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等功臣的平凡一生——悼念我的叔叔

曾经滄海

叔叔（摄于2015.9.） 一位二等功臣的平凡一生 ——悼念我的叔叔                                            文/曾经沧海 图/钱海华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又走过了五年。 五年前的今天——2015年9月3日，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重病住院的叔叔喜获党和政府颁发给他们这些抗战老兵的抗战胜利纪念勋章。他不顾衰弱的病体，喜滋滋地将奖章挂在胸前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8日，叔叔走完了他波澜不惊却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享年91岁。 我印象中的叔叔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瘦高个，清癯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记得我和老伴最后去医院看他时，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也不能像上一次那样坐起来。原先见我去看他，他每次都喜形于色，特别高兴。这次他只能平静地躺着，我用耳朵凑近他的嘴，他略带沙哑的嗓子里吃力地挤出四个字：“爸——爸——好——伐（吗）？”，我连连点头大声说：“好！”，他又重复问了一遍同样的话，我依旧回答：“好，很好！”自己去日无多，还关心着他的亲哥，我的眼睛湿润了…… 其实，我与叔叔的接触並不是很多。因为1964年我离开常州去武汉读书，又在贵州呆了23年，45岁才调回来，那时他已离休。 但叔叔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我做人的楷模。因为他是传统、正直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真正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矢志不渝的高贵品质！这也是组织上在致他的悼词中所给予的评价！ 我和叔叔（摄于1956年）） 叔叔和我的三个“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叔叔，是在上世纪的1956年，距今已有64年了。 那时，他刚从空军部队复员回常。暂住在善庆里2号我家的阁楼上。他一身上绿下蓝的空军军服，头戴当时还很少见的大盖帽。高大的身躯，配着他清秀的面孔，威武神气，用现在的话说：酷，简直酷毙了！ 那时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他带着我上街，去不远的银都照相馆一起照了张合影。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见附照）。 后他又领着我去诳街。在县直街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德泰恒饭店前，他停下脚步，对我说：“哈尼咕（咱们）吃饭去吧！”这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饭店吃饭。记得叔叔点了一条红烧鱼和一盘青菜。因为“德泰恒”是常州名气最响的高档菜馆，原来像我们这样的“小赤佬”，只有隔着玻璃咽着口水看别人吃的份。 还有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是我骑上叔叔的“飞鸽牌”28吋自行车去郑陆乡下。那年代能买得起一部脚踏车，真好比现在买部小轿车那样。叔叔复员回家，当时拿了2000多元的复员费，才有能力买的。不过我人不大胆子却不小。不高的个，脚还夠不着脚踏，居然敢骑28吋的大自行车去乡下。下高士桥时因为坡度大，没刹住车，冲下去，还撞倒了一位农民老伯伯，幸亏那时社会风气正，还没有故意讹人的事来得及出现，那老伯伯拍拍屁股站起来：“小佬骑脚踏车当心点！”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考上大学后，叔叔很高兴，专门去百货公司给我买了枝“关勒铭”金笔送给我。 早年的革命生涯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不满二十岁的叔叔去苏北一个叫四墩子的地方吃喜酒。碰巧遇到我们村上“大刀会”的总坛主钱献生。他自幼习武，不近葷腥，江湖人称“吃素佬”。他对我叔说：“跟我们干吧，还回去做嗲？” 那时钱献生已经投靠新四军了。我叔想想，在塾村时外出给人打长工，经常遭东家老婆的臭骂，想想就来气，就答应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立即留下，家里还有老娘，他哥（即我父亲）也在无锡摇洋袜边给人打工边参加地下工作，他这一走，家里没了男劳动力。 回家后，叔叔与自己的老娘打了个招呼，然后去离后村不远的陆方里，找到保长“陆和尚”。用不容商量的口气给他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我要走了，你对我们家要好点，不然，回来找你算账！”这一走就是十多年，直到复员回常。 1944年12月正式加入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先是在苏中某县税务所工作。后见他一个大高个，就让他给澄西县县长俞迺章做警卫员兼勤务员。顺便说一句，俞迺章是解放后首任武进县县长。北撤后，叔叔去了苏北兴化县武工队，后又去了新四軍野战部队。因个子高，就叫他扛机关枪。之后在二军分区当参谋，渡江战役后在镇江军分区独立营任侦察参谋，负责保卫土改。 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一次追捕反攻倒算的恶霸地主武装的行动中荣立二等功，被解放军苏南军区司令部批准为光荣的二等功臣！叔叔自己从不肯讲这些，是我们看到部队寄回家的立功奖状喜报后才知道的。该奖状因夹在我家老镜框的后背板内侧，才得以完好保存，现已交还叔叔的儿子。 后来叔叔又奉命抽调去洛阳，准备读完培训学校后当飞行员。但在最后阶段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被刷下来，转为空军地勤人员。后又去空军政治干校学习。终因身体受过伤，不愿给部队添麻烦，便申请复员回家乡常州。 哥俩好（摄于2014年） 地方工作，保持本色 叔叔到地方上，边治病，边重新参加工作。 从机关到厂矿频繁调动工作，但每次都无条件地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计较职务高低，因为他说，比起牺牲的战友，他知足了！ 我是1964年离开常州的。在此之前，叔叔先后在市政府机关党委，城建局所属的房屋管理所等单位工作，后来的事我也就不知道了。这次叔叔去世后，在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所在单位常州人社局的领导在致的悼词中，才知道他一会儿到常州钢厂，一会儿又率领工作队去另一个什么厂，还去常州锅炉厂当过书记，后又回市人事局当调配科长，副局级督导员，直至离休。 因为我内退后受邀去过锅炉厂一段时间，了解和听说一些厂子的情况。厂里曾多次更换领导班子，唯我叔叔在担任书记的1973年至1978年期间，可说是最得人心，深得广大职工干部的认可。他主政锅炉厂时，调入了大批外地的知识分子来厂，包括原常州建材局长、后政协的丁副主席及原锅炉厂厂长、后调到局当总工程师的周筱丰等在内，都是从我叔叔手上调进锅炉厂的。 丁副主席是清华毕业分在武汉热工所的，他调到锅炉厂后，是叔叔一手培养和提拔当厂长的。之后他们虽然分开了，但丁局长经常去看望叔叔，也算是报知遇之恩吧。这次叔叔病重期间，已经81岁高龄的丁副主席和原市委组织部长何祖大等都去看望了；去世后他俩又首批去家中吊唁，去火葬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直至最后把叔叔送走。丁副主席跟叔叔的子女和我说，他一般是不去参加任何人的追悼会的，但钱书记的追悼会他一定得参加；并说钱书记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很不容易。这就是最难能可贵的战友同志情谊。 我在到锅炉厂前，在另外一个厂当厂长。曾遇见原国家建材局装备公司的吴正直副总经理来厂视察。闲谈中得知我是原锅炉厂钱书记的侄儿时，他亲口给我讲：当时把“蒸压釜”定点在常州锅炉厂生产，都是因为你叔叔的努力争取，加之他是老干部，人很正直，对人诚恳。在很多厂千方百计力争，为这个项目抢得打破头的时刻，是你叔叔个人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决策者，从此这一产品成了锅炉厂的拳头产品，为锅炉厂也为常州建材局的新品开发尽了他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摄于1973一1978年）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常州人事局党组成员、副局级督导员兼调配科长的岗位，在很多人眼中是个“肥缺”。 但叔叔在这任上，一呆就是十几年。而他的前任不是犯错误被调离就是受贿落马。在这十几年中，他没有收过别人一次礼，吃过别人一次请。也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及子女办过一次事，可以说在这方面叔叔是“零容忍”！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和脾气，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所以没有人敢去触碰他坚守的这根底线。 在锅炉厂之所以威信高，是他确确实实像一个老干部。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他保护了很多干部和群众，使他们得以“过关”。他大公无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他在位时，他的大儿媳在生产一线做普通电焊工，一直做到她退休。他没有给她调个轻松的工作，家里人知道他的脾气，不敢给他提改工种的事，所以他子女都是普通工人或工作人员。 在调配科长这个重要岗位上，由于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他手中引进调入了外地大批人才，为常州八十年代的腾飞，並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小城市的典范奠定了基础。这固然是市领导的英明决策，但与像我叔叔这样的具体执行者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次叔叔陪婶婶去一院排队看病时，被一院的几个医生认出来了：“这不是钱科长嘛，我们就是从你手上调回常州的！”并示意叔叔婶婶不用排队了，但叔叔笑着谢绝了。这是有一次我去看他时，无意中听他说起的。他说：“从我手上调进的人太多了，人家认识我，我认不得人家，真没办法！”我心里想，换到现在，他手里的“资源”不要太多啊，互相利用，互相寻租，但我叔叔压根儿不是那种人！ 离休后，我爸劝他再出去做做，都被他婉拒了。家乡黄天荡钢厂聘请他去当顾问，待遇也很优厚，但他没有答应。他给子女说，他们要我去，无非是要我利用一些老关系去疏通有关“渠道”贷个款或办个事，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他讲的最多的话是，“钱够用就行，多赚多用，少赚少用！” 他的财产，除了共产党给他的一份工资和化龙巷项家弄干部宿舍里的一套房改房以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 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形容叔叔的清正廉洁是不为过的，只要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去打听一下叔叔的为人和口碑就一清二楚了。 在常州锅炉厂（摄于上世纪匕十年代）） 兄弟情谊深 在叔叔去世前的一天，即11月7日，他在医院给他儿子说，他要回家。 老人其实头脑很清醒。听医生说，到后来病人应该很疼。即使瘦成皮包骨，但叔叔从未哼过一声疼！当他意识到生命剩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要求回家。回家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凌晨，他无悔的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回家后，他曾经把我二弟叫到身边，十分艰难地，有些含糊不清地问：“爸——爸——好——伐？”在临终前，他放心不下的，不是他的子女孙辈，而是年长他7岁的亲哥哥——我的老父亲。我姑妈于2014年2月已仙逝，享年93岁。我们知道叔叔几次三番地问我爸爸好伐的意思，是要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奶同胞的哥哥。 在得知叔叔旧病复发后，我们两家有意让他老哥俩多接触，或一起去红梅公园，或一起吃个饭。病重住院后我父亲，也是他哥哥，三天两头去看他。在艰苦卓绝的那个年代，相继参加革命的弟兄俩好象有说不完的话。看着自己弟弟骨瘦如柴的手臂，哥哥心疼地把他手握在自己手里，好长时间不肯松开。因为老父亲知道，能拉拉自己亲弟弟手的机会，以后不会很多了…… 叔叔去世后，第一天吊唁，老父亲一早就要我们送他到叔叔家去。他不顾98岁的高龄，一直坐在遗体旁边为他弟弟守灵。我们看到老父亲的眼睛里一直是老泪纵横，在无声地哭泣着，看着都让我们做小辈的伤心。只能时不时劝劝他，找些别的话题，分散他的注意力。吃过午饭，让他在房间休息，没有让他看叔叔入殓时的情景。就这样与他亲爱的弟弟呆了最后一天。第二天怕他伤心，没有让他去殡仪馆。 哥紧握弟的手不肯放（摄于2015年））叔叔走了，我敬爱的叔叔走了！但我似乎又看见当年他与我一起去照相，一起去饭店吃饭的情景；看见他帮着把四个子女一手带大的艰辛；看见1963年我奶奶病重住在我家时，他背着他的亲娘一次次去中医院屠揆先那里看病着急的样子；看见离休后去他家看望他时与我侃侃而谈的一幕幕……，与他在病榻上无力躺着，吃力地叮嘱我的情景，不时交替变换，像放电影那样不停地闪现在我的脑际。 叔叔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所走过的全部心路历程，那种平凡中蕴含的伟大，一滴小小露珠所折射的太阳的光辉，让我本来静似止水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让我的灵魂再一次经受洗礼得到净化！我多次不由自主地擦拭着夺眶而出的眼泪，把这篇悼念文字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