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張学武

知青往事
20200928

　　人生如戏，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幕是下乡插队当知青。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特殊时代，年轻人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历尽千辛，把汗留在了那片苦涩的田野上，在农村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广大城镇青年、学生第一次了解农村生活，懂得了人生。尽管苦过、沮丧过，但苦难和艰辛，汗水和青春，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1974年下乡后照片

下乡后使用农具

1973年9月高中毕业时照片

　　一、插队下乡　　

1973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文革时期，我们初中，高中各只读两年，整个社会，大学基本停办，高中毕业生没有继续上大学读书机会。小部分大学只招极少的工农兵学员，废除了多年的考试录取制度，采用推荐入学方式。高中毕业后，农村的学生回乡务农，城镇的学生就下放农村。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了5年多。没有去插队，招工、招生、当兵都免谈，基本成了惯例。

　　1974年6月我插队下乡到桐乡留良公社留良大队十一队，当时桐乡的交通非常落后。县城到各乡镇没有公路，只通水路。全县只有一条很窄的沙石杭枫公路（现在的320国道）满地的石子和坑洼。其它的乡镇交通往来，都是靠轮船，到乡村之间有些地方是拖拉机的机耕路或专门能带人带货的手摇航船，航船从崇福镇到我插队的留良就摇船一、二个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每个月底30日下午，大队会定期开知青会，全大队30多个知青大多会来参加会议，大队会传达一些文件和关于知青工作的一些上级指示，开好会，大部分知青会一起说说笑笑集体回家，我们到镇上10多里路，当时大家没有代步的车辆，只能步行。因步行时两脚岔开像数字“11”，而被调侃成“乘11路公交车”。还是11路最方便，一个多小时就可到家了。

我插队的地方是纯农业大队，有16个生产队，八十年代初期，农民只有靠田吃饭，除了种田养蚕别无特色，我去的这个生产队，分南北两个自然村，有30几户人家，100多人，基本是几个姓，几个家族。大部分农民的生活依然比较贫困，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如果小孩生得多，那更是摆脱不了一个“穷”字。　　当时他们都是四代同堂。也许是历史传承吧，乡亲们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保持着淳朴、善良、宽厚的农民本色。

当时农村生活很苦，该队有120多亩水田，100多亩的旱地；正劳力只有三、四十个。劳动力少、农民的文化低，有小学毕业就是不错的学历了；加上从解放才二十余年的私有化过来，不少田块依旧保持着原来不规则的多边形和高低不同的地势。不利于耕作和水利排灌……。

　　在我插队之前，这里已有两个知青，原来二位都是女知青，一人刚抽上去读工农兵大学，另一位下乡后基本不来劳动，已嫁人在镇上生活，那天政治小队长带我到原一个知青住过的一个房子，这两间房是上两个知青来前建的，他边说边打开东面一间的房门。

　　房间很小，又隔成2小间，外面半间有一副灶头，一个水缸，一个存放粮食的小木桶，一张用来吃饭的小木桌，一只木凳，一把铁耙、一把刮子，一件蓑衣、一个斗笠、一根扁担，一付箩筐，一付粪桶。里面半间有一张竹榻床，也只能谈得上勉强能住，这些是前任知青留下的，也有生产队新购买的，算是为我这个知青准备的全部家当。

　　在里面半间，北面有一用木头做的窗，有好几处光线直接从窗框木板缝里射入屋内，墙也有裂纹。放有一张竹榻床，就是我睡觉的房间，我想不管条件咋样这将是我的家，既来之则安之。

稻桶

1975年下乡后小朋友过节回镇上游玩合影留念

二、独立生活

我18岁下乡，刚读书毕业，还没有接触更多的社会，相对幼稚，单纯。当时的宣传知青下乡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个人都要过“两关”：一是“生活关”，二是“劳动关”。但现实生活中，知青要比农民苦，不在于劳动而在于生活，农民家里多少有些老人在家做饭，知青要独立自已做饭。吃饭就是大问题，要学会自行解决。这比干农活还难。

　　记得第一次做饭的时候，生产队里叫我到小队蓄牧场里拿些稻草和桑树梗烧饭，我对灶头烧饭从来没有接触过，在家里是用煤球炉烧饭，我们连火都引不着，烟熏得我们两眼出泪，呛得我们直咳嗽连火都烧不旺，刚点着火，看起来好像烧着了，再塞进些稻柴，柴一塞进去，火便灭了。就这样反复好几次，一盒火柴用得差不多了，弄了半天才勉强烧好。揭开锅一看，米都已经煮烂掉了，饭没做成，这个晚上就只能吃稠稠的粥了。

　　慢慢地，我学会了烧灶头，可是一到阴天下雨，烟道出不去烟，柴火又湿，灶头里浓烟滚滚，呛得我们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只能去小队蓄牧场讨些柴油，将稻草沾些柴油才能烧饭，我烧饭两天烧一次，第一天中午烧了中午吃，留下冷饭作晚饭，第二天早上加上水煮粥，中午晚上再热一下就吃一天，夏天就经常是冷饭冷粥吃一点。

　　农忙时既要与农民一起起早摸黑地干活，回来还要自己烧饭。因时间关系，做了饭来不及烧菜，就拿酱菜、萝卜干对付是常有的事，营养根本谈不上，很少沾有油腥。

　　有时候隔壁老婆婆会送一点青菜、四季豆，茄子、黄瓜等，我每次回家也会带些油条和其它另食送给他们的孙辈小孩，有一次来两个同学看我，我就去邻居讨一点蒸茄子、一碗咸菜豆腐，自己再抄三个鸡蛋算是招待来客了，真是苦不堪言。

　　我们村前有一条小河，就是我洗衣、洗澡、游泳的地方，尽管水很浑浊，但当时条件就是这样，期间用水就是这条小河里挑水倒入水缸里，用白矾净化后用来煮饭烧水吃喝。但一般在地里劳作，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口渴了怎么办，喝生水，就喝田边渠道的水，尽管这水还能见到密布水草生物，抵挡不住生理对水的需求.那时真没有什么卫生讲究。

　　我刚去生产队给我定了每天出工记8个工分，三个月后提高到记10个工分，农村的农民叫做“社员”，每天按时出工、收工。每个大队分若干小队（又叫生产队），设小队长，记工员，出纳。社员又分全劳力、半劳力（18岁以下、60岁以上为半劳力）。

　　到了年底，就由队会计来生产队为其核算分红，一年收成总收入（只有粮食和其它作物），除去成本，留下来年的种子，按每10分多少钱。我在农村近3年，生产队分红结算，分别是每个劳动日，1974年0.41元，1975年0.43元，1976年结算我当兵去了，就不清楚了，估计差不多。

尽管每个劳动日挣了0.41元的工资，当时猪肉0.75元一市斤，大米0.12元一市斤，鸡蛋0.08元一个,那时物资十分匮乏，家庭生活必须用品是非常紧张的，实行物资限量供应，什么都定量，买什么都得凭购货本或票证，什么粮票、油票、糖票、肉票、布票、肥皂票、香烟票……，让人眼花缭乱。

只有过春节时为体现政府关怀，每户可以凭购货本买三两花生什么的，据说全都出口换了外汇。这种捆绑在商品身上的附加物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从1955年到1993年，“票证时代”整整延续了三十八年。

　　我一年挣的总工分除去生产队分配的粮草和油、肉、各种农产品总折价外，还能领到30多元的现金，第一次领到自己挣的分红款，过年前村里又杀猪分肉回家过年心里高兴极了。

记得当年在农村笫一年，知道农村立冬后有一传统，家家户户开始做米酒，但不是一家一户的做，是几户农家合起来酿一些米酒，留作新年待客、自饮。做米酒是有一定技术的，有一道道工序，村里有几个年长的老人才能做好，要用的都是纯糯米，淘洗干后，冷水冲淋，再中火慢蒸成饭，冷确后按比例放上酒药和水，装入酿制大缸进行发酵，过些日子，这浓香微甜的自制糯米酒就做成了，我当年用空酒瓶向他们讨了几瓶，拿回家让我父亲渴，他很是开心。

另外农村每年过年前些日子，在腊月廿三送走了灶家菩萨，便是打年糕的时候了，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准备过年。于是，村里在共育室场地上（村里养蚕集体用房），派工张罗着垒土灶头，清洗石臼、臼柱，蒸桶、准备板凳、门板、蚕匾、面桶诸如此类的工具，各家各户按自己人数和要加工打年糕的米粉拿来，接下来就是将米粉进行蒸制。准备定当后，把木桶放在大火烧开的铁锅上。

打年糕也要有一个经验老道的师傅来操作。撒完米粉，盖上锅盖，五分钟后，米粉已经熟透成团。蒸熟的米团立即倒入石臼，由两人交替着用臼柱捶打，并有负责为米团翻身和米团面上撒水的另外两人。翻身是为了使米团完全融合，黏性均匀；撒水是为了防止米团黏住臼柱和臼底。经过约几十次的捶打，米团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经过捶打后的米团已为年糕，然后两人抬起石臼中的年糕，将它放在用门板铺成的案板上，两人握住年糕两头向各自一边拉，让年糕得以“瘦身”，逐渐变身长条型状。大约拉至20多厘米宽。再用一根长约五十厘米的线，两头栓着半根筷子，由一人持线放在案板上，另一人捧起年糕的一头，切割的线移到年糕下约十几厘米处，双手一拉，完成对一块年糕的分离，放置一边。这一系列动作，速度依然要快。

做出了型状差不多样子的年糕，在蚕匾中让其自然散热。年糕放的时间长了，硬度加大，年糕还得浸在一口水缸里，防止风化裂开。你要什么时候吃年糕，就从水缸里摸起来，切成小块，与冷饭一同煮成年糕粥，请客人是糖炒年糕，年糕从年前一直可以吃到清明。我当年也打了十斤年糕拿回家，全家人都高兴。

1979年当兵三年后，回家探亲专门去我下乡插队的留良公社留良大队十一队看往乡亲，在我知青原住宿房前合影留念

1976年2月我原下乡插队留良大队知青朋友送两名知青参军当兵合影留念

　　三、学做农活

　　下乡后我才知道，农民是最善良，最听话的，农田里的活，是多种多样，有劳动量大的，也有轻松的，生产队长叫你干啥，你得干啥，要说这个生产小队长，那可是个苦活儿，他必须要懂得一年四季的生产安排，还要接受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　

　首先是农田的一个好把式，样样拿得起，出工最前，收工最迟，还要没有私心，不能贪生产队的一点便宜，所以当生产队长不但没有额外的收益，更多的是付出。但能当上生产队长，他往往有着说一不二的脾性，而且在本队有着非常高的威望，是大伙信得过的人。有时小队长还轮换着干，得有能力人才能干，有的干多年，有的一年也撑不住。

那个年代农村是集体上工，挣工分，一般每天7时多要出工。一大早吃完饭，男男女女就纷纷来到队部等待队长派活。一年四季的农活， 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确实是对我们意志品质的考验，也是对身体素质的挑战。当地的村民对我们不错，从言语、劳动示范、都给予了他们朴素的关怀。

　　我们下乡前在学校读书时，学校经常组织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到农村去参加农忙劳动，说起来也算是接触过农活。如下乡割稻、插秧、耘田、采菊花，但是，现实与理想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我记得刚下去的第一次农活，便是在稻田里“掘水沟“，以帮助稻田加快灌给和排水。在当地农民看来，这是最轻松的农活。可我干不到半天，手上就磨出了水泡，感觉很痛。旁边的农民兄弟很关心，要我慢慢掘，实在不行，就息一下。　

　好在那时农村是集体化，不是承包到户的。否则，我真的会吃不消……一下子从城镇到农村，从事繁重的劳作，没有休息天，难得下雨天，才能在家休息。在农村，我们和农民一样，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时间长了，思想也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过几天就下田耘田除草。（现在恐怕已经不干这农活了）那就是当插秧半个月左右，要给稻田除草、松土。由于秧苗生长在烂泥中，除草必须弯腰在秧苗和秧苗之间的烂泥里，边给秧苗根部的泥拉松，边把生长的杂草拉断，并塞进烂泥下腐死它成肥料。耘田须弯腰操作，可是一块水田有五六十米长，耘到田头，腰酸得直不起来，眼前直冒金星，蒙蒙细雨没完没了。

　　下田干活下雨天穿蓑衣戴斗笠。农民通常都是自己采来材料，雇人编织。我们知青则是去供销社买现成的，质量太差。不到一个小时，雨水就渗透进去了。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头几天还好，连续几天耘田，腰疼得都直不起来，咬着牙扛过去，后面也就没有感觉了。由于耘田要赶早，在稻田的上空有成堆的黑压压的比蚊子还细的乌蚊子，它吸血的量虽然没有蚊子大，但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蚊子，它们群体性的攻击，让你防不胜防，飞下来咬你时，不是一只、二只，而是几只、几十只的下来，被咬以后，奇痒难忍！当然，后来就慢慢的习惯了，说“习惯”，其实就是能承受这痛苦了。

因此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爱惜粮食，那是只有经历了农田劳作之苦的人，才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那段下乡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阅历，而且让我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那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除了耘田接下去是防治病虫害，生产队派工叫打药水。稻田如果不打药水就会得稻瘟病，有时白天打，有时要到夜间小面积除病虫害，生产队长叫谁去就谁去，一般有几个有经验的人去打药水。使用的是乐果和一种叫1065的农药，据说是剧毒。防护措施不过是戴个口罩。通常晚上9点多才结束了。

“双抢”。“双抢”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简称。“抢”，就是抢时间，就是要不误农事。当时有一句号，叫“种田不过立秋关”，意思是要在立秋前插好晚稻秧，否则，会影响晚稻的质量和产量。而从早稻成熟到立秋，总共才十几天时间。因此，“双抢”时，劳动时间特别长，经常开早工夜工，劳动强度特别大，做一次“双抢”，有脱胎换骨之感。

我参加过一年“双抢”，对“双抢”劳动有切身的体验。

这是一年中农村最繁忙，农民最辛苦的时候。因为要抢，所有农田都按照地域，分割成块，根据所需要的劳动日，折合成工分，承包到组。这应该是承包责任制最早的形态吧。

　　农民干活积极性明显高涨。农民分成几个小组，这个组是临时建制，由生产队划分，但也有一定的个人自由选择权。落实到每个组都会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评定每个人每天的工分。割稻子一般由二、三人自由组合，一个组合一个打谷桶，天快亮时就出早工去割稻，比较凉爽的时候多割一些时间，八点左右回来吃早饭，每天收工时，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干的，晚上经常出夜工拔秧，被蚂蝗、小虫、蚊子等咬得小腿上都是伤疤。

插秧是最令我发怵的。头上有炎炎烈日烘烤，双脚踩在晒得发烫的水田里，可恶的蚂蟥又特别多，这东西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叮得你鲜血直淌，有时解开一把秧苗，几只肥肥的蚂蟥藏在中间，让人起一层鸡皮疙瘩。插秧，一人插六行，插秧时应保持差不多的进度，如某一个人插慢一点，将会拖别人的后腿，所以大家都拼着命咬着。插了一会儿两条腿仿佛灌了铅一样沉，腰象快要断一样的难受，那时真的没有力气想别的，也没有精力想其他的，只想快点插到头。　

　　半个月每天要割稻、打稻、挑谷、拔秧、插秧、耘田……艰苦的农活，一天十多小时都弯着腰，到收工，你会连腰都直不起来。我是不如当地的同龄人，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手还常不小心割破……

　　挑担很重要，这项技能，通过双抢算是磨炼了，一担稻谷，压在我肩上，累得直不起腰来，怎么挑起来，记不得了，反正第一次下蹲，将扁担放在肩膀上，使力顶起担子才勉强挑起来的。更难的还在后头，从稻田到谷场，最少也有几百米，这一路上，前面有担后面有担，你是不能将担子放下的，挑着重担，摇摇晃晃地，第一次在窄窄的田埂上挑稻谷，随时都可能跌倒，但跌倒是不允许的，那是贫下中农的血汗所得，我负责不起。

那时，我两个妹妹也来支援双抢，她们一个14岁，一个11岁，从家到我的和生产队要走1个多小时，10多里路，早出晚归，她们来帮我洗衣做饭，同时每次带上我母亲做的一些菜，就是梅菜烧肉，再到街上买些榨菜、油条做汤，别也没有什么，不过来不了几次，也吃不稍了，后来就不来了。

“双抢”最后一株秧苗插下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过几天要好好庆祝一下，一来洗去“双抢”的疲劳祝贺早稻丰收，二是预祝今年粮食大丰收。村里组织“吃棚东”，生产队要杀一头猪，大家聚餐，酒肉管饱，一醉方休。“吃棚东”是农村的一个传统叫法，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AA制”聚餐。只不过猪是集体畜牧场养的，其它酒菜生产队集体叫人去街上买来，全个生产队老老小小一起坐下来好好地吃顿饭，开心地拉拉家常。“吃棚东”最高兴的要数小朋友，图的是实实在在地吃上一顿；大人“吃棚东”是为了相互鼓劲，向往能天天日子富足起来……

　　我在“吃棚东”前有幸看到一次杀猪过程。他们将猪用绳子捆好四脚朝天，两人用木棍压住避免挣脱。屠夫一手用绳子拢着猪嘴巴并压住其头部，一手持尖刀从脖子刺入直达心脏，放尽鲜血。然后在脚跟处开一小口，用打气筒向皮下打气或用嘴吹，使猪浑身鼓得溜圆，再扎住该小口避免跑气，抬到水缸里烫。锅里烧着开水，一边将开水向猪身上浇，一边用铁片将猪毛刮下来。猪毛如果烫不到位还常常刮不下来。身下滚烫的开水生成蒸汽裹着一股子烫猪的味道向上涌，最后再将猪体分解。终于体会到将猪肉吃到嘴里还真是不容易。

　　农村没有星期天的说法。双抢过后就是到旱地里收南瓜。那是生产队种是猪食南瓜，南瓜产量很高，但人吃不了，定粉少，水分多，是专为畜牧场做猪饲料的，最大的南瓜几十斤重，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去开始摘青南瓜，漫漫再摘老南瓜，我挑了十几天，从挑几个南瓜，到挑十几个南瓜, 有一天农业队长看到我挑十几个南瓜，就说：不错不错能挑“重担”了。

那时，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冬天农闲根本没有闲。冬种后又要开始农田基本建设。在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掀起一个改造山河、改造土地的高潮，大力推进旱改水，是指在水利兴修的基础上，将原来旱地改造为水田，将原来种植的旱作物改为水稻。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

　　农田基本建设是大办农业的基本功，平整土地是学大寨运动中一个重要内容，搞机械化，搞水利化。寒冬腊月、北风刺骨，全民动员平整土地，生产队里全部劳动力动员人人手挖肩挑，将大量大小不等的田块，不规则高低不同的地势，平整为成方成块的大面积田块，平土要坚持一个冬天，而且连续干了几年 后来确实是大大提高生产水稻产量、那时白天挑土方，晚上还要开夜工挑、每人每天要挑好几个土方，开始两天还可以，几天以后，挑得腰酸、腿软、肩膀疼，肩压红了，又磨破了，扁担一放上去，火辣辣的，钻心的痛。咬牙挺着，先用左肩，再用右肩，左、右肩都不能用了，最后把扁担横在后背上挑，三五天后结痂了，挺下来了。

　　四、村办企业

我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8个多月，当年我有三个同班同学分别下乡插队在这个生产大队，大队考虑我们三个高中毕业生，当时算是知识青年，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不能更多发挥知识青年作用，就安排我们三人出来，其中一人到村办小学做老师，一人到村办淀粉厂做供销员。我到村办砖瓦厂，俗称砖瓦窑。

　　我去的任务是帮助窑上搞制砖机，我刚到窑上很兴奋就登上土窑，举目四望，远处的田野、村庄，尽收眼底。七十年代时期，农村为了告别茅草屋，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每个大队几乎都建有土窑，用来烧制的砖瓦供给村民自建房屋。其规模算得上是：处处是土窑、队队把窑烧;砖坯码满场，窑顶青烟冒。

烧窑了，土窑的烟囱里冒出浓浓的黑烟，过了几天便冒白烟了，白烟过后便熄火，开始放水闷窑。当余热散尽便可开窑卸砖或瓦了，土窑烧出来的砖瓦是黑色的。那年代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砖瓦，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老百姓做一工只有几毛钱，他们身上没钱，只好用节省下来的叐柴去换取砖瓦，一船叐柴（换取）几千把块砖头，好象是七百斤叐柴换一千块砖，造一幢“三斗一扁”三开间的楼房，需四五万块砖头和万把张瓦，可他们往往要花上七八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见证着昔日农村“社办企业”的鼎盛。砖瓦土窑，椭圆形，内砌砖，外夯土成窑坡。传统的烧窑以柴草为燃料，烧够火候后，闭窑浸水，焖得几天，窑里的砖瓦坯变为青色，故叫“青砖”、“青瓦”。土窑烧出砖瓦， 因为生产工艺简单，投入少，曾经是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但这种砖厂生产的实心粘土砖。

砖瓦厂原来砖坯是用牛踩泥土，人工再把泥巴用力扔进木模子里制砖坯，几个人做，一天也做不了多少，窑上还有三个苏北人专门做瓦，做瓦坯叫“瓦片”是技术活，瓦片为弧形，一头宽一头窄，而且宽的一头略厚，窄的一头略薄。做坯瓦是把一只由活动木板拼接而成的木“瓦桶子”，放于转动的操作台上，在瓦桶子外围套上一层湿布，蘸上草木灰，瓦坯才能自然脱落。

做坯瓦时，要在和好的泥堆上划出厚薄一致的一张泥片，围瓦桶外糊成瓦坯，来回的用瓦抹子在瓦坯上抹平，且不停地转动搁在圆盘上的瓦桶，故叫“瓦片”。瓦坯经晾晒干后，进窑烧制出瓦片。然后把砖晒干后放进挖的士窑里烧，砖在下面瓦片在上面，烧几天几夜后就封窑，再在窑顶浇水，等一段时间窑的温度降低了，打开窑门出来的砖瓦就是青黑色。

　　当时村里安排原砖瓦厂一个付厂长和从机埠抽一个电工和我三个人筹备制砖机，我们先到桐乡砖瓦厂找到周厂长，请他帮助我们搞制砖机，因他一个儿子是我初中同学，我熟悉，他答应给我们解决一根已加工好制砖机二米长的绞龙主轴，这是制砖机的心脏部件，当时我们很高兴，万事开头难，接下来我们去他们制砖车间参观研究，但他们一个制坯车间就好几亩大，他们是轮窑加晒场有300多亩，我们当时整个砖瓦窑不到二十亩，规模上没有可比性。

　　后来我们去杭州吴山路废旧市场掏废钢材，因搭建制砖操作台要好多钢材，再从机埠上搞来最长最大口径的灌给用水管，一头开一个大口子造成一漏斗形状，在绞龙主轴前面套上刀片，在尾部用30千瓦电动机带动就可以绞泥了，和机埠抽水是一个道理。

　　半年时间，我们跑了很多工厂和企业搞机器配件，如到加兴矿冶厂搞齿轮， 到肖山齿条厂搞齿条，到上海搞电动机，到桐乡机农厂加工齿轮，到桐乡物资局搞白铁皮和大的轴承，到海宁斜桥搞机械加工，特别在加工做制砖机龙口时，村里专门请了老木工师傅到桐乡砖机厂学了三天，他回来后找来最好香樟树木做成龙口，我负责做龙口的白铁皮内衬以加强绞龙挤压磨损，龙口做好经反复调试，进入机器调试、试制砖坯，最终试产成功。

　　当时的制砖的工艺是最简单那种，跟正规厂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村里是为了省钱，投入产出最大化的土法工艺，最后成功了每小时能出3-4000多块砖坯，大大地提高生产数量和质量。由于场地等原因，一般每天上午做三个小时，先用板车人工把土拉运到制砖机里绞龙口加泥土，经制砖机里绞龙挤压出一块条坯，并通过操作制砖机推向前，一排钢丝一切就成24块砖，就成砖坯了，这是人工和半机械化结合的产物。我自己先去试操作一个多月，制成的一块块砖坯整整齐齐地码在空旷的场地上，我很自豪的。

　　随后码垛凉干，坯与坯之间要留有空隙，以便于通风。白天要用草苫子盖上，防止日晒干裂，日落时，再把草苫子掀开，使其自然风干，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干透。大约六七天时间（视空气湿度而定）即可进行装窑了。这种制砖的工艺泥坯砖质量好，表面光洁，尺码标准统一。

　　在砖瓦窑上工作还是很辛苦的，经常参加人工蚂蚁传，包括传砖坯，装窑出窑，砖瓦下河装船，基本上每天有活，两只手经常高强度的搬运，十个手指磨的疼痛多麻木了，在窑上装窑，是技术活，将一排排砖瓦坯码在土窑内，要预留出火道和烟道，不然火就烧不上来，烟道不通，也影响火苗的循环流通。这样烧出来的砖瓦就比较细腻。　　

几天几夜的火势烧到一定程度后要闭窑，在土窑天井给烧过砖瓦坯浸水，防止砖瓦坯凝结在一起。浸水要做到循序渐进。上水结束后，待土窑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出窑。上等的青砖瓦片，体形周正，颜色一致，拿在手里可敲得“当当”响，我们生产的砖、也有按砖的尺寸(高宽长)来称之的，如“八五”砖、“九五”砖。

砖出窑，我们仅穿一条短裤，进入尚带一定温度的窑内，将热乎乎的青砖蚂蚁传，传出来。出一天窑，浑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后，夏天就到河里去洗，冬天就洗水缸浴。当时砖瓦厂砖窑的烟冲很高，烧砖时黑烟像一条乌龙在天空不断翻腾，我们看了觉得十分自豪，显示工业的风貌，完全不懂什么叫环境污染。

　　在砖瓦厂时我很开心，至少不用做饭，因窑上有食堂，专门有一个老人做饭，一日三餐都有，尽管伙食很差，天天青菜豆腐，每餐3分钱，一个星期吃二次肉，每次是二两红烧肉，每餐是1毛5，在秋冬时期，食堂中途还会晓一些窑上自己种的南瓜，红薯吃小点心，我会高兴的象个小孩。那时最舒服是冬天二个月，制砖机停产，因砖坯怕冻，一冻就报费了，故大家每天在砖瓦厂砖坯房外找一块向阳处，铺上稻草躺在那时晒太阳，听那些前辈吹牛，讲农村八挂，道听途说。当时没有是非，没有烦恼，无忧无虑的日子太舒心了，现在想想那点出息，真是滑稽可笑。

　　在砖瓦厂做了一年，后大队考虑农业学大赛，要搞手艺服务一条街，专门在留良桥当时公社所在地，村里沿街造了8间平房，叫我去组织管理，集中便民服务，把村里理发、做鞋、做衣服手艺师傅、全部请过来，还增加了轧面粉、加工面条、制作馄饨皮，并联系崇福食品公司下乡开了两间门面的肉店。　　

村里专门请了一个当过学徒制面师傅，加工面粉做面条和制作馄饨皮，当时村有一台老式的小麦加工机器，需要在人工的辅助操作，才能把小麦轧成面粉。在加工的过程中，当小麦反复碾磨到第三遍或许是第四遍的时候，雪白的面粉出现了，这是小麦加工面粉过程中的最精华部分了，接下来再继续加工下去，面粉里就要掺有麦麸的成分了。

　　后来就用半人工半机器加工面条，轧面条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问题。1、和面加水量，100斤面加水30斤左右， 2、在面粉加水做面条的过程中，容易发酸（发酵），加一点碱可以延缓发酵时间，减轻酸味。加了碱的水面，煮的时候容易熟，否则时间一长就糊了。3、鲜面条要用淀粉扑面，防粘连。

　　我也学做面条，后来我们两人配合每天要做几十斤到上百斤湿面条，有空时就做一些晒成干面。

当时有个插曲，食用碱很紧张，没有票就没法买到，后来找人去大麻供销社联系，他们同意解决二板，（一板15斤）我从崇福走到大麻，买好老碱再座船到崇福，回到崇福再座航船回留良，30斤碱维持了好长时间。

后来又开始加工馄饨皮，加工馄饨皮首先用轧面条机器加工面皮，等面皮醒好了，把面皮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按压面皮，面皮会被擀的变成稍微大一些面皮。在擀面的过程中如果感觉面皮有些粘连可以不时的撒上淀粉，就这样重复数次直至面皮擀到合适的厚度。最后用刀切成方方正正的馄饨皮面皮，手工擀压的效率比较低，一天我们只能加工10多斤，在农村七月半过时节做5-60斤，也很难满足农民对馄饨皮的需求。

做瓦片的工具，瓦桶。

电动脱粒机

新农村田野风景

五、当兵回城

　　1976年12月底，经过2年多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有资格参加体检去当兵，最后被批准应征入伍。知青生涯结束了。

　　说到“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二个方面看。从宏观上看，上世纪的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了20年，下乡知青总数高达二千七百多万人。看现在的科研界、教育界，以及中央到省部级的领导，大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

　　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国家特殊的环境下，给青年提供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实现了“把文化带到农村，让农村改造知青”。为缩短城乡“三大差别”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在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知青的上山下乡，还分担了经济的压力，为国家经济减压，作出了微薄的贡献。

　　我3年的下乡生活，从学生到农民，是人生道路上一大转折，了解了农村的艰苦真实生活，培养了善良待人的朴素品格、练就了一身吃苦耐劳的能力，学会了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

　　知青岁月虽然艰苦，但也让我收获了最宝贵的财富 , 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真挚深厚的知青情谊。那段经历，就像一颗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生根发芽，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

作为一个高中生在村办企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了一点作用，有一点用武之地，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村民对我的真诚帮助，知青间的深厚友谊都历历在目，40多年过去了，回想农村的经历，一段难以忘怀的生活记忆 。

　　知青的岁月，伴随着一代人青春的脚步，已渐行渐远，可时光流逝，却隔不断当年知青的情怀，岁月沧桑，抹不掉印在心头的记忆。

四十五年飘然而去可那难忘的知青生活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打开记忆的闸门涌来的是一幕幕鲜活的片段每当坐在汽车上看到公路两旁稻田，桑园和金黄色的麦浪每当在电视里看到农民在农田中耕作的场面便会不由的想起在农村插队入户的苦辣酸甜。

十八岁的那一年，刚刚走出校门便打起行囊奔向广阔天地接受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异乡成了故乡，生活凄苦贫寒，面对望不到边的农田和桑地，只能暗自泪目仰天兴叹，每日辛苦无奈的耕种锄禾，在繁重的劳作中送走时间。晨听鸡鸣扛锄头，夜伴蛙声入梦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日复一日，品味锄禾汗水咸。

一个特别的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一段特别的经历，留下了深厚的知青情结。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一个永远年轻的名字，那就叫“知识青年”； 作为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一员，我们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改变。

知青生活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是眼泪，困惑和迷茫是收获，成长和情感历史造就了知青，知青也造就了历史。知青的经历是一笔精神财富。更是对人生的一种磨练，每一个知青都留下了难以忘怀、耐人寻味的人生经历；每一个知青都有一段感人故事，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画面。从艰难苦涩的蹉跎岁月中走过来的青春风采，是用青春和汗水，泪水和热血浇灌出来的风采。今天，我们这一代人逐步退出了社会，成为边缘的一代，会更加怀念青春的时光，而这种情结会随着时间越加深厚。

光阴似箭，韶华易逝，岁月虽然改变了我们的青春容颜，但剥夺不了这段厚重的记忆。

什么是知青，网上下载诗朗诵文章

什么是知青，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一代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知青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半大孩子，他们开创了共和国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用自己的豆蔻年华换来了祖国母亲的康宁。他们是一群被推下知识高峰的中学生，被迫上山下乡当农民，他们的年华淤积着岁月之痛，但他们始终珍藏着一颗不甘流逝的心。

知青们经历了特殊的欢乐和特殊的名，他们是建国十年中与共和国同年岁的一代人，他们勇敢地为共和国担当，奔赴到冷到不能形容的雪乡，开过荒、种过粮、伐过木、盖过房。他们不是军人，但穿过军装，紧急集合出过操，投弹打靶站过岗，筑起了共和国的铁壁铜墙。

知青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他们尝过了沤麻起麻的滋味，更品味了珍馐佳肴是喝汤。他们顶着烈日夏锄，领略了荒原的博大和那垄沟的漫长。他们的生活黑夜一般单调，烧锅、吃饭、干活、睡觉，一部手写的书成了大家难得的传抄本。

知青们是一代功臣、一代精英、一代明白的生物，他们是只有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才有的精灵。他们勤奋、坚强、明理、善良、爱家、刻苦、孝顺、忍让，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的烙印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如今，知青们都已经走进了暮年，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岁月和英姿芳华证明了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所以改革开放后的知青意无反顾地成了共和国的中流砥柱。

五十年的沧桑岁月，知识青年下乡历程仍旧历历在目。这段难忘的经历，如同一部史诗般壮丽的画卷，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知青往事”指的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地区参与劳动和建设的特殊历史经历。这段历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既有集体奉献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伴随着个人命运的挣扎与反思。以下从几个方面简要梳理这段历史：

一、背景与政策**

1. **起源**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代。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参与建设。初期以自愿为主，规模较小。

2. 高潮阶段（1968-1978）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十年间，约1700万城市青年被分配到农村、边疆（如北大荒、云南、内蒙古等），涵盖初中、高中毕业生，甚至部分大学生。

3. 政策动因

经济因素：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尤其是“文革”期间经济停滞、教育中断导致的城市青年失业问题。

意识形式：通过体力劳动改造青年思想，消除“资产阶级”倾向，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战略需求：开发边疆和农村，例如黑龙江垦区、云南橡胶种植等。

二、知青的生活与挑战

1. 劳动日常

知青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地、开荒）、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挖渠）或边疆开发。劳动强度大，部分偏远地区条件艰苦，缺乏基本医疗和卫生设施。

2. 心理落差

许多城市青年对农村生活缺乏准备，文化差异、物质匮乏、与家人长期分离导致孤独感和迷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为普遍心理状态。

3. 特殊困境

女性知青：面临更多安全风险，部分地区曾发生迫害事件。

扎根农村：部分知青被要求“永久扎根”，与当地农民结婚，但政策变动后，婚姻和返城问题成为矛盾焦点。

出路受限：推荐上大学、参军或招工的名额极少，多数人长期滞留农村。

三、返城与后续影响

1. 政策转折（1978年后）

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1978年中央逐步调整政策，允许知青返城。但返城过程充满波折：

- 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引发社会矛盾（如1980年上海“回城风波”）。

- 部分已婚知青面临家庭分离的抉择，催生了一批“孽债”子女（如电视剧《孽债》中的情节）。

2. 群体命运分化

- 少数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知识分子或官员。

- 更多人因教育中断、技能单一，返城后从事基层工作，面临经济和社会地位落差。

3. 社会与文化影响

伤痕文学：知青作家（如阿城、梁晓声、王安忆）通过小说反思这段历史，代表作包括《棋王》《今夜有暴风雪》《本次列车终点》等。

集体记忆：知青群体形成特殊的情感纽带，至今仍有联谊组织和回忆录出版热潮。

政策遗产：加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也为改革开放后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历史铺垫。

四、争议与反思**

1. 评价两极

正面：知青为农村带去文化知识，参与边疆开发，部分人认为磨练了意志。

负面：运动被批评为政策失误，牺牲一代人的青春，加剧农村资源负担，个人发展机会被剥夺。

2. 历史教训

知青运动被视为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动员过度干预个人命运的典型案例。其结束也标志中国逐步转向尊重个体选择、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新模式。

五、延伸了解

- 影视作品：《孽债》（1994）、《知青》（2012）、《山楂树之恋》（2010）。

文学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蹉跎岁月》。

研究书籍：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知青往事不仅是一段国家历史，更是千万个体的生命史诗。它记录了特殊时代下青年的奉献与牺牲，也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深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