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烽火岁月

张玉军（潍坊）

谨以此文献给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41周年！献给在自卫还击作战和老山作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献给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所有老兵勇士们！

作者：黄建强

编辑：张玉军

本文为原创

我的烽火岁月

一个参战老兵的记忆

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便会有一种喜欢怀旧的习惯，而在我60年的人生路上，能让我时常想起并能留下终身记忆的事情也并不多，但唯有一件事成为永恒无法抹去，那就是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那些琐碎而平淡又不完全属于我的往事，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在我生命中早已留下深刻的痕迹……

1978年12月，119团已进入一级战备，大部队开始挺进中越边境地区实施机动集结，陆续完成战略准备。图为119团全体指战员整装待令，开赴边关前线场景

追逐梦想 踏进军营

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国家发生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每个人来讲，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终身难忘。尤其是对外改革开放的号角全面吹响，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有了盼头，发展有了希望，许多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都希望投身于崭新的时代，并希望在这崭新的时代做出一番事业和成就。而作为当时的热血男儿，且自小就有着当兵梦想的我也不例外，无时不追求着美好的人生，更渴望有一天能实现“穿戎装、进军营，读军校、学本领”的当兵梦想。

1978年10月，金桥公社双河大队知青，前排左起：刘本荣、谢晓兵、黄建强，后排左起：李云、陈正明、王力伟在金桥公社修水库回大队时留影

就是这一年，全国冬季征兵工作来到了重庆当时的南桐矿区金桥公社（现改名为万盛经济技术开区金桥镇），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青，在得知征兵消息后，我毫不犹豫从双河大队跑步到金桥公社征兵办公室报了名。到征兵体检时，我异常紧张，生怕有哪项指标不合格被刷下来，然而令我欣喜的是在公社几十名报名知青的体检中，我居然以“过五关、斩六将”的优势，身体过关，政审合格，如愿以偿实现了我的当兵梦想 。

1978年12月30日，妈妈、二哥、妹妹和外侄女赶到万盛东林火车站为我送行，图为当天上火车前在矿山照相馆留影

1978年12月30日下午，还不到20岁的我，随同重庆南桐矿区籍的200多名应征入伍青年一起，从南桐矿区坐上了开往云南昆明的火车。而这一次远行，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次追逐梦想的远行和人生的选择，内心的激动早已按捺不住，各个都心旷神怡，满面春风，以为踏上火车便会使自己的人生走上康庄大道。然而在我们中间或许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这次远行将要踏进边关，奔赴异国他乡去接受一次血与火的人生考验，去经历一场生与死的残酷战争。



记忆中，新兵们摇摇晃晃乘坐在铁皮闷罐车里，车厢内没有电灯，唯一能看见的只有几扇小窗户旁边透出的几道微弱自然彩光，但车厢内仍显得乌漆抹黑，需点蜡烛照明；车厢内没有座椅，我们就直接把被子铺在地上，既可坐又可睡；车厢内活动空间狭小，新兵们只能站着或蹲着，加之人多且无卫生间，空气又不好，很多人都争着挤往靠近小窗户旁边，尽可能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当时有的新兵为争抢窗位还血气方刚，争吵不止。这些对刚跨出家门的新兵们来说，虽然有些不适或不愉快，但大家满载着的是美好梦想和憧憬，丝毫没有任何抱怨，各自都沉浸在那里想着自己的事情。一会儿不知是谁先拉开了话题，车厢里顿时热闹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往事，既有对离家时的酸楚，又有对军营的遐想，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望。

突然间，车厢内的光线更亮了起来，哦，是几个新兵点燃了蜡烛，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眼扫过去，年轻新兵们的脸上都显得有些微红，现在想来，那一张张脸是多么的稚嫩青春啊，没有经历过世俗，没有经历过尘染，想起在火车上度过的分分秒秒，是多么的有激情啊，仿佛那美好的梦想和憧憬离新兵们是那么的近……

当时火车速度十分缓慢，如果用“马拉车”来形容也不会夸张和过分，火车开了两天两夜都还没到达目的地，几个沉不住气的年龄较小的新兵纷纷抱怨：“怎么还没有到”？其他人纷纷安慰，“就快了，不要着急”，好似说给别人听，也好似说给自己听，可是究竟什么时候能到谁也不知道。

终于，在1979年元旦晚上10点左右，火车到达昆明东站停了下来，大家欢呼雀跃，纷纷下车，争先恐后的想要呼吸一下火车之外的新鲜空气，就在大家叽叽喳喳好奇一切的时候，两个首长来了，原来他们是负责带我们这群新兵蛋子的，不容我们再享受片刻的欢愉休息，就立即对我们这200多名新兵，按事先划分好的名单进行分兵。有的分在昆明军区测绘大队；有的被分在第11军31师；而我和另一部分新兵（近100多人）被分到了14军40师，在分兵各自离开后，我们当晚夜宿在昆明东站。

第二天（元月2日）早晨，负责带兵的首长把我们按30多人一辆车的顺序，分别安排坐在昆明运输公司早已备好的三辆货车上，又继续往前行驶。此时，新兵们想着马上就要到达营房了，等着我们的将是一种全新的，特别美好的军营生活，心中早已是抑制不住的激动。虽然还没有经历训练，也不知道将到达何方，但是那种自豪感自心底油然而生，在路途中偶遇老百姓或村民时，新兵们总是非常自豪骄傲的主动向他们挥动手，兴奋的与他们打招呼。是的，幸福的青春，大抵就是这样子的吧。

新兵们在行进到马关至大南溪路途中所见的战车直往边境前行的场景。图片为作战资料

然而激动的心情还未平复好，紧接而来的是比坐火车更糟糕的困扰向新兵们袭来。首先是路途沟壑不平，车辆摇晃得大家晕头转向，有的新兵因身体差异，从轻微的晕车直到最后的呕吐不止；有的如跳跃的布偶，被颠簸得上上下下，浑身如散了架一般，耳膜也被坑坑洼洼的颠簸声震得嗡嗡直响，如果不是相互搀扶着，恐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颠到车外去。再就是从路面刮起来的风沙和刺鼻、刺眼的粉尘弥漫在车上浸入全身，让新兵们无处可藏，好在车辆搭有车棚作遮蔽，尽管挡不住大风和泥沙的侵袭，但也能让年轻的新兵们仍有一丝安全感。

仅仅这些，在当时想必都是微不足道的，新兵们也没因此被吓倒，而是相互的心贴得更紧了，大家还彼此安慰道：“没啥、当兵哪有不吃苦的”“等到了营房就会好的”，似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此时，车辆还在缓缓行驶，昏昏沉沉间，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车辆行驶到马关县城边停了下来，据说是在这里休息吃了晚饭后再往前走。当新兵们下车后，就隐隐约约听到当地老百姓在议论“边境就要打仗了，街上的人都撤得差不多了”、“这些兵就是拉到边境前线去打仗的”。当听见这些议论，我们还有些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在道听途说，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吃饭后的行进时，一些让新兵们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地方货车已全部被换成了全副武装的军用战车，且在沿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战车朝着我们一个方向直往前行；再就是路边、村寨、森林里到处停放着的大炮、坦克、装甲车以及搭建的野外帐棚；还有那些戴着钢盔，扎着绑腿，身背枪弹的老兵们在来回忙碌等特殊场景，不断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这些场景虽然经过伪装，但是仍然遮盖不了临战时的模样，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却看过“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等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那一幕幕场景与电影里战争前后的画面是如此的相近和相似啊，像似已走进了战区！

新兵们在行进到马关至大南溪路途中所见的各种炮火装备的场景。图片为作战资料

看见这一幕幕场景和画面，再联想到之前老百姓的议论，新兵们面面相觑，心中或许在猜测，或许相信了老百姓之前议论的话题。然而一种不安之感从新兵们心中瞬间升起，大家三三俩俩小声在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就是战区吗?”“难道我们真的要去打仗”？“打仗还能活着回来吗”？突然间，新兵们也开始慌乱紧张起来，有的在叹息，有的在后悔，有的赶紧掏出纸笔给家人写信......那一刻，我的心中也有些不安。

原本身体的疲劳早已筋疲力尽了，如今又增加了更复杂的心里枷锁，简直把新兵们折磨得够呛。我想如果当时让我躺进一间安静的屋子里，就算躺它个两天两夜也未必能睡个安稳觉。

战车再次停了下来，当时已是深夜了，周围一片漆黑，大家借着车灯跳下了车，下车后才知道，这里是马关县一个名叫嗄迪的小村庄，还没来得急休息，只见接兵的首长用手电筒照着花名册，在那微弱的电筒光下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点名分兵。那嘹亮的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更加粗犷了，新兵们一个接一个的应“到”声开始在耳边震响，而一个个新兵在被点名后即跟随接兵的首长渐渐离去。在点名结束后，却只剩下了我和其他30多个新兵，还傻乎乎站在那里不知去向了，当时我们全都像蒙了似的，不知为什么？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埋怨自己运气不好。直到分兵全部离开后，带兵的首长又把我们安排坐上了一辆战车继续往前行驶，那时根本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带着失望和沉重的心情，我们又在车上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到了第二天（元月4日）早晨８时左右，我随同谢英祥、黎加华、李刚等30多个新兵，终于来到了步兵119团大南溪团部，正式踏进了边陲军营。

临阵磨枪 锤炼本领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我正式成为一名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新战士。来到119团团部的当天，我就被一个中等个儿，身体健壮，手里还拿着地形图的军人所吸引，只见他圆圆的脸庞，整洁的戎装，带着微笑，从我们对面走来与带兵的首长打着招呼，听他说话的口音，除了浓浓熟悉的川腔外，且声音洪钟，带有磁性，看气质很是让人欣赏。在他离开后，带兵首长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你们的老乡，四川南川人，名叫李明书，现在是团作训股的参谋（作战后提升为团作训股长，团参谋长。在1984年老山作战中提升为团长）这在当时也算是我们四川老乡里最大的官。

119团团长李明书。先后任119团特务连班长、文书、排长、作训参谋；1979年作战后任团作训股长、团参谋长；1984年在老山作战中带领119团荣立集体一等功，之后任119团长和师副参谋长

接下来带兵首长又直接告诉我们：119团的营房（团部）驻地是在华宁县的盘溪，营房的环境非常优美，有宽敞的操场，漂亮的礼堂和整洁的营地，遗憾的是你们在这个特殊时期入伍，连营房都没能看上一眼就直接来到边陲。今天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大南溪，是119团的临时团部。现在部队已进入一级备战状态，为做好战前准备，适应作战，早在1978年11月底，团的大规模部队就离开了盘溪营房，向云南文山、河口边境地区野外拉练，开始了针对性的作战训练......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一路上我们所担忧的、害怕的事情全都发生了，我们的确是来打仗的，但是当真正听到首长告诉部队已进入备战状态的时候，我的心情反而平复了，或许是对命运的一种妥协，更或许是真正身处军营后体会到的那种“是军人就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精神附体，我为此暗暗在心里为自己加油，完全可以战胜这一切的。

重庆万盛籍的谢英祥、黎家华、曾昆明、刘绪华、尹林中等新兵到达119团时的留影

来到团部不到半小时，我们30多个新兵就被分下了各自的连队，而我和寿挺树（我当知青时同大队的新兵）被分在三营重机枪连，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一些安慰，身在他乡能有熟悉的老乡陪伴也不失为一种温暖。

团部接我们的是一个名叫李秀华的指导员，李指导员也许是在部队长期养成的作风，走起路来如风一般快，为了跟上他，我俩几乎是用小跑步在紧紧跟着，李指导员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步兵119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1937年成立于抗日最前线的山西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119团建立了功勋，可以说119团是第14军里资格最老的部队。同时又讲：我们机枪连是三营的一个直属连队，平时是成建制的独立连队，在作战时就要配属到营的步兵连。连队编制有9个机枪班，1个饲养班和1个饮事班，全连共有120多人……

1979年1月4日，在大南溪团部接我到大坪连队时的李秀华指导员。图为指导员李秀华（中）、八班长罗掌群（左）、黄建强（右）在连部的留影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山涉水，我们很快来到了一个名叫大坪山的地方，李指导员转身对我俩说“这里就是119团三营的训练驻地，也是你们要来到的连队，欢迎你们加入”，我俩默默的点了点头。

来到连队后，李指导员就把我俩安排在连队的二排四班和五班，同时把我交给一位名叫方石义的班长，并叮嘱“这个兵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他看管好呵”说完转身就走了。

班长方石义，在1979年“2．17”作战结束后，于1979年8月住大连军校，毕业后分到沈阳军区，先后任排长、副连长和连长。在18年的军旅生涯中，除了参加“2．17”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外，同时在1986年和1987年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哈尔滨抗洪抢险以及大兴安岭灭火等数次抢险救灾。

李指导员离开后，我俩傻乎乎地站在帐篷门前，看着眼前一座座在丛林中搭建的野外帐篷；看着在帐篷里用硬木板拼凑在一起的“猪儿觉”床铺；看着这偏僻而又荒凉的深山野林；看着那些刚从野外训练回来，且全身沾满泥土和衣服全被汗水浸透的老兵们……这一切，“这就是我渇望的军营吗？”我在心里默默的问着自己，心中的压抑感再次袭来，原本所渴望和追求的军营梦想早已面目全非了。可我酷爱面子，性子也好强，只能强忍着情绪，也暗暗提醒鼓励自己打起精神，决不能让老兵们看笑话。

午饭时间到了，我简单收拾一番，正准备出门吃饭时，碰到老乡寿迋树还站在门口，只见他神情犹豫，沮丧之情溢于言表，看到我当即哭了出来。我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可是丝毫不管用，他仍哭个不停，当他颓然告诉我他想逃跑回家的想法时，把我一下子惊呆了，虽然我当时的心里也十分矛盾复杂和不安，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从踏进军营那天起已经是一名军人了，逃跑将意味着什么，不就是一生都洗不掉的耻辱吗，于是我静下来急忙劝阻： “现在能往哪里跑呀，且不说我们现在什么地方，就连东西南北方向都分不清楚，何况一出去还面临着生命危险”，在我三翻五次的劝阻下，他才松了一口气说“那我们就留下来吧。”听到他这么一说，我才放下心来。

这天时间显得是如此漫长，终于熬到了晚上，熄灯号响了，我回到班里后，方班长把我安排到他的身边一起入睡，他和蔼可亲，就像一个大哥一样，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别着急，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这天晚上虽然有方班长的安慰呵护，但心中那股愁闷和不安的情绪始终在脑子弥漫，真使我辗转难眠。我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篷外的星空，想到了初坐上火车时的欣喜和激情，想到了在路途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扰……那一夜我完全失眠了，可以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啊！

比我提前几天来到连队的还有杜康文、帅光宇、吕云生、黎祥春等9个新兵，第二天早晨，我随他们一起参加了连队集合出操。吃完早饭后，副班长何大伦就带着我到连部领取了“两枚手榴弹，一具防毒面具，一个急救包，一双防刺鞋，一户绑腿和一件雨衣等物资，随后便与全班老兵一起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

方石义班长在大坪时与班里老兵一起，给我讲解重机枪的性能原理和瞄准、射击等要领。

连队为了让新兵们更好更快的投入到实战训练中。在班里，班长和老兵们给我们介绍重机枪的基本功能，射击“三点一线”的原理，点射、连发、俯仰射击的要领，手榴弹投弹的作战技巧；如何挖战壕、挖猫耳洞等基本战术知识。在连里，副连长钟子亮集中新兵针对越南山岳丛林地特点，亲自讲解示范如何观察敌情配合步兵战术；如何选择机枪战地、挖机枪掩体等知识。在营（连）部，卫生员还给我们讲解了在战场上如何自我救护，如何救助伤员等战场自救护救常识。通过班长及老兵们的讲解，很快让我掌了基本理论知识。

紧接而来的就是山岳丛林地战术训练开始了。一月份的天气，在我国多数地方还是寒风刺骨、冰霜雪地，但在南疆却是烈日炎炎，又闷又热，而我们每天在热带丛林地里进行摸爬滚打训练，尤其是戴上防毒具在丛林地里跑步进行防毒演练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可以说每天训练下来，人人都是一身泥，个个都是一身汗，军装被汗水浸湿透了又被太阳晒干，干了又被汗水浸湿，身上军装都染上白色的一层薄薄的汗盐。

仅仅这些都不是最艰苦的，训练最苦最累的还是要算战前的拉练训练了，我们重机枪连除了每个班配备的一挺两轮重机枪和班长专用的冲锋枪外，每个兵还要配备有自身的雨衣、小铁锹、十字镐以及弹药箱，手榴弹等装备，全部装备的重量达200余斤，平均每人负重达30余斤（步兵只有10多斤），并且随时都要快跑步不掉队。

除此之外，让新兵们最恐慌、最胆怯的就是在大坪山上的夜间站岗了。白天听老兵们讲：大坪山仅距几里路就是越南境界，加之边境内还经常发生越军偷袭的事件。在这种环境和心理压力下，半夜三更在熟睡中新兵被叫醒，一个人扛着枪去往山顶上站岗，面对那漆黑的森林和山峰，不仅紧张而且恐惧，只要有风吹草动，全身都会产生紧绷的感觉。记忆中，我在大坪山上的第一次和后来的多次夜间站岗，还是方石义班长来陪着我度过的。

在大坪山和蚂蟥堡训练的40多天时间里，新兵们刻苦训练，临阵磨枪，先后进行了打靶实弹射击五次，投手榴弹（实弹）三次，急行军一次，夜间紧急集合训练两次。在艰苦的临战训练中，以最快的时间掌握了重机枪，冲锋枪的拆卸组合与射击要领，掌握战场上的防步兵地雷的基本常识与自我救护知识，同时也掌握了与步兵配合的战略战术及注意事项。我们从中经受了各种困难的考验，锤炼了意志和过硬的本领。

1979年2月，119团大部队已挺进河口边境地区。图为我三枪连和三炮连全体指战员，在开赴边境前线的场景。（团新闻干事王达众拍摄）

时间很快进入到1979年的2月。连长刘银成在连队临战前的动员大会上讲：119团是齐装满员的甲种步兵团，在这次战役中承担着攻占17号高地，歼灭坂菲、班罗之敌，奔袭和歼灭铺楼之敌的主攻作战任务。同时令一营为预备营，二营为穿插营，三营则为主攻17号高地的主攻营。

三营接受任务后，把攻歼17号高地之敌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七连，并配属了八二无后坐力炮二门，重机枪两挺。七连及时组织了班以上干部进行了现地勘察，认真分析了地形和敌情。认为17号高地位于坂菲西侧，山势险要，谷深坡陡，树竹茂密，易守难攻，且敌军对17号高地进行了长期的设防准备，储备了大量的作战和生活物资，是控制通往坂菲两条小路的要道，也是我团进功歼灭坂菲之敌的主要障碍。

在充分分析情况后，七连决定先由三排夺取43号高地，尔后掩护一排向17号高地进攻，二排为预备队跟随一排前行。首要的任务就是攻歼17号高地之敌，为团歼灭坂菲之敌打开通道。

而我所在的三枪连五班和六班则奉命配属到主攻七连作战，与七连一道担任攻歼17号高地，开辟通道的主攻作战任务。我班共有7人，配有重机枪一挺，冲锋枪两支（正副班长使用），同时每人配备有手榴弹、弹药箱、雨衣等装备，其余5人分别担任重机枪的主射手，副射手和弹药手，而我这个新兵蛋子只能担任弹药手，主要负责战斗中的弹药保障。

接受作战任务后，经过团、营、连的战前动员宣誓，我们全连100多名勇士热血佛腾，同仇敌忾，苦练杀敌本领。一切好像都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像是在做梦，战争真的要开始了，我对作战似乎有了最迫切的期待，经过实战的训练和洗礼，我的身心好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只想“穿戎装、驻军校、学技术”的人生追求，已变成了“守边陲、保国家、勇杀敌”的神圣使命。

主攻开道 昼夜激战

2月l6日，也正是我踏进边陲军营的第46天，我班跟随配属的七连提前出发。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每个人身上承受着30多公斤的负重，紧紧跟随部队，经过整夜的强行军，从河口牛皮塘出发，穿过层层原始森林，走小道隐蔽接敌，上级不断传来口令：“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发出响声”老兵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相互呼唤提醒，艰难地向前行进，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我们才到达了攻击出发阵地的43号高地，并做好了攻歼17号高地之敌的准备。

119团在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经过案例要图

2月17日凌晨50分，中越边境的群山，万炮齐鸣、硝烟四起，一发发炮弹撕裂长空，骤然响起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世界，一场震惊世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1979年2月17日零晨5时，我军开始对越军的炮火袭击（选用作战资料图片）

面对着响彻云霄的枪炮声和被炮火浓烟映红的一道道山峰，这对一个刚步入军营的新兵来说，简直是一次经历生死般的历练，可以坦率地说，当时那种战战兢兢，浑身颤抖，心速加快的反应简直让人不可想象，难以控制，“是激动、是紧张或是害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但随着战斗的快速推进，我很快平复下来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之中。在炮火袭击后，我班紧紧跟随七连，每个人拉开约50米的单兵距离，从43号高地向330高地发起冲击，当天上午10点左右，部队很快攻占了330高地，在距17号高地仅几百米直线距离的330高地上，我重机枪班拼命组织火力，有力压制17号高地之敌。

步兵七连主攻拿下的敌军17号高地歼敌战斗经过案例要图

时至中午，一阵猛烈炮火轰袭到330高地上，我眼睁睁看见三营部，八连和我三枪连的十多人同时倒在地上，其中营长张世彪正在指挥作战时，被炮弹击中胸膛，弹片打穿肺部，一头栽倒在地，副营长边子坤同时头部受伤，我连一排长敖生发、三班长赵克富等多人也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在此情况下，战士们的情绪高度紧张，只记得当时有人在大喊：“营长受伤了”，我也急着在惊叫“班长快抢救伤员！”这时我来不及多想，与在场的官兵一起冒着炮火投入到了抢救伤员之中，三营部的通讯排长杨高松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仍坚持与官兵们一起组织抢救伤员，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将营长及十几名伤员全部送下阵地。

三营通讯排长杨高松等战友在“330高地”上冒着枪林弹雨全力抢救张营长。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摄于1979年2月17日

尽管部队伤亡惨重，但七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继续进攻l7号高地。在进攻中连长令三排（加强1排1班，八二无后坐力炮和我班重机枪1挺），由西北侧向17号高地运动，从敌阵地北侧突破。三排由17号高地北侧水沟一线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冲击在最前面的9班距敌第一道堑壕只有十几米时，敌人的各种火力一起开火，9班被压制在堑壕的前沿，同时与连失去了联络；排长何吉军在观察敌情和地形后，及时调整了部署，并亲率9班乘着我部向敌投弹爆炸的烟雾迅猛冲击，抢占了第一道堑壕；9班长陈绍留越过第一道堑壕直插敌阵，端起冲锋枪连续几个点射，消灭了4个敌人后，接着又是几个点射，击毙了一个正在换弹盘的敌机枪手，七连三排很快攻占了17号高地的第一道战壕，但早有准备的敌军从隐蔽处两侧迂回过来，七连遭敌明暗火力点的猛烈射击，致使七连进攻受阻，伤亡惨重。带领进攻的三排长霍吉军牺牲在最前面；进攻在前沿阵地的十多名勇士当场牺牲；七连副指导员田云翔被两发机枪子弹击中腹部，肠子被打成七段身负重伤。七连勇士们在三排长牺牲，副指导员重伤和许多战友倒下（全排仅剩6人）的情况下，为给排长和战友们报仇，继续奋勇杀敌，因伤亡较大，进攻未能奏效。

2月17日，八连班长苏万发在头部负伤的情况下，他推开为他包扎伤口的战友，集合战友们一起，大声发誓说：现在谁也不准后退，不准丢脸，不准当孬种，我在前，大家跟着我沖向前。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战地摄

在此情况下，上级命令七连立即停止进攻，固守43号高地，组织人力，抢救伤员，总结经验，准备再战。在此期间，敌在炮火掩护下，从17号高地西侧，先后三次向43号高地组织反冲击，当时均被七连击退。但因敌火炮来势凶猛，战火不断，一阵 “呜呜呜”和“轰轰轰”的强烈炮火向330高地不断袭来，致使部队陷入困境，进退危难，后勤保障无法跟上，所有官兵只能以仅有的压缩饼干充饥；水喝干了，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到竹林里寻找半节竹子里带有虫子的露水和砍断竹子接点控水，甚至到森林里砍来芭蕉树杆榨水喝，榨出来的水喝起来虽然涩口，但当时的处境也犹如甘露，也能勉强解渴一阵子。

2月18日，因团进功受阻，后勤未跟上，官兵们只能以干粮充饥。图为9连文书祝忠秀（站立者）和另一个战士在砍开竹子里的水喝，没想到此照片竞成了他最后的人间留影。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摄

这天晚上，六班副班长朱忠义突然把我叫到他猫耳洞里，说他接到连团支部通知，根据你的表现，组织已批准你火线入团了，当听到这消息后，作为新兵的我虽然有些激动，但当时的心情仍显得是那样平静，只是暗暗高兴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好好表现，多杀敌立功”。

在17号高地攻击失利，团攻歼坂菲之敌受阻的情况下，团部于2月18日下午4时再次发出了“在18日晚9点，对敌l7号高地再次组织强攻，天亮之前必须全歼17号高地之敌”的作战命令。七连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了支委会，认真分析研究了敌情，组织干部侦察了地形，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把主攻方向选在17号高地的东南侧，并给各排长明确了作战任务，同时对战士们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我班在得知命令时，距进攻时间仅有两个多小时，当二排长叶昌福把命令一字不差的传达给我们后，全班战士的表情是释然的，是的，是释然更是一种期望，因为在经历了两天与敌拼杀之后，死对大家来讲也没那么可怕了。尤其是看见那些战友不顾生死，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营长、排长、班长以及与我同一天入伍的老乡（徐明生）倒在血泊中的时候，自然被他们那种献身精神所触动，对此，我们全班没有一个表露出可怕的情绪，只是沉默无语，大家含着泪、拉着手，相互看着彼此，可以说，在这一刻生死已被大家置之度外了。虽没有言语，但心里都明白，今晚对17号高地的强攻，必将是一场恶战，必将负出血腥和代价，而我们年轻的生命也许会定格在今天晚上，将会与硝烟化为灰烬……

思于此时，方石义班长从跨包里把存留了好几天，且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个苹果拿出来，用刀子划成7瓣，分给了全班每人一瓣，那一刻的苹果虽只有一小瓣，但对当时的每个人来讲，可以说是这辈子吃到的最好的苹果。之后全班战友几乎一下子吃完了身上所有的干粮；我也撕毁了从家里带在身上，自己用手抄写舍不得丢的一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和几张照片；一个姓安的老兵还特意向我找了纸和笔，给他在云南老家的爸妈留下了仅有几行字的遗书，遗书大意是：“亲爱的爸妈，你们好，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可能我已不在人世了，儿子以后再也不能为二老敬孝、养老送终了，可你们应明白，儿子是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烈士，是光荣的事，希望你们不要为我难过，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好好生活，如有来世儿子一定补偿”。

1979年2月18日我配属的步兵七连在攻打“17号地”作战。图片选用于作战资料

晚上9点，七连开始向17号高地再次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上级炮兵按七连所报告的敌情，先后两次实施了长达半小时之久的炮火轰袭，七连的各种火器一齐对准17号高地开火，炮弹准确落入敌群。这时我班也充分发挥了重机枪火力点的威力，对准既定目标进行猛烈不停的射击，枪管（身）打红了又换，换了又打，而我作为弹药手，一会儿在堑壕猫耳洞里不停的压送子弹，一会儿又来回跑出猫耳洞向敌方扔投手榴弹。记得进攻刚开始，我在堑壕里向敌方扔投手榴弹时，突然听见“呜呜呜”飞快的声音从我头顶上飞过，帽子也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似的，当时我把帽子脱下来一看，啊！帽子上明显被弹片划被了一道痕迹，“好危险哟，差一点就掉脑袋了”。这时我急忙抱拳深深感叹“老天有眼，谢谢、谢谢啦”！

此次战斗尽管残酷激烈，但全班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看见大家越战越勇敢，越打越兴奋，而我也算过了“一把瘾”，在战斗中不知压送了多少发（箱）子弹，也记不清投出了多少枚手榴弹，当时唯一能感觉到的只是双手几乎全打起了泡，火辣辣的痛。在上级炮兵的支持和各种炮火的轰袭下，很快摧毁了敌残余火力点，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经过近三小时的夜间艰苦激战，最终于2月18日23时提前胜利结束了战斗，全歼了17号高地守敌，共毙敌61名，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同时在天亮之前全部占领了l7号高地、43号高地和50号高地，为我团主攻坂菲，拿下铺楼打开了通道。

2月17日下午，民工连赶到43号高地抢救伤员和烈士，他们冒着炮火，极度疲劳，一趟又一趟的返送伤员和烈士。定密林中根本没有路，他们就在树丛中边开路边行走。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摄

进攻17号高地战斗胜利结结束后，七连奉命立即转为预备队作战，我班又跟随七连三排，接受了对敌区营房的搜索作战任务，由七连副连长亲自带领我们执行搜索任务。

我们从主攻连转为预备队后，虽然不是直接在前线与敌拼杀，但随时都面临被敌反扑和袭击的危险，其艰苦危险程度也不亚于在前线拼杀，且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搜索到哪里。记得我们从17号高地前往坂菲营地行进时，刚行进至53号高就突然被上级命令停了下来，为了预防敌袭击，保证安全，经过两个多小时忙碌，我们很快修整巩固了堑壕，挖好了猫耳洞。这时大家都很累了，有的躺着，有的拿出压缩饼干吃着，天渐渐黑了下来，我想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与劳累，今晚也该好好睡一觉了。但事与愿违，上级命令来了，要我班立即跟随七连三排往前方出发，大家的心里都难免有些嘀咕：“哎呀，刚整固好堑壕，挖好猫耳洞，气都还没有喘过来，咋又要走呢”？这可是命令呀，没什么说的，我们只好收拾行装朝着新的目标出发。在我的记忆中，像这样“停下来就挖（猫耳洞），挖好后又走”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觉得打仗受这样的折腾特别憋屈，也很不甘心，总是埋怨“早知是这样还不如到前面直接与敌拼杀更痛快”。

119团在越南春光农场缴获的两个弹药库。弹药库里的炮弹全是中国制造。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摄于1979年3月1日

时间已进入到3月2日，我班与七连三排跟随部队，先后搜索了坂菲、铺楼、班罗等敌区营地，为部队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完成使命 胜利凯旋

在我们胜利完成了坂菲，铺楼，班罗等战区营地的搜索作战任务后，我班跟随七连在红河两岸待令。可两天过去了，我们等待着的不是新的作战任务，而是老兵们传递过来的消息，在3月5日我军将正式宣布撤军。那一刻，所有战友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撤军了，好像这一仗让战友们刚刚打红眼，大家还沉浸在“打过河内去”的作战兴头上，一时还难以接受撤军这个事实。喜的是：在战友们心里随时都紧绷的弦一下子放松了，尤其是原本已没有打算活着回去的这条命看来还能捡回来活着回去，此时大家的心几乎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了，那黝黑的脸上掩藏不住兴奋的表情，犹如当时新兵们刚踏上火车那一刻的激动和兴奋。

3月4日清晨，几名越军特工偷偷渡过红河，向我阵地摸来，八连潜伏哨发现了敌人，经一阵枪战，又活捉了一名越军士兵。图为119团宣传干事王达众摄

3月5日这天，我们既兴奋又焦急等待着上级下达撤回的命令，但始终也没等到正式的撤回命令，心中虽有些失望，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此时的我们都沉住了气，静观其变。直到第三天（3月7日）傍晚，终于等来了上级准备撤回正式通知，当时那种兴奋劲用语言简直无法形容，这天我们早早收拾好各自的行装，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3月8日上午，上级的撤回出发的命令正式下达后，大家几乎是归心似箭，谁都不会放慢脚步，一路上都是以小跑步的速度向前迈进。

1979年2月17，我军部队基本顺利进攻。图片选用于作战资料

一天下来，我们连续跑了约80里路，当天晚上的9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了河口山腰车站，迅速踏上了工兵们搭建的临时浮桥，当我们踏上祖国大地一刹那，大家简直是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自言自语呼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并相互拥抱，欢呼跳跃庆祝老兵们凯旋归来。

撤军回国后，大家的心里深感有一种是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在22个昼夜的进攻作战中，我们从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餐安稳饭。今天我们能胜利凯旋，回到了祖国，哪有不踏实的哟。

这天晚上，我们奉命仍住在离边境不远，而且在作战前曾住过的河口蚂蟥堡橡胶林里，这晚由于大家实在兴奋，虽然很累，但毫无睡意，彼此之间几乎是聊到天亮，什么纪律，什么作息时间，全被老兵们抛诸脑后，领导也是放纵了我们一夜。

第二天，上级又下令继续往后撤至大南溪到砚山，而此时我的脚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因为疲于奔跑，脚上早已伤痕累累，行走时扎心的疼，这时，方班长看出了我的异样，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向连部作汇报，让我去坐车，而我却向班长保证说“班长没什么，我还能坚持”。但在刚走出不到5里路时，我的脚板心已全部打起了血泡，基本走不动了，为了不让我掉队，方石义班长一直跟着我，帮助我，并将我身上扛的弹药全部分担给了其他老兵，当时使我内心感到十分的温暖，就这样我忍着巨痛，坚持走到了大南溪。

在战争结束后，按理说部队应立即撤回盘溪营房，让老兵们好好休整调理身体，但当时营房里关押了许多俘虏，一时还不能直接回到营房，因而在3月l0日，部队从大南溪直接撤回到了砚山县，暂时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寨子里。

1979年3月10日，119团三营全体功臣人员在砚山的合影

在砚山10多天后，我接到了连部指令，与当时连队的八班长王洪碧提前回到了营房，投入到了团教导队紧张的集训之中。在团教导队5个月的集训任务结束后，7月份我回到连队，一个遇然机会连部让我接手了连队文书工作。

在连队期间，我与战友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先后从马关，文山麻栗坡到河口蚂蝗堡；从砚山，华宁盘溪到富宁田篷；从“小三家”到“石头寨”等军营一路走来，跨过了数不尽的崎岖坎坷，越过了说不清的荆棘沟壑，与战友们一起听风雨，诉衷肠，并肩走过了四年的军旅生涯，共同度过了那段烽火岁月。直到1983年，我正式脱下军装，退伍回到了地方，开启了我人生第二次创业之路。

作者：黄建强，生于1959年10月，1977年7月重庆第49中学高中毕业，同年9月重庆市南桐矿区金桥公社双河大队（现为重庆万盛经开区金桥镇）下乡知青；1978年12月入伍，陆军14军40师119团三营重机枪连，期间参加了1979年“2.17”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3年复员退伍回到地方，先后在重庆南桐矿业公司、重庆能源集团、重庆地产集团等单位工作。

编辑：张玉军，1963年2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7月毕业至2004年11月在步兵第138师医院先后任化验员、检验军医、主治医师、防疫所长。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两山轮战），时任步兵第138师医院化验员，参加了“5.31”、“9.23”、“1.28”等战斗的伤员救治，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任务，1985年5月在云南老山前线入党，1986年4月在老山前线师后勤部嘉奖。在部队20多年受嘉奖多次，199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04年12月转业地方，选择“自主择业”，现在潍坊市区某综合门诊部工作。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