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母

南太希

为父母百年诞辰而作 秋天，如期而至，中秋节又快要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我不禁又陷入了对父母深深地怀念之中，父母的音容笑貌总是在脑海萦绕，仿佛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在眼前似的……。 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我居中，从小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感。 我们的父母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他们承受了我们后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痛苦。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我和我们兄妹记忆中的爸爸妈妈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以追思和缅怀我们的父母，也让我们的下一辈对他（她）们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能有更深的了解。明年是我们爸爸妈妈的百年诞辰，我这个愿望就愈发强烈了，在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的鼓励帮助下我尝试着写下了这些。 黄河岸边 山西省芮城县紧邻黄河的岸边，当年有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南窑村”，这里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 六五年暑假我曾经和哥哥一起回过老家。那个时候从太原到风陵渡火车要行驶将近十二个小时。下了火车离芮城县还有六十多里地，我们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县城，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晕车。到了二叔家吃的第一餐饭我一直忘不了，吃的发黑的馒头，只有一个菜，就是一小盘凉调韭菜！住的土坯房，土炕，没有电灯，刚吃完饭我就带着哭腔问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回太原？那个时候真不知道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黄河边上。离得好几里地就能听到黄河奔腾咆哮的声音，站在以前南窑村的旧址就可以看到滚滚的黄河不断翻腾着顺流而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被它汹涌澎湃的壮观气势深深的所震撼！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日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里。 听父亲说早年家境还算是可以的，所以在他九岁那年还遭到了土匪的绑架，家里花了五十个大洋才将他赎了回来。 也不知道那时候的五十个大洋能值多少钱。 父亲从小聪慧过人，喜爱读书。十四岁的时候考入了前身为河东书院的运城中学。 从家里到学校有一百多里地，中间还要翻越中条山，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年少的父亲就是靠着两只脚翻山越岭往返于学校和家里之间，为了背粮食到学校，一个月最少要往返一次。若是没有顽强的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这样的日子父亲坚持了将近两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安邑古塔 母亲的家在山西运城安邑 安邑是一个有着不寻常历史的小镇，它是上古时期禹王建立的都城，早在汉朝时期安邑就被作为县城，被河东郡所管辖。 那时候安邑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那座古塔。此塔建于宋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塔身高达89米，虽历经数次大地震，塔身出现了严重裂隙，裂隙最宽之处达一米有余，但至今依然屹立，可谓堪称奇迹。 李姓人家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母亲就出生在安邑西街的一户李姓人家。 姥爷是商会会长，姐姐说姥爷还是当地的一个什么地方官，具体是什么官就不清楚了。常常听母亲说起姥姥，说姥姥非常能干，虽然双目失明还能自己做针线活，还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家。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起她们儿时在塔下嘻戏玩耍的故事。 　　母亲家境殷实，是安邑县的大户人家。家里房产就达三百余间。但数次运动下来基本都已充公，听母亲说过现在的安邑西街小学以及前些年的生产大队部所在地都是母亲家的房产。 那是在二零零四年我陪母亲及三舅一行数人重返安邑，在西街一户人家门前稍作歇息，门内一老妇得知我们是李家之后，非常热情的要邀我们去家里坐坐，说她家这房子以前就是李家的。在安邑我们还去看了那座母亲她们幼时经常去玩耍的古塔，然而物是人非，宝塔依然如旧，而母亲她们却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三舅和母亲还在塔前合影留念。 家里还有不少的地产，姥爷去世以后也逐渐流失了。 　　母亲兄妹众多，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共兄妹八人。 她的大姐因为反抗缠足而自尽，大姐的死使得姥姥不得不放弃了给她们姐妹四人缠足，使她们都得以免遭缠足之苦。 姥爷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唯一的妹妹成了遗腹子。姥爷去世后家里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姥姥拿主意了。但是没有过几年家中又几生变故。先是姥姥得了白内障，管家请来一个江湖郎中，他居然以针施术，致使姥姥双目失明。时隔不久，当时已是小学教员的母亲的二哥又因下水去救溺水学生而亡。 三姐妹 母亲和五姨三舅妈在一起 母亲和三舅五舅在一起 国立七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为了躲避战乱姥姥做出了决定，大舅在家照顾姥姥并主持家务，由三舅带着母亲和三姨及五姨渡过黄河去陕西避难求学。就这样当时年仅二十岁的三舅怀揣家里给的两百个大洋带着三个妹妹，兄妹一行四人从风陵渡过了黄河，进入陕西逃难。 他们先到了西安，此时的西安聚集了大量的因躲避战乱退入陕西的山西籍流亡师生，有数千人之多。 这时战火很快就烧到了黄河边，父亲家中也突遭变故，日本兵进了村，村里有五个村民被杀，其中就有我的爷爷。面对突遭的横祸，面对凶残的日本兵，奶奶首先想到的是要保住我的父亲家中的长子，父亲家里共有兄弟四人，奶奶也无力把四人都送出去，况且他们也都还小，就把父亲一人送过了黄河。就这样父亲只身一人也到了陕西西安。奶奶把父亲送走后，无法面对爷爷的惨死，几天以后竟然抱着我只有两岁多的姑姑跳入了黄河，几个叔叔和村民顺着黄河找了几十里地也没有找到奶奶和姑姑的踪影！父亲做梦也想不到那次在黄河岸边和奶奶一别竟然成了永别！ 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在山西各界人士的呼吁要求下，成立了山西国立中学，选址在陕西汉中市洋县（1939年山西国立中学按照战区国立中学排列序列更名为国立七中）。大批山西籍流亡学生分三批从西安启程前往洋县，他们坐火车到达宝鸡，然后徒步翻越秦岭历经艰难数日后到达汉中洋县。经过考试进入山西国立中学。这其中也有我的父母。而三舅则当了国立七中的一名数学老师。 校园恋情 在洋县国立七中母亲和父亲一起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这里也是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的地方，在这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校园里父母也有幸度过了一段平静和难忘的相恋相爱的日子。在这里也奠定了他们婚姻的基础。 高中毕业后父母双双考取了大学，母亲考取了西北大学商务系，学习统计专业，。父亲则同时收到了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父亲还是选择了去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前身）就读社会学哲学专业。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校址在重庆。听哥哥说过由于那时候正值战火纷飞，交通不便，父亲去重庆的学校报到竟然是一路步行去的！一路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 母亲在西北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母亲在西北大学第九届毕业生纪念册中的照片 世事难料 　　 一九四六年春，母亲乘坐飞机到达重庆。听哥哥说母亲是在当时在西安某国民党空军基地当军医的表舅安排下，坐一架军用飞机去的重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父母结婚了！姨妈赶赴重庆当了证婚人。看他们的结婚照婚礼办的挺热闹的，母亲穿着婚纱父亲也是西装革履。父母的婚礼比我们兄弟三人的婚礼都办的隆重热闹。我们兄弟三人的爱人都没有穿过婚纱，这或许也是一种遗憾吧！ 婚后不久父亲随着中央大学的回迁离开了重庆到了南京，继续他研究生的学业。而母亲则去杭州参加了工作，入职杭州笕桥中央航校。这也是一所国民党部队的航校，听哥哥说母亲当时还有少尉军衔。我没有听母亲说过，也没有看到过照片。 从此父母二人就开始了一辈子聚少离多两地分居的生活。 一九四八冬天，航校要整体撤往台湾。最初他们商议母亲随航校先行去台湾，随后父亲再去台湾，当时母亲已经拿到了去台湾的船票，要在上海登船。父亲从南京赶到上海相送，码头上二人依依不舍，父亲实在不放心已有身孕的母亲独自一人前往台湾，母亲也不忍离开父亲。最后还是放弃了登船，母亲和父亲一起又回到了南京。 现在想来如果当初父母二人一同去台湾，将会如何？世事难料，谁也无法回答。 为了能尽可能的完善父母的资料，妹妹在家费尽周折找到了父母的大学毕业证。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只找到了母亲的一张临时毕业证，可能是由于当时是战乱时期无法印刷的缘故吧。而父亲的毕业证则是一九八五年由南京大学给补发的。 听哥哥说，原中央大学发给父亲的毕业证文化大革命时候被收缴，最后也没有找到，这一张毕业证是经申请后补发的。 两地相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 四九年五月一日在刚刚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南京城母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当时的南京由于刚刚经历激战，新的政府还未成立，社会秩序还未恢复，生活物资匮乏，父母也没有经济收入。此时出生的我的哥哥注定要饱受生活的磨难了。 四九年八月父母接到了军管会通知，要求集中参加培训学习。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将刚满三个月的哥哥送到了南京一家由法国传教士办的育婴堂里哺育。 一九五零年初父母被分配了工作。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着硕士学历的父亲被分配到了山西祁县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母亲则被分配到了东北辽宁锦州统计局。夫妻俩天各一方，面对这样不合理，不近情理的分配那个时候的父母也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 很快父母二人惜惜相别，互道珍重各奔东西去单位上班了。 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不满周岁的我的哥哥在天寒地冻的东北，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这其中的艰辛与痛楚是难以想象的，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落户太原 在东北我母亲带着哥哥待了一年多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的飞机经常过来在中朝边境进行轰炸，地处边境的锦州要往内地疏散人口，母亲就这样被调回了太原。调到了山西省商业厅计划处。 母亲到太原后不久，山西大学也表示愿意接收父亲，并向祁县中学发了商调函，眼见得一家人有望在太原相聚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不曾想事与愿违，祁县中学坚决不放人，而父亲稍做“抗争”就屈从了。母亲大失所望，只能一人默默的承受着生活压力继续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兄弟姐妹 一九五一年底我姐姐出生了，这个时候的哥哥也还不足三岁，母亲更是不堪重负，父亲从祁县请来的一位保姆，帮着料理家务。一九五四年我出生了，一九五七年妹妹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和妹妹的相继出生，使母亲更加无力应对，那时候纵然家里有保姆，母亲也忙不过来，无奈之下父亲就把只有两个多月的妹妹抱到了祁县通过保姆的介绍找到了一个奶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奶妈非常自私，把父亲送去的炼乳藕粉等营养品不给妹妹喂都给她自己的孩子吃了，她自己已经没有奶了也不说，就给喂玉米粥。妹妹可是受了罪了，都六个多月了还坐不起来，母亲得知情况，马上就去了祁县把妹妹抱回了太原。 一九五八母亲为了能离父亲近一些，调到了正在筹备中的榆次糖厂任财务科科长。但是不到一年榆次糖厂下马了，母亲又调回太原，到了山西省民主同盟委员会。 那时我们家住在大北门的省委宿舍18号大院，而母亲上班的地方则在东华门，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只能步行，听母亲说过走一趟最快也要四十多分钟，就这样无论盛夏酷暑刮风下雨母亲每天都要往返走几趟。 一九六零年正值困难时期，弟弟又出生了，父亲考虑到弟弟的出生母亲就更累了，而且那个时候由于当时要压缩城市人口，保姆不得已也走了，所以在怀孕时就决定了，孩子出生后要送养给祁县中学的一位老师。母亲当时也是同意的，但是就在那位老师要来太原抱孩子的时候，母亲不舍得了，她后悔了，她哭了！虽然那时候我刚满六岁，对这件事还是印象深刻，那天我看见母亲抱着弟弟手里拿着一封信一直在哭，母亲哭着和我说“过几天就要来抱孩子了”。最终还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把弟弟送人，弟弟才得以留在家里，差一点我们就失去这个弟弟了。我们五个孩子当中，哥哥没有过百天就被送到了育婴堂，妹妹不到两个月就被送到了祁县奶妈家，又碰到了那样一个无良奶妈。最小的弟弟刚出生差一点就被给人了，又是生不逢时出生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从小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下午母亲要去湖滨会堂听报告（印象中母亲经常要去湖滨会堂听报告）弟弟又病了，躺在床上。母亲和我说：你在家看着点亚希，不要光是在外面玩，我答应了母亲。我在大院里玩一会儿就跑回来看看躺在床上的弟弟，一下午最少看了五六回，可是每次回来看他都睡的好好的，一下午一点也没有动，我还暗暗窃喜，一下午没有一点事。母亲很晚才回来，先跑到床边看弟弟，才发现怎么也叫不醒了，原来弟弟昏迷了一下午！母亲急急忙忙把弟弟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由于那个时候的诊断手段不行，为了排除脑膜炎医生还抽了弟弟的脊髓，听母亲后来说几个医生都按不住，弟弟也是受罪了！相比之下我和姐姐是最幸运的。 这时候的母亲，家里有五个孩子要照料，自己上班又那么远，这其中的艰辛，劳累，难以言表！好在我们五个都还是比较懂事的，尤其是哥哥姐姐也尽力照顾几个弟妹，我和妹妹上幼儿园一般都是哥哥姐姐接送，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领着妹妹去幼儿园了。 初回安邑 那时候母亲还要经常回安邑看望年迈的姥姥。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回安邑，那时候我好像只有两三岁，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安邑姥姥家。好多事情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当时回安邑路上的情形我至今也忘不了。 我们是坐火车去安邑的，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在安邑车站下了车。从火车站到姥姥家还有好几里路要走，那时候好像就没有交通工具，又赶上还下着大雨，母亲抱着我，拿着东西步行往安邑城里走，记得还是土路，路面泥泞不堪母亲抱着我艰难的走着，这个情形我一直也忘不了 初次见到双目失明的姥姥让我挺怕她的。每次从她身边经过我都是轻手轻脚的，不过每次都能被她发现，那时候我就非常奇怪这一点。 母亲还抱着弟弟，领着姐姐回过安邑，哥哥和三舅的两个孩子也一起回过安邑。 好像是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母亲就把姥姥接到了太原，这样母亲不但要照顾我们兄妹五人，还要照料双目失明的姥姥。母亲对姥姥的照顾体贴入微，无论是在吃饭上，还是穿衣上都想的非常周到，母亲还担心姥姥寂寞尽可能的忙里偷闲和姥姥说说话唠家常，三舅，姨妈，五姨也经常来看姥姥，六六年初姥姥就去了三舅家了。 文革之祸 　　在那场“文革”中父母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迫害。他们都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又都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所以在那个时候遭冲击受审查是必然的。 在文革中父亲究竟遭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六六年下半年父亲又是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和哥哥就去祁县看他，刚进学校大门远远的就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我和哥哥就一直跟着父亲进了房间，这才发现父亲已经不在原来的房间住了，原来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现在房间里住着好几个人。父亲看见我们很是吃惊，眼神里又有几分不安，我们拿出了母亲做的馅儿饼，他也顾不上吃，就想马上让我们返回太原。后来我们还是在保姆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了太原，走的时候也没有见到父亲。 一九六六年九月全国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联。十一月底我们大院七八个孩子也参加了，其中就有我和姐姐，走到大寨和石家庄以后大部分都坐火车回来了，只有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延安。他们在返回的路上路过了祁县，在祁县的大街上碰巧看见了正戴着高帽子被游街的父亲，这件事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我们也没有敢问。只有一次我听他自嘲的说过“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父亲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两年。 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到父亲还是被下放到了离祁县六十多里的峪口中学，并且行政还被降了一级。父亲在峪口中学的情况也没有听他多说过。 前两天我找到了父亲以前留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峪口中学拍的集体照，我看了以后十分气愤，照片中十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坐在中间，父亲却被安排和学生蹲在最边上，真是岂有此理！论年龄，论资历，论级别，论学识，他们凭哪一点让一个比他们大的多的老教师蹲在那里，难道学校就少那一把椅子吗！可见父亲在那里也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文革结束后父亲才被调回祁县中学，并恢复了他中教二级行政十七级的工资待遇，也恢复了他祁县中学教导主任的职务。 荒唐之事 文革中像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机关更是不可幸免的要受到冲击。 这期间在民盟大院就发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石膏像”案件。 首先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是机关里的一位女干部，她叫谌美丽，解放前家里有企业是资本家出身，并且家里有亲戚在美国，又有了海外关系，于是就被抄了家。抄家时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有人拿起了摆在桌子上的一座毛泽东的石膏像仔细看了起来，一会儿大声叫了起来“你们看，这个毛主席像眼睛被抠坏了”，其实这个石膏像被抄回来以后先是放在母亲保管的柜子里，所以我都看过，根本就看不出人为抠的痕迹，应该就是受当时制造工艺所限产生的一点点缺陷，可是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谁也不敢说这不是有人有意抠的。于是这就成了一件大案。 谌美丽受到了严刑拷打，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帮“红卫兵”抡着宽皮带用铁扣在谌美丽身上头上打，真是惨不忍睹，很快谌美丽就被屈打成招，几个月后就在大院被公开逮捕入狱。 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就应该是这样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竟然牵扯到了我的母亲以及其他接触过石膏像的人。 记得是一九六九年，省民主党派系统进驻了工宣队，他们又重新查起了这个案件。他们把机关里有关人员都集中起来隔离审查，其中也有母亲。那个时候爸爸还在祁县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哥哥已经去了阳泉煤矿每天都要在井下用硕大的铁锹挖煤十几个小时，可怜刚出校门才十几岁的哥哥那个年龄就干着那么苦，那么累，那么危险的工作。哥哥和我说过那一铁锹煤就要有足足三十斤重！他可是受了罪了！ 家里只有姐姐领着我们几个。那时候真是有天塌下来的感觉，觉得好无助啊！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在惦记着母亲，不知道她会遭遇到什么，记得姐姐还做了馅儿饼让和母亲一个办公室的成会计给带去几个，也不知道母亲吃着了没有。还有一次姐姐说中午包包子，蒸好包子好给母亲也送几个去，早上姐姐要去学校，走的时候发上了面，做好了白菜馅，说等她回来的时候再包，临近中午我看姐姐还没有回来，就自作主张的开始包包子，等姐姐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包完了，还以为姐姐会表扬我几句，实则不然，姐姐狠狠地说了我一顿，原来白菜馅里还没有放盐！那天我们吃了一顿没有盐的包子，也不能给母亲送了。 二十多天后母亲回来了。最后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包括母亲在内的三个接触过石膏像的人都承认了抠过石膏像的眼睛！那两个人还是机关革委会的成员，一个是汽车司机，一个是通讯员，如此荒唐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母亲在里面经历了什么，母亲没有多说。看着母亲憔悴不堪的神情，能想象的到母亲一定遭受淫威逼供，蒙受到了巨大的屈辱。 在文革中母亲还因为我的事被派出所传去进行过告诫。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跟着哥哥学着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在调试的时候不小心收到了台湾的广播。也不知道被门外的什么人给听见了，居然给告到了派出所。可能是他们经过向单位的人了解后，知道我只有十二三岁，就把母亲叫去告诫了一番。母亲回来后并没有责骂我，就是让我以后注意小心隔墙有耳。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这种荒唐事比比皆是。 永远的痛 一九七零年，母亲及单位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省政协参加学习班，不让回家。在这期间已经88岁高龄的姥姥病危，姐姐和表姐找到了学习班的组织者，告知姥姥病危希望他们能让母亲回去一趟最后见一面，然而得到的答复居然是不行！ 两天后姥姥去世了，她们母女最终也没有见最后一面！ 母亲从学习班出来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那时候她才知道她与自己的妈妈再也不可能见面了，看着母亲在我们面前强忍着悲痛的样子，我们也都难受万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了三舅家，和三舅一起去看了姥姥，姥姥被葬在双塔寺后面的山坡上。母亲在姥姥坟前几度哽咽，泣不成声，没有最后为自己的妈妈送终，未能最后见妈妈一面，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下放运城 那一次学习班之后，时间不长就得知山西省民盟机关所有的干部都要被下放了。不久母亲就被通知要下放到山西运城。 我们走的非常匆忙，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太原只给了几天的时间。这么大一个家说走就要走，有多少事要做啊，当时父亲在祁县中学农场劳动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两年没有让回家了。 姐姐在得知要被下放的消息后提前几天去了铁建，避免了和我们一起被下放的命运。她还经常谈起要是当年带着我一起去铁建就好了，也可以留在太原了。不过要是这样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们就更辛苦了。哥哥得知消息从阳泉赶了回来，帮着母亲收拾行装办理各种手续。很快母亲带着16岁的我，13岁的妹妹还有10岁的弟弟一家四口被送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运城。 那一天是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就随身带了被褥衣物，大部分“家当”都留在了太原，最后也全部都丢了，非常可惜的是丢了不少的书，包括好多小人书，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可惜！ 南陈新家 到了运城我们又坐上了大卡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当时的上郭公社南陈大队。我们被分配到了这里，这里离运城有六十多里，这是一个偏远的村庄，吃水困难，不通电，照明是用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做饭要拉风箱烧棉花杆。 我们的新家就安置在了这里。 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我们来说变化太大了，刚开始很难适应，用水要去井里绞，纵然像我这样自诩从小臂力过人，整个大院无敌手的人，绞一桶水上来也觉得费力，做饭刚开始都点不着火，喝水都觉得难喝，晚上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熏得鼻孔里都是黑的，最要命的是上厕所，就一个土坑还不分男女，实在不得不上厕所还要观察一番，确定没有人才急急忙忙冲进去，尽快解决，生怕有人进来，像做贼似的。 尽管生活上有许多的不习惯不如意，但是有母亲在身边我们心里是踏实的。不久也就逐步适应了村里的生活。 把家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了运城中学上学，妹妹弟弟就在离村里两三里的学校上学了。而母亲就开始和村里的农民一样早出晚归下地干活了。母亲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干这些活对于她来说是非常累，非常苦的。但是母亲从不抱怨，从不说什么，一天三次出工从不耽误，即使是周末我从运城回来也是这样。母亲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村里喝水困难，水井有三十多丈深，绞一桶水上来很费劲。我每周从运城回来走的时候都要尽可能的多绞一些水，把家里能装水的地方都装满，可是这样也肯定不够用啊！那就只有母亲和妹妹弟弟一起来绞水了。 每年地里的棉花摘完以后，生产队就要把棉花杆分给各家各户当柴烧，但是要自己去拔，我们家也不例外分到了一块棉花地，但是拔棉花杆是个力气活，对于母亲和妹妹弟弟来说就太费劲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下课后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家天都要黑了，母亲为了不影响明天早上出工决定晚上去拔棉花杆，于是我们一家四口都出动了，也不知道干了多长时间，把分给我们的棉花杆都拔完了，装了满满一车。月光下我在前面拉车，母亲和妹妹弟弟在后面推，把棉花杆拉回了家，这个情景我一直都清楚的记得。 村里离公社还有十几里的路，那时候母亲也经常要去公社学习，开会，还要领工资，买粮食及生活用品，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刚开始就是步行去，后来妹妹学会了骑自行车，就带着母亲去公社，那个时候妹妹也只有十三四岁，骑个28的横梁自行车，因为母亲不会跳着坐车子还必须从前面上下车，也真是不易！ 这个村子那时候是比较贫穷的，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母亲那时候的月工资是82.5元，在村民的眼里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和母亲熟悉了以后，遇到困难经常找母亲借钱，母亲明明知道这种“借”大多数都是有借无还的，可都是来者不拒。母亲经常说人家困难咱们能帮就帮人家一下。这就是母亲！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 重新工作 一九七三年一月，运城县的插队干部在解州集中。数日后母亲被分配了工作，分到了运城公路管理站担任会计工作。我们全家也都从村里搬到了运城市内，结束了两年半的农村生活。 1977年,太原来人了。代表组织向母亲宣布了平反决定，并且征求母亲意见问是否愿意回省民盟工作？母亲当即表示不愿意回太原了。对于这件事我事后问过母亲，为什么那么快就做了决定？她说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其一，伤心之地不想再回去了，其二，当时我在永济工作，妹妹还在运城插队，弟弟还在上学，不想丢下我们。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还是应该回太原的，这样太原就又成了我们家的“大本营”了，太原毕竟还是我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怀。 母亲在运城公路管理站又勤勤恳恳的工作了十几年。尽管早已过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了，可是单位以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母亲的工作为由不让退休。 一九八一年开始了职称评定工作。母亲已经年满六十岁了，要不要参加会计师的考试评定，母亲刚开始是犹豫的。父亲积极支持母亲去参加，说这是对自己一生在工作方面的一个肯定，应该参加。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积极备考，笔试顺利通过，面试的时候是我带着母亲去的，母亲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负责面试的人说，你学历这么高，又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工作时间这么长，你是我们的前辈，不需要面试了。就这样母亲获得了会计师的职称，是第一批也是里面年龄最大的会计师。都六十岁了才又获得了职称，这种情况估计不多。 一九八八年母亲已经六十七岁了，仍在岗位继续工作。这一年母亲还获得了国家财政部颁发的从事财会工作满三十年的荣誉证书和山西省财政厅颁发的荣誉证章。这是对母亲这一生兢兢业业工作的肯定！ 伴随母亲几十年的算盘 父母情深 人们把结婚五十年叫做金婚，而六十年婚龄则称为钻石婚，意为是非常珍贵的。 父母是一九四六年在重庆结婚的，俩人携手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寒暑春秋。在这六十年里就有四十多年父母一直都是两地分居。 虽说父亲有寒暑两个假期，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能在假期里待多长时间的，他在假期里也总是有事，参加各种活动，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参加高考阅卷…。 像父母这样两口子一辈子就有四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吧！ 父母感情非常好，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俩人红过脸，说他们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也不为过。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父亲喜欢吃母亲做的馅儿饼，只要父亲回家，母亲肯定会做馅儿饼的，走的时候也要给拿上几个。 那个时候父母二人的交流就是靠写信，母亲可能是机关收寄信最多的。母亲经常是在晚上自己的办公室写信，有一天晚上都快十点了，母亲还在办公室，我就去办公室去找，母亲刚写完信，问我“敢不敢现在去把这封信放到信桶里？”母亲的意思是要我把这封信放进大院外邮局的信桶里，我当时可能只有七八岁，把母亲的意思理解错了，我以为是要我把信放进家里墙上挂的那个兜里（是蓝色的布制的上面有两排小兜，还锈着好看的花）我就跑回家把信插入布兜里，母亲也一直没有发现，过了几天，可能是母亲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又问起此事，看着我从家里布兜里拿出来的信，母亲哭笑不得。 每次父亲离家返校母亲都要送出大院，一直深情的看着父亲走远才回来。 这几天在翻看父母的照片，父亲保存的照片一般都有备注，我发现父母有好几张在照相馆拍的合影照，都是在五月二日前后拍的。我知道五月二日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由此可以看出父母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只要是有可能就要拍一张合影照片。有在南京拍的，有在太原拍的，有在祁县拍的，还有在运城拍的，都是在照相馆拍摄的。父母最后一张在照相馆拍的合影是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日，在祁县拍的，那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写到这里我不禁泪眼朦胧，父母情深似海，可是六十年来大多数时间不能在一起，让人心痛不已！ 祁县相聚 母亲一直工作到了67岁才彻底脱离工作岗位。这个时候虽然父母有了在一起生活的条件，但是要想在一起也是非常不易。 父亲不愿意回运城。虽然父亲也已经退休，但是他也没有休息，还在工作，担任着祁县志和祁县中学校史的主编，并且还先后担任了祁县人大常委和祁县政协常委的职务。 其实除了工作原因，父亲不愿意离开祁县的重要还是因为这是他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直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了祁县和祁县中学。父亲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即使担任教导主任依然没有脱离教学岗位，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非常享受走在祁县的大街上时常有人喊着“南老师好”和他打招呼的感觉。所以父亲不愿意离开祁县我们也都能理解。虽然对于母亲来说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母亲还是选择去了祁县。 虽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两地分居好不容易才到了一起，我们都能感觉到，母亲过得并不是十分舒心。 这几十年来母亲身边都有我们陪伴，到了运城以后妹妹弟弟也一直在身边，我也能经常回家，周围也有自己熟悉的人和环境。祁县对于母亲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周围没有了自己熟悉的人，没有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更主要的是没有了孩子们的陪伴，相信母亲默默地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每次我们去祁县看望父母走的时候母亲总是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记得一年春节我加班没有去祁县过年。初五的时候接到弟弟的电话，说他们走的时候母亲几乎是嚎啕大哭，我听了心里难受万分，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祁县，走的时候母亲依然是哭着相送，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但也无可奈何！ 父母在祁县的日子虽然我们都不在身边，他们依然非常牵挂着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在电话还没有普及的时候都是通过书信传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家每年都会收到不少父母写的信件。只可惜大多数都没有保留下来，只有大嫂保留了一张当年爸妈寄给他们的明信片，现在看来尤为珍贵。 回归故里 1996年父母在祁县迎来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我们都去了祁县，热热闹闹的祝贺父母金婚。 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身边没有子女照料，自己生活已经有问题了。终于在2004年父亲同意离开祁县回到了运城。 回到运城身边有了妹妹一家的悉心照料，周末我也经常携妻带子回家，父母享受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弥补父亲离开祁县带来的非常大的失落感，看的出父亲回运城以后心情不舒畅过得不舒心。失去了祁县那个生活环境对于父亲的影响我们都估计不足，对于父亲的这种情况，母亲和我们一样，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非常无奈。 父亲病危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多妹夫突然打来电话，我一看电话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是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在抢救！如五雷轰顶！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就赶到了运城市急救中心。此时的父亲已经陷入了昏迷。 第二天凌晨家人都赶回来了，那几天全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时间过了一周，父亲依然昏迷不醒没有醒过来迹象。 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只能带着她去医院看望父亲，病房里母亲拉着父亲的手不放，泣不成声的说“拱秀，我看你来了，你快醒来吧，我们回家”，悲切之声感人肺腑，让我们及周围的医生护士都泪流不止。 痛失父亲 二零零六年的春节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春节。 那一年是近几年人回来的最全的一次，家人们全部都回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往年过年的气氛，没有了欢聚的喜悦。 以往每年过年在年夜饭前父亲总是要兴致勃勃的说一通，说一说一年来全家人的高兴事新鲜事，讲一讲新的一年里的打算和设想，对孩子们提一些要求和鼓励。多少年来这早已成了全家每年必不可少的年夜饭前的一道“开胃菜”，而今年我们在吃饭时父亲却安安静静地躺着，他什么话也没有和我们说……。 那年春节我们也照了一张全家福，一张没有父亲的全家福！ 在父亲病重期间我们全家都尽心尽力的照护着父亲，大嫂和妹妹一家精心照护，每天拍背吸痰，清理口腔，翻身，擦背，鼻饲，清理大小便…，这其中的辛苦，若非亲历难以感受。父亲卧床四个月没有出现一点褥疮。在外地的家人们也是一趟趟的跑回家看望父亲，大家都在尽心尽力，都在期待着奇迹发生。 然而期待中的奇迹并没有发生。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七点过十分父亲走了，他永远离开了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深情悼念 父亲的追悼会庄严而隆重。 祁县人大常委会，祁县政协，祁县中学都送了花圈，父亲的不少老同事，学生也送了花圈，有的还送了挽联。祁县中学的领导驱车数百里赶来并主持了追悼会，一同来的还有数位祁县中学的老师以及父亲的学生。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单位的同事以及亲朋好友共近百人。 祁县中学的校领导代表祁县中学致悼词。悼词里对父亲的评价非常高！一句“祁县人民永远怀念他”，又使得我们泪流不止！ 学校的一位和父亲共事四十多年的老师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哽咽地讲述了和父亲共事的感受，说父亲是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好同事，好朋友。 弟弟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的唱起了一首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家里父亲灵位前是刘老先生（弟弟的丈人）题写的两幅挽联： 精雕育人后辈楷模噩耗惊桃李修己清心勤做学问高风励子孙 英魂驾鹤伟灵西归广袤天穹高风驻厚德育人紫气东来桃李芬芳浩气存 和父亲共事五十多年的梁老师年事已高，也托人送来了挽联 一生从教一生在祁中可敬千万祁人怀念斯人终身乐业终身是相知难得耄耋辞世奉献于世 吊唁大厅悬挂的是哥哥代表我们全家写的挽联： 五十六年严谨治学执教育人桃李满天下八十五载修己正人一世师表风范传昭余 这些挽联是对父亲这一生的肯定和赞誉！也表达了父亲众多学生，同事对他的敬意之情！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刘老先生留下的珍贵字迹 修己育人 父亲一九五零年初被分配在祁县中学一直到了二零零四年八月才离开祁县回到运城，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 父亲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教书育人上，在教学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了五十六年，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真是桃李满天下！ 从学校岗位退下来以后，又在祁县人大和祁县政协担任了常委，还担任了祁县中学百年校史的主编，圆满的完成了校史的编撰，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多才多艺 由于我们从小就和父亲聚少离多，所以和父亲相处得时间不长，对于那个时候的父亲我们都了解的不多。父亲曾经和我姐姐说过，“你们都不了解我，我能静能动，静的时候可以在图书馆待一天，动起来也可以在球场上玩几个小时”。 对于父亲的“动”我们都还是知道一些的，父亲乒乓球打的好，曾经在祁县举办的乒乓球比赛中获得过冠军，为此还成为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我看到过父亲的国家三级运动员的徽章，可惜现在也找不到了。 父亲也会吹奏笛子，我那时候在家吹笛子的时候，父亲还给我示范过一次。 72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回来了，在南陈村过的年，大年初一吃完饭我们到大队部进行了一次家庭乒乓球比赛，哥哥和父亲的比赛尤为精彩，我和姐姐也都领教了父亲的球技。父亲还酷爱打篮球，曾经兼任过学校女篮的教练。在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演过话剧，父亲也算是多才多艺。 移居永济 父母六十年来相携而行，从陕西洋县到重庆南京，再到山西太原，祁县，运城他们共同走到天南地北，走过风风雨雨，一直走到地老天荒。虽说不能长相守，但是我们都能深深的感受到父母之间那相互的牵挂，那尽心的体贴，那真挚的爱情。 父亲的去世对于母亲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给母亲换一个生活环境，我把母亲接到了永济。母亲也很快适应了永济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工作也很忙，晚上和周日也经常要值班，只能是早上带着母亲出去走走，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已经退休的爱人在家照顾。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退休后母亲还能在世那有多好，我就可以天天陪着母亲，可以带母亲出去走走，我知道她一直想去四川雅安，那里有她一个好友。母亲还想去她上学的地方陕西洋县，和西安看看。还有重庆，是和父亲结婚的地方，南京，杭州是母亲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几十年来母亲再也没有去过。未能了却母亲的心愿，真是一大憾事！ 母亲去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初，那日母亲突感不适，接到爱人电话我急匆匆从单位赶回，此时的母亲右边的身体出现了麻木，将母亲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脑梗！病魔它还是来了！ 安排母亲住院后，忍着心中的万般痛苦向家人通报了母亲的病情。母亲的病情牵挂着家人的心，第二天家人们就都赶了回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大地震！还在病中的母亲得知后也几次三番非要给灾区捐款，拗不过她，我只好在我们公司替母亲捐了五百元，这样母亲的名字就出现在永济电机厂铸造公司给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名单的黑板上了，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个名叫“李复芝”的是谁啊？怎么比公司经理都捐的多。 第一次住院，病情很快就有了好转，两周左右就出院了。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医生说了，这种病得了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会一次比一次严重。 万万没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二零零九年春节过后，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这时候姐姐也在家里，妹妹和妹夫从运城赶了过来，我们把母亲送到了运城的医院。一到医院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心电图显示母亲又发生了心梗！ 在病魔面前母亲表现的非常坚强，乐观。有一次姐姐给她拍背，拍完后母亲轻轻的和姐姐开玩笑的说：你又“打”了我二十五下。我的同事从永济去运城看望母亲，母亲还故作轻松的和他们说：我没事，我还要活到一百岁。她还努力进食，尽着全力和病魔抗争！ 在医院母亲还交代我一件事，我们在村里的时候用的一个水缸是借的大队的，搬家的时候工人不知情也给装了车拉到了运城，这么多年也没有机会给送回去，母亲嘱咐我要想办法把水缸钱给大队送去。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不会想着村里还有不少人欠着她的钱，但是欠村里的她不会忘。 哥嫂从阳泉赶来了，弟弟一家几次往返太原和运城之间，三舅家的几个孩子也都来运城看望他们的四姑，大家多么希望母亲能一天天的好起来啊！ 但是事与愿违，住院四十多天，母亲的病情非但没有任何好转，而且还由于菌群失调肺部感染了非常麻烦的霉菌。医生此时也束手无策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母亲接回永济家中。回家后没有几天母亲就昏迷了，无法进食，只能进行鼻饲。那么长的鼻饲管要通过鼻腔进入食道到达胃里，可以想象的出这有多么难受，可是不这样做不行啊！那时候我常常是强忍着心如刀绞般的难受留着泪为母亲插管，昏迷中的母亲还时常用手去抓鼻饲管，可见这有多么难受啊！ 现在回想起那些事我依然是流泪满面，心存愧疚！愧疚的是我没有把母亲照顾好，难受的是让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受了那么多罪！ 尽管在母亲病重期间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在各尽所能竭尽全力帮助母亲与死神抗争，有找专家会诊的，有连夜从太原驱车送药的，有及时买来制氧机的，当然还有日夜服侍在母亲身边的。然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未能留住我们的母亲！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号晚上九点过五分我们的母亲还是离我们而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痛！撕心裂肺般的痛！ 永远缅怀 永济市万固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寺院建在中条山腰，寺内松林茂密，山花烂漫，清泉细流从寺侧潺潺而下，景色颇为秀丽，寺内建有一座青砖结构的宝塔。常青园就紧邻万固寺，背靠中条山，面朝黄河，可谓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 我们的父母就安葬在这里。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九日父母终于在一起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再分离了！ 愿天堂不再有病痛; 愿父母在天堂安康！ 有河东一支笔之称的刘老先生（弟弟的丈人）为父母题写了碑文，哥哥又在后面加了几句五言词，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父恩如山高母爱似海深 不忘养育恩永记父母情家风代代传承志后来人 告慰父母（后记） 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但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仔细想来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我知道父母走时都是带着未尽的遗憾走的，母亲就和我说过：“我都快九十岁了还没有看到这几个孩子成家”，和父亲的言谈中他也常常流露出对孩子们的挂念，所以我想再写一篇后记，写一下家里现在大致的情况，以告慰父母！ 父母生前最关心的欣燕早已结婚，她现在在经营着一家自己的会计公司。哥嫂已经在深圳落户和欣燕他们在一起，哥嫂也在惠州的海边有房子，经常过去住一段时间，哥哥和大嫂经常打打乒乓球，游游泳，每年都还要出去旅游，日子过的舒适惬意。 欣燕结婚后和爱人及哥嫂一同回永济祭奠了父母。回来后设宴和家人亲朋一起相聚时的照片。摄于2018年3月（左一为欣燕的爱人） 姐姐现在依然热衷于她喜爱的舞蹈，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跳舞，一到节假日总是要忙着排练舞蹈。有机会还要出去旅游，上个月刚从西藏回来。她的孙子外孙都大了，晟晟已经上初中了，高高今年都三年级了，儿子涛涛现在去了阳城电厂，听说工作还不错，女儿婷婷在中国银行工作，她非常优秀，现在已经是中国银行太原一个分行的副行长了。姐姐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 姐夫的“标准照” 68年姐姐在红联站宣传队演出时的照片和五十年后的照片，后排右一为姐姐。 姐姐的孙子晟晟 姐姐的外孙高高 南欣亮2011年6月就结婚了，12年5月南皓文出生了，现在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父母要是晚走几年就能看到自己的重孙子了！南皓文聪明可爱，从小就招人喜欢。他喜欢拼插乐高积木，喜欢英语，最近他已经考过了牛津英语三级，喜欢运动，每个周日都要和他爸去游泳，现在已经能游近百米了。我和秀云在太原住一段时间就回永济住一段时间，我们俩在永济也是每天去山上走走，回来打打乒乓球，秀云喜欢去唱歌，我喜欢去游泳。 妹妹一家依然还在运城。小女儿杜倩去年已经在山西财经大学硕士毕业了，成了咱们家现在学历最高的了，杜彬自己也开办了一家电梯销售公司，生意做的风风火火业绩不菲。妹妹的小孙子今年也上学了。 妹妹的儿子和孙子 弟弟今年也退休了！他和亦群现在长住北京，和楠楠在一起。楠楠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没有过多长时间就开始了钢琴的教学。她教的学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是众多学生及家长公认的好“南老师”！她自己也通过考试成为了全国十八名施坦威荣誉教师中的一员。弟弟的外孙女小澳妞今年也七岁了，已经多次参加过全国幼儿钢琴大赛，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弟弟的外孙女澳妞 现在家里的这些孩子都非常优秀，他（她）们是全家的希望与未来！是一定不会辜负父母的期待的！就以澳妞在央音2020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上的弹奏的一段钢琴曲作为全篇的结束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