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接受“不必治疗函告”

言和意顺

癌症，一个尚未被攻克的医学难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似乎还有进一步蔓延增加的趋势。近日从央视的新闻联播中得知，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1929万例，我国新发癌症457万例，每分钟有8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这是一组多么可怕的数字。面对那些个痛苦欲绝的患者、疲惫不堪的家庭，任谁都会“谈癌色变”！

在我的周围，有不少因早期发现而得以治愈的癌症患者，他们当然是幸运的。但就多数人而言，患上癌症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我的二妹曾患有卵巢囊肿，因耽搁了早期治疗，发生了恶性病变，那时她刚过50岁。病情确诊后，我们把她从海岛转至大连，在市级大医院里，配合医生做了挽救她生命的各种努力，先后两次大手术，中间还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化疗，但最终还是没能把她从死神的手中争夺过来。而且，药物的副作用已经把她折磨得不成样子。二妹当时的家境十分困难，用家里那点微薄积蓄支付数额相当的医疗费用，实属“杯水车薪”。无奈，我们姊妹几个包括其他的亲属，还要倾力相助。

“哥，我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是让我早点走吧。”每当听到二妹的这句话，心里的滋味儿真是揪心般难受。我只好鼓励她：“再坚持一下，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可奇迹真的发生了吗？没有！针对她的一切治疗措施均是无效的，我们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我的父亲还算高寿，享年85岁，但也是癌症终结了生命。他患的是胃癌，发现时就已是晚期，而且胃里的恶性肿瘤已经长满，且已扩散到了肝部，手术毫无意义了，只能保守治疗。父亲病症的一个表现是胃内不间断出血，在大量使用消炎药、营养药、止痛药的同时，还要为其输血，而且是输了出，出了再输，先后输了近4000毫升，等于是一次大换血。

我的朋友、同事，还有好心的医护人员，一开始就劝我理性对待父亲的医疗问题。“我们知道你很孝顺，可是以你父亲的年龄与病情，多活一天就等于多受一天的罪，还是早点让他解脱吧。”这是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深知大家的好意，当然也懂得此话的道理，但要我放弃对父亲的治疗，直接回家等死，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实何止是我，那些“宁可治死，不能等死”、“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反映了多数中国人对待绝症患者的基本态度。

而在其它一些国家，情况或许就不大一样了。近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在英国，病人在医院被检查出患有不治之症时，医生会主动开出“不必治疗”的告知函，希望患者直接回家，在家里平静地等待死神的将临，而不是设法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接到这个函告后，90%以上的绝症患者及其家人会平静地接受，他们不会要求医生帮着继续治疗，更不会因此闹事，状告医生失职和没有职业道德。

面对诸如癌症晚期、恶性肿瘤等疾病的不幸降临，医患双方都能相当理智，这在英国医院里是常有的事。有这样两个实例：

一例是一名叫乔纳森的患者，当他被检查出肺癌已到晚期时，由4名医生组成的医疗组开了一个会诊会，之后便叫来乔纳森的家人，一番短暂的沟通后，医院开出了一张“不必治疗”告知函，让乔纳森第二天便回家。理由这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便留在医院治疗，也不可能有意外的转机。

乔纳森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又把实情告诉了乔纳森本人，他们觉得不应该对乔纳森有所隐瞒。事实上，医院和医生也从没想过要对绝症患者隐瞒病情，因为医院各病区的墙上，常常能见到一张张绿色的纸条，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和编号，盖着一个“不必治疗”印章，只要患者识字，一看就能知晓。

几个月后，乔纳森在家里平静地离去。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还特意来到医院道谢，感谢医生将实情相告，让他们得以和父亲一起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及时尽了最后一份孝心。

另一例，是医院里的一位主治医生——奥苏文医学博士。他被检查出患有胰腺癌，但幸运的是还有10%的治愈率。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奥苏文坚决不愿意为这个10%去做化疗。他的理由是，化疗的过程非常痛苦，而且对其它器官损伤也非常大，会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最后弄得骨瘦如柴。奥苏文不愿意让家人看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样子。他说，就让他完好如初地离开吧，给家人一个永恒、美好的记忆。

最终，奥苏文说服了家人，平静地回到故乡。他要用最后一点时间，完成之前一直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事情——在后院里亲自种些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和瓜果，与孙子们好好相处些日子，去墓地跟逝去多年的父母说说话。此外，他还逐个拜访老朋友，和他们一一道别，感谢他们曾经给与自己的帮助和鼓励。

待到做完了这一切事情后，奥苏文坦然待在家里，不久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他如同睡着了一般，根本看不出是一位癌症患者。他实现了生前的愿望，没有遗憾，很有尊严地离开了。他的家人也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是不惜钱财设法挽救绝症患者，让他们尽可能多活些时日，还是直接让他们回家等死？若直接回家等死，子女这样做是不是孝顺？这些问题在英国人那里很少讨论，他们更愿意给绝症患者一份人情味十足的“临终关怀”。

话又说回到我们这里。一个人得了绝症，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一定要给出一个是与非的准确说法的，先不管有没有救活的可能性。多少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受制于所谓的道德和良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至“人财两空”。即便如此，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已经尽力了，对得住死去的人了。我们的“临终关怀”，有时并不体现在情感慰藉，而是在“尽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导致了理性的欠缺，以至于不惜钱财对患者“过度治疗”、“过度抢救”。

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的抢救，但他的家人在医生的“怂恿”下，硬是把他塞进了ICU的一堆机器中，浑身插满了管子，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泪。可以想象，一个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病人，却享受不到与亲人在一起的温馨时刻，这有多么的残忍！

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说过：“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在现实生活中，死却“被”超出了自然规律，无论多么高龄的死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再也没有“寿终正寝“一说了。

我知道，由于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对生死亲情的不同理解，我们还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出一个“不必治疗告知函”。可退一步说，即便有的医疗单位“敢为天下先”，搞出了这个告知函，会有人接受它吗？

看来，如何让绝症患者有尊严地离去，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