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 不同评价。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何家英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人（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法,其中最有名的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历次变法之所以必要, 是当时的社会基础乃至上层建筑都出现了危机。

商鞅在公元前360设计的法制比如：户籍制度、实行郡县制等等都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采纳。长达2500年之久！

商鞅的变法使还在众多诸侯国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秦国渐渐强大起来，是一个富国强民的政策，因为国富才能民强，民强才能马壮，马壮才能得天下，为秦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石变法则是在原有社会规则上所做的革新；因为当时的很多政治制度已经不合时代要求，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可以改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但需要权贵、甚至是统治阶级做出让步，这也是这场变法有始无终的关键原因所在。

1、从主观上讲。商鞅的成功了,
王安石的失败了。

从个人方面来讲;商鞅失败了(被分尸了),
王安石最起码安享晚年。

2、从这两者得到的启示。所有的变法者都要得到当时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支持。否则绝对会失败。因为变法一般会触动各方面利益，遇到各方面的顽强抵抗。商鞅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最有力的支持，他成功了。而王安石的青苗变法--由于神宗抵挡不住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而失败。

3、变法这“活”，一般来说对当时的老百姓有着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功绩只有史学家才会记住。老百姓是不会记住某个变法的人的（所以既得罪了上层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吃力不讨好。（打个比方。你给一个人1万元。他会时不时记起你。而你给你1000个人，每人10元。估计1000个里面大多数都不会赞你；反而说你作秀）。

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之处有：
一、本质不同：
1、商鞅变法是奴隶制演变为封建制度一种改革。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2、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制度内部改革的一种改革。
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二、出发点不同。
1、商鞅变法是为了防外乱，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合法性。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 变法图强。
2、王安石变法是为了防内乱，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主要改革方向不同：
1、商鞅变法者是政治改革。
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
2、王安石变法是经济改革。
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四、结果不同。
1、商鞅变法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

2、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五、受支持程度不同。
1、商鞅变法得到统治者的支持。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2、王安石变法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已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相同点:
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同点:
1、都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2、都触犯了贵族，地主的利益。
3、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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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20岁时进京赶考，元宵节时路过一地，一大户人家悬灯出题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不会答，却记在心中。

到京后谁知主考官所出之联竟是：“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提笔就以招亲联作答，得中进士。

       衣锦还乡时发现那联居然仍未有人会答，王安石便又以考题联作答，竟又得了个漂亮媳妇。

戊戌变法
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
两个阵营，
一个就是守旧派，他们的头头就是慈禧太后。
另外一个就是维新派。在变法过程里边，维新派差不多都要受到阻力。

那么慈禧太后对于变法是什么态度呢？
　　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容忍、控制、观察、动手。在守旧派力量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的情况底下，如果不讲究策略和方法的话，失败是必然的。而康有为恰恰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

　　康有为指导变法的理论有两部书，一部叫《新学伪经考》，一部叫《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宣传中国历代传统的儒学全是假的，可是他却拿不出科学根据。这种理论不但守旧派反对，维新派里有些开明分子也表示不赞同。

　　而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席时，他所宣传的也不在是民主思想，而是反满思想。这样让一些原来支持维新派的人进而反对维新派。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守旧派的强大，国家的最高的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上
守旧派，除了恭亲王奕訢之外，还有一个掌握大权的庆亲王奕劻，清朝朝廷里边的王公大臣都是守旧派。维新派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而且他们没有实权。

慈禧对变法的态度。第一是容忍。就是说只要变法停留在一定范围之内，光绪皇帝要变法，要维新，他没有勇气把变法制定为国家的政策。
有些改革慈禧也是同意的。例如废掉八股文，改科举考试内容考策论、改革科举考试，她是赞成的。

　　还有若干改革，譬如说发展商业；允许老百姓办厂；或者说军队的现代化；采用新式武器；成立商部；奖励发明；奖励专卖；专利制度。慈禧是同意的。所以，慈禧对于变法是在一定范围里边，她可以容忍。

　 慈禧的第二个态度，叫控制。容忍之后是控制。为了把维新变法让它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慈禧主要是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把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也是维新派的主要的后台和支持者翁同龢开缺。变法刚刚开始，光绪皇帝就下命令，说翁同龢说你最近有几件事情办得不好。而且呀，跟我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态度也很坏，说你回家修养去吧。让翁同龢回家休养，这个命令是光绪皇帝下的，但是决定这么做的人是慈禧。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王公大臣里边，几乎是清一色的守旧派。翁同龢是惟一的军机大臣里边支持变法的。所以慈禧控制光绪皇帝的第一个办法，我先把你的助手，把你的老师，把你的参谋，我先把它赶走。这是第一个控制的办法。本来这个光绪皇帝身边就没有几个助手，翁同龢一走，那么光绪皇帝就很孤立了。慈禧采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荣禄派到天津去当直隶总督，控制军队。目的就是说让荣禄控制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的军队。军队一掌握到守旧派手上，那么慈禧的想法，就是说你再折腾，你跳不出我的掌心。　　
慈禧的第三个态度，是观察。就是看一看光绪皇帝到底做什么，做得怎么样。在变法开始以后不久，就有守旧大臣到慈禧面前去告状，告光绪皇帝的状。慈禧就跟守旧派讲什么呢？说不要着急，等等看，先让他往前走。
　　慈禧的第四个态度是动手，在关键时候动手镇压。什么是关键时刻呢？一条，就是只要这个改革触犯了满洲贵族利益的时候，西太后她就要动镇压。
慈禧担心光绪皇帝得到外国人的支持。维新派都是文人，和军队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在朝廷里面的职位很低，维新派所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光绪皇帝。

慈禧统治着清朝，光绪就是一个傀儡皇帝，没有任何实权，康有为他们这些爱国志士看不下去自己的祖国就这样泯灭，于是联系光绪组织了戊戌变法，想要改变现状，但是却遭到了慈禧的极力反对。慈禧让人软禁了光绪，还派人捉拿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只有停止，这也是戊戌变法最后的结局。
当时组织变法的一共有七个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徐致靖。）

当时康有为他们知道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出逃，还逃到了国外，但是最后还是被慈禧抓了，并且一一杀害了。但是只杀了六个人，还有一个没有死，这个人就是徐致靖，他是那七个人之一，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杀的。

徐致靖的父亲就去找自己的好兄弟李鸿章，然后拜托李鸿章帮忙，面对自己好友的帮忙自然也不能拒绝。于是李鸿章找到了慈禧，然后一阵解释，慈禧也是想了想，就打算放他一命。

戊戌六君子
1、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

2、康广仁（1867年－1898年9月28日），本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

3、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4、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本名毓秀，字漪村（一作仪村），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

5、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

6、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谭嗣同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清政府杀害。他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收殓的。刘凤池在谭嗣同行刑当天自始至终在场，谭嗣同被杀之后，他趁着午夜无人之机，用芦苇把谭嗣同的遗体盖上，扛回到了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位于北京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又花了纹银六十两购买棺材把谭嗣同遗体收殓。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谭嗣同的遗骨运回家乡浏阳。

康广仁（1867年－1898年9月28日），本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清末维新派。

谭嗣同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

   康广仁（1867年－1898年9月28日），本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清末维新派。与杨锐谭嗣同等人号称戊戌六君子。

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而辞官。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经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戊戌政变因梁启超带病往北京应付官试，与他同行，因而被捕，被捕入狱，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合称戊戌六君子。时年31岁。

林旭（1875年—1898年9月28日）

  自幼入私塾学律赋，博学强记，聪慧好学。年长曾随岳父沈瑜庆游武昌，结识赞同维新变法

人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1893年回乡参加福建恩科乡试，中第一名举人。1894年到北京参加恩科会试，不中。次年再次赴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又不中，乃入贽于内阁中书。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基于国家与民族的严重危机，开始投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5月2日，与同试举人“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1897年入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增长了西学才干。1898年1月31日，发起并动员寓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他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他推荐给光绪帝。9月5日，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出自他的手笔。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次“训政”，他与谭嗣同等皆被捕入狱。9月28日，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23岁。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本名毓秀，字漪村（一作仪村），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騤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锐出身于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毕业于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考取知县。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越南谅山和中国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奋起反击，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捷报传来，杨锐满怀激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杨锐在顺天乡试中，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晋升内阁侍读。杨锐身入政坛以后，即义无反顾地投入救国活动。

   刘光第（1859年—1898年9月28日），字裴邨，汉族，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人，维新派政治家，戊戌变法时期重要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

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国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不可。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发生，四章京及康广仁、杨深秀同被捕，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先葬于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罗汉寺，后迁葬于富顺县城西湖旁五府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