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之一）（童年，少年，青年时代）

方济南

父亲参加革命前，在上海做学徒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父亲方铭（原名方文星）原籍浙江镇海，后祖父母移居宁波，1921年12月28日，他出生在一个贫民家中，祖父是个轿夫，奶奶阿荣因其父死后无钱入葬，就到方家当了童养媳，先后共生育了六胎，可只有父亲和姑姑方阿娥存活了下来，其他子女都因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在祖父34岁的时候，邻居家失火，祖父前去救火而被烧成重伤，因无钱医治而死在医院的走廊上，当年奶奶才27岁身怀七个月的父亲，上面还有父亲的奶奶年近八旬切双目失明，下还有姑姑刚满10岁，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可怜的父亲是个遗腹子，一出生就没有見过自己的父亲。奶奶也终身未再嫁，当时10岁的姑姑搀扶着八旬瞎眼的祖奶奶沿街乞讨，把讨来的东西给坐月子的奶奶吃。父亲刚满月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奶奶就去给富人家当了奶妈，而父亲则由祖奶奶用米汤喂养，父亲稍大一点时，奶奶又去给别人当保姆，姑姑每天就出去捡煤渣，老祖母则出去乞讨。在父亲六岁时，老祖母去世了，奶奶在富人家做保姆平时是不能回家的，就只有十六岁的姑姑在家，生活的悲惨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家里穷父亲小时候是没有钱买玩具的，隔壁左右的掬缸渣（掬大粪）的大叔大伯们，就把掬大粪时掬出来的玩具洗干净给父亲玩。父亲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过年了，因为过年时出去要饭各家各户都会给一块年糕，所以要回来的年糕是五颜六色的，偶尔到了晚上他会拿一个铜板到饭店的门口等着，饭店打烊后厨师会将客人们吃剩下菜倒在一起一煮，一个铜板一钵，这样拿回去可以吃好多天，这也是父亲吃的最有滋味的菜了。父亲小小年纪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就自谋生活，热天他背个篮子，打着赤脚滿街去卖冰，那时冰块是从水路运来的，船就停在江边，到船上去背冰要经过很长的跳板，才七，八岁的父亲身单力薄，有几次都险些掉进江中，八岁那年，奶奶为了让父亲长大有点出，想送父亲上学堂，可是奶奶给富人家做保姆每个月的工钱只有二块钱，这钱还要养家糊口，真是犯了难。当时邻居们見父亲聪明伶俐都很喜欢他，就东家一个铜板，西家一个铜板，给父亲凑足了学费，当父亲背着书包走进学堂就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也深知他能上学的不易，所以他学习是极其用功的，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名。到了暑假他照样背着篮子去卖冰。寒假他就和姑姑一起去拾煤渣，逢年过节，奶奶才能从东家回来，富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放鞭炮，他却只能在大年初一和姑姑，奶奶一起顶着寒风去讨饭。上到小学五年级，家里实在供不起了，父亲就不再上学了准备外出做学徒。

1935年，父亲14岁时在表舅爷的介绍下准备到上海去做学徒。于是奶奶找人借了二块银元给父亲做了一件棉长衫，买了一个藤条编的箱子，踏上了去上海当学徒的路程。

父亲来到的这家工厂叫镇东机器厂，老板是德国洋行买办周孝高，是生产汽灯，马灯的。因为德国买办的关系和同济大学机械系拉上关系，所以这个厂也叫同济大学镇东机器厂。进厂后父亲在钳工车间当了学徒，因为是第九个学徒，所以被编为9号，在这里父亲认识了师兄叶藻（叶彩章，后任总参装甲兵部参谋长）王国勋等。

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只有特科情报系统等少数组织保存了下来。情报系统的学员曾用“力社“等比较灰色的名义在同济大学中进行活动，并借同济大学学生的名义举办夜校，父亲和师兄叶藻，师弟王国勋等人都进了工人夜校。在厂里父亲的钳工手艺进步很快，夜校读书也非常用功，还是厂里的体育骨干，据师兄叶藻叔叔回忆，当年在足球场上，父亲踢中锋作风勇猛顽强，象一只小老虎，在夜校里除了上文化课外，还由同济大学学生景之德（钱明）翁迪民（后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等地下党员，给大家讲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道理，父亲接受很快，还参加了工人老师博组织的对资本家的斗争，取得了劳动保护，改善伙食的胜利。在夜校讲的最多的就是抗日救国的道理，唱救国歌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上海沦陷，父亲所在的工厂正在战区，撤出江湾后工厂停工，父亲就和叶澡，王国勋等人在老板家做帮工，做些打扫卫生，地板打腊，花园除草，擦洗汽车等杂活。

1938年春，因为战事和他们失去联系的景之德（钱明）同志又和父亲他们接上了头，这时上海特科情报系统组织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外围组织{武抗），父亲等人又在“武抗"领导下在医院里做护理伤员的工作，并组织慰问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这时“武抗"在上海动员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下乡去开展游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日前线一溃千里，就在这时父亲和叶藻，王国勋等人化妆后跟随刘史明同志躲过日本鬼子的严密搜查，由上海乘船到达江阴武进交界处的西石桥，安家舍地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并于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的戎马生涯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