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曲曲从教路

随风潜入夜

1981年3、4月间，我被安排到省重点中学一一浙江省新昌中学实习，一同前往的除了带队的胡根霍、何钦侃两位老师外，还有5位诸暨籍同学、6位新昌籍同学、1位绍兴籍同学以及1位上虞籍同学。实习期间，大家都十分努力，所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留给新昌中学师生的印象是：诸暨人读书好（那时，诸暨好几次高考上线人数位列全国第一），教书也好。兼任着新昌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新昌中学校长，一面在大会上要求新昌籍的同学做好下乡的准备，一面又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领导联系，欲把实习组中年纪最小的许鑫炎和我留在新昌中学。虽然实习组中，教书比我们教得好的大有人在，无奈像周碧霞、倪炳松等同学，不仅年纪比我们大14、5岁，更是有了家庭的牵连，留下我和鑫炎，顺理成章。只是鑫炎是家中大儿子，母亲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向学校要求：别把儿子分配到外县去。，所以最后我们才没分配去新昌（这是事后何老师告诉我的）。（下图为新昌中学实习组人员合影） 　　到了7月中旬，分配的事情一直没有消息，心中很是不安。某日，跟母亲说：我到城关去一趟。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城关。实际上是自己心智不成熟，内心不踏实，根本没有去城里的必要。那时的诸暨城关，就屁股那么大的一块地，骑着自行车没十分钟，就可以兜个圈。也就在火车站、汽车站、半爿街逛了逛，在饭店里买了2个馒头吃吃就回来了。7月的天气热似火，顶着骄阳骑车行驶近三十五里路到达五泉庵地界时，已经大汗淋漓，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看到同届毕业，比我大十多岁，78中文的戚树人家门大开着（他家就在公路边），不禁想去他那里打听一下有关消息。戚树人上大学前曾在五洩代课，所以我一直叫他戚老师。戚老师看到我去，十分客气，除告诉我，他的档案已经到诸暨教育局外，还安慰我不用着急，如果分配到外县，早就应该接到通知了。姜到底是老的辣！他见我汗流浃背，马上拿来当时很时髦的落地电风扇对我猛扇。殊不知这一扇，扇出了一场大病。（下图是新昌中学实习组诸暨籍学生与带队老师合影） 　　身上正在旺盛工作的汗腺，遇到电风扇立即来了个急刹车，少顷，身上的汗不见了，但身体马上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回到家大病了一场，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好，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22虚岁的我，走2里路都感到困难。直到某一天下午，坐在我自家的门槛上，忽然间身上流下汗来，我一动也不想动，任由汗水纵横，一件衬衫湿得可以拧出水来，出得一身虚汗。毛病到是好了，分配的通知也到了，但身体虚弱得去报到的气力都没有。幸亏在家务农的三哥代我去了草塔。直到8月中旬，我到学校去上班，虽挑着一点极其简单的行李，但脚下还在不停打晃。 （下图是刚毕业从教的我） 　　一进学校，就有好心人将我引到校长办公室。原以为校长都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殊不知我见到的却是一个额头沟壑纵横，面部肌肉松弛，眼神恶中带狠的母夜叉。我还没开口，夜叉就发话了，第一句话就使我顿感不爽：别以为大学毕业就觉得了不起，我们学校教书好的老师多的是，今年你教一个班《化学》，两个班《生物》！我自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学过《生物》这门课程，听后直觉得心是拔凉拔凉的。我说：校长，我不懂《生物》。夜叉不容你分辨：没办法的，先教一个班《化学》试试，不行的话，明年改行！听口气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那时年少，资格嫩，除了诺诺，肚中虽愁肠百结，却也无可奈何。由此，开始了我四十年的曲折从教之路。 （在草塔镇小任教时的照片） 　　从负责教务工作的老师处领来课本后，即开始备课。由于教材改革，课本到位时，一切教学参考书都还在编者的案头上，所以，备课时只能跟着感觉走。糊里糊涂中，我迎来了第一学期的开学，迎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实习时除外），我胆战心惊地走上了讲台。工作了半个月，师生相互之间还没熟悉，夜叉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是草塔中学缺少一位化学教师，你就到那里去报到吧！我不知就里，心想高中总比初中要好。于时就兴高采烈地去了草塔中学。草塔中学校长周启新告诉我：原先安排担任高一化学教学任务的寿xx老师请病假了，高一新生从开学伊始就没上过《化学》课，你就接替他的工作吧。我当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当面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上课可以，但必须要让我三哥进草塔中学复习班读书（三哥文革时期初中毕业，一直在家务农）。开始老周不同意，但我寸步不让。这时，教导主任马剑英在周的耳旁轻轻地说了几句，周才勉强同意我的要求。自此，兄弟俩就进入了草塔中学，我俩同居一室，弟弟教书，哥哥读书，草塔中学的师生们用看西洋镜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们，这在当初的草塔中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是五洩籍的老师杨×良跟我说：寿xx老师的眼睛后面出现恶性肿瘤，估计性命难保了，你安心在这里教书吧。 （我在草塔莼塘前） 　　谁知学生又还沒熟悉，寿xx老师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后来，知情者告诉我，寿是因为失恋导致身体不适，回上海老家休养治疗，身体根本没有大碍。就这样，我就像被借来的东西一样，归还给了草塔镇校。由于先前的位置已被另一位化学教师金xx“占领”，而小学部里的周满朵老师因为进党校学习恰好缺位，母夜叉很聪明地将我放到小学补位。找我谈时，我只说我不会教小学，根本不敢反抗。夜叉说：不会教不要紧，多向其它老师问问，多听听课，马上就会（后来知道，她自己什么都不懂，照常也在上课）。于时，我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里，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了小学。我担任的是小学五年级（毕业班）的《数学》、四年级的《常识》课教学工作。别以为小学的知识简单，但要做好教学工作，却不是一腔热情可以解决的问题。幸亏当初小学的老师对我十分友善，特别是负责教务工作的侯巨奎老师（他曾是我父亲的同事，我哥哥、姐姐的老师），他对我的工作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他的课堂里听一节课，再到自己的班级里上一节课。一个月后，我基本上熟悉了对小学生的教学方法，大半年后，在五洩区小学生升学统考中，我所带的班级夺得了第三名。侯老师还推荐我出席诸暨县先进青年教师座谈会，我认为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所以不肯参加。侯老师却拿出了一张提纲，把我所做的一点一滴都列在其中，真的令我感动万分。 （下图是我所带的小学毕业生） 　　当时，大学毕业做小学教师是很稀奇的事情，许多中师毕业的人都不愿到小学去。于时，有人把我去小学任教，称谓高射炮打蚊子，意思是大材小用。其实，能用高射炮打蚊子应该属于高科技，打下蚊子来简直比拿绣花针还吃力。因为这一点，我算在全县教师队伍中出了名。教育局副局长蒋玲德特地要求我能留在小学（其实是想培养我），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所以第二学年，我名正言顺地回到了初中部。 由于第一学年工作比较出色，母夜叉对我刮目相看，第二学年就让我主管初中部的教务工作。虽说是从正规师范院校毕的业，但实际工作能力，却是非常的欠缺，别说兼任管理工作，单就学科教学，已经非常吃力。而初中部教师中，民办教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对我们这批“正规军"的出现，无疑是有抵触情绪的，似乎是我们在夺他们的饭碗，所以处处与我们为难。同科老师赵xx，在我虚心向他请教问题时，不是耐心指导，而是嘲讽、挖苦。殊不知在文革阶段成长的我，没别的能耐，却吃得了苦中苦。由于我踏实工作，刻苦钻研，精心施教，在1983年的中考中，我所带班级的学生，击败了全诸暨所有竞争对手，以平均48.6分的成绩（满分50分）独占鳌头。（下图是草塔镇中的师生团员合影） 　　可能是因为成绩出色，抑或是对某些“游击队员”形成了威胁（那时的民办教师都想转正），当县招生办公室向草塔要求抽调高考保密、体检等工作人员时，夜叉把我推了出去。就这样，我在诸暨县招生办公室又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高考所有工作结束后，我被正式调入草塔中学任教。原以为这辈子可以在此地扎根了，所以工作认真，业绩也不错，所带普通班的学生在化学竞赛中，打败了校长所带的快班。当时的校长M年轻气盛，感到我剥了他的面子，于时心中存下了对我的不满。 80年代有个怪现象，教育局派员到学校搞活动，学校不安排中餐。而教研室中的化学教研员和语文教研员每每到草塔中学时，都似无窠之鸟。由于化学教研员主管我所教学科，而语文教研员恰巧是我前文提到的戚树人老师，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成为我寝室的座上客。虽然那时教师的工资极低，但他们来了，我都尽我之财力招待。次数多了，戚老师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念及同窗情谊，想抬举抬举我，问我是否愿意去城关的技校教书，想去的话，那边没问题，这边你自己向教育局、人事局、劳动局打报告即可。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当即向三个局打了报告。当时我只有25虚岁，对官场文化一窍不通，不知道打报告需要校长签字同意。当报告到了教育局后，局领导认为我们教育系统本来人手就缺，怎么能把人送给劳动局？于时把报告退回了草塔中学。M校长见了，火冒三丈，认为我目中无他，找我谈话，我又不肯认错，所以把我一脚踢到了五洩初中。固然，过后M认为对我的行为有点过头，而且在我申报中学一级教师时（那时中一是中学中的最高职称），作为评委的他不断赞美我，无奈他的一脚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下图为草塔中学赴新安江中学交流的教师） 　　1985年下半年，我来到了五洩初中，担任学校副校长，稍后又兼任了教导主任，同时还担任初三班主任，初三年级化学课教学等工作。学校的教与导几乎都由我来抓，由于工作繁忙，整个人忙得像陀螺一样转。那时的五洩初中，除了位数不多的老教师属于“土八路"，年轻的都是青一色的大中专毕业生，这批人是学校的中坚力量，不但聪明，更是有烈火般的工作热情，所以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兄弟学校的前列。我在五洩初中工作的二年，学校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总体上波澜不惊，我所做的工作也得到了人家的认可。1987年中考，五洩初中一个学校就向高中和中专输送了近80名学生。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当时，在五洩、大西两个区的近20个公社中，招收的高中生和中专生不到300人）。 　　那一年，我的家安在了草塔区医院内，同年儿子出生了，交通工具只靠自行车的我感到十分的不便。于时向有关领导要求调到草塔工作，就这样，我第三次来到了草塔镇中教书。更换了工作地方的同时，也卸掉了头上的乌纱。似乎运气不错，那一年的工作业绩还行，所带班级被评为县级先进集体。第二年，领导抬爱，让我担任草塔镇中常务副校长，第三年，我又被任命为草塔镇中校长，是年，我才28周岁。说实在，那时实在太年轻，工作经验不足，阅历欠丰富，在众多教师、学生面前发号施令时，禁不住心惊肉跳。不过，那时教育局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五洩区又作为试点地区，兄弟学校的干部差不多都很年轻，比起来，我也算当得不赖的干部。这期间，前任校长楼宝明，赵家骥都给我莫大的帮助。（下图为我所带的五洩初中毕业班班干部） 　　1990年7月间，我突然间接到了一纸调令，命我去草塔中学报到。事前我自己没有去要求，事后也无人给我解释，令我莫名其妙。到草塔中学报到后，学校团委搞了一个欢迎新教师仪式。作为已有十年教龄，又是三进“草中”的我，居然与小青年们坐在一起，自己想想不禁哑然失笑。到了校长室，见到老熟人侯大校长。原以为姓侯的会给我相对轻松的工作，结果领受的任务是：政教处副主任、高三（4）班班主任，高三（2）、（4）班化学。真是罪过到了极点，须知我在5、6年前教过高一的化学，高二、高三的课程都从来没有接触过，而此时，高三的学生已提前学完全部课程，通过了毕业证书会考。说得明白点就是学生会做的题目，我做老师的却根本不会做。当时，我对这个安排坚辞不受。但侯某人也不退让，作为书记的老韩显然与姓侯的一鼻孔出气，反复说：你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无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很不喜欢当干部的我，此时想想当干部毕竟比当群众好，如果我还是校长，怎么会吃这种苦头？（下图为草塔中学时，我与陈夫宝在一起） 　　没有办法，我只得咬牙跳起这副担子，上课时，挑我自己勉强懂得的知识讲，显然学生对我很是不屑，这从学生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备课时，我虚心向同科教师请教，遗憾的是，我根本得不到同行的帮助。每当我向和蔼可亲的老钟请教时，老钟把手翻在背上，口中念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念了五、六遍后，人就到了办公室外，次数多了，我就不再问他。后来晓得，我问的问题，不是老钟不愿讲，而是他也弄不清爽。再问有十来年高三教育经验的寿xx（就是前文提的那一个），他每次都是一句：“这个东西你自己弄弄好了”。如果我自己弄得出来，又何必问你？分明是同行嫉妒！于时，我千方百计抽空赶到城关中学去问我大学同班同学何建国，老何也很忙，要么有课，即便有空，也不忘当着城关中学老师的面先调侃我一顿：你们看，草塔中学的一级教师，要来问我这二级教师！弄得我好没面子。后来偶遇正在湄池中学教高三的同班同学许鑫炎，许是我大学时的铁哥们，他诚恳地跟我说：要教好书，首先自己要大量做习题，从中去领悟道理。听了他的话，回到学校后，我就在题海中“暢游”，每天，学校中第一个上班的是我，晚上，最后一个下班的也是我。一个月后，我解题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所教的学生，教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一年后的高考成绩，彻底击溃了姓寿的，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下图是我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在草塔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老侯悄悄的告诉我，先让我在政教处待一年，准备第二年提拔我。我婉言谢绝他的好意，我深知自己不是当干部的料。侯听后笑，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可不知为何，侯的校长当得好好的，1991年的暑假中，教育局突然从牌头中学调来一个姓C的来当校长，老韩从一线退了下来，他的乌纱套到了侯的头上。而自命不凡的C到了草塔中学后，就得到我曾当作好友的俞某的密报：侯欲提我做副校长。C闻之一蹦三丈高：我没来你们居然已经就在组阁了！加上其它一些非常偶然的原因，C就对我怀恨在心，做了一双又一双小鞋让我穿。即便那一年所带学生的高考成绩仅次于诸暨中学，C也毫无恻隐之心。一气之下，我欲下海逃避，可教育局仍不肯放我到企业去。无奈之下，我打算停薪留职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再说，恰在此时，得到消息，C校长已经就地免职了。凑巧的是，新来的校长又是从牌头中学调来，姓氏也与C一样，而且面容比C更恐怖。我暂且叫他H校长吧。H校长刚一上任，就托人捎信给我，让我去见他。H校长见我后，好话说了一大堆，千方百计挽留我，只是我去意已决，H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我调动的要求。于时，我的人事关系再一次进了草塔镇中。可心灵已累的我急需要有个“疗伤"的去处。在我离开草塔中学时，侯对我说：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我听后只哈哈一笑：世事难料，你为我好，我怎能怪你？（下图是我带的第二届高中毕业生） 　　1993年7月底，我到了远离家乡的新疆伊犁。“伊犁"两字在哈萨克语中是暂时居住的意思，真是应了我当时的景况。但我内心，却不想再回到教育岗位上去，因为我付出的比一般的人多得多，但我得到的却比一般的人少得多。只是我在伊犁，与某建筑公司老总眼里的二个人才W和X一起工作，期间W和X一次次被当地人所骗，我虽百般劝导，也无法阻挡他们深陷骗局而难以自拔，我自认为在经商这方面，全世界数我最笨，而W与X是比我还要笨的大笨蛋。愿望与实际之间毕竟存在天壤之别，在伊犁的一年间，我终于认识到自己除了教书还可以勉强凑个数以外，再无过人之处了，于时又从伊犁灰溜溜地回来了。回来后，心无旁骛，铁下心来做教书匠。曾有多个机会可以变换工作，但我已认命了，准备一条道走到黑。 第四次在草塔镇中任教，人熟，地熟，业务也算熟，所以工作起来也不吃力。校长是我在五洩初中工作时的好朋友杨利光。因为关系好，所以杨各方面都对我关心倍至，让我担任副校长兼政教处主板，还担任初三（1）班班主任。在评优过程中，极力把我推出去。那一年，我有幸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班主任。我深切感谢杨对我的关心。（下图是我在新疆赛里木湖边） 　　1996年，杨利光调到市旅游局工作，校长位置出现了空缺，一部分人蠢蠢欲动，另一部分关心我的人都催促我去上边活动活动。但我有自知之明，无论脾气和能力都不怎么适合当干部。可教育局的有关人员通过群众测评、干部座谈后，仍决定让我当校长。当姓周的副局长找我谈话时，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合适！我的回答，令他瞠目结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不要当干部的人，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说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担任什么干部。现在，你也不用推了，局长办公会议已经定下了，找你谈只是形式而已”！到这时，我才晓得，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无耻之徒。无奈，我第二次被当上了校长。由于此前，从群众到领导，从领导到群众进行了好几次反复，既知道领导的苦衷，又能晓得群众的心声，既有当干部的经验，又有为群众解决困难的期许，所以当起校长来比以前更多了一些人性化，工作也更得心应手，与镇中与大多同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任期间，工作得到杨长康校长的支持，学校工作运营平稳有序。1997年，我被评上中学高级教师，那是全诸暨第一个农村中学高级教师，也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下图是草塔镇中的老师合影） 　　2000年，我主动要求调到城区工作，教育局安排我到滨江中学（原浣东中学）去担任主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原址上的滨江中学，位于东一路西边的尽头，诸暨中专在路的中部，而诸暨二中在路的东边尽头。一条路上存在三所学校，到了傍晚放学时，一些品行不端的学生都集中在路上闲荡，这必定要引起打架斗殴事件，滨江中学内需要处理的事情接连不断。本来，这类事不必我直接处理，无奈部属金主任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弄得我苦不堪言，幸亏当初的领导班子高度团结，齐心协力，硬是把一个乱哄哄的学校，变成一个学生比较想往的学校。2001年下半年开始，我改为分管学校的教学工作，在教务主任等教学线的同事的配合下，我们狠抓教师教学业务及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3年中考中，滨江中学囊括了诸暨市中考成绩冠亚军。更令我庆幸的是，在滨江中学工作期间，我结识了吕、方、史、杨等好朋友，也带出了两个好徒弟。 （下图是我与仨徒弟） 　　2003年，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又一次向局里提出调动的要求，这一次，我调到了浣纱中学工作。在浣纱中学期间，我仍担任副校长，但分管的是后勤工作。至此，除了总务主任、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外的所有学校干部，我都当了个遍。作为一个老学校，一个负债累累的学校，本身没多少后勤方面的事可管。于行政工作而言，我差不多做起了甩手掌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书方面。在浣纱中学的四年间，自认为在教学业务水平、教学艺术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与陈、何两位学校领导成了莫逆之交，又有幸成为阿邱的师傅。 2007年正月，父亲仙逝，原本对生离死别没什么体会的我，因为父亲的离去而醒悟到自己对双亲的陪伴时间太少了。同时，于我来说，当干部没啥意思，既无兴趣，又缺少能力；既不想往上爬升，也不想获取别人钱财。由此，我向教育局提出辞去职务，到一个工作相对轻松、时间相对宽松的环境工作，让我抽出更多时间陪伴耄耋母亲。领导理解我的苦衷，满足了我的要求。只是有好事者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而且臆测我肯定犯错误了，因为天下很少有人会不要当干部的，但我对一切都很泰然。（下图是我在浣纱中学时的照片） 　　2007年8月，我到了诸暨二中工作，虽然工作有一些压力，但在姚、许两位老同学兼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校长们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我总体上工作顺心，心情舒畅，一度也为学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二中期间，结识了相当数量的朋友，有人给予我关心，有人给予我帮助，也有人给予我友谊。我在二中开心度过了整整三分之一的教学生涯。大半生中，我从小学四、五年级教到高三，涉及每个年级和文科、理科，遗憾的是没机会教幼儿班和大学，否则教学生涯就比较完整了。 在即将离开教学岗位的时候，我写下这个美篇，不仅仅是为了简略总结我的工作历程，更是为了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朋友、部下、学生们！你们给我的深情没齿难忘，你们给我的温暖永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