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忘记的母爱 —纪念仅有的十三年母子缘分

依然约书亚

郑华胜

岁月如梭，匆匆忙忙间，人生已经过了大半，曾经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儿孙缠绕。今年春节时，孙子指着节日特意摆放在客厅里的我父母照片问：“这两个人是谁?”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爸爸的爷爷奶奶。他问我：“那是我的啥呢？”我猛然醒悟，孙子五岁了，我告诉过他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了吗？仅仅过了两辈，他的太爷太奶就成了路人甲路人乙了吗？甚至我自己的儿子知道他的爷爷奶奶曾经为这个家族做出过什么吗？难道是我们过得太幸福，已然忘记了不应忘记的曾经?
往事一幕幕重现，对父亲，我尽了孝道，精心服侍了八年，没留遗憾，但对母亲，却是我一生的遗憾，是我没有机会报答的情债。因为，我们母子的情份，只有短短的十三年！
记忆里的母亲，永远是是弱不禁风、连呼吸都显困难的样子，自打我记事起，感觉她身体就不好，她身体的疾病，实际上是担惊受怕造成的。妈妈是生在了富裕的家庭，过的却是苦难的日子。由于姥爷在解放前曾经积攒下几亩土地，甚至还雇佣过几名帮工，所以后来定成分时，被划为了地主成分，在当时是地富反坏右的第一种，属于四类分子家庭，我的爷爷由于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文书官，就是部队里写文章画画的，故我爸爸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了旧军官，所以，父母的结合属于“门当户对”，可这种成分在文革期间，是要命的，姥姥家不但被收回了自家的房产，舅舅还时不时地被拉去批斗，连几个仪表堂堂的表哥，都娶不到媳妇。受家庭牵连，妈妈每次回娘家，都是提心吊胆的。记得我7、8岁时和妈妈到姥姥家，赶上村里上演不知是哪个文艺队演出的《红灯记》，表哥把我扛在肩头看戏，人群拥挤，蹭掉了我的一只鞋，我大声喊，我的鞋掉了，立马吓得表哥去捂我的嘴。
后来妈妈告诉我，咱们家是地主家庭，看革命样板戏时大喊，是会被批斗的。曾经年轻气盛的表哥不知啥事和村里的人起了争执，舅舅和表哥都被拉去批斗，连回娘家的母亲也未能幸免，批斗时，列数了姥姥家的罪状，把过去姥姥家雇人帮工时舅舅给帮工们送饭的同时送过去一大担子西瓜的事也说成是拿西瓜占胃口、省粮食。母亲年轻时烙得一手好薄饼，薄得就像现在烤鸭用的春饼，这本来是手艺，被批斗的人说成是舍不得用面。提心吊胆的日子，造成了母亲长期敏感、紧张恐惧的生活状态。平时她最疼爱两个儿子，多少有些重男轻女的倾向，好吃的，总是济着两个儿子先吃。我每天的早点，都是和姐姐们不一样的，在当时好多家庭孩子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的早点从来都是麻酱烧饼、糖三角、枣糕、糖心馒头等等。这都是妈妈偷偷放在我书包里的。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粮食有定量,妈妈做完饭,有时躲在厨房里吃锅里的嘎巴,气得我的大伯把她揪出来大吼,你是个病人,不把自己当回事,你会死的!尽管她这么顾着孩子,但最让她操心的也是这两个儿子。哥哥艺术细胞浓厚,吹拉弹唱无师自通,二胡,笛子尤为突出,但学习却是二五眼，哥哥是家里淘气、学校也淘气，我是家里出奇的淘气，学校出奇的争气！哥哥是老惹爸爸生气，我是老给妈妈惹气。举几个我淘出圈的例子，那才叫淘气发坏的极致，比如：春节时把鞭炮插在公共厕所的茅坑里，点燃后躲在墙后，等待着鞭炮爆炸后激起民粪的那一刻，恰巧那次赶上倒霉的不会说话的哑巴邻居丁大伯，刚穿的新衣服溅得都是粪便，气的哑巴大伯哇哇大叫着追到我家；还有就是把鞭炮拴在收垃圾马车的马尾巴上，爆竹声吓得马带着辕架尥蹶子，赶马车的气得甩鞭子抽我；最淘的是，在姥姥家跳到猪圈里，骑在猪身上用火柴烧猪尾巴，疼的猪腾空冲出猪圈，把我摔在猪圈的稀泥里；腊月里扫房时和四叔家的哥哥打架，一拳头砸碎了他家的一整块大玻璃窗，满手鲜血直流，狂奔医院缝了十几针，可在学校里，我绝对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就没有跌出过前三名，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喜欢我，语文课的田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带回家，给家里人读，连音乐课的老师都把我吸收到学校的文艺队演出节目，还被选为表演队成员去迎接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到访，美术老师是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发现了我的绘画天赋，让学校出资把我送到塘沽工人文化宫去学习绘画，美术班结业后，学校特意在教工食堂给我专门举办了画展。四年级时，羡慕校田径队的队员，因为他们可以穿上校田径队的运动服，体育老师鼓励我训练，半年后，我一举夺得学校60米、100米、200米三项冠军，顺利进入校田径队，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运动服，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区中小学生运动会；五年级时被全校师生一致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整个学校的长长的黑板宣传栏都是由我画报头、写美术字，记得全校2000多名学生，坐在操场上开会，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画我的宣传栏，在学校里那叫顶级的红，家里人都愿意给我去开家长会，因为光荣啊！那年我因手砸玻璃受伤，正巧地区中小学表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作为小学生中仅有的三名获奖人代表，手缠着纱布被大会工作人员抱上主席台发言、授奖，惹得坐在台下的四叔家的姐姐恨恨得说：“真是活学活用啊，真会选啊，我们家被他砸碎的大玻璃还缺着呢！”。
就是这样，妈妈一边在学校里接受别人的赞美，一方面在街道频频给被我恶作剧捉弄的邻居们赔礼道歉。尽管这样，妈妈从不真的使劲打我，一是没有力气打，二是舍不得，最重的惩罚是给爸爸递一个苕把或一个鞋底。说起来，妈妈最疼的还是在我家排第一的哥哥，哥哥17岁初中毕业那年，本来爸爸因妈妈的身体原因找当时工宣队已经初步做通了留在工矿的安排，但由于淘气懵懂的哥哥在关键时候惹了一个祸，激怒了老师和工宣队，所以分配办临时决定把哥哥改变为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兵团的知青，看似军事化的管理，实际就是一群无知少年被发配到茫茫无际的天寒地冻的大荒野，整日与坚硬的土地玩命，甚至还不如插队落户的知青，兵团是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也就是说17岁出发，21岁母子才能见面，妈妈受不了了，原本就病恹恹的身体从此变得不堪一击。记得当年的春节除夕，妈妈拖着病体呆呆地望着相框里哥哥那稚气的照片泪流满面，当时通一封信需要7天，通不了话，听不到声音见不了面，我虽然小，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她的那颗心，每天都被这个儿子撕扯着！那时，每到夜晚，我总是被妈妈沉重得几乎要窒息的哮喘病发作的呼吸声惊醒，以至于到现在我对哮喘声都留有深深的恐惧。
哥哥走后，四年中曾经回来过一次，也就是短短的十几天，那期间，母亲好像换了一个人，浑身充满了活力，面色也变得红晕起来。那是我对母亲的记忆里她最没有痛苦的时光。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妈妈总是给爸爸单独做饭，每天，我们先吃，爸爸下班回来，妈妈单做，饭菜当然比我们吃的要好，还有下酒菜，其实爸爸不怎么喝酒，每天就是一小盏，像个喂鸟的小酒盅，一两酒的量，关键是下酒菜要好，原因是爸爸当时挣得多，工资每月快一百了，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吃好，同时，那时啥都限量，凭票购买，你有钱也没票，所以，在粮食家家紧缺的年代，能吃饱已经不错了。哥哥回来的那十几天，妈妈每天变着花样给哥哥改善，哥哥和爸爸吃小灶，他俩故意给我和妹妹留一些，只是苦了妈妈和两个姐姐，以至于哥哥回来的十几天，我和妹妹也跟着长肉。
母亲去世后，对待爸爸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没有了生活条件的限制，从两个姐姐到妹妹，像传接力棒一样，逐个相传，直到姐姐和妹妹相继结婚，到我这，一直坚持，每天下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爸爸晚饭的下酒菜要准备了，一周不重样，当时，我是菜市场里最受欢迎的买主,十几元一斤的大对虾，我一买，就是一大盘子,他们知道，我舍得花钱买好的东西。直到几十年后爸爸去世。因为，我们知道，爸爸这一生很不易，母亲离去时，爸爸还年轻，为了我们，他失去了很多，我们不能让爸爸在生活上受一点点待慢!可以说，妈妈是带着一肚子的草走的，爸爸是带着一肚子的好油水走的！我现在的厨艺，就是那时伺候爸爸时打下的基础。
再说到母亲。她真的就是一苦命的人，哥哥在北大荒的那些年，妈妈的病时好时坏，爸爸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家里的家务，以至于爸爸一生都没有摸过一次厨具。沉重的家务，都落在了不满15岁的大姐身上。不得不说，与我家住对面屋的大伯和大娘，在我们最艰难的时期，像亲生父母一样照料着我们，妈妈病重时，大娘就一起做两家的饭。我的爸爸兄弟四个，住在一个大院中，从来没有红过脸，妯娌之间也一样，那叫亲兄弟，哥哥像哥哥，弟弟像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这一辈四家共20个孩子，处得就像亲兄妹一样。
在大家的帮衬下，姐姐逐渐学会了做鞋、缝被、织毛衣。为了治好妈妈的病，当时可以选择到工矿企业的姐姐，自愿选择了卫生学校，以求毕业后留在医院，方便给妈妈治病。

1974年的夏天，我小学毕业就要升入初中，一天，妈妈让我去买东西，我不愿意去，妈妈哄我说，好好听话，这个月咱家就要搬到新房子了，就会住上高楼了，你也会转学了。我当时不信，以为妈妈唬我。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即将升入的中学的运动场上和学校的体育队的教练训练田径(当时一起训练的高年级的队友后来好几人进入了专业队和八一体工大队)，表哥到操场上喊我，说搬家的车都来了，你快回家吧。我当时匆匆的和教练请了假，说好明天再回来训练，哪知，这一走，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校园，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姓安的好教练。
住了半辈子黑暗屋子的妈妈，搬到了位于塘沽中心地段上海道的新楼房，阳光灿烂的房间、整洁的环境，方便的生活购物条件，使妈妈的病一下子像治愈了一样，每天高高兴兴的，她拿着一块抹布，连楼道和阳台的水泥护栏都擦得干干净净的。那几个月，我感觉妈妈年轻了好几岁，甚至不像个病人，有时还给我们烙葱花肉饼，给同楼的邻居送自己做的食物。
为了彻底治好妈妈的病，舅舅不知啥渠道找来了河北白塘口的乡村游医，给妈妈诊断下药，按他给的药方配药，团成像榛子一样大的药丸，记得里边有麝香，浓烈的味道印象深刻，配的药很贵，花钱不少，妈妈吃了几次，难以下咽，每次吃完后都肚子疼得满地打滚，问乡医，他说是正常反应，越难受说明越管用，折腾了几个月，妈妈的病反倒更重了，腿浮肿的一按一个坑，爸爸和大伯坚决不让再吃了，但已经造成妈妈一度不能起床了。临近年底了，妈妈想哥哥，爸爸带着我到邮局，发电报给哥哥，记得电报的内容就是简单的几个字“母病重速归”，一周后，哥哥赶回来了，见到了哥哥，妈妈神奇地好起来了，又可以下地甚至做饭了，这时候，舅舅家也落实了政策，摘掉了地主的帽子，分回了以前的院落房产，几个表哥也找到了对象，头一个结婚的是已过30多岁的二表哥，定的日子是75年新年。头一个侄子结婚，做为唯一的姑姑，妈妈平时就很疼爱这几个侄子，甚至每个月拿出爸爸的90多元工资中的20元按时接济困难中的娘家，好不容易盼到第一个侄子结婚，妈妈死活也要去，我们拗不过她，也不想让她错过这难得的喜庆日子，看到她当时的身体状况，就答应了她。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婚礼前一天的早上，哥哥骑着自行车，妈妈坐在后座上，骑到塘沽火车站时，和一个对面骑车的人撞在了一起，年轻气盛的哥哥不冷静和对方动了手，结果派出所民警都到了，妈妈蹲在路旁的灯杆下，瑟瑟发抖。妈妈本来就胆小，身体刚刚见好，受到此惊吓，到了姥姥家就病倒了。由于农村是火炕，经热炕一煲，病情加重了，勉强参加完表哥的婚礼，家里人叫了救护车，当晚就送到了塘沽医院并下了病危通知。当时姐姐刚从卫校毕业，分到了塘沽医院。平时，姐姐和大舅家的表姐一起照顾妈妈，我一下课就跑去医院看望妈妈，她躺在床上，只有呼吸的力气，生命像游丝一样在空中漂浮着。那几天，全家人的心情格外的沉重，我从爸爸日渐严肃的脸上，看出妈妈病情的严重，每次一进病房，不是看到姐姐在抹眼泪就是看到表姐在哭，姐姐从妈妈住院那一天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家中主要由大伯家的刚从哈尔滨插队探亲的大二姐帮着照顾我们。和母亲同一病房住着的是塘沽区谭区长的爱人，他的女儿叫亚楠，性格像个男孩子一样，也就是不到17、8岁的年纪。她每天给她的妈妈送饭，特别是鸡蛋挂面汤，闻着格外的香。她说，里边放了日本产的味之素，所以特别的鲜，其实就是现在的味精。当时还没有普及，副食店里也没有卖的，她给了我们一点，让我们放在妈妈的饭里。妈妈入院的第五天，爸爸告诉我：“妈妈今天状况特别好，想见你了，你赶紧去一趟医院吧。”我一路小跑着赶到妈妈的病房，惊奇地看到曾经昏迷的妈妈坐着靠在病床上，伸手招呼我坐在她的旁边，同时让表姐端过来一个搪瓷缸，里边是放了味精的一小缸面汤和一个卧鸡蛋，味道那叫个香啊。表姐说：“你妈特意给你留的鸡蛋，你快吃了吧！”看着母亲慈祥的目光和微微放光的眼神，我感觉，我的多病的苦命的妈妈又活过来了。吃完妈妈给的鸡蛋，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妈妈今天感觉挺好的，你放心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啊！”哪知道这竟是母亲在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走出医院，我的心情无比的放松，一路奔跑着回家大叫：“妈妈病好了，妈妈又活过来了！”
那天，正是腊月里最冷的日子。夜里，窗外飘着大雪，姐姐留在了医院依然陪伴着妈妈。凌晨四点多钟，我们被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外是满头雪花的谭区长的女儿亚楠，她气喘吁吁地说：“郑娘刚刚去世了！”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震惊了我们，爸爸带着我们其余的孩子狂奔到医院，一过病房就听到了姐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姐姐跪在楼道里，无助地哭诉：“为了你，我读的卫校，我刚刚开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享受呢？”
由于是医院的亲属，要起带头作用，所以在我们赶到医院之前妈妈已经被推到了太平间。爸爸带着我们来到太平间，打开房门，我们看到白色的单子裹在了妈妈瘦弱的身体上，静静地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空屋子里，我们一起跪倒在妈妈的遗体旁，死去活来地哭喊，寒冷刺骨的风雪吹到我们的脸上，和着泪水流淌，那就是我们苦命的妈妈：“你才40多岁啊，你想你的大儿子，却在他回来探亲的时刻离他而去，你想到了他回到茫茫的荒野时，如何度过那没有了母亲牵挂的无尽岁月，你好不容易搬出昏暗的老房，住进宽敞的楼房，却仅有几个月的福份，你的女儿为你读的卫校，你却没有等到她为你尽力。”我当时真后悔，后悔不知道那天你是回光返照，后悔当晚没有多陪陪妈妈，让你孤零零的只有姐姐一个人独自面对你的离去。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是1975年的1月18日，漫天大雪，极度寒冷。那年，哥哥22岁，大姐19岁，二姐16岁，我13岁，妹妹10岁。
母亲出殡那天，和母亲最后告别时，邻居吴伯伯紧紧地抱着我，我拼命地哭喊、挣扎。吴伯伯忍不住在我的身后痛哭失声，我记得大姐已经哭不出来，二姐哭喊着：“我以后没有妈妈了！”
几十年过去了，妈妈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那么的清晰，虽然我们母子缘分仅有短暂的13年，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我一生中最真挚的切肤体会，世上任何的爱，抵不过来自妈妈的爱。
妈妈的过早离世，锻炼了我们兄弟姐妹顽强的生活能力，也培养了我们超过一般家庭的浓浓亲情。妈妈去世后，姐姐独立承担了全家的一切。不到20岁的大姐长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爱干净，平时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连每一个人脱下的衣服都要求摆放得整整齐齐。

当年真实的日子到底是啥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想都没想过，如今，食物来自于超市，衣服来自于淘宝，取暖有集中供热，做饭有天然气，热了有空调，学费、生活费来自于爸妈，伸手要钱要物太久，以为这一切天生如此。而在姐姐付出的年代，家务不是专指洗衣做饭，是包括了有限的钱如何计划着花，以免到了月底袋内空空；定量的粮油副食如何搭配均衡到日常的柴米油盐中；过冬的大白菜怎样储存才能支撑到春暖花开时不断蔬菜；每年的春节怎样保证每个人都能穿上新衣新鞋；冬天的棉袄棉裤棉鞋几月份就开始做好，中秋国庆还要准备好月饼，除保证每人一块外，必须保证给远在北大荒的哥哥寄上几块；下个月的煤、劈柴够不够烧，今天的煤炉生没生火，否则别说做饭，就是冬天的后半夜，全家人就会被寒冷的空气冻醒；炎炎的夏日，要备好蚊帐蒲扇，给酣鼾入睡的弟妹驱蚊除热。
妈妈去世的第二年，1976年大地震，大姐从楼上跑下来时，被破碎的玻璃杯割伤了脚，二姐蹬着车子把她送到医院。但是医院里拥满了来自周边的伤员，大姐所在的急诊室忙得不可开交。看到姐姐到来，领导以为是自觉到岗位履职，二话没说就让姐姐投入了抢救伤者的行列。大姐拖着伤脚，自那天起一直在医院奋战了1个多月才回家，这期间，爸爸在单位忙，哥哥还在东北，十几岁的二姐又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搭抗震棚，抢蔬菜，给一家人做饭，是我和二姐的责任。震后，副食店蔬菜供应紧张，买菜时人挤人，由于我人小，个子矮，抢不过大人，所以我想了办法，把爸爸刷油漆时穿的脏衣服套在身上，冲入大人占优的人群，立时，全体人闪开，我得以顺利挤到前边买到了蔬菜，只是后背落满了别人的拳头。
曾经的岁月，练就了我们自强、自律、严谨的生活习惯，大姐像妈妈一样，为我们操碎了心，把爸爸照顾得很好，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曾经困难的时候，一周手中仅有两元钱，正赶上请人给要结婚的哥哥打家具。用这两元钱，大姐和二姐合计着过了一周，期间还请打家具的爸爸的同事吃了一顿羊肉饺子。在外人看来，我们丝毫不像没有妈妈的孩子，穿的板板正正，干干净净，可大姐受了很多的苦。哥哥结婚时，大姐省着钱，让爸爸找人从上海托人船运了家具；我结婚时，姐姐买了塘沽家具十四厂第一批组合家具，从天津国际商场买了时兴的转角沙发、真正的席梦思床、墙上粘的壁纸，地上铺的地板革，顶上安的吊灯。在87年，这是最时兴、最高档的装饰，因此，我成为同龄人羡慕的对象。她不想让天堂的妈妈失望，她就是想让妈妈看到，你最疼的两个儿子被她照顾的很好。而姐姐本人结婚时，仅花了40元买了一对电镀椅子，陪送了一对自家打的箱子。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当着姐姐的面，喊她一声妈妈。在我的心里，她其实就是妈妈母爱的延续。在她的影响下，二姐接过了大姐的接力棒，结婚后为照顾我们，和二姐夫住在我家里，为我们洗衣、做饭。二姐生孩子的那天，还在拖着大肚子为全家洗一盆的衣服。
即使现在，我们兄弟姐妹还像那时候一样，彼此照顾。前几年，妹妹就遇到难事，看她六神无主的样子，我们告诉她：“有哥哥姐姐在，永不会让你过得比别人差。”这就是妈妈的爱在延伸放大的结果。
都说往事如烟，但如烟的岁月里，我们至少要在续写的家谱中保留住父母的位置。在人生的旅途中，保留住父母的味道。
但愿有来生，我们还愿做妈妈的好孩子，续写母子的情缘，只不过，来生里，绝不会再让妈妈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