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谢保民

谢智勇

　　

我的叔叔谢保民，1930年出生，7岁丧父，他的童年在困苦中度过。叔叔向往革命，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参加浙南游击支队。他作战勇敢，曾被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时期勋章奖章。解放后，他曾任乐清县人武部副政委，是当时温州军分区中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他是我们家的骄傲。

　　小时候，我天天盼望叔叔回家。叔叔每次回家，婶婶都会给我们买衣料和糖果。叔叔喜欢跟亲戚和邻居们聊天，他总是问长问短，不时哈哈大笑。我要叔叔讲打游击的故事，可他总是只字不提。叔叔在乐清县人武部任职期间，我跟随父母去过几次乐清。叔叔住的房间很小。我每次去，见到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非常嘈杂。叔叔爱倾听大家的意见，对大家所提的问题，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让大家满意而归。

图为我的堂弟堂妹童年照片

　　

叔叔一身正气，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在企事业单位安排过自己一个亲戚，许多亲友对此时有埋怨，并常在我父母面前发牢骚：“家里有大官，不如隔壁撑大船。”但我很崇拜叔叔，希望自己长大后去当兵，也成为叔叔一样的人。一次，大哥告诉我：“叔叔说了，等你初中毕业后送你去部队锻炼，你要好好读书。”可“文革”毁灭了我从军的梦想。

　　“文革”初期，叔叔曾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毒打致伤。我父母把他藏在楼上养伤。母亲每天给他送饭，直到叔叔伤愈。1969年，叔叔又被造反派扣上“炮打三红总头目”、“叛徒的保护伞”等36顶帽子，被软禁在杭州。不久，造反派“革宣队”进驻我村，我家被封，所有家具被搬走，父亲也被关进牛棚。那时，我大哥、二哥都已参军，在家的我，才15岁，五弟4四岁。母亲却很坚强，说：“不要怕，我们要相信叔叔，他不会有错。”母亲还说，“我们是军属，是革命家庭，共产党不会用棍子打死我们的。”

1970年，叔叔调往海盐人武部任副政委。他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当好父母的帮手。我也经常给叔叔写信，汇报家里的情况。1975年寒假，我去海盐人武部看望叔叔。到了海盐，在问路的途中，我每提到“谢保民”这个名字，大家都赞不绝口。一位农民他还主动把我从车站送到人武部。路上，他一直在夸我的叔叔。

我到了人武部，叔叔却不在。婶婶告诉我，他下乡已经半个月了。婶婶说：“你的叔叔，一年到头，除了单位开会，其他时间，他都在农村搞民兵训练或劳动。”叔叔直到年三十傍晚才回家。他回家的时候，身上背着挎包，手里提着一双沾满泥巴的军鞋，裤管上也沾满了泥巴。叔叔见到我，非常高兴，见人就介绍我，夸我，并不时哈哈大笑。

　　“文革”结束后，叔叔的冤案得到了平反。那天，平反大会在乐清老剧院举行，当叔叔走上主席台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顾一切地跑到台前叫“叔叔”。当主持人宣布我叔叔平反时，我热泪盈眶。的确，笼罩在我们谢家头上的乌云从此被驱散，我们终于重见了光明！

1979年，叔叔从海盐人武部转到地方工作。叔叔的家在温州市区，可他转业时，却选择去了永嘉，任永嘉县农机局局长。他认为，永嘉是山区县，去那里工作，可以更近地接触老百姓。他在永嘉一直工作到1985年5月离休。

　　叔叔一直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他每次回家都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要自力更生。我的大哥二哥和三弟先后应征入伍，都跟他的教育分不开。我在师范读书时，叔叔特地从永嘉跑到乐清来看我和倪蓉棣。1979年上半年，他又一次特地跑到乐清，建议蓉棣留在城关工作。1980年国庆节，我和蓉棣到温州旅行结婚，叔叔特别高兴，一家人特意为我们操办了一桌喜酒。叔叔很赞赏倪蓉棣，后来也一直都很关心他。

图为叔叔婶婶堂弟一家合影

　　叔叔离休后，最关心的是老家的建设。他带领堂侄子们，在方江屿挖鱼塘，投资创办鱼场。在塘坝上，大家常常见到他头戴草帽、高卷裤管的身影。

叔叔心地善良，爱帮贫济困。听我苏莉妹妹说，社会上刚流行皮衣的时候，叔叔曾花了一千多元，买了好几件分送给家乡的困难老人。当时一千多元，可是一笔大开销。叔叔他每次回老家，总是把身上的钱分送给最需要钱的人，直到分完为止。

叔叔的思想也很超前，他甚至与人合作，修建老人公寓，创办私人银行。他的晚年，一直在路上奔波。

叔叔原名叫“谢庆茂”，参加革命后易名为“谢保民”。顾名思义，保民，就是保护人民。叔叔用自己的人生，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

2007年，叔叔因病去世，享年75岁。我们一家无比悲痛。叔叔去世后，他的许多老战友，诸如徐柏龄、夏杰、陈法文等同志，他的老同事，诸如夏益昌、赵宗英、姚关仁、黄在法等同志，都发来了唁电，大家都高度评价了我叔叔的一生。

我深深怀念我的叔叔。

谢智勇

2020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