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 见 你

秋日暖阳

玉是什么？

玉是石之美者，其名称及含义源自中国。19世纪外国地质学家开始注意到玉石并将它们定义为软玉（nephrite）和硬玉（jadeite）两类。软玉在中国矿藏丰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们已能凭经验选出结构致密，易于加工的软玉制作玉器。硬玉俗称翡翠，明清之际从缅甸输入中国。

世界上孕育出玉文化的文明有哪些？

环太平洋地区的文明中都有玉器的使用痕迹，其中以中国、中南美洲和新西兰较为集中，如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等都曾大规模使用玉器，但随着文化本身的消失，玉文化也中断，唯有中国的玉文化一直延续下来。

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是什么？

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玉器出土自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其早期遗存距今约9000年，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玉器有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管、玉珠、玉璧、玉锛和玉斧等。

玉料来自何处？

目前所知中国软玉产地主要是新疆和田到且末的昆仑山矿床、天山玛纳斯矿、江苏溧阳小梅岭、辽宁岫岩、四川汶川、河南浙川和台湾花莲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所使用的软玉可能采自岫岩，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玉80%以上是软玉，但矿藏地点至今仍未得到确认。

中国古史是否存在一个“玉器时代？”

《越绝书》记载轩辕、神农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一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以石、玉，铜、铁划分了中国古史发展阶段。玉器时代是否存在？至今仍具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当时玉制工具、武器是否为实用器，以及除了集中出土玉器的红山、龙山、良渚等文化，其他地理范围内是否还有类似文化。

设想你走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河滩上，正寻找制作石器的材料，却无意间发现一块光泽莹润的美石，如果将它打磨成工具，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暴殄天物？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可能正是这样想。他们认为石之美者珍贵又充满灵性，便将它演化为事神、藏礼的重器，开启了从石器时代一直绵延至今的中国玉文化史诗。

但在这漫长的史诗中，玉至少遭遇了两次大挑战

第一次是距今约四千年前，社会从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玉礼器被青铜礼器取代似乎势在必行，但它竟延续了下来，在礼制中站稳脚跟。

第二次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礼乐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瓦解，玉器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它竟挣脱了礼制束缚，在古人的文化生活中绽放出恒久光芒。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玉？为何只有中国等少数文明孕育了玉文化？玉器具备怎样的独特性，可以绵延如此之久？它又经历了怎样的磨砺和蜕变，才与如今的我们相逢相知？

当我们考察玉的独特性和延续性时，也许并未意识到，今天的玉文化正面临着第三次大挑战。

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如今生活里随处可见璀璨夺目的珠宝，而传承至今的玉器仍昂贵、传统、严肃，已跟不上年轻一代的审美和需求。

面对困境，玉能否再次蜕变？变成什么样？玉的精神能否不拘泥于材质、形式，更自由地延展？了解玉的特质，能否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应对之法？

自2019 年始，源流运动启动了“玉见你”项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探讨玉的历史、当下与未来，这一抛砖引玉的尝试最终形成了此处汇聚历史解读与当代设计的小展览。
当我们在展厅中与那些温润精巧的玉器相见，仍会为先民对美好的追求所感动。今天，我们有幸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当今的设计师们一同合作，开启这场关于玉的对话 有别于日用器，先民总会选择材料稀有、代表先进技术、拥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器物作为礼器。于是乎在新石器时代，玉器从石器中脱颖而出，用以“事神”。
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期，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玉器也从“事神”向“藏礼”过渡，用以象征权力、承载礼制、区分等级尊卑。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 与此同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也日益成熟，当周人制礼作乐，以维系他们等级森严的统治时，在礼的载体上，他们选择了青铜器，却并未摒弃玉器。
概因四五千年的玉文化赋予了玉神圣和权威，让玉与人缔结了深层联系——祖先之灵可以由玉守护，尊贵的身份可以靠佩玉彰显，还有它的装饰性，都是青铜所不能替代的。
玉和礼有怎样的关系？周人如何使用玉？它的含义在后世是否延续？就让我们从礼字本身开始探索。 礼的古字是“豊”，甲骨文作“ ”，从珏、从壴（鼓字初文）会意。古代行礼时常用玉和鼓，击鼓奏乐、奉献玉帛成礼。战国以降经发展逐渐看不出从珏从壴的原貌，“壴”
的部分讹变为“豆”，并加“示”旁表义，发展出“禮”字。汉代《说文解字》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今简化作“礼”。
在周代各种各样的礼仪场合中，玉器仍扮演重要角色。但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礼啊 礼啊，难道就是指玉和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指钟和鼓吗？
我们不仅要看到玉器本身，更要看到附着于其上的礼的精神

玉璧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礼器，其表面纹饰具有团结、联合、和谐的寓意。

下图左边的作品从玉器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文化内涵出发，通过金属艺术品的创作，深度解构并重构传统玉礼器中的与人息息相关的“和”文化。作品以3D打印技术制模并结合传统失蜡铸造技术完成的人体形象重构玉礼器表面传统纹样，最终以小的人体排布体现周代玉器的谷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作品中众多相同的个体如同现代社会中芸芸众生，目光和思想指向不同，而因求同存异，才形成了如玉璧般的和谐形态，形成了包容众异的“大同”是作者认为对“和”最好的表现方式。

下图右边那件玉璧出土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中，用碧玉制作而成，同心圆绳纹将璧面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谷纹，外区阴刻夔龙纹。这种夔龙纹玉璧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丧葬用玉，著名的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王之妻窦绾墓也出土了相似的玉璧。由于墓葬早年被盗，我们无从得知它被埋葬时的具体情形，但根据这件玉壁的尺寸和质地推测，应该是楚王的敛尸玉璧。

山西侯马的晋国新田遗址发现了5000 余件有朱书文字的圭形、璧形等多种形状的玉石片，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卿大夫为巩固内部团结，举行盟誓时的约信文书，将盟誓的内容写在玉、石片上，献给神鬼，作为结盟的见证，可以说是“化干戈为玉帛”的生动体现。
玉器有哪些基本类型呢？让我们来看看《周礼》的记述。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春官•大宗伯》 《周礼》论及“礼玉”有“六瑞”和“六器”，汉代学者总结为“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简单来讲，“六瑞”是不同身份的贵族执拿或佩戴，用以表明身份等级的瑞玉，主要包括不同样式的圭和璧，更具政治意味；“六器”是六种祭祀用的玉器，包括璧、琮、圭、璋、琥、璜等，更具宗教意义。
这六种玉器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具雏形，从古至今也有很多学者讨论过它们的具体形态。璧、琮、璜的争议较少，而对于圭、璋、琥则众说纷纭。 西周尚玉，并形成了完备的用玉制度。从宗周故地到各封国都有相当丰富的玉器考古发现，涵盖礼仪、服饰、丧葬等多个方面。
位于山西曲沃县北赵的晋侯墓地属于西周时期九代晋侯及其夫人们，墓内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体系完整、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对研究周代玉文化极为重要。
周代的用玉制度影响深远，即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及至汉代，仍被继承并有新的发展，成就了自西周以来的礼玉制度最后的辉煌。
西汉在江苏地区分封了楚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泗水国等同姓诸侯国。位处楚国都城的徐州古称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迄今为止已发现西汉楚王及王后陵8 处，随葬玉器的普遍性和数量都在汉代诸侯王国中首屈一指。而盱眙大云山的江都王陵、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高邮天山广陵王陵等都有重要考古发现。
从晋侯到汉王，留下了古人对玉一往情深的篇章。 汉代诸侯王随葬玉器组合复原（包含玉棺、玉枕、玉衣、口琀、手握、玉佩、玉璧等） 结合文献与考古，周代的礼仪用玉当以圭、璧、璋等几类器物为主，其中圭最为重要。
赐圭是周天子册命诸侯的必要仪式，是受封者本人的身份标志物。
史载少年西周成王在游戏时以一枚圭形的桐叶仿效玉圭，册命弟弟叔虞为诸侯，后被史官劝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封叔虞于唐（即后来的晋国），这便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锡（赐）尔介圭，以作尔宝。——《诗经·大雅·崧高》 那么，圭究竟什么样呢？周代墓葬出土玉器中有一类器物——玉戈，与尖首圭的形制十分接近，往往难以作出明确区分，学者认为圭可能是戈演变而来，二者异名同实。它们在墓中大多出自棺椁之间、棺椁盖板上和墓主胸前。
而墓葬中所见璧多作丧葬用，琮可能作束发用，璜则常见于组玉佩中，并不全然代表礼制含义。
至汉代，礼仪用玉的种类趋于简化，主要沿用玉圭和玉璧。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中出土大玉圭近汉尺九寸，似与《周礼》“命圭九寸”相合，小玉圭则与河北满城中山王陵、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王陵出土小玉圭规制完全相同，或许与朝廷在诸侯去世后的赗（fèng）赠有关。 西汉·大玉圭，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王墓前室出土大玉圭4 件，皆青玉，长21 厘米，小玉圭1 件，长9.4 厘米。

另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也在棺椁外排列两大一小三件玉圭。

在周人的观念里，玉是可以维持和强健人的魂魄的精物，故盛行以玉器随葬。丧葬用玉广义指墓中随葬的所有玉器，狭义则指专为死者制作、生前不会使用的玉器，主要包含棺饰、覆面、口琀、敛尸玉璧、握玉、足端踏玉等。
其中玉覆面是在丝麻织物上依照人的五官缀以玉石片，盖在逝者面部。战国末期一些高等级墓葬可能已开始使用玉衣，形成“含珠麟施”的葬玉，覆面逐渐变成了玉衣的头罩。 西周晋侯墓地M31 玉覆面出土及复原情况。覆面由79 件形制各异的玉片组成。其中眉心这块玉片在出土时，其缺口与展示时相反，可以说明使用时为纹饰朝下覆盖于墓主头部。

现在我们所发现的最早的玉覆面属于西周早期，人们把模仿五官的玉石片缝缀在织物上，再覆盖在逝者头部，相信玉能够使魂魄强健不朽，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早期。

江苏徐州后楼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玉面罩由30件玉片组成，玉片以长方形和圭形为主。这些玉片大多是较透明的青灰色，玉质较好，正面抛光，边角钻孔。其中有9件玉片背面有纹饰，应该是用带纹饰的璧、璜等残器改制成的，这种用旧玉改作和拼凑玉覆面的做法在当时较为常见。但与以往的玉覆面不同的是，这件玉面罩没有雕刻出明确的口、眼、鼻，也没有将玉片缝缀于织物上，而是直接用丝线连缀，与玉衣的缀合方式十分相似，显示出周代玉覆面向汉代玉衣过渡的特征。

周代用作覆面的缀玉，有的是专为下葬而精心制作的，而有的是用现有玉器拼凑，或用雕琢过的旧玉改制而成的

实际上，覆盖死者面部的行为，在世界上诸多文化的葬俗中都存在。古埃及人用面具遮盖死者的面庞，认为面具可以强健他们的灵魂，护佑他们在通往来世的路上不被恶灵侵扰；阿兹特克人用绿松石、珊瑚、贝壳、黑曜石等多种材料制作人骨面具，覆盖于死者面部，或作为对死者的纪念而展示出来。给死者盖上覆面或面具的时候，生者不得不切断最后一丝不舍，而是将挂念藏在心底，送他们走向往生的彼岸。无论是我们惯用的玉、石，还是世界其他文化中惯用的金子、贝壳等，都比肉身不朽，它们勾勒的眉目，仿佛是在告诉人们，不必惧怕死亡，我们阖上了现世的双眼，却又在来世睁开。

在《不死的符号》系列作品中，刘骁老师将各处收集来的购物塑料购物袋转化成为先秦两汉葬俗中的玉覆面的形式，借以反思当下普遍无意识的消费习惯和行为。

作者认为玉覆面是关于“永生”的符号，整套作品由20个塑料片组成，功能上来讲都是一个个的吊坠，材料是塑料购物袋，来自作者在英国生活期间日常都会用得到的商场和超市里的塑料购物袋，如全球化的连锁超市“tesco”“Sainsbruy’s”，也有市集里购物时随处可得的塑料袋，塑料袋就成了日常消费的一个符号，这种随手可得使得消费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深深地刻在人们的意识当中。

而塑料袋本身也是完全的化学人工制品，与自然物截然对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其成分无法被自然消解，也有一种“不死”的意涵在其中。借着塑料袋的隐喻，与玉覆面的形制相结合便成为了这系列作品最主要的面貌。

在发掘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时，考古工作者在墓道内发现了一座陪葬墓，墓中出土了铜鼎、玉璧、铁剑、玉印等，因为其中有一枚印文为“食官监印”的方形铜印，而被命名为“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生前可能曾担任过该官职。

这件玉枕出土于墓主人头下，与其身下的玉璧、双手所握玉璜共同守护着亡者。玉枕由枕足、枕板、兽头饰三部分构成。枕板内为一长方形木枕芯，枕面镶饰35片雕琢精美的龙形、长方形、“亚”字形等玉片，两端为兽头状玉饰，彰显着使用者的高贵身份。

在徐州市北的北洞山上，藏着一座西汉楚王为自己营造的地下宫殿，他仿造生前所享用的宫室来营建墓穴，又用奢华的玉衣保护尸身不朽。但他的祈愿终究落空，墓葬早年即被盗掘，玉衣也早已残缺散落，只可从残片中推想当年。

在徐州市北的北洞山上，藏着一座西汉楚王为自己营造的地下宫殿，他仿造生前所享用的宫室来营建墓穴，又用奢华的玉衣保护尸身不朽。但他的祈愿终究落空，墓葬早年即被盗掘，玉衣也早已残缺散落，只可从残片中推想当年。

北洞山楚王墓一共出土了73枚形状各异的玉衣片，其中大多为凸字形，玉质光洁无瑕，晶莹温润，多为素面，表面打磨抛光，与玉覆面相似的是，也有少量玉衣片是用旧玉改制而成。每个凸字形玉衣片上都有7个钻孔，原应用金丝缀合而成。汉代玉衣的形制和编缀方法是受铠甲的影响，北洞山楚王墓的金缕玉衣形制特别，工艺水平很高，应该是受鱼鳞铁甲影响的作品，在目前已出土的玉衣中仅此一例。

这件作品致力传统技艺的创新与再诠释。西汉诸侯王的“金缕玉衣”将所有小玉片联结成玉衣用于保护逝去的躯壳和灵魂。而设计师则在这件作品中尝试诠释这一传统联接方法，通过
创新树脂材料，运用手工切割与联结，重塑传统不同的瓶子造型，表达一个重塑型体的状态，象征文化是一个不断融合与创新的过程。 葬玉在汉代发展到了顶峰。在厚葬风气的带动下，种类相较周代更加复杂多样，并发展出了以玉衣为主，辅以玉棺、玉枕、玉握、玉窍塞、玉璧等器物的葬玉使用组合。人们笃信玉可以保护尸身不朽，令逝者的形魄有所归依，灵魂早日飞升成仙。
三国时期逐渐流行薄葬，魏文帝曹丕认为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故下令废除了随葬玉衣的制度，奢靡的葬玉制度走向消亡。

下图玉衣为西汉·金缕玉衣，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因遭盗掘出土时严重散乱，修复后的玉衣由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等十余部件组成，玉片总数为4248 片，穿缀玉片用的金丝重1576 克，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片最小、工艺最精的玉衣。

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晋·葛洪《抱朴子·对俗》

在古代，蝉会以葬玉的形式出现在墓葬中，被赋予“永生”的含义。

下图中这件作品以蝉为主要元素，与身体最近距离接触，去感受她的温与重，这是互相间的对话。以浇铸的工艺实现蝉的成型，其中的空洞破败，正是蝉在地底潜藏数年历经磨难最后脱壳羽化的写照，翅膀状的蕾丝形包裹住蝉的躯体，柔软又脆弱，也是对生命的感叹和致敬。

新石器时代，人们便用美丽的玉石器装饰身体，而珍稀的材料也彰显了拥有者的地位与实力。周代发展出了服饰用玉，包括发饰、耳饰、组玉佩、玉带钩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墓中随葬的各式组玉佩，构件包含璜、珩、各式串珠等，也成为了在服饰上区分等级的标志。
晋侯墓地出土了多件保存完好的西周组玉佩，如31 号墓出土戴于颈部、垂于胸前的六璜联珠组玉佩，肩部的玉牌联珠串饰等。西周的多璜组玉佩往往较长，以起到“节步”之用，璜与珩的数量与墓主的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诗经·郑风·有女同车》 图上：西周·多璜组玉佩，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31 出土。此类玉佩用玛瑙珠/管、料珠/管等各类小件珠饰将一件或多件玉璜串联在一起，其间可能夹杂玉鱼、玉戈、玉蚕等小型
玉饰件。根据墓葬出土情况，推断多佩戴在人的颈部，长及胸腹甚至脚踝。

图下：西周·玉牌联珠串饰，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31 出土。此类玉佩将玛瑙珠/管、料珠/管等小件珠饰串成多股，再总束于一件梯形玉牌、骨牌或象牙牌上。仅见于女性墓中，是女性贵族的专用品，根据出土情况推断多佩戴在人的肩部。

玉舞人出现于战国晚期，在汉代风行一时，通常作为组玉佩上的构件。

这件玉舞人由青白玉制成，描绘了一位长袖女舞者的形象。她一臂高扬甩过头顶，耸肩，另一臂前甩，扭胯，同时抬起一足，身姿舒展优雅。舞动的双袖与身体间巧妙的透雕处理，兼顾了悬挂佩戴的功能。含玉舞人的组玉佩大多出土于西汉高级贵族的墓葬，在徐州地区更多见于高级的女性墓葬中，透过她们婀娜起舞的身姿，或可想象千年前“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的乐舞场景。

东周时期，随着深衣和腰带的出现，腰间悬挂的组玉佩逐渐流行起来。但印绶制度的实行，使得组玉佩逐渐失去等级色彩，装饰功能得到凸显，形制也愈发繁复多变。
从西汉中期开始，简约明快的小型组佩和单体玉佩逐渐成为主流，组佩一般由玉璧、玉珩、玉舞人、玉觽（xī）等配件组成。汉代祈福辟邪思想的盛行，还催生了刚卯、严卯、司南佩等具有驱疫逐鬼意味的玉佩。

《二十一世纪组玉佩》这一作品来源于作者李安琪老师对古代玉器的形状拆解，她认为传统玉器形制可归纳为简洁的圆弧线条或直线，它们与当下流行文化中的颜文字表情（emoji）实有相似之处。作品用玉这种带有古意的材料，旨在将玉和当代的造型方式建立连接新旧的关系。

该系列作品以常见的玉器形制，如玉环、玉璜、玉玦、玉璋、玉圭等，组成属于21世纪的中国组玉佩，实为对西周组玉佩的一种拆解和提炼。作品从不同层面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品质，换言之，作品以玉喻人，玉之相，亦为人之相。

下图作品的灵感来源是山西博物馆的七璜连珠组玉佩。作者认为玉是珍贵且具有唯一性的，每一次削减都是对它材质价值的降低，但却是精神价值的增加，而从精神价值的层面上说，获得玉的方式很多来自父母传承，使玉作为传家宝出现。

古代一般挑选价格较高昂、较珍贵的材质来作为一个传家宝，但当代更注重精神层面，所以在传家宝的挑选上，更多注重的是它有什么含义，以家族的历史故事赋予其内涵，更多的是要充满爱，充满了全家人为之付出的心血。

作者从这样的角度出发，采访了自己的父母，认为书是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她以书法的形式将父母的箴言摘录，并用组玉佩为模板，做成书签佩戴在书上，这是作者认为的对传家宝最好的诠释。

战国时期楚国对龙、凤的崇拜已成为楚文化的一大特点，汉室兴起于楚地，故而汉代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深，龙凤题材玉器有了更大发展。

在发掘狮子山楚王墓时，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被盗墓者拖出的墓道塞石夹缝中似乎有遗物，几经周折终于取出，使这件龙形玉佩得以重现世间。这件玉佩以白玉雕成，玉质温润，有玻璃般光泽，局部有沁斑，造型为单体龙，身体卷曲，呈S形，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鬛毛向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绞丝纹，前肢曲折，爪趾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并平削，通体饰谷纹。这件玉龙造型浑厚流畅，继承战国玉龙的雕琢风格，采用了阴线刻、浮雕和局部透雕等技法。玉龙眼睛下方有一钻孔，为系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曾用作佩玉。

《礼记·玉藻》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而印信无疑最能代表主人的身份和品性。汉制官印惟帝后玺用白玉，以下仅可按等级使用各类金属。但不受此约束的私印，则常以玉为材。

这件双面玉印玉质莹润，双面篆书“刘治”“臣治”，印文精美，应该是一枚私印，通过它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名叫刘治，或许是一名宗室成员。印章出土于一个漆奁中，旁边还有三枚玛瑙质、玉质圆珠和一枚绿松石铲形坠，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原来应该是串联在一起的。在同一个漆奁里，还放置有带钩、铜镜等多种生活用品，这组玉印串饰应该已不仅仅是表明所有者身份的印章，也是墓主人在日常生活中佩戴或赏玩的心爱之物。

宋马远观水，成千古水图。中国古代的艺术家皆是阅尽天下山水，然后闭门绘出胸中沟壑。
这样的艺术观也影响着设计师的创作。作品参照南宋马远水图中对水的形态观察所勾画的线条制作木纹金，采用宋代标准瓷器的形制锻造出残件，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此象征一种文化审美的留存，只鳞片甲，但仍然光彩照人。

耳杯，又称羽觞，其形似船而为椭圆形，浅腹，平底，两侧有耳，便于抓握，常作酒器用。

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这件玉耳杯玉色青白，呈半透明状，局部有褐色沁斑。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杯体厚重，通体抛光，素面无纹饰，尽显质朴简洁之美。此件器物发现于没有被盗墓活动扰乱的墓道西侧第一耳室，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玉卮和两件高足玉杯，四件玉器排成一列，组合清晰，显然是楚王生前使用的一组玉酒器。

和周代充满了礼制和等级色彩的用玉制度不同，玉器在汉代走入了世俗生活，皇室贵族与富家子弟用玉来装饰他们心爱的佩剑，打造拥有玉质剑首、剑格、剑璏（zhì）、剑珌（bì）的玉具剑。

这件剑璏为白玉质，长方形，片状，两端下弯，背面有一个方形仓，仓的侧面有透孔，表面饰勾连云纹，一端刻饰兽面。在南北朝以前，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璏式佩剑法，剑璏固定于剑鞘外侧，剑带自透孔穿过，系于腰间，我们在展厅侧面的陶俑解析图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佩剑方法牢固而不易脱落，甚至曾远传西方，但当剑身较长时，则会出现末端下垂的现象，就像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彩绘陶背箭箙俑左胯之剑一般。

豹形镇”用料考究，造型写实，它们到底是做什么用途呢？
在席地而坐的汉代，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便用重物压之。汉代的席镇，多以匍匐的动物为表现和模仿对象，在古代工艺美术中独树一帜，也是中国室内陈设的亮点。 《礼记》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这仅仅是因为礼仪和美观吗？
子贡曾问孔子，为何君子都珍视玉而鄙视珉石？孔子说是因为君子用玉比喻人的美德，并从玉的十一个不同特质出发，谈了玉与人、与世界的关联。
这一系列关联反映了时人尤其是士阶层对玉的观照，超越了礼制和生死的诉求，变成了一种自我映照，使玉承载了君子的道德与言行准则，与个体的关系更近更深了。
所以当战国秦汉时期礼乐制度消亡，铜器从国之大事悄然转入日常生活，玉却因礼制色彩的退去而获得了精神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度所期望的人的美好品质维系着深厚关系。
玉都有哪些特质，分别映射了君子的哪些美德？时至今日，这些美德是否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让我们以玉为媒，与古之君子进行一场精神交流。 孔子将玉的物理特征道德化，阐述了玉的十一德，即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管子·水地篇》总结玉有九德，《荀子·法行》中记载孔子对子贡说玉有七德。
汉代儒者继承了这种“贵玉”思想，并对其做了精炼与延伸，如西汉刘向《说苑》中言“玉有六美”，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描述玉有五德。
他们对玉各种特质与君子品行的对应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玉温润有光泽体现的是仁。
温润是古人对玉的第一眼认知，仁是儒家思想里道德的基础、社会和谐的根本，这一形象的比喻，让世人对君子的仁德有了直观感受，也让玉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藉此强调君子需重修身，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观念脱胎于周代礼乐文化中，并为历朝历代接受，每一代人都在玉中看到了先贤君子树立的典范，为自身人格与处世方式的完善不懈努力。 除了将玉的特质与君子美德关联，古人也发现制作一件玉器与成为一位君子的历程十分相似。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们将君子和美玉并论：一个人需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才能文质彬彬成为君子，正如一块璞玉需经雕琢方能呈现温润色泽和精美纹饰，成为一件美玉。
今天我们以欣赏艺术品的心境与古代玉器重逢，但往往忽略了这相见的来之不易——玉是珍贵的，而玉器制作却通过削减玉料来赋予意义；玉坚韧却终非铜铁，捶击磨砺是一个艰险的历程。
一件玉器的诞生要经历哪些工序，玉器的形状纹饰寄托了怎样的美好寓意？当代设计如何对它们进行再现和再定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玉相背后更费思量。 与玉器相伴，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形象，应属龙和凤了。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希望借助拥有神力的猛兽和翱翔天际的玄鸟与自然的力量对话，逐渐演化出了汇集所有动物能力、灵性的龙凤形象，并用珍贵的玉石将它们雕琢出来，如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龙、石家河文化的玉凤等。
从那时起，龙和凤就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玉龙 玉凤 西周时期，龙凤纹饰的造型更为成熟，以流畅生动的双线纹最具特色。
《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凤鸣岐山”的典故，这是周兴盛的吉兆，因此周人对凤鸟尤为热爱，在很多西周玉器上，常见独立出现或与龙纹并存的凤纹，线条流畅灵动。
春秋战国时期，龙纹逐渐简化为抽象的虺龙纹，又慢慢解体为云纹、谷纹等，开始在玉器上重复排布出现。孔子就曾以龙喻老子，言“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正是君子思想通达、品性高洁的写照。

韘形佩最初源于射箭时保护拇指的工具——“玦”，到西汉时期，玉玦的礼制和实用功能已基本退化，更多作为具有装饰意义的韘形佩而存在，但射箭时当机立断的“决断”之义被延续下来。

这件韘形佩呈青黄色，为扁片状，中部有一圆形孔，饰卷云纹。边饰镂雕龙凤纹，上部为一虺龙，身体虬曲，头部侧昂，面部生动，双眼瞠目，长眼梢，鼻梁挺直，鼻翼起，两耳竖起，头顶部生出一角，龙身饰有圆点纹表示鳞甲。左侧镂雕一凤鸟，头前伸作行走状，身后逶迤长的羽尾并在后部展开，凤身阴线雕有羽状纹饰。右侧镂雕出一变形的虺龙。雕镂着龙与凤的精美玉韘，在繁复的纹样中依旧可以辨认出护指侧鋬的形态，但已褪去狩猎与战争的粗砺，成为彰显佩戴者身份的尊贵象征。

战国时期楚国对龙、凤的崇拜已成为楚文化的一大特点，著名典故“叶公好龙”中的叶公便是一位楚国贵族，“凤歌笑孔丘”的接舆则是一位楚国隐士。汉高祖刘邦生于沛丰邑（今徐州丰县）中阳里，原是楚国故地，汉室兴起于楚地，故而汉代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深，龙凤题材玉器有了更大发展。

汉代楚王墓出土的龙凤玉佩，玉质和制作工艺皆上乘，显示了佩戴者的尊贵身份。由于脱离了周代礼制的严肃庄重，汉代的龙凤玉佩更加繁复灵动、温润秀丽，将装饰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禁令人畅想它们的主人便曾以龙自诩，以君子自矜。 玉的质地坚韧，必须用人力带动沾有解玉砂（比玉硬度高的矿物研成的细小颗粒）的工具，才能对玉进行切、磋、琢、磨。制作一件玉器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心力，遗留至今不计其数的古代玉器上，也凝聚着无数先民的生命光阴。
我们不妨择一观复，体察历史的痕迹，在工艺与设计中古今对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吕智杨的作品是用时下流行的“拼豆”方式重新制作赵卿墓出土的龙形玉佩。作者调研了玉佩在古时候的历史价值和精神象征意义。古有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表达出玉对古人非常重要。从当下的语境来说，玉的功能性不再那样强烈，原本的装饰性也不像在古时那样受人欢迎。作者希望能用更好的或者更新颖的一种语言去重新阐释龙形玉佩，能让现在更年轻的观众们喜欢它，最终采用了“拼豆”元素。

拼豆是很像素画得很标准化的一种构成方式，可以用一种更加标准化的方式去让观者们更好地了解龙形玉佩的比例，也会有一些新的佩戴方式，比如它可以解构为长项链，也可以作为一个单件的元素去佩戴，还可以组合成1:1的龙形玉佩来佩戴。

由于玉器材质珍贵，不易获得，且硬度较高，加工难度大，故古代玉工们在对玉器的形纹设计上，往往遵循省工省料的基本原则，依照已有玉料形状设计玉器造型，或依据心中预先形成的玉器样貌挑选形状合适的玉料。
一件整体呈三角形的玉龙佩，可以推测原始玉料的形状与其应相差不远。 玉工根据设计要求，按照打稿的线条去掉玉料上的多余部分，初步呈现玉器的基本形状。由于玉石雕琢具有不可复原性，在进行操作前需要谨慎考虑。玉料切割一般可分为片切割、砣切割和线切割，具体采用了哪一种方法，需要观察玉器表面残留的痕迹来进行判断。
龙形玉佩可能采用砣切割进行轮廓成形，再用线切割对弯转处进行雕镂。 片具：片具是一种呈扁平长条状的制玉工具，一边有无齿平刃其使用方法有如锯子一般，藉由来回拉切，借助解玉砂锉磨，以消耗玉料。

砣具：砣具是一种圆盘状的制玉工具，以旋杆固定在砣机之上，利用外力带动，配合解玉砂来回转动、磨耗玉料，有宽砣、细砣、大砣、斜砣和平砣五种。

线具：线具包括软性线具、金属三角棱线具及金属薄刃线具。凡质地坚韧柔软、可与解玉砂嵌合且经得起多次拉磨的物质，都可作为软性线具。

在玉器的研究上，人们更在意的是雕刻的花纹或是玉料，很少有人关注玉器上的孔洞，因为孔洞就是用来穿绳佩戴的，所以在现有资料中对孔洞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张亦伦发现很有趣的是很多玉器上的孔洞的样子都不一样，如果将结构的功能性与视觉做转化，也许会出现一种新的视觉形式。

下面的作品以新石器时代兽形玉玦为原型，创作中结合钻孔工艺和文物本身进行设计，以当今的视觉形式阐述她对孔洞的认识。作品材料选用人人可碰触的香皂，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认知上，文物与人是有很大距离感的，而香皂却是人人都接触过的物件，几乎没有距离感，正是因为香皂的普遍性，从而赋予了这一组作品特别的温度，也拉近了人与展品的距离。

西周玉器纹饰曾盛行内细外粗的双线纹，勾勒出缠身龙纹、凤纹等，流畅生动。春秋战国时期则变为细密繁复、排列规整的虺龙纹及其变体。

这件作品以西周玉蟠龙为缘起，而玉蟠龙的形态很像海螺。在设计师眼中，海螺是一种母体的象征，也是一种美的秩序的象征，所以作品在旋转的螺的形态中带入海螺纹的韵律感，寓
意蟠龙在旋转中常新，文化也源远流长，推陈出新。

玉蟠龙上的海螺纹饰都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今天仍能涌动向前、不断发展的美好心愿，呈现古代与当代精神文化间的密切联系。

设计者说：

玉有着跟人一样的特征，每一块都有每一块的独到之处，而众生也是多有相似之处却成为各不相同的生命体。当我们看现代的钻石、珠宝等首饰时，很多东西都有一致性。而玉文化在今天很接近于现代社会的个体特征，就是个体之间存在必然差异。 ——张凡

玉器为满足佩戴之用，需要打孔。打孔的常用工具包括管具和桯具。

管具：一种内部中空的圆管状制玉工具，利用回旋转动力量达到磋磨玉料的目的，使用历史悠久。小型管具常用来钻小孔，中型管具常用来制作璧、环形器的中心圆孔，大型管具则常用来钻磨璧、环形器的外廓。

桯具：一种锥状实心工具，有粗细之别，前端形态也存在尖锥状与圆锥状的差异，主要用来钻孔、镂空和压地，利用反复回转所产生的力量推动解玉砂，以完成对玉料的特定消耗。

抛光是用抛光工具携带磨料在玉器表面磨细，是玉雕工艺过程中最后一个技术环节。
玉工使用毛毡、皮革或毛呢制成的抛光工具，结合抛光粉，对玉器表面进行打磨。经过抛光的玉器才能显露出更明亮莹润的外观。 从先民第一次认识玉，我们便一直在玉中见天地、见古今、见众生、见自己。
回顾整个玉文化发展史，玉与人的关系在不断拉近，从事神、藏礼，到君子比德，最终融入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死轮回中有它，衣冠风流中有它，诗词歌赋中亦有它。
我们就是这样，把玉深深纳入到了文化基因里。这始于玉的温润、美好，但它在历史中又是不断被塑造的，以符合每个时代的审美和需求。一件玉器的雕琢经过漫长时光，一个人的雕琢要用一生来完成，历史的雕琢更需世代人孜孜以求。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玉、如何对它进行再创造，决定着未来的玉文化是什么样，未来的我们是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