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4中印象

老幺冲壳子

王学富

成都34中，书院西街中学，宝光寺中学，同一学校不同称呼。

34中是编号名，沿用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数字校名。那时中学不多，二十所左右，均是完中。50年代中期到大跃进那段时间，办学之风渐盛，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成都以数字命名的中学已达五十多所。编号34的初级中学，建于1957年。

书院西街中学是34中的大名。当年学生胸前别的校徽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这个名字现在听来都还是很有点儿文化味儿，比起石室、墨池、树德这些校名也毫不逊色。这不是它主观上要附庸风雅，非要体现出学校的书香气、书生气，而是它所在的街面上五百年前，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开过一个书院，也就是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大益书院。34中因街名而得校名。

宝光寺中学算是民间给它取的俗名。此名得来也不无根据。史志载，明隆庆四年（1570年）此地建有小庙宇，名叫宝光寺，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在。34中与其紧邻，附近老街坊俗称其为宝光寺中学，不足为怪。我之所以记得这名字，是因为入学前街面上一位老邻居说了以下的话：“老幺，上哪个学校？呵呵，34中，我晓得，宝光寺中学嘛。你娃命好，12岁进孤老院，享福享得早哦！”我一个懵懂娃娃当时听了这话还真高兴。后来长大一查，宝光寺那一片包括学校在内原来还真是孤老院。民国30几年，有个叫尹昌龄的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接手主政慈慧堂，治理有方，慈善事业越办越好，堂口规模越来越大，便把颓败的宝光寺那一片也纳入堂内，作为慈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专门供养孤寡老人。直到解放后头几年，那里仍住有一些孤老。34中因邻而名。

据一老同学回忆，34中还有一名，叫“成都书院西街高级民办中学”。但暂无佐证，不多表。

34中校园不大，包括教室、住房、操场在内，长宽都超不过百米。一个大操场，半个足球场不到；一个小操场，不足一个蓝球场大；两三个夹在一溜一溜教室间的天井式小坝子，分别立有两三个水泥乒乓球台。学校东边靠墙有个主席台。台前就是大操场。大操场上有两个蓝球场。后来增加了一个。学校地面，包括教室、操场在内，全是泥巴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尘土飘。

校内仅有一幢像样点儿的三层红砖教学楼，楼内有15到20间教室。其他教室都是青砖平房带玻璃窗的老房子。教师宿舍以及一些辅助设施如学校办公室、教研室、厨房等等也是青砖平房。

我们进34中是1969年秋。当时，文化大革命最波澜壮阔的阶段已经过去，大批红卫兵、闯将们也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春天的珍宝岛事件，把轰轰烈烈的革命怒火引向了苏联修正主义，内斗转化成了准备外战。国内形势，似乎平静了些，进入了复课闹革命，反帝反修双管齐下的革命新阶段。

34中围绕革命形势，营造着反帝反修的革命氛围。大门正对的一溜平房的山墙上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主席语录敲着警钟。校门左边墙面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宣传画鼓舞士气。一进校门，浓烈的硝烟味扑面而来。

进校后，新生按战时要求，依照部队建制分为连排。连相当于现在的年级，排相当于现在的班。一个连四个排。每排大约50人。我们这一拨进校的人较多，被分成了六七八九共四个连。我被分配到了七连。连长由老师出任，相当于现在年级主任。但由于同时进去了四个连，就有四个连长。于是出现了一个年级四个连长亦即四个年级主任的情况。

连有连长，排有排长，但排长不是老师，而是本排的学生，接受“排主任”领导。“排主任”是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而又不叫班主任。反正，这儿有点稀里糊涂。我想，在部队上，班主任再大，也管不到排长！

学校主要分三拨人：学生、老师和工宣队员。学生最多，老师其次，工宣队员最少，一个连一个。学生是红卫兵，是闹革命的；老师是知识分子，是该继续改造的；工宣队是无产阶级，是领导学生和老师的。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继续改造中的老师很难教育红卫兵学生。所以，学工学农学军这样的兼学，倒成了学生的主要任务：工农兵才是老师。

学工学农每学期各有一次，时间20天左右。上学期学工，下学期学农，或者相反。学工，我们去过四川水泥制品厂，成都机床厂。学农，我们去过温江永宁公社，新都木兰公社。学军，则不按次数计，有空就学。

学军一开始，每人要自备一杆红缨枪。为此，学校对门日杂店的罩杆杆没两天就被抢购一空。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原地坐下起立、走正步、匍匐前进、原子弹爆炸时卧倒。参加过1970年国庆成都市中学生军事方阵演练的还练过突刺-刺。

军训中有趣的是原子弹爆炸时的卧倒。前方发现原子弹，后方发现原子弹，左右方向发现原子弹，卧倒方式是不同的。刚开始，好多人不辨方向或是故意糊涂，一听原子弹爆炸，“轰”地一下横七竖八趴了一地，头碰头，脚蹬脚，头脚相撞，没有一片叫骂，反而哈哈大笑，不亦乐乎。带领我们训练的排长（工宣队是领导不想做，老师没资格也不会做）虽然生气，也得领着大家继续苦练。日复一日，掌握了要领，终于苦练成精。走步，步伐整齐；卧倒，方向正确；唱歌，歌声嘹亮。排长大为高兴，带我们去武侯祠“练兵”。那天，全排同学兴高采烈，一路高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朝公园前进。进入人民南路广场还踏正步，似乎在接受检阅。到了广场中间，还炸了几颗原子弹。每次爆炸，我们都动作整齐，悄无声息地卧倒。起立后又一路高歌向前走。

学军给我个人的最大启发，是1970年国庆的中学生军事方阵演练。这次演练在成都体育场举行。要发真枪。我有幸进了学校方阵，啥都不图，就想扛扛真枪。真枪来了，“三八大盖”带刺刀。方阵人手一支，指定地方领取、摆放。领了枪，擦枪是个麻烦事。枪在仓库里封存了多年，糊满黄油。枪拿到手，才发现那油真不好打整。两手空空，连废纸都没有多的。只得用干泥巴拭，用衣服裤儿逛，枪终于亮堂了。刺刀一上，当晚操场边的树子就遭了殃。

后来的训练，什么正步走，什么突刺-刺，我都不怕，就怕扛枪上肩。本人瘦骨嶙峋，枪一上肩，开始不觉得，两三天后，右肩锁骨就痛得不得了，逼得我不时悄悄用左手掌垫在枪下。锁骨给耳朵提醒：扛枪的活，太辛苦！

次年国庆游行，还要发真枪，说是五六式半自动，更威武。好多人都高兴。我心中嘀咕：就是发手枪，我也不参加！打那时起，我认清了自己：生来不是当兵的料！

在校三年，文化课还是学了的。先后开过的课有：毛泽东思想课、语文、数学、农基、理化、体育、外语等等。我们排学的是俄语，估计是为了把我们培养成今后的反修战士。

上文化课，刚开始我们没有教室。这可以想象：停课闹革命那么几年，现在突然复课闹革命了，一下子涌进那么多学生，教室真还不够。我们只得在已拆除得差不多的旧房子中将就。没有窗户没有门，长条课桌是用修房子搭脚手架用的跳板搭的。板凳自带。

三年文化课能让我们有印象的还真不多。只有俄语，让我们排的同学们记了一辈子。开头几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要准备打仗。前两句大家记不住，唯独后一句大家记住了，因为句中“嘎多肥”的谐音使人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流口水的联想。在那凭肉票买肉的年代是提不得肉的，何况肥嘎嘎！当然，由此也记住了为我们启蒙俄语的老师。

文化课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毛泽东思想课、语文课，都是学语录、诗词、重要精神、中央文件，一会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会儿“五二零”庄严声明。有一两篇鲁迅，因为深奥难懂，也没记住。至于数理化，小学才只读了三年，突然到这儿来学这些东西，有几个能听得进去学得好？老师，尤其是文科的，他敢传授文化吗？文化已被革了命，传授文化不是自寻死路。老师有心却无力啊！而且面对革命小将，敢严格要求吗。弄不好，学生到工宣队告个黑状，不好处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取代了文化课部分功能的文艺汇演。大节大演，小节小演，每排要演，每连要演，全校要汇演。对大家来说，排练就是学习。像我这样弓腰驼背、五音不全的人也登台扮演过《白毛女》中的长工，挨了几鞭子，亲身感受了旧社会贫苦农民遭受压迫之苦，接受了教育。三年时间，上台参与过各级演出受到教育的人少说也是数以千计。学校台子上出现过的洪常青、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喜儿、杨白劳、黄世仁，没有一百，至少也有七八十。

初中三年一晃而过。 留给我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用字先给它码出来，不为别的，仅为那已消失多年的34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