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学～～（二）安大文西楼

一夫

二．

安大文西楼

在78年9月的一天，登上了北上合肥的早班火车。极简单的行李一古脑儿的塞进一只木箱里，扛在肩上。那个木箱，是姐姐出嫁时，母亲送给姐姐的陪嫁。姐姐说，也没什么送给你，就带上这个木箱吧。木箱是枣红色的，带些暗色的花纹，很好看。

那一回，肯定是买了火车票的，因为，车票好像会报销，再者，不论是当时的心情还是那种气氛，都不好意思习惯性的‘蹭’票乘车的。实话实说，在那以前，乘坐火车，极少花钱买票。俗话说，人穷志不穷，那是场面上的套话。穷就是穷，跟所谓的‘志’，没有一毛钱的过节。

回想起来，当年由烔炀河乘坐火车北上合肥，六毛钱，由烔炀河南下巢县，五毛钱，而自合肥直接到巢县，却要一块二毛钱。按小学的算术，这个账在账面上没办法扯平。实际上，铁路收费，是按里程计价的，采取四舍五入，比方说，烔炀河到巢县五毛四分，而烔炀河到合肥六毛三分，合起来，便是一块一毛七分，五入，自然就是一块二毛。不过，对于我们当时的穷光蛋，则是一毛不拔。应了一句牙刷套上的广告：一毛不拔，拔毛包退。

记得有一回，我去合肥的中医学院瞧眼睛，眼睛上起了翳。下午打道回府，蹭上了火车。上车时的确是留了一份心思的，明明看到是在火车的南端冒浓浓的黑烟，还夹杂着雾气，可待屁股坐稳，火车开动，却发现是在往北行驶，南辕北辙。估计是车头装水添炭，完事后便调头向北。那可不成！当机立断的打开车窗，双腿一条一条的挪出去，一个松手，尘埃落地，也就是本人双足踏踏实实的落在极其不踏实的碎石头垒成的铁路路基旁边。对北去的列车行过注目礼，习惯性地拍拍手、拍拍屁股，精神抖擞的两头张望，终于瞅准了那趟下行的客车。其实，当时还有一个选项，扒炭车，也就是装运煤炭的货车。

往事不堪回首。后来者勿蹈旧辙！

那一天，在月台上，人很多，有好些是乘车的，但更多的是来送行的。不记得我们家是谁送我上火车站的了。是哥哥？还是三哥？反正，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在月台上，见到了同车去安徽医学院（现在冠名安徽医科大学）报到的魏，我们是将近50年的好朋友了。魏大夫一直担任内科主任，在2017年我们由上海回美国，他特意在昆山一间豪华的酒店订下几间，盛宴招待，要与我彻夜畅聊。当天同车的，还有一位邱朋友，北上合肥转车，上吉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我们时有联系。只不过是他一路顺风的，也就少了一些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过，那份浓浓的乡情，倒像那陈年的蜂蜜，窖藏的好酒，经久浓洌香甜绵长。至少，我是一直怀抱这种心态。

在火车上，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色，秋日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茶几上，直射或者是折射在人们的脸上，温煦而和畅。

在我斜对座的，是一位许姓的年轻人，皮肤白皙，跟我一样满头的卷发。他来自铜陵，也是安大外语系新生。后来竟然跟我同宿舍，其父，好像是那里最大的机构的老总。还有一位李同学，我们后来也是室友，眼下，我们还搭建了一个微信群。李老弟来自芜湖，白脸，眉清目秀的，也是去安大外语系。

他们这些由芜湖方向过来的，估计应该在大半夜就得起身。因为在当时，得搭乘轮渡过长江，到裕溪口乘坐火车，经由编组站，到油坊集、沈家巷，过东关、林头，到巢县，再继续北向，经由龟山、中垾，才到烔炀河，沿途走走停停，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可仔细瞧他们脸上，丝毫没见疲惫的神情。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倒是不虚。

其实，那一天，是合肥高校报名入学的日子，那列火车上乘客中，自然有许多的幸运儿。他们的脸上都毫不掩饰地堆笑，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兴高采烈又志得意满。他们都大声说话，肆无忌惮地笑，跟陌生人攀谈，三言两语的交流，便成了朋友。他们轻松而欣欣然的情绪，感染了周围的乘客。大家都高兴，为包括本人在内的不算年轻的年轻人高兴，也为整个社会终于步上正轨，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地劳作与交往，而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

下了车。个头不大的我，扛着那不大不小的红颜色的木箱，身穿灰而旧的褂裤，显得朴实土气，跟周围那些刻意的穿上相对鲜亮衣服的人相比，很是落群。但，我的脸上，洋溢着青春靓丽的光彩，眉宇间，神采飞扬。

合肥大东门火车站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头攒动，抬眼望去，有许多拉横幅的。那种场面，既热闹，又有些眼熟，似曾相识。当然，那种旧日的噩梦，时过境迁，应该是不会重演的了。拧着脖子，把周围扫了一遍。有中国科技大学的横幅，有合肥工业大学的横幅，有安徽大学的，还有安徽医学院的，等等。

横幅周围自然的围着许多的人。那些先头入学的学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迎接、接待的工作。他们热情，热心，屁颠的忙来忙去，排疑解难，搬动行李，乐呵呵的，忙乎的不可开交。那是一种推诚置腹的货真价实的感情的流露，那是久违了的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拥有的那份融洽的宣泄，人的善良，人的真情，人的美德，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其他任何的动物的秉性，前呼后拥地呈现在那秋天的空间。

载着我们一行的大卡车（当时，哪里就有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空调大巴），沿长江路，由大东门到小东门，经过市中心的四牌楼，在三孝口左转，上金寨路，过七桂塘、稻香楼，右转，途径安医，由安大东门进入校园。

这里，对于我，有些故地重游的感觉。仿佛本就应该属于这里，或者是这里早就应该有我一席之地。这后面的故事，不短也不长，容我慢慢道来。

卡车停在水泥场地的篮球场上。之所以使用了‘水泥场地’，似乎是有些繁琐赘述，其实，在我的家乡，篮球场都是黄泥巴地面，只保天晴不管天阴的。晴天球场泥土灰尘飞扬，下雨天，人踩牛蹚，那球场上便像一件浮雕艺术品，又活像是巨型的出土文物，上面布满了旧石器年代的动物草虫的化石。好事者通常在雨后，操铁锹尽可能的把泥巴地铲平，不然的话，比赛开场，拍球时一个不慎，将球拍到那牛蹄印记上，皮球往往会呈30度的角度，打斜里窜出去，投入到对手球员的怀里，也未尝不可能。就好像，乒乓球台上，碰巧有一粒沙子状的物件，那台球，便不由自主地飞出球台。

学长们帮助我们卸下行李，便快快活活的一路吆喝着，再去迎接下一拨新生。瞧着周围的人，年龄参差不齐，服装五花十色，口音南腔北调，但是，在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情绪，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而且，尽管都是陌路相逢，彼此之间却都和和气气的。

抬眼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靠南面，是一个不太大的池塘，没注意里头是不是有莲藕，篮球场西边，是两排红砖两楼层的房子，两头用红砖给砌上，围成了一个简易的四合院。那是你们女同学的宿舍，有人在面对着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的说个不停、问个不停的女生介绍。往北，是学生食堂，像个工棚，又有几分像工厂车间。在那夹角的地界，有一个小建筑，据说是学校广播喇叭宣传室，好像后来领饭菜票也在那儿。

在等待办理报到手续的时候，一位中年的老师模样的，帮助我把木箱往前挪一挪，顺便的就跟我聊天。“哪里人？”他问。我做了回答，非常恭歉得体的神态。他随口问了我考试成绩，问的很仔细。估计询问分数，是当时校园里人们之间主要的话题和谈资。

“历史？历史考了多少分？”他有些兴奋，估计在得知我的英语成绩之后，陡然的就对我这个貌不惊人的土老冒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应该是历史系的老师，我当时猜想，具体那位先生姓甚名谁，从事什么具体的工作，当时不知道，现在就更加不知道了。因为在当时，分分秒秒的经历，都是崭新的，富有刺激，脑袋瓜周转不开，就凸显出局限性来。

我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历史的考分，因为对于历史，我理由该当的应该考得更漂亮一点儿才是。那位老师更加的兴奋起来，眉飞色舞的神情，大声的说，“足足的可以报考历史系的！”言下之意，甚是为我没有报考历史系，或者说报考了但没有被历史系录取，而抱不平。

当然，就那回侥幸考得的成绩，进中文系，进地理系，进政治系，当然，也包括外语系，应该可以明目张胆的打他们各个系的中门里大踏步的昂首挺胸走进去。除掉数学。实际上，对于数字的学问，自认为是及具天赋的，可在那个年代……时势造就人，时势也作弄人。假如世道按一帆风顺的常态往前演进，本人在数学领域拍马长啸，犹未尝不可。……令有种乎？！每每思想至此，都满怀唏嘘。

办完入学注册手续，天色有些暗淡了。暮色中，来到了安大的文西楼。那里再往西紧走几十步，便是安大的西门，门外是合作化路，由那里右转北去，便到了合肥的五里墩。

记忆中的老合肥旧貌，栩栩如生，可如今旧地重游，便完全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残留在大脑沟回中的，只有那长江路、金寨路，还有黄山路。不是老朽年衰记忆力衰退，而是市政建设日新月异，变化太大！

文西楼，跟她东边的姊妹楼文东楼一样，是个四层的水泥构造的建筑。一东一西，像是老财主家看家护院的一对石头狮子，俯伏在那里，守护着南边的教学主楼。

看来，我办完一应的入学手续，还是比较利索的，因为，他们把我安排到文西楼的一楼的最里边那间朝南的教室。估计，从最里厢装人，先来先进。教室里整整齐齐的排放着十二张高低双人木床，靠着四维的墙摆了一圈，然后在中间地带放了两排四张。陆续的，那间相当大的教室，基本上就室有床，居有人了。

学校免费发放，每人一床棉毛毯，一顶棉纱蚊帐。我们手忙脚乱的，互相帮忙，特别是帮助几个年龄很小的小弟弟级别的。一边快活的忙乎着，一边海阔天空的交谈开来。记忆中，在那临时的大号寝室里头，临时的居住着下面几位同学，因为初次见面，新鲜感忒强，所以，记的比较真切。

出了寝室，同学之间分成两大类：男同学、女同学；而在那教室改做寝室的地界，同学之间，也是两类：老和小，也就是在姓氏前头，冠以‘老’字和‘小’字。当时，在那一群人中，数本人的年龄大，故而，都叫我‘老何’。寝室里的新同学，当然包括本人在内，依次的是：

都尽可能的依照年龄来陈列，从大到小，论资排辈的称呼开来，以免一些在当时年幼的，当然，在现在，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年幼，觉得受到了亏待。

老何，巢县人氏。后面的，是屯溪（如今叫黄山）人老任。如今，一如既往的称之为老任。在黄山学院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又在合肥的某家学院当差。老任军人出身，带薪上学，经常的穿一条洗的发白的军裤，为人谦和，温文尔雅的，根本是就是个文人从军。

下一个，老黄，在两淮挖煤。黄同学白净面皮，喉结不小，嗓音浑厚，也是一派书生架势。就在私底下琢磨，那么满头满脸的煤屑，真正是糟蹋了那张白白净净的脸蛋。

老侯，山东汉子，说话鼻音厚重，清癯面容，肤色跟本人的黝黑有一比。侯老弟如今是大律师，当年做什么行当，也许没问明白，也许问了人家没明说，也许说了本人没记住。

有一位吴姓的福建人，应该比我小三到五岁，说话柔声细语的，加上人长的细皮嫩肉的，倒仿佛是个女孩子。小吴当时家境不错，说是爷爷什么的在那边，后来走廊上时不时的看到有人双手捧着一块砖头录音机，边走边听英语，其间少不了就有小吴。后来，小吴分在四班，说是身体不好了，学校着人送他回去休学一年，隔后，他又回校，结果还是不能坚持下去。非常令人遗憾。嗣后的许多年里，每次回国跟老师同学们聚会，都问起吴同学，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现在提起来，仍然是心事重重的。

到底是人生改变了环境和生存空间，还是环境与生存空间改变了人生？也就是到底是人改变了命运，还是命运改变了人？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伪问题。

小字辈当中，特别的要提到小庄。庄同学是江西人还是福建人，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当然，也包括现在）他比我小将近十岁，至少是八岁。一个毛毛躁躁懵懵懂懂的小家伙，一头黄毛，皮肤有些发黄，却极其的讨人喜欢。小庄属于天赋极高的那一类人。在学校时，可能是囿于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年岁，一直默默无闻的，后来，到联合国日内瓦担任同声翻译（SI），如今是国际行业的领军角色。去年我们夫妇旅游北欧，庄领导邀请我们去日内瓦。因为旅程安排，不便临时更改，甚是遗憾。跟小庄，三十八年没见了。

还有其他的人，一时难以尽述。总归，我们那时候的同学，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划成两代人。相隔高达十五岁，有些，已经拖儿带口的了，有些，则是黄口雏儿。从各人社会经历上来分析，有当兵扛枪的，有下井挖煤的，有挥镰躬耕垄亩的，有居家待业的，有当民办教师的，有从文工团来的，吹拉弹唱一级棒，还有一部分在校直接参加高考的。他们年轻，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朝气蓬勃，积极进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今正当年华，在行政和专业部门，挑起大梁。

在拐角的教室没住多久，便正式的搬迁，还是同一个地方，只不过是调换一些人，挪动一下位置。我搬到靠北面的一间教室，离大门很近。其实，进得文西楼右转，便是楼梯，再过去，是女厕所，然后，就是我的新的寝室。本人住在下铺，靠西北角。上铺是鲁同学，也是下井挖煤的干活。老鲁皮肤白皙。就觉得奇怪，挖煤的皮肤怎么的都跟煤炭形成那么强烈的反差？当然，也有例外，六班的班长老莫，后来在南京的东吴大学教授位置上光荣退休，他的肤色，实在不敢恭维。

老鲁后来回到煤矿上工作。跟家兄同事，有一回，他竟然的就登门过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在合肥稻香楼南侧的一个公寓里。做了一桌子菜招待他。后来，却断了音问。那时候，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方便。

关于寝室里头的人和故事，后头有机会再作交代。总归，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按照现在的标准，可能显得差了一些。可在四十多年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代，大家都能够体谅，而且，攀山涉海的来到学校，完全不是奔着物质生活而来。

每个人的胸腔中，都怀着一颗雄心；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酝酿着一个梦；每个人的足下，都是艰辛但向着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