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的一天,两个年轻人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行色匆匆,他们要去完成一项异常机密而又至关重要的任务。

两个年轻人正是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派,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办公地点要满足两点条件:第一,办事处要设在闹市区,便于各方人士进行联络;第二,办事处无论是楼房还是院子,一定要有后门,万一有意外情况便于撤离。

不久之后,在香港岛北岸闹市区,吴有恒和廖承志终于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一处房子,临街、两层高、楼房有后门,楼下有商铺。

闹市中的联络站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终于成立了。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谓的“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以粤华公司为名,表面上是一家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商号。

粤华公司开业后,生意十分兴隆。来来往往的人,或到这里采购,或到这里品茶,客座区甚至还有电影放映的服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香港当地或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他们悄悄出入这里接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

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 岳思平:

它就是按照工作进行分工,像机要、通信、交通、侨务,分别有个人去,分别有些同志去负责。它一般是采取半公开的方式,秘密地进行地下工作。

在这里,廖承志以主任的身份,领导办事处的运作。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协助廖承志的工作。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还特地组织大家学习了隐蔽斗争方法,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朋好友通信;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等。

回顾历史来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直到今天,八十余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未能寻获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

积极筹谋 为八路军解决物资之困

香港是抗日的前哨据点,作为中共在香港设立的最早机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较为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汇寄的问题。

此前,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捐款和物资,都是寄交国民党政府以后,由国民党政府进行分配。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捐款,几乎一分一毫都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分筹、分汇”的想法。然而,要想实现“分筹、分汇”,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当时香港处于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香港的好几家华人银行,也都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这一情况下,又如何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代收汇寄给中国共产党的捐款呢?

廖承志把希望寄托在了亲戚邓文钊的身上。

邓文钊

华比银行的副经理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他的哥哥邓文田,同在华比银行任经理。邓文钊出生于香港的名门望族,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硕士,与廖承志同岁,两人自少年时期就熟识。

在廖承志到香港创办八路军办事处前,周恩来就提醒过他:“邓文钊是可以信赖的爱国银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帮我们忙的。他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战爱国热情。”

左二为邓文钊 右一为廖承志

不久之后,廖承志找机会向邓文钊谈起了周恩来的嘱托,邓文钊欣然应允。他与哥哥邓文田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以这里的名义接收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汇寄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来手续简便,也能规避掉捐款被国民党吞掉的风险,“分筹、分汇”可以轻松实现。

随后,廖承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敝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

廖承志等人出色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仅在1938年4月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8000多元的药物。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

当时,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批批汇至香港。

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积极响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号召,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

突遭查封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如何渡过难关?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立之初,港英当局表面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但实际上,并未放弃对办事处的监视和限制。

就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感到恐慌的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不断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扑灭香港人民抗战的熊熊火焰。

港英当局搜查行动突如其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如何渡过难关?戳视频,看详情!

1939年3月,港英警察浩浩荡荡冲进了粤华公司。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南洋各地的通讯名单和地址、办事处将要发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登记表等资料,均被搜走。包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连贯在内的五名成员,遭到逮捕。

在重庆,周恩来获悉事件经过后,迅速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反复交涉。1939年3月15日,由廖承志作保,5名办事处成员终于被释放,被收缴的多份文件得以归还。

搜捕事件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最终撤销了“粤华茶叶公司”这个半公开的机构。办事处以后也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等人从此开始以华比银行邓文钊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早前廖承志、潘汉年未雨绸缪设立的义顺源等备用地点,在关键时刻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辟了一处全新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