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放的美篇

王云放

                府仰无愧天地 褒贬终有春秋

——-我与台湾“国防部”原常务次长余燕生一段忘年交

余伯伯幸福的一家人

        时间大约在1998年夏，我接到台湾小姑爷的电话，告知我他有一个好朋友夫妇近期将来合肥，要我称他为余伯伯，要接待好他们，并帮助他们办一些事情，同时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的朋友，还要我保持手机畅通。平时台湾一般都是老姑来电或来信和我联系，这次小姑爷给我来电话，我感到非同寻常，一再应允请他们放心。不久我接到余伯伯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到合肥骆岗机场的时间。因为是第一次交往，他也怕麻烦我，自己提前预订了宾馆。我从机场接机后把他们夫妇送到华侨饭店。余伯伯告诉我他在合肥的行程和要办的事情。原来余伯伯家解放前在肥东众兴乡的徐小郢村买了十多亩地给当地农民租种，由于战乱也从未收过农民租钱，所以他家在当地口碑很好。作为统战工作需要，众兴乡政府在徐小郢划了约半亩荒地给余伯伯家建个陵园，为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有个长久安身之处。随后几天，我安排车子陪他和他从西安赶来的侄子去霍山、肥东众兴乡和三星村的徐小郢村等地，很顺利办好他要办的事宜，这也取得了他的信任和赞许。

         第一次和余伯伯相处，从他的言谈举止总感觉他是个不一般的人，岀于尊重我没好问他的经历（小姑爷也不告诉我他的身份）。几天的交往我们相互都建立了信任。在他第二次来合肥时，他画了一张草图，托我寻找他家在合肥东门外的旧址，并向我介绍了他的家庭经历。我也在合肥东门外坝上街一带寻访些老住户，均无余宅旧址印象。后来我拜访合肥市民俗专家牛耘先生，据他考证，余先生家老宅应在原市总工会一带，但都和合肥的东门城楼毁于1938年日军对合肥的轰炸中。十年间余伯伯有四次来到合肥祭祀先人。在余伯伯最后一次来合肥的时候，他才将他的经历较完整的告诉我（口述加伏案疾书）。他的谈吐犹如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华文化教育课，同时一个爱国、忠诚的国民党儒将形象在我脑海中淸晰地浮现出来。

       余燕生，生于1923年，祖籍合肥。曾任台军“国防部”常务次长（副部长），军衔中将。他家世居合肥，耕读传家，有薄田顷亩，家境小康。先祖曾京试及第。父亲余国桢，早先攻读北平大学政法科，曾任过署长、校长、秘书长、县长等职，因秉性清介，不尚时流，逐返故里执教于安徽大学（安庆）。他有兄妹六人。他的长兄曾在北平朝阳大学研习法律。抗战初期毅然从军，转战浙赣前线，不幸于浙东战线殉国。他的妹妹执教于西安西北大学教授三十余年。他的母亲李氏出身于庐南世家，家教严谨有方。据余伯伯回忆，他系勤学苦读，得益于慈母之教。他五岁入北平师大附小就读，该校管教新颖，获益良多。毕业后随家返皖升学于安庆一中。1937夏抗战爆发，敌机四处肆虐，学校停课，省府迁至霍山流波，设临时中学。翌年，局势急转，日军迫近，学校被炸，师生死伤甚多，学校遂迁湖南，易名国立第八中学。1941年毕业，为报国恨家仇，他也投笔从戎，报考国军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专业。毕业后获中央军校战车兵科第十八期学资，授装甲兵少尉。随后日本南侵进入缅甸，印度岌岌可危，英国通过盟军总部要求蒋介石派兵入印度建立新一军。他随战车部队从打通的中印公路进入印度比哈尔省蓝伽基地集结，训练战车的丛林战术、驾驶、通讯、射击、保养。由于他训练成绩优秀，留在美训处当教官。随后他又调到战车七营学习。七营是一个干部师资训练营，管理十分严格，是基地的一个模范营。七营的体验，对他日后的治军观念影响甚深。

        在印度蓝伽十个月的训练结束后，随新一军攻克密支那、八莫，与远征军在芒友会师。此后凯施回国，负责抢运新一军南宁至北平的物资运输。日本投降后，他在北平接收日军战车装备。说到此处他也笑了，日军真是狡滑狡猾的。日军把战车的所有资料烧毁，并在机器重点部位破坏，他们只好用拖拉机去拖，三十公里的路程，他们用了一整天才把几十辆战车拖到北平丰台的营房。日军留下的一大堆难题，如引擎、电瓶的动力故障。因他对机械研究颇为专精，接此重任后每天从晨至暮，将战车引擎一件一件拆装，各个测试，一个月后大部装备拼装可用，因战功得到升迁并受到嘉奖。内战这段不愉快话题我不好问，他也避开了。

        1948年11月，他家中来电说慈母病危，便请假返家探望。从军近十年才见母亲，奉母十日，慈母离世，戎马倥偬，家难兼顾，亲思罔报，痛憾终生。待他启程返回部队，留在装甲兵二处工作（南京）。1949年3月，战车第三团在上海重建，此时上海也己难守，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奉命将35辆战车从上海撤到台湾基隆港，再转至苗栗后龙驻地。1950年装甲兵改为总队，他升为中队长，部队全换上美式战车。1953年，他就读于台装甲兵学校高级班，毕业时由于成绩名列第一，被留校任教。1957年荣获蒋介石召见和嘉勉。1960年考入美国装备学校高级班学习受训，随升为中校。1964年被台军保送到土耳其战争大学受训两年。1970年任台军独立装甲第四旅旅长，晋升为少将。1975年调任台军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77年调任台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兼装甲兵学校校长，次年晋升为中将。1982年调升台湾“国防部”次长，分管兵役、总动员及人力司。由于任内对改进兵役制度建树甚多，获云麾三等勋章壹座。1986年服役期满，解甲归田。暇时习字读书，与老友相聚（和我小姑爷一家过从甚密），游山玩水，甚感快愉。

余伯伯对我说：回忆前程，自感无愧所生，“专注、律己、持恒、正直”是我的性格，终生奉守，未敢怠忽。

        大约在2013年余伯伯在台北病逝。2015年夏季，我去台湾苗栗看望101岁的大妈，去高雄看望老姑和小姑爷，余妈妈得知信息后，己八十多岁的她执意一人从台北赶来看我。现在我和余伯伯的大儿子时常保持联系，承继着这段友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时常感到欣慰的是我和余家的友情，从没有夹杂着一分钱的私念。

余伯伯最后一次来合肥特意在台北老凰祥银楼订了一个“马到成功”金卡送给我，上用金粉写：云放弟存念，余燕生敬赠”。甚感受之有愧

逢年过节，余伯伯都从台湾寄来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