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陈作仪烈士

素缘了凡

陈作仪（1917--1949），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牺牲,时年32岁。

曾任万县鱼泉支部书记、万县龙驹坝区委委员、云阳汤溪特支驻渝联络员等职，公开身份为煤矿工人、记账员、经理、小学教师、事务主任、伪保长、基督教青年会总务等。领导过煤矿工人运动，参加过学生运动，为掩护同志转移与就业做了大量工作，曾先后四次被捕。1948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

陈作仪与妻子林梅侠都是地下党。陈作仪被捕后，1949年1月初，生小儿子的前几天，林梅侠发现自己被特务盯梢。她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到位于新华路的联络点，迅速戴上帽子，披上大衣掩盖上怀孕的身体，这才甩掉了特务的跟踪。为了不引起怀疑，林梅侠生孩子时没去医院，去了当时照顾彭云的谭幺姐那里。当时天寒地冻，她在凉板上铺了稻草，生下了二儿子。由于条件简陋，当时是用瓦勺敲碎后割断的脐带。但陈作仪却直到牺牲，都不知道自己小儿子的出生。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旁边7间牢房关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突然脚步声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陈作仪烈士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947年2月28日，陈作仪不知道《新华日报》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仍按原来的方式，一早就前往《新华日报》发行课去联系工作，不幸被捕。陈作仪镇静从容，趁敌人不注意时吞下了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密件，并从看押处托人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说：“炳弟（刘仁炳），我因帮云阳鱼泉老人王佐臣订《新华日报》，他们把我扣起来了。”信是没有封口的。我抽出信纸看后，对来人说：“刘仁炳刚刚出去，你要信得过，我负责转给他；要不放心，就等会儿再送来。”那人把我看了一眼，说：“那就托你一定转交给他。”

晚上，刘仁炳把这封信送到川东临委特支书记陶敬之的家，他妻子陈倩华是他参加的读书会的负责人。他们一起商量怎么营救，后来他们得知陈作仪已被转到巴县衙门监狱，可以探视了，就安排刘仁炳每个星期天以“表弟”身份带点鸡蛋、日用品去探视，并告诉他：“‘家里人’正在想办法，不要着急。”同时，陶敬之还叫刘仁炳送信到基督教青年会总于事在南岸玄坛庙附近的公馆去，请求救援。

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两个月后，陈作仪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有的同志劝他暂时离开重庆避一下，他说：“没关系，他们抓不到我什么把柄，我要在这里同他们斗争到底。”以后，他又全力投入为云阳暴动筹备药品、枪支的工作，搞到的武器都藏在云安镇我家中，这是我大哥解放初到川东党校学习时告诉我的。

1947年底，刘仁炳有个补缺随军乐学校乐队去上海的机会。经陶敬之、陈作仪研究后，同意我去。乐队到上海后不久，即调入苏州测量学校。两个月后，乐队队长告诉刘仁炳说：“学校教务处认为你思想左倾，你的表哥（陈作仪）在重庆已经被捕了。”我马上否认在重庆有表哥。后来才知道，是由于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出卖，陈作仪再次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刘仁炳于1949年底随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工作，刘仁炳曾到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去打听，见到了陈作仪的妻子林梅侠，她给刘仁炳讲了陈作仪最后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情况。

“表哥”陈作仪

1945年前，我在云阳读书、教书。因家境贫寒，大哥、二哥都读书很少，识几个字，就在十几岁时当了学徒。我算幸运，读到初中二年级，又跳级读了高一，就出来教小学了。

我的大哥刘子俊和二哥刘仁兴，都是地下党员，大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陈作仪都是云阳县汤溪特支委员、二哥刘仁兴1939年入党。他们平时对我影响很深，大哥买的进步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要翻起看。另一个地下党员赖德国，在我小学毕业时就叫我看《大众哲学》，还要我写出心得。当然那时我看不懂。小学班主任老师王寒生(也是地下党员)对我也特别关照，经常给我讲一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星期天还带我到镇上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和妹妹的嗓子都比较好，老师就叫我们兄妹唱花鼓：“说东洋，道东洋，东洋鬼子太猖狂……”几乎每周如此。

因我在小学、初中时美术、唱歌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的梦想是要继续学这两个专业。听大哥、二哥和邻居彭洋(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经常在一起议论，说重庆有个育才学校，有音乐、美术、戏剧等专业组，而且彭洋已经进了育才学校，不交钱都可以读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进育才学校读书的强烈愿望。

一天，大哥接到陈作仪重庆来信，读给我听：“子俊，我一个穷娃子，从来未跨进过学校门，而今我进了社会大学……”大哥看后露出了微笑，问我：“想到重庆去读书吗?”

我惊叫起来：“真的呀?”

大哥给我准备好了路费、被子。爸爸还不知道。第三天，我就只身坐船到重庆，带着大哥写给陈作仪和王寒生的信，信中说我是“一张白纸靠你们的栽培”。

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我按大哥的交待，先到信义街中信旅馆住下，第二天到观音岩小学找陈作仪。我不知道信义街到观音岩有多远，就坐了公共汽车去。到了观音岩小学，正好陈作仪、彭洋、刘竞程(1939年入党)等熟人都在。马上大家一起跟我走路到朝天门信义街旅馆，取了我的行李，再回到观音岩小学住下。

几天后，他们带我到南区路去见了育才学校的苏大哥和意姐。后来通知我：育才其他组这时不招生，只有社会组招生。陈作仪考虑后，对我说：育才社会组学的与社会大学是一样的课程，社会大学校长是大教育家陶行知、李公朴，老师都是著名教授，如吴玉章、郭沫若、邓初民、许涤新、茅盾、艾芜、何其芳……(这些名字，当时我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陈作仪建议我就在社会大学学习，还给我作好了安排：晚上跟他一起去社会大学听课，白天就在普育小学教书。我就这样开始了在重庆的新生活。

每天晚上，陈作仪带我去社会大学听课。在社大这个新天地里，我开阔了眼界，懂得了很多道理，特别是明白了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贫和富，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人民的道理，还学会了跳秧歌，唱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歌曲《茶馆小调》等，我学会了，也拿到小学来教学生唱。同时，只要陈作仪有空，就给我拿来《唯民周刊》、《人物杂志》、《整风文献》等给我看，我后来自己也订了《新华日报》和《群众》。

到了星期天，我们也基本上没有空闲。陈作仪总是带着我，或是去抗建堂听郭沫若、田汉这些文化名人的讲座，或是到中苏文化协会去听邓颖超讲延安生活，或是到苏联大使馆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我们还参加了民主合唱团、民主实践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陈作仪还要我担任导报社的出纳和发行工作。

参加这些活动，使我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国民党政府黑暗反动，不推翻它，穷人永远翻不了身。有一次，我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延安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说招生不要钱。我想去，陈作仪说：“这里还不是需要人……”我也乐意听他的安排，就没有再考虑去延安。

当时观音岩小学校长是一位官太太，只挂名，不上班。她把校务全部交给教导主任负责，而那位教导主任是与我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陈作仪业务能力强，办事能干，待人热情，与教师、工人都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学校里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介绍了不少地下党员到学校任教，外地来重庆联系工作或寻找社会职业的地下党员，跟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也可以通过他在学校搭伙、住宿。有时住不下，他就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自己去“打游击”。人再多了，他就把教室打开，课桌拼起来当床，安排大家睡。这所学校简直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和服务站了。在国民党不时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各地经常会有地下党员转移路过重庆，重庆有这样一个地方供大家住宿，甚至解决社会职业，这是多么有益的贡献啊!

陈作仪本是中共汤溪特支派驻重庆的联络员。负责重庆川东临委领导人彭咏梧与云阳汤溪特支之间的联络。他在重庆，先后在观音岩小学、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等单位任总务和人事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他先后帮助了100多位同志解决社会职业，让他们得以掩护下来。

比如，巴县女中借用观音岩小学的地点招生，陈作仪大力协助，给予一切方便，使该校校长十分感动。陈作仪便趁机介绍了一位地下党同志去当历史教员。此外如五十兵工厂子弟校、建川中学、市一中、巴县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及小学、铜元局小学、普育小学等校，也都介绍了不少地下党员去教书。他还跟我大哥联系，通过云阳云安镇辅成中学校长任自立 (任弼时的堂弟)的进步关系，介绍了李汝为(云阳暴动领导人之一)、杨虞裳、冯万一、何光等十多位同志去辅成中学教书，为在云阳开展武装斗争储备了干部。

当时，重庆市一中是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陈作仪通过地下党员林向北(我的小学老师)认识了该校教务主任黄石山，黄石山通过陈作仪会见了彭咏梧，彭咏梧与他谈话中说：“关于教师，你可以找陈作仪为你聘请。”这样，陈作仪就介绍了汪国桢、屈清莹、胡作霖、范太枢等十多位同志去市一中任教。

陈作仪是筹办社会大学的主要成员。社会大学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关怀下，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李公朴出面支持办起来的。这是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陈作仪日夜辛劳，既是参与筹办的核心分子，又是积极发动进步社会青年进入社大学习的活动分子，而他本人还是社会大学的优秀学生。他以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工作，给所有接触过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作仪还参与组建了中国职业青年社、中国民主实践社，在里面任理事：他又是中国学生导报社的骨干成员。这样那样的读书会、民主合唱团，都是他动员我去参加的。

每当《新华日报》被“开天窗”(有排版好的内容在开印前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检扣”，版面上就留下一片空白)的时候，陈作仪就到纯阳洞21号《新华日报》发行课去，把印有 被当局“检扣”内容的没有“开天窗”的报纸拿出一大卷来，交给我和其他一些可以信赖的人，分别装入信封，写上地址、姓名，在夜里，叫我从神仙洞街到精神堡垒、较场口……一路分别投入街边的邮筒，每个邮筒投几封，这样避免被特务邮检时查出，寄往外地，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较场口事件”中，陈作仪组织了30多位青年一起保护着沈钧儒，他们护送沈老从会场到大同路，直到沈老乘上朱学范的轿车安全离去。在王若飞等“四八”烈士遇难后，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重庆召开了两次追悼会，陈作仪是这两次追悼会的具体布置者。他安排我和刘竞程写了几十幅挽联，一早去青年馆布置会场。

1947年1月，地下党在重庆发起抗议美军暴行运动。陈作仪频繁来往于市中区、沙坪坝、九龙坡的学校之间，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抗暴游行时，他组织进步团体为游行队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他还带我和许多同志一道去为游行队伍送干粮、茶水。此外，他还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场提供给抗暴联合会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招待会由彭咏梧主持)。

1947年2月28日，陈作仪不知道《新华日报》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仍按原来的方式，一早就前往《新华日报》发行课去联系工作，不幸被捕。陈作仪镇静从容，趁敌人不注意时吞下了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密件，并从看押处托人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说：“炳弟，我因帮云阳鱼泉老人王佐臣订《新华日报》，他们把我扣起来了。”信是没有封口的。我抽出信纸看后，对来人说：“刘仁炳(这是我在家里用的名字)刚刚出去，你要信得过，我负责转给他；要不放心，就等会儿再送来。”那人把我看了一眼，说：“那就托你一定转交给他。”

晚上，我把这封信送到川东临委特支书记陶敬之的家，他妻子陈倩华是我参加的读书会的负责人。我们一起商量怎么营救。后来他们得知陈作仪已被转到巴县衙门监狱，可以探视了，就安排我每个星期天以“表弟”身份带点鸡蛋、日用品去探视，并告诉他：“‘家里人’正在想办法，不要着急。”同时，陶敬之还叫我送信到基督教青年会总于事在南岸玄坛庙附近的公馆去，请求救援。

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两个月后，陈作仪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有的同志劝他暂时离开重庆避一下，他说：“没关系，他们抓不到我什么把柄，我要在这里同他们斗争到底。”以后，他又全力投入为云阳暴动筹备药品、枪支的工作，搞到的武器都藏在云安镇我家中，这是我大哥解放初到川东党校学习时告诉我的。

1947年底，我有个补缺随军乐学校乐队去上海的机会。经陶敬之、陈作仪研究后，同意我去。乐队到上海后不久，即调入苏州测量学校。两个月后，乐队队长告诉我说：“学校教务处认为你思想左倾，你的表哥在重庆已经被捕了。”我马上否认在重庆有表哥。后来才知道，是由于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出卖，陈作仪再次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我于1949年底随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我曾到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去打听，见到了陈作仪的妻子林梅侠，她给我讲了陈作仪最后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情况。以后我跟刘德彬在团市委一个学习小组，刘德彬是从渣滓洞大屠杀之夜突围逃出来的，他也告诉了我一些陈作仪在狱中英勇斗争的情况。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我都要同刘德彬、罗广斌一起去为陈作仪等烈士扫墓。

陈作仪，原名陈厚培，又名陈延庚，化名陈坚白、陈治安、成少荣，1917年农历腊月出生于云阳县沙坨乡“望鹿坪周家老屋”（现鱼泉镇望鹿村4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鱼泉煤矿矿区开办图书馆，组织读书会，成立煤矿工会，组织工人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1940年，任鱼泉煤矿党支部书记（后分别任特委委员、区委委员等职）。1941年4月，国民党以“破坏抗战”等罪名被逮捕，后被组织营救出狱。1943年底，陈作仪在万县小周乡张家沟煤厂当“经理”，从事革命活动被反动分子注意，转移到川南宜宾县，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44年底到重庆，参加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并筹备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参加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和重庆社会大学的筹建工作。1947年1月，在重庆参与开展抗美暴行运动。2月28日去纯阳洞新华日报联系工作时被捕，关押两个多月后因无罪证被释。1948年因冉益智、刘国定叛变，5月在重庆再度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屠杀。时年32岁。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陈作仪为烈士。

陈作仪与妻子林梅侠

陈作仪，重庆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往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1948年5月被捕，狱中积极作看守黄茂才、医官刘石仁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忍着伤腿的剧痛，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挺身而出，壮烈牺牲于牢门边。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大屠杀。此时新中国虽已成立了57天，可一大批革命者还是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在这批死难烈士中，有一位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面对骤然而至的屠杀，没有惊慌，没有哭泣。他从容不迫，大义凛然——他就是我党优秀的基层领导人陈作仪。11月27日晚，特务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人员全部集中于男牢楼下八间牢房，并锁上牢门，用冲锋枪、卡宾枪对准牢房疯狂扫射，罪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陈作仪的腿。他虽身负重伤，却仍顽强的站起来，挪向牢门，大声怒斥敌人：“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我站起来让你们打！”他不断的挥拳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实现了自己“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战斗之歌。

陈作仪， 1917年出生在四川云阳沙沱乡望鹿坪（今重庆云阳鹿鸣乡）一贫苦农民家里，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父早逝，8岁时，陈作仪就去一家饭馆当“堂倌”，不久又到一个小煤窑去当童工，俗称煤娃。在地狱般的巷道里，陈作仪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极度的苦难，磨炼出他反抗压迫的意志。正当青年陈作仪为人生前途而苦闷彷徨之际，他遇到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引路人。

深山里有一座小学，青年教师赵学做，是名共产党员，1935年1月参加云阳工农武装起义失败后，转移来这里。赵学做是云阳农坝乡人，和陈是乡邻，了解到陈作仪对旧社会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便在教陈作仪学文化的同时，不断向其灌输革命道理，介绍有关党的知识和党的主张。在赵学做的帮助下，陈作仪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一天，陈作仪恳切地对赵学做说：“千万要请您设法找到共产党，我拼命也要加入共产党。” 1938年，经赵学做、陈汉书介绍， 21岁的陈作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党组织为了让陈作仪在斗争中进一步锻炼提高，便派他到云阳鱼泉矿区去开展工作。

1939年6月，上级党组织派了一批党员到云阳农坝乡和鱼泉煤矿协助工作，人多了，容易暴露，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为解决这些矛盾，组织上决定在他们工作的附近，筹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煤窑，以便把上级派来的同志安排下来，并藉此为组织上筹集一些经费。经过艰苦创业，1940年我们党自己办的煤窑在鱼泉煤矿矿区正式开张生产了。陈作仪当“老板”兼管总帐，党员陈恒之既抓煤窑生产，又负责对外联络。党员同志和积极分子相继来到这里，共同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不到一个星期，灶窑就出炭了。煤窑建立了党的支部，由陈作仪（这时用名陈厚培）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煤窑的人员由原来的10人，逐渐增到70多人。人多了，煤炭产量自然越来越多，煤层也越挖越厚。陈厚培“老板”的名声打出去了。同志们看到这样好的形势，不禁暗自高兴。大家为了表明这个煤窑是凭自己的志气办的，且煤层又厚，便给煤窑取名为“志厚窑”。煤窑不仅为组织上提供了不菲的活动经费，有效地为部分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提供隐蔽，更是团结组织了一支工人队伍，为党培养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4年底，陈作仪来到重庆城区，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观音岩中心小学、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医院等单位以总务主任、人事干事等合法职务为掩护开展工作。同时，陈作仪与重庆《新华日报》张子英、赖卫民、周力行、曾德林等保持联系，积极参加中了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

1947年初，国民党特务加强对《新华日报》进行限制和封锁，使党的声音不能及时传播出去，陈作仪就组织同志们将报纸分封起来，写上收报人的姓名、地址，贴上邮票，通过不同街道上的邮筒分别寄往各地。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学生导报》推荐到云阳安辅成中学去。当《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后，他组织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钟代等同志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提供给彭咏梧同志，并秘密传送给中共重庆市委的地下刊物《挺进报》，使同志们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从中受到鼓舞。同年11月，陈作仪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要他组织在重庆工作的一些党员返回云阳家乡参加武装斗争，以配合迎接解放大军进川。根据这一指示，他在重庆建川中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商讨返回云阳的事。并决定自己先行返回云阳打前站，然后再组织其他同志分批赴云阳。1948年1月，当重庆的几位同志买好船票准备去云阳时，突然接到云阳打来的急电：“留渝缓归。”大家后来才得知云阳武装斗争失利，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不幸牺牲。由于形势紧张，特务到处抓人，陈作仪在云阳根据组织意见，及时通知了在渝同志，避免了更多人的牺牲，为党保存了有生力量。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中共地下党市工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严重事件。陈作仪分析形势，认为此时的处境是最困难的，自己随时都有暴露身份，被敌人捉住杀头的危险。一天他告诉地下党员彭洋同志：“蒋介石疯狂反共，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很有可能为了革命被捕，甚至牺牲。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坐牢、杀头，是无所畏惧的，但要作好充分准备。”他随即同爱人林梅侠商量，将初生3个月还在吃奶的女儿泳白，托彭洋同志送回云阳县林梅侠同志的姐姐林茂晗代为抚养。

1948年5月，陈作仪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由于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他把监狱当成了另一个特殊的战场，沉着应对特务们的审讯，英勇顽强地与他们进行周旋。在狱中，陈作仪抓住时机，积极开展争取敌人下层人员的工作。他了解到年轻看守黄茂才出身贫苦，是为生活所迫才干这种职业的，便开始对他进行教育，给他讲些革命的基本道理，鼓励他立功赎罪。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黄茂才开始为难友们带出字条和捎带日用品。1949年，渣滓洞监狱里闹疟疾和痢疾，陈作仪便托黄茂才买了1000多粒奎宁丸和2000多粒肠胃消炎片，悄悄发给病重的同志们，使疾病的传播得以控制。陈作仪还托黄茂才从狱外买回《国民公报》、《新民报》，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

可是在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还差三天！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逃离重庆前夕，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陈作仪壮烈牺牲了，年仅32岁。

他出身贫寒，没有上过正式学校，8岁开始给人放牛，继作商店学徒、煤矿工人，靠自学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知识。1938年在云阳鱼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党组织筹办“志厚窿”煤窑，陈作仪出任“老板”兼总账。煤窑在党支部领导下，人丁兴旺，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又出任保长，任职期间，努力维护工农利益，不久被革职。1941年陈作仪被反共分子告密，以“破坏抗战”之罪被捕，后经组织营救越狱，脱险后在万县、云阳、宜宾等地继续活动。1944年陈作仪到重庆，先后以小学教员、青年会干事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党内联络工作，参加进步团体“中国职业青年社”“重庆社会大学”的筹建工作。

下面这封信写于1946年，陈作仪的进步朋友韩操实为生活所迫，误入国民党反动机构，非常苦恼，经韩操实帮助，韩操实毅然脱离了困境。

给友人韩操实的信（节录）

操实兄：

接到你给我和小林的信一月多了，未回信，抱歉得很！这种情形，我没有什么很充分的理由来请你原谅，只有一个：就是重庆的朋友环境要复杂些，朋友多些，活动亦多些，你初到那里，总要单纯得多，你该想信这点吧！

……

在6月10日以前给了一封信，昨天退回来了，我非常奇怪（江汉路六号），今天会着筠姊，她说我写错了地方，并说你来信提到和小林未与你回信，我非常难过，今天特地来一封长信，安慰在苦闷无聊的生活里将要走到危险道路的朋友操实。谈到你的苦闷生活，我就活像亲身在领略样的，所以我特别同情。

环境的逼迫，经济的困窘，又无真的友爱，在这样的情形下过活，那是要有长期坚持力才能渡过的，稍为（微）对自己的生活松懈一下，就会逐渐滚入不可尝试的火坑里去，在目前，我看你须趁早转舵，假使再继续放松下去，那就等于自己杀了自己！

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格管理自己，随波自留是会翻船的，在险滩中要清醒的自己掌舵，滥船要做好船医，决不要滥船拖着滥船划。

一个青年修养不很够的时候，常常会被金钱的引诱力和色情的魔力而陶醉。这两样东西，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可能起着帮助和鼓励的作用，亦可起阻碍的作用，它支配着许多人的生命，也驾驶着人的灵魂，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在它的淫魔下潦倒！实兄：你是我们好朋友中不可多得的一个，我们不让你像这样危险下去，更不能看着一个 好朋友将滚下岩而不伸出手去营救，因为好的青年并不怎样多。

……

实兄：勇敢些，坚强些，莫为恶环境而同流，莫为金钱所动，莫为不正当的色情陶醉，在千头万绪中找出自己应走的一条正确路，坚持到底才是英雄，中途退却或变节都是懦夫。

即祝 

近好 

弟 作仪手上

7.26

1947年11日陈作仪被派往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起义失败返重庆。1948年5月，陈作仪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陈作仪牺牲，时年31岁。

1939年党组织决定在鱼泉筹建煤矿，以便安排上级派来的同志，并为组织上筹集一些经费。为了使党的工作在鱼泉矿区更好地开展，党组织通过多方面的活动，让陈作仪出来当保长，以便用合法的身份，掩护党的工作。

1941年4月国民党在川东的反共活动进一步猖獗，陈作仪被敌人以“破坏抗战”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后经组织营救得以脱险。为了保存力量，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陈作仪先后转移到万县龙驹坝、云阳双江、云阳云峰、万县佘家嘴张家沟等地，当过挑棉花的工人，教过小学，当过煤厂的经理，走到那里，就在那里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1944年陈作仪来到了重庆，参加筹备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中国民主实践社和《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积极参加重庆社会大学的筹建。

陈作仪和妻子林梅侠的结婚纪念照

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市中区较场口举行，陈作仪和社会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担任大会的布置和保卫工作。由于他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2月28日陈作仪遭到逮捕，经地下党同志的多方努力和基督教青年会出面营救，陈作仪被释放出狱。

1947年11月根据川东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他返回家乡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1948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积极作看守黄茂才、医官刘石仁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忍着伤腿的剧痛，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挺身而出，壮烈牺牲于牢门边。时年三十二岁。

妻子怀念丈夫——

62年，半个世纪，共和国不会忘记，是你们捧出鲜血，

染红了五星红旗，是你们献出生命，为共和国奠基

让今天，黄河发出怒吼，长江奔流不息，工厂机器轰鸣，田间蛙声四起。

你们的鲜血在后人心中流淌，你们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擦去眼角不停滑落的泪水，85岁的林梅侠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前，低声默念起这首写给丈夫陈作仪的小诗，“62年了，我年年都来看他，每次来都会告诉他家乡和祖国的新变化。”

陈作仪被捕后，1949年1月初，生小儿子的前几天，林梅侠发现自己被特务盯梢。她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到位于新华路的联络点，迅速戴上帽子，披上大衣掩盖上怀孕的身体，这才甩掉了特务的跟踪。为了不引起怀疑，林梅侠生孩子时没去医院，去了当时照顾彭云的谭幺姐那里。当时天寒地冻，她在凉板上铺了稻草，生下了二儿子。但陈作仪却直到牺牲，都不知道自己小儿子的出生。

大屠杀后，林梅侠知道丈夫死讯时，昏死过去。几天后，几个战友陪她到渣滓洞去寻找陈作仪遗体。她背着10个月大的儿子，在看到丈夫遗体时，让孩子喊出了第一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