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旳五十年代生活

yinglulu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都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

再到后来，大家用上了洗衣机，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地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便转成了城市户口，享受同北京人一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结婚容易，离婚困难 50年代的婚姻，打上了很强烈的革命色彩。

这是新婚夫妻之间的留言（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灵芝同志：

望你经常回忆自己幼时贫苦生活，保持自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望你永远保持努力学习的精神，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你的爱人，良。
于1952年10月15晚。

那时结婚，也比较简单，稍微“出格”一点，就会被视为“铺张”了。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上海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编辑同志：

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

我们新社会的青年，结婚不要这样铺张浪费。
中央人民政府规定，1955年3月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比率为1比1万。这两位青年人结婚花了1100余万元，也就相当于新币1100余元，在当时确实是不小的数字，已经被视为“铺张浪费”了。

在这之前的1952年2月8日上海《青年报》，就刊登了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政府黄科的来信，反映该区青年黄长根在1月25日与徐小妹结婚，男方认为今年庄稼丰收，办理婚事多花点钱不算什么，吹吹打打整闹了三天。

这三天的浪费是很惊人的。吃了320斤猪肉、42斤羊肉，花掉229.8万元；办了19桌酒席，席面都是12个碟16个碗，花掉380万元；借花轿花了80万元；雇乐队20万元。一共用去709.8万元。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建国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建国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建国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建国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全民炼钢和全民围剿麻雀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岗。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5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 工资定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工资定级 静安，泰兴路268弄内，近北京西路
图1机位在弄堂内，前面为弄堂口，左侧扶梯到过街楼上，弄堂口一般有手艺人设摊，如皮鞋匠。 南市，丹凤路宝带路附近
片中路面还是弹街路，如今上海市区内已无迹可寻了。小辰光，常在弹街路上玩打玻璃弹子。 普陀，光复路1411弄
片中已见高楼。在高楼映衬下，老弄堂尤显破衰相。 虹口，天水路191弄源茂里口，近四平路
片中的过街楼还装有两个晾衣架，据此可知这过街楼上住着两户人家。这种“螺蛳壳”在弄堂里厢无处不在。
黄浦，凤阳路344弄登贤里
凤阳路是条东西向马路，以成都北路为界，西段较短地属静安，东段归属黄浦。
南市，潘家弄44号
南市境内小马路特别多，路名大多叫某弄（衖）或某街，像蜘蛛网一样，七弯八弯，连差头司机阿没唔方向。 虹口，多伦路某弄 卢湾，济南路225弄久安里3号，近复兴中路
石库门房子门口，大多挂着拖把。汏清爽的马桶也会放门口。 南市，南王医马弄
图10为南王医马弄东望旧校场路，141号是南市158油酱店。搿阿姨双手捧额两只大冬瓜，肯定是便宜货，囥了屋里厢慢慢吃。 南市，白漾弄122弄仰荫里3-6号，中华路北阜民路西
弄堂里厢小驹头淘伴（玩伴）多，一出房门，大家聚了一道白相游戏，扎劲！
南市，丹凤路118号、120弄福佑里
老底子，弄堂口会有小书摊，到了90年代已少见了。图12中，搿小青年用屋里厢用过的钢丝床架，设摊卖书。
南市，傅家街口东望县后街67-69号
只要勿落雨，弄堂里厢就会飘着“万国旗”（洗晒衣裤），过路人尽可能避开头顶上的裤裆而行。 南市，光启路17-19号
这幢石库门二楼东向厢房带阳台，不多见。 南市，丹凤路193号，近王家弄
每当清晨，不管男女老少，都会纷纷拎出马桶，放在门口，等粪车一到，倒清马桶，就会听到“唰唰，唰唰”声，响彻弄堂内外，上海女人是用竹刷加毛蚶壳来清洗马桶的，一边刷一边向邻居打听今天的菜市行情。 普陀，江宁路引桥下
图16的机位在桥上，俯瞰桥下搿家人家早郎向忙碌样，自来水龙头前最忙碌，老爷叔只好先坐在一边刷着牙，等龙头有空再用自来水溏嘴巴。 南市，金家坊169号，前方左拐是木桥街
几额老太在大门口孵太阳，手上做点小生活，顺便照看下晒了门口额被头。
南市，昼锦路小弄
小弄堂很窄，两旁边房子的屋檐快要碰头了。
卢湾，济南路185弄景安里，17号逸庐
逸庐的主人高淦星，6岁时从金陵路搬至此处。据他介绍，1944年，父亲高培良用500根金条（小黄鱼）从营造厂老板虞景手中买了逸庐，供一家人居住。上下两层的东西厢房，原来每间都装有壁炉，冬天里，全靠壁炉取暖。后来壁炉侪拆特，烟道烟囱还在。1966年房屋被征收后，房屋被改造成小学。1982年，一家人搬回来时，房子已经面目全非。“拿回来时，比现在还要破旧。”高淦星回忆，房屋的前天井到正厅被打通，作为学校的操场，厢房则被改做教室，原来后排的车库，也被改成连排的厕所。“壁炉、雕刻门框等小细巧都被拆没了。”片中可见门口两侧挂着“上海立申经营部业务处”和“南洋百货商行上海中川经销部办事处”招牌，看来高家1982年搬回时，只是收回部分房间。 南市浦东区域，上南路300号上钢三厂厂区边缘住宅区
1961年1月，撤销浦东县，其城市地区分别并入黄浦、南市（如图20区域）、杨浦3区，农村地区并入川沙县。此时上海市辖12区、10县。1964年5月，撤销闵行区、吴淞区，分别并入徐汇、杨浦区。直到1980年为止，上海市区划16年未变。有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闸北、静安、虹口、杨浦、普陀10区和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10县。
浦东新区，海兴北路68弄34支弄内
1993年1月1日，撤销川沙县，以原川沙县和黄浦、南市、杨浦3区的浦东地区及闵行区三林乡设立浦东新区。 虹口，新广路机床市场 虹口，虬江支路电器市场
笔者小辰光阿是“半导体”（收音机）迷，隔三差五会去牛庄路或南京东路大庆电器商店淘半导体零件，偶尔也会去虬江路电器市场，因为那里也是淘货圣地。
卢湾，嵩山路某弄 静安，南京西路1912弄，近乌鲁木齐北路
静安，南京西路1912弄 静安，南京西路1912弄76支弄
上海解放初，永源浜还是一条臭水浜，1952年填没永源浜筑路。永源路那片区为棚户简屋，南京西路1912弄位于永源路东端。1987年10月20日凌晨二时许，南京西路1912弄60号发生了一场大火，其中住了二楼厢房陈家五人被烈火夺走生命。消防队接到火警后，数辆消防车很快赶到弄口，因弄堂狭窄（图25、26），消防车无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接长水龙，携龙头冲进火海，奋力扑救。 南市，大境弄77-89号
东棋盘街
东棋盘街为东西向小马路，位于广东路南，河南中路至江西中路间。棋盘街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路，它东起江西路、西至山东路，位于广东路与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中间，1947年前没有东西之称。之后，以河南路为界，东侧称东棋盘街，西侧称西棋盘街，东西两街口稍有偏差，不在一条直线上。2002年，东棋盘街因建威斯汀大饭店而消失，而西棋盘街于五年之后(2007年)因设立黄浦体育中心也随之消失。 南市，定福衖3弄存福里，近王家码头路
那个年代，脚踏车是每家人家的大件，光有钱还买不到，是凭票供应的。按理说，这样的大件要严加保管，但那时上海人住的是“螺蛳壳”，即便有车库的弄堂房子（如四明邨、淮海坊）也把车库改为住房了，哪来脚踏车安放处？只能停放在弄堂里厢。
浦东新区，东昌路121弄51支弄
闸北，天潼路666弄宝庆里27号
宝庆里贴隔壁就是我小辰光住过的怡如里（天潼路646弄），记得怡如里西侧有一出口通向宝庆里。若去七浦路，就要走到弄堂底，再右转进入恒吉坊，往北走出弄堂就能看到七浦路河南北路口小花园。小辰光从七浦路小学放学回来，就是这样穿弄堂回家的。
鲁关路29号，无田摄于2014年9月30日
鲁关路是虹口境内一条弄堂小马路，北迄塘沽路，南达武昌路，位于吴淞路与乍浦路间，一般地图上皆无此路标识（1989年版《上海商用地图》中有此路标识，图553；木之内诚编著的《上海历史地图》中也有鲁关路标识，见P29），1947年版的《行路图》（上册图31）亦无标识，但图中可见在武昌路322号（《行路图》出版机构福利营业公司地址）东侧有一条南北向通道，内有数条弄堂。经查《虹口区河流图》悉，鲁关路原先为穿洪浜支流，后来填浜筑路。根据《申报》记载鲁关路的报道（此路旧称老观街），得知筑此路日期在1940年代前。2014年，我在塘沽路一带街拍，无意中发现鲁关路，就进入这条行将消失的小路“扫街”。没想到，这次“扫街”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鲁关路 静安，成都北路129弄承德里4号，近大沽路口 闸北，七浦路177弄景兴里，近河南北路口 黄浦，延安东路156号（老人下棋处）
片中左侧即长耕里。那是一条有故事的小弄堂。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香港来到上海，就下榻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58弄）长耕里共和旅馆。昔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等报社设于此弄。 黄浦，.凤阳路330弄
虹口，山阴路57弄77号
上海的弄堂是由一排排紧密联体而立的石库门单元组成的庞大房屋群体。“里”指的是居民聚集的地方，“弄”指的是建筑物间夹缝通道，里弄是由相连小弄组成的住宅群。华北地区称胡同，上海则称之为“弄堂”。 虹口，甜爱路2弄
抗战胜利后，虹口公园一度改名为中正公园，但打靶场却完全废弃了。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斜向并沿靶子场南段东侧，开辟出一条小路，即今甜爱路南段（从今四川北路口到今甜爱支路段），当时路名为“甜安路”。上海解放后，1950年从公园划地，筹建虹口体育场，同时靶子场并入公园。原先靶子场北段东侧的南北向小道，与南边的甜安路打通。因道路南段东侧有建于1928年的大型新式里弄“千爱里”（山阴路2弄），于是在“甜安路”和“千爱里”中各取“甜”、“爱”两字，两路合并后新路就定名为“甜爱路”。 徐汇，永嘉路525弄
图41原标识为永嘉路505弄。但查《行路图》和《上海商用地图》后，发现永嘉路501至511号中间无此门牌号，而离岳阳路口较近的永嘉路525弄内倒有类似花园里弄。郭老可能记错门牌号了。 静安，南京西路1213弄内，华业公寓
华业公寓(Cosmopolitan Apartments)建于1934年，由华业信托公司投资兴建，李锦沛建筑师设计。楼顶全部采用西班牙红瓦压顶，天棚镶嵌着玻璃砖利用天然采光，地下镶了一条装饰带外墙。建筑形式仿西班牙式建筑风格，属折衷主义向现代建筑过度时期的作品，是旧上海为数不多的由华人建造的高档公寓。
南市，杨家栅42弄元昌里口 卢湾，西藏南路454弄如意里
过街楼一般为一层，但也有二层楼的。片中第二层过街楼右侧还开了一单扇窗户，估计二楼人家在右侧隔出一小间，单扇窗为小间采光而开。
南市，丹凤路49号、51弄弄口
图45右侧停着一辆桑特纳轿车，这辆车牌照是带Z字头的，是私家车。小车主人属先富起来的那些人。49号门口的老爷叔，手端着不锈钢碗，眼却盯着郭老的镜头，似乎想说：拍什么拍，有什么好拍的？ 南市，丹凤路51弄内景 南市，甘谷街（旧称观音阁街）73号附近
虹口，东交通路（原名交通路）225弄福惠里31号
上海市区旧称交通路的有三条：其一，黄浦区，河南中路至山东中路段，今黄浦之昭通路；其二，引翔区，沙泾港路至天同路今天水路段，今虹口之东交通路（图48）；其三，闸北区，宝山路至真如段，今静安、普陀之交通路。
南市，中华路705弄同仁衖2-15号
图49中可见“南市区房管局新乐拆房办公室”招牌，看来那一片正在拆迁中。
南市，中华路705弄3-5号
南市，先棉祠街81号
此处岔道，左侧进入先棉祠北街，右侧路口有家老虎灶75号，再往前进入先棉祠街东段。
卢湾，吉安路某弄内景
图52原标识为吉安路158弄。经查《行路图》和《上海商用地图》，吉安路有158号，但只是街面房，不是弄堂号。估计郭老又记错弄堂号了。
：静安，南京西路1946弄2号
静安，南京西路1946弄2号内庭
南京西路1946弄弄口东侧为建设中药店，西侧为立新五金厂。
南市，梅家弄
静安，成都北路301弄4号，近江阴路口
图56为成都北路301弄全福里4号北望，片子后方即成都北路337号新成公寓（原警察公寓）的盘旋式楼梯。
南市，白漾一弄
黄浦，重庆北路293弄三祝里
卢湾，淮海中路927弄淮海坊
淮海坊，原名霞飞坊，位于淮海中路927弄，占地面积为17500平方米，共有3层砖木结构房屋199幢。由比利时教会普爱堂陆续从钱文祺、钱银潮等业主手中 “永租”土地，于1924年始建，1927年10月落成。 5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 1950年，徐悲鸿为战斗英雄苟富荣画像。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1951年，老舍（右）与作家王亚平（中）、赵树理（左）正在讨论通俗文艺的写作方法。新闻摄影局资料 盛继润摄 1955年6月6日何香凝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访问了北京郊区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华社记者喻惠如摄 1956年，数学家华罗庚以对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新华社记者牛畏予摄 钱学森获得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他由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而得奖。新华社记者牛畏予摄 1956年9月，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牛畏予摄 1958年1月初旬的一天，毛主席来到杭州市小营巷查看爱国卫生工作。新华社记者侯波摄 1959年4月22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载誉归来。新华社记者张赫嵩摄 1959年，著名的国画家傅抱石（右）和关山月（左）在为人民大会堂绘巨幅画：《江山如此多娇》。新华社记者傅军摄 1959年，梁思成（右二）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师研究一个新建筑的设计图案。新华社记者纳一摄 1959年，著名昆剧演员俞振飞（右三）和言慧珠（右）带领上海戏曲学校的学生们在勤学苦练。新华社记者傅军、纳一摄 1、1958年4月19日，北京大规模全面围剿“四害”之一的麻雀。另三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益鸟，当年被“冤枉”了，后来逐渐被“平反”，而先后以臭虫、蟑螂代替。这是北京市民在夜间上房顶轰赶麻雀（新华社稿） 1950年10月1日，首都各界40余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大会。图为少年儿童队的游行队伍行进在长安街。当时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还赫然屹立，它们在1952年被拆除（新闻摄影局 丁一摄） 1951年10月，北京市前门往来城乡间的车辆，交流物资（新闻摄影局资料 王纯德摄） 1955年3月，政府发行新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为群众兑换新人民币(新华社稿) 1956年11月，农民在北京西郊海淀镇泄水湖自由市场上出售鲜鱼。注意木头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那时就有“牛皮癣”（新华社稿） 1957年4月，人们在北京蟠桃宫庙会上观看拉样片。每年阴历三月初三，北京都要举行蟠桃宫庙会。会期从初一开始，历时5天 （新华社稿） 1951年3月，北京广安门外肥料厂，自1950年7月全国合作社工作者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郊区供销社根据会议精神和供销社的具体情况开展调整工作。图为工人将粪便用马车运到北京广安门外肥料厂（新闻摄影局资料 丁一摄 ） 1958年7月9日，大跃进期间，怀柔水库工地夜景。怀柔水库在离北京约100华里的怀柔县，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所包括的拦河大坝、付坝、溢洪道、输水隧道和进水闸等主要工程约209万土石方（新华社记者 李子青摄） 北京市1950年人民体育大会，于10月14日在先农坛体育场隆重揭幕。到会的运动员及观众共约4万人。大会节目有表演与竞赛项目188项，分为工人、农民、军警、学生、普通五部举行。表演与竞赛自始至终在整齐活泼、严肃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充分表现了新民主主义国民体育的群众性与集体主义的精神。这是北京市郊十一区农民的表演。（杨溥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