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十大元帅的最后一次合影

福全

图为八大元帅最后一次合影照片。（图片来源：人民网）

1962年在广州,八大元帅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罗瑞卿、陶铸 。

十大元帅

1992年5月，聂荣臻元帅逝世。至此，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已经全部离开人世。这一组老照片及其图说揭示了十大开国元帅的最后日子。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向罗荣桓遗体告别，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前往吊唁并轮流守灵，10时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邓小平致悼词。公祭结束，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图为罗荣桓元帅。

贺龙是“文革”中最先遭到冲击的元帅，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住院，同年6月9日，贺龙再次住院，6小时后去世，贺龙死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白床单。夫人薛明和子女都不知道他的骨灰存放何处，他被以王玉的名字悄悄火化。1975年6月9日，贺龙骨灰安葬仪式举行，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轮流守灵，左臂戴着黑纱的周恩来一进大厅就大喊：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图为贺龙与毛泽东合影。

毛主席给罗荣桓授衔

罗荣桓全家福

贺龙

1939年1月，贺龙司令员与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阜平城的合影。

贺龙和毛泽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他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事后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带回苏联。图为林彪元帅与毛泽东合影。

1967年陈毅与多位老将帅大闹怀仁堂，后被定性为“二月逆流”，1972年，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逝世。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李德生主持，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600字悼词，人员定为500人。毛泽东穿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画掉。图为陈毅元帅。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为“反党集团”首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不能给他平反，文革中彭德怀屡次遭受批斗。1974年11月29目14时50分，彭德怀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被化名为王川火化，1978年骨灰运回北京，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1978年平反，随后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999年12月28日上午，彭总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安葬于湖南老家乌石峰下。

图林彪和毛主席

林彪在九大上讲话

陈毅

陈毅在开国大典上偷偷抽烟, 被这张照片记录了下来。左边刘伯承，右边贺龙

1957年，毛主席和陈毅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侯波 摄)

1967年，北京，陈毅在大会上精彩答辩

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陈毅夫人挽着毛主席的左臂

彭德怀

1936年，长征结束时的彭德怀

图为彭德怀元帅与毛泽东合影。

彭德怀

朱德在文革中也遭到多次批判，1976年6月21日，朱德因接见外宾感冒，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图为朱德元帅讲话。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逝世，10月14日举行告别仪式，老战友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遗像三鞠躬，聂荣臻坐轮椅而来，泪流满面。16日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按照刘伯承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四川开县赵家场。图为刘伯承元帅与家人合影。

1986年10月22日l时16分，叶剑英辞世。10月29日，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邓小平亲自主持叶剑英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1987年10月22日，叶剑英骨灰安放仪式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3个大字。图为叶剑英元帅与邓小平在会议上。

图为朱德元帅讲话。

朱德

朱德

刘伯承元帅，早年在川军，打败过滇军的朱德。红军总参谋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建设南京军事学院。去世后，葬在河北原129师部驻地，后来徐向前元帅等将军也埋葬这里，得名将军岭。

刘伯承

图为刘伯承元帅与家人合影。

毛主席和叶剑英

叶剑英和华国锋

骑马的叶剑英！

图为叶剑英元帅与邓小平在会议上。

徐向前元帅身前曾对夫人黄杰和儿女说，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前逝世，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1月1日至10日，徐向前骨灰被撒放在身前战斗过的地方。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图为徐向前元帅与邓小平握手。

1991年9月，聂荣臻曾因心衰住院。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逝世，聂荣臻的部分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柏树下，树旁一块汉白玉石碑上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图为聂荣臻元帅与陈云合影

图为徐向前元帅与邓小平握手。

徐向前

徐向前元帅，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聂荣臻

图为聂荣臻元帅与陈云合影

陈毅追悼会为何突然提高了规格? 毛主席只穿一身睡衣到场!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无论相信与否，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

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特别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可以不参加。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她能够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草拟，无人敢轻易表态。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他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他写道：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的方式，这样，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周恩来将悼词改完，放下笔，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如今老友归去，周恩来心痛之余，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陈毅死后，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主席审阅，请他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1月8日，毛主席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一眼扫过，几乎没有思忖，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当天毛主席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他不知如何解释为好，只能用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1月10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主席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米色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

工作人员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工作人员搀扶他走进书房。毛主席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主席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主席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

太突然了！工作人员愣怔住了。毛主席没有多作解释，一个人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大家反映过来后，立即通知派调汽车。

这时，毛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他换上，他却觉得耽误时间：“不要换了。”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还是拒绝了。

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然而毛主席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搀扶着毛主席上车，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主席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主席则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

周恩来一下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眼水长流。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没有回答，但他明白，这是毛主席对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

陈毅夫人挽着毛主席的左臂

新中国成立后, 十大元帅的夫人担任什么职务? 谁的职务最高?

康克青，江西万安人，元帅朱德的妻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康克清先后担任女志愿者队队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八路军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山西东南部女性救国协会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是国家副干部。彭德怀元帅的妻子普安修是上海人。早年参加129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去几个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浦安修担任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政协常委。叶群是林彪元帅的妻子，她是个幸福的人。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叶琦少将，母亲是他的第三姨太。1917年他们生了叶群。叶群于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参加了129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她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她又跑了许多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家副干部。王荣华是刘伯承元帅的妻子、安徽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荣华先后担任西南局干部儿童学院教师、高等军事学院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帮助刘伯承元帅退伍后组织部分文章，享受军衔待遇。

贺龙元帅的妻子薛明出生于河北。1936年3月，薛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去延安学习和工作。1942年，认识贺龙元帅，两人结婚了。建国后，薛明先后西南局妇联常委、福利部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军委办公厅党委委员、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解放军检察长、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总参谋部政治部党委委员。张曦、湖北人，陈毅元帅的妻子，于1938年加入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张曦成为陈毅元帅的革命伙伴。新中国成立后，张曦先后任上海新文学艺术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编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军事科学院某系副部长。罗荣恒元帅的妻子杜月琴是安徽人。杜月琴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杜月琴与罗荣恒元帅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琴先后担任北京市第十一小学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黄杰是徐向前元帅的妻子。她是湖北人。她出生在学者家庭。1928年，黄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和徐向前元帅结婚了。新中国成立后，黄杰先后担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纺织工业部政治司干部处长、政治司顾问、纺织工业部顾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聂荣臻元帅的妻子张瑞华出生于河南省。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她是我们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张瑞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主任、主任，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曾宪伟是叶剑英元帅的妻子。她是湖南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叶剑英元帅结婚。新中国成立后，曾宪伟先后担任全国妇女联合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图为刘伯承元帅与夫人汪荣华。1936年，19岁的汪荣华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喜结连理。据说，当时刘伯承还是用蝇头小楷写的情书，让汪荣华甚是感动。两人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新中国成立前后, 这四位元帅当过市长, 上马打天下, 下马治天下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大批的开国将帅们一边指挥部队清缴残敌，一边担任地区“一把手”恢复地方秩序，让老百姓们尽快过上和平安详的生活，在这些开国将帅中，有四位开国元帅也曾做过市长，接下来就跟着历史君一起来看看吧！

最先任市长的是叶剑英元帅，当时北京城刚刚解放，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北京城内的两百多万老百姓缺衣少食，生活十分困苦。

叶剑英元帅

当时叶剑英元帅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叶剑英元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力量从外界运来取暖用的煤和大量的粮食，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他从门头沟矿区运来了大量的煤，又从华北紧急调运了三百多万斤粮食，极大缓解了北京人民的生活问题。

1949年8月1日，叶剑英元帅调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接替他担任北京市长的是另一位元帅——聂荣臻。

此时北京城内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治安，国民党溃兵、趁火打劫的流氓、各种敌特势力，这些都是扰乱当时北京城治安的大问题，为了应对社会治安问题，聂荣臻元帅组织了纠察队，由部队组成的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消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安全隐患。

1951年因为精力实在有限，聂荣臻元帅辞去了北京市长职务。

陈毅和周总理

聂荣臻元帅（居中带墨镜者）

在上海解放后，陈毅元帅被任命为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此时的上海面临的是物价飞涨的难题，陈毅元帅上任不过十天，市面上一个烧饼居然飞涨到了三万元。为了应对部分商人投机倒把的行为，陈毅元帅突袭上海证券大厦，将投机倒把的商人全部扣押带走，最终才得以缓解了上海物价飞涨的局面。

南京解放后，担任第一任市长的是刘伯承元帅，此时的南京是一座工业城市，要想让南京重获生机，必须尽快让工厂开工，让工人尽快就业。在刘伯承元帅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后，南京的主要工厂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原本在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在担任南京市长后不久，刘伯承元帅就调任南京，参与指挥进军大西南。

广州解放后，担任第一任市长的是已经有过市长经验的叶剑英元帅，他刚上任就从经济上着手，不仅将广州的经济盘活，甚至还将广州的各种特产销往华南、华北地区。1951年，叶剑英元帅更是组织筹划了第一届“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后来的广交会就来源于此。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战，每个城市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这个时候由雷厉风行的军人担任市长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元帅将军都曾担任市长职务，他们也都凭自己的能力，为新中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毛主席和朱德

毛主席和朱德

毛主席和贺龙

毛主席和陈毅

回顾：在中南海的日常生活

西苑三海整体分成两大部分：北侧的北海，现今已辟为北海公园；南侧的中海和南海，中海为大，南海为小，二者在狭窄的连接处为一小桥隔开，合称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

毛泽东确定中南海为办公地点

中南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南海即脱离了清朝皇室的管辖，成为袁世凯的办公处所。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凯死后，中南海曾继续作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北洋政府消亡后，中南海一度改为公园。

四十年代国共两党战争时期，傅作义曾在中南海办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人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

笔者1951年随父亲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

初入中南海时，父亲临时住在勤政殿的两间房子里。勤政殿离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很近，是一所带西式风格的建筑。在笔者的印象里，勤政殿的名称虽然很雅，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建筑，外墙是灰色的，内墙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铺着栗子色的宽木地板，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反映出盖这所建筑时，中国的财力非常薄弱。

父亲在勤政殿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搬到中海岸边一组连体四合院内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连体四合院由三个并排的四合院组成，有人称这里为“迎春堂”，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迎春堂”的匾额。据说，这里在清代是宫中太监们的住所。

我们住进这里时，该处院落仍保持着破旧的外貌，门柱的漆皮都已脱落，房顶的瓦上长着青草，只是房间里已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迎春堂的另两个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所。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事，我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属于中南海的乙区。不知从何时起，中南海从南至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每个区都在分界处的路口上设立了岗哨，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是不能随便到甲区。从此我再也不可能随便到南海的瀛台等处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的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

中宣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宣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的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

还有一些领导人，五、六十年代并未住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中南海内有一条沿着湖泊西岸、贯穿南北的柏油马路。这条路在南段伸往毛泽东住处的路口处设置的岗哨，是甲区和乙区间的主要岗哨。白天，岗亭的栏杆经常拦住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避免车辆行驶声打扰毛泽东睡眠。到了夜间，这里敞开路口，放行车辆。

乙区和丙区间的主要岗哨，设置在同一马路北段的游泳池门口。岗哨以北属于国务院的范围。

怀仁堂位于中南海西大门（中南海有两个西门，靠北的较小，属于国务院，人们常说的西门或西大门，属于中央办公厅）内广场北侧。五十年代，怀仁堂经过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筑规模依旧，只能容纳1000余人。建国初期，北京没有什么大型会议场馆，怀仁堂即被用作国家主要的会议礼堂使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怀仁堂里就不再举行大型会议了。

中南海的娱乐生活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在中南海游泳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

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新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的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为刘少奇的住宅，偏西边的楼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两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三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卫战士为多，作为居民的人并不多，警卫战士不能参加居民的娱乐活动，所以到西楼餐厅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并不很多。经常去看电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过一百多人。领导人中常看电影的，只有李富春、蔡畅夫妇，杨尚昆、李伯钊夫妇。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偶尔也去看，他们去看的多半是国产新片，属于“审查片”。其他领导人则极少去看电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每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南海的小孩子们都在中午蜂拥进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许多工作人员也可买票进入，常使游泳池人满为患。我的继母刘叔宴想让我和两个妹妹避开拥挤，就设法与游泳池管理人员联系，请他们通融一下，允许我们兄妹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去游泳。因我们家与游泳池算是邻居，比较好说话，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许。

1961年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北戴河，从1961年至19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天上午，除我们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环境幽静、温馨而惬意，任由我们在池水中畅游，这使我轻松地学会了各种游泳姿势。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人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陈伯达吃饭一般是三菜一汤。菜是一荤两素。荤菜多半是溜肝尖、狮子头一类常见菜。遇到家人团聚，他常加点个红烧黄鱼、鱿鱼等，逢年过节，有时点个对虾或海参，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边长大的人，有吃水产的习惯。

其他人的伙食情况，我未曾耳闻，但我知道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宽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会太高。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除三个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饭外，其余五个孩子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为刘的前妻王前所生，后三人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萧萧）都随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楼餐厅吃饭。当时刘少奇虽然工资高，但王光美参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级干部，月工资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钱太多的事，他们家是难以承受的。

当然，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游泳者光临。有一次，罗瑞卿和杨尚昆一起来了。他们两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区游，一边还互相交谈，没有和我们小孩子接触。罗瑞卿手上还带着一块表，当时国内带防水表游泳的人极少，所以很是显眼。还有一次，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两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了，给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几岁，还要大人陪着。过了一会儿，罗荣桓的儿子也来了，他与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经过联系才进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后期，游泳池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它的室内部分逐渐成为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般的领导人已很少进去了。在室内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也被占用了部分土地，加盖了房子，加盖的部分与室内游泳池联成一体，外墙涂成一样的乳黄色。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第二个住所。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少奇之子刘丁丁（后改名刘允真）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

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范围内串门，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走访过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户。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们偶尔造访过。例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登门拜访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刘少奇曾去过宋庆龄和贺龙的家。

凡是来我家串过门的领导人，只要是我在家里遇见或听家里人说起过的，我都留有印象。记得朱德来过一次，是陈伯达刚搬家到迎春堂时来的。彭德怀夫妇来过三次，陈毅刚搬家到中南海时来过一次，后与周总理共同来过一次。周总理1965年独自来过一次，正巧我住在学校不在家。胡乔木、陆定一来过两次，我也都没在家。彭真来的次数较多，父亲也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家，并带我去过一次。康生来过三次，陈伯达也去过康家。陶铸来北京开会时来过几次。李雪峰夫妇来过一次。周扬来过两三次。王震来过一次。叶飞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带领十几位福建省的干部一起来过一次。另外，陈伯达与张鼎丞也有来往，曾带我去过一次张鼎丞的家。

还有一些当时不属于领导人的知名干部，如艾思奇、邓力群、田家英、王力、杨波等，也曾多次到过我们的家。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

刘少奇在中南海钓鱼

大人中，最喜欢小孩的是朱德。小时候，他来我家作客时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渐渐长大后，每次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等候时，遇到他来吃饭，他从餐厅看见我，总要慢慢走过来，一边笑呵呵地，一边伸出一双手，我就赶紧伸过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说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说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像做功课一样。

朱德很喜欢小孩子。他与康克清没有孩子。在与康克清结婚前，他有过一儿一女。儿子很早就参了军，解放后年纪已很大了。女儿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孙，小名沃沃。因嫌家里小孩太少，朱德还把老家的几个侄孙接来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楼吃饭。

陈毅也比较喜欢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动说什么，只是带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挤挤眼。有时他挤完眼也戏称一句：“小鬼！”

杨尚昆见到小孩喜欢说两句，但他总摆大人架子，大摇大摆地边说边走，并不停下来听小孩回答什么。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少年儿童们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陈伯达在怀仁堂看戏时，远远地看见过他两次。但真正面对面地相见，则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时候。

那年，陈伯达正在天津市搞工业调查，“五一”节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过。恰逢那几天毛泽东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继母刘叔宴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了天津。当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是一座宏丽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国人和有钱人聚会娱乐的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俱乐部。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至少中南海里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我们先去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宽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更大，装饰更考究。我们正观望时，有人告诉说，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乐部。

接着我们来到地球室，玩了一会儿滚地球（现在称为保龄球）。刘叔宴心情很高兴，对我们三个小孩说：“今天让你们几个土包子开眼界了。”说实话，我平生只玩过一次这种游戏，以后再没有玩过。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

这时，陈伯达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

4月30日下午，继母刘叔宴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了天津。当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是一座宏丽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国人和有钱人聚会娱乐的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俱乐部。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至少中南海里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我们先去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宽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更大，装饰更考究。我们正观望时，有人告诉说，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乐部。

接着我们来到地球室，玩了一会儿滚地球（现在称为保龄球）。刘叔宴心情很高兴，对我们三个小孩说：“今天让你们几个土包子开眼界了。”说实话，我平生只玩过一次这种游戏，以后再没有玩过。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

这时，父亲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连一句‘毛主席好’都没说。”

严谨的门卫制度

父亲在中南海居住期间，还遇到过两件有趣的小事。

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中央警卫局规定中南海的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这样，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出入中南海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

“敬礼！”门柱两边的卫兵立即立正行军礼。

不久，有一个情况为难了中南海西门的警卫。父亲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领导干部乘坐轿车出入，卫兵行个礼无妨，若徒步出入也行军礼，却十分别扭。因为那样会引起门外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观看。

我曾有两次陪陈伯达步行出西门。站在门口内侧的值勤军官早已认得父亲，见他走近时，便突如其来地高喊一声：“敬礼！”卫兵们立即举手敬礼。父亲也忙不迭地边走边举右手还礼。这种过分严肃的仪式，令我这个少年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门。幸好当时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没有引得人们过来看稀罕。

据闻，后来警卫部门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认为万一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根据是否行礼来判断出入者的身份，跟踪步行出门的领导人，则极易发生安全问题。于是对步行者敬礼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泽东对过分强调正规化提出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中央警卫局为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就完全取消了对领导人敬礼的制度。

虽然父亲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门时曾遇到卫兵敬礼的麻烦，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门却遇到过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父亲步行出北门到北海大桥东面的团城看工艺美术展览。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

出入证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证上的“陈伯达”这个名字卫兵很生疏。证上还有两栏，单位一栏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职务一栏却是空着的。当时，居住在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极少有步行出门的，卫兵们没有直接查验过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未见过这种职务栏空缺的出入证。

“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卫兵怀疑地质问。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慢腾腾地回答。

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

父亲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却传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张兰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该所办公室副主任邹本浩，当年在胡乔木身边工作过。一次，他与我妻在闲聊中提及此事，便笑个不止，说是当时听说父亲因不修边幅，布衣旧衫，被卫兵当作是盲流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云云。其实事情并没有那样复杂。陈伯达毕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证，该证属于绝密证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

无论是受到卫兵的敬礼也罢，还是受到卫兵的阻挡也罢，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样随便行走，过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难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