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陈以文烈士

素缘了凡

陈以文（1923-1949），1923年出生在沙市红门路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在家乡读小学。1935年春小学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读书。1938年春，又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41年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在读书期间，在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下，阅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辨证法》、斯大林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许多革命书刊，从中探求革命的真理。

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鄂西一带积极从事党的工作，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1年1月11日夜，当他看到同班同学因家富贵被绑架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逮捕的信号，立即赶到七里坪通知中共党员魏世桢、仓孝等人。

由于党组织有了准备，在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敌人的大逮捕中，组织未遭破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于14日晚疏散到三里坝南边的大山里暂时隐蔽。不久，又转移到湖南安乡县。以安乡县政府雇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41年3月，从安乡县转移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带，在枝江县架锅山后荆南中学（后改名为枝江12中学）以当英语教员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不久，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广泛团结师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党集聚力量。1942年7月，来到重庆北碚夏坝。

同年秋，考入设在北碚的复旦大学理学院，进入该院的化学系学习，直到1946年毕业。1943年初，他只身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了关系，但未能恢复党的关系。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

1944年下半年，他和杜子才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他同复旦大学的进步同学在筹办和正式出版《导报》的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社”，任“中导社”推进委员会主任，《导报》正式出版后，任核心小组副组长。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经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同意，在“中导社”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学生社”，他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巧妙地把公开合法的斗争和党对群众的教育、组织等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上半年，协助仓孝和开辟了一条由重庆通往鄂豫皖解放区的秘密通道，并为解放区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为党工作。1946年5月，由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导报》分别出了上海版和重庆版，他被选为《中国学生导报》总社副社长兼重庆分社社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在党的领导下，他利用《导报》团结、教育青年，坚持做好党的青年工作。1946年12月底，北平（今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重庆各大、中学校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群众运动，他曾参与发动和组织这一运动，还以《导报》记者的身份出席了抗暴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亲自撰文在《导报》上发表，愤怒声讨美军的暴行。1947年春，根据斗争的需要，上级派他到上川东农村工作，任中央第一工委委员，在达县、梁山（今梁平县）、大竹、垫江一带负责武装斗争的工作。在乡村，通过“兰交会”、“姐妹会”等组织形式团结、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革命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秘密组织“农民翻身会”。他还亲自刻写钢板，翻印《挺进报》（垫江版）和《土地法大纲》。他和战友们共同创作的《十把扇》民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在大竹家场、文星场、杨通乡一带，他同陈尧楷、徐相应、徐永培等人一方面组织农民开展“三抗”运动，一方面积极抓好建立基层党组织、农民武装，两方面政权和统一战线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基层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武工队也相继建立。1948年，他同陈光楷等人一道，在大竹张家场、文星场、杨通乡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给当地敌伪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同年3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到垫江县开辟新区。在这里，他同兰格裕、朱麟等人一道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2月下旬，由于叛徒出卖，在垫江周家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敌人监狱里，几次被酷刑拷打，双手被电刑烧破，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战胜了各种酷刑的考验。1948年12月31日，被关进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里。在这里，他积极组织难友学理论、学文化，给大家传达辽沈战役的概况及国际国内形势，带领大家同敌人进行斗争。1949年11月14日傍晚，同江竹筠、唐虚各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重庆台岗垭。敌人为了掩盖其罪行，将他们的遗体全部抛入镪水池中。

陈以文，曾化名陈云生，1923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时在家乡读小学。1935年春，陈以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界学生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3岁的陈以文出于爱国热情，和进步学生一道走上街头，参加罢课游行，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在心灵上播下了抗日爱国的火种。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学生运动处于低潮，此时陈以文始终站在爱国同学一边，并在当时地下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一片片沦亡，人民被奴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许多原本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家破人亡，这一切激起了陈以文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对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推行的卖国投降政策，他十分鄙夷和不满，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他清楚地看到，积极抗战救国、救民的是共产党，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陈以文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挽救水火中之民众，破碎之山河为己任，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那时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我们党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无理的限制，有许多同志都碰到过特务的盯哨、监视与阻挠，甚至有的同志还遭到迫害。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艰苦条件中，年纪不大的陈以文凭着自己机智与勇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避艰难曲折、毫无畏惧地坚持斗争。在参加街头剧演出、歌咏队、宣传队、办墙报以及推销《新华日报》等各项工作中，他都是最活跃的一个。他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大众觉悟以及揭穿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春，陈以文以第四名考入武昌湖北省立高中，同年秋，在武汉沦陷前夕，学校迁建始县三里坝，这段时期，陈以文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杜子才、仑孝和、魏世桢共议国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熟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进步书刊，共同探求革命的真理。通过不懈的学习研究，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由衷地向往延安，迫切要求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推翻三座大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终身。1940年7月，经同班同学、共产党员魏世桢介绍，陈以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陈以文在鄂西一带，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在建始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爱国进步人士。面对白色恐怖，党组织适时作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陈以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先后转移到湖南安乡县，湖北松滋、枝江一带。这一时期，陈以文虽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一方面积极寻找组织，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党工作。在几所学校教书期间，他广泛地团结师生，向他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扩大党的影响，还亲自在学校师生中教唱《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蒙汉青年进行曲》、《长江曲》等进步革命歌曲，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1942年7月，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来到重庆。同年秋，陈以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化学系。1943年初，陈以文费尽周折、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了头。在以后的工作中，陈以文更是如鱼得水，他按照党的指示倍加努力地工作。

1944年上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简称“中导社”。陈以文曾任“中导社”重庆分社社长、总社推销部主任副部长等职。“中导社”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的一个学生组织，用以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主要对象是大学生。1944年12月，陈以文、杜子才等编辑出版了第一期《中国学生导报》(简称《导报》)。它是以反映促进国统区学生运动和学校文化学习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四开铅印小报，它的编辑出版充分反映了国统区青年学生的心声，深受广大有志青年的喜爱。

陈以文为“中导社”的壮大和办好《导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除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做好报社的业务工作外，还想方设法为导报募集经费。即使是自己在外兼职所得的微薄工资，他也毫无保留地捐给了“中导社”。

《导报》每期印刷5000至7000份，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中有较大影响，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6年6月，党组织为集中力量办好《挺进报》，《导报》就停刊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妄想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实现独裁的野心。他一面指使反动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掀起内战，一面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山城重庆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以文也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迅即指示他转移，调他去川东华蓥山区农村工作，配合解放战争，组织农民群众武装起义。

下乡后，陈以文改名陈云生，并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第一工委委员，在中共川东地委书记孙仁，及上级曾麟、邓照明的领导下，在垫江、大竹一带同从重庆育才学校学习回乡的陈尧楷、徐相应、徐永培等同志一道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苛捐杂税的“三抗”运动。在“三抗”运动中，陈以文善于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充分采用变工方式，他把十多个适龄青年组织起来，轮流到各家干活、吃住。这样既有利于搞抗丁，又有利于生产互助，一旦发现拉壮丁的来了，大家共同抗击，使得敌人不易得手，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此基础上，陈以文还积极抓好建党、建军、建立两面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等工作，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附近一带的乡几乎都有了党员，有的还掌握了敌人的乡政权，同时，农村的革命武装——武工队也随之建立起来。

武工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外，平时一面参加劳动，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敌运动，一面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这时期，陈以文与同志们共同创作的《一杆红旗哗啦啦飘》等革命歌曲，歌词中唱道：“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人民为己任!”……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川东地区，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陈以文还善于利用当地农村的“难交会”、“山王会”等民间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翻身闹革命。他抓住一切时机，在集会上向农民兄弟讲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土地法大纲，向农民群众宣传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劳苦大众才能翻身求解放等革命道理，进一步发展了川东农村革命的大好形势，播下革命的火种。

陈以文一贯主张最大限度地争取感化地方武装，做好统战工作，但对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和地方反动势力，则坚决予以打击。在与张家场连界的邻水县护邻乡，有个叫包子明的伪县参议员、恶霸地主，在当地作恶多端，深遭人民的痛恨，并扬言要将附近的共产党赶尽杀绝，是我党工作中的一大障碍。陈以文和陈尧楷等同志经过研究，制定周密计划，果断采取措施，派两名武工队人员夜袭包宅，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他除掉，为民除了害。群众们欢欣鼓舞，把当时的伪乡长包益吓得吃喝不香，坐卧不安。为此，武工队还专门编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红鼻子包子明，一命归了阴，吓得那包益龟儿行座不安稳，呀嗬依呀嘿!这里去求神，那里去搬救兵。武工队真英勇!求神救兵都无用，我们劝你还是老实一点罗，呀嗬依呀嘿!

陈以文在农村工作时，非常重视自我改造，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克服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努力地使自己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不知疲倦地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因长期的劳累，使他身染疾病，经常吐血，而他仍带病忘我的坚持工作。当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保重身体时，他总是激动地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快完蛋了，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把一生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要不怕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吃苦算不了什么，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值得的。”

1948年初，为配合解放战争，陈以文带领武工队在大竹的张家场、文星乡、杨通乡一带举行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枪声震惊了敌人，国民党慌忙派重兵“清剿”。

面对敌人的重兵“清剿”，武工队在陈以文、陈尧楷等领导下，沉着应战，充分施展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8年12月下旬，陈以文在垫江县周家场作统战工作时，被家住当地的特务邓属群密告了西南长官公署派来的特务专员蒋树发。一天深夜，正当陈以文和朱麟在周家场檀树村陈帮文家中研究工作时，被垫江伪警察局派出的一个中队团团包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陈以文与朱麟、陈帮文等同时被捕。而后，押解到周家场乡公所关了起来。

次日里，天刚破晓，特务专员蒋树发、伪警察局长贾竹中专门赶来审讯陈以文。在审判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敌人害怕武工队来劫牢，急忙把他们押往垫江县城监狱。

在垫江县监狱里，国民党要陈以文写悔过书，陈以文气愤地答道：“我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人民的幸福，奔走工作、无一丝过错要悔，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是你们，陷害人民的是你们，整得老百姓无法安身的还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罪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把国民党反动派羞辱得无地自容、狼狈不堪。被激怒的敌人又一次采用原始的非人道的方法疯狂地折磨陈以文，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之后，仍没有从陈以文口中得到一点秘密。

最后，国民党反动派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便下令把陈以文送渣滓洞长期监禁。

陈以文在狱中一直很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在狱中积极组织难友学理论、学文化，他同难友们学习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突破一点，推广全面”的党的工作经验。陈以文还把已背熟的《反对自由主义》、《土地法大纲》用竹签子蘸上碳粉泡的墨水，工整地写了出来，供难友们学习，他在帮助同牢房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难友学习时，十分耐心，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还向他们传播科学常识。

在狱中，陈以文除了临难不屈，坚持革命气节以外，他还有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由于他身体很坏，又有肺病，身上带有一些药品，即使是在肺病复发时，他也舍不得用，全都送给了在那个“活棺材”里生病的难友们，充分展现了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

1949年11月14日晚，渣滓洞响起了急促的梆子声，这时，门外开来了三辆卡车和一辆小吉普车，从卡车上跳下十多个臂挂美国卡宾枪的特务，在看守长的陪同下走进牢门。敌人借口转狱，进入男女牢房凶狠地点名提人。当从五室提出陈以文和唐虚谷时，同室的难友们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但陈以文心情平静，和难友们热情握手告别说：“我们快胜利了，再见了!”他夹着被盖卷从楼上下来，不时回过头来，以他那坚定沉着的目光，深情地向难友们示意告别。之后，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牢房，登上卡车。

当天晚上，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朱麟等30位同志在壮烈的国际歌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敌人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屠杀过后，丧心病狂的敌人仍不罢休，为了进一步毁尸灭迹，将烈士们的尸体全部抛入了镪水池中。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了解放，而陈以文烈士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牺牲时还不到27岁。

陈以文把青春、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最壮丽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光辉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鼓舞人们开拓前进。

陈以文是湖北江陵人，出生于湖北沙市。中学时期，陈以文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1944年，与杜子才等人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积极领导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向解放区输送了很多进步青年。1947年春奉派去上川东农村工作，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发展，逐步建立了武工队。1948年12月被捕，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继续领导难友与敌人开展斗争。1949年11月14日，在电台岚垭遭敌人杀害。

这是一位湖北沙市籍“红岩烈士”，名叫陈以文，1922年出生在沙市红门路一个小商人家庭。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复旦大学《导报》总社副社长兼重庆分社副社长、川东地委第一工委委员。在四川达县、梁山、大竹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为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48年被叛徒出卖被捕，被捕后革命信仰坚定，即便被敌人施以酷刑仍宁死不屈，不愿出卖同志。1949年11月14日，他和江竹筠（《红岩》里的江姐）、李青林、唐虚谷、朱麟等30位同志同时被害于重庆国民党渣滓洞集中营，年仅27岁。陈以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把青春、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解放事业，他的英名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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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沙市小商人家庭 

自幼天资聪颖

1922年农历11月15日，陈以文出生在湖北省沙市红门路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仲庭是一个做生意的小商人，其母李大美是一位勤劳善良的主妇，家庭生活算得上小康。陈以文乳名检哥，他还有个妹妹，名叫陈以芳。

陈以文在沙市上的小学，自幼天资聪颖的他一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除了读书识字，他还热爱科学，喜欢玩无线电。少年时代的他善良诚实，对父母长辈有礼貌，对小伙伴们懂得谦让，大家都很喜欢他。

1935年春，陈以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

学生时代思想进步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界学生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3岁的陈以文出于爱国热情，和进步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罢读游行，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过这些活动，陈以文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心灵上播下了抗日爱国的火种。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革命处于低潮，此时陈以文始终站在爱国同学一边，并在当时地下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一片片沦亡，人民被奴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蹂躏，许多原本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家破人亡，这一切激起了陈以文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对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推行的卖国投降政策，他十分鄙夷和不满，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他清楚地看到，积极抗战救国、救民的是共产党，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陈以文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挽救水火中之民众，破碎之山河为己任，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那时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党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无理的限制，有许多同志都碰到过特务的盯哨、监视与阻挠，甚至有的同志还遭到迫害。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艰苦条件中，年轻的陈以文凭着自己的机智与勇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地坚持斗争。不论是参加街头剧演出、歌咏队、宣传队，还是办墙报以及推销《新华日报》等各项工作，他都是最活跃的一个。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大众觉悟以及揭穿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春，陈以文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高中。同年秋，在武汉沦陷前夕，湖北省立高中迁至建始县三里坝。高二阶段，陈以文选择了学习理科，喜欢钻研科学的他非常喜欢德国物理学家Reichenruch著的书籍《原子与宇宙》，经常仔细阅读，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光子、中子、量子力学等问题。除此以外，陈以文还苦学英文，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杜子才、仑孝和、魏世桢共议国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熟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进步书刊，共同探求革命的真理。通过不懈的学习研究，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由衷地向往延安，迫切希望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终身。

1940年7月，经同班同学、共产党员魏世桢介绍，18岁的陈以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陈以文在鄂西一带，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湖北建始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爱国进步人士。陈以文和同班同学一起，到离校六十公里的建始县城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住在城外的七里坪。国民党阴谋利用他们对皖南事变的新闻封锁，趁我党不备，对建始中学的党组织采取突然袭击。会考结束后，他们以其他借口，限定毕业生们不得离校，企图将我党在建始中学发展的党员们一网打尽。1941年1月12日，学校负责人突然通知陈以文的同班同学周家宏，说是省教育局有位督学找他谈话，要他晚上七点钟赶到县城。陈以文听到这个消息，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可能有问题。

周家宏出发后，他悄悄在后面跟踪。当时，天上正下着小雨，待到进城时，天已经黑了。突然他听到周家宏的大声反抗：“你们干什么？我是学生，为什么抓我？”在暗淡的灯光下，陈以文看到周家宏被几个穿黑衣服的人绑走了。

情知不妙的他立即设法将此情况向学校党组织做了汇报。果然，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就在三里坝对建始中学的进步学生进行了搜捕，由于陈以文的汇报，党组织赢得了时间，有了应对准备，特务们一无所获。彼时，陈以文入党才六个月，就已经表现出他过人的机智和勇敢，以及对党的无比忠诚。

按照党组织的决定，陈以文14日晚必须疏散到三里坝南边的大山里，当晚夜深人静，月色如昼，陈以文用鄂西山区农民常用的背篓背着一个箱子，由同班好友仓孝和相送，走进了山区。在一户农民党员家中，暂时隐蔽下来。

不久，党组织适时作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陈以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转移到湖南安乡县，以在安乡县政府当佣员（搞抄写工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41年3月，又从湖南安乡转移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带，用名陈济之，经友人郑佳生介绍，在枝江县架锅山后荆南中学（后改为枝江中学），以教英语作掩护进行工作。这时，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此情况下，陈以文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方面积极寻找组织，一方面自觉地为党工作。在枝江中学教书期间，他广泛地团结师生，向他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扩大党的影响，还亲自在学校师生中教唱《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蒙汉青年进行曲》、《长江曲》等进步革命歌曲，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这段时期，陈以文的父母和妹妹已经从沙市迁居松滋的西斋，陈以文多次和家人接触，了解到松滋王家桥小学的宋寒民也是在转移中和党失去联系的党员时，主动给予热情鼓励和关怀，为党集聚力量。

1942年7月，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应当时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的杜子才、魏世桢和在中央大学上学的仓孝和邀约，离开枝江来到重庆。同年秋，陈以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理学部，在化学系学习化学专业直至毕业。从此，又和老友们一起并肩战斗。

1943年初，陈以文费尽周折、历经艰辛，只身来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了头。在以后的工作中，按照党指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行事。

1944年，由于蒋介石执行假抗战、真投降的政策，日军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大举进犯，桂林失守，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直逼贵阳，大有长驱直入重庆之势，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部分同班同学出于爱国热忱和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旧社会的不满，在当时革命形势的鞭策下，受到革命老师的启发、指引，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进步书刊，积极要求参加革命斗争，正苦于无人组织领导的时刻，陈以文代表出席了1944年7月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里召开的《中国学生导报社》（以下简称“中导社”）成立会。陈以文任“中导社”重庆分社社长、总社推销部主任副部长等职。《中国学生导报社》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的一个学生组织，用以组织发动青年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学习革命理论，主要对象是大学生。

1944年12月，陈以文、杜子才等出版了第一期《中国学生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它是以反映促进国统区革命形势和学校文化学习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四开铅印小报，它的出版充分反映了国统区青年学生的心声，深受广大有志青年的喜爱。

陈以文为“中导社”的壮大和办好《导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做好报社的业务工作外，他还想方设法为《导报》募集经费。曾以《导报》的名义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由音乐学院、中大音乐学院的进步学生演唱的民歌会，为《导报》开展募捐活动。还曾在北碚歌剧学校以及市一中兼职，将所得的微薄工资，毫无保留地捐给了“中导社”。

为了开展青年工作和办好《导报》，他和同志们经常一起加班加点，通宵不眠，饿了就以干锅块或烧饼充饥。当时，陈以文租住在北下坝附近的黄桷树，他的父母及妹妹也来到了重庆，全家生活都很困难，但他仍然忘我地为党工作。

由于当时北碚不具备办报的诸多条件，比如打印、排校等要到重庆市区才能完成。陈以文常常晚上送稿件到重庆市区编排、印刷，早上带着《导报》返回北碚进行寄发。为此，他常常奔走于北碚和重庆之间，几乎走遍了当时重庆的各大、中学校，在重庆南岸，他常常往来于市女中、文德女中、广益等中学校，和社员们密切联系。旧时重庆公共汽车很少，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他经常步行在山城，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他对青年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除了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做好办报的业务工作之外，还非常关心青年们的健康成长，常常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讨论革命形势，安排各项任务。

1945年，在重庆临江路共产党员范泰枢家中，他亲自开展《社会发展史》讲座，他的讲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德女中、市女中的社员们都爱听他的讲座。有时，他还组织大家唱《兄妹开荒》、《古怪歌》、《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进步歌曲，和同学们一起跳秧歌舞。他要求同学们自学马列著作的同时，努力学好语、数、理、化等课程，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打牢基础，他还十分重视同学们斗争意志的提高和培养，在一次反对学校当局的专治和贪污的斗争中，帮同学们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在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当有的同学在遭到学校默退时，他总是热情鼓励，亲自为他们做好妥善的安排。

陈以文中等身材，头发自然卷曲，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两颊还不时露出酒窝。他学识渊博，能写善讲，并善于与人沟通，给人的印象是热情精干、沉稳朴实，学生们都很尊敬他。

《导报》每期印刷5000至7000份，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中有较大影响，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以文的父母和妹妹回到了沙市，许多战友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先后离开重庆。党组织打算安排陈以文去武汉工作，离家人更近一点，但他考虑到《导报》的需要，为了在国统区更好地开展工作，毅然表示愿意留在重庆。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国统区的人民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起来斗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以及卖国内站的反动政策。

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南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重庆学生积极声援西南联大学生和云南大学学生的的民主运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抗议，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地进行，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由该“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1月16日到19日，当局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此即“沧白堂事件”。

政协闭幕后的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庆祝政协成功，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了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 、陶行知、章乃器、 马寅初及新闻记者60余人，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同学们愤怒抗议，并纷纷去医院慰问。

1946年5月，由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导报》分别出了上海版和重庆版，陈以文被选为《导报》总社副社长兼重庆分社社长，社长是杜子才。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陈以文利用《导报》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坚持做好党的青年工作。

《导报》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陈以文和钟新民等战友还在重庆管家巷28号（即育才学校）内一间约2平方米的小屋内办过公，因为长期都没有正常的食宿条件，吃住常在社员和朋友处“打游击”，身体状况不好的陈以文过早地患上了肺病，经常咯血。

1946年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杀害了为和平民族奔走呼吁的李公朴、闻一多，这一卑劣手段让广大爱国青年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转移学生和人民群众反对内战的注意力，又制造了反苏游行，并集训学生。在党的引领下，学生们纷纷拒绝参加，予以抵制。

1946年12月底，北平（今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重庆各大、中学校师生义愤填膺，在地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群众运动，“美军滚出中国去！”“反对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正义呼声震撼山城。陈以文曾参与发动和组织这一运动，还以《导报》记者的身份出席了抗暴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亲自撰文在《导报》上发表，愤怒声讨美军的暴行。

当时，《导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和组织热血爱国青年进行斗争，陈以文通过《导报》，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其中，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点奔赴解放区，有点去川东农村参加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点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一直在重庆坚持斗争直至解放。

1945年初，党组织发现了一条从重庆经宜昌三斗坪到鄂豫皖解放区的通路，于是动员国统区的部分进步青年到那里去。由于这条路线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派了大批特务在三斗坪堵截，必须另找出路。陈以文在鄂西工作和生活过，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他主动协助当时在中央大学上学的仓孝和向党组织提出了一条新的可行路线的建议。同年5月，党组织批准了这个建议，由仓孝和带领首批人先走，沿途写信或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以便后来的人前去。

这条路线是，从重庆分段乘小火轮或木船到位于长湖南岸的四川巫山县的大溪，再绕大溪步行到野三关，经资丘、都镇湾等地到湖南津市，从津市在藕池口一带渡江，即可到达中原解放区。这条路线全程近八百里。沿途多是荒芜僻静的深山老林。首批人员于7月中旬出发，顺利到达目的地。此后，以中大和复旦大学为中心通过这条线路到中原解放区的人约300多人，仅复旦大学80多个社员就走了三分之一。陈以文也在北碚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为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的重庆，国民党特务遍布，他有一套对付特务的经验，常常提醒同学们在工作中提高警惕，教他们如何识别和甩掉跟踪的“尾巴”。有一次，他从重庆渡江到南岸的途中，发现一个新华日报报童被特务毒打，为了帮助报童脱险，他设法把特务引开，特务紧紧盯住并跟上了他，经过机智的一番周旋，他终于甩掉了“尾巴”。

和陈以文在鄂西结识的宋寒民，当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一个人来到桂林，却没能找到党组织，心里十分苦恼，生活也特别困难。陈以文知道后，把父亲为他买的聿氏英汉大辞典卖了，凑齐宋寒民来渝的路费，还为他在北碚附近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使他重回党的怀抱。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在各地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四川当时是国民党的兵源、粮源之地，按南方局的指示，党组织把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开展农民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以达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目的，为此，党组织号召爱国青年到农村去，开派党员到农村工作。

1947年春，四川省委从重庆撤回延安。根据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安排陈以文去川东农村工作，他和王敏、熊曙东一起下乡。下乡后，陈以文改名陈万生，战友们都称他“小老陈”。陈以文先后在川东地委、川东临委和上级曾霖、邓照明的领导下，在第一工委负责的达县、梁山（今梁平县）、大竹、垫江一带负责武装斗争的工作，并担任第一工委委员，来往于梁山的虎城寨、袁驿乡、屏锦铺，达县的南狱场、大竹的张家场、文星乡，垫江的县城和农村等地。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国民党为了达到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安排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作指挥，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以近百架飞机、大量火炮掩护进攻，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国共产党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当年4月，陈以文和王敏来到垫江县，住在党的地下联络点里。由于我军的战略性撤退，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了延安，敌人一时得意忘形。垫江县的一群国民党，便在县城合作仓库最高的四层楼上，挂出了一副标语“共匪老巢延安已被我军占领”！面对这条标语，大家感到十分气愤。陈以文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竟袭击到了小城！但不要看到敌人今天把标语挂在最高的楼上，这不过是为他们送葬的丧钟而已！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不久的将来，整个垫江、四川还有全中国，都是人民的天下！明天想办法把它扯下来吧！”经过同志们的共同研究，当晚由张秋君出面，邀请国民党部垫江县委书记陈帮泽去合作仓库楼上打麻将。第二天清早，那副标语就不翼而飞！国民党顿时惶恐不安。县长、团长、警察局长一起出动，立即宣布戒严，关起城门捉拿“奸匪”，并限期24小时破案，每天傍晚五点钟就关城门，结果他们徒劳无功。标语事件一时轰动全城。

1947年6月，垫江女中特支成立，垫江女中被确定为重庆与游击区的转运站。10月，陈以文兼任中共垫江女中特支书记。陈以文领导垫江女中特支积极展开革命活动，在校内发展党员，团结了大批进步师生，不断为游击区转送同志和运送物资。垫江女中特支建立后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掩护、转送从重庆等地转来的近10名共产党员到游击区，掩护胡正兴等人运送收音机和枪支弹药等物资到游击区。

1947 年秋，陈以文在建立垫江女中特支期间，与王敏一道到垫江栗树场（现普顺镇）一带考察、发展党员，建立联络点。陈以文首先恢复了孔繁祜的组织关系，在孔繁祜家建起联络点。之后，陈以文同孔繁祜一道到大顺场（现普顺镇）华头滩做好樊孝荣、樊孝礼和严永炎的教育培养工作，在严永炎家建起又一个联络点。山后区石滓乡党支部书记朱麟化装成理发师，来到大顺场华头滩与陈以文接头。当日参加了在华头滩严家大院侧边的高脚吊楼上举行的重要会议。最后议定：梁山县阴平、云龙乡和垫江县栗树场为中心的开辟工作由兰蒂裕、朱西园、孔繁祜、程传锡负责；周嘉、大顺一带新区的开辟工作由朱麟承担。

当时邻、垫、梁无公路，仅有一条汉渝公路经过大竹、邻水，但无客车来往，因此，不管是在农村的组织联络，还是回重庆汇报工作，都靠步行。陈以文在重庆办《导报》时就练成了一副铁脚板。为了避免敌特的盯梢和追踪，他穿越丛林小径，利用早晨和傍晚时间走路，四五十华里的山路，他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走完。

一次，他为了把油印好的《土地法大纲》从垫江送到九十多华里的梁平，清早由垫江女中出发，90里山路只用了6个小时，当受命在中途截他的特务到达时，他早超出特务几十里外了。敌警察局长忍不住哀叹道：“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敌人更是把他传说得神乎其神，说他能够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还悬赏500大洋抓他。

1947年7月下旬，曾霖安排陈以文去大竹县的张家场工作。张家场位于明月峡山麓，场后峰峦起伏，山势横亘，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这里又是大竹、邻水两县毗连地带，民风强悍，反动政府鞭长莫及，统治力量薄弱。途中，他对同行的胡正兴说：“我们要搭伙干了，干他个一两年就差不多了（指蒋介石快完蛋了）！”他对解放战争满怀必胜的信心。

在大竹县的张家场、文星场、杨通乡一带，陈以文和从重庆育才学校回乡闹革命的陈尧楷、徐相应、徐永培等人一起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苛捐杂税（简称“三抗”）的群众运动。 

陈以文还善于利用当地农村的“难交会”、“山王会”、“姊妹会”等民间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翻身闹革命。在此基础上，他还秘密组织了“农民翻身会”，以此作为开辟群众工作的骨干，在群众运动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他抓住一切时机，向农民兄弟讲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土地法大纲，向农民群众宣传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劳苦大众才能翻身求解放等革命道理，进一步发展了川东农村革命的大好形势，播下革命的火种。

在“三抗”运动中，陈以文善于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充分采用变工方式，他把十多个适龄青年组织起来，轮流到各家干活、吃住。这样既有利于搞抗丁，又有利于生产互助，一旦发现拉壮丁的来了，大家共同抗击，使敌人不易得手，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此基础上，陈以文还积极抓好建党、建军、建立两面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简称“四抓”）等工作，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附近一带的乡几乎都有了党员，有的还掌握了敌人的乡政权，同时，农村的革命武装——武工队也随之建立起来。

武工队一建立，就开始生龙活虎地开展活动，除了执行战斗任务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外，平时一面参加劳动，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敌运动，一面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

陈以文和武工队员一道工作、学习，一起战斗、行军，晚上一块儿滚地铺。武工队里有一名年轻女大学生，因身上长了虱子，心里很恼火。他知道后，语重心长对她说：“这个生活关一定要过好，要不怕脏，不怕苦，才能接近贫苦农民，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又长期在学校念书，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向农民兄弟姐妹闷学习，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农村工作中，他以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力求克服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总是努力使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剃了头发，平常穿着当地农民的服装，夏日头顶草帽，雨天头戴斗笠，脚踏草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劳地深入到贫苦农民群众之中。有时，他还赤着脚和农民兄弟一起锄草、插秧、打谷，皮肤晒得又黑又红。

因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劳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了，经常咯血，组织和同志们都很关心他，希望他注意身体。他对大家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就是牺牲个人，也是值得的！”他一直忘我地带病工作，待咯血情况稍有好转，又和武工队一起活动。

他还亲自刻写钢板，翻印《挺进报》（垫江版）和《土地法大纲》。他和战友们共同创作的《十把扇》、《一杆红旗哗啦啦飘》等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歌词中唱道：“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人民为己任！”……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川东地区，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陈以文一贯主张最大限度地争取感化地方武装，做好策反工作，当时，大竹石子乡牛头寨有个叫邓如璋的“舵把子”（即袍哥大爷），是个土匪头子，陈以文亲自深入虎穴，对邓如璋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劝他改邪归正，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邓如璋，还和他签订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君子协定”，之后，武工队就可以在那一带的山上活动了。

对于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和地方反动势力，陈以文则坚决予以打击。在与张家场连界的邻水县护邻乡，有个叫包子明的伪县参议员、恶霸地主，在当地作恶多端，深遭人民的痛恨，他扬言要把附近的共产党赶尽杀绝，是我党工作中的一大障碍。陈以文和陈尧楷等人经过研究，决定铲除他。于是制定了周密计划，果断地采取措施，安排两名武工队队员夜袭包宅，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包子明，为民除了害。群众们欢欣鼓舞，把当时的伪乡长包益吓得吃喝不香，坐卧不安。为此，武工队还他们还专门编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红鼻子包子明，一命归了阴，吓得那包益龟儿行座不安稳，呀嗬依呀嘿！这里去求神，那里去搬救兵。武工队真英勇！求神救兵都无用，我们劝你还是老实一点罗，呀嗬依呀嘿！

陈以文在农村工作时，非常重视自我改造，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克服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和陈尧楷、徐永培等人一起不到三个月，在张家场和杨通乡发展党员近百人，革命群众两三百人，建立了两支各三四十人的武工队，战斗力强，这两个乡为当时川东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临委书记王璞到此检查工作时，把这里和梁达虎南区誉为“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8年春节前夕，邓照明和王敏带着队伍在北边梁山的虎城寨、大树坝、黄延乡一级达县的南狱场一带举行武装起义时，陈以文也带着武工队在南边的大竹县张家场、文星场、杨通乡举行了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枪声震惊了敌人，国民党慌忙派重兵“清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大竹县的张家场、文星场、杨通乡等地进行清剿，陈以文与陈尧楷、徐相应等人带着武工队与敌人周旋，和敌保安队以及三县联防队组成的约两三百人的清剿队伍在杨通乡山上的苏家沟打了一仗。那天拂晓，武工队队员发现了敌情，立即作好战斗准备，由于敌众我寡，武工队一边应战，一边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工作，并迅速占领了制高点。激烈的战斗从早晨开始，一直坚持到傍晚，打得敌人节节败退，不敢上山，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当晚深夜，密林里寒气袭人，陈以文与陈尧楷、徐相应共同研究决定，乘敌不备，巧妙突围，在他的带领下，武工队队员机警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安全撤到山下，无一伤亡。

武工队成功突围之后，化整为零，分批转移。陈以文于2月中旬，化装成卖笔墨文具的小商贩，提着竹篾兜儿，装些徽州墨锭、狼毫毛笔等，不畏风险，翻山越岭，向梁、垫方向进发，在垫江与梁山交接的地区，陈以文选择梁山县属阴平乡大坪寨作据点。此地距梁、垫县城各百余华里，地方偏僻，周围丘陵起伏，惟大坪寨高出地面四、五百公尺，较为险要。组织决定将回龙支部组织委员兰蒂裕同爱人调此落户，建立梁垫特支。以此深入发动群众，同时开展统战、农运、学运、妇运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忠梁垫边区工委，陈以文被任命为工委书记，谭绪为副书记。其工作范围是东至梁平县城，西至垫江县城，北至忠县金鸡、花桥，南至垫江周嘉、晓兴。在梁、垫特支下成立普顺党小组，在梨树场孔繁祜家以及大顺场严永炎家均设据点，开展抗丁、抗粮、抗捐等工作。在陈以文的领导下，普顺地方开展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从1948年3月至11月，陈以文主持忠、梁、垫工委，先后建立了普顺、大坪寨、大堰沟等地的党组织，发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搞好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武装，两面政权。在普顺地区组织“难交会”、“姊妹会”、““同庚会”、“青苗会”、“农翻会”、“抗丁队”等群众组织，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发展农翻会员200多人，开展了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在陈以文的领导下，普顺地方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1948年10月，党内出了一个叛徒，名叫冉孟智，他为了邀功请赏，出卖了陈以文，陈以文的身份被暴露，敌人开始千方百计地追捕他。

10月28日晚，陈以文在垫江周嘉场开会作统战工作时，被家住当地的军统特务邓乐群向西南长官公署派来的特务专员蒋树发跟踪告密，垫江伪警察局派出了一个中队，将开会的地方团团围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陈以文和朱麟、陈邦文等党内同志以及一个外围群众同时被捕，敌人如获至宝，连夜把他们押到了周嘉场乡公所里。

次日晨，天刚破晓，特务专员蒋树发、伪县长谭俊明、国民党垫江县县委陈帮泽、伪警察局长贾竹中等专门赶来审讯陈以文。

敌人问：“你们谁是陈以文？”陈以文临危不惧，镇定地说：“我就是，你们悬赏500大洋捉拿的人在此！”敌人指着同时抓来的那个外围群众问他：“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共产党？”陈以文摇摇头：“不认识。”敌人就把那个外围群众拉到隔壁房间去了。后来因为没有证据，将那个外围群众释放了。

敌人指着陈邦文问：“他是你的什么人？你们是什么关系？”

陈以文轻描淡写地回答：“他是我做笔墨生意的脚夫。”

敌人又指着朱麟问他：“他是谁？”

“他是我做笔墨生意的伙计。”陈以文应对自如。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主客关系，合伙做生意的。”

敌人又问：“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垫江还有哪些人是你们的同党？”陈以文轻蔑地看着他，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们的人很多，整个周嘉场、垫江县，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党！”

国民党垫江县县委书记陈帮泽要陈以文悔过，陈以文不客气地教训他说：“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为理想献身，我没有一丝过错要悔！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是你们，陷害人民的是你们，整得老百姓无法安生的是你们！你们才该深深地悔改！”

敌人恼羞成怒，对他严刑拷打，还用烙铁烫破了他的手，陈以文被折磨得鲜血淋淋，但他视死如归，痛斥蒋介石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掀起全面内战，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见他一身硬骨头，从他嘴里也问不出什么，敌人担心武工队来劫牢，急急忙忙地把他押往垫江县城。

陈以文在垫江县城关了约十来天后，被押送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的第二处。在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敌人又从渣滓洞狱中提出先被捕入狱的地下党员付伯雍（被捕前在垫江女子中学当老师，因参加地下党活动不幸被捕，关进渣滓洞），和陈以文对质，敌人把陈以文推到付伯雍面前，喝问道：“认识他吧？你的兄弟伙！”

陈以文看看付伯雍，戏弄敌人说：“我的兄弟伙都在垫江，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往来，我也不认识他！”

敌人气急败坏地说：“给他上老虎凳，看他招不招！”

这时特务头子徐远举走进来，假惺惺地说：“先不忙动刑，让他考虑两分钟。”他叼着烟卷，围着陈以文转了一圈，轻言细语地说：“你们都是大学生，应该早就明白，共产党不适合中国国情，年轻人受人蛊惑误入歧途也情有可原，如今你是性命难保，只要你及时回头，我可以让你在党国当个官，前途无量！”陈以文轻蔑地说：“不可能！你们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完蛋了！”

见他不识相，特务们对他拳打脚踢，陈以文始终坚持他和付伯雍素不相识，为掩护战友，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让他签字画押，把他押回牢房。

1948年12月31日，在第二处关押半月后，陈以文被送往渣滓洞监狱长期监禁。

陈以文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上的五号牢房。和高精益 、李承林 、雷震 、周鸿钧、尹慎福 、陈鼎华 、李明辉 、黄绍辉、 唐慕陶、 唐虚谷、 石文钧 、胡作霖关在一起，女牢的人有江竹筠（小说《红岩》“江姐”原型）、邓惠中（小说《红岩》““双枪老太婆“”原型）、李青林 、杨汉秀 、胡其芬 、左绍英、 马秀英、 张静芳 、李惠明 、陈继贤 等人。

当难友们听说他是忠梁垫工委负责人时，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倾听他讲述狱外解放战争的形势。陈以文把辽沈战役的胜利消息和淮海战役的布置、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活捉、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的情况，讲得绘声绘色，还有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三百万，不管数量上、质量上，都大胜以往。这些好消息，陈以文简明扼要用竹签子笔写在草纸上，通过“茅房新闻”向各牢房传播，鼓舞了难友们把牢底坐穿的信心和决心。

在狱中，陈以文与敌特斗争，表现英勇顽强。他积极组织难友参加春节联欢活动，开展饮水斗争，他和唐虚谷、陈作文、刘石泉等烈士同是男牢房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陈以文是个积极乐观的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在狱中积极组织难友学理论、学文化，向难友们传达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突破一点，推广全面”的党的工作经验。他还把已背熟的《反对自由主义》、《土地法大纲》用竹签子蘸上碳粉泡的墨水，工整地写了出来，供难友们学习。在帮助同牢房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难友学习时，他十分耐心，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还向他们普及科学常识。

陈以文除了临危不屈，坚持革命气节以外，他还有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由于他身体很坏，又有肺病，身上带有一些药品，即使是在肺病复发时，他也舍不得用，全都送给了在那个“活棺材”里生病的难友们，充分展现了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

1949年11月14日，一个阴霾弥漫的黄昏，歌乐山下寒风阵阵，渣滓洞响起了急促的梆子声。这时，门外开来了三辆卡车和一辆小吉普车，从卡车上跳下十多个臂挂美国卡宾枪的特务，一个个杀气腾腾。在看守长的陪同下走进牢门。敌人借口转狱，进入男女牢房凶狠地点名提人。当从五号牢房提出陈以文和唐虚谷时，同室的难友们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但陈以文心情平静，和难友们热情握手告别说：“我们快胜利了，再见了！”他夹着被盖卷从楼上下来，不时回过头来，以他坚定沉着的目光，深情地向难友们示意告别。之后，他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牢房，登上卡车。

当天晚上，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朱麟等30位革命志士在壮烈的国际歌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敌人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一幢平房右侧的屋子里。过后，丧心病狂的敌人仍不罢休，为了进一步毁尸灭迹，将烈士们的遗体全部抛入了镪水池中。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了解放，而陈以文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牺牲时还不到27岁。

陈以文把青春、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光辉的英雄业绩、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人们开拓前进。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有这样一面英烈墙，墙上不仅有烈士的肖像，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出生年月及牺牲时间，前来参观的民众看到牺牲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时，都不禁会发出一声感慨，到底是什么支撑这群年轻人，让他们如此坚定、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呢？

我们从其中一位烈士的身上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他曾被敌人称为是共产党里的神行太保，同时也在重庆大学留下过光辉的战斗足迹，他就是——陈以文烈士。

在今天的“让烈士回家——红岩精神走进重庆大学”主题活动上，红岩联线的讲解员们，给现场师生分享了陈以文烈士的故事。

陈以文，字济之，化名方生。

陈以文从小聪明好学，成绩十分优异。1940年9 月，十八岁的陈以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陈以文考入重庆复旦大学，和过去的老同学魏世桢、杜子才碰头，三人携起手来并肩战斗。次年初，陈以文只身去化龙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青年组刘光同志接头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学运工作。

1947 年春，四川省委从重庆撤回延安。党组织派陈以文去川东农村工作，他和王敏、熊曙东等在“邻、大”工委曾霖领导下，开辟了梁（山）达（县）境内的虎（城）南（岳）区和大竹山后区两块游击根据地。

陈以文以大竹张家场为据点，通过陈尧楷的“山王会”广泛团结群众，发展党组织，在竹垫边区的大竹境内，建立了杨通乡特支、石滓乡特支和文星特支。他和陈尧楷、徐永培、徐晓鸣等人不到三个月，发展党员几十人，革命群众三百余人，在张家、杨通建立了两支武工队，战斗力强，为当时川东一工委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临委书记王璞到此检查工作时，把这里和梁达虎南区誉为“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7 年6 月垫江女中特支成立，垫江女中被确定为重庆与游击区的转运站。10 月陈以文兼任中共垫江女中特支书记。中共垫江女中特支积极展开革命活动。在校内发展党员，通过党员在校内活动，团结了大批进步师生，不断为游击区转送同志和运送物资。垫江女中特支建立后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掩护、转送从重庆等地转来的近10名共产党员到游击区，掩护胡正兴等同志运送收音机和枪支弹药等物资到游击区。

1947 年秋，陈以文在建立垫江女中特支期间，与王敏一道到垫江栗树场（现普顺镇）一带考察、发展党员，建立联络点。陈以文首先恢复了孔繁祜的组织关系，在孔繁祜家建起联络点。之后，陈以文同孔繁祜一道到大顺场（现普顺镇）华头滩做好樊孝荣、樊孝礼和严永炎的教育培养工作，在严永炎家建起又一个联络点。山后区石滓乡党支部书记朱麟化装成理发师，来到大顺场华头滩与陈以文接头。当日参加了在华头滩严家大院侧边的高脚吊楼上举行的重要会议。最后议定：梁山县阴平、云龙乡和垫江县栗树场为中心的开辟工作由兰蒂裕、朱西园、孔繁祜、程传锡负责；周嘉、大顺一带新区的开辟工作由朱麟承担。

吉星场的袍哥爷邓如璋，有人枪数十，扎棚子于牛头寨山上，出没于明月峡山脉。陈以文和王少全同去做邓的工作，邓终于将他的人马编成武工队“独立中队”。1948年2 月6 日（农历1947年腊月27 日）邓如璋阳奉阴违，表面听从指挥，暗地与大竹专署勾结，率匪军进犯与游击队交战，打响了张家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即是“上川东二月暴动”。陈以文、陈尧楷率领的游击队，沉着应战，边打边撤，击毙多人，敌特不敢追。此时，敌特又从垫江方向开来一个保安队，游击队两面受敌，一面还击，一面向深山密林撤退。至深夜，乘敌不备，机警地突出了包围圈，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游击队突围之后，化整为零，分批转移。陈以文于2月中旬，化装成湖北卖笔墨文具的小商，提着竹篾兜儿，装些徽州墨锭、狼毫毛笔等，不畏风险，翻山越岭，向梁、垫方向进发，另建据点。

1948 年春，陈以文来到垫江与梁山交接的地区，选择梁山县属阴平乡大坪寨作据点。此地距梁、垫县城各百余华里，地方偏僻，周围丘陵起伏，惟大坪寨高出地面四、五百公尺，较为险要。组织决定将回龙支部组织委员兰蒂裕同爱人调此落户，建立梁垫特支。深入发动群众，同时开展统战、农运、学运、妇运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忠梁垫边区工委，陈以文为工委书记，谭绪为副书记。他们的工作范围：东至梁平县城，西至垫江县城，北至忠县金鸡、花桥，南至垫江周嘉、晓兴。在梁、垫特支下成立普顺党小组，在梨树场孔繁祜家，在大顺场严永炎家均设据点，开展抗丁、抗粮等工作。

陈以文从1948 年3 月至11 月，主持忠、梁、垫工委，先后建立了普顺、大坪寨、大堰沟等地的党组织，发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搞好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武装，两面政权。在普顺地区组织兰交会、姊妹会、生辰会、同庚会、青苗会、农翻会、抗丁队等群众组织，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发展农翻会员200多人，开展了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在陈以文的领导下，普顺地方开展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1948 年11 月，垫江周嘉场党的外围组织混入了中统特务邓乐群，陈以文身份暴露后被捕。在周嘉场乡公所里，陈以文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沉着刚毅，痛斥蒋介石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掀起全面内战，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陈以文在垫江关了约十来天后，被押送到重庆二处。在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面劝降，封官许愿，也遭到他拒绝。在二处关押半月后，被送往渣滓洞监狱长期监禁。

陈以文被押进渣滓洞楼上五号牢房。当难友们打听到他是忠梁垫工委负责人时，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倾听他讲述狱外解放战争的形势。陈以文把辽沈战役的胜利消息和淮海战役的布置、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活捉、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的情况，讲得绘声绘色；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三百万，不管数量上、质量上，都大胜以往。这些好消息，陈以文简明扼要用竹签子笔写在草纸上，通过“茅房新闻”向各牢房传播，鼓舞了难友们把牢底坐穿的信心和决心。在狱中，陈以文与敌特斗争，表现英勇顽强。他积极组织难友参加春节联欢活动，开展饮水斗争，帮助难友学文化、学理论，都很认真。他和唐虚谷、陈作文、刘石泉等烈士同是男牢房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1949 年11 月14 日，一个阴霾弥漫的黄昏，歌乐山下寒风阵阵，渣滓洞前特务杀气腾腾。国民党特务从狱中叫出江竹筠、王敏、陈以文等30多名共产党员，押上一辆大卡车，向电台岚垭奔驰而去。他们在电台岚垭一幢平房右侧的屋子里，挖掘了一个大坑，分三批屠杀了这些革命者，陈以文是其中之一。

陈以文牺牲时不到二十七岁，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名字永远留存在垫江的史册上。

创办国统区内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刊物《中国学生导报》

陈以文中学时期便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满怀一腔热血的陈以文来到了大后方重庆，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便在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下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开展革命工作。

而这个时期的陈以文主要从事的就是学运工作，他深知青年学生也是国家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一定要唤起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在特殊历史时期应有的社会担当和责任。

陈以文随后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在渝的众多著名大学的一大批进步学生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这份报纸完全称得上是国统区青年学生当中的“新华日报”。

后来《导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连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沈钧儒、冯玉祥将军等人也都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和扶持。

然而，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后，《导报》被迫停刊。《导报》从创刊到停刊总计出版五十六期，是当年在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刊物。

而陈以文同志神行太保的本领就是在导报停刊之后，练就出来的。

长期农村工作中练就“铁脚板”被称为“神行太保”

1947年为了牵制国民党在大后方的武装力量，陈以文被组织任命为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负责到大山里面去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陈以文为了更好地工作，剃了头发，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每天翻山越岭，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劳地往返于各村镇之间，有时，还赤着脚和农民兄弟一起锄草、插秧。就是在这样长期的农村工作中，他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一次，陈以文为了把秘密文件送到目的地，6个多小时跑了九十里的山路。当受命在中途拦截他的特务到达时，早就被他甩得远远儿的。连敌人的警察局长也忍不住感叹到：“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

随后敌人把他传得神乎其神，有说他能够飞檐走壁，还有说他来无踪去无影，陈以文“神行太保”的称号就是如此得来的。

半年不到的时间，陈以文在自己所工作的区域发展党员近百人，建立了两支各三四十人的武工队。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陈以文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面对同志们的慰问，陈以文总是微笑着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我们吃点苦又算的了什么，就是牺牲，也是值得的。”

1948年12月，因叛徒出卖，陈以文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狱中的陈以文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心态，对胜利充满着信心。他还和江姐等同志一起，以各种形式鼓舞狱中难友们的士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心系民族大业、满怀爱国赤诚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倒在了刽子手的屠刀之下。1949年11月14日，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同志壮烈牺牲在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

1940年9月，在省立建始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至1946年夏，在复旦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读书。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任中国学生导报社副社长。1947年春，奉命去上川东参加武装斗争。1948年12月在垫江被捕，1949年11月14日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烈士的遗体被敌人投入镪水池中灭迹。

陈以文，又名陈济之，陈方生。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成绩优秀。进入初中以后，视野逐渐开阔，关心国家命运，立志报效祖国，献身革命。

由鄂入川 千里找党

1941年1月，陈以文在湖北建始高中毕业，是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其影响迅速波及鄂西一带。陈以文根据党组织决定，离开建始县进行隐蔽，不巧辗转中与党失掉了联系。

为了寻找党组织，1942年7月，陈以文由湖北枝江县来重庆。当时，他在建始高中的好友杜子才、魏世桢在复旦大学读书，陈以文因此也到了北碚夏坝。这年秋天，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理学院，就读于化学系，直至1946年夏天毕业。

1943初，陈以文找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头。当时是隐蔽时期，国统区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虽不能恢复党的关系，但取得了党的直接领导。从此，陈以文和杜子才等同志并肩战斗，根据党“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地开展了革命工作。

陈以文不仅自己想尽办法找到党，而且还非常关心其他同志，仓孝和是他在建始高中的好友，当时在中央大学读书，陈以文和刘光同志取得联系后不久，就帮助他与该校进步力量负责人吴佩纶建立了联系，使他后来也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陈以文来北碚之前，在鄂西结识的共产党员宋寒民，当时也在到处找党，只身到了桂林，精神苦闷，经济困难，陈以文知道此情况后，便把自己一本十分珍爱的工具书《韦氏大辞典》卖了，资助宋寒民来重庆一道工作，并想法为他找到教书职业。后来，宋寒民经党组织介绍，由重庆去鄂豫皖解放区。

陈以文恢复党的关系，是在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他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决心更好地为党工作，为革命贡献出一切力量。

肩负重任 尽心办报

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第三阶段。在南方局的支持和领导下，以复旦大学为主的重庆进步学生，为了反映爱国学生的呼声，坚持坑日民主的政治路线，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拥护抗战，反对内战，决定创办《中国学生导报》(简称《导报》)。1944年7月4日，在北碚夏坝“江风”茶馆，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简称“中导社”)。同年12月22日《导报》公开出版。“中导社”的总社设在复旦大学，杜子才任社长，陈以文任副社长。《导报》总编辑戴文葆，抗战胜利以后，总社随复旦大学迁到上海，《导报》分为沪版和渝版，陈以文任重庆分社社长，当时总编辑是范泰枢，在陈以文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在《导报》上花的精力最多，他尽心竭力办好《导报》，通过《导报》指导和推动学生运动。

中国学生导报社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团结教育青年的一个半公开的进步学生团体，除了编辑出版和发行《导报》外，还开展其他革命活动，成员遍及重庆各大学和许多中学。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导社”作为一个社团，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发动社员参加了沧白堂、较场口的群众集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中国学生导报》是一张四开版的铅印小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印刷5至7千份。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中发行。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导报》对国统区特别是重庆地区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时，设四个工作机构：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陈以文任推进委员会主任，为了宣传“中导社”的宗旨和发展组织，他的足迹遍及当时重庆的大、中学校。他热情、精干、朴实，中等身材，身着陈旧整洁的学生装，和他接近，就倍感亲切，真有“一见如故”之感。陈以文常代表“中导社”到各校看望进步同学，向他们宣传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形势和国统区人民的呼声，宣传“中导社”的工作，深入了解和关心大家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在进步学生中吸收社员，发展“中导社”组织。如当时的市女中学生，以后又到重庆大学读书的宋廉嗣等同志，就是陈以文亲自培养和吸收为“中导社”成员的。

陈以文在校成绩很好，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也很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在读高中时，就认真阅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革命书籍，并把他引上了革命的征途。因此，他在“中导社”的工作中，非常关心青年的成长，积极组织社员阅读革命书籍，给社员讲课，鼓励大家和反动派作斗争。1945年，在重庆临江路范泰枢家中，曾为市女中、文德女中等学校的“中导社”成员讲时事，讲《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组织大家唱《兄妹开荒》、《古怪歌》、《茶馆小调》等进步歌曲。1946年，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国民党特务遍布山城，革命群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陈以文经常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教社员们如何识别和甩掉“尾巴”(指跟踪的便衣特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国学生导报社设在北碚东阳镇一所叫“潜庐”的院子里，住在那里的还有复旦大学核心小组成员杜栖悟、著名教授陈望道。“中导社”的重要活动和《导报》的工作，也都在那里进行，但《导报》的审稿、校对、印刷等却是在重庆市区完成的。陈以文因工作需要，有时晚上从北碚步行进城，第二天又赶回学校，与大家一道折叠，分发《导报》。为了减少邮检和扣押的危险，《导报》的发行方式，大部分采取由各校通讯员直接送发，邮寄只是一小部分，这份报纸，开初只是在重庆各校流传，后来销售到很远的外地。

陈以文身为总社副社长，既要主持社内日常事务，又要到重庆各校为《导报》组织稿件，了解发行情况，有时还要自己动手撰稿，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时重庆公共汽车很少，而《导报》经费又很紧张，来往多是步行，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积劳成疾而患了肺结核病，有时甚至吐血。

《导报》的经费，一直很困难，除党组织支持部分外，主要靠募捐和进步人士支援，陈以文曾以《导报》的名义，组织音乐学院和中大音乐系的进步同学，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民歌演唱会进行募捐，著名进步人士史良也曾给《导报》以较大的经济援助。陈以文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的父母和妹妹也从沙市逃难来到北碚，住在黄桷镇，全家挤住在一间斗室内。为了维持全家生活，陈以文还挤出时间到北碚歌剧学校兼课，挣得一份微薄的工资，以一半捐作《导报》经费，一半留给父母，全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陈以文很重视“中导社”内部的团结，也善于做思想工作。‘1945年夏天，在复旦大学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开始是对社里的工作提意见，但又出现了闹纠纷的情况，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陈以文分别与有关同志谈心，使这些同志分清了是非，顾全了大局，大家又团结战斗了。因此，《中导社》的同志对陈以文同志有这样的赞美：“艰苦朴素，舍己为人，是社中团结的象征，工作的模范。”

《导报》还受到周恩来和吴玉章同志的注意和关怀，并作了重要指示。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对《导报》的同志说；“报纸的调子要低一点，要能团结更广泛的同学，要争取长期存在下去，现在抗战虽然胜利了，前面还有许多困难，要争取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在下去。”在《导报》分为沪版和渝版后．吴玉章也对《导报》的同志说过，报纸不要搞得太红了，要争取在时局逆转时也能生存下去。

陈以文牢记党的教导和革命前辈的期望，抗战胜利以后，他的父母回沙市去了，许多一起共事的同志也因工作需要先后离开重庆，党组织曾考虑派他去武汉工作，但他想到《导报》的需要，便毅然向党组织表示，决心继续留在重庆工作，他紧密团结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办报。《导报》自1944年底创刊至1946年5月总社迁上海，共出版三十七期，重庆版一直坚持到1947年秋才被迫停刊。从创刊到停刊总计出版五十六期。《导报》是抗战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刊物。

开辟通道 奔赴中原

1944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局面，进行最后挣扎，占领贵州独山，重庆震动。蒋介石发动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与此同时，在鄂、豫、皖、湘、赣五省根据地组建的新四军第五师，与奉命南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等部队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南军区。使中原解放区迅速扩大，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根据中原局的这个要求，和抵制所谓青年从军运动，南方局决定组织一批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后方大、中学校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

知识青年到中原去的具体组织工作，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在重庆设立了三个输送点：一是北碚地区的复旦大学；二是沙磁区的中央大学；三是城中心管家巷二十八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复旦大学输送点是杜栖悟负责，陈以文具体负责串联组织学生，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复旦大学输送点，主要动员组织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和周围有关系的进步青年。陈以文除在本校“中导社”成员和进步同学中进行发动组织外，还到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学校等单位秘密串联活动，他满怀激情地宣传南方局的号召，宣传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向他们讲述申请和批准的手续，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和沿途情况等等。每当一批青年准备就绪整装出发时，陈以文总是到嘉陵江边送行，一再叮嘱沿途多加小心。

当时，凡去中原解放区的青年，都要由输送点负责人直接见而谈话后，写好自传，转交南方局青年组审批，并编成三至五人的行动小组，然后通知准备路费，编造履历、准备“口供”，相应身份证明和化装等等。这些准备工作，都由各输送点具体负责。为筹备路费，许多大学生上街摆地摊，卖衣物、相互支援，确实困难的才由组织资助。他们都是怀着上战场，杀日寇、甘洒热血的激情，冒着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作出了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的抉择。

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原先有两条：一条是由重庆乘船东下到湖北三斗坪，上岸步行石首、松滋、藕池口去解放区；二条是由重庆乘车至广元，经汉中、安康、襄樊去解放区。但走这条路线的人很少，后因湖北三斗坪这条线路，被国民党发现，派出特务加紧封锁很不安全，也很难通过，使输送工作遇到很大困难。陈以文是鄂西人，与中央大学学生仓孝和等在建始县读过书，又曾在湘鄂一带工作过，地理条件比较熟悉。因此，他与仓孝和多次研究，共同制定了第三条线路。这是一条翻山越岭，道路崎岖的山林小径，也是一条比较安全的线路，是由重庆乘船至奉节，出瞿塘峡在黛溪镇上岸，经三里坝、渔洋关、澧县、枝江、津市、藕池口、白鹭湖等23个地方，到达中原解放区的熊口。这条线路经南方局同意后，为安全地输送知识青年去解放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原定输送300人去中原解放区，但在1945年春夏，实际输送了500人。复旦大学输送点在杜栖悟、杜子才，特别是陈以文同志的具体动员组织下，共计输送100余人。其中有名可查的复旦大学15人，江苏医学院11人、武汉大学15人，燕京大学4人，国立剧专，歌剧学校等19人。还有这些学校的学生联系的其他进步青年，也一起去解放区了。他们到达中原解放区后，除部分由地方安排外，多数参加了部队工作，在解放战争和地下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加多人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全国解放后，这些当年奔赴中原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被捕入狱 英勇献身

1947年春，党组织派陈以文去上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川东临委和曾霖、邓照明等同志领导下，先后任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兼大竹山后区委书记)，忠(县)梁(山)垫(江)工委书记。他脱下学生装，剃个光头，足穿草鞋，晴天戴草帽，雨天戴斗笠，打扮成走乡串镇的商贩。并改名陈方生，奔走于达县、梁山(今梁平县)、大竹、垫江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进行统战工作，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陈以文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又因重庆“《挺进报》事件”后叛徒出卖，他被特务列为重点缉捕对象，并悬赏500大洋买他的头。1948年12月下旬，陈以文和朱麟、陈邦文等在垫江周家场工作时，被当地恶霸邓乐群告密，西南长官公署派来的特务专员蒋述发和县警察局一个中队，头天晚上逮捕了朱麟，次日早晨，在周家场檀树村陈邦文家里，陈以文和一些群众也被捕了。

陈以文等先被押到周家场乡公所，接着关进垫江县监狱，特务专员、县长、警察局长等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和严刑逼供。

敌人问道：“谁是陈以文?”

陈以文沉着地回答：“我是陈以文，就是你们悬赏500大洋要捉拿的陈以文。”

敌人指着陈邦文说：“这是你的什么人?是啥子关系?”

“他是我做笔墨生意的脚夫，下力人。”他不紧不慢地回答。

敌人又指着朱麟问：“他是谁?”“他是我做生意的伙计。”陈以文还是泰然自若回答敌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合伙做生意的，是主客关系。”

敌人继续追问：“你们有多少人?哪些是你们的同党?”

“我们的人多得很，整个周家场、垫江县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党。”

“垫江有多少共产党?”

陈以文愤怒地回答：“不知道。”

敌人火了，给陈以文上了刑，他咬紧牙关，怒目直视，一句话也不说。

反复刑讯逼供，敌人一无所获，被迫释放了被抓来的群众，陈以文等三人由特务专员蒋述发押送到重庆。

1948年12月31日，陈以文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楼上五室，与刘德彬、唐虚谷等囚禁在一起，他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向难友们传达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消息，把入狱前记熟了的《反对自由主义》，《土地法大纲》和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文件，用竹签子蘸着木炭粉浸泡的墨水，工整地写出来，供难友们学习，还帮助文化低的难友补习文化，讲授通俗的科学常识。

1949年11月14日傍晚，渣滓洞监狱响起急促的梆声，大门外炭坪上开来四辆军车，接着看守长到各个牢房点名提人，楼五室陈以文扶着唐虚谷走出来，江竹筠、李青林、蒋可然、王敏、朱麟等同志也分别从牢房走出来了。敌人借口是转狱，难友们互相望了望，心里都很明白，敌人要对他们下毒手了。

陈以文平静地和难友们一一握别：“同志们，天快亮了，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再见。”

在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在庄严的《国际歌》声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陈以文等30位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8年1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正在垫江周家场一户村民家认真研究工作，突然听到屋外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和急促的警犬声，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垫江警察局派出的一个中队包围。随即，他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周家场乡公所。这位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年轻人，就是中共川东特委一工委委员陈以文。

1922 年，陈以文出生在湖北沙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35 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武汉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出于爱国热情，正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的陈以文，也自发走上街头，参加罢课游行，要求国民党停止战，一致抗日。通过这次活动，他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嘴脸，抗日救国的火种就此在他心中播下。

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夕，陈以文就读的湖北省立高中迁至建始县。这期间，陈以文经常主动和杜子才等人讨论时局，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共同探求革命真理。通过不懈努力，他的思想素质有了极大提升，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他热切地向往延安，强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而奋斗。

1940年7月，经共产党员魏世桢介绍，陈以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鄂西一带，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在建始地区大肆搜共产党人及爱国进步人士。面对白色恐怖，党组织适时作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陈以文先后转移到湖南安乡、湖北松滋和枝江一带。这段时间，陈以文虽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一面积极寻找组织，一面坚持为党工作。在几所学校教书期间，他主动团结师生，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扩大党的影响，还亲自在师生中教唱《蒙汉青年进行曲》《长江曲》《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等进步革命歌曲，极大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1942年7月，为寻找党组织，陈以文来到重庆，历经艰辛，终于在1943年初找到了党组织，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了头，此后，他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陈以文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党组织指示他转移到华蓥山农村，配合解放战争，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

来到华蓥山，陈以文改名为陈云生，并担任中共川东特委第一工委委员。在抗丁运动中，他把十多个青年组织起来，轮流到各家干活、吃住，这样既有利于抗丁，又有利于生产互助，一旦发现拉壮丁的人来，大家便共同抗击，有效保存革命力量。在此基础上，陈以文还积极开展党建、军事和统战工作，建立了许多基层党组织，有的组织还夺取了敌人的乡政权，使党组织得以巩固发展。在斗争中，他们还建立了革命武装——武工队。

平时，武工队除了执行战斗任务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还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陈以文等人创作了革命歌曲：“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人民为己任……”嘹亮的歌声响彻川东，极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陈以文足智多谋，巧妙利用当地农村的“难交会”“山王会”等民间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他善于抓住时机，在集会上向农民兄弟宣讲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告诉农民群众“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劳苦大众才能翻身求解放”等革命道理，有力推动了川东农民革命向前发展。

在对待地方武装这一问题上，陈以文一贯主张采取感化政策，能团结的尽量团结，但对顽固不化的地方反动势力，也坚决予以打击。当时，邻水护邻乡有个叫包子明的反动参议员，在当地作恶多端，并扬言要将当地的共产党人赶尽杀绝，无形中对当地的革命工作形成巨大威胁。陈以文等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制订周密计划，果断派出两名武工队人员夜袭包宅，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这一威胁。农民群众获知消息，欢欣鼓舞。为此，武工队还专门编了一首歌谣：“红鼻子包子明，一命归了阴，吓得那包益行坐不安稳，呀嗬依呀嘿！这里去求神，那里搬救兵。武工队真英勇，求神救兵都无用，我们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啰，呀嗬依呀嘿！”

在日常工作中，陈以文努力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保重身体时，他总是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把一生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吃苦算不了什么，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值得的。”

1948 年 12 月下旬，陈以文在垫江县周家场开展统战工作时，被特务发现，随即被捕，关进了周家场乡公所。特务担心武工队前来救人，便很快把陈以文押往垫江县监狱。

在监狱里，特务要求陈以文写悔过书，陈以文愤怒回应道：“我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人民的幸福，奔走工作，无一过错要悔，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是你们，陷害人民的是你们，整得老百姓无法安身的还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罪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让特务狼狈不堪。被激怒的特务用尽种种酷刑疯狂折磨陈以文，却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值的信息。最后，特务黔驴技穷，把陈以文送到渣滓洞监狱关押。

在狱中，陈以文始终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积极组织难友学习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用竹签子蘸上炭粉泡制的墨水，把《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土地法大纲》工整地默写出来与难友分享，还手把手地教文化水平较低的难友识字，向他们普及科学常识。

1949年11月14日晚，陈以文高喊口号，牺牲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年仅27岁。

牺牲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他们中有很多是夫妻、父子、母子、兄妹。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牺牲了小家的幸福，换来的是崭新的中国。陈以文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因皖南事变波及而失去组织关系的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来到重庆，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理学院，进入化学系。1943年初，他只身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接上了头。皖南事变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决定在国统区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一般不恢复原有党员的组织关系。以文虽然找到了刘光同志，并没有解决恢复党的关系的问题。但从此以后，他和杜子材同志等在工作上就取得了党的直接领导，根据当时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

1944年下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材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在当时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对国统区的青年，特别是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1947年春，陈以文接受组织安排到上川东农村，担任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在达县、梁山、大竹、垫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在当地民间组织“兰交会”、“山王会”、“姐妹会”的基础上，秘密组织“农民翻身会”，以此开展群众工作，从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

1948年12月下旬，因红旗特务的出卖不幸在垫江被捕。在垫江县监狱里，特务专员、敌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亲自开庭“审讯”甚至施用电刑，追查陈以文的组织关系，但除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外，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把他押送到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旋即又解送渣滓洞楼下五室。

陈以文刚到渣滓洞，难友们就告诉了他父亲曾被捕关押在这里后获释的消息。原来，陈以文同志在下乡之前，曾托好友、重大进步学生宋廉嗣收转他父亲的来信。1947年11月，有不少进步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或失踪，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宋廉嗣处境比较困难，安排她秘密离开重庆。同学们以为她失踪了，便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敌人也为此大伤脑筋。恰巧她一走，陈以文的父亲从湖北沙市的来信被学校训导长当成共产党的信件没收，予以公布。陈以文是国民党悬赏500大洋捉拿的“要犯”，自然不肯放过这一线索，于是，在沙市中山路二十八号万春花行当店员的陈以文父亲陈仲庭先生被敌人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敌人最初把陈老先生当成我地下党的联络员，后来发现不是，就要他交出儿子。老人面对敌特，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你们胡乱抓人，父赎子罪，天下哪有这般道理？你们敢把抓我的理由公诸于众吗？更何况我向来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为人光明正大，他同样是无罪的！”一席话，驳得敌人哑口无言。陈先生爱憎分明，一贯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在狱中表现很好，他利用敌人对老年人看管较松的方便，为难友们做了很多好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监狱之父”。后来，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老先生于1948年春被释放。

以文知道父亲的情况后，心里不免难过。在他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为子女们倾注了自己的爱，在当时艰难的环境里，为了养活他们兄妹，他终日奔波。现在，辛勤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本可安享晚年，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被捕坐牢，担惊受怕。但是，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不知有多少象父亲这样的好人在忍饥挨饿，含冤受屈。只有推翻这黑暗的社会，天下所有的父亲才能得到幸福。他很快从难过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当难友们还在替他难过时，他反过来劝难友们说：“大敌当前，应以革命事业为重，父亲被捕算得了什么，他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的，只要革命成功，甚至为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以文在狱中一直很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经常给难友们讲人民解放战场上的大好形势，鼓舞难友的信心和斗志。

1949年11月14日，陈以文和江姐等30人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1947年春，四川省委从重庆撤回延安。党组织派陈以文去川东农村工作，他和王敏、熊曙东等在“邻、大”工委曾霖领导下，开辟了梁（山）达（县）境内的虎（城）南（岳）区和大竹山后区两块游击根据地。

陈以文以大竹张家场为据点，通过陈尧楷的“山王会”广泛团结群众，发展党组织，在竹垫边区的大竹境内，建立了杨通乡特支、石子乡特支和文星特支。

他和陈尧楷、徐永培、徐晓鸣等人不到三个月，发展党员几十人，革命群众三百余人，在张家、杨通建立了两支武工队，战斗力强，为当时川东一工委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临委书记王璞到此检查工作时，把这里和梁达虎南区誉为“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7年6月垫江女中特支成立，垫江女中被确定为重庆与游击区间转运站。10月陈以文兼任中共垫江女中特支书记。中共垫江女中特支积极展开革命活动。在校内发展党员，通过党员在校内活动，团结了大批进步师生，不断为游击区转送同志和运送物资。

垫江女中特支建立后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掩护、转送从重庆等地转来的近10名共产党员到游击区，掩护胡正兴等同志运送收音机和枪枝弹药等物资到游击区。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困难。

1947年秋，陈以文在建立垫江女中特支期间，与王敏一道到垫江栗树场（现普顺镇）一带考察，发展党员，建立联络点。陈以文首先恢复了孔繁祜的组织关系，在孔繁祜家建起联络点。之后，陈以文同孔繁祜一道到大顺场（现普顺镇）华头滩做好樊孝荣、樊孝礼和严永炎的教育培养工作，在严永炎家建起又一个联络点。

山后区石子乡党支部书记朱麟化装成理发师，来到大顺场华头滩与陈以文接头。当日参加了在华头滩严家大院侧边的高脚吊楼上举行的重要会议。最后议定：梁山县阴平、云龙乡和垫江县栗树场为中心的开辟工作由兰蒂裕、朱西园、孔繁祜、程传锡负责；周嘉、大顺一带新区的开辟工作由朱麟承担。

吉星场的袍哥爷邓如璋，有人枪数十，扎棚子于牛头寨山上，出没于明月峡山脉。陈以文和王少全同去做邓的工作，邓终于将他的人马编成我党武工队“独立中队”。

1948年2月6日（农历1947年腊月27日）邓如璋阳奉阴违，表面听我党指挥，暗地与大竹专署勾结，率匪军进犯与我部交战，也即是“上川东二月暴动”。陈以文、陈尧楷率领的游击队，沉着应战，边打边撤，击毙多人，敌人不敢追。此时，敌人又从垫江方向开来一个保安队、游击队两面受敌，一面还击，一面向深山密林撤退。至深夜，乘敌不备，机警地突出了包围圈，我方无一伤亡。

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批转移。陈以文于2月中旬，化装成湖北卖笔墨文具的小商，提着竹篾兜儿，装些徽州墨锭、狼毫毛笔等，不畏风险，翻山越岭，向梁、垫方向进发，另建据点。

1948年春，陈以文来到垫江与梁山交接的地区，选择梁山县属阴平乡大坪寨作据点。此地距梁、垫县城各百余华里，地方偏僻，周围丘陵起伏，惟大坪寨高出地面四、五百公尺，较为险要。

组织决定将回龙支部组织委员兰蒂裕同爱人调此落户，建立梁垫特支。深入发动群众，同时开展统战、农运、学运、妇运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忠、梁、垫边区工委，陈以文为工委书记，谭绪为副书记。他们的工作范围：东至梁平县城，西至垫江县城，北至忠县金鸡、花桥，南至垫江周嘉、晓兴。在梁、垫特支下成立普顺党小组，在梨树场孔繁祜家，在大顺场严永炎家均设据点，开展抗丁、抗粮等工作。

陈以文从1948年3月至11月，主持忠、梁、垫工委，先后建立了普顺、大坪寨、大堰沟等地的党组织，发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搞好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武装，两面政权。

在普顺地区组织兰交会、姊妹会、生辰会、同庚会、青苗会、农翻会、抗丁队等群众组织，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发展农翻会员200多人，开展了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在陈以文的领导下，普顺地方开展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1948年11月，垫江周嘉场党的外围组织混入了中统特务邓乐群，陈以文身份暴露后被捕。在周嘉场乡公所里，陈以文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沉着刚毅，痛斥蒋介石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掀起全面内战，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陈以文在垫江关了约十来天后，被押送重庆二处。在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出面劝降，封官许愿，也遭到他拒绝，在二处关押半月后，被送往渣滓洞监狱长期监禁。

陈以文被押进渣滓洞楼上五号牢房。当难友们打听到他是忠、梁、垫工委负责人时，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倾听他讲述狱外解放战争的形势。

陈以文把辽沈战役的胜利消息和淮海战役的布置、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活捉、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的情况，讲得绘声绘色；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三百万，不管数量上、质量上，都大胜以往。

这些好消息，陈以文简明扼要用竹签子笔写在草纸上，通过“茅房新闻”向各牢房传播，鼓舞了难友们把牢底坐穿的信心和决心。在狱中，陈以文与敌人斗争，表现英勇顽强。他积极组织难友参加春节联欢活动，开展饮水斗争，帮助难友学文化、学理论，都很认真。他和唐虚谷、陈作文、刘石泉等烈士同是男牢房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1949年11月14日，一个阴霾弥漫的黄昏，歌乐山下寒风阵阵，渣滓洞前特务杀气腾腾。敌人从狱中叫出江竹筠、王敏、陈以文等30多名共产党员，押上一辆大卡车，向电台岚垭奔驰而去。敌人在电台岚垭一幢平房右侧的屋子里，挖掘了一个大坑，分三批屠杀了这些革命者，陈以文是其中之一。

陈以文牺牲时不到二十七岁，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名字永远留存在垫江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