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年刻骨铭心记忆

天高地阔

这是妹妹珍藏着一张父亲七十多岁时的照片，无情岁月的风霜已染白了他的头发，有限时空的转换更削瘦了他的脸颊；在他的眼神里透着是坚强和坚毅，在他的嘴角上抿着是自力与自信；虽说他经历过旧和新两重社会风云沧桑的激荡，更亲历了苦难与辉煌两个时代魔幻变迁的激情，不仅能对世间有着自已独断明白的洞察，还能对社会有着自身清晰明了的认知。他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利益是无比之忠诚，对基层为群众谋幸福的工作能持续之坚守，无不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初心犹存，更凸起着他一心为群众服务满腔热情。这寥寥数语不仅是我对父亲平凡和光荣一生简单之概括，也是我长久以来思念着父亲心境真情之表露。

就在纪念父亲诞辰百年日子里，我采用回忆录文字形式来记述父亲那些不平常人生，不简单一生由点点滴滴汇聚成可历历在目之传奇；来叙述父亲那般既有着非常韵味，又有着特别趣味由普通生活垒积成能历历在案之故事。并特别恭敬虔诚邀请大家能用其美好明亮目光跟随着我的笔端，去了解和知晓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边疆西双版纳自然中，最能诱人回味原始生态里美丽自然景致，最能扣君心弦难忘岁月中美好人文景观。相信你浏览完之后，不仅会对我父亲平凡人生能有一个大概和基本的了解，更会对如今被世人引以为傲“生物宝藏，绿色明珠”的西双版纳其历史发展脉络线索清楚认知。如此而已，也就不枉他老人家那一颗对党的边疆工作拳拳在胸的赤胆忠心，以及他对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情深意长的赤诚爱心！……

我父亲名叫刘荣寿，出生于上世纪1920年的9月17日。1946年9月15日，当时新婚才八个月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民主联军。虽说此时父亲的身材偏瘦，不够很强壮，但父亲的个子较高，大约1.76米左右，举手抬足间凸显着一种坚强的力量。所以一到了部队便被上级领导安排成为了机枪手。从此以后每每行军转移时，父亲总要肩扛着机枪，不管是长途跋涉，还是风餐露宿，都要把机枪精心爱护好，可以说非常之辛苦，而且还十分有危险，因为大家都知道机枪射手在战场上，通常都是被敌人重点阻击消灭的目标。因此必须要具备不怕吃苦耐劳的顽强斗志，以及不怕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还要有射击精准，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才能当好一个合格和优秀的机枪射手。正是凭借着这些优良的品质，参军入伍后的父亲表现十分突出，特别是1947年部队在河南作战时，由于父亲作战勇敢，敢打敢拼较好地完成战斗任务，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而且就在这年底，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时他已经担任了班长，紧接着很快又被上级提拔为了副排长。

1949年初，他们部队经过了整编，在同年七月份时他已担任了正排长，后被抽调到团粮工队任分队长。到了年底又升任副连长，1951年调到师部教导队任分队长，此后参加了地方土改工作队，并在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县铜关区任副区长，领导着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工作。是年七月份又被调至普洱县德华区任区委书记职务。

1953年父亲正式转业到了普洱县普义区任区委书记。1955年1月，又调至西双版纳南峤县（今勐海县的勐遮）升任工委第二书记。1958年又兼任南峤县常委和合作部长的职务。到此年底原南峤和佛海两个版纳县合并为勐海县。他又继任勐海县委常委和合作部长职务。1960年任勐海县委书记处的书记。1974年10月底因身体有病提前退休，回到了原籍河北省沙河县城定居。1982年4月按照中央政策改为了离休。

父亲岀生在冀南沙河县南汪村的一个雇农家庭。我爷爷名叫刘正基，而奶奶则叫刘动的，他们两位老人的具体岀生年月不详。我的奶奶于1965年8、9月份去世的，据父母亲告诉我，奶奶去世时是八十岁左右。按此推算，奶奶应该出生在1880年左右。而我的爷爷应该是在1866年前后出生的。奶奶生我父亲时大约三十八岁左右。父亲则是家中的最小孩子，他上面还有着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孩子们多，此时家中的生活负担很是沉重。而在父亲才有四岁时，我的爷爷就不幸病逝了。家中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奶奶的肩上，由奶奶一个瘦弱女人硬支撑了起来，拉扯着几个孩子困苦求生，艰难度日，非常不容易。而奶奶又是个非常要好且又很坚强的母亲，她凭着自己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辛勤劳作，以及省吃俭用的细细筹措和精微打理，硬是把几个孩子都抚养成人了。

从我奶奶唯一保存下来的这张破旧的照片来看，父亲和奶奶还真是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父亲不但其长相很象奶奶，而且处人为事的性格，坚强认真的品德，凡事不求人的秉性，独立自主的精神也都很象奶奶。由于父亲从小就耳闻目染知道家里讨生活的艰辛，更知道作为苦儿寡母奶奶的极不容易，因此他从小就是个孝顺有爱心，吃苦又耐劳的好孩子。由于家中既没有耕地，又没有壮劳力，常常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过的日子，因此其家中更没有可能让父亲去学堂读文识字和知书达理的条件。也可以这样说，对于想读书识字上学堂，就成了父亲这一辈子中时刻念念不忘，又很想努力实现的最大心愿。

父亲从小就是一个有志气，有恒心，有毅力的人。他无论是学什么技艺，或是干啥活儿，就一定要学会，还要干好。而且他干活从来不耍滑，肯出力，不怕困难，爱动脑子，颇有些主意和点子，因此大家对他评价都很好。父亲曾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奶奶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只能是拼尽了浑身力量去养家，使足着全身劲儿为糊口，来勉强地拉扯着一家人吃喝穿用的全部生计，艰难地苦度日光。既是如此，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挣扎在吃不饱穿不暖苦难线上。

为了能给家中减轻负担，父亲刚满十二岁的时侯，就跟奶奶娘家邻居编苇席的师傳去学编苇席。而为了要学会编席的全套手艺，必须跟着师傅干满三年的学徒生涯，并且一分线工钱也没有，东家只是定量管两顿饭吃，而每天编苇席的活儿还有定额，如若完不成定额，也就不给饭吃了。要想完成编席的定额任务，父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钟，才能休息，每天干活的时间达十七八个小时。由于父亲此刻还处在少年时期，活儿又非常劳累，人也非常困乏，有时候手还在编着苇席，眼睛则己经闭上睡着了，很是辛苦。但是为了能给家中分担困难，替奶奶减轻劳累，父亲硬是坚持着干满了三年的学徒生活，直至干到了十五岁，终于熬到了岀师，可以干活挣钱，能替奶奶分忧解愁了。而且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艰辛劳作中，父亲练就成了一个过硬的久蹲功夫，他可以在连续编席时蹲着几个小时不起身去伸个懒腰。这也为他后来能较快地适应部队快节奏强力度行军打仗的军事生活，练就了一个良好持久的身体韌性素质。

由于编苇席的活儿不是天天都有，而奶奶家中又没有土地，只能租有钱大户人家的土地来种庄稼，而每年的收成，除了给大户人家交完了租粮后，自己已经剩不下多少粮食了，因此家中始终没有什么结余，所以也只能是用土坯及苇席和着黄泥盖了几小间的西屋，不但十分简单，而且还很简陋，勉强着能居住。再后来几个姑姑们也先后长大都出嫁了。父亲的哥哥，我的大爷也早早死在了外面。家里面只剩下我的父亲和奶奶两人相依为命，继续过着艰苦难熬的日子。正因为家中没有钱，父亲虽说二十多岁早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但也没有能娶上个媳妇，因此这件老大难的事，也就成了奶奶最为忧虑愁烦的心病。

转眼间到了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解放了冀南邢沙地区。父亲和奶奶也同村里面的贫下中农一样通过搞土改分田地，才有了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从此过上了有饭吃，有衣穿的好日子。于是奶奶便通过了媒人的介绍撮合，让父亲把娘家是邯郸永年瓜井村的母亲娶回到家中来成为媳妇了。

我们父母亲结婚的时间是1945年农历的腊月30日。那时候父亲已近26岁了，而母亲当时也只有16岁，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岁。在结婚前他们俩都没有见过面，母亲只是听媒人说父亲人很好，会编席，很能干，也就同意这门亲事。父亲从此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由于父亲是家中的唯一男儿，理所当然承担起了赡养奶奶的责任。

也就是在父母亲结婚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正值两人新婚燕尔之际，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向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保护解放区劳动人民的翻身幸福生活，响应解放区政府的号召，于是父亲割舍下自已年轻可爱的娇妻，告别了年近花甲的母亲，在1946年夏季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那一年咱们沙河县一次就有二千多名青年入伍，这也就是后来家乡人们常常说起沙河团之由来。而南汪村则是120名青年同时参军并组成了一个连。也就在那年的9月15日，由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赶着毛驴，驮着已被批准参军入伍的新兵们，锣鼓喧天将他们送到了新兵部队聚集地邯郸武安牛洼堡镇汇合，并在这儿开始了两个月新兵训练的军训生活。

父亲他们入伍部队当时的番号是西北民主联军38军55师164团2营6连。这是原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将军所统辖的一支起义部队。后来在三大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2月，部队又经过整编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3军39师117团2营6连。而这支部队当时军事首长就是陈赓大将，这也就是说父亲开始戎马生涯后的队伍，就是在陈赓大将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能打善战，战功卓著诸多队伍中的一支部队。并统一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刘伯承、邓小平二野首长精心指挥下，父亲他们的部队征战南北，横贯东西，先后从华北向南及西南一直横扫蒋匪军，先后参加了解放邯郸战役，解放安阳战役，以及强渡黄河滩头，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阻击战，渡江战役，解放两广等一系列的战役和战斗，最后一直打到了云南省的西双版纳的边疆地区，成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护各族人民的功勋卓著人民军队中的光荣一员。可以自豪地说父亲也为共和国成立贡献了自己一份应尽力量。

这些老旧照片是父亲他们的部队，转战行至到河南洛阳栾川的抱犊寨，以及石龙寨附近时行军及作战的真实记录。其照片显示时间大约是1947年夏末秋初之季，当时盘踞在栾川抱犊寨山上有一支被国民党军队收买及装备后专门袭击及抵抗解放军，并疯狂地残害乡亲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且人数众多，武器又精良的流氓贯匪队伍。他们凭借着抱犊寨易守难攻的险恶地势负隅顽抗，拼命反朴。因此在头两次剿匪战斗中部队也是出师不利，特别是父亲他们部队付岀了很大代价，还牺牲了八位勇士，最后部队又一次发起了攻打抱犊寨的战斗，通过迂回包围，断其后路，再用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土匪的暗堡火力点，最后才将其攻陷围歼，不仅为洛阳地区的老百姓创造了平安有序的生活环境。也为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并获得了短暂休整，补充给养的有效时间，也为部队后来强渡黄河的战斗，做了充分和充足的准备。而父亲也在河南连续几次的作战中，英勇顽强，奋力杀敌，将机枪手重点火力作用发挥到极致，较好地掩护了战友，压制了敌人火力的反朴，并最终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父亲也因奋力杀敌，作战勇敢屡立了战功，部队首长也向他颁发了勋章以资鼓励。父亲因此也受到了党组织重点培养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并迅速成长为部队的骨干力量，也为日后的提拔晋升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这些照片显示父亲他们部队于1947年8月下旬从山西渡过黄河茅津渡口东时的影像。当时父亲他们的部队在强渡黄河滩头后，掩护着大部队迅速渡过了黄河，摆脱了敌人重重的围追堵截，并由此一路向南千里挺进到大别山，好似一把钢刀直插在敌人心脏。虽然敌人调动了大队人马对他们部队残酷围剿，重点阻击，父亲他们由于不断遭遇到敌人的四面合围追击，使部队受到了较大挫折。但是他们的部队还是通过灵活机动的运动战，避实就虚躲开了敌人重兵的压制，经受住了没有现成根据地做支撑，没有充分后勤给养做保障，没有及时枪支弹药做补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大别山地区不断变换着立足之地，成功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不仅有效地保存自已的实力，还为延安和山东两地正遭受敌人重点进攻根据地军民，拖住了敌人后续的增援力量，也为我军开展战略反攻赢得了广泛的空间和宝贵的时间，更为后来就近转战参加淮海战役打下坚实的地域时空基础。

1949年3月中旬，父亲他们的39师部队也准备参加渡江战役，奉命被编为了13军的右翼，为渡江的第二梯队。于是他们从河南省的遂平出发，进入到潢川县璞塔集地区集结，4月6日通过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沿途受到了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部队又连续经过1500余里长途跋涉，于4月14日到达了他们渡江战役的集结地安徽省的宿松后，随即部队转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由于部队战士多为北方兵员，不熟悉水性。他们便组织大家利用湖泊、山地、水网稻田进行战术训练。为了避开敌机的扰袭轰炸，他们的训练多为夜间或是雨天进行，其训练的强度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通过大家的刻苦训练，战士们很快掌握了上下帆船、水上射击、水中自救和互救及堵漏战船等系列的战术、技术和技能。

4月22日他们的部队在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开始抢渡长江，父亲他们的部队也是坐着小木船，从长江北岸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和狂泻弹雨的狂轰滥炸，安全地避开了弹着爆炸点，根据水流利用水势，从而劈波斩浪顺风顺水安全快速地强渡到达了长江南岸，在消灭了滩头阻击抵抗的敌人后，将胜利红旗插在了敌人的阵地上。我军最终取得了整个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为了纪念这次伟大战役胜利，中央军委后来向所有参战的部队颁发渡江战役纪念章一枚。父亲也获得了这枚有着珍贵意义的纪念章，父亲特意精心将它珍藏了起来。而每当我们看到了这枚纪念章，就仿佛看到了父辈们为了解放新中国，埋葬蒋家王朝所作出无比英勇的贡献。

渡江战役结束后，父亲他们的队伍，集结于江西省的香口地区，尔后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路南下，在南宁良圩地区集结休整。在历时8个月的追歼战斗中，先后参加大小二十多次的战斗，取得让人翘首称赞的战绩。

1950年1月10日，他们的部队又奉命由南宁出发经百色向云南进军，光荣的参加了解放云南、追歼残敌的战斗，并后续在剿匪建政中帮助云南各族人民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使边疆的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了正轨。

由于从1949年7月起部队一路南下围剿和追歼国民党白崇禧的残余部队，而敌人又分别向两广和西南方向逃窜。我军部队虽说是乘胜追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抱头鼠窜，溃不成军。然而随着对敌作战的战线一直向南延伸，却越来越远离我军北方的解放区根据地，因而造成部队粮食给养等后勤供应保障工作，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急迫。因此团部便当机立断成立了自已的粮食工作队，并将此时已是副连长的父亲调到了粮食工作队任队长，让他们粮工队与地方政府的支前工作相互衔接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来做好部队后勤物资和粮食给养等方面的保障供应工作。由于父亲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轻重缓急的工作安排，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既要想方设法多方面筹措，又要准确及时保障了部队的给养供应，因而较圆满地完成了部队领导交付安排的任务，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和好评。

因此到了1950年时，师部领导又把父亲抽调到了师里组织的土改工作队，让父亲又承担起了更重要的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及组织工作，从而肩负起了组织和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巩固和完善解放区政权建设这项光荣而又非常艰巨任务。

1951年以军队干部为主而组建起来的民族土改工作队，已全面介入到云南各级地方政府去开展各项工作。此时父亲又被组织上任命为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县铜关区的副区长，直接参与了地方政府的组织建设和行政领导工作。于是他们带领着辖区里的各族人民群众，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这一系列的运动精准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和土匪强盗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也是开展了疯狂的反朴，或是伺机暗杀政府人员，或是袭击驻村寨的工作队员住地，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土改工作。加之在边界或边境地区还有大量流窜的国民党残余人员，以及潜伏的不少敌特分子，他们窥视着我方党政军人员的行动轨迹，伺机进行疯狂的破坏和猖獗的暗杀活动。因此当时在云南边疆地区的各级组织开展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因此组织上也要求工作队同志们在努力展开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因为只有随时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才能保证工作和安全两不误，也才能把党组织交给父亲他们的各项工作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而在当时父亲还曾经有过一次十分危险的经历:那是在1951年夏季一天下午，父亲带着通讯员到了一个偏僻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开展工作。当工作结束时，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两人因此未能及时赶回到区里，于是准备在寨子里过夜。而隐匿在寨子里的土匪耳目得知此信息后，便给山上土匪捎信，让他们后半夜来袭击父亲他们两人。而当时父亲和通讯员只有两把二十响手枪，子弹也不多，难于应付众多土匪的袭击，关键是当时他们两人并不知道土匪会来袭击他们。就在这千钓一发之际，幸好村里一个经常给工作队做饭的师傅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在夜里十点钟时，来到父亲的住地对他俩说道:区里捎来了口信，让他们两人连夜回区里开会，而且要他们马上就走。由于父亲他们身边当时还有着外人，那个师傅不能直接说明原因，但听到此话时，却已经让父亲预感着今天夜里可能会有危险，便马上和通讯员迅速骑马离开了寨子。而就在父亲他们离开寨子一个小时后，从山里下来的几十个的土匪就把寨子包围了。由于父亲反映快捷敏锐，动作迅速及时，让他们躲过了一劫。后来这支土匪队伍也让解放军的部队将其消灭了。

由于云南本是个众多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省区，而且云南又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在建国初期，当地少数民族土司头人的恶势力都很大，而那些处于生活底层的平民百姓们，都不敢和解放军的民族土改工作队过于接近，因为群众害怕一旦工作队离开了寨子后，他们就会受到地方恶霸势力的疯狂报复。因此土改工作队开展起各项工作来难度也是很大的。

还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国内有两部反映了建国初期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地区的故事影片《摩雅傣》和《勐垅沙》，就是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状的真实再现，也是边疆少数民族民生情况的典型反映。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边疆少数民族的各项工作，他们民族工作队不仅吸收了云南本省的一些进步青年学生，还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共同来组织发动群众，揭露敌人阴谋，唤醒少数民族中的中间摇摆群众，从而更好地达到建立村寨基层组织，开展民族群众自治，完善建设美好新边疆的具体工作目标。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的民族工作队在一个山区寨子开展工作，当天夜里他们住在了寨子里，拂晓时候有一位工作队员的肚子不舒服，想找个地方解决拉肚子的问题。由于当时少数民族的寨子里是没有任何厕所的，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他们的生活习惯“吃的是家饭，拉得却是野屎”。因此他们的大小便都是在寨子外面树林中或野地里解决的。于是这位工作队员就走到寨子外的一片包谷地里解了个大便，恰巧这块地的主人也在附近，又正好被他看到了工作队员在他的地里解大便的情景，待这个工作队员离开包谷地后，这片包谷地的主人立刻回到了家中，取来了砍刀，就把整块地里的包谷株杆都砍倒了。原来边疆少数民族种的庄稼地，从来不把任何牲畜和人的粪便来作为肥料施用的，因为他们嫌粪便又臭又脏，所以才有了种“卫生田”的陋习。尔后工作队的同志们也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情况，立即就向这位少数民族群众赔礼道歉，对那位工作队员也给予了警告处分，并把他调到了外地去工作了。

通过这件事情，民族工作队不仅更加严格了工作纪律，也有了更多严历的工作要求，以及严苛自我约束。而且这也让父亲他们清楚明晰了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要遵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循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步引导他们改正那些在陈旧落后思想认识中所形成的错误认知。当然这也是个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过程，切不可操之过急，正可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否则工作就会陷入到被动的境地，而又可能遭遇到不利的反弹，只会对工作形成更大麻烦和更多的困难。

由于父亲从1951年起就参与到了地方基层政府的工作，对当地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都已经得心应手，对地方问题的解决和处理也游刃有余了，再加之地方工作也确实需要加强领导力量，于是从1953年起，部队就让父亲正式脱下了穿了近八年的军装，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了。没多久又将父亲调到了普洱县普义区去任区委书记职务，具体主政一个区里的主要领导工作。由于此时父亲工作相对稳定了，接下来找人写信让母亲从河北沙河的老家，南下到云南普洱来和父亲团聚。而母亲接信后，也和几位丈夫都在云南边疆工作的姐妹们，一道千里迢迢踏上了南下的寻夫之路。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能直达昆明的火车，她们只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大约近二十天的时间才辗转到了昆明，紧接着找到了部队设在昆明的兵站，让帮助安排她们前往到思茅普洱的交通行程，于是父亲和母亲终于在普洱相逢了。而此时离他们两人结婚之时，已经过去了近八个年头了。

因为开展边疆工作需要有工作队员，母亲到了普洱后，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开始了一边学文化，一边参加实际的土改工作。但好景不长，由于到了普洱以后，没有多长时间母亲便怀孕了，由于带孕参加工作有很多不方便，对工作也有影响，同样对婴儿生长发育也有诸多不利的因素，因此父母亲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于1954年秋天不足月份时就在普洱提前出生了。而由于发育不良，孩子出生后，才五十多天就不幸夭折了。而这件事却对母亲的打击也颇大，于是母亲就和父亲商量后，决定退职在家休养，从此以后，母亲便不再工作成为家庭妇女了。

当时思茅地区管辖着边疆(澜沧、西盟、勐海、勐腊、景洪、孟连、江城)七个县，内地(普洱、墨江、镇沅、景东、景谷)五个县，一共是十二个县。西双版纳虽说在建国初期1953年就实行了民族自治，但它当时在党政领导上仍然归属于思茅地委和行署代管。

由于父亲工作成绩出色，又很有工作经验，1955年1月，思茅地委领导就把父亲从普洱县调到西双版纳南峤县(后改为勐遮)任工委第二书记。也就是从这一年起，父亲在西双版纳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个整年，与这颗绿色植物世界里的翡翠明珠结下了深厚不解之缘。

勐遮是个自然条件优越，景色风光秀丽，景致多彩漂亮的超大坝子。它的地域宽广无垠，地势平坦辽阔，纤陌纵横交错，千里沃野翠绿，整个坝子可耕地面积为23万亩，因此它在西双版纳全州农田中独占了鳌头。还由于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绿色有机，因而也是云南省非常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而上级领导把父亲调到这儿工作，可见对父亲的重视与厚望。虽说父亲也深知自已肩上担子的沉重，但他更期盼着自已能在这块热土上有一番作为，不辜负组织上赋予重托和边疆各族人民寄予的希望。因此就在父亲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就迅速快捷地把家从普洱搬到了南峤。而母亲在到南峤后不久就有了我。就在父亲到了南峤工委工作大约了八个月的时候，便接到了云南省委党校的秋季入学通知，要求他九月一日前到昆明的省委党校报到，参加省里开办的党政干部文化补习班。省委为了给他们这些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知识，也是相当重视，让他们脱产全职学习，时间是一年。而当父亲到省委党校学习时，我母亲还处在待产阶段，虽然父亲放心不下待产中的母亲，但是组织上要他去学习文化的决定也是要无条件的执行。于是他便将母亲托付给了邻居和机关的同事们后，父亲就到座落在昆明西山的省委党校学文化去了。而后母亲又独自生活了一个多月，我于1955年10月19日在南峤县人民医院出生了。而母亲此时在月子里不仅要照顾着我，也要自己照顾自己的月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父亲他们在省委党校主要是学习文化历史知识，其学习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党史和政治教育等内容。父亲酷爱学习，非常用功，也很努力，而且其记忆力和理解力也挺好，每次学业考试成绩都是在学员队伍中名列前茅，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后来父亲对我说，如果能让我上大学的话，我也能够完成学业，取得文凭的。尽管小时候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点基础也没有，但通过一年的党校学习，父亲的进步很快，不但能识字会算术，还注重学以致用先后学会了写请示、报告、计划、总结等公文体裁，较好的学懂和掌握了应知应会的基础内容，其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毕业时还被学校评为了优秀学员。

父亲在离开母亲到昆明学习时，我尚未岀生，而到了1956年9月初，父亲即将从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回到南峤。此时我已经岀生十个多月了，不仅踉踉跄跄学会走路了，还会“啊呜喔”地呀呀学语了。换句话说就是儿子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待父亲再见到儿子时，己是一年之后的事了。为了能给我和母亲留下几张宝贵的照片，母亲带着我在父亲从党校毕业之时，来到了昆明，就在当时昆明比较有点名气的艳芳照相馆，给我拍摄了出生后的周岁照片，也留下了此时此刻我们全家人最初始，最珍贵，最美好的原始记忆。

由于母亲在我出生时，父亲在昆明党校学习而没有能够照顾到母亲，这一件事也成为了母亲在不高兴时，时常会向父亲发泄牢骚的理由。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也会向母亲笑脸相迎抱以歉意！虽然说父亲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其行动上却是坚决不改。尽管在口头上接受了母亲的批评，但倘若一旦有了工作任务，父亲还是仍旧我行我素，照样把整个家庭的事务，向母亲肩上一推，又会专心致志投身到他全部的工作中去了。

也可以这样说，父亲就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他可以不分白天黑夜，也从来没有什么逢年过节的概念，一旦忙碌起工作吋或接受任务后，常常是废寝忘食，既能忘记了时间，又会不分其空间，绝对是个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了党的事业，在基层工作中扎实肯干的党务工作者。正由于父亲这种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以及不注意自身休息的生活方式，再加之他在过往战争年代中劳累困乏诸多大量亚健康因素的聚集迸发，从而天长日久中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根本性损害，直至彻底累垮了他的身体，更让他最后为自已埋下了积劳成疾的病根元凶。

西双版纳地区自然生态非常优越，气候条件尤其甚佳，但由于地广人稀，加之少数民族众多，居住又较分散，闲置的荒芜野地也比较多，并没有得到颇为合理开发和实际有效利用。为了更好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1953年起国家就在西双版纳建立起了农垦局，并在版纳南峤也成立了黎明农场总场，调来和安置大量的复员退伍军人及家属，以及许多从内地迁来支边的汉族人员。而西双版纳农垦主要又是以种植橡胶、甘庶和金鸡纳霜和香茅草等热带经济作物为主。

为了详实具体了解和调研西双版纳农垦综合情况，当时刚刚上任不久的国家农垦部部长、后来成为了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于1956年底到西双版纳考察工作来了。在南峤期间王震同志和当时南峤县工委，以及黎明农场负责同志们一起开调研会了解具体情况，协调地方和农场间相互配合事宜，指导彼此之间工作，最后分别和地方与农场负责人一起合影留念。因此，父亲也才保留下了这两张与王震同志合影时珍贵照片。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岁月沧桑的侵袭，这两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褪色了，人像脸形也模糊了许多，但是父亲和王震同志合影时清楚明晰的身影却已深深印在了我们全家人脑子里，并且留下了既难已忘怀，又值得骄傲，永远和永久的记忆。

从1956年底到1957年底，在近一年时间里都是父亲代理主持着第一线全面工作的。因为这一年里勐遮工委第一书记李XX，因身体需要疗养原因而到昆明西山干部疗养院去休养康复身体了。原本只是三个月的疗养期，由于这位书记在疗养院里和一位年仅十九时的昆明籍护士在谈恋爱，为了想尽快和其结婚，这位李书记就一而再，再而三延长了疗养时间，最终在疗养院住了近一年，只到其在疗养院里和那位护士结完了婚，又度过了蜜月后，才返回其工作岗位。而在这期间地方上主要工作重担和责任自然而然全由父亲独担了起来。

转眼到了1958年初，原中国共产党勐遮版纳工作委员会，简称勐遮工委，转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勐遮县委员会，简称勐遮县委。父亲又兼任了县委常委和合作部长的职务，重点工作则是抓在各个寨子里成立农业合作社。此时父亲的工作则更加忙碌了。而恰好这时母亲又怀上了我妹妹，即将临产，但是父亲工作仍然繁忙，一直到了这年5月5日，母亲临近生产时，父亲才将母亲送到了医院去待产。而我当时也还小，不满三岁。父亲就让邻居李连芳阿姨来照顾我，晚上带着我睡觉。我还记得在夜里尿尿时，我发臆症喊着要找妈妈。李阿姨一边给我把尿，一边哄着我说，乘孩子好好睡觉，等天亮后，妈妈就抱着妹妹回来了。果不其然，母亲在医院待了不到两天，就抱着刚刚出生妹妹回来了。这样一来，我和妹妹两人都是在勐遮人民医院妇产科出生的，而当时勐遮医院的院区则是建在县城中心的乌龟山上，因此我和妹妹具体出生地就是勐遮的乌龟山山顶了。

尽管母亲还在月子里，父亲为了工作也就顾不上更多的照顾她。便开始一个劲地往各个村寨里跑，关心着农业合作社组建中诸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或合理加以解决，从而使南峤县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能协调配合，取得了比较显著成绩。

有一次妹妹病了，母亲需要照顾妹妹，顾不上管我了，父亲在下乡时，就带上我一齐到了寨子里。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父亲要到离县城有六公里路程一个傣族寨子去工作，于是父亲带着我一齐去的，刚开始我也觉得很新鲜，跟随着父亲一边走着，还一边追赶着路边花儿上蝴蝶蜻蜓玩。而父亲到了寨子后便迅速投入到工作中，我就在寨子里玩。待父亲忙完了工作，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父亲又带着我连夜赶了回去，由于天黑，我有点害怕，父亲再怎么劝哄我却再也不肯走路了，非要父亲背着我走。父亲无奈只好背起我一边走着，一边给我讲着故事，不知不觉中我早已爬在父亲背上睡着了，具体什么时候回到家里，我都不知道，也没有醒。

时间又到了1959年初，原来版纳南峤和版纳佛海两个县合并为勐海县，佛海也改名为勐海。而我们原来居住地方南峤则改名为勐遮，变成了勐海县下辖一个区了。而勐遮离勐海县大约相距二十五、六公里。原来两个县的领导合为了一个县委，由此成立了书记处，第一书记是陈金科，父亲则成为了书记处的书记。母亲和我及妹妹都还住在勐遮，父亲则是两地跑，大约过了一年时间，这时勐海县委的两排宿舍也盖好了，机关里给父亲分配了两间住房，父亲就把全家搬到了勐海。由于当时没有汽车，我们搬家时一共用了两架马车，一架坐人，一架拉家中行李，就这样从勐遮搬家住到了勐海县城县委宿舍。时间到了1961年时，各个地县又都取消了书记处，父亲又改任为勐海县委副书记。

解放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的，他们没有修筑过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规划和工程，因此每年粮食谷物收成好坏就与老天爷有着密不可分关系了。如果是风调雨顺，这一年粮食就会是丰收在望；如若遇到了天旱或洪涝灾害时，自然就会减产，甚至是棵粒无收。因此，经过水利部门调研规划，再报请县地省三级人民政府的批准，勐海县准备建设一个中型水库，水库选址在勐遮区勐邦寨子山坳里，因而取名叫做“勐邦水库”。

这个水库是从1959年开始筹划，父亲几乎是全程参与了调查研究，项目探讨，规划设计，申报各级政府批准，直至工程上马后，再到项目建设指挥部里担任整个工程建设指挥工作。而这个水库建设周期长达十余年，父亲几乎是全程参与了整个建设过程。父亲无沦干什么工作，向来都是自已身先士卒，努力做好表率的。他不仅去当工程指挥者，发挥领导作用，而且直接还去当一名实际建设者，为工程贡献力量。但凡在工地的每一天，父亲都会参加到工程实际劳动中去。对于这座关乎着边疆人民国计民生水库工程，父亲可谓是倾注了自已大量心血和全部情感，并付出了极大努力和辛劳，甚至透支了自己身体健康，以至于他两度发病累倒在工地上。其第一次父亲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治疗时，才发现父亲当时的病情已经由刚开始感染的病毒性肺炎转变为肺结核了。而第二次送到了医院时，又发现父亲又增添新的疾病，而且也是耽误了急性肝炎最佳治疗时期，己经转变成慢性肝炎了，再后来又发展到了肝硬化。即便如此，父亲每次住院治疗时间也就是二三个多月，待病情稍有好转，便会坚决要求出院，转身又会投入到水库建设工作中去了。

如今，这座碧波荡漾，清澈透明水库不仅解决了勐遮坝子里4.5万亩水稻农田作物生长的水利灌溉需求，从而为夺取水稻粮食丰收打下良好坚实基础。另外，勐邦水库也因其依山傍水，绿波潋滟，绚丽缤纷，水雾浩渺而又梦幻的湖光山色自然美景映衬，犹如镶嵌在勐遮起伏连绵山峦叠翠中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耀眼夺目。

因水库良好生态环境和自然原貌，每年冬天都会吸引着一群群洁白美丽绚烂多姿的天鹅鸟，在此驻足过冬。它们或展翅欲飞，或拍岸击水，或嬉戏掠影，或觅食水草，因此勐邦水库也成为了勐海县一处人见人爱，缤彩多姿风景胜地；还成为群山峻岭里鸟飞鸟来，美貌动人湖水圣境。所以大家又形象地冠予它“天鹅湖”这个诗情画意般的美称。而每每看到大家拍摄这处水库风景的照片，就会让我激动不己，自然而然会联想起父亲那些年在水库工地上挥汗如雨般的辛勤劳作；更会想起那些年来父亲在这儿度过了那一个个平凡又普通日日夜夜……。如今这座勐邦水库不仅成为了勐遮各族人民群众幸福快乐生活中一个缩影，也成为了父亲为边疆靓颜美景而努力拼博奋斗留下一个美好见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云南与缅甸交界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一件大事，暨“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一次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的跨境作战行动，作战是从1960年11月22日开始，至1961年的2月9日结束。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共出动了5个团21个营的兵力，(这其中包含在勐海驻军的7576部队一个团和驻勐混的7641边防团，共计两个团，占总出兵力的40%)。他们两次奉命岀境赴缅北作战33天，打掉了敌人驻守的近六十余个据点，消灭了国民党军盘距在缅北区域残余部队有生力量，而剩余残匪部队则是全跑到了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从而彻底扫清中缅边境安全隐患，较好地保障了边界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要到境外消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呢？主要因为在1950年初国民党军第8军、第26军的残部和云南边疆地区的部分地主武装土匪大约有1.85万人逃往到了缅甸北部山区。他们分别盘踞在缅北东西宽200公里，南北长约300公里的广大地区，刚开始由原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统一指挥，五十年代末台湾又换成了柳元麟指挥。这些残匪经常对云南边境地区基层组织和边民，长期进行窜扰和破坏活动，对边境地区人员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形成了极不安定混乱局面，而每当解放军岀动围剿他们时，他们又马上窜逃到了缅甸境内而无法施以重拳打击。

另外，这些残匪也对缅甸边民进行骚扰，缅军也因自已战斗力太差而打不过蒋邦残匪。因此当时在边界上还有个很形象的顺口溜:一个残匪兵，能打十个缅甸兵；而一个解放军，又能打十个残匪兵。因此从1950年起，到1960年底止，在这十余年里由于盘踞境外蒋残匪兵在中缅边境上经常性和持续不断进行各种骚扰和破坏，对我边防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因此这也就成为了当时解放军在边境地区与敌人所进行最紧迫、最主要的军事斗争。

当时间到了1960年10月，由于中缅两国签署了边界条约，而在随后又需要开展边界勘察和树立界碑石桩工作，必然就会持续不断受到了蒋残匪兵的袭击破坏，因而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因此征得缅甸政府同意，云南边防部队便过境打击消灭这些残匪队伍。而当时驻守在勐海的7576部队和驻守勐混的76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也全程参加了这次的“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的任务。而在部队出境的那段时间里，父亲他们作为当地的政府部门，理所当然要配合部队的行动，只记得父亲当时对母亲说，他们要到打洛边关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让母亲在家带好孩子，管好家务。因此父亲他们一去几十天都没有回家，一直配合着部队完成了这次边界勘察立界碑桩的任务。

而在1961年2月份时候，勐海驻军境外参战部队抓获蒋残匪兵俘虏大约有几百人，都被关在了县招待所小礼堂里。过了几日，待把这些残匪俘虏押往内地时，我也特意跑到了县招待所小礼堂前，和大家一起去看那些穿着破破烂烂，头发长长，又黑又脏残匪兵俘虏，被解放军押上了军用大卡车给拉走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也才真正明白原来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说，不要到处乱跑，要不然就会被残匪兵抓走了的话，还真不是吓唬我们的，果然还就有残匪兵，只不过都被解放军给抓走了。

1961年夏末秋初之际，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首次回老家河北沙河探亲，也就是去看望奶奶。从勐海县坐上到昆明的长途客车大约需要四至五天，而从昆明坐上火车再到邢台也要五至六天，整个路上的行程也要十余天左右，如果说在老家呆上十天时间，整个探亲时间就得一个月。

从勐海到景洪相距有50多公里，我们是中午一点半坐上客车，到景洪时己近下午五点多钟了，父母亲办理好入住旅店的手续后，就带着我和妹妹到食堂吃晚饭了，由于人太多，母亲让我看好妹妹，她和父亲去买饭，妹妹当时四岁左右，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她对我说要去解个手，说完便跑到食堂门外去了，我当时在占着坐位，看着水杯。一会儿父母亲把买好的饭端上桌来，一看妹妹不在，母亲便问我:“你妹妹去哪儿了？″。我对他们说，“妹妹去大门口外解手去了”。待父亲来到门外一看，早就没有妹妹的踪影了。父亲回来对母亲说到，“女儿丢了”。母亲一听便着急责备我，“让你看好妹妹，你是怎么看的”。于是父亲对母亲说道“让儿子在饭桌上看好饭菜，千万不能离开桌子”。他和母亲便到门外找女儿去了。好在妹妹跑得不算太远，正好碰上同车旅客给带回来了。但是通过这件事后，也给全家人都提了个醒，我和妹妹一路上都怕被丢掉，也就谁也不敢再到处乱跑了。

1962年春节以后，父亲因为成年累月过度地工作，终于病倒在勐邦水库的建设工地上，后被同志们将他送进县医院一检查才知道，他原来己经患的急性病毒肺炎，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已发展成慢性肺炎后又而导致了结核病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父亲的身体逐步在康复中恢复。

而父亲本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时刻牵挂着工作，就是在家中养病时也闲不住，经常联系有关同志了解和掌握工作情况。因为当时县领导们分管他负责地方仍是勐遮及周边的区乡村寨。所以很快父亲又返回到了勐遮区工作第一线忙碌了起来。

就在这年春天，母亲又怀孕了，那时我已经是一年级小学生，妹妹也有五岁左右了。而到了年底12月28日，我的大弟弟在县医院妇产科足月出生了。母亲则是在月子里分别度过了1963年元旦和春节两个节日。因而母亲吋常对大弟弟说，你好有福气呀，在月子里就过阳历和阴历两个新年和新春节日。

而在1963年下半年，我母亲又怀上我的小弟弟。而此时大弟弟才半岁左右，母亲则更加辛苦劳累了。到了1964年2月7日晚上，我带着妹妹去看电影，父亲在家用柴火烧了一锅热水，给母亲擦了个澡。因为那时母亲已是临产期了。而在我和妹妹看电影回来后，父亲给我交待道，母亲这两天可能要生小弟弟了，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时，一定要带好妹妹和大弟弟。切记要看好他们。而就在当天晚上，我们子妹三人都睡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我们醒来时，父亲已把早饭做好，让我负责让妹妹吃饭，再给大弟弟喂奶粉。他则到医院给母亲送饭去了，原来小弟弟在昨天夜里出生了。由于小弟弟出生时体位不正，不能正常分娩。情急之下征得父亲同意，医生给母亲做了剖腹产加结扎手术，如此一来，在母亲腹部留下了近二十多公分长刀口。而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在勐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出生的，而当时勐海县医院则是在县城中心象山山脚下小河边，因此两个弟弟出生地就是勐海象山下小河边了。

1963年8月上旬，河北大地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倾盆大雨，造成了上个世纪里华北平原上最严重一次洪水灾害。而在沙河老家的奶奶也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几年了，此时奶奶已近八十岁了，由于天上雨水持续冲刷，地上洪水长时间浸泡，在南汪老家几间泥土墙老屋子终于再也支撑不住而坍塌倒了下来。幸好奶奶当时没在老屋子里住，否则就很危险了。因为此时家中没有其他劳力，也就无法去收拾垮塌房子。奶奶让别人给父亲写信，让他请假回来一趟，来处理这堆已经坍塌了废墟。而当时父亲正在勐邦水库工地上，又正值水库工程关键阶段，工作也比较繁忙，实在抽不出身来，更不能回到老家。父亲只好给奶奶邮寄了一个月工资，让奶奶找人帮忙收拾一下。

转眼又到了1965年秋天，年迈多病奶奶不幸病逝了。而奶奶在病逝前最大愿望就是想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而就这个最后愿望，父亲当时也是无法满足奶奶的要求，只因他自己先前患急性肝炎由于治疗不及时，已经转变成了慢性肝炎，后来又发展至肝硬化，最后再次病倒在工地上才又住院治疗，而且当时病情还未好转，仍处于危险时期，医生也不让他出院去老家看望奶奶。由于奶奶这个近乎奢望的要求父亲也满足不了，奶奶在最后闭眼时是带着遗憾去世的。而父亲最终也未能赴老家奔丧，去处理奶奶后事。又因父亲是奶奶唯一儿子，也就是孝子，河北老家有个习俗，孝子不在家，老人无法入土为安。因此我四个姑姑们只好把奶奶棺木封存在老家堂屋里面，等待着父亲身体好转后，能再来老家处理奶奶土葬后事。

谁知计划赶不上形势变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成为了运动中被打倒和冲击的对象，更不可能让他此时能回老家去处理后事。由于奶奶棺木没有入土为安，如何能尽早把奶奶后事完全处理得干净利索，这个念头就一直萦绕在父亲脑海深处，成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一块灼思焦虑的心病了。

从1956年开始，咱们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开始确定了行政级别，并对应其级别领取相对应工资金额。父亲当时是版纳南峤县工委第二书记，定为行政县处十七级。而当时西双版纳又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十一类地区，因此套算下来，父亲每个月能领到工资金额总数是108元。后来在1959年和1962年又有两次调级指标，只因当时名额有限，因此父亲发扬风格直接让给了别的领导同志。而母亲退职后又因孩子小没有再工作，全家人生活都是靠父亲工资来支撑。从1955年到1964年，在九年时间里，家里陆续增添了四个孩子，因此家中各项生活开支也是逐步地增大了，此时，父母亲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生活中压力山大。

另外最主要一点，就是父亲没有较好地爱护自己的身体，从1962年至1964年三年多时间里，父亲先后患上了肺结核和肝硬化两个大病，在无情病魔折磨打击下，他那原本健康硬朗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不能再坚持正常工作了。而这时地委组织部门针对此类情况下发了通知，并将父亲列为了编外休养人员，工资也只发原工资的70%，也就是从1965年年初起，父亲每月只能领到76元。这样一来，全家六口人生活更加紧张了，家中各项生活开支更为捉襟见肘了。

为什么当年地委组织部门要将还在病中的父亲列为编外休养人员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亲这个人太老实，只知道埋头在基层工作，而不会到上级领导面前拉关系，扯亲疏，而最主要就是父亲不会去请客送礼，满足某些组织部门人员不合理要求。因而他们也就顺水推舟专门给父亲执行政策，来了个名正言顺公事公办嘛。

为此事父亲也给我说过其中前因后果：那还在五十年代中期，父亲调到了版纳南峤工委工作后，每当到省地领导机关开会或学习时，那些组织部门个别干部经常会和父亲说，西双版纳水果真好吃。言下之意是让父亲给他们送些水果。而父亲只当做听不懂，不理会他们要求。而当时南峤工委第一书记则是每次到省地里开会时，总会给领导们送些水果，关系处得很好，为此人家也是受益良多。如其在省干部疗养院休养一年多，工资待遇什么也没有耽误和受影响。后来又调整了工资提拔到西双版纳州委去工作了。而父亲因病重住院治疗也仅仅才七八个月，就被地区组织部门按上级有关文件通知精神给扣减了工资。也由此可以看到父亲这个人从骨子里的性格就是如此耿直和如此坦诚，而不会去搞什么以权谋私，或以权谋利的邪门歪道。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绝对忠诚老实，认真负责，踏踏实实，尽心尽责为了党的事业，为边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而从来不会去计较个人得失的，因此只能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罢了。

1969年2月，父亲也和勐海所有党政机关干部们一起被送到了“五七干校”，去接受学习教育和劳动改造。由于父亲根红苗正，历史清白，既没有政治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更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因此在“五七干校”呆了八九个月，就作为了第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给安排工作了，当时把父亲分配到了勐阿公社革委会去工作。所以说父亲也是较早就离开了“五七干校"，又返回到了基层人民公社第一线，继续去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的老同志之一。

父亲在勐阿公社大概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后来由于勐邦水库工程没有完工，而当时专门为修水库组建起来的水利建设兵团，主要安置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但凡是管过知青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西双版纳的知青不仅人数多，范围广，分别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多个大城市，而各个城市群知青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又有争斗，更是经常性的打架斗殴，还常发生流血事件，情况异常复杂，人员非常混乱，管理相当困难，成为了水库领导管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父亲对勐邦水库情况比较了解和熟悉，又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而且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因此，县革委又把父亲调到了勐遮人民公社，其工作重点就是到勐邦水库去加强水库的管理和领导力量，所以说父亲则是第三次又回到了勐邦水库来工作了。

我的父亲是个正人君子，一身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基础好，老百姓也欢迎和拥护他。然而最主要的一点父亲这个人没有私心，他不会有意或无意间去贪占国家、集体和个人任何一方的便宜，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因此大家不仅是敬佩和信任他，而且还拥护和服从他。虽说是父亲有病在身，但这次重新回到勐邦水库后，照样是舍身忘我的工作，废寝忘食的忙碌，终于他再一次病到在了工地上，又被大家把他送进了县医院住院治疗。而在接近年关时，水库管委会打捞了一批水库放养的草鱼和鲤鱼，来作为过年期间改善大家伙食的年货。当时水库的工作人员也往我们家送了一条鱼，因父亲当时还在住院不知详情，而我们孩子们一看过年有鱼吃，非常高兴，就把鱼收下了。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在月底开工资时，就向水库会计按照市场零售价格一分钱也不少的交付了鱼款。

记得父亲曾经很认真和自豪地对我说过:我这个人始终牢记着两条，一不贪污，二不腐化，所以一辈子没有沾过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任何便宜；上对得起党和组织，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而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不用担惊受怕，不会心虚胆颤，不必内疚自负，因而能够光明磊落，心地敞亮，问心无愧。父亲正是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为儿女们树立起言传身教的榜样！并且永远值得儿女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而他也用自己的所做所为，真正教会了我们子女们如何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正直人。

转眼间又到了1971年2月底，由于奶奶在老家棺木还未入土为安，而父亲因为工作和身体多种原因实在是抽不开身，不能亲身前往老家去为奶奶出殡，因此只好由母亲带着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弟弟，回到河北老家去处理奶奶后事。

父亲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只要是干起工作来，全然不会把自己当成病人。而实际上父亲已经被肺结核和肝硬化两大病魔严重缠身，造成了父亲身体在时好时坏中循环反复的状况，当时又在文革期间其病情也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所以他身体素质状况仍旧不容乐观，病情又多反复发作，而且多次咳血或吐血，还有着一直在逐渐加重的趋势。

记得那是在1972年夏季一个下午，我从高中放学回到家中，看到此时父亲躺在了床上，正发着高烧，浑身在颤抖，嘴上还在说着胡话，而站在一旁妹妹也哭着呼喊着父亲。见此状况，我知道父亲病情危重了，便到县委食堂借了个胶轮排子车，和妹妹一起把父亲弄到小车上，然后一路小跑从家中就把他推到了县医院。经急诊医生检查，父亲当时病情很严重，近40*度的高烧不退，血压也很低，高压只有70/，低压才38/.而且整个人也昏迷不醒，随时都有着生命危险。急诊医生让我和随后赶到医院的母亲都在其“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幸亏当时参与抢救父亲主治医生是从北京来的医疗队大夫。他们医疗技术水平很高，救治经验也丰富，责任心更强。我们家人就央求着医生们想想办法，尽力救救我们的父亲。只因父亲当时病情的确很严重，医生们表态都是竭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会竭尽全力抢救，但谁又都不敢打包票。后来还是县医院院长李灿东叔叔安慰我说:“就看你父亲各项身体机能能否挺过今天晚上了。如果过不了，就有着极大生命危险，你们家里人要有个思想准备。”幸好老天爷念叨着父亲的人品正直，心地善良，忠诚实在，不愿意让他早早地走了。而父亲也正是凭着自身顽强生命力的运气和福气，硬是自己从死亡线上又挣扎着活转过来了。老天爷真是给我们全家人开了个悲喜交加的莫大玩笑，这也差点就让我们全家人神经底线彻底崩溃了，而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与折磨，全家人一直在默念祈祷企求父亲平安的意念终于实现，直接又是从悲伤之极又转乐为安，也更为父亲顽强生命力意志而感到了无比之欣慰！

由于父亲有了这次十分严重又非常凶险病危经历，身体素质已经承担不起边疆繁重工作要求，为了不耽误工作，不占用工作岗位，从而也让他产生了想退休返乡的念头。而待其身体有了一些好转后，父亲便给勐海县革委会写了要求提前退休返回原籍的报告。而当时按照中央关于干部退休安置政策，类似父亲县处级的退休干部可以选择在工作居住地，退休干部本人原籍，以及配偶的籍贯地三个地方之一去居住。而父亲则选择了回他的原籍河北省沙河县居住。而按照干部分级管理权限，父亲他是属于省管干部，就是说要经过省里批准，才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于是又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父亲退休申请终于被省里批准了，在经过了和原籍地政府联系协调安置，我们于1974年10月29日大清早，由勐海县革委会安排地区运输公司一辆解放牌大货车拉上了全部家当，并安排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韩金生叔叔全程送行。

我们全家人于当天中午时分到达了景洪，在西双版纳州招待所，由州委组织部门领导同志给我们全家人安排了一顿千里送行的告别便餐。

当时从勐海县到昆明公路里程，大约为八百公里左右，因此在路上行走需要四天。由于路途中山高路陡，弯急坡险，低等级泥石公路崎岖不平，非常颠簸，父亲又因身体欠佳，经不起长途跋涉，及一路颠簸。故此组织上又安排让父母亲从思茅乘座民航班机飞往昆明。我们子妹四个和全程送行的韩金生叔叔则是随货车而行，于是我们在路上又走了三天半，才到昆明和先期到达的父母亲会合了。紧接着又在昆明南站货运场办理完了家具的火车托运手续后，才坐上由昆明开往北京的K62次火车，又经过了四天五夜的火车行程，终于1974年11月7日的晚上，风尘仆仆地到达了河北省沙河县褡裢镇火车站，虽然是经过近十余天千里跋涉，总算一路平安顺利回到父亲原籍老家沙河了。由于当天是农历的九月二十四，也是县城边上赵泗水村一年之中最大的庙会，四周八邻来了许多赶庙会的人，县招待所和旅店及客栈全都住满了人，没有一张空床位。而我们下火车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此时天空中不仅下着小雨，还飘着纷飞的雪花，北风劲吹，空气寒冷。因为找不到住宿之地，招待所接待人员让我们到工农兵浴室去看看，还好这儿还有几个大通铺位，我们只好在此凑合着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住进了县招待所，从此以后我们全家又从南方人变成了地道的北方人，在我们原籍老家重新扎根生活了。

我父亲待人和蔼可亲，处事讲理得体，而且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已，经常为别人着想，替他人分忧解愁，所以不仅和群众关系相当好，而且他和同仁及同事关系也相处得不错，和基层乡寨同志们关系更是非常融洽。当父亲退休回乡的申请被上级批准，我们家又确定了具体行走时间后，父亲不少的老同志、老战友、老乡亲纷纷和他告别。特别是原勐海县委副书记，也是他的老同事蔡培礼叔叔和爱人石松阿姨，也特意把父母亲请到他们家里，用家宴形式送别父亲。而蔡副书记老家则是江苏苏北的，他和父亲既不是战友，也不是老乡关系，纯粹就是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关系，足以可见其关系纯正与真诚。

而父母亲在先期到达昆明后，首先见到了原勐海县委副书记范富锦叔叔，范叔叔原籍是山西的，退休回到了昆明。他见到了我父母亲后，便请他们一起去圆通山公园茶馆去喝茶。紧接着又与原来担任过勐海县委副书记高美琼阿姨联系上了，此时高阿姨已担任云南省妇联副主任，其爱人原勐海县委监委书记曹福山叔叔，此时任云南民族师范学院副书记，她们夫妻俩在知道我父母亲已到达了昆明后，便专门派车把我父母亲和范叔叔一起请到了她们家里，也是用家宴形式为我的父母亲送行。由此可见，父亲同事之间的为人处事，真的是相处很好。也才有了当你完全退休无职无权后，会有人去给你送行暖心热情的举动。而正是通过这些事例，从而说明了父亲人品的端正，人缘的热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纯洁真诚，人与人彼此心灵的相通相融。

写到这儿时，父亲曾经常告诫过我的一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回响起:“一个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不要老想着让自己去沾光，老想着让自身能得便宜，老想着如何去投机取巧，倘若你是个如此贪婪之人，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对你敬而远之，避而离之，见而躲之；而只有不怕自身吃亏，不惜自已出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能想着他人，想着大家，想着群众，这样一来同志们就会与你和睦相处，大家自然也会尊重敬仰你，群众更会从内心拥戴爱护你。”而从大家自觉自愿自发送别父亲这一系列暖心温情感人举动中，窥一斑可见全豹，也就能知道父亲在群众中威信又是何以了得，在群众里的基础更是如何之好了。

1974年11月7日我们回到原籍老家后，能安置全家人居住的房子还没有着落，只好暂时租住在褡裢村民房里。就在父亲等待着老家县民政部门如何给予适当安置时。恰巧1975年度大规模征兵工作全面开始了。我便到县武装部报名应征，在经过了政审和身体状况检查后，我都符合各项征兵条件要求，于是很快我就被县武装部批准入伍了。接着在1975年1月3日，我们几百名一起入伍新兵们坐上了由邯郸开往内蒙古运送新兵的火车。

而就在我当兵入伍后，家里在县城盖房宅基地被民政部门批准了。而父亲在此时身体又是处于最差状态，按理说我是家中长子，正是该我为家中起房盖屋出点力时候，无奈此时我却离家当兵到部队去了。而家中采购建筑材料重任便由妹妹承担了起来。而此时妹妹还在上高中，才年仅16岁。由于当时父亲肺病比较严重，还经常咳血吐血，根本不能过度劳累。而妹妹虽然是一个小女孩，也只能当成家中主力使用了，便由她东奔西跑着把家中建房建材都采购回来了。半年后，又在亲戚和刘氏乡亲们帮助下，把家里房子盖了起来。虽然历经许多的辛苦，我父母亲总算是真真正正在原籍老家安下了自己简单又温馨的家，完完全全扎下了返乡回家的根。

父亲正是因身体有病，在他54岁未到退休年龄时，便提前返乡成为了退休干部。而到了1982年原籍老家县委老干部局又按照中央有关政策，把父亲原来退休安置改为了县处级离休待遇。而在此未改政策之前，也有着和父亲类似情况勐海县老干部，退休到外地后，又有人重新返回到勐海县去要求落实了有关干部政策，我当时问过父亲是否也要回去落实相关离休干部政策。父亲则是不同意返回勐海县去给他们工作添麻烦。父亲对我说道:“我很知足了，只要够我的一般生活费用就行了，没有多与少之区别，不要去人为地给别人增加工作上的困难。”所以，在他们那一批退休干部中，可能只有父亲一人从未返回过原工作地去要求落实政策。而关于这个情况，也是到了1995年10月份，我去到景洪，碰到了父亲的老战友，原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长刘文明叔叔时，从他那儿我才知晓了这个情况。

由于父亲长期在边疆工作，袓国大好河山，壮丽风光，锦绣美景，父亲都鲜有走到，少有看过，甚至是连北京，父亲也没有去过。好在1985年沙河县老干部局组织离休老干部外出旅游。刚开始父亲还不愿意出去游览观光，他的一个指导思想怕多花钱，后来在孩子们鼓励下，父亲才勉强参加了河北本省游，先后去了北京、承德、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大约是十天时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享受到公费待遇的旅游。

时间又到了2000年5月，当时我已经在苏州太湖边胥口买了套房，当家中装修完毕后，我便带着父母亲一起去苏州住了八、九天，先后游览苏州古城里的拙政园，留园、虎丘等著名景点，父亲在游览苏州古城里的最高建筑北寺塔时，甚至兴致勃勃地登到了第七层瞭望台，而母亲只到了第三层就走不动了。所以有外地游客询问父亲高寿几何了？父亲自豪地答道，我今年整八十周岁了！这几位游客纷纷举起了大拇指赞道:“老爷子，真是好样的！”我们还去了太湖东山的雕花楼和紫金庵等景点，休息了两天我们又到了上海，登顶了东方明珠塔，并坐上游轮观光了黄埔江及外滩的风光。总算能让父母亲也看到了苏州江南水乡和上海天堂魔都的美丽风景，也算是尽了我作为儿子的一份孝心！

我的父亲当初离开家乡，告别母亲和新婚妻子，参军入伍时是个刚满了26岁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青年小伙；而再等到他重新返回原籍，来到老家时，却已是个年过五旬浑身都有着病，且已弱不禁风的暮年衰老病人呀！父亲就这样把自已人生年华中最为光彩夺目，最能闪光灿烂二十八年的黄金岁月，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献给了解放云南边疆，保卫西南边陲，建设祖国边境的伟大事业！而自已则因年迈多病，在其人生历程最为辉煌耀眼的黄金年代，最能有作为的政治舞台上只能暗然提前退场；又在自已剩余人生时光最后归宿中只能如此平淡平常平凡平庸地度过自已晚年生活。

这一切对于父亲来说，不仅是个严酷的生活现实，这更是个严肃的生命现状。于是我问父亲:“对于今天结局你后悔过吗？”父亲回答道:“我绝不后悔，我已很满足了！因为许多和我一道入伍的同乡战友，有不少人已经血染疆场，尸埋他乡了，再也回不到故乡了！而我能活着回到了老家，活着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活着展望着国家的变化，活着憧憬着民族的未来，我已经赚到了！当然，我更希望着能更长久地看到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家乡人民的美好生活越来越幸福！”从这番言语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父亲美丽心灵精彩放大，这也是父亲美好心境精致再现，这更是父亲内心最深情襟怀坦露和最真挚倾情表白！

我的父亲还是个最爱学习的人。由于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供给他上学，可以说在三十岁以前，他还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靠着零敲碎打地自学了一些字词，后来还是组织上为培养提高他的文化水平，让他系统正规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了一年。他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学习起来非常刻苦努力，况且其天资聪明，记忆力颇好，理解反应能力很强，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为父亲爱学习，所以他就特别尊重知识人材，尊敬知识分子。工作闲睱之余时，他除了看报，看文件外，就喜欢看书，精心研读马列原著，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在家里父亲还有着一书架的书，除了马列经典和政治理论书籍外，还有一些哲学书籍，如艾思奇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哲学读本，以及《联共(布)党史简编》、《中国共产党党史》，还有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除此之外，甚至还有《高玉宝》、《红岩》、《欧阳海之歌》等文学作品。总而言之，在他空闲业余时间，父亲总爱手不释卷地读书看报。尤其是他因病在家休养的这些年中，他不仅看了许多马恩的理论经典著作，还有《列宁选集》，他还抄录了许多精典文摘，尤其喜欢将学习经典与独立思考结合起来，特别善于把自已领会到的原著实质精神，用于指导在实际工作遇到的具体问题，善于学以致用，所以收获颇丰。由于通过自已深深地思考领悟后，他还写下了不少读后感类的读书笔记。由于从小就深受父亲这种爱学习，爱读书身传言教的贴身影响，我们子妹四个也是养成了从小爱看书，爱买书，爱写作的好习惯。可以这样说，爱读书、爱学习、爱写作也是父亲给我们儿孙们留下的优秀品质，能让我们接续传承的优良家风，直到现在我和小弟以及我的两个女儿也喜欢深有感悟地写些小文章，这也是深受父亲潜默移化的影响，在此我也特别希望刘家小辈们能继续把这些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下去，而且还要做的更好。

我的父亲还是个品行端正，意志坚强，说到做到，毅力持久的谦谦君子。他常说：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因此他在工作岗位时从来不去吃请任何人的酒宴，也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请客酬谢或酒席。后来退休回原籍后，孩子们请他到饭店吃饭，他也就是简单的吃饭，一口酒也不会喝的。因为父亲有不喝酒的好习惯，他更清楚喝醉了酒会误事，而且对身体也不好，再加上他后来患了肝炎病，医生也不让他喝酒，所以在他这一辈子中几乎没有怎么喝过酒。

而对于抽烟，过去因为工作紧张，为了能提神，父亲原来烟瘾很大，有时一天能抽两盒烟，但都是非常便宜的烟。而勐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都喜欢抽竹筒水烟，父亲有时在下乡来到寨子中，常常会碰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抽水烟，往往他们见到父亲时，就会让他也来抽上两口。因为这也是拉近和群众关系一种联系方式，能较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因为在当地流传着“只有同抽一筒烟，同吃一锅饭，才能同是一家人”的说法。你若能抽他的竹筒水烟证明你看得起他，能把他当成兄弟，当成亲人，他也会乐意来亲近你，来接触你，因而便于你开展各项工作。但是，这种同抽一筒烟的作法，也有其不讲卫生的一面，尽管你用他竹筒抽烟时，会将原来竹筒里水换成干净的新水，竹筒口也会清洗一下，毕竟只是治表不治本，并没有很好消毒的，也是很不干净的，按现代防疫学观点来看是不宜提倡的。但是父亲却会在无意识，不刻意之间接过老乡替给他的烟筒，抽起了他们竹筒水烟，这也是后来让他患上了黄疸型急性肝炎病有着直接和重要关系。不过自从他患病以后，医生建议他把烟戒掉，刚开始他还有些反复，戒了一段时间后，忍不住又会重新抽上。但是到了后来，当他真正下定了决心后，他就真的将已经抽了近二十年烟完全戒掉了，而且一次也不再抽了，可见其毅力的坚韌和意志的坚强。当然更重要是在帮助他体质得以逐渐恢复中，戒烟肯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父亲还是个爱劳动，爱干净，爱公益，爱做好事，讲卫生，闲不住的勤快老人。早些年间父亲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经常爱干一些诸如:打扫巷道清洁卫生的公益好事。我们家的附近原来有一铸造工厂经常性排放高炉降温用的废水，由于有时候水流太大，又流得太急，大水常常会漫过路沟渗流到路面上，这时候父亲就会用铁锨把漏水缺口地方补好，不让它继续跑水浸淹路面，以方便大家更好的行走。

特别是到了寒冬腊月之时，有时候下了一夜的大雪，白茫茫一片，这时候大人们上班，小孩子上学，只能在雪道上深一脚，浅一步的行进着，非常不好走。而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便会早早起床，拿上扫雪和铲雪的工具，打开街门后，就为街坊邻居和路上行人，清雪铲雪打扫出一条宽敞通畅的小路来，而且常常是清扫到大街，有时候能干一两个小时，家里面做好了早餐，还要去把父亲请回来才能吃饭。因此，父亲常常受到了大家的称赞。而我的二女儿在参加苏州市中学生写作大赛时，就把她爷爷热心为大家所做的这些暖心举动，当做素材写进了参赛作文里，因此还得到了评委们的好评，获得了竞赛三等奖的奖励。

我的父亲正直清白，光明磊落，他对领导们不会谄媚奉承，不会溜须拍马，不会左右逢源；而只是坚决服从党的组织，真诚尊重上级领导，认真执行组织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他从来不会拉邦结派，不搞小团体，不结乡党同盟。当然如此而已，父亲只能是孤芳独赏自怜悯，一人自唱独角戏，凡事牵涉到他自已个人利益时，自然也就没有人能替他说话讲情了。比如说通过父亲因病就成了编外人员一事，就己知道了他的仕途的前景己经不妙了。

记得父亲给我讲过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那还是在1963年春天，有一天思茅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给父亲打电话说，由于当时景洪小勐养农场总场的场长兼党委书记XXⅩ犯了作风错误，被地委常委会给撤职了。因此地委领导有意思想让父亲去接任场长兼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场长兼书记却是个正县级职务，而父亲当时只是副县级领导，让父亲去小勐养任职，实际上还是提拔了他，不过那儿的生活条件不如勐海，而当时最主要是我的母亲不愿离开勐海，如果去了那儿，妻儿生活可能要受影响。因为父亲知道母亲这些年来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他欠母亲付出的代价很多，因此也想给母亲一个安定一些生活环境。于是父亲问道:“能不能家不搬走？”然而得到的回答是“必须搬家。”紧接着父亲又问道:“是不是组织上己经决定了的事？”得到的回答是“地委领导还没有开会作最后决定，只是领导们有这个意思，让先征求本人的意见，如果本人同意了，领导再最后开会决定。”一听说组织还没有最后决定，于是父亲又说道:“请向组织上反映，本人考虑到家庭的实际问题，不去为好。”由于父亲谢绝了领导们的这次工作调动安排，也引起了领导们的不痛快，所以也才有了后来父亲因病被迫离职休养情况的发生。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新调来的勐海县委书记龚一匡上任了。又过了一年时间，父亲因前后两次得病，且还在住院治疗期间，县委就先行将父亲的职务给免除了，给出的理由是便于安心治病。再后来又根据上级文件，就把父亲弄成为了编外休养人员。而此时父亲才四十多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所以父亲就对当时的县委书记龚一匡很有意见。

时间到了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起来，这期间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受到了冲击和被打倒。又到了1969年春，所有干部又都被赶到了“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因为父亲与龚一匡同属县委机关，被编成一个连队里的同班组，彼此相互间在一起的机会多了，他们俩原来比较紧张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随着龚一匡对父亲人品耳闻目睹的实际了解以及认识的加深。在一次趁他们俩人上山替干校砍柴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龚一匡才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父亲讲清楚了。因为龚一匡还未到勐海任职前，在思茅地委机关任常委会秘书，领导们研究事情他都清楚，而且把父亲列为编外人员的事情，也不是他龚一匡个人决定的，有地委的书面通知，勐海县委只是执行者，不是决定者。而当龚一匡将这件事情原委向父亲讲清楚后，他们两人的思想隔阂自然而然就解除，彼此之间关系也就改善了。再后来因父亲的群众基础好，就成了第一批被解放的干部，被安排到了基层去工作，便离开了干校。而龚一匡因是当时勐海最大的走资派，一直到了最后一批才获得解放。但又因为龚书记年轻有文化，有能力，又是知识分子，没多久在粉碎“四人帮″后，就被省委提拔为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再后来到了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当了副主任，成为了副省级的干部。而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父亲是个不记仇，不记前嫌，宽怀大度，心胸敞亮的人。

照片中我的父亲抱着这个婴儿是他的大孙女，也是他61岁时首次见到第三代的小辈。而在2005的7月底，我的大女儿，也就是父亲的大孙女刘柳到山西太原参加完报研考试后，特意拐弯回到了老家专程来看望她的爷爷奶奶。这时候我的父亲精神状态还挺好，还同他的大孙女说了好多话，勉励她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这也是父亲和他大孙女最后一次见面。所以说这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对于他的大孙女来说，当然也就有着非同寻常又具特殊纪念意义了。

到了八月下旬，父亲的身体有了不好的兆头，刚开始是患了感冒，吃药和打针都不见好转。两个弟弟无奈只好把父亲送进了市医院的内一科治疗。在得知了父亲因病住院的消息，我和妹妹也分别从苏州和保定返回到老家，去医院轮换照顾着患病中的父亲。而妹妹也把她的女儿，也就是父亲的大外孙女吕斐带回来一起来照料她的姥爷。

父亲这次患病，由于其身体素质实在太差，免疫力又极其低下，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在时好时坏中恶性循环，这期间还分别在沙河和邢台两地里三次住院，可是总也不见有好转，医生们也没有医治的良方，

只能告诉我们，老人的身体及病情只能接回家去静心慢养和耐心治疗吧。最后父亲被接回到大弟弟家里调养着。但这时候父亲的身体却是越来越差了，到了后来几个月里，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最终父亲于2006年3月1日不幸去世了。终年86岁。由于父亲自参加革命后的十几年间，始终奋战在斗争前线，工作在遥远的云南边疆，离独自生活在老家里的奶奶隔着千山万水，因而在奶奶最后病重离世之时，父亲也未能在她老人家的跟前尽孝。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所以父亲也一直对奶奶怀着深深地内疚和歉意！这也是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老家的原因，他想生前欠着奶奶的养育之恩，在他死之后则一定要在奶奶的身边来赎罪还债呀！……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十五年了。父亲去世时，我插在他坟头上的柳枝，吮吸着父亲最后留在人间的生命元素，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而母亲也因放心不下孤独寂寞的父亲，在他去世十年后也追随其而去了。这两位至亲至爱一生的伉俪，相依为命一世的伴侣，情深意长一辈的爱人骨灰最终合葬在了一起。从此以后父母亲两人又在天堂里聚合相会，相邻相伴，并且永永远远也不会再分离和孤单寂寞了！

岁月流转，时空返回，又到了2020年9月17日，这就是父亲一百周年的诞辰啊！为了追思父亲，倾诉思念之情，我把兄妹四人各自在手头上保管着父亲的照片汇总了起来，做成了这个寄情抒臆的纪念美篇，再补写上追思怀念父亲的文字，也算是给刘家后人们留下些或能够祭祖思根，或能以追忆思亲的文字照片和史料，也让未来子子孙孙的后代们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一个革命了一辈子，为边疆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一位老革命，老人家，老老爷爷……！

无论是在父亲百年诞辰到来之际，还是在父亲已经离世十五年之时，作为儿女的我们也应该对父亲来作一个客观公正“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纵观父亲的一生，他能从一个上无片瓦之屋，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一无所有贫雇农的儿子，被党组织培养成长为一名无私无畏，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共产党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烈火中，锻炼成为了一个屡立战功，热血报国的革命战士；在建设美丽富饶新边疆的伟大征程里，肩负使命带领着勐海县各族人民改天换地变新颜的领导干部。父亲真可谓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了能让边疆各族人民过上幸福快乐的小康生活，不仅是献出了自已的全部青春年华，更是付出了自已的所有身体健康。因而他在其工作和生活过的勐遮和勐海地区老一辈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就是一位名副其实不忘初心的好党员，也是一位表里如一不忘群众的好干部，更是一位身先士卒不忘使命的建设者。所以说，父亲曾经为边疆各族人民所做过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肯定会在边疆的史志典册里留下那浓墨重彩的记载；而父亲曾经为边疆地区建设所作岀的规划，所付出的汗水，绝对会为边疆恢宏壮丽的建筑上奠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

作为您的儿女，我们为有您这样的好父亲感到那无限的骄傲；作为您的后人，我们为有您这般的好父辈感受着无比的自豪！您的立党为公，您的为民情怀，您的人生价值，您的奋斗哲理，您的思想情操，您的道德品质，您的为人处事，您的以身做则，您的艰苦朴素，您的勤俭节约，您所留给我们的一切精神财富，……就是您留予我们的无价之宝，更是您留给后人的做人准则！每每到那清明中元缅怀思亲之日，我们则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您！每每在您的生辰忌日来临之际，我们更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您！您在儿女们的心中就是一座威武高大的丰碑！您在刘家后代们眼里更是一座巍峨矗立的雄峰！……作为您的儿女，今生今世我们没有做够，我们还期望着能在下辈子里，您还是我们赖以无比亲爱，引以无限敬爱的父亲！我们更期盼着您就是我们千秋万代以后恒久永远、亘古不变、至亲至爱的父亲！……

又一个崭新的百年从今伊始了，作为子女的我们，抬头仰望的是父亲在彼此心里的伟岸形象；而低头又祈福着父母亲能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我们在永久地期盼中清晰追寻着父亲的身影；我们在永远地希冀里清楚追循着父母的足跡，昂首阔步继续迈向去迎接下一个百年到来时的岁月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