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浒传》与《西游记》之内在联系

天狼星

《水浒传》与《西游记》是我国两大古典名著。从表面上看，它们除了具有古代章回小说的一些共同特点外，彼此之间似乎并无关系。但如果对二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颇为紧密的联系。 两书的作者各选取前朝一段历史，广采民间传说加以演绎发挥。乍看之下，二书一写实，一写虚；一以草莽英雄为主人公，一由神佛鬼怪唱主角。而实际上，它们有着同样深刻的现实背景，两书着力描写的都是反抗英雄“抗争—投降—充当工具”的历程。
两书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经过民间艺人和文人、演讲和戏剧的反复加工才最后写定的。两书不但都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很类似，都刻划了一批形象鲜明、性格倾向强烈的反抗英雄。如李逵的卤莽可爱、鲁智深的疾恶如仇，孙悟空的机敏灵异、志气非凡，无不根植于广大读者心中。 梁山好汉是要“替天行道”，孙悟空是要做“齐天大圣”，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豪言。 但英勇无敌的梁山好汉最后还是归顺了朝廷，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终于没有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被压五行山，“皈依了佛门”。两部小说似乎都寓示着封建统治制度之不能冲破。 梁山好汉与唐僧师徒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都曾走向统治集团的对立面（唐僧也是金蝉子被贬下凡），又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妥协的道路。梁山好汉是在宋江的率领下“全伙受招安”，唐僧师徒是各自归顺后走到一起，由唐僧带领“立功赎罪”。这就有必要谈一谈宋江与唐僧。

宋江、唐僧是梁山事业和取经事业不可缺少的领导者，而也正是他们把反抗英雄带上了投降主义的深渊。招安前后，阮小七、李逵等多次反对招安（如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九十回李逵要“再上梁山泊去”，众将也“尽有反心”）。对此，宋江的态度是竭力劝阻甚至以死相胁。在宋江的心中，皇帝是好的，只是贪官不好，“民灾”之存在不是“天子无道”，而是因为“权奸误国”。在不得已时被迫落草，终究还是要受招安、报效君国的。但忠心的结果却令人心寒：破辽国徒劳无功，征方腊损兵折将，宋江自己也落得个被毒身死的结局。

在《西游记》故事中，唐僧虔诚信赖的神佛似乎是正义的代表，而实际上唐僧们一路所遇到的妖魔鬼怪，大都不是神佛的部下，就是其亲属，在神佛的庇护下作恶多端。如狮猁怪害死乌鸡国王，只因他“官吏情熟”，与神仙阎王有亲，所以国王“无门投告”。每当孙悟空要予以除灭，主子们就出来假收服之名行保护之实。孙悟空对此常含蔑视和不满，主张对伤天害理的妖怪强人要“除恶务尽”。唐僧却认为孙的举动是“罪过”，屡屡加以埋怨、责罚。孙也因此几次被迫离开取经队伍。

两书的作者——施耐庵和吴承恩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吴承恩的一生主要活动于明嘉靖年间，也是朝廷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

他们都曾短暂地出任过下级官吏（施为元至顺进士，曾官钱塘两年①；吴曾出任长兴县丞，后在任上遭冤案），对官场的黑暗和民间疾苦较为熟悉。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原因在于统治者错用了“五鬼”、“四凶”等奸邪（与宋江观点极为相仿）。

两书的作者都对他们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都把自己对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观察和认识注入了小说之中，都直接、间接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对统治者的丑恶（如宋徽宗的荒淫、如来佛的贪婪）也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揭露。《水浒传》写的是“乱自上起”，《西游记》里的几个人间国度也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如比丘国国王沉迷狐狸精的美色，贪欢致病，更听信白鹿精谗言，居然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

但施、吴都绝非要否定封建统治，而只是幻想有所改良，能清除权奸、恶势力。唐僧们的“只反妖魔，不反神佛”与宋江等坚持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内在意义是相同的。
对于要不要投降，投降后该怎么做，施、吴的观点都是：应该投降（招安），投降后应当“匡正去恶”，为统治者除灭奸邪和敌人。吴承恩笔下的唐僧师徒似乎走通了这一条路，“功行圆满”，“得成正果”。而实际上，唐僧们的成功在现实中是没有可能的，作者也只能将其植进神话的土壤。
施耐庵的认识显然较吴更为深刻，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描写了宋江们因受招安而最后通向悲剧，客观上对投降作出了批判。 如上所析，《水浒传》与《西游记》在内容结构、人物塑造和思想意义上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我们长期忽视的一点。将两书结合起来，进行深层次的比较考察，对于我们研究两部著作，继承两大优秀文化遗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①：见《兴化县续志》。
（2000年3月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