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冒牌理论家的半世纪缘分

叶志江

2007年，邱心伟给我寄来了沈如槐和周泉缨写的几本书，让我读一读，闲暇时不妨也写点回忆清华文革的东西，她说“我们先把史实记载下来，思考是要慢慢来的。各人观点不会尽相同。”周泉缨的书是她替周泉缨送给我的，但沈如槐的书是要还的，因为后面还有几个人排着队要看。

文革时期，清华近两万名师生员工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414派。邱心伟和周泉缨都是414派的，而我是团派的。

因为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蒯大富等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戏称“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他说，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只有414，我想不通！”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团派有领袖（蒯大富）没有理论家，414派有理论家（周泉缨）没有领袖。”

大概是不屑于这一说法，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这本书中，不仅在书名的副标题中自封领袖，而且在书中“钦封”我为团派的理论家，让清华两派都有了领袖和理论家：

叶志江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已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因为沈如槐在他的书中提到了我炮打康生和“英雄救美”的两件往事，我在给邱的回信中答复说：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缨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是花了六年时间写了这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是同类书中比较有史料价值的。……但书中称我是“28团（号称井冈山兵团的精锐）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救美”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这应该是我在回忆清华文革时写下的最早的几行文字，也是我后来动笔写《走出文革》一书的起因。

因为自惭形秽，除了特殊情况，譬如和当时的女友陈育延（团派总部委员）有亲密接触，文革时期我其实和清华两派的头头都没有什么来往，周泉缨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他是清华文革中的名人、奇人。我是直到文革五十年后才在校友的数次聚会中见到了他。有趣的是，我一动笔写清华文革就带出了周泉缨，调侃了他的“必胜”大作和顿悟后的信佛。

在佛祖脚下顿悟了的周泉缨后来是将他的人生和理论都和缘扯上了关系，所以，虽然没有什么来往，但我和他的关系还真的有一点缘分。

记得1967年秋的一天，同班的胡大邦同学神色慌张地跑回宿舍说，周泉缨在大礼堂前贴出大字报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赶紧跑去看了，围观的学生很多，“打倒窃国大盗”几个字很是骇人听闻。

“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是十多年前陈伯达送给袁世凯的，周泉缨算是替袁世凯还了礼。但我想，这陈伯达虽然位高权重，窃国大盗的帽子却并不合适，尺寸大了点。不过，我当时还是对他的胆大妄为有点幸灾乐祸，心中暗暗窃喜。因为半年多前，我也在清华园里带头炮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在陈伯达深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严词指责后正受到414派学生的批判和围剿。现在414派的头面人物居然炮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论罪状，双方岂不旗鼓相当。而且，论给陈伯达和康生赠送的帽子尺寸而言，周泉缨的炮打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标题“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便很温文尔雅，以同志相称，留了充分的余地。炮打的结局是由陈伯达同志替康生同志向我们赠送了一顶“小丑”的帽子。

周泉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不仅被江青赠送了“神经病”和“小丑”两顶帽子，而且很快被团派的学生扭送公安局，坐了一年多的班房，虽然力保周泉缨的沈如槐坚持说，江青说的是“小丑”而不是“反革命小丑”，罪不当刑拘。

这陈伯达和康生都是中共的权威理论家，而周泉缨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戏称为414派的理论家，我也被414派的领袖沈如槐钦封为团派的理论家。

清华园里分属两派的两个冒牌“理论家”相隔半年不约而同地炮打了中共最权威的两个理论家，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所谓的缘分。

从此，虽不相识，却难以相忘于江湖，很关注他后来的命运。

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当年在清华园里两军对垒的原班人马似乎又都突然带着各自的故事在回首文革的舞台上冒了出来。但大多数人都已经转换了身份，只有周泉缨有雄文N卷，是以当年的理论家身份闪亮登场的。

但他的那几本厚厚的理论著作，我是一直没有勇气读下去的。不仅是因为文字艰涩，更是因为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似乎有在政治上迎合时尚甚至献媚的嫌疑，什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都被揉进了他的所谓的理论体系，证明着他的先见之明。在我的印象中，有点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直到有一天在校友的聚会上听了他的演说后我才对他刮目相看：

第一次听周泉缨的演说，印象极为深刻，可与之相比的是在银幕上看到的列宁和希特勒。语言生动、给力，夸张的肢体动作更加强了演说的感染力。如站在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广场上，一个领袖人物便如朝日般喷薄而出了。难怪他在文革时吸引了不少追随者，特别是女生。

读周泉缨的那些大部头著作，是很难有勇气读上十页的。不仅是因为理论的深奥，更因为语言的苦涩。但他的演说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生动，形象，理论和逻辑成了陪衬，当然也就易懂。你没有时间去思考演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是被吸引着。记得多年前他在蒯大富的一次生日宴会上的演说，虽未身临其境，但后来读了，也觉得很精彩。

泉缨兄的演说让我知道了“文如其人”这句成语在他的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

我建议他将他的演说原汁原味地贴在网上，不要增添任何文字，一定会吸引很多人。他很高兴，不仅在网上发文“这无疑是为了向我表示友好的一种朋友之间的调侃”，而且当面向我表示感谢后又用手比划着“咔嚓”（小DD），问我还生气否？

我说，多了彼此调侃的机会，高兴都来不及呢。

那是《走出文革》在校友之间流传后，他多次以他独特的风格和观点加以评论。对《救美》一文中我在科学馆受刑的情节，他更是“情不自禁地放下我现在正在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害中国》的重要政治论文”，发表了他的读后感：如果我是当年的科学馆卫戍司令，定会下令截腿或割掉他的小DD，免得他日后谈笑风生地挥舞“阿春的小方巾”。

我在《漂洋过海的长毛绒猩猩》一文中提醒他，司马迁是受了宫刑后才写出《史记》的，此举或许会有助于我后来成才。

有校友批评他的评论太恐怖，我解释说，那是我调侃在先，周兄割小DD在后，来而不往非礼也，周兄并无失礼之处，或许是割错了地方，应为割舌头比较恰当。

在《走出文革》的一些文章中我多次调侃“必胜”、“顿悟”、“试错”等在他高深的理论著作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词汇：

清音阁的雨声超凡脱俗，不含一丝杂念，我在清音阁的雨声中静思默想后，本可大彻大悟，皈依佛门，起码也可像常书鸿一样，终生献身于科学、艺术事业。可惜我六根未净，非典难除，虽在佛门胜地若有所思地感悟了一下，终于未能如周泉缨学长那样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达到顿悟的境界，因而离开峨眉山后依旧在人生途中不断地“试错”，也和经典的或现代的佛学始终无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青衣江边》）

我之所以在写作《走出文革》时信笔所至拿周兄说事，当然是因为对周兄的佛说不以为然，对他的理论也大不敬。但我又觉得他的“必胜”、“顿悟”、“试错”等词汇有趣生动，妙不可言，就像他的演说很吸引人一样，也就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小方巾”，哦，是“一挥小笔”了。

我总觉得他的这些画龙点睛的词汇是他这个理论家最独特的贡献，虽然他的那些理论过于艰涩，并且在披上五光十色、不伦不类的外衣后显得十分荒谬。

当他使用这些词汇来阐明他的艰涩的理论时，你或许会嗤之以鼻，但日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真的有些先见之明。十年前他发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试错”时，网上一片讨伐之声。然而曾几何时，文化大革命是十年“艰辛探索”的说法便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和周泉缨的大胆结论如出一辙。

让周泉缨成名的那张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更是预言了清华两派日后的命运。虽然如沈如槐在他那本《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中所说的，同为造反派的团派和414派在文革后“同归于尽”了，但两派头面人物的个人命运却是不同的。文革结束后，包括蒯大富在内，团派中锒铛入狱的人数远比414派的多。而414派的灵魂人物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等人即使因为陈云的批示“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决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日后并未平步青云，但上天难和下地狱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414事实上是胜利了，虽然当一切都烟消云散后，绝大多数的当年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学生都“相逢一笑泯恩仇”，早已和睦相处，笑谈往事了。

一个清华，一个北大，都是文革的漩涡中心。北京大学有毛泽东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中也只有周泉缨的“414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预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结局。

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蹲了17年共产党的大牢，“必胜”的作者周泉缨也几进几出北京半步桥监狱，度过了坎坷的一生。这很有点讽刺的意味，但两人的大作无疑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献。

大凡成功的发明，当初并不起眼，日后往往会对它的发明权产生争议。当大字报《414思潮必胜》在文革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后，它的创作史也引发了争议。

按照周泉缨的说法，写这张大字报的起因与河南郑州的一个女红卫兵有关，这个“姿色出众、气质高雅”的女生对他一见钟情，而他自觉自己是个玩火的人物，前途未卜，难以托付终生，只能以一纸情书诉衷情。所以，《414思潮必胜》是以“给河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形式发表的。信的主题认为全国的造反派分裂后出现了清华团派和414派楚汉相争的类似局面，女红卫兵所在的“河造总”这一派虽然和清华414派同样处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但所代表的“414思潮”最终一定是“必胜”的。

据说为这张大字报的抄写和张贴鞍前马后的是两个清华女生。所以有人戏称《必胜》是两个女人帮一个男人给另一个女人写的情书。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用“必胜”的信念去鼓励恋人肯定要比山誓海盟更能打动对方。

但几十年后，两个大名鼎鼎的男人跑出来宣告当年是他们帮助周泉缨完成了《414思潮必胜》的创作，最终的定稿中没有一个字是周泉缨写的，讲了个帮助修改变成了越俎代庖的故事。一个说文章的主题是阐述“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一个说“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和斗争才是文章的题中之义。

仿佛范进中举后的遭遇，周泉缨被老丈人在背后猛击了一掌，要痰迷心窍的他将“必胜”这口痰吐出来。

虽然有点石破天惊，《414思潮必胜》也确实留下了杂乱的捉刀痕迹，但细读全文，庆幸的是“必胜”的主旋律依旧在文章中时隐时显，证明着周泉缨的激情和贡献。而两个男人对处于困境中的女红卫兵大谈“红线主导”和“新文革旧政府”反而显得有点情商欠缺。

至于说《414思潮必胜》的潜台词是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极左思潮，那更是事后诸葛了。周泉缨断然否认曾有此反骨。

比较起来，还是伟大领袖的解读“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只有414”比较符合《414思潮必胜》的本意，尽管有上纲上线之嫌。

无产阶级打下江山后能不能坐稳江山一直是伟大领袖的心结，也是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周泉缨的大字报引起他的注意，正是因为“414思潮必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讲的退田、平冤狱、单干风和翻案风都不是题中之义。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414思潮必胜”的要害也不是红线主导论、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论，而是“必胜”，是宣告打江山的“必败”。

天下文章，有的是题目先声夺人，让你久久回味思索，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414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也是如此，很少有人会有耐心细读那些杂乱的文字，但你不会忘记它的标题。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题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不查百度，大概很少有人能记住。

有人辩称，“414思潮必胜”并不是周泉缨首先喊出来的。是的，但没有周泉缨的这篇文章和毛泽东的调侃，“414思潮必胜”这句口号恐怕也就淹没在文革运动中各种狂热的口号声中了。

周泉缨一生坎坷，他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也常常引起争议，譬如他的冒险炮打陈伯达我总以为是他搞的行为艺术，为的是大字报《414思潮必胜》贴出后并未引起轰动效应，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后用炮打再点一把火。结果不仅让团派找到了火力点，414派也乱作一团。

许多人因此不喜欢他，包括414派的许多学生，我也并不赞成他的一些行为和见解。但我以为在他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一生的过程中也有闪亮的金子，他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当你走近他时也可以看到他的可爱之处。我没有见过他的夫人陆平威，但她在周泉缨屡遭挫折的困境中不离不弃，是很令我感动和钦佩的。

既然《走出文革》一书是由调侃泉缨兄的“顿悟”、“必胜”开头的，而且书中多处有他的影子，在《走出文革》问世十年后终于不再更新时，能将《两个冒牌理论家的半世纪缘分》作为《走出文革》的最后一篇文章加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仅是周泉缨，《走出文革》一书中有多处调侃414派中的名人，可见我潜意识中的派性。沈如槐后来向我签名赠书时说：“我和你前世无怨，今世无仇。”我听了便很为我那些调侃的话惭愧。

借此一并向老四的兄弟姐妹致歉，希望大家在读到那些调侃的文字时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