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亚文

   

邹老师原来是69年下乡来村里的知青，因村小缺老师，根红苗正的本村青年们几乎连小专都没有念过两年，更谈不上中专、大专的，开会让他们读一篇报纸，比男人生孩子还难。

大队本来有几个知青，原来也安排过，可一些知青搞不到两年就凭各种渠道升学或回城了。为这事村支书很着急，每到秋季开学时节，就象火上房樑那样着急找老师，也苦了村里的孩子们。可能上面给村支书打过招呼，知道邹东家庭问题难得回城，经请示公社书记同意，就安排他做了大队民办教师，也就是村里记工分，身份还是农民。

记得73年秋季开学了，我该上二年级，报到时，见到了新教师，其实也是老熟人，他就是知青邹东，大队知青点挨我们家很近，平时经常能看见他。他身材矮小，瘦削，大大的眼睛，黑红的脸膛，说话声音挺粗，他是知青点性格最孤僻的一个，从没看见他和别的知青一道玩耍，倒是农闲黄昏时节，我们常常看见他拿着一把旧二胡，坐在屋后那颗大黄葛树下面向东方，拉呀拉，声音就像一个老太婆在哭泣。

学校报到后回家，我告知父母，他们说，邹东可是个厉害的人，性格直，为人正派，你不好好学，会挨打的。

当时年幼，尚不知是父母吓唬我的，心里着实有些害怕，第二天上课就坐得端端正正，果然，邹老师手里小竹棍子，落在了几个上课睡觉的男孩桌子上，看见他们吓得可怜的样子，心里不觉得意。那时也没有不准体罚学生的说法，家长觉得不好好听课就得挨打，天经地义，甚至认为敢打学生的才是好老师。

其实在邹老师教我们小学的那些年里，从没人看见他打过，骂过哪个人。

邹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村小从来没上过的音乐、体育、图画课他也给我们开课了。

我读一年级时，因为缺老师，农场有个农业队离我们村较近，也有几个孩子在村小上学，大队找农场领导协调，农场领导临时找来的一个摘帽右派代课，据说他是工科的大学教授，外地人，一口陕北口音，在拼音方面他一直含含糊糊，l、n不分，常被其他人笑话，因此，我们班拼音基础差，与启蒙教育先天不足有很大关系。

不过，邹老师一接到我们班，倒是苦了他。邹老师首先从小学一册的拼音给我们补起，每天下午放学后补一个小时，早上要求我们早到一刻钟温习。在读书无用论时期，加上一个临时老师有这么负责确实是难能可贵，一个月后，我们欠缺的拼音就赶上了。

我记得那时的课本就是“老三篇”之类的语录，但是课文必须得背下，公社官文教的领导是个斗大的字不识的贫协主席，时不时要到学校装模作样检查学生背课文，如果学生不熟悉，老师就要被扣工分，连带学生不许进教室，每天清晨，不论春夏秋冬，在教室外的屋檐下，他坐在门口，我们排成队 ，一个一个背诵，通过的喜滋滋跑进教室，背不下的，罚站一节课。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邹老师总是在教课文时，先给大家讲个与课文相关的故事，以激励大家的兴趣。然后就一段一段地理解其意思，这样一来背诵课文就轻松一些。此外邹老师还悄悄教我们学唐诗，每天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或者是“两只黄鹂鸣翠柳”每当读到这些，就心潮澎拜，不到小学四年级，我们班大多数就能背诵两、三百首诗词。

课余作业完成后，他还借一些书籍我们看，我在小学最后一年，已经通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直到现在想起来，都很感激他，我们的文学素养是从那时就开始的，现在能写文表达自己的心情感慨，就是当时打下了的基础。     

 为了激励我们写字，他把校园的场地分成六十多片，我们每人一片地，干什么，写字，那时我们这儿都很穷，买不起练习本。于是每天饭后，我们早早地跑到学校，蹲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用小木棍，描画着一个个古老的汉字，真像农田里耕耘的农夫。半小时后，邹老师拿着夹子，一个个地给我们记账。那种认真的神态，至今深刻在我的脑海。      

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公社的知识竞赛，我们分校有三个名额，我有幸选上。于是就开始了“残酷”的突击培训。每天放学后，匆匆吃过晚饭，赶紧回到学校，点亮自己的那盏煤油灯，在昏黄的如豆般的灯下，每天必须至少完成一套数学卷，一套语文卷。做完后邹老师一道道的耐心地讲解，灯光映照着他的脸，泛着古铜色，影子映在墙上，显得异常得高大......

夜深了，我们踏着霜，迎着风走在回家的冰冷小路上，村庄已经早早地沉睡，只闻几声犬吠。     

 功夫不负有心人，幸运的是，我那年竞赛竟获得全公社一等奖，喜报传来，他露出难得的笑容，在班上表扬了我，当然，也提醒我不要骄傲。渐渐长大，从其他知青和队里大人那里得知，邹老师孤僻性格的形成原因：原来他的父亲是重庆沙坪坝一所中学的教师，因背地议论领导工作方法问题，反右时定性为“反党言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我们东面小山坡那边的长寿湖同心岛改造，1960年饿死在岛上，他的祖母和妹妹也在饥荒年代饿死。

母亲被迫从机关下到街道企业，后精神失常，被送歌乐山精神病院，不久死亡。因为父亲的问题，大学读书的哥哥，去教育局询问，结果被开除学籍，下落不明，有人告诉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哥哥，是一个傍晚在磁器口下面的嘉陵江边。成绩一向很好的他因家庭原因，升学无望，被迫下了乡。他已下乡5个多年头，和他一同下乡的知青们都回城或参军升学走了。

那些年，记得每年春节其他知青都回城与亲人一同过节去了，知青点就只有他一个人，他关着门，一个人在里面拉二胡，有时通宵通宵的拉，后来长大偶从广播里听到这凄切的二胡曲，才知道叫《二泉映月》。

每年除夕夜前，村里稍微富足一点的乡亲们早早地把自家的一点萝卜，青菜、几个鸡蛋或者一小块腊肉送给他时，见到这情景，一个大男人居然也会失声痛哭，对乡亲们的好意，他就总是竭力婉言谢绝，实在无法推脱的，到了年底，队上决算，分十几块钱工分钱，他都要到集市上买点东西送回去，在他心里从不会亏欠别人的人情。      

四年后，我们转到集镇上读初中，再到区所在地读高中，后来升学到县城工作，慢慢地，回家次数也少了，寒暑假和春节回家也未曾见到过他，后来听说恢复高考那年，他报考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后申请回到了村小，与一个长期受歧视，没有人敢娶的，孤苦伶仃的大龄地主女儿结了婚。

邹老师桃李满天下，学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官至厅级的都有好几个。但他从不在人面前显摆，也绝不去求人。在同学圈子中，从没听说过邹老师因为什么事情找过那个学生，但在我的记忆了还是有一次。

那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后我在一所学校教书，一年升任副校长，后被县里抽调去体制改革办公室，那时很多物资都要这个办公室来协调。

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正在办公桌前低头清理各地紧急调运化肥的报告。传达室李师傅到办公室说有个姓邹的找我，人就在传达室。我到传达室，是邹老师，天气还稍感炎热，街上大都穿上了汗衫衬衣之类的，他却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服，里面是一件灰蓝色的毛线背心，一条洗的发白的蓝布裤子，一双旧解放鞋，头发有些花白而蓬乱，一个地道的农民打扮。

邹老师见我，眼睛先是一亮，接着极不愿开口的样子打量着我，我知道邹老师这人是不愿求人的，他上门找我，必有要紧事，便热情地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隔了一阵，邹老师极不情愿地说，其实我是不愿意来找你的，是乡亲们硬要我老找你，我们村的的化肥报告被乡政府管事的遗忘了，现在才打上来了，我们村刚种下的苞谷和水稻急需化肥，乡亲们都很着急，如果耽误了季节，今年就欠收。会影响大家一年的生活。

我当即向邹老师保证，我马上清查此事，尽快处理此事，保证乡亲们按时用费。我留邹老师到我家，邹老师推脱，临行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在原则范围内办事，绝不做违反原则的事。

后来，我查到，该乡化肥已经在半月前，足额划拨，库房调度单上已经显示运出。我觉得蹊跷，遂交有关部门调查，结果这批化肥的一大部分被乡政府几个干部和村干部高价倒卖到了临县。

化肥补运了，乡里村里干部被法办和处理了一批。后来很久我才听说，因此事邹老师还背上了到县里状告乡干部的黑锅，一直在乡里村里受冷眼，被挤压。

因此邹老师留下心结，都不愿见他的学生，特别是机关工作的学生。后来，我因工作调离了本县，听说邹老师的教学质量和业务水平在全县都算佼佼者，教委多次谈话调他到县教研室工作，他不去，调他到别人梦寐以求的城里重点小学，他还是不去。 我们做了县长的小学同学，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村小生源枯竭，不久将停办等关系，尊重他选择，做工作叫他搬到本镇上的学校去，他还是不去。 前年同学会，听说他儿子现在已经是四川大学教授了，女儿也在县城做了副局长，子女们结了婚，都有了孩子，接他去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他不愿意去。      

大自然为什么总不眷顾那些善良的人，命运总是那么的捉弄善良人呢，按理说他已经很幸福了。然而，接下来他苦命的妻子也因胰腺癌于前年离世。    

  妻子辞世后，邹老师搬到了村小。由于生源减少，村小早就停办了。他也慢慢心态淡然了，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腰杆依然挺直。对村里人态度更加热情，更加勤快了，每天早早起来把院坝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烧锅开水，泡上几大杯土茶，笼络村里的孤寡老人，给他们讲故事、用二胡拉欢快的《赛马》等曲目解闷，每天下午在这里为村里留守儿童辅导作业。偶尔也用学来的一点医药常识帮他们治点伤风感冒的。     

祸不单行， 去年春节后，儿子因公派去川西考查车祸，拒掉一只大腿，刚上小学的孙子上学需要照顾。谁曾想，才去成都一月就病倒了，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竟查不清是什么病，也没安排住院。最后，实在没办法，女儿找熟人住进了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坪院，可惜太晚了，医生单独对他女儿说，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回去准备后事吧。

医院出来，女儿要他留在县城，一来好拿药就医，二来也好照顾。可邹老师坚持要回到村里。

回到村里后，邹老师依然乐观自信，虽然脚肿得像个象汽棒，全身浮肿，躺在床上动不了，但笑着对看望他的乡亲们说，等我病好后，还给孩子们辅导，还给乡亲们三国演义、拉二胡。

半个月后，噩耗传出，村里一片啜泣，人们感叹，好人也不能长寿。邹老师就在去年教师节前一天走了，带着对孩子们的无尽的牵挂走了，带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走了，留下了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一身正气，留下了一丝无奈一丝遗憾。

同学来电告诉这一噩耗，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当我们一同驱车前往村小悼念时，邹老师的骨灰已经下葬了，根据他的遗愿，不搞任何仪式，不张扬，就葬在他知青下乡时最爱坐在那儿发呆、拉二胡的那颗黄葛树下，他要永远陪伴着这块热土。

石匠在树根底的大石块下用铁钻凿了个小石洞，把骨灰盒放在里面，上面敷上水泥，没有墓碑。没有拜台，没有留下任何标记，邻近几个村和外地赶来的数千群众在大树周围的小山坡，默默地为他送行。

邹老师虽说已经走了一年了，在我们同学圈子里，谁也没有说邹老师不在了，不管是微信圈、微博等，都谈邹老师过去如何的教大家学文化、怎样做人，好像邹老师就在昨天的课堂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