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4中印象

老幺冲壳子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5px;">王学富</span></p> <p class="ql-block">成都34中,书院西街中学,宝光寺中学,同一学校不同称呼。</p><p class="ql-block">34中是编号名,沿用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数字校名。那时中学不多,二十所左右,均是完中。50年代中期到大跃进那段时间,办学之风渐盛,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成都以数字命名的中学已达五十多所。编号34的初级中学,建于1957年。</p> <p class="ql-block">书院西街中学是34中的大名。当年学生胸前别的校徽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这个名字现在听来都还是很有点儿文化味儿,比起石室、墨池、树德这些校名也毫不逊色。这不是它主观上要附庸风雅,非要体现出学校的书香气、书生气,而是它所在的街面上五百年前,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开过一个书院,也就是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大益书院。34中因街名而得校名。</p><p class="ql-block">宝光寺中学算是民间给它取的俗名。此名得来也不无根据。史志载,明隆庆四年(1570年)此地建有小庙宇,名叫宝光寺,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在。34中与其紧邻,附近老街坊俗称其为宝光寺中学,不足为怪。我之所以记得这名字,是因为入学前街面上一位老邻居说了以下的话:“老幺,上哪个学校?呵呵,34中,我晓得,宝光寺中学嘛。你娃命好,12岁进孤老院,享福享得早哦!”我一个懵懂娃娃当时听了这话还真高兴。后来长大一查,宝光寺那一片包括学校在内原来还真是孤老院。民国30几年,有个叫尹昌龄的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接手主政慈慧堂,治理有方,慈善事业越办越好,堂口规模越来越大,便把颓败的宝光寺那一片也纳入堂内,作为慈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专门供养孤寡老人。直到解放后头几年,那里仍住有一些孤老。34中因邻而名。</p><p class="ql-block">据一老同学回忆,34中还有一名,叫“成都书院西街高级民办中学”。但暂无佐证,不多表。</p><p class="ql-block">34中校园不大,包括教室、住房、操场在内,长宽都超不过百米。一个大操场,半个足球场不到;一个小操场,不足一个蓝球场大;两三个夹在一溜一溜教室间的天井式小坝子,分别立有两三个水泥乒乓球台。学校东边靠墙有个主席台。台前就是大操场。大操场上有两个蓝球场。后来增加了一个。学校地面,包括教室、操场在内,全是泥巴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尘土飘。</p><p class="ql-block">校内仅有一幢像样点儿的三层红砖教学楼,楼内有15到20间教室。其他教室都是青砖平房带玻璃窗的老房子。教师宿舍以及一些辅助设施如学校办公室、教研室、厨房等等也是青砖平房。</p><p class="ql-block">我们进34中是1969年秋。当时,文化大革命最波澜壮阔的阶段已经过去,大批红卫兵、闯将们也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春天的珍宝岛事件,把轰轰烈烈的革命怒火引向了苏联修正主义,内斗转化成了准备外战。国内形势,似乎平静了些,进入了复课闹革命,反帝反修双管齐下的革命新阶段。</p><p class="ql-block">34中围绕革命形势,营造着反帝反修的革命氛围。大门正对的一溜平房的山墙上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主席语录敲着警钟。校门左边墙面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宣传画鼓舞士气。一进校门,浓烈的硝烟味扑面而来。</p><p class="ql-block">进校后,新生按战时要求,依照部队建制分为连排。连相当于现在的年级,排相当于现在的班。一个连四个排。每排大约50人。我们这一拨进校的人较多,被分成了六七八九共四个连。我被分配到了七连。连长由老师出任,相当于现在年级主任。但由于同时进去了四个连,就有四个连长。于是出现了一个年级四个连长亦即四个年级主任的情况。</p><p class="ql-block">连有连长,排有排长,但排长不是老师,而是本排的学生,接受“排主任”领导。“排主任”是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而又不叫班主任。反正,这儿有点稀里糊涂。我想,在部队上,班主任再大,也管不到排长!</p><p class="ql-block">学校主要分三拨人:学生、老师和工宣队员。学生最多,老师其次,工宣队员最少,一个连一个。学生是红卫兵,是闹革命的;老师是知识分子,是该继续改造的;工宣队是无产阶级,是领导学生和老师的。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继续改造中的老师很难教育红卫兵学生。所以,学工学农学军这样的兼学,倒成了学生的主要任务:工农兵才是老师。</p><p class="ql-block">学工学农每学期各有一次,时间20天左右。上学期学工,下学期学农,或者相反。学工,我们去过四川水泥制品厂,成都机床厂。学农,我们去过温江永宁公社,新都木兰公社。学军,则不按次数计,有空就学。</p><p class="ql-block">学军一开始,每人要自备一杆红缨枪。为此,学校对门日杂店的罩杆杆没两天就被抢购一空。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原地坐下起立、走正步、匍匐前进、原子弹爆炸时卧倒。参加过1970年国庆成都市中学生军事方阵演练的还练过突刺-刺。</p><p class="ql-block">军训中有趣的是原子弹爆炸时的卧倒。前方发现原子弹,后方发现原子弹,左右方向发现原子弹,卧倒方式是不同的。刚开始,好多人不辨方向或是故意糊涂,一听原子弹爆炸,“轰”地一下横七竖八趴了一地,头碰头,脚蹬脚,头脚相撞,没有一片叫骂,反而哈哈大笑,不亦乐乎。带领我们训练的排长(工宣队是领导不想做,老师没资格也不会做)虽然生气,也得领着大家继续苦练。日复一日,掌握了要领,终于苦练成精。走步,步伐整齐;卧倒,方向正确;唱歌,歌声嘹亮。排长大为高兴,带我们去武侯祠“练兵”。那天,全排同学兴高采烈,一路高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朝公园前进。进入人民南路广场还踏正步,似乎在接受检阅。到了广场中间,还炸了几颗原子弹。每次爆炸,我们都动作整齐,悄无声息地卧倒。起立后又一路高歌向前走。</p><p class="ql-block">学军给我个人的最大启发,是1970年国庆的中学生军事方阵演练。这次演练在成都体育场举行。要发真枪。我有幸进了学校方阵,啥都不图,就想扛扛真枪。真枪来了,“三八大盖”带刺刀。方阵人手一支,指定地方领取、摆放。领了枪,擦枪是个麻烦事。枪在仓库里封存了多年,糊满黄油。枪拿到手,才发现那油真不好打整。两手空空,连废纸都没有多的。只得用干泥巴拭,用衣服裤儿逛,枪终于亮堂了。刺刀一上,当晚操场边的树子就遭了殃。</p><p class="ql-block">后来的训练,什么正步走,什么突刺-刺,我都不怕,就怕扛枪上肩。本人瘦骨嶙峋,枪一上肩,开始不觉得,两三天后,右肩锁骨就痛得不得了,逼得我不时悄悄用左手掌垫在枪下。锁骨给耳朵提醒:扛枪的活,太辛苦!</p><p class="ql-block">次年国庆游行,还要发真枪,说是五六式半自动,更威武。好多人都高兴。我心中嘀咕:就是发手枪,我也不参加!打那时起,我认清了自己:生来不是当兵的料!</p><p class="ql-block">在校三年,文化课还是学了的。先后开过的课有:毛泽东思想课、语文、数学、农基、理化、体育、外语等等。我们排学的是俄语,估计是为了把我们培养成今后的反修战士。</p><p class="ql-block">上文化课,刚开始我们没有教室。这可以想象:停课闹革命那么几年,现在突然复课闹革命了,一下子涌进那么多学生,教室真还不够。我们只得在已拆除得差不多的旧房子中将就。没有窗户没有门,长条课桌是用修房子搭脚手架用的跳板搭的。板凳自带。</p><p class="ql-block">三年文化课能让我们有印象的还真不多。只有俄语,让我们排的同学们记了一辈子。开头几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要准备打仗。前两句大家记不住,唯独后一句大家记住了,因为句中“嘎多肥”的谐音使人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流口水的联想。在那凭肉票买肉的年代是提不得肉的,何况肥嘎嘎!当然,由此也记住了为我们启蒙俄语的老师。</p><p class="ql-block">文化课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毛泽东思想课、语文课,都是学语录、诗词、重要精神、中央文件,一会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会儿“五二零”庄严声明。有一两篇鲁迅,因为深奥难懂,也没记住。至于数理化,小学才只读了三年,突然到这儿来学这些东西,有几个能听得进去学得好?老师,尤其是文科的,他敢传授文化吗?文化已被革了命,传授文化不是自寻死路。老师有心却无力啊!而且面对革命小将,敢严格要求吗。弄不好,学生到工宣队告个黑状,不好处理。</p><p class="ql-block">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取代了文化课部分功能的文艺汇演。大节大演,小节小演,每排要演,每连要演,全校要汇演。对大家来说,排练就是学习。像我这样弓腰驼背、五音不全的人也登台扮演过《白毛女》中的长工,挨了几鞭子,亲身感受了旧社会贫苦农民遭受压迫之苦,接受了教育。三年时间,上台参与过各级演出受到教育的人少说也是数以千计。学校台子上出现过的洪常青、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喜儿、杨白劳、黄世仁,没有一百,至少也有七八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初中三年一晃而过。 留给我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用字先给它码出来,不为别的,仅为那已消失多年的34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