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洋新政与探寻北洋新区遗迹 （下篇）

我心飞翔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负责创办武备学堂。

天津北站是作为袁世凯在天津开发“河北新区”的重要工程而修建的，而河北新区的开发，又是“北洋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3年（清光绪29年）正月初二车站完工。最初命名为新开河火车站，后曾更名为天津城火车站、天津新站。

1910年（清宣统2年），京奉铁路与津浦铁路在天津新站举行联轨典礼。1912年（民国元年），津浦线全线通车后，更名为天津总站。

1923年（民国12年），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逃出到天津北站时，遭时任直隶省长的王承斌劫车，抢走黎携带的总统印信。1937年（民国26年），抗战爆发，不久天津遭日军占领，日军占领天津后，火车站在1938年更名为天津北站。

而为建北站新开辟的道路当年称大经路，即现在的中山路（1946年以前称大经路）。

孙中山曾经三次来天津，在北站留下了他的足迹。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是，路过天津时到中山公园演讲后，14时10分从天津北站乘火车赴京。1929年5月26日，护送孙中山先生遗体前往南京中山陵的列车抵达天津北站第一站台，天津市各团体、民众前往悼念。

这是孙中山在北站的留影。

北站内设有连接三座站台的天桥。这座天桥长52.2米，宽2.8米，高6米，从一站台至三站台之间，跨度为52.8米。

对当时这座天桥的建设情况，京奉、北宁《铁路运输公报》有这样的记载：“天津新站(总站)天桥、月台(站台)等”建于1905年，由“新河材料厂”供料、“山海关桥梁厂”承建一座露天天桥，位于主站房北侧。与此同时，在一、二“月台”延长线上构筑了造型独具、古朴典雅的“站台雨棚”，专为慈禧太后北上赴奉天休息时使用，后又把这里扩建为“宫廷小站房”。

这是今日的天津北站。已于2014年4月1日停办。

北站对过有两座铁路系统沿用的老楼，已经逾越百年，仍完好无损。可能一直由铁路系统使用及维护有关。

可喜的是尽管时代变迁、物转星移，也尽管道路拓宽或建高架修地道，都没有影响到这两座老楼的生存。

现在这两座老楼归中铁北京局下属天津单位在使用。

而在北站外的万柳树大街11号，则有一座由周学熙创办的百年老厂—华新纱厂。

北洋政府两任财长周学熙致力于金融实业，逐渐形成以他为代表的北洋财团，进行官督商办形式的金融实业投资。所办企业除滦洲官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外，还投资设立了以华北棉花为基础的华新纺织公司。

民初华北地区出产的棉花资源有两类，一类以河北省的西河、御河棉花为代表，另一类是庚子年后由美国传教士在陕、甘两省移植的外洋棉花。后者质地软纤维长适于纺纱。故被推广到河北北部名为河东棉。这样一来就提供了用本国棉产建立纱厂的可能性。

在这种形势下，以周学熙、李士伟为中心的北洋官僚，于民国四年九月提出创办“华新纺织公司”计划，资本1000万元。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由周学熙担任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18年5月华新公司由“官督商办”改为民办，周学熙为董事长，杨味云为副董事长。同年天津华新纱厂建成并投产，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元。之后华新纺织公司又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建了三个纱厂，故天津厂又称华新纺织津厂。

1914年～1936年全国棉纺锭从80万枚发展到509万枚，增长6.4倍。而以周学熙为首的"启新、华新财团"投资建立的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含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厂）占有中国北方纺织工业最大的比重。

图为当年津厂厂区。

这是关于华新纺织有限公司特种公债存折的一份公函。落款显示，正主任董事为周学辉（周学熙九弟），副主任董事为李士熙（李士伟五弟），卫厂专务董事为龚心湛（即龚仙舟，曾任财政总长代行国务总理）。

这是最新拍摄的华新纱厂津厂旧址。

这座百年老厂的六角水塔、部分厂房及大烟囱都还在，但已经经历了日商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第七工厂、中纺七厂、国营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等跌宕起伏的曲折之路。现在已被房地产公司的建筑工地包围。所幸因被政府列为历史性建筑被保护，得以避免被拆毁的命运。

这就是六角水塔。

紧挨着天津北站的宁园，其前身就是由周学熙创办的“官办种植园”。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推行新政，委派周学熙以工艺总局名义在天津北站附近筹办种植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开湖建园。出于在园内为慈禧太后建造行宫的想法，园内建筑在策划设计上颇具匠心。“初建园时，挖湖堆山，开渠理水，设闸引水，湖水与园外金钟河相通，宣泄得宜。园内建屋三楹，曰鉴水轩。”

图为今北宁公园的大门。

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载，当年种植园的地点勘察设定在天津新车站以东(今北宁公园是它的一部分)，最初占地十余顷，至光绪三十三年(1906)春天，开凿了一条1.5公里的长渠与新开河相通，种植园的东面没有水源，就开凿深井、设风机汲取地下水用以灌溉，使整个种植园宣泄得宜，水源丰富，极其适宜种植业的开展。

图为进入北宁公园笔直宽阔的通道。

种植园内的植物引进与种植均与当时北洋新政的推行及百姓生活方式的提升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科研实验性质。

按照规划，种植园购买了大量的桑树、榆树、枣树等苗木，按照品种分区种植。为推广更为适合纺织的长纤维棉花，植物园引进了美国的优良棉种进行试验。

此外，植物园还为造纸原料，划出数百亩种植绿竹、马莲、秋葵、粟菊。在河湖边上还种植有南方引进的菱芡。同时还养殖了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兼顾还养蜂、采蜜、养鱼，形成了现代生态平衡的农业模式。

由于建园初期就有同时成为慈禧行宫的想法，加上周学熙等人本就是前朝遗老，所以园子建得中规中矩，颇有几分皇家气派。

但社会的持续动乱，竟使这座近代中国殚思竭虑而开辟的最早农业实验基地功败垂成。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次偶发的事件，却为这块台榭倾圮、迹近荒芜却饱含生命的土地带来了新的转机。

当时的北宁铁路局因开滦煤矿车皮超载，得罚款50万元，局方用4万元的低价从河北实业厅手中购得种植园旧址；不久，实业厅、高等法院及第一博物馆又将毗连的土地推赠转让。旋经路局疏泉剔石，莳花种树，葺旧楼，建新厦，架小桥，覆茆亭，辅以修廊曲径，异卉文石，小山蜿蜒，一水沦涟，遂于1932年秋建成中国第一座铁路公园，并取诸葛亮“宁静致远”一语，命名宁园。

公园沿袭中国古典造园的手法，在种植园原有基础上，新建宏观楼、大雅堂、志千礼堂、图书馆、四面厅、钓鱼台以及水池亭桥、长廊曲径等古典建筑。

图为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幽静之地。我是隔着栅栏拍摄的。有个说法这里曾是袁世凯居住过的地方。

这个幽静的所在小桥流水，楼榭掩映，甚为惬意。

这是畅观楼。

远眺畅观楼。

想象一下，当年在这里引水灌溉，实验新品，从这里引种成功的美国棉花品种，成就了河北河南山东大量的纺织厂，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呀！

宁园的九曲长廊连着亭榭湖泊，蜿蜒1700多米。

这些长廊或曲回、或蜿蜒，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雕梁画柱的亭榭、高大的白杨树、汉白玉的拱桥栏杆，这一切透出了宁园的高雅气质。

这是宁园内的秀兰轩，一个幽静的所在。

秀兰轩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初建，三面环水，格调清雅，轩榭四面皆为玻璃隔窗、碧波画船尽收眼底，为品茗休憩、诗画雅集佳处、轩名隐含典故。清慈禧太后入宫时，获封兰贵人，具储秀宫，故名。

而这个地点，正是周学熙建植物园时的核心所在，值得追溯与追思。

秀兰轩前的日规。

秀兰轩秀美的竹林。

宁园内有不少以历史名人命名的桥，使这里的环境弥漫着淡淡的清末民初味道。如沅淑桥、任公桥、春霖桥、世奎桥、文郁桥、范孙桥、仲儒桥、慰廷桥、止庵桥等。皆为北洋时期的政要名流。

秀兰轩前面这座桥就是纪念先辈周学熙的“止庵桥”。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出生于安徽至德（今东至），两任财政总长，中国近代著名金融实业家、是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的主要人物。

周学熙下野后参与金融实业的投资与开办，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兴实业资本集团，囊括金融、煤矿、自来水、玻璃、纺织等二十多个近代企业，且多为官督商办性质，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启新、华新财团"， 这个财团成为北洋政府的经济命脉。而其中的执牛耳者就是周学熙。

这是纪念梁启超的“任公桥”。

梁启超（1873～1929），近代维新派领袖，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其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对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民国初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1915年居天津意租界时，策动反袁护国运动。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这是纪念李叔同的“息霜桥”。

李叔同（1880～1942），字息霜，别号漱筒。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这是“牡丹亭”与“春霖桥”。

刘春霖（1872～1942）为天津第一位金榜题名的状元，同时是中国历史中最后一名状元。曾任直隶法政学堂提调，直隶省立宪派和筹办直隶地方自治代表人物之一。

远眺“牡丹亭”与“春霖桥”。背后是致远塔。

园内的景色秀丽多姿，芬芳香馥，树影婆娑，阳光洒在草坪中令人神怡。

草坪中偶见斑驳湖石。

亦有石雕石饰点缀其间。

这是宁园内巨大的太湖石景。但愿这是百年前的遗物。

这座历史悠久的水塔，在幽静中带给我们一丝怀古的惆怅。

远眺待月楼。

这是位于宁园西南角的一隅，九曲桥后面通向一座六角的湖心亭。

这座亭子有来历。当年李鸿章去世后天津建了李公祠。后来随时代变迁，李公祠被拆，而里面这座六角亭被转移到宁园安置。

现在的六角亭前是一座李鸿章的铜像。

晚年的李鸿章着长袍马褂，端坐石前，微微低头，陷入沉思状。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

作为重臣，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贤良寺。

这是致远塔，为1985年建成的九层八面七十二脊的玲玲宝塔，名称取自诸葛亮《诫子书》中名句“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致远塔前，有一对金代的石狮。狮子憨态可掬，造型呆萌，雕塑线条优美流畅，距今已达800年，是天津现存最古老的石狮。

塔院内有九幅铜浮雕组成的浮雕墙。

这是《北洋新区》浮雕。

这是对《北洋新区》浮雕的文字介绍。

这是《北洋实业家周学熙》浮雕。

这是对《北洋实业家周学熙》的文字介绍。

我一边走出宁园、一边在想，当年周学熙建植物园时恐怕没那么多钱修这么好的楼台亭榭，九曲回廊。这里的真迹不多了，除去很少的一部分百年老建筑外，现在看到的一是依照植物园（及旧宁园）时代模样重建的建筑，二是全新设计全新建设的新建筑。来这里凭吊，主要不是看遗物，二是看遗址，体味百年前的先人们在“北洋新政”召唤下

时代变迁的太快了，一百年的光景足以使一些建筑灰飞烟灭了。

袁世凯在督直时期推行“北洋新政”，使大经路地区成为新政的中枢，清政府在大经路周边地区修建了许多新式学堂。

1905年，甫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急召归国的李士伟旋即就任直隶总督衙门幕僚（即袁世凯秘书），并以直隶全省学务处会办身份考察先行一步的保定师范学堂，袁世凯认为“颇著效”。遂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废除科举制度，改为建立新式学堂。又由于当时北洋推行新政的重心已在天津，故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命李士伟组建北洋师范学堂并担任监督。学堂地点设在新开河北岸（现志成道，因拓宽马路校舍已不存）。占地面积200亩，建筑为日本学校模式，教学设施齐备。

该章程由李士伟拟定，由袁世凯奏请慈禧皇太后、光绪帝核准。其内容广泛详尽包括北洋师范学堂的缘起、课程、诸项规章，甚至有请假条格式，非常详尽。

《奏定北洋师范学堂章程》成为我国教育界最早的经典文献。

李士伟（1878～1926）字伯芝， 河北永年人。民国政要。李士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清末曾任北洋师范学堂监督、山西井陉矿务局总办。民国成立后，历任财政部顾问、农商部矿政顾问、中国银行总裁、中日实业公司总裁、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等职。

北洋师范学堂面向北方各省招生。设完全科、专修科与初级简易科，着力培养中学堂、初级学堂的师资力量。至1911年3月停办时，毕业生达四百六十余人。

学堂曾有教员28人，职员14人，包括相继延聘的10名日本教习和一名日本校医。

图为北洋师范学堂监督李士伟与学校教职员的合影。

1904年10月23日，北洋女子公学创办。北洋女子公学是天津师范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学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创立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洋女子公学是由吕碧城、傅增湘、英敛之等人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创办的。监督傅增湘、总教习吕碧城，学校地点设在三马路，是最早的公立女学堂。

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吕碧城与秋瑾并称为"女子双侠"。

北洋女子公学从1904年创办至1912年停办，吕碧城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总教习（后来任监督）的职责， 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著名诗人陈庚白曾评价其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

图为北洋女子公学职员与毕业生的合影。

英敛之（1867～1926）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天主教徒，满族正红旗。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法国天主教徒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后，英敛之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重视言论工作，以“敢言”著称。其间1904年英敛之参与创建北洋女子公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后又创办辅仁大学。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1926年因病逝世。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天津府创办了北洋女师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

当年之所以注重对女子的教育，基于“因孩提之童，日依母侧，熏陶渐染，习惯自然”，且从历史来看，“古今圣贤豪杰，建大功、立大业者，往往承幼时之母教，定一生之志趣”。因此，认为“女子一端尤为家庭教育之根源，培植人才之基础”。学堂聘“品行端方，学问优裕”的翰林院编修傅增湘为监督(民国后傅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在傅的主持下，专门制定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内阁任教育总长。

学堂监督傅增湘在主持校务一个时期后，又曾将办学情形及拟做整顿的意见呈报，称“当时(学生)投考虽多，合格较少，只取录四十余名”。傅本人又“亲往上海招考，各处闻风争至，陆续收录五十余名”。但“学生程度不齐，课程高低碍难两就”，其后不得不淘汰九名。这样，两期共有师范女生九十五名。第三期拟再招四十名，将“札饬官立五处女子小学，选择合格女生，保送来堂”。从这里的文字看，说明小学毕业，便获得入学资格，而不是像今天需初中毕业，方能报考“中师”。在教学方面，既肯定“诸生勤奋向学，进步可观”，又指出“年龄不齐，程度不一”。并提出西洋人教授体操“言语隔阂，指授多艰”，将改聘上海女教习“来津专授”，等等。

至1908年，学校开始招收四年制的“完全科”。1910年，傅增湘辞职，吴鼎昌继任。辛亥革命后，学堂先后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又更名为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前后，邓颖超、刘淸扬、郭隆真、许广平等，都曾在女师求学。其河北天纬路校址，现由天津美术学院使用。

这是今天的天津美术学院教学楼。

就在这个地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北洋女师学堂（1906）到北洋女师范学校（1912）、到直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6）、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29）、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9）、到河北师范学院（1949）、到河北艺术师范学院（1958）、到天津艺术学院（1973），再到天津美术学院（1980），老建筑早已容不下成长壮大的学校，这座楼长高了，上面有了一顶大圆帽。

唯有这从老建筑拆下来的“废柱子”身上，还能窥见新旧历史的交替。

在位于红桥区的河北工业大学内，有三座近百年的老建筑。这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的旧址—南楼、北楼与团城。

这是北洋大学堂的南楼，建于1933年，占地面积为233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902.45平方米。

这些地址常常把人们“绕”糊涂了。为什么“河北工业大学”不开在河北却开在天津？为什么北洋大学堂不在它的后继天津大学校园内，却“躲”在别的大学？这里有非常曲折原因。

这是因为河北工大前身是1903年成立的北洋工艺学堂，到现在的河北工业大学，中间改过这么些名字：1904-1912直隶高等工业学堂，1912-1913直隶高等工业学校，1913-1928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8-1929河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1929-1946河北省立工业学院，1946-1950河北省立工学院，1950-1962河北工学院，1995改名为河北工业大学。 其中1951年和北洋大学合并成立天津大学，1958年恢复河北工学院，原因是天津脱离河北省成为直辖市，国家教育部就把原北洋大学（既现在的天津大学）划给天津市，原北洋工艺学堂（现在的河北工大）划给河北省，于是就在北洋大学的旧址（既现在的东院）内重建了河北工学院。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节点，就是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的合并，合并后后更名为”天津大学“。

而河北工大这个校园还不是北洋大学堂最早的校址。

北洋大学堂创办于1895年，是当时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创办，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校址设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博文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比创办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早了3年。

1895年由盛宣怀创设的北洋西学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校。当时聘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

头等学堂设有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5科，学制4年，性质属于专科学校，毕业后可升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为普通中学性质，学制也是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1900年停办。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晚清官僚，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美国公理会教士、外交官。出生于波士顿，先后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欧柏林神学院。光绪八年（1882年）来华，在山西省太谷传教，他曾力劝当地富绅捐资兴学，但收效不大。失望之际，又值其妻罹病赴天津医治，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辞去教会职务，赴天津就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同时，在天津设立中西书院，自任院长，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同时，丁家立还曾兼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受聘任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时伍廷芳任该学堂头等学堂总办，蔡绍基为二等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该学堂易名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丁家立仍就任总教习。

这是盛宣怀、丁家立与北洋大学堂学生的合影。

1902年9月15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恢复了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并将其改建为北洋大学堂。

至1903年4月始正式开学。本科为3年毕业，法科为4年毕业。学校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课程，为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开学后，袁世凯先后派遣北洋学生赴美国和日本留学。

这是当年北洋大学堂的校门。大门上依然悬挂这“国立北洋大学”，名字由隶书字体书写古朴典雅，另一面是“ 河北 工业大学”，名字由草书字体，字体苍劲有力，栩栩如生。

北洋大学堂校门旁紧挨着一座有着圆拱门洞的古朴青砖院落，这便是团城。

团城为砖木结构平房，红瓦坡顶，青砖墙面。团城外墙上有雉堞，院子正门在南侧，长宽各约30米，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团城1930年左右建成，那时北洋时代已经结束。这里曾是北洋大学办公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45年8月任校长期间在此居住、办公。团城也曾是河北工大办公地，曾任北洋大学副校长、河北工业大学首任校长的潘承孝老校长的办公室，至今仍保留完好。小院里的两株古树，见证着小院的历史。

团城为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整体似一个中式四合院，而每间屋内却也有着西式风格的壁炉，这些壁炉如今仍保存完好。

校园内的圆形校舍。古朴幽静。

这是团城另一侧的拱门。

出得团城，在与北洋大学堂北楼之间的楼角处，矗立着老校长刘仙洲的铜像。

刘仙洲（1890～1975）， 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 教育家。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作出了贡献。在教育上，倡导“工读协作制”的教育思想，自编我国工科大学第一套教科书，首先进行了我国机械工程名词统一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这是北洋大学堂的北楼，建于1936年，占地面积为231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805.11平方米。

北洋大学堂的北楼与南楼一样均为三层砖混结构楼房，建筑布局对称，体形简洁大方，均使用德国进口建材，建筑外立面为红砖墙面。

北楼现为河北工业大学第五教学楼，门上牌匾“北大楼”残破，字迹剥落，建筑顶部有修整痕迹，门口设有两根残缺的灯杆，建筑入口处设有六角形门厅，楼道向两侧延伸。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我们从北洋大学校歌中能够体会出当时作为一名北洋大学学生的荣耀与自豪。

在清末民初时代，很多名流政要都选择居住在河北区一带。直到三、四十年代，这些社会上层人物及他们的后代，才逐渐聚集到旧英租界地区。

后北洋时代，河北的大经路范围及旧意租界、奥租界里居住过袁世凯、徐世昌、曹锟、曹锐，华世奎、李士伟、倪嗣冲、梁启超、汤玉麟、王占元等等。袁世凯倡导“北洋新政”，除去“官督商办”、“民办”外，就是这些下野军政要员的投资，这方面倪嗣冲投资的金融业、纺织业、面粉业，王占元投资的房地产业，

篇幅原因，这里仅介绍一下“曹家花园”。此为曹家花园湖中亭。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保定王。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890年，曹锟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在1919年的时候，就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10月曹锟当选总统，并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此为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曹锟下野后居住在天津，他拒绝日本请其"出山"组织伪政府的邀请，保住了晚节。1938年5月17日因病逝世。

1921年由靳云鹏召集，曾在这个"曹家花园"召开过著名的"四巨头"（靳云鹏、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会议，对"国会选举、援库、裁兵、欠饷、和平统一"五个问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在5月5日驱车到北京赴总统府面呈徐世昌总统，盛宴后，于14日产生第三任靳内阁。

这是曹家花园内的乐寿亭。

这是通向乐寿亭的石廊。

这是曹家花园内的二仲轩。

这对石狮子是当年建园时的遗物。

曹锟家族在天津广有投资。其中恒源纱厂即为1919年由曹锟家族创办，并由曹锟四弟曹锐（时任直隶省长）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恒源纱厂注册资金400万，曹家总共占了8200股，至1946年，纱厂扩大，曹家共占有14608股，是纱厂最大股东。

曹家还经营同福饼干公司。于1917年成立，厂房80多间，由曹家独自经营；北方航空公司。曹钧为董事长，主导权在曹家；利丰大米庄；保定电灯公司，曹锟持股10万元，曹钧之子曹士杰任董事；魁星米面庄和三星米面庄；泉立成布庄。此外曹家还经营火油公司、珠宝店、古玩店、当铺等等，

图为恒源纺织厂旧址大门。现已不存。

我的《话说北洋新政与探寻北洋新区遗迹》上、下篇就此封笔了。

这是个大题目。同时也是探究中国近代金融实业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仅仅出于兴趣，对后北洋时期天津河北区大经路（今中山路）一带的“北洋新政”遗迹做了一番寻访，拍摄了一些照片。并与百年前的旧物做了对照。

如今的社会发展无论多么辉煌，也不应忘记，在清末民初的年代，有那么一批仁人志士，在国家受尽列强的侵略与屈辱后，痛定思痛，励志改革图新。在那个年代，新式学堂、新式工厂、新式银行、新式商业应运而生。尽管还带有前朝遗老的迂腐，带有脱不开的官场旧俗，但毕竟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在求新求变中奋力摆脱封建社会的束缚，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天津这块神奇的土地曾经演绎了多么璀璨的辉煌。厚积薄发，未来的天津可期可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