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跃|王昌龄《出塞》诗的历史互文与文本场域

秦淮云梦

苏武李陵

王昌龄《出塞》诗的历史互文与文本场域

李飞跃

内容提要 “飞将”一般指李广，但“茏城”与“龙城”地点不同，汉军有茏城之捷而从未到达龙城。西汉右北平郡治所在内蒙平刚而非河北卢龙，龙城亦非“卢龙城”简称。“龙城飞将”或指身陷匈奴的李陵。“不教胡马”的“教”依律平声，与汉武帝因听信李陵“教匈奴为兵”传言而诛其家的记载对应。《出塞》《从军行》等乐府题常咏李陵故事，该诗化自卢思道《从军行》, 多处语句与《史记》《汉书》有关李陵的记载成互文关系。易题《盖罗缝》的第二首诗与王昌龄诗的主题一致。唐朝取得了对胡战争的巨大胜利，而王昌龄作《出塞》诗又值“李陵胡”黠戛斯认亲归附。关注唐诗的历史互文与文本场域，有助于我们重新识其文本生成及意义嬗变。     

关键词 王昌龄；龙城飞将；李陵；《从军行》；互文性

一 问题的提出

王昌龄《出塞》（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诗，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1］。围绕该诗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龙城飞将”之所指。公元前129年，匈奴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怀来)。汉军分四路迎击，卫青由上谷、公孙敖从代郡、公孙贺从云中、李广从雁门出兵。首次出征的卫青英勇善战，直捣“龙城”，斩首700余级，史称“龙城大捷”。这是汉朝对匈战争的首胜，极大振奋了军心、民心，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持久回响。

“龙城”之地，各家注本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当年匈奴祭拜祖先处，位于今蒙古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二是指卢龙城，汉右北平郡所在地。据《史记》载：“（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2］西汉右北平郡治所平冈（刚），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南，下属十六县不含卢龙 ［3］。汉武帝数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都有兵马自此出击。西汉末年平刚废弃，东汉移治土垠（今唐山丰润东）。西晋时改北平郡，移治徐无（今唐山遵化西）。隋开皇三年（583）废北平郡入平州，十八年（598）始设卢龙县，属平州。大业三年（607）改置北平郡，治卢龙（今唐山迁西）。右北平郡所及李广射虎处，在内蒙之平刚，时为抗匈要塞 ［4］。今以河北卢龙城注“龙城”者，多忽略了地理位置的不同。一般认为，王昌龄把象征汉军大捷的“龙城”冠于李广，将卫青和李广的功绩糅合诗中，表达了杀敌制胜、扬威敌境之意。这种解释的问题是，李广未曾到达龙城之地。阴山一线是唐而非汉朝疆域，李广的战绩也不具有吓阻胡马的威效，甚至李广去世前一年的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5］。

元光六年（前129），汉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至笼城，斩首虏数百”，颜师古注“笼读与龙同”［6］,因此一般将“笼城”等同“龙城”。因匈奴在此祭祀龙神和祖先，故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7］但是“笼城”与“龙城”并非一地，司马迁《史记》所载“茏城”在漠南，班固《汉书》所载“龙城”在漠北。李广未曾到过茏城或龙城，卫青也只到过漠南茏城，而没到过漠北龙城，后者已大大超出了汉军的作战范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8］

这则史料说明了三个重要事项：一是“茏城大捷”实为出师未捷，四将各万骑，仅卫青小胜，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败绩而被囚被废；二是据斩首数量，它不是卫青或李广的代表性战绩；三是此战李广“为胡所败”而被俘，侥幸“亡归”。“茏城飞将”无论指李广还是卫青等，都不是令诗人们引以为傲的战绩。西汉时期，一直未能取得彻底击溃或威慑匈奴不敢南下的战果。据《史记》载，卫青和霍去病未曾歼灭匈奴主力。七次大战后，匈奴仍不断越边侵扰，从未实现“不教胡马度阴山”。如前112年，入五原，杀太守；前106年，寇边；前102年秋，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前98年秋，入雁门，太守坐畏愞弃市；前91年九月，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前89年，随着李广利孤军深入，7万人马有去无回，西汉再无远征匈奴。

骑兵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作为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9］，从而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10］。互文性及传统的知人论世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分析这首经典诗歌文本。

二 “龙城飞将”与李陵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奉命出征匈奴，“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11］。他率五千步卒与八万匈兵战于浚稽山，终因寡不敌众而降。司马迁对李陵的英勇行为作了生动描写和极高评价：“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12］李陵降后，念念不忘故国。不幸的是，汉武帝听信了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谣言，诛其母弟妻子，夷三族。李陵归路断绝，而“匈奴爱之”，“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汉昭帝即位，李陵少时同僚霍光、上官桀等当政，派人劝归，而李陵“恐再辱”，拒归而老死匈奴［13］。

李陵没有效仿伍子胥兴兵复仇，也没有像管敢、李绪等降将那样率军肆暴或为匈奴练兵以备南侵，而是“居外，有大事，乃入议”。起初他自叹“无面目报陛下”［14］，后又对苏武说：“然陵不死，罪也!”远托异国，他深感“身负国恩，为世所悲”，以至“每一念至，忽然忘生”［15］。江淹《恨赋》形容说：“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16］有国难报、有家难归的心迹剖白，不无自责自谴的痛苦，是李陵留给汉唐文士的主要印象。

李广和李陵效命疆场，皆英勇杀敌，以少战（胜）多。他们的戎马生涯乃至个人风格有诸多相似处。李陵“有广之风”，司马迁说：“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17］王昌龄此诗，有多处可与李陵事迹构成互文关系。

其一，“万里长征人未还”。“人未还”乃一去不复还，是“征”而非守。远征未见人还，暗示对敌作战不利。人之未还，有死有降。前者不计其数，后者也不胜枚举，武帝时便发生多起以将资敌事件。《汉书》对李陵败降的记载是“李陵没不还”［18］。霍光、上官桀辅政，遣李陵故人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相招。“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19］刀头有环，借“环”为“还”成为诗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常建《塞上曲》即事咏云：“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20］王昌龄《从军行》更是用李陵此典云：“夜闻汉使归，独向刀环泣。”［21］借“刀环”以咏思乡之情尤其征人思乡，在王昌龄同时及前代诗歌中屡见不鲜，如高适诗“王程应未尽，且莫顾刀环”“赠君从此去，何日大刀头”［22］。

其二，“秦时明月汉时关”，兼指秦汉故事，寓意对匈奴战事绵延。秦汉时的明月与关隘既是写景意象，也是抒情意象。明月是照见、见证之意，如戎昱《从军行》“昔从李都尉，双鞬照马蹄”［23］。汉武帝时，李陵任骑都尉，驻守边关，“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24］。此地古长城又称“遮虏障”，乃李陵出征之地。明月、关隘见证了数百年的对匈作战，总是成少败多。后来有“关山月”的乐府题专写边塞事，如“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等［25］。在“明月”和“关”两词前加“秦”“汉”两个时间性限定词，表明自古至今明月始终映照边关。

其三，“但使龙城飞将在”。“但使”意为惟愿、只求，是条件性假设，句式如崔湜《大漠行》“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李白《客中行》“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白居易《思子台有感》“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26］。此外一，只是为了，而非假设。如陶渊明《归园田居》“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27］，孔稚圭《白马篇》“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28］，萧衍《阊阖篇》“但使丹砂就，能令亿万年”［29］，庾信《园庭诗》“但使相知厚，当能来结交”［30］。此外二，现有状态的持续，条件已经具备，还希望持续下去。如杜甫《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崔峒《刘展下判官相招以诗答之》“但使忠贞在，甘从玉石焚”，刘驾《效陶》“但使长兀然，始见天地祖”［31］。此外三，假设指向将来，而不是过去。如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钱起《锄药咏》“但使芝兰出萧艾，不辞手足皆胼胝”，章碣《下第有怀》“但使他年遇公道，月轮长在桂珊珊”［32］。这几重意思在王昌龄诗中都可以解释得通，尤其义项之现有条件的继续而保持不突破、不改变，将来仍然如此。匈奴由漠南退至漠北，祭天处也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再到漠南茏城祭天。李陵身为右校王，每年都会随匈奴到龙城参加祭天。“龙城”“飞将”本无相关，却因此关联，即加前缀而成特指。“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33］的经历与功业，皆不足以震慑或吓阻敌军。此人系“飞将”“龙城”双关，又不同于众所周知的“飞将李广”。

其四，“不教胡马度阴山”。李陵遭罪，主要原因不在其降，而是传闻他替匈奴练兵：“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34］“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应系“不教胡马度阴山”之出处，且平声的“传授”之教，而非“叫、让”之教。李陵无调军之权，而有练兵之才。“教”字效韵，去声，《释名》作“教，效也，下所法效也”［35］，《说文》亦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36］。作为吓阻、威慑之意的“教”是去声，在《出塞》这首诗中不合平仄。“不教胡马”为“仄仄平仄”之句，且与上句“但使”（仄仄）犯复。这首七绝押删韵，是相对比较规整的格律诗。

“教单于为兵”的谣传是造成“族陵家”惨剧的主要原因。降敌并非不赦之罪，汉匈都有叛降将领，降而复归亦属常态，故汉武帝、苏武、霍光等都曾想劝归李陵。据《汉书》记载：“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37］误将另外一位降将李绪认作李陵，才犯了武帝大忌。汉朝兵法、战阵较少数民族先进，视为核心竞争力，故严防汉人教匈奴为兵。中行说“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38］，而“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39］。李陵将家族血债算在了同为降将的李绪头上，为汉朝除一心腹大患。杀李绪是其人格及历史形象提升的重要一笔，加上苏李诗及《与苏武书》等文学影响，李陵的历史形象一直不乏忠义之誉。北齐孝昭帝“读汉书，至李陵传，恒壮其所为焉”［40］，人们的理解与同情成分更多些。

其五，王昌龄《出塞》在《乐府诗集》中又作《盖罗缝》，其二云：“音书杜绝白狼西，桃李无颜黄鸟啼。寒雁春深归去尽，出门肠断草萋萋。”［41］《全唐诗》因其意象接近闺怨，故题《春怨》并注云：“乐府近代曲载盖罗缝二首。前一曲乃王昌龄出塞第一首。第二曲即此诗也。不著作者姓名。”［42］如果将两诗通观，则可见其与第一首一致，都是边塞诗或咏史诗。“杜绝”乃是彻底断绝、不可复通之意。“白狼”县，汉置，属右北平郡十六县之一，为唐代边戍之地。李广令匈奴畏服，数年不敢来犯，赢得“飞将军”称号，正是在右北平郡。“桃李无颜”与“黄鸟”皆系用典，《史记》论李广云：“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43］“桃李无颜”乃哀伤惨淡之意，“黄鸟啼”同之。《诗经·黄鸟》哀惋良将，三复其辞。前两句写李广兼指李陵，而后两句转写李陵，与前诗同一手法。“寒雁春深归去尽”系用雁足传书故事，《汉书》此处写苏武还归，却处处写李陵归路断绝：“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诀。”［44］苏李一体两面，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学层面，二人往往相提并论。

宋 陈居中《苏李别意图》

“寒雁”二首用苏武雁足传书故事及《与李陵诗》“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45］之句，指苏李诀别时节。“归去尽”，即无复交通信息、归还之可能，亦即“音书杜绝”之义。“出门肠断草萋萋”写李陵触目伤怀之情，《答苏武书》云：“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46］《乐府诗集》及早期唐诗选本将两诗并列，不为无因。两首诗的主题相同，作者亦应一致，非如《乐府诗集》所谓之“无名氏”。 

三 王昌龄《出塞》与卢思道《从军行》

“出塞”“入塞”是形容汉匈之战的常用语，屡见于汉代史籍。单于既约和亲，文帝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47］《出塞》诗题源自汉匈的约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与“长征”对应，这是一种主动出击攻打而非被动防御的战争形势。《汉书》载汉武帝悔恨李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48］将自已的误判归罪于路博德。《出塞》作为乐府旧题，常用以写出征，慨叹远征将士之苦，以及抒写爱国、制胜之志。早期乐府吟咏本事，唐人乐府或拟乐府也部分延续了调题合一性。

河西各地有“李陵台”遗迹，系“故长城，《汉书》谓之遮虏障”［49］。李陵率军与漠北匈奴交战，经常出入遮虏障。据《括地志》载：“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障，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士众期至遮虏障，即此也。长老传云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50］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遮虏障，在(酒泉)县北二百四十里，李陵与单于战处。”［51］酒泉遮虏障或与居延遮虏障原为一体，据《太平寰宇记》载：“居延城，汉为县，废城在今县东北。即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52］居延塞古城即遮虏障，在张掖县东北、山丹县城西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王昌龄到达潞州和并州，又漫游边塞，历经泾州、萧关、临洮、张掖、玉门关等地［53］。《出塞》诗一般认为作于其早年游历玉门时期，但更可能是过张掖见李陵台遗址所作。

“万里长征人未还”袭自隋卢思道《从军行》中的“塞外征人殊未还”［54］，在《乐府诗集》作“万里征人尚未还”［55］。“万里”与“尚未还”固然有征人战死的可能，但也含有期待性的尚未归还，即未有死讯而期待生还。据郑处诲《明皇杂录》云：“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56］可见卢思道此诗在盛唐流传颇广，王昌龄诗用“万里”代替“塞外”，形容出征之远。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般认为在句法和意思上源自初唐崔湜《大漠行》“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57］。“飞将”一词也是边塞诗中常见用词，如刘孝标《出塞》“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58］。实则这首诗脱胎自卢思道《从军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59］

该诗咏李陵家族多人故事。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身份从军抗匈，因精通骑射、斩杀颇多而晋升中郎将。后，李陵又将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李陵年轻时担任侍中、建章监，符合“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的身份。李陵亦善骑射，对人有仁爱心，谦让下士，汉武帝认为他有李广之风。《从军行》写李广亦是写李陵，如“长安飞将出祁连”“白马金羁侠少年”等句。“屯右地”“逐左贤”写天汉二年之战，又李敢曾随霍去病击匈奴左贤王，斩首甚多，夺左贤王鼓旗，赐爵关内侯。“天涯一去无穷已”及“塞外征人殊未还”写李陵败降，与“万里长征人未还”对应。“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亦与“秦时明月汉时关”呼应。“流水”至“归雁”数句，写身陷边庭的李陵的思乡之感，与《出塞》异调之“《盖罗缝》其二”寓意相同。李广长期守边关，此以“长安飞将”比附“飞将”，类似“小李广”而指李陵。王昌龄诗中“龙城飞将”指李陵，与卢思道“长安飞将”语法一致。明月、关山、征人、龙城、飞将等意象，皆在王昌龄《出塞》诗中复现。

居延遗址

卢思道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李贤、李穆兄弟皆仕齐隋。1983年，宁夏固原出土的李贤墓志云：“公讳贤，字贤和，原州平高人。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鉴。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60］李贤家族出自鲜卑“帝室十姓”中的“拓跋氏”，系李陵与匈奴女子婚配的后代。《宋书》云：“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61］“李陵胡”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北魏末年李贤、李远、李穆等三位李陵后裔投奔宇文泰，受到重用。杨坚称帝，获李穆支持，李家为官子弟达一百多人，贵盛一时。这是与李氏兄弟同朝为官的卢思道作《从军行》的历史背景。唐朝以前，李广、李陵、李贤等一系事迹常见诸诗文题咏，这与李陵后代的政治影响分不开的。李陵诗被萧统选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卢思道《从军行》写李广、李陵，亦多颂赞词，不免有致敬李氏之意。

四 李陵的历史形象与王昌龄

的边塞诗主题

李陵的英勇形象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人们普遍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庾信羁留西魏，作诗文每以苏李自比，如“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62］。唐诗咏苏李的诗篇颇夥，多从正面赞颂，尤其对李陵遭遇给予深切同情。王维《李陵咏》写李陵报汉无门和遭遇不公云：“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63］王维还到居延凭吊李陵遗迹，写有“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等诗句。［64］李白《苏武》诗吟道：“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65］刘湾《李陵别苏武》：“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66］设身处地为李陵剖白心迹和抱屈不平。胡曾《李陵台》云：“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67］李陵台是唐代草原地区的重要文化景观，该诗写其身处异域而心系故乡、报国无门的无奈和悲苦。至清代李光地还有“李陵不负汉”的论调［68］，庄学和《辑甘州志咏四十韵》也载河西各地“每称遮虏夸陵勇，凡遇牧羊诩武忠”［69］。

汉唐众多诗人和作品都吟咏或用过李陵故事，尤其边塞、怀古或咏史诗。李陵在诗文中的形象，或是忠贞报国而不获人主信任，或是英勇善战而事与愿违。诗人们对李陵遭际充满同情，如司空图《狂题》“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贯休《古塞上曲》“因嗟李陵苦，祗得没蕃名”［70］。思归而归不得，这种两难处境，打动了诸多羁旅诗人，引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他们通过写李陵的滞留无归与生离死别，表达了身不由己的怅恨。李陵诗“文多悽怆，怨者之流”，成为悲苦之辞的代表，钟嵘的解释是：“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71］这种风格的诗作在汉唐间的乱世，尤能引发人们的同情与共鸣。

王昌龄所处的唐朝已发展成为比西汉更加强盛的大帝国。贞观四年战胜东突厥，九年大败吐谷浑，后又击败依附西突厥的高昌、薛延陀和龟兹，和亲吐蕃、招安回纥，唐朝皇帝被尊为“天可汗”。高宗显庆三年灭西突厥，则天天授三年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安西四镇，几年后又击败东北边境的契丹。开疆拓土的热情过后，一些诗人开始对战争有所反思。王昌龄诗中也对弱势一方表达了同情，《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云：“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文苑英华》作‘背’）。兵粮如山积，恩泽如雨霈。羸卒不可兴，碛地无足爱。”［72］他认为“戎夷”不是没有知觉的草木，侵掠驱赶他们必然使之困顿窘迫，即使取得了屠城的胜利，却迫使一些内附的民族反抗(“降虏背”)。 安禄山等以边功邀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73］。此前也发生过多次类似事件，因此他认为疲弱的士兵不可以派去开边，荒漠之地不值得去争夺。

频繁的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王昌龄已有反思和批判。“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74］，无休无止的战争使戍边士卒整天提心吊胆，愁容满面。“诸将多失律，庙堂始追悔”［75］，揭示了边将建功心切，不由控制的乱象。“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76］“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77］，写士卒们出生入死，舍身卫国，最后却因边将赏罚不分，甚至被黜下狱，令人心寒。“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78］，更是对投笔从戎、立功异域充满质疑。

唐朝疆域图

天宝七年春，王昌龄从武陵赴龙标(湖南黔阳)贬所作《留别武陵袁丞》云：“皇恩暂迁谪，待罪逢知己。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79］诗借马援死后见谗被除侯表白心迹：自己和马援一样，都是赤胆报国、忠心为君，但朝廷赏罚不公，边将有功反遭罢黜。表面咏史，实际是借以批判现实。在卢溪(湖南沅陵)作《箜篌引》写一位“深入匈奴”“乱杀胡人积如丘”的老将，晚年老病被发配到“边州”，落得“颜色饥枯掩面羞”“九族分离作楚囚”的下场［80］。

王昌龄诗歌不乏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热情，但更有对残酷战争的揭露及对黩武政策的反思。其《塞下曲》云：“奉诏甘泉宫，总徵天下兵。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81］朝廷及各地举行盛大出征仪式，结果却是几万士兵全部战死，无一生还。作于开元十三年的《代扶风主人答》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82］通过写老兵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残酷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唐汝询《唐诗解》已指出是“以刺明皇之黩武也”［83］，钟惺、谭元春《唐诗归》也评论说：“长诗感事惟少陵独得讽刺之妙，此作近之。”［84］《从军行》也是写士兵久戍边塞的痛苦：“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85］“龙荒”指塞外远如龙城的荒寒之地，希望能早日班师，抒写了将士的厌战之情。“万里长征人未还”，一方面是“碛地无足爱”，一方面却是“去者无全生”，几首诗的情感基调是一致的。对长征的无有还期现象，上层也开始反思。开元十六年，唐玄宗也承认：“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86］

五 黠戛斯归附与追祖李陵

王昌龄作此诗的开元十一年前后，当时政治与军事上的重要事件是黠戛斯归附。黠戛斯曾名结骨、坚昆，兴起于剑水流域（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隋唐时期同突厥、薛延陀、回纥等强族争雄，并于北回鹘汗国解体后一度称雄漠北。唐太宗遣使前往北地宣慰各族，始与坚昆接触。贞观二十二年（648），坚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唐太宗设宴款待，对坚昆的归附甚感欣悦，说“往渭桥斩三突厥，自谓功多，今俟利发在席，更觉过之”［87］。他把坚昆的归附视为比击败突厥更大的功业。于是，“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88］。坚昆俟利发的入朝，标志着剑水流域已正式并入大唐版图，使唐朝北方疆界超越了两汉。此后，坚昆与唐朝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隶属关系。

开元六年唐军进讨后突厥，坚昆骨笃禄毗伽可汗率众参加征讨。因其兵众英勇善战，唐玄宗盛赞“弧矢之利，所向无前”［89］，加封骨笃禄毗伽可汗为右武卫大将军兼领坚昆都督。唐朝除授坚昆都督、将军，有时还会加授郎将等职。开元十年，“坚昆大首领伊悉钵舍友者毕施颉斤来朝，授中郎将”；开元十一年，“坚昆大首领俱力贫贺志颉斤来朝，授郎将”［90］。仅玄宗时期，黯戛斯就六次遣使入朝。840年以前，唐朝和黯戛斯互派使者至少十五次。

黠戛斯的归附，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共同的敌人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同宗”这一因缘，后者在交往中被一再提及、强调。俟利发初次入唐便称“归国”，宴会上“结骨酣醉，欢甚，因谓曰：‘臣既一心归国，愿授国家官职，执笏而还。’”［91］面对吐蕃尤其后突厥的威胁，唐朝特别倚重黯戛斯对后突厥的牵制作用，黯戛斯与李唐同宗地位也获得了官方认可，唐中宗曾慰劳其使者说：“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92］这层亲缘关系，还要追溯到李陵。

李陵等汉人的混血后代又称“都尉苗裔”，盖嘉运《西域记》载：“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93］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94］。无论是利益之交，还是出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理，这层亲缘关系得到了唐朝官方及民间的普遍认同。唐太宗既追祖老子，又认祖陇西李氏。拓跋氏在唐朝已称“李氏”，李唐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法琳批评李世民“弃代北(拓跋氏)而认陇西”［95］，实则“代北”和“陇西”源出一支。后来，李德裕还多次与黯戛斯可汗通信，反复强调唐与黯戛斯的同宗关系，劝其尽快消灭回鹘余部，如“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我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闻太和公主为可汗兵众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国，使遣归还”［96］。李广之后、李陵苗裔、同姓之国，示好之情溢于言表。在另一封信中，李德裕又强调“今回鹘是国家叛臣，为可汗雠敌。须去根本，方保永安”［97］。黠戛斯多次出兵助唐征突厥，参与平息李克用之乱。日渐强大的黠戛斯求册命，朝廷起初颇迟疑，李德裕又进言“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力主“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上从之”［98］。会昌五年，唐遣使，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敕云：“我国家光宅四海，君临八荒，声教所覃，册命咸被。况乎族称宗姓，地接封疆，爰申建立之恩，用广怀来之道，有如常典，得不敬承。黠戛斯国，生穷阴之乡，禀玄朔之气，少卿之后，胄裔且异于蕃夷，大汉之中，英杰自雄于种落。”［99］再三强调“族称宗姓”“少卿之后”，因而封号亦参照李氏宗亲标准。

黠戛斯为李陵后裔这一说法，至唐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李陵降匈奴，当时“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鲜卑托跋部都忌讳被传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100］汉唐之际，李陵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中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文士诗歌和民间文学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王昌龄边塞诗是他早期的作品，亦即开元中期以前的作品。彼时唐朝面临的重大军事威胁已经解除，且取得了对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压倒性胜利。唐朝名将如云，势如中日，已无期盼名将卫边的迫切需求。唐诗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还具有对新闻、时政进行评议的功能。诗人作诗尤其边塞诗，往往基于所处政治、军事环境有感而发，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诗意与技艺，也在于共情与即事。

余 论

唐朝实现了不让胡马度阴山，而汉朝对匈战争则是另一番形势。互有胜负，以将资敌，是汉朝尤其武帝时多次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匈奴降汉者不计其数，多受重用，封侯者竟达27人。出塞汉军中时常活跃着“匈奴归义”者的身影，如霍去病初次建功，随军三人封侯，皆匈奴归汉者。降将及降兵对汉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也就需要重新审视李广未能封侯的断语：“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101］另一方面，汉将叛降也屡屡发生。元朔六年，前将军赵信军败而降匈奴。李陵败降后，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结果“广利败，降匈奴”［102］。浚稽将军赵破奴尽没其所率二万骑而降，“居匈奴中十岁”［103］。韩王信降匈奴生子韩颓当，后亦在匈奴娶妻生子。与李陵同时，受单于宠信的卫律、管敢、李绪等皆汉将。降敌并非不赦之罪，降而无归才是李陵悲剧。断绝李陵归汉之路的是一则谣言，而李广利、赵破奴等则受巫蛊之祸所害。败因在塞外，降因则在朝内。因此，李陵对苏武所言“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104］，这才是李陵滞留不归的根本原因。

关于“但使龙城飞将在”一句，黄培芳指出“思古正以讽今”［105］，沈德潜也说：“‘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繇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106］前半句分析甚是，至于“得飞将军备边”，在唐朝是不缺良将的。除李勣、李靖等本土名将，唐朝还有一批少数民族将领，王昌龄所处时代就有突厥人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哥舒翰、安禄山，铁勒部人契苾何力、仆固怀恩、浑瑊，以及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龟兹人白孝德等。因为少数民族战斗力较强，唐王朝也倾向于重用投诚蕃将。此后，也发生了一些叛降事件，正如王昌龄诗中所说“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背”，甚至出现“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107］的现象。

君臣关系兼有“主圣臣贤”“君明臣忠”的双向条件，杜牧谴责不能“死节”的降蕃将士，同时也把矛头对准君王。他的“汉诛李陵，是为虐典”［108］说法，与贯休“十载不封侯，茫茫向谁说”［109］和敦煌《李陵变文》“汉家天子辜陵德”的看法一致。敦煌变文有关李陵事迹三种，即《李陵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李陵苏武往还书》写本，皆为愤忧怨伤之作，充满对李陵不幸遭遇的同情，普遍含有冤、怨之气。它们虽然写成于安史之乱以后，但这些故事的流传应在初盛唐甚至更早，反映了人们对李陵故事接受的历史语境。当然，唐朝后期对降将、贰臣的不满与谴责，以及华夷观念的强化也影响了对李陵的负面评价。

这首《出塞》被誉为“神品”“为唐绝第一”［110］。但胡震亨却认为“发端句虽奇，而后劲尚属中驷”［111］。孙鑛也说：“是诗特前二句佳耳，后二句无论太直，且应上不响。‘但使’‘不教’四字，既露且率，无高致，而著力唤应，愈觉趣短，以压万首可乎？”［112］按照原来意思理解，有些过于直露，如果不从字面而是从意有所指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婉而多讽，体现了“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113］的特征。王昌龄“绪微而思清”［114］，“用事造句皆典实”［115］，绝句造诣在盛唐堪称独步，并非一味豪言作英雄语。

古代咏史、怀古或时事诗是在一定历史背景和文本语境中创作而成的，必然受前代和同时文献及事件的影响，不完全是诗人个人情感或观点的发抒。相关作品之间也具有一定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乐府题唐诗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与其本事、本题的关联。无论《出塞》《从军行》还是《大漠行》等，有着大体一致的描写对象与情感基调。其二，与历史事件的互文，如《出塞》与《史记》《汉书》等前代史书所载李广、李陵事件的呼应，尤其李陵被传“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可以说是“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文本来源。其三，与前代或同时诗文作品的互文。王昌龄《出塞》可以说与前代同题同类诗歌如刘孝标《出塞》、崔湜《大漠行》等有一定语义关联，尤其多句脱胎于卢思道《从军行》。其四，唐诗表现出对时事的极大关注，诗人的创作往往有感而发，是基于现实体验或者时政事件的即事共情。对王昌龄而言，经李陵台而往边关，以及黠戛斯的归附，当时社会对李陵的评价与接受，都是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汉胡之间的以将资敌，以及外患初平时代君主与功臣日渐紧张的关系，刺激或影响了诗人的选题、视角及感想。其五，诗歌的接受会因后世观念的变化而被误读。唐朝平定外患之后，杀敌扬威的激昂诗篇递减，对战争反思的作品渐增。安史之乱以及后世每遇战争，“国乱思良将”的需求都会将历史的某一点被激活，以至出现对有关历史记录的曲解。王昌龄《出塞》诗的意义点的激活和映射，亦因唐后华夷观念的强化而变得炽烈。对于有着抗击外族入侵的宋明及近代文人而言，“不教胡马度阴山”尤其具有激励作用和民族自豪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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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77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出塞》第二首，《全唐诗》复作李白诗，题为《从军行》或《军行》。明嘉靖十九年(1540)刊朱警辑《唐百家诗》本《王昌龄诗》三卷、嘉靖三十三年(1554)黄氏浮玉山房刊黄贯曾辑《唐诗二十六家》本《王昌龄诗》二卷及明铜活字本《王昌龄集》二卷并作《出塞》，无第二首，则二诗是同题合并，非组诗，故不论。

［2］［5］［7］［8］［38］［43］［47］［101］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第2871页，第2934页，第2892页，第2906页，第2901页，第2878页，第2903页，第287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右北平郡所属十六县是平冈（刚）、徐无、土垠、白狼等。平刚考古也发现了大量西汉遗迹及印信，如“渔阳太守章”“白狼之丞”等封泥及“部曲将印”等铜印。参见张郁：《内蒙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4期；冯永谦、姜念思：《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2期。

［4］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6］［11］［12］［13］［14］［18］［19］［24］［34］［37］［39］［44］［48］［102］［103］［104］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2472—2473页，第2453页，第2729—2730页，第2457—2458页，第2457页、第2455页，第1392页，第2458页，第2451页，第2457页，第2457页，第2457页，第2466页，第2457页，第209页，第2943页，第246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9］［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张寅德译，《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15］［16］［17］［45］［46］萧统编：《文选》，李善注，第1850页、第1848页，第745页，第1857—1858页，第1355页，第1847—18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22］［23］［26］［31］［32］［42］［57］［63］［64］［65］［66］［67］［70］［72］［74］［75］［76］［77］［78］［79］［80］［81］［82］［85］［107］［10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55页，第2232页、第2229页，第3010页，第662页、第833页、第1842页、第5037页，第2280页、第3342页、第6784页，第2477页、第2601页、第7653页，第1452页，第662页，第1251页，第1279页、第1297页，第1847页，第2012页，第7424页，第7273页、第9364页，第1425页，第1444页，第1425页，第1421页，第1421页，第1421页，第1427页，第1436页，第1420页，第1425—1426页，第1444页，第1426页，第16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1］王昌龄：《王昌龄诗注》，李云逸注，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5］［28］［29］［41］［55］［58］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12页、第335页、第336页，第916页，第932页，第1123页，第1123页，第31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7］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第77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30］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注，第27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3］黄震：《黄氏日钞》卷47，《史记研究集成》，第559页，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35］刘熙：《释名疏证补》，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第123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36］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第127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0］李百药：《北齐书》，第79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49］［52］乐史：《太平寰宇记》，第2946页，第2943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50］李泰等著：《括地志辑校》，贺次君辑校，第22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102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3］参见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王昌龄行年考》，第90—1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王昌龄事迹考略》，第103—14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4］［5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31页，第26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6］郑处诲：《明皇杂录》，第46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60］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61］沈约：《宋书》，第232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6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368页、第7848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68］李光地：《李厚庵原赠诗》，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2，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9］钟赓起编纂：《甘州府志校注》，张志纯等校注，第74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71］钟嵘：《钟嵘诗品笺证稿》卷上，王叔岷笺证，第14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73］［86］［9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868页，第6783页，第7974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83］唐汝询选释：《唐诗解》卷7，第232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4］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11，《诗归》，第20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7］［88］［92］［9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第6149页，第6149页，第6148页，第614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89］［96］［97］董诰等编：《全唐文》，第252页，第7185页，第718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90］［91］［9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11281页，第11555页，第11527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95］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第210页，《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

［9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69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0］萧子显：《南齐书》卷57，第993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105］王士禎编：《批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中，吴煊、胡棠笺注，黄培芳批评，清光绪九年翰墨园刊本。

［106］［11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220页，第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8］杜牧著：《杜牧集系年校注》，吴在庆校注，第1123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10］敖英原编，凌云补辑：《唐诗绝句类选》卷2，第20页b，明崇祯吴兴凌氏三色套印本。

［111］胡震亨：《唐音癸签》卷10，第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2］孙鑛：《唐诗品》，《月峰先生全集》卷9，《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520页，黄山书社2015年版。

［114］刘昫：《旧唐书》，第505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5］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第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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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120-129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