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师 大学•大学 （五）

一夫

此帧照片，借用自巢湖安德利小王主任。谨致谢忱！

五．

吾之师

当时的教师队伍，有些捉襟见肘的困难。他们可以分成三个梯队。一个是X社会过来的老人，或者称之为老朽。比如杨恭祚杨老，前面提及的我的恩师姚企老，还有陈华老，马祖毅马老，等。安大外语系，说是师资力量很强，故而蜚声远近。是不是跟另外一位遗老巫宁坤老先生有些关联，不得而知。

都说巫宁老在安大外语系教过书，恕本人鲁钝，压根儿就没见过那尊大菩萨，也没有听人说起过他。足见我的孤陋寡闻。来美国后，在1990年春，房东Pat领着我去大概两小时车程以外的一所私立教会大学，去参加一项社会活动。那里是Pat医生的母校，他在校园里设立了好几个奖学金。快午饭时，他有一个会议，就让我单独行动。

恰巧就邂逅了一个俊俏的东方小姑娘，看她那鼻子眼睛挤在一处的模样，就好像花事还没生发的出水芙蓉，稚气未脱，蛮好玩的。便上前跟她聊了几句。她听我说起安徽大学，便眼睛生光，说，‘我爷爷是那里的教授！巫教授!’我把那‘巫’，误听成‘吴’。脑海里怎么滴也合不上拍，记不起来外语系有这么一位吴教授。便摇了摇头。小姑娘极其扫兴，一扭头便走开来。再也没有理我。估计，她是认为我在撒谎，冒牌安大出身。当然，她也许觉得，我竟然不知道她爷爷巫老先生，仿佛是受到天大的委屈与不公正对待。太伤了她的自尊心。

巫先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学养深厚的前辈。在他晚年，竟然还就松了他的一双垂垂老矣的翅膀，任他飞出了牢笼桎梏。历尽人世间九九八十一难的读书人，终于的，老先生带着他的‘原罪’，无非也就是知书达理，于去年平静的离开了人世。阿门！

外语系教师的第二梯队，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身的几位。有丁教授（后来调到科大）等人，应该包括英语讲座的几位敬爱的老师。他们都分配教授77级学长，因此笔者无缘结识他们。之所以提到丁仕鹏先生，因为跟他有些短暂的交往。倒是有几位女老师，分配在教授我们78级，看年龄，应该归于第二梯队。那位后来官至安大副校长的华先生，是不是1966年前的，不太清楚。

第三梯队，基本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其实觉得，这些人都相对年轻，而且应该是经过遴选踏上大学讲台的。再者，他们都好学，勤奋。其中，记得的，有上文述及的盛先生，还有教授我英语听力的曹老师，白净漂亮，年龄估计也就跟我相仿佛，上课没多久便告产假了。具体生了男孩还是女孩，也没问过。女同学是不是‘劭道’一些，私底下窃窃私语，从而打听到一些小道消息？不得而知。

还有一位曹老师，教我的法语课。本人就那几句破法语，前年在巴黎，还混了好几回。不能深谈，打一枪换个地方，因为谈久了，经过几个回合，肯定就要露馅。Mme.曹，是烔炀河人，乃父当年在大上海，跟在陈老总后头混事儿的，极有来头。她跟我的表叔和姐夫过从甚密，也许是下放的过程中结识的。不过她从来都说她是上海人。也就一笑而置之。有一年回外语系，曹老师闻声赶过来，咨询了一些消息，因为她的女儿在留学。

有一位何晓凤老师，精明强干的，说话利索的很，人极和气，看那眼神，就是极其聪敏的人。有些人，秀气闷在心里，含而不露，笑里藏机关，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对那样性格的人，也不能妄加褒贬，说声好，或者骂句不好。那就是人家性格，先天的，没办法。那种人，适合在官场上厮混，至于能不能一混到底，一是看他的造化，也就是运命；二是看他的道行，修行的火候，也就是能不能藏掖的住；三是得看他的上司，假如上司造化更深，居高临下的，那便是‘醍醐灌顶’的反义正用。

何晓凤老师，心直口快的，是我们何氏的骄傲。她那种性格的人，或者说我这种性格的人，风风火火的，不遮不藏不掖，最适合当教师。遗憾的是，根据眼下浊水横流的势头，这碗饭，也是相当的沉重，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大大咧咧（不好说是正义感忒强）的人而言。

上述的几位，如今基本上都应该退休了。敬祝他们安度晚年。谢谢他们孜孜不倦的教诲。希望安大外语系（外语学院）继承他们衣钵的后起之秀，接过薪火，照亮自己，为后人鸣锣开道！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大学老师，是自中小学调入的。有几位，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动辄惊恐不安的神态，估计是来自农村、工矿，甚至是XX农场。此话并非妄言妄语。

在我的家乡，有一位杨先生（在拙著《河山》里，似曾相识的有关于他的笔墨。）整天的挑大粪，偷空给我们讲授政治（见拙著《夏至的回忆》）。我进了大学，杨先生也撂下了粪桶，进了大学。不同的是，我带着泥土的芳香（开玩笑而已，泥土哪里就有芳香，实属扯淡！），进大学当学生；杨先生裹挟着满身的粪臭，进大学当先生！

还有，家父当年，是以‘劳改犯’的身份，重新踏上阔别整整二十年的讲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为不世之铜鉴，今生后身，当永志不忘！

我们家乡烔炀河，有一个烔炀中学，是省级农村规范学校，也就是省级重点高中。当年有一位郑姓的教师，好像是张文白先生的同乡，后来到科大教化学，跟我学英语，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学生。

总之，那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是当时特定年代的特定的产物。

教授我们现代汉语的袁先生，满脸镌刻着人世间的沧桑。他说话声音比较低，有些假嗓子似的，估计是声带比较窄（瞎说！）。常年的一身旧衣裳，而且不修边幅。应该是经济条件有局限，还应该是常年的生活习惯在习惯性的延伸。袁先生的板书，潇洒老道，行内人不难发现，那是在王右军的帖子上下过功夫的。而且，他说话风趣幽默。

袁先生教汉语语法，那汉语语法，其实实在是牵强附会。本来，汉语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一本书从头到尾，真正是一气呵成。不明白断句的人假如按部就班的读将下去，肯定就会因为岔气进了医院，吊水，那还是轻微的症候。汉语压根儿就没有语法。就拿那唱词中的‘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来分析，词序颠三倒四的，可词义基本一成不变！牵强附会的从外头拿进来，勉为其难的推广，社会效益、学术影响自然不彰。

其实，汉语语法的教学与汉语语法的推广应用，窃以为，用场不大。一套理论，不能够规范引导、乃至制约与其相应的实践，这样的理论，不谈也罢。谈到汉语的改革，一个是标点符号的引进，一个是拼音字母的编篡推广，一个是简化字的发行，都是一种改革与进步，至于语法，本人不敢恭维。

袁先生的课，内容寡淡空泛，但同学们都爱听，听他的俏皮话连珠，看他的认真且一丝不苟的执教态度。那时候，我在考虑，教与学的互动，或者称做‘课堂管理’（classroom management），其实是一门极大的学问。执教人的学识修养，其言谈举止，抬眉转目，音容笑貌，都环环相扣，基本上是学不来的。得靠自个儿去悟。很多道理，其实是玄学，只能心领神会，而不可言传语达。  

还有一位老师，教汉语写作。那堂课，基本是就讲不下去。他十分的着急，说：“同学们啦，教学，得老师跟同学们互动，可我动你们纹丝不动，怎么办？（大体上就这么个意思。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课堂上他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同学们都忙着干私活，普遍的就是利用那段时间背诵英语单词。

从事教书的，在课堂上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令人发窘的情况？这位老师，（姓宋？）竟然就忘记姓名了。后头关于写作课，还得提及他几行字。

当时选用的教材，是许国璋的一套四册，黄封皮的版本。那是一套绝对过时的旧货。也许，在它五十年代出版发行时，有它的存在价值，有它的生命力。可时过境迁，其形式与内容，早已经大大的落后了。这边是《英语900句》，是《灵格风英语教程》，是“Essential English”，以及其后的《新概念英语》，那边还是Long live XXX之类的混账。本人曾经代表班上的同学，正式地跟盛学莪主任谈过，好像是跟班上的学习委员李同学一道去的，我们要求更换教材。可系里的领导听了，也仅仅是听了而已。其实，学生们应该罢课，提出抗议才是。

当时，大伙儿都傻呵呵的，埋头读书，整天的像傻瓜蛋一般，走道时手里提溜着一个小布袋，是用那旧毛巾做成的，肮脏不堪的布袋里头放一个饭盒或者是搪瓷缸、饭碗之类，嘴巴翕动着，两眼发直，假如感冒，流鼻涕口涎，便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神经病人。几乎人人都那样。好学、肯学，外加勤学，实际上那是事不关己，因此无动于衷。

北京大学，出版了一套《英语》教材，估计内容比较深奥，教学难度大了些。系里倒是把课本发给了我们，说是可能在泛读课上使用。后来不了了之。

所谓的泛读课，其教材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内容无非还是革命的那一套。有一篇关于黑奴的文字。一个黑女人，把自己的黑孩子送往农庄（plantation，而不是如今的农场farm）。做母亲的自然是眼睛里噙着泪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另外一个小黑妞便说，“Your mom is gone.”就这个‘gone’，跟同学讨论过。字面上是‘你妈妈走了。’其实，通常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去了’，‘不在了’，或者是明说开来：‘死了’。讨论结果，认为还是妈妈离开了的意思。

而且，泛读课，两个小时，一般也就涉及两小段文字，基本上是一句对一句的翻译成中文。后来还开设了科技英语和英美文学课程，大体上也是那个套路。

多年来形成的那种桎梏，有形无形的，一如既往的压在人们的心头，都战战兢兢的做人，抱着明哲保身的信念，还有投鼠忌器的恐惶。人们动辄骂街，声称那是什么‘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怎么说呢，惊弓之鸟，难能栖枝。将一盆脏水，不问青红皂白的、一股脑儿的泼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公平？

从当时的教材选用，课程设置，乃至教学方法与手段，足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心有余悸的谨小慎微。套用小说书上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并不能了解世道并与之沟通，我们不懂社会的喧闹，而社会猜不透我们的沉默。我们的交往，也只不过是一种百无聊赖的默契，是在镜中的欢会。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还是与当时澎湃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形式，依然形同路人，依然格格不入，依然在通往前头的道路上期期艾艾，磨磨蹭蹭，踽踽独行。其中，自然有当事人的局限，可那对过去发生的一切，采取半遮半掩，欲说还休，欲说还羞的做作与搔首弄姿的表演，在一定的程度上，令很多人寒心。冷透了的心，但靠那乍暖还寒的一个时辰，是难以温暖过来的。在后来乃至当今的做派，岂不印证了当时人们心中的躁动与不安？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高年级。采用了几乎与许国璋教材同时期的俞大絪主编的几本书。俞大絪教授，早年回国从教，后来‘自绝于人民’，现在写来，依然令人不胜唏嘘。此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松动，展开来有关人性讨论。还有一本戴厚英的《人啊·人》。那是后话，在后面的适当章节，容仔细的陈述。

关于教材的更正：在大一、大二，使用的是北外/北外编写的课本，许国璋、俞大茵的课本，是在高年级使用的。谢谢赵同学！

数年前，兴致勃勃的回安大，本来是想旁听几节英语课，顺带的，跟年轻的学生聊一聊英语阅读，可当时的系主任H老师，非常的冷淡，给人感觉是有些不耐烦的样子。就有些悻悻然，自那以后，再也没正式的走访过我曾经的外语系。再后来，当年的辅导员黄先生，在一回喝酒时，淡淡的提起帮他们外语学院设立一个博士点。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延聘到在英语国家拿到英语博士的合适的人作导师。黄先生淡淡的一说，我便淡淡的一笑。便不约而同的举起来酒杯……

无论怎么说，那时候的人，从老师到管理人员，都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者，巴不得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囿于当时的条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他们都大体上毫无保留的使出自己的力气来。                                                                                                                                                                               

入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春季，到了梅雨季节，外面连阴雨，文西楼的一楼，那磨光水泥地面上，跟楼外一样的潮湿，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走过抬脚，就留下一层像浮雕一样的印记，麻麻点点的，很有规则的纹路。走廊上因为人来人往的，湿气更大，我们住在一楼的教室内，湿度相对好些。

那样的事，估计是有人反映上去了。一天晚间，我们宿舍里头进来几个中年人。看他们的模样、衣著与神态，不像是教书的人。因为一般情况下，教书匠都比较收敛，或者说是比较含蓄，不那么大声疾呼，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张扬，也就是习惯性的晓得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那伙人，倒也客客气气的，声称是来检查卫生。同学们好像是刚刚从晚自习回来，吵吵嚷嚷的，也没拿他们当盆硬菜。还有人坐在床沿儿上在洗脚，端起那搪瓷脚盆（实际上一般都脸盆脚盆兼用，男人，也不太那般的讲究），地面上就一个水泥浆的圆形的印记。他们自然都看在眼里。

没容同学们抱怨，领头的那一位便开腔，先发制人，说，“瞧你们这里，那么多的蜘蛛网，也不给掸去！”

“保持生态平衡，”本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给他呛回去。本来就是，一潭死水的池塘里，钓鱼的从来不会伸鱼竿抛鱼饵，有鱼，才会有渔翁。人畜出没的地界儿，条件相与，便会滋生蚊蝇，蚊蝇出没的场所，便有蜘蛛结网，这便是物物陈陈相因的生物链关系。破了那蜘蛛网，蚊蝇愈加的肆无忌惮。

这番道理，看上去似乎是在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其实，箇中的前因后果，大伙儿都是明白人。于是乎便招来一阵哄堂大笑。

那位领导似乎也乐了，说，“不愧是学外语的，词汇量还不小。”纯粹是在自找台阶。还好，倒也没问我的姓名，估计也没想以后给我小鞋穿。再说，那也是实话实说，并没有拂了他的脸面。

那时候的人，通常把学习英语叫做学外语，那么学习法语呢？有一位法语专业的哥们（如今一定是爷们了），一次跟人家闲聊，自我介绍说是在外语系，对方想当然的就理解为英语专业，便千方百计的把话头往英语学习上引导，那份热切，闹腾的学习法语的同学都不好意思作出更正。于是乎，整个儿的谈话便跑了题。事后，当事人还满腔愤懑的，抱怨人家年轻人不跟他交待实情。

此类的舛误，还有一例，就是评比职称，一定要求二外成绩。就纳闷，悄悄的问一声：“不需要一外的成绩？”办事儿的一愣，麻溜的大声回道：“二外就是一外！”义正辞严的神情。其实，有理不在言高，大嗓门，什么话？就如同那乡下人津津乐道的糙话，那是‘放屁拖板凳，遮响不遮臭’。再说，二外就是二外，怎么滴就成了一外呢？

事后，天刚放晴，就有人来大声疾呼的通知，晚上都关好门窗，放下蚊帐，宿舍里不得留人！他们派人来，将楼房外，还有用作寝室的教室内，都喷洒了杀虫剂。在宿舍里好像是燃放了像鞭炮一样的玩意儿，‘砰’然一响，毒雾弥漫，蚊蝇遭殃。晚自习回屋，桌上以及其他肉眼所及的地界儿，牺牲品不在少处。就是说，人们都是在认真办事儿，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儿，就不那么太体面。就是文西楼内的厕所内的抽水系统突然之间就拒绝工作，也就是停水了。那是一种定时排放水的构造。一头的水箱，像个没有表情的官老爷，按部就班的冲水。那水流，便一路跌宕，进入下面的水槽，也就是粪坑。粪坑，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呢？回想起来，大约有50公分深浅，20公分宽窄，水泥铸成。出恭时，一只脚踩实在一边。文西楼的那条战壕一般的粪坑，倒是有间隔间的，就是行方便的人，自得其所，多少有些隐私不外泄的感觉。可有些地方，干脆就没有那块用来间隔的木板。假如在饭点之后，里头生意繁忙的当口，可以尽量的多容纳一些内急的人。那，也是一番好意。可也有难处，或者叫难言之隐。就是蹲缸的顺序与朝向问题，是一古脑儿的一顺蹲裆，还是来个背靠背，都有些不太自然。一顺来，便产生小儿乐此不疲参与的抓羊羊的游戏模式；而来个背靠背，那么，后来者，便会不可避免的来个面对面。届时，满腔的激愤（急粪），万般的困难，都尽显在狰狞的脸上，也是尴尬万状的事。

之所以破费笔墨谈论这些下三路的破事，那是因为，这档子事，在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今天，依然是个不大不小的事。因为，即使是现代文明领军形象的安大，在她的文西楼里，依然是旧貌不改，陋俗积习陈陈相因，依然故我。

当时，那件臭事，可还真就闹大发了。一天，师生人等，顶着扑面而来的臭气进楼，只见胡姓的主任站立在楼梯旁。大声疾呼：“同学们啦，为了祖国的形象，请不要再使用这里的厕所！人家外专，都已经反映到省外办了！”

那时候，开始聘请外国人来教英语，称之为外专，如今，改称‘外教’，就是外籍教师的简称。我有一位老同学在南方一家大学里当领导，说是为聘请外教的事苦恼发愁。就跟她开玩笑，毛遂自荐，分文不取，只消有酒喝就成。她还信以为真。

有外国人在的地方，便是‘国际’，出了丑，叫‘丑闻’，出了那么大动静的臭，应该就是‘臭闻’了。事情闹到国际关系这步田地，还当真的就煞有介事了。当时，三楼四楼的厕所，已经上了门锁，华人与外人，一概不得入内。一楼的所在，已经是在满缸满钵的，不堪重荷。采取分流的办法，肯定是下策中的上上策。

过了几天，水路通了，问题终于得以解决。顿时的君（老外）安民（师生）安，一派喜笑颜开，差点儿就没用奔走相告来形状之。胡主任甚是激动，对学校后勤管理感激不尽。就有些纳闷，这停水，可以认定是一次物理事故，或者叫做机械故障，可多少天都没人来修理，那就是人为的事故了。水电、水火，刻不容缓，照常规，于私，假如发生在自己家里，估计得开夜差，那么，于公呢？

事后 系里反倒是感恩戴德的，是不是送了锦旗，不晓得。一起责任事故，就给欢欣鼓舞地厮混过去。混账事发生了，不去追究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反倒是锣鼓喧天的大吹大擂，混账王八蛋的事，由来已久，经久不息，也是天大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