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梁祝》— 陈慧尔

谭国璋

（转自“缅怀黄贻钧先生纪念集”中陈慧尔的文章）

　　

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父亲陈宗晖是小提琴家。上世纪50年代中他曾在北京担任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我受到家庭的音乐熏陶，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自幼随他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后来父亲带我去他的老师家，即上海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首席普杜什卡（奥地利籍）处学习小提琴。上世纪50年代初，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再随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富华（意大利籍）学习小提琴。此后赵志华老师从美国返回上海，进上海交响乐团工作，同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兼课，我在学院又随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小提琴家学习。

1957年在上海交响乐团黄贻钧先生的支持下，学院得以请得该团与我们几个应届毕业的学生合作举办两场音乐会，而且黄团长请陈传熙先生担任指挥。黄团长对我们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是非常爱护和扶持的。记得我们的毕业演出被列入了上交1957年第12次音乐会序列，当年6月29、30日在美琪大戏院举行。我拉了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那时比我年幼的学小提琴的学妹马崇玉还向我献了花。

黄团长亲临音乐会，听了我们几个同学的演出，随后我和李耀伦等6位同学就被吸收进上交。由于此年开展所谓的整风反右政治运动的缘故，我们是年底的12月1日报到进团开始工作的。

我进上交，才真正能零距离地接触黄团长。以前只是在学校里听说过他，也曾在音乐厅听过他指挥的音乐会，对他怀有敬意。现在面对地看着他，感到刚过不惑之年的他，显得这样成熟睿智，显得这样平易近人，显得这样儒雅潇洒。他对团里的演奏员一视同仁，对同辈的颇为尊重，对年轻的倍加爱护。我进团后，深感似乎又进入一所大学，在团里接触了很多世界经典交响乐作品，积累了乐队演奏的技能。这是音乐学院学不到的，还能向团里前辈学到不少音乐知识。

1960年夏天，上交全体到崇明劳动锻炼，团里发给每个小提琴演奏员一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独奏谱，让大家边劳动边练习。回到上海后，团里组织了《梁祝》演奏回报会，我也拉了。此年国庆节我初次登台担任《梁祝》的独奏。次年4月黄团长安排我任副首席，我得以坐在第一挡的首席柳和埙先生旁边。自此多年来，我向柳和埙先生学习到很多，不论是演奏技巧，还是音乐修养，都使我终身受益。8月里上交每晚在西藏路的大世界屋顶花园演出。有一天黄团长对我说8月17日要招待外宾，让我拉《梁祝》。我有点害怕，因为从未在这样大的场面，在这样重要的国宾面前上台拉独奏，所以顾虑重重。黄团长微笑地鼓励我说：“没关系的，你能拉好！”

在黄团长的一再鼓励下，我与黄团长指挥的本团投入了认真而紧张的排练。排练时他指挥尽量“跟”着我的演奏，在把握全曲的内涵和风格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我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我能满怀信心地走上舞台。

8月17日晚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陪同加纳的恩克鲁玛总统前来观赏一场综合性的演出，黄团长指挥。我在黄团长富有魅力的手势和眼神的启发下，顺利地拉完了《梁祝》。1959年自俞丽拿首演《梁祝》后，《梁祝》便引起广泛的关注，获得了高度评价。当时此作在舞台上亮相还不多，周总理恐怕也是从我的独奏第一次听到这首名曲，所以他上台接见主要演员时，带着高兴和慈祥的笑容和我握手，并亲切地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浙江人。”总理又问我：“你几岁开始学琴？”我因激动和紧张，竟然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黄团长在一旁急忙催我说：“慧尔，回答总理呀！”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总理没有再为难我，勉励我说：“多努力吧！”又和我握了一次手，走过去与其他演员握手谈话。事后黄团长告诉我和团里同事，说总理和国宾对演出很满意，总理对我很关注。黄团长在1991年7月31日写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东方红>的总导演》中说，周恩来总理聆赏了《梁祝》后称赞道：“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污浊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

紧接着于8月20日在上海艺术剧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陪同巴西古拉特副总统观看我团音乐会，仍由黄团长指挥。上半场我穿白色长裙拉了《梁祝》，下半场换了黑色演出服拉《长征》交响曲。全场演出结束，黄团长随市领导陪同陈老总和外宾接见演员，陈老总还记得我是拉《梁祝》的，用四川话对我说：“拉得好！”

同年10月11日在锦江小礼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陪同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欣赏音乐会，黄团长又安排我演奏。皇太后是优秀的小提琴家，曾在著名的伊萨依弦乐四重奏中拉二提。她非常有兴趣地要我把手中的琴拿给她看，问我是哪个国家的琴？我说是奥地利维也纳的。她拿起琴弓拉了几个乐句，表现得非常内行。这琴是我父亲给我的。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办，上交也赴京参演。当时我父亲在北京工作，见到故乡来的乐团，他很是亲切，我拉大提琴的大妹亦与父亲同在一个团工作，但家母和家里多数人都在上海。父亲就对时任上交副团长和指挥陆洪恩说：“上交还要不要人？还有没有空位子？”陆洪恩把此信息告诉了黄团长，黄团长表示同意我父亲回到上交工作。他要陆洪恩对我父亲说：“现在只有中提琴的位子，你来要拉中提琴了”。我父亲说“好”。于是我们父女得以在一个团拉琴，父亲也因黄团长和陆副团长的协助，能够与分居多年的家人团聚，我们全家是很感激的。黄团长并要我父亲把自己的一把较好的小提琴给我，这就是我用于独奏《梁祝》的琴，也是給比利时皇太后看的，直至今日我还在拉的奥地利的琴。

在黄团长的鼓励下，我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拉《梁祝》独奏数十场，其中有不少是招待外宾演的，也有不少是在市内外剧场、上海大世界和大学演的。记得是1964年5月19日，我团又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陪同非洲国宾观看的综艺性演出，我再次为总理拉了《梁祝》。黄团长安排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的常任指挥曹鹏先生执棒。陪同总理和国宾观看的有陈老总、曹荻秋市长等领导，参加演出的尚有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等。总理上台接见演员时，还记得我，并拉我与曹鹏先生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边，一起与国宾和演员们合影留念。次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张照片。

我拉了数十场《梁祝》的独奏，锻炼了自己的演奏本领，获得了荣誉，这都是黄团长鼓励和培养的结果。每当想起我在上交的工作历程，我就会想起黄团长，想起他笃诚正直的为人，想起他高凤亮节的品质，想起他渊博的艺术修养，想起他排练乐队高超精湛的技艺。他鼓励我拉《梁祝》的殷切话语至今响在我的脑际。

黄团长真是一位文质彬彬、胸怀宽广、学识渊博、令我永难忘怀的音乐家。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