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安达甄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濮阳吴君足下：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直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仆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狐疑犹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蚓蛭然，虽鸣其声音，谁为听之？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足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箧牍，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宗元白。 [1] 

柳宗元作。在永州时，柳宗元作《非国语》，共六十七篇，着重批判《国语》中所反映的天命迷信和维护贵族特权等观点。本篇是他就吴武陵对《非国语》一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重视文学的经世致用作用，但承认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这是他宦海浮沉，几经沧桑，特别是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后的沉重的反思。

其次，柳宗元又认为，尽管不能对文学的作用抱太大的奢望，但是毕竟仍须勉力为之，尽量使之有用。“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之道”。这里的“施之事实”和“辅时及物之道”，说得浅近一些，就是要求写文章要经世致用，切中时弊，有益于时代和社会。由此可见，虽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都重视“文”与“道”的关系，但柳与韩的“道”还是有所区别的。柳之“道”虽也以《书》、 《诗》、《礼》、 《春秋》、 《易》等五经为其“取道之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更注重文章所反映的现实内容，即本篇中所谓的“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这一后，在他的《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的“道之及，及于物而已耳”;和《与杨海之第二书》中的“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也?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捨是宜无以为大者也”;都可以作为印证。

第三，由此出发，柳宗元激烈地反对不切合实际而徒具形式的作品。他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反对“文胜质”并不等于不要文。 “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本篇中还流露出“不愿为人师”的情绪，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一致的。

总之，这篇文章是柳宗元对文学的经验之谈，其中对文学作用的估价和要求文学有内容、反对徒具文采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