，在城乡双轨制时代落户汉中是对我们的一个照顾，生活可以好些。那时每人每月有半斤猪肉，还有四两菜油。当然不够吃。1971年后“自由市场”开禁，星期天大家就大摇大摆提着提篮、背着背篼上集市了。谁要出差北京、上海，回来肯定大包小包（白糖为主），驮得像毛驴一样，左邻右舍，都得带点。这以后，军工宣队实际上管得很少了。学校里主要是刘家祯、周言恭、由国栋等领导负责，我也担任了无线电系的副主任，管教改组。以后军宣队都撤走了，派了当地“012系统”工厂干部以“工宣队员”身份参与系里工作，实际上还是原来校内干部做主了。1972年总校派了团中央的马石江和总工会的王永成来分校分别任党委正副书记。他们很关心群众生活，来后马路修成柏油路，两旁栽树，馒头山上种了许多橘子树。办了一个煤厂，自己压蜂窝煤，各家都有煤炉做饭了；还办起了粮店，校园内可以买到米面。他两都住在校内，在食堂用餐，关心改善伙食。我还担任过半年多的食堂指导员，学了两手炊事技艺。那时653师生得肝炎的挺多，马石江很着急，碰到我时曾问我：从物理上看，肝炎病毒是否可能从抽水马桶逆流而上，污染水源。我回答说，这个几率大概等于零，主要恐怕还是饮食不注意。可见他总在思考研究问题。王永成更是一个大好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困难时期任山东昌乐县委书记，带领农民度过大饥荒的事迹全国闻名。1975年岁末，我跟着他去过一趟甘肃和青海。主要任务是向青海省委求援，让我们“653”每家有半只羊过年。这件事我们办到了。

在汉中，我们经常听到总校的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文革”期间的几件大事，我们都在“653”经历了：“反回潮”、学习对“文革”前17年高等教育的“两个估计”、“批林批孔”、“四·五风波”、粉碎“四人帮”等等。“653”不是避风港，那时我们政治学习频繁，思想斗争激烈，1971年“反回潮”那会儿，乙型楼前面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但是至少我们无线电系没有批斗过任何人。跟现在相比，“653”的师生关系可谓“异常”亲密。我们一起同游哑姑庙、张良庙，星期天还常有学生到老师家来打牙祭。我系学生毕业时，汪永铨还自掏腰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话别。外面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激烈，可是“653”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波澜不惊，多少有点像“世外桃源”。

那时候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有一点与此前和以后的大学教学不同，即除了政治课以外，他们上的都是“小班课”。每一个班都有自己的固定教室，学生用不着“跑教室”。上什么课，老师自己会来，同班学生一天到晚在一起。所有教师也都住在校园里，师生关系就自然比较密切。1972年巩玲华从北京调来汉中，一家团聚。我们也从六号楼搬到了一号楼，南窗外一望无际，景色秀丽，令人心旷神怡。1973年我父亲在焦作去世后，母亲也来了。汉中虽偏僻，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专程来聚会。粉碎“四人帮”以后，“653”人心思迁。许多人想回北京。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在汉中也很好，工作照样可以做出成绩。而且还因我们多少改变了内地的一些面貌而感到自豪。1978年3月，我们科研组因工作需要从襄樊经安康沿阳安线到汉中，一路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相比，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还是我们汉中好！”可是，1978年下半年，回北京已是大势所趋，我只能随大流。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汉中的，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给了已经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的代表。

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我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原载于2015年3月25日《汉中日报》5版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对外公开的名称是北京大学653分校。

1965年3月5日，根据毛主席指示，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陕西汉中分校建设计划任务书，工程代号“653工地”，1967年上半年初步建成，建筑面积82350平米。

北京大学校方于1969年10月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一起迁到陕西汉中地区（现在的汉中市），10月24日，根据林彪1号命令，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的1150名师生及家属乘专列，于26日凌晨到达汉中开始建校劳动，由此诞生了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指示北大汉中分校搬回北京。

4月28日，校党委做出撤消汉中分校决定。

此间，为利用分校校址及教学资源，教育部批准建立汉中工学院，此年北京大学汉中分校(部分资源)并入汉中工学院并更名为陕西工学院，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成陕西理工学院。

1979年1至2月，北大汉中分校1000多师生分批返京，北大汉中分校结束。

王义遒，出生于1932年9月20日，浙江宁波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等职。他是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知名专家。其著作《量子频标原理》在这一领域有重要影响，有科学论文七十多篇，对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