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落户淮安二三事 （一）挣工分

格非君

　　1969年底我随家下放在淮安县石塘公社，从此渡过了六年半的农村生。

地处苏北灌溉总渠南，三支渠北的石塘公社（现改为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比较贫穷。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农民劳动只记工分，1个工为10分工，农闲时一个男强劳力只能挣6、7分工，农忙时能挣2个工；妇女就相对少挣不少了。年底分红要看庄稼收成，首先交纳公粮，这是上面指派的，必须得上交，交公粮也是生产队的收入。好像小麦6、7分一斤，粳稻8、9分一斤卖给国家。生产队除留少数稻麦外，余粮按生产队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不，是卖给农民。农民按工分折成钱，我印象中，下放第二年，也就是1970底，我们生产队每个工只有8分钱，平均每人一年400斤稻麦。每户用一家人挣得的工分折成钱，购买分得的粮食，如果挣得的工分多，除能将分配的计划粮食全部买回来，还可以分到点钱；如果挣得的工分不够购买粮食，生产队会将你不能购买的粮食送到粮管所，给你购粮券，你得另花钱到粮管所再购买。当时好像有四分之一户的农民因挣的工分不够，不但分不到钱，还得另花钱到粮管所买粮食。

一般来说一对夫妇带两个孩子，两人挣工分勉强生活；如果带三个孩子就非常难了。如果是男孩还好，因为大了就能劳动挣工分，成人后可能婚娶，家里不愁没有强劳力；但如果是女孩就不行，我们那里女孩一般20不到就出嫁了，女儿刚能挣工分时，就离家出嫁了，自己也老了。那时感觉男人四十多点就老了，我们那里称四十多岁的男人“二胡老头”。这恐怕也是重男轻女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们下放第一年，国家发生活费，用钱直接到粮管所买计划粮食。第二年起就与当地农民一样，用挣得的工分购买分得的粮食。

我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很小就挣工分了。开始时主要是割牛草。我们那里地处总灌溉以南，平原地带，一年稻麦两季，除了堤、坝、埂和水塘外，都是农田，无处放牛。所以生产队里的牛吃的草全是人割草喂养，这割草轻活就是村里半大伢（xia）子和小闺娘们的农活。

春夏季节，我们上学时就会背个筐，放学回家边走边割草，下晚扛到牛棚，有喂牛社员大爷收。一筐30斤左右可计1分工。每逢星期天和假期也都会割草。割草只能在堤、坝坡上水边割，堤、坝没有了就约几个小伙伴到坟莹堆割，割草时蚊虫叮咬自不必说，被蛇咬也偶尔有过，好在都是水蛇，无毒，把血从伤口处挤出来就行了。割草挣不了多少工分，但想到能给为父母减轻点负担，总有点自豪感。

割草培养了我一种脚踏实地的品质。割草尤其是春天，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感觉面前草很少，向远处看时，会发现那里草很多，于是我会背着柳条筐跑过去。可是到了刚才看看到草多的地方，实际上还没有先前在的地方草多！就象诗中“草色遥看近却无”描述的一样。多次上当后就不再被这假象迷惑。“满地跑不如就地找”有到处跑的时间，不如踏踏实实地把眼前的草割干净。这也应了一歇后语“这山看了那山高，爬上那山，才发现那山只在这山半山腰”。以后，我不论到哪，做什么事，我都认真做好眼前事，绝不好高骛远，投机取巧。或许就是因为如此，我囿于做好眼前事，而没有远大理想。

　　上初中后，就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农村上学每年除寒暑假外，还有春秋两季忙假，还有星期天，我几乎都参加劳动。我上高中时，我苦的工分已经达到生产队里强劳力一半多了。记得我们家在农村没有一年有将粮食送到粮管所现象，没有领过任何救济，更没有领过城市居民捐助任何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