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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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明朝当王爷》是当代小说作者月关（李观鱼）所写的一部穿越类小说。而说到穿越剧或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说到穿越到明朝。可能90后的小伙伴们第一个想到的童年记忆应该是张庭与徐峥主演的穿越剧——《穿越时空的爱恋》。

该剧讲述一个美女文物盗贼小玩子，在偷盗一个明朝文物游梦玉枕的过程中，碰到了六百年一遇的星象——“十三星连珠”，结果却意外穿越到了明朝洪武年间阴差阳错的结识了。当时的皇孙朱允炆，从而一场现代人与古代人的跨时空爱恋就在明朝展开了。

　　 然而小说与电视剧毕竟都有极大的杜撰成分，而真实的明朝王爷们又是什么样子与生活状态的呢？

假设我们也能穿越回到过去，那就让我们把时间往回调个六百多年，回到明朝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的南京。这时候的南京金陵城此时叫应天府，是这个刚刚建立三年的大明王朝的都城。而在这一年四月明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昭告天下如下。

“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余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诸子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为秦王，第三子棡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橚为吴王，第六子桢为楚王，第七子榑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杞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府官属及诸礼仪已有定制。奉天平乱，实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于是，在洪武三年以后的明朝正式开始有了“王爷”这个职业。朱元璋自己则是在总结前代兴亡的过程中，将宋元两朝的衰亡归咎于四个字便是“主弱臣强”。他认为宋元朝廷得不到宗室力量的支持与维护是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在他登基之后不久，便一纸诏书将自己的皇子还有侄子封王，并授予护卫兵权，意在分封诸王，屏藩王室。而像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代王朱桂，肃王朱楧，辽王朱植，庆王朱栴，宁王朱权，谷王朱橞等九位藩王，因为封地位置都各自位于大明帝国的边境重镇，号称“九大攘夷塞王”。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亲王的护卫兵力一般为三个卫的数量，一个卫的兵马数约五千六百人。所以一个亲王所掌握的兵马数少则三千，多则达到一万九；但是“九大塞王”因为驻守北疆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原因，所以这九位王爷们所掌握的护卫实际人数相较与其他诸王的要多很多。

　　明太祖朱元璋尽管在大明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但他似乎也没忘记历朝历代史书不绝的诸王之乱。由于塞王们驻守边境，朱元璋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小事自决，大事上报”已是常态。如燕王朱棣驻守元大都城北平府拥兵十万，被授予“节制沿边兵马”的权力。而镇守大宁的宁王朱权也是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藩王们兵强马壮且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早在封王之前的洪武二年，他就着手主持编撰明朝的礼仪典籍。初名《祖训录》而内容便是为了巩固朱明皇权而对后世子孙的训诫。洪武六年编撰完成，而后又在洪武九年和二十八年分别完成修订与重订。更名为——《皇明祖训》。

该书对明朝后世帝王子孙们的礼仪和行为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可谓是六百年前的“皇室行为准则”。朱元璋原本希望通过祖训的方式对诸王子孙进行行为约束，以达到皇权对王权的控制。毕竟在以孝治国的古代，不遵祖训是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或许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四皇子燕王朱棣便是“遵照”他的祖训，以“内有奸恶，兴兵靖难，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从北平打到应天把他亲自指定的大明王朝的接班人——建文皇帝朱允炆。弄的不知所踪成为历史之谜，朱棣自己却取而代之坐上了大明帝国的皇位。

“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皇明祖训·法律》

　　

 “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羣小祀则玄冕。”

——《周礼·春官·司服》

明代鲁荒王陵戗金云龙纹漆箱Show

“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负屃、螭吻 ……此乃龙生九子”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

“在礼法森严等级分明古代封建社会中，五爪为龙四爪为蟒，五爪龙纹为皇室专用的纹饰，其他贵族阶层还有平民是绝对不允许使用，鲁荒王朱檀虽是藩王，但毕竟还是皇子，戗金工艺较为贵重繁复，所以在他的陵墓中出现，盛放王冠冕服与玉圭的戗金云龙纹漆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明朝小百科》

　　中国自古便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是古代中国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儒家创始人孔子穷极一生都在追求实现“克己复礼”。

礼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服饰，明代的文武百官都会身着品级官服，因为服饰中心部位，有用来区别身份品级的“补子”图案（文官绣飞禽，武将绣走兽）故称“补服”。而皇帝的衣服之所以会被称为“龙袍”的原因，便是因为服饰之中多为龙纹装饰的缘故。或许你所不知道的是获得皇帝赏赐的官员也可以穿“龙袍”，只不过他们的“龙爪”上是四只爪。在中国古代五只爪的称之为“龙”是皇权独享的，四只爪的只能称之为“蟒”，所以这类的所谓“龙纹”服饰称之为“蟒服”。作为仅次于“龙袍”的高等级服饰，却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拥有和穿着的。必须是经过皇帝赏赐这道“官方授权”手续。“蟒服”等级之下还有“飞鱼服”和“斗牛服”，皇帝进行赏赐的一般多为近身的宦官；随驾的仪卫人员例如锦衣卫多赐予“飞鱼服”和“绣春刀”；以及宰辅及荣宠的大臣等。

而天子的礼服也多用五爪龙称为“衮服”。“衮服”做为帝王阶层的重要礼服，分为上衣，下裳两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衣裳”这个名词的来历。上衣颜色为“玄色”代表天空，下裳颜色为黄色代表土地。衣裳以“龙、日、月、星辰、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为饰，另有“蔽膝、革带、大带、绶”配饰。在重视礼仪的古代，就连纹饰都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十二章的纹饰是皇帝专属的图案，亲王的图案则是九章，世子七章，郡王五章；上衣图案部分多为绘制，下裳图案部分则为绣制。古人认为绘为阳，绣为阴。除此之外明朝的皇帝还改进“衮服”样式，发明了一种“领袍式衮服”保留了“十二章纹饰”搭配玉带和翼善冠使用。相比于“衣裳式衮服”这种新式“领袍式衮服”更加简便实用，亦可作为常服和寿服使用，明朝南薰殿收藏的明代帝王画像为此提供佐证；其次根据定陵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身着这种“衮服”下葬的；明朝官方出版的“礼仪指导说明书”《大明会典》便记载“衮服”为最高等级的礼服，是帝王阶层在出席重大礼仪活动，如祭天地，宗庙，冬至及其他重大节日活动时需要穿着。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

——唐·孔颖达

“衮服”一般搭配“冕冠”和“玉圭”一起使用，“圭”的形制为“上尖下方”玉质长条形，祭祀时手持。最早出现在周代，是周天子为了区分诸侯等级而赏赐的“纪念品”。圭的种类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圭”代表不同的礼仪用途。例如明代鲁荒王陵中便出土了两件品色不同的玉圭，应为鲁王生前使用的礼器。

我们熟悉的成语“冠冕堂皇”是形容故意显的外表庄重体面的样子，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冠冕”就是庄重体面的代表。冠和冕在中国古代都是属于帽子类的装饰物，古人到了一定年龄要举办成人礼。寓意长大成人可以进行婚配；男女成年之后要蓄发，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伤”，因为蓄发的缘故，古人需要将头发盘起，那么男子便需要发冠，女子则需要发笄来固定头发。男子行冠礼，女子则行笄礼，也因为行过冠礼即代表长大成人。《礼记》中也有“冠者礼之始也”的记载，不同的礼仪场合佩戴不同的冠饰，华夏文化就是礼仪文化，而冠礼就是礼仪的起点。

冠的形制也有很多种例如：进贤冠，翼善冠，通天冠等，而上个世纪在明十三陵的定陵考古发掘中，便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墓中出土了，两顶全部由纯金线编织而成的金丝翼善冠和乌纱翼善冠十分精美珍贵。是两件明代手工艺程度高度的代表作品。至于冕旒的形制却是大同小异，最高等级的天子是十二旒，一旒十二珠。其他贵族阶级主要区别也就是在于冕旒和旒珠的数量上。

“古代大夫以上的礼冠。顶有延，前有旒，故曰“冕旒”。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周礼·夏官·弁师》

明鲁荒王陵朱檀墓便出土了两件明代的冠冕，其中一件冕旒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的珍贵明代亲王冕旒实物。朱檀的冕旒共有九旒九珠，符合明代鲁王朱檀的亲王身份。

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翼善冠

北京·十三陵·定陵

“金丝蟠龙翼善冠，高24cm 直径17.5cm 重826g，整个帽身采用明代最为鼎盛的花丝镶嵌技艺将518根0.2㎜直径的金丝编织而成，无接头，无断丝，如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是明代高超手工艺技术的代表作之一。”

——《明朝小百科》

皇帝&皇后冕服Show

　　明朝自公元1368年建国至公元1644年退出历史舞台，纵观明朝在二百七十六年的岁月里，从明太祖朱元璋册封的第一代亲王，便有二十五位之多，还有一个靖江郡王的侄孙。有明一代实封了六十五位亲王，追封了二十二位亲王。各王府总封九百二十四位郡王。即使因罪废为庶人或者绝嗣等原因除国，至明朝结束之时，亲王之数还有三十余位之多。

皇帝&皇妃冠服Show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皇族宗室能顺利繁衍生息，从国家法律层面制订了一系列可观的皇族优待制度。正是这些“明朝皇室优待条例”不断充实着明朝皇族的人员数量。

随着明朝皇族人口越来越多缘故，取名似乎也成了一个令人发愁的问题。对此明太祖朱元璋也要有安排，他在《皇明祖训》中给自己的二十五个儿子各自做了一首五绝诗句，规定除了他的皇子是单字以外，后世子孙的名字都是双字，每一世子孙从各自王府的专属诗句中，按次序选字做为上一个字，一个字视为一代。而下一个字则需要根据五行相生（木，火，土，金，水）的原则依次循环使用。如燕王朱棣分到的五绝诗句的是：

高瞻祁见祐，

厚载翊常由。

慈和怡伯仲，

简靖迪先猷。

——《皇明祖训》



因此从朱棣算起，他的儿子辈是“高”字辈分，名字“火”字的部首，例如明仁宗朱高炽，赵简王朱高燧；所以，他的孙子辈是“瞻”字辈分，名字“土”字的部首，例如明宣宗朱瞻基和梁庄王朱瞻垍。后世子孙无不遵循此例。此外，他还规定皇室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标准：“嫡庶有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亲王的嫡长子或者嫡长孙，需要册封为世子或者世孙从而以继承亲王爵位。亲王其余儿子册封为郡王，郡王的儿子也需依循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儿子授予镇国将军。镇国将军的爵位不予继承。镇国将军的所有儿子授予辅国将军的爵位，后面依序还有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的爵位。以此类推降至奉国中尉为止，全体后世子孙都能享受到自己这个层级能享受到的荣华富贵，像亲王的“工资标准”明太祖朱元璋的规定是：“米五万石，钞两万五千贯，锦四十匹，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这些还只是亲王年收入的冰山一角，大明的亲王们除了不用交税，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收税，亲王们还有大片属于自己的王室土地收入。例如在成都封藩的蜀王朱椿，成都府有近70％的土地都是在蜀王名下。至于最低等级的奉国中尉都可以免费领朝廷二百担的俸禄。

庞大的皇族人口，在经历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明朝末年，皇族规模的庞大的支出无疑加重了大明帝国的压力，加之此时社会生产力有限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大明帝国这条航行了276年的破船，随时面临触礁沉没的危险。

皇帝常服Show

皇后&皇妃&皇嫔的襦裙Show

　　明朝亲王们除了有享用不尽的财政收入，皇帝还授予他们极高的政治地位。朝廷大臣奉圣旨到王府公干或者因为公事路过封地的王府，亲王需要坐着接受来往官员的朝拜四次，即使是“三公和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别政府官员也不例外。如果途经封地却故意不朝拜亲王的官员一律判处死刑。亲王所驻城市各级官员每逢初一，十五要到王府拜候。

正是由于明朝中央朝廷授予亲王的各种特权和礼遇，使之不受法律约束。逐渐形成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所以，回到明朝当王爷或者也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

　　明朝亲王们虽然衣食无忧，但是也有身为亲王的无奈，皇子成年以后就要离开父母到封国就藩。一去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了！《皇明祖训》里规定亲王不能聚众朝拜皇帝，需要按嫡庶长幼的次序朝拜。当亲王朝见完毕回到封国以后，再通知另外一位亲王前往朝拜。这也就注定了生在帝王之家的皇子亲王们，注定没有平民百姓家那种欢聚一堂，共叙天伦之乐的幸福机会。

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分宠爱他与皇贵妃郑氏所生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迟迟不肯依祖制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此与大臣们展开了数年的“国本之争”，不惜贬斥了一批大臣。尽管在最后迫不得已册立了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悻悻而归的万历皇帝还是想出来“三王并立”办法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洵被册立为福王，他的父皇也为他选择了一个富庶的封地——洛阳，做为他的封国。与他一起受封的还有他的四个兄弟们。“国本之争”失败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失落感”与“挫败感”愈加强烈；自此更加倦怠朝政，大明王朝又过上“皇帝明天不上班”的生活。大明帝国这艘航行了两百多年的巨轮继续驶向沉没的深渊；所以，后代的史学家们认为明朝实际是亡于万历皇帝之手，也正是这个原因。

爱屋及乌的万历皇帝十分宠爱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封王之时，万历皇帝居然指示赐予福王的庄田数量要达到四万多顷。可谓是超级逾制，为此与大臣们又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场持久战又持续了七八年。

根据《明史》的记载，明朝对亲王婚礼有些严格的规章制度。福王朱常洵大婚之时婚礼的花费就达三十多万两，为了给爱子修建洛阳王府，明朝对亲王府邸的营造花费是有定制的。而爱子心切的万历皇帝全然不顾祖制，花费超过规定标准的十倍，前后达二十八万两之多。在国家收入有限，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居然不惜查抄了已故的功勋首辅旧臣张居正的家。可见万历皇帝对福王朱常洵的宠爱非同一般。

按照明朝祖制规定皇子到了二十岁就要离京就藩，而朱常洵已经封王十多年且已成婚，却倚仗父母的宠爱迟迟还未就藩。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询问郑贵妃关于福王就藩之事。

郑贵妃回答：“明年是太后七十寿辰，福王想为太后祝寿”。

李太后冷冷问道：“我的次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一时词穷，只得答应尽快催促福王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万历皇帝架不住太后与大臣们的奏请，只能忍痛割爱同意让福王到洛阳就藩。二十八岁的福王朱常洵带不舍与遗憾，离开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京城，离开了宠爱自己的父母。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母。同样不幸的还有在卫辉就藩的潞王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的亲生弟弟；就在福王朱常洵离京就藩的这一年，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也离开了人世。潞王接到京城寄来讣告，惊恐悲痛万分，身为尊贵的亲王面对至亲的离世，可按照祖制。他却不能到宠爱自己的母亲身边见最后一面和奔丧。是何等的难过与无奈；悲愤之下既然一病不起，同年也离开人世。

“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

——《明史》

皇太子&亲王&郡王冕服Show

皇帝弁服Show

“阺朝，则皮弁服。”

——《周礼·春官·司服》

亲王&长子皮弁服Show

“长子者，郡王嫡长称谓也”

——《明朝小百科》

　　亲王就藩之时也就意味着与亲人的此生诀别。明朝规定亲王到了封地，是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王府，除了每年必要的祭祀和迎接中央朝廷给亲王的诏书需要出迎。哪怕父母去世，没有圣旨也都不能随意赴京奔丧。其行为举止很多时候都受到祖制礼法的约束。藩王更多时候也算是明朝的“最高级的囚徒”。而作为藩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镇守一方，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关键时候成为中央朝廷的外援，这才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封藩制度的本意。可事与愿违的是明朝第一次面临最大的统治危机恰恰就是来自于藩王。

明朝初年的亲王们，因为拥有极高规格的待遇以及政治地位与兵权，说是割据一方也不为过。为此刚登基不久的新皇帝朱允炆也很是苦恼。一方面他积极推行新政，革旧鼎新。提倡宽仁治国，将洪武末年朝廷大规模杀戮功臣的局面得到了控制。重用文人为官，使得压抑的政治气氛得到了缓和。史称“建文新政”；另外一方面藩王们多是自己的叔父，而且封地自专拥兵自重；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明朝的中央集权。为此，建文皇帝出于维护中央政权统治的考虑，不得不下令削藩。

跟历史上众多朝代一样，历朝历代削藩行为都是需要统治者极具勇气的。一则藩王们实力大多不可小觑且兵强马壮。一招不慎必将引起战乱，如汉朝的七国之乱便是由削藩为由引发的战乱。其次此时的藩王多为自己的叔父与从兄弟。国家刚刚经历皇位更迭且正值大丧，此时削藩显然在人情宗法面前并不是很合适时机。

可作为大明帝国的新掌舵者，建文帝似乎更在意皇权能否稳固。但出于谨慎考虑，他开始先向几个实力较小的藩王下手，从而以达到试一试水温，观察其他藩王的反应。朱允炆开始的削藩过程似乎很顺利，利用藩王内部的所谓“举报线索”和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便削除了齐王，代王，周王的爵位，将他们废为庶人。而后又对湘王朱柏动手之时，惊恐的湘王以自焚而死的代价，作为反对侄子的削藩行为的回应。很快岷王朱楩也成为了朱允炆的目标。下场同样被削爵流放废为庶人。

此时，身在北平同为藩王，又是此刻宗室最长的燕王朱棣，再也按捺不住不愿意坐以待毙；遂以“清君侧”的名义，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挥军南下发动了反对建文帝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大明王朝的内战持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尽管燕王起兵之前，建文帝朱允炆为了防止燕王轻举妄动，已经派遣大军屯兵北平之外以防不测。燕王起兵之前建文皇帝朱允炆已经得到密报，并且派人前去逮捕燕王。千钧一发之际，燕王朱棣一边装疯向朝廷示弱，另一边厉兵秣马整军备战；而奉旨逮捕燕王的朝廷官员，则被朱棣设计诱入王府处死。当天夜里燕王朱棣便攻取北平九门，成功夺取北平的控制权。正式宣告造反。

朱允炆得知燕王造反的消息，慌忙之下调兵遣将先后派遣耿炳文和李景隆出战燕王平叛，又下令不许伤害燕王，避免自己落上杀害亲叔父的罪名；另一方面燕王朱棣虽然面对人数，多于自己数倍的朝廷部队，前期尽管遭受军事上的挫折，战局十分不利。但是久经沙场，足智多谋的燕王很多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争取到了自己的十七弟宁王朱权的支持。而宁王麾下的“朵颜三卫”原本为归降明朝的蒙古骑兵部队。善于骑射作战力很强。，燕军因此实力倍增。燕王朱棣利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佯攻大同，迫使朝廷部队分兵救援。从而减少了正面进攻的压力。燕王接连在北方战场上让朝廷损兵折将。加之有两位先帝的皇子亲王坐镇，外有“清君侧”的合理借口，燕军气质如虹。另外有军事才能且久经战阵的武将们，多已被朱元璋屠戮殆尽，建文即位之初又重文轻武。原本用于供卫皇室统治的其他朱姓藩王们，有的弃城而逃去应天避难。更多的则是袖手旁观。燕军与明朝中央军逐渐从相持的局面变为略占上风；经过三年的苦战，攻占山东的燕军势如破竹，兵锋直逼京师应天府。

　　建文四年夏（公元1402年），此时燕军已经攻占镇江，距离渡江只是一步之遥。面对燕军兵临城下的局面，应天府上下则已经乱作一团。朱允炆在大臣的怂恿下，急忙下“罪己诏”，派遣大臣出城号召各地兵马进京勤王。一边又派遣同为亲王的谷王朱橞和安王朱楹和燕王谈判希望割地求和。以换取燕王罢兵。

另外在应天城内，燕王的小舅子徐增寿则修书燕王。希望能在姐夫攻城时约做内应，结果事情泄露，徐增寿被建文帝处死。

燕军乘势渡过长江便猛攻应天城，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市即将迎来一场战火。这座明王朝的都城曾经也是六朝古都，号称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堑。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但在历史上定都于此的王朝，多为偏安的政权且存在时间并不长。有鉴于此明太祖一边派人加固修筑京师城墙，另一边派人巡察其他城池计划迁都。但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归来，向父皇提议迁都西安后不久，却因病薨逝，老年丧子而且还是皇位继承人，这让朱元璋实在是心力交瘁，也没有心思在考虑迁都之事。没想到“金陵魔咒”又再一次笼罩在这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此时的应天城内尚有二十万大军且城防坚固，燕军或许短期不见得能够马上陷落。强攻燕军必有重大死伤。建文帝朱允炆仍然不肯放弃抵抗。诏令在京的亲王和贵族前往守城。做好了拼死抵抗，杀身殉国的决心。

燕王朱棣历经千辛万苦才打到应天城，怎么可能甘心功亏一篑，下令猛攻京城；守卫金川门的谷王眼见大势已去，于是联合李景隆一起打开了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城。燕王原本预计会有一场大的死伤，没想到却是兵不血刃。

燕军突然破城，顿时城内也是一片惊慌，喊杀声一片。此时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或许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孤家寡人的滋味吧！在绝望中他下令焚烧皇宫。燕王大军攻到皇城却发现皇宫却是火光冲天，而他们要找的建文帝朱允炆却不知所踪。建文帝破城之后的下落自此也成为了历史之谜。

可这时却有人说建文帝已经于宫中自焚；原来朱允炆的皇后马氏早在燕军破宫之时自缢殉国，连同华丽的宫殿一起化为焦土。朱棣为了稳定人心，也为自己篡位创造条件。在不知建文帝生死下落的情况下，为建文帝举行了葬礼，并以天子之礼下葬。接着举起屠刀处死了以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为代表一大批建文旧臣，连同他们的家眷也一起受到株连。数以万计的关联人士受到诛杀。更有甚者如方孝孺被灭了十族；

而野史在记载方孝孺灭十族的原因颇具气节。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为建文帝守节的方孝孺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

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

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





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

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

朱棣发怒说到：“你难道不怕灭族吗？”

方孝孺蔑视道：“你灭我十族又有何惧？”。

朱棣一气之下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算作一族处死，所以方孝孺成为明朝唯一被“灭十族”的人。而燕王朱棣则在一片血腥杀戮中登基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皇帝，并改元永乐。

朱棣也成为明朝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自此明朝皇位传承从朱标系变成了朱棣系。朱棣尽管在明朝初年的家族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但是从封建伦理上来看，终究也是难逃史书笔下篡位乱贼的污名。但历史却往往却又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向来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并不影响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王的历史地位。

　　公元1402年，这一年燕王朱棣如愿登上了大明帝国的皇位，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并在第二年改元——永乐，寓意希望他的大明王朝能够永世安乐，可是朱棣真的能够安乐吗？登基不久的朱棣在第一年正月大宴诸王，恢复了被朱允炆废除的藩王们的王位，但是也为了近一步加强中央君主专制，他对恢复封藩的亲王们的封地和权力做了调整，原因则毋庸讳言便是不希望，大明朝再发生一次“靖难之役”的惨剧。

永乐开元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宣布迁都，这件在他父皇朱元璋在位之时就想做的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下来！但是迁都并不是迁往西安，而是朱棣的“大本营”北平。这一年朱棣宣诏改北平为“北京”并修建新宫城，北京城随后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工程建造，朱棣迁都北京并非像野史传说的那样，说是朱棣篡取帝位，经常梦见侄子朱允炆阴魂不散和父亲朱元璋的怒斥，内心恐惧的迫使他要迁都以求心安，毕竟历史上篡位的君主又不止朱棣一人，唐太宗李世民同样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但这最后也没有阻挡，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为后世的帝王所敬仰；其实迁都北京的原因除了北京那边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以外，更主要是北京曾经做为大一统的都城——元大都，地理上更有利于经营北方，四年的内战导致北方经济受损，迁都之后带来的经济需求，可以通过漕运的沟通，连接明朝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从而进一步促进北方经济的发展与恢复。与此同时大明王朝还面临北方草原政权的威胁，迁都北京从军事上更有利于明朝有效及时的调动军队抵御外敌入侵。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的四月，朱棣正式册封嫡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且并封了皇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这是明朝帝系“过户”之后的首次分封。

面对这个结果，或许感到最失落的应该是朱棣的次子朱高煦，这个在“靖难之役”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皇子，初封高阳王曾经和燕世子朱高炽与其他几个藩王世子一起被祖父朱元璋召入应天学习，但是朱高煦天性好武厌文，因为不肯向学且言行轻佻的举动，被祖父朱元璋所厌恶。在“靖难之役”中由于世子朱高炽负责留守北平，朱高煦随军出征一直冲锋陷阵，多次在战争中援救自己的父亲。朱棣经常用“吾儿当努力，世子多病”的语言激励他奋勇作战。

朱棣登基之后按照惯例，需要及早确定皇位继承人，以正储位，以固国本，这次“靖难”的功臣朱高煦自然而然也是热门人选之一。但是朱棣最后还是册立了朱高炽为皇太子；原因之一便是祖制难违，首先朱高炽尽管“靖难”期间留守北方，并没有战场立功，但是由于他的嫡长子的身份，更是早被明太祖朱元璋册立为燕王世子，根据封建宗法核心“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朱高炽自然而然就是朱棣的第一合法继承人。其次，尽管因为身材肥胖，走路不便且过于文弱的朱高炽，不为尚武的朱棣所喜欢，但是朱棣却十分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据说正是这个在“靖难”前夕诞生的嫡长孙，给予朱棣极大的信心，不禁作出“此乃大明朝之福也”的感叹！而拥戴朱高炽为储的大臣们也经常用“好圣孙”的说法打动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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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皇帝朱棣立志要做个有作为的皇帝。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似乎在文治武功上应该有所成就，为此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他决定开始派遣宦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前后长达七次，以“厚往薄来”的方式展示大明朝的富庶和国威，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十一月完成了《永乐大典》的修纂工作。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十一月，正式册立嫡长孙朱瞻基为皇太孙，并在华盖殿行冠礼。大明帝国未来的又一位继承人已经走向前台。汉王朱高煦夺嫡失利之后，并不甘心，结果在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五月，他因为屡屡不守法，朱棣勃然大怒将其囚禁并打算废为庶人，最后在朱高炽极力营救下，朱棣只是削夺他的两个护卫，将他徙封到了山东乐安，但是朱高煦自此收敛一些，并一直蛰伏期待能够东山再起。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北京的新宫殿历经多年建设，即将完工落成，朱棣十分高兴，并正式诏告天下明年撤销北京“行在”的身份改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春秋·公羊传》



在北京设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六部（户，吏，礼，兵，刑，工），将原先六部的印信统一收缴，送往北京使用，并铸造新的六部印信冠以“南京”二字。自此，大明王朝多了一套“南京六部”的班子，并负责南直隶地区的兵马钱粮事宜。应天府则降为“陪都”，自此，北京城又成为了中国的首都，大明帝国新的心脏开始了它的跳动。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五月，大明帝国发生了一起“谋逆”的事件，常山护卫指挥使欲毒杀朱棣，废太子改立赵王朱高燧为帝。但是很快被人检举揭发，元凶首恶自然是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朱棣却迁怒于赵王朱高燧，关键时刻又是作为哥哥的朱高炽苦苦力保，救下了赵王一命。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郑和又奉圣旨出使西洋，这是他的第六次巡洋之旅，没想到却是他和朱棣的永别。四月，朱棣调集北方大军，并命令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朱棣从北京出发并带上了皇太孙朱瞻基，由于去年北元政权的阿鲁台兴兵来犯，刚被击退。今年朱棣决定主动出击，解决掉这个北方的威胁。但他没有想到这会是他的最后一次北征，七月，大军驻扎在榆木川时，年事已高朱棣逐渐感觉自己可能快不行了，召见了英国公张辅授命：“传位皇太子”；第二天便撒手人寰了！享年六十五岁。

当年的八月十五，皇太子朱高炽在北京即位，定于第二年改元“洪熙”；“大位已定”的明朝完成了平稳的政权过渡之后，便开始忙碌朱棣的后事，九月，给父亲上了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之后，定下“太宗”的庙号；可能大家会疑惑朱棣不是叫“明成祖”吗？其实自朱棣驾崩以后的庙号一直都是“太宗”。直到朱棣的六世孙，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在位之时，因为自己也是外藩的“小宗继大宗”身份，才把朱棣的庙号抬高到“成祖”。

十月，新皇帝朱高炽册立了太子妃张氏为皇后，皇太孙朱瞻基为皇太子，太孙妃胡氏为太子妃；并册封一众妃嫔，将自己的其他儿子，孙子册封为亲王和王世子。

这一年的北京城迎来了，注定是寒冷的十二月，甚至可能大雪纷飞。朱棣的“梓宫”在这个月入葬北京天寿山的长陵，这座在北京建都之时就开始营造，并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落成的皇陵。连同他早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去世的元后徐氏，已经静静的等待了他十一年。

朱棣这位明朝历史上似乎争议最大，褒贬不一的皇帝，也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曾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随着永乐时代的终结，明朝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巅峰高潮史称“仁宣之治”，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一样，这个时期的明朝政府实行“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等一系列的政策。平反了许多前朝的冤案，如方孝孺案与解缙案等，缓解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众多举措使得国家经济逐步走向强盛。这个辉煌也是由一对父子缔造的。创造者就是明仁宗朱高炽与明宣宗朱瞻基。

但很可惜的是这个国泰民安的盛世场面只持续了十一年左右，终结的原因就是皇帝“挂了”。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新皇帝朱高炽病重，不久便去世了，终年四十七岁，葬于“献陵”，死后庙号仁宗，被谥：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这个好不容易登上宝座的皇帝，并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尊荣，便就龙驭归天了！大明王朝刚刚发送完老皇帝朱棣不到一年，又迎来新丧。历朝历代皇位更替时期，都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时候，这一次蛰伏许久的汉王朱高煦开始蠢蠢欲动了。

尽管朱高炽在登基之后，一直很优待自己的这个汉王弟弟，并且将朱高煦的几个儿子都授予爵位，但是朱高煦并没有因此感恩戴德。

此时的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因为在一个多月前，他的父亲朱高炽决定迁都回南京。朱高炽尽管出生在北京，但是对于“监国”多年的南京，他似乎显得更加熟悉和有感情，这里毕竟是祖父朱元璋定都的城市，而且祖父也葬在这里。是大明王朝的“嫡系”首都。况且维持北京首都地位的花费代价过于庞大，都令这个新皇帝更倾向于“回家”。

当年四月，洪熙皇帝下令北京的所有政府部门改称“行在”。半个月后派遣皇太子朱瞻基前往南京拜谒明孝陵。顺便就地监督迁都事宜。

洪熙皇帝五月二十七日大渐之时，已经急召皇太子北返。但还是在五月二十九日猝然而崩，朱瞻基回到京城之时，父皇早已咽气。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国本”早已确立，二十六岁的皇太子自然就立马“就职”成为大明新君。

在一个月之后的六月二十七日，皇太子朱瞻基正式登基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新主人，并决定第二年改元“宣德”。朱瞻基没有遵循父亲的愿望，把京都迁回南京，而是继续使用北京做为首都，除了这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就是他和他的祖父一样，关心北方的局势。皇位似乎又再次平稳的过渡了，但是汉王又“闹情绪”啦！他居然干起了“老本行”要学自己的老爹起兵“靖难”。结果事情泄露，但是朱瞻基毕竟不是朱允炆，他不会让悲剧再次重演。他一面修书给二叔劝他罢兵。一面调集重兵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汉王封地乐安，赵王朱高燧本来也有“附逆”的打算，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汉王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能弃城投降，束手就擒；朱瞻基没有处死朱高煦，只是连同他的儿子们一起废为庶人。并且暗示三叔赵王交出兵权，在侄子的“保全”下赵王得以善终，朱瞻基总算彻底解决这两个威胁中央集权的藩王。

朱高煦被囚禁以后，依然忿忿不平，有一回朱瞻基去探视他，他居然用脚绊倒了体态稍胖的朱瞻基。皇帝勃然大怒命人用铜缸将朱高煦扣住，用炭火将他活活变成“烤乳猪”，连同他的儿子们全部处死。

“可怜红颜总薄命，无情最是帝王家。”朱瞻基在位时期也是明朝这台“和谐号”列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政治清明，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朱瞻基却成为大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废后的皇帝，朱瞻基的原配皇后是太子妃胡善祥，他继位之后就册立为皇后，但是好景不常“中宫无所出”，皇帝年近三十却膝下空空。这时皇帝的宠妃孙氏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诞下长子朱祁镇，朱瞻基十分高兴，将孙氏晋为贵妃。第二年仅仅四个月大的皇长子朱祁镇就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皇帝便召集群臣商量“废后”之事，大臣们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毕竟皇后并无重大过错。

最后在朱瞻基的“摊牌”下，皇后很识趣的提出了“辞职”。朱瞻基如愿的立孙贵妃为皇后；毕竟夫妻一场，朱瞻基也没有将胡氏打入冷宫，而是令其改居别宫，逢年过节的出席宴会，也会让她的地位居于孙皇后之上。

　　朱瞻基是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皇帝，他喜欢玩乐，喜欢促织（斗蟋蟀）也更喜欢绘画，所以有不少他的绘画作品有幸能够流传下来。但是他不同于李后主与宋徽宗，他有远大的抱负，立志做一个像祖父朱棣那样的明君。他也是一个对明朝后世历史极具影响的皇帝，他派遣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扩大明朝的“世界影响力”；他“扫黄”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暂时遏制了官员生活作风腐化的问题；他提升了司礼监的政治地位，除了将“批红”权力赋予某些阁臣以外，还更多的让那些受过内书堂文化教育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们代劳。太监原本是内宫的官职名称，但是由于这些官职多为宦官担任，久而久之太监也逐渐成为了宦官的“代名词”。而皇帝直辖六部本身是君主专制，皇权集中的体现，但是国事繁重，难免力不从心，所以皇帝将最早用做“顾问咨询”的内阁大学士发展为自己的“皇帝办公厅秘书”，允许阁臣参与批阅奏章并可以将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一同呈报皇帝裁决，被称之为“票拟”。而皇帝在“票拟”上用朱笔做批示，则称之为“批红”。这样做的本意是为了能够减少皇帝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可是这样的“代劳”行为，也逐渐导致此后明朝历史上，宦官擅权的事件层出不穷。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这一天全国各地，似乎还充斥在“宣德十年”新年的喜悦之内，但皇宫大内之中此时却是一片哀嚎，因为就在这一天，刚过完新年的皇帝朱瞻基却突然死去，享年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令所有人措手不及。大臣们乱作一团，这无疑让大明朝又迎来一次统治危机。

大家可能会好奇朱瞻基不是有太子朱祁镇吗？还有一个皇子朱祁钰，统治危机从何而来呢？因为这可能是大明朝建国以来第一次迎来“未成年”的皇帝。皇太子朱祁镇自然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但是大臣们“主少国疑，国赖长君”的声音却此起彼伏。

此时的皇太子朱祁镇只有九岁，皇子朱祁钰只有八岁，“长君”何来？原来，朱瞻基虽然只有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却给他留了九个弟弟，而且都封了亲王。

在这一年都还健在而且年长的就有：二叔郑王朱瞻埈（31岁），三叔越王朱瞻墉（30岁），五叔襄王朱瞻墡（29岁），六叔荆王朱瞻堈（28岁），七叔淮王朱瞻墺（26岁），九叔梁王朱瞻垍（24岁），十叔卫王朱瞻埏（18岁）。其中三叔越王和五叔襄王和朱瞻基是一母同胞，都是皇太后所出的嫡子，是朱祁镇的“亲叔叔”。所以导致了皇宫上下，甚至流传着皇太后要扶立襄王继位的流言。

“兄终弟及”在宗法社会中也是允许的，像宋太祖赵匡胤在有儿子的情况下，就传位给了宋太宗赵光义。但是“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才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兄终弟及”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皇帝无子，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但现在大行皇帝有嫡长子，况且还是正式册立的皇太子。

就在群臣争论之时，皇太后张氏出面说话了，她指着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一锤定音的说：“这就是新君”；众臣赶忙朝拜新君，并尊奉皇太后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为皇太后。且赶忙对外发布皇帝遗诏，完成皇帝更替的“合法手续”。遗诏如下：

“朕以菲薄，获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惧，弗克负荷，盖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泽未洽于天下，心恒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惟不能光承列圣之洪业，终奉圣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虽殁弗宁。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餋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职，效忠嗣君，毋忝朝命。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毋改山陵，务俭约。宗室亲王藩屏任重，谨守封国，各处总兵及镇守官及卫所、府、州县，悉心尽力，安抚军民，勿擅离职，赴阙进香者，令佐贰幕职或遣官代行。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七品以下衙门，并免进香，故兹诏谕，咸使闻知。”

——《大行皇帝遗诏》

由于新君年幼，群臣们奏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尽管不肯答应垂帘，但是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她的手里。朱祁镇尽管年幼，但内有祖母的扶持，外有父亲的重臣“三杨”辅佐。在这一年正式继位，成为大明朝的新皇帝，并在第二年改元“正统”，大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再一次平稳安全的度过。大臣们按照礼制操持着大行皇帝的葬礼。给朱瞻基上庙号宣宗，入葬“景陵”，谥号：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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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贵族统治阶级可以玩乐的花样实在太多，从现存的记录明代生活图案的《行乐图》中可以大概知晓，明代亲王们可以玩乐的游戏就有促织（斗蟋蟀），投壶，蹴鞠（足球雏形）还有锤丸（高尔夫雏形）等娱乐活动。可谓是眼花缭乱。从画面中可以看见帝王身边有不少随侍人员，这些都是明朝的宦官的缩影。

在明代不仅皇宫有权使用宦官，亲王贵族阶层之中也有使用宦官习惯，2014年在成都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座明代大墓，通过解读墓志铭，让考古工作人员意料之外的是，墓主人居然是两个人，一个叫魏玉，一个叫阮英，魏玉和阮英在年幼之时成为宦官，一起进入蜀王府。魏玉被蜀王看中倍受宠信，成为了“贴身太监”还被赐“双”姓；在魏玉的引荐下，阮英逐渐被蜀王重用，也成为蜀王府的掌事人。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哥俩相约“同堂共穴，兄弟永愿”，并一同前往成都东郊的金象寺选墓地。这一年阮英先过世了，魏玉安葬完阮英之后，并在他的墓室里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十一年之后魏玉也去世了，手下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和阮英葬在一起。这个故事讲述了明朝中期两个亲王府宦官的故事，宦官一生注定没有子女，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所以只能相约“抱团取暖”。通过这两个人遭遇，似乎可以想见那个年代底层宦官们的凄凉。

明代与历史上的汉唐一样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宦官专权的事件，本应该是做为奴仆供统治阶层使用的宦官，却因为作为司礼监的宦官们时常代替皇帝的“批红”而大权在握，他们不断利用这一特权，扩大自己的权力，干预明朝的中央决策，内阁虽然掌握“票拟”之权，但是没有皇帝的“批朱”和盖印，却无法正式颁行，而此时代替“批红”的司礼监太监，尤其是号称“十二监之首”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却负责完成最后一道“盖印”的手续，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同内阁抗衡的实力。如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需要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进行合作，才能让内阁做出的决策能够顺利颁布执行，所以导致多数时候内阁不得不受制于司礼监，从而就产生以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为代表的一批，掌握东厂并党同伐异，几乎可以代天子颁旨，且权倾一时的“权阉”。

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宦官之中也有那些鞠躬尽瘁的“敬业者”。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代表明朝七次下西洋，并且病逝在了第七次下西洋的途中，因公殉职。万历初年的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配合，开创奠定了“万历中兴”局面的形成。还有崇祯末年的太监王承恩和崇祯皇帝一起在煤山上殉国。虽然太监在明代曾经权倾天下，但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再权倾一时的太监，也不得不依附于皇权，并受到皇权的压制，最后在覆灭于皇权之下，没有像唐代的“权阉”那样，嚣张跋扈甚至可以行“废立之事”。可见明代虽然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情况，但并没有实际危及皇帝的地位，可见明朝皇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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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朱祁镇的慢慢长大，以及辅佐他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去世，祖母太皇太后张氏也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崩逝。一直被朱祁镇宠信的王振也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

而小皇帝朱祁镇也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郎，也渴望像祖辈那样建功立业的，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他甚至命人督造海船，也打算效法父皇明宣宗派人出使西洋。最后因为大臣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大明北方的劲敌瓦剌部落在也先的率领下，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京师，这一年的皇帝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王振便鼓动皇帝御驾亲征。大臣们虽极力劝阻但是皇帝依旧不为所动。

可是此时朝廷的主力大军都在外地，一时难以集结。朱祁镇居然临时把京师附近的部队拼凑起来，稀稀拉拉凑了二十万人，却号称“五十万大军”。为了能够说服母亲孙太后同意自己御驾亲征，他立了才两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并且让自己“奉藩京师”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朱祁镇从小长在深宫，没有自己父亲朱瞻基那样的军旅生活的经历，也没有曾祖父朱棣那样久经沙场的经验。完全是抱着一种出去“放空一下”的心情御驾亲征。带着一班文臣武将，风尘仆仆到了大同附近，却赶上连绵大雨，一片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足，军心动摇；皇帝这下知道“玩大了”并打算班师回朝。此时王振私心作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建议皇帝绕道蔚州，那里是王振的家乡，王振想带着皇帝回乡，过一把衣锦还乡的感觉。尽管随军文武大臣都反对，毕竟蔚州离大同太近，瓦剌大军又已经快逼近大同了。

最后，皇帝还是同意了王振的建议，大军绕道以后，王振又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路过，把自家的庄稼践踏坏了，建议大军还是按原计划路线撤退，这一趟“绕路”费时费力，结果又回到了原路线。随军文武百官也是怨声载道，大军行至怀来附近，后勤辎重没有跟上大部队，王振居然“脑残”到建议朱祁镇命令大军原地驻扎，以便能等待辎重。结果瓦剌大军追杀了上来，将皇帝君臣围困在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经过激战英国公张辅，还有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随军大臣多数战死，那个“搞事情”的王振，也被朱祁镇的护卫樊忠一锤给砸死，为国除害。而樊忠在掩护皇帝撤退的途中也不幸捐躯。

朱祁镇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第一次出来“旅游”就碰到“劫道”的也先，他哪里见过这个场面，早已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二十万明军伤亡过半，朱祁镇也在乱军中被瓦剌俘虏，他也成为明朝第一位被俘虏的皇帝，这场“公费旅行”也被史书称为“土木堡之变”。

俘获大明皇帝不禁让也先大喜过望，想充分的利用这个皇帝从大明换取好处。但他没想到，与此同时在北京方面的大臣，一听说皇帝被俘，瞬间“炸了锅”。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建议孙太后：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况且皇太子只有两岁，实在无法应对这场危难。

于是，这一年的九月，大臣们便拥立此时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为帝，并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边关将领们严守城池，避免瓦剌用太上皇的名义攻城掠地。也先好不容易才俘获了明朝皇帝，正准备要“赎金”。结果到手的居然是一个“已过保质期”的皇帝。

顿时大怒，但他没有打算“撕票”而是以“护驾回京”的名义，下令瓦剌大军直扑京师。希望能够一鼓作气攻陷北京城。

这时的兵部右侍郎的于谦已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京师的防卫，可是京师的精锐都让太上皇给带走了，剩下不到十万的老弱病残，如何能抵挡瓦剌的“虎狼之师”。没办法他只好建议皇帝从外地调兵进京勤王。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和山东以及沿海的备倭军等多路援军，以及运粮的军队陆续抵京，人心渐定。

　　十月十一日瓦剌大军抵达北京，列阵于西直门，开始猛攻北京城。于谦与右都督石亨率领大军在德胜门外大败瓦剌军，瓦剌军败退西直门继续攻城，瓦剌军经过激战又被杀退。也先不甘心失利，又组织兵马向彰义门发起进攻。结果被明军以退为进的战术，打的损兵折将。

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十一月，北京城越来越冷，况且天寒地冻。加之明军奋力抵抗，瓦剌士气低落，也先知道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再拖下去必将一场持久战。瓦剌军队这次并没有做好打消耗战的准备，于是在当月初八那天，瓦剌军队开始撤军北返。带着朱祁镇一起撤退回塞外。

北京保卫战在于谦和主战派大臣们的领导组织下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夺取北京的计划，再次使大明王朝转危为安。

第二年朱祁钰正式改元“景泰元年”，也先手里的正统皇帝成了“老皇历”。这一年瓦剌多次南下入侵，数次无功而返。长期的战争，损失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又失去与明朝贸易的机会。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万般无奈之下的瓦剌，答应无条件释放太上皇朱祁镇。恢复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北狩”近一年的太上皇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京城。不禁有些“老泪纵横”，悲喜交加，喜的是作为华夏历史上是第一个被外族俘获，又安然无恙释放回朝的皇帝，他没有像徽钦二帝那样受尽屈辱，客死他乡落的千古骂名。悲的则是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自己还是“正统朝”的一国之君，时隔一年回来却已经是“景泰朝”的太上皇。落差之大可以想见。

　　朱祁镇历经艰辛才回到北京，但是新皇帝朱祁钰还是很忌惮哥哥的影响力。早在朱祁镇回京之前，大明与瓦剌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朱祁钰就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迎奉哥哥回京，最后还是于谦等多位大臣们，坚定了他的信心，劝慰他即使太上皇回来，也不会影响他的皇帝地位。但是他的皇位毕竟不是父亲和哥哥正式传给他的。他多少有点得位不正的“心虚感”。

朱祁钰见到了离别一年的朱祁镇，兄弟俩简单的寒暄之后，朱祁钰便“翻脸不认人”的把哥哥软禁在南宫，并且派人严密监视。朱祁镇这个太上皇，实际上胆战心惊的在南宫过了八年。有些时候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生活质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祁钰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打起了换太子的主意，原来现在的太子ing，还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这或许也是，当初孙太后能顺利答应，立朱祁钰为帝的原因。虽然朱祁钰被立为皇帝，但是太子还是朱祁镇的儿子。皇位还是在朱祁镇一脉传承。然而久而久之，随着皇位的稳固，朱祁钰就希望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能继承的自己的位置。并且多次有意无意的，对大臣们进行暗示。包括此前便曾话里有话的，问司礼监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

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而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却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

经过多次的试探，他发现大臣们似乎都不愿意动摇“国本”。对此皇后汪氏也不同意丈夫的做法，便据理力争。景泰皇帝却认为，朱见济因为不是皇后所生，所以皇后自然而然反对。便把她废除打入冷宫。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朱祁钰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册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没想到好景不长，第二年的十一月六岁的皇太子朱见济就夭折了。朱祁钰强忍悲痛，追谥他为“怀献太子”。朱祁钰虽然还有两个女儿，但是丧子之痛令他不能释怀，毕竟那是他唯一的皇位继承人。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久病多时的朱祁钰羸弱的召见了石亨等众大臣，负责皇城卫戍的石亨，见到朱祁钰病重已大渐，便与宦官曹吉祥等密谋，因为当时传言皇帝打算传位，给襄王的嫡长子朱祁镛。石亨等人思来想去，眼看朱祁钰危在旦夕，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与荣华富贵，不得不冒险赌上一把。首先由曹吉祥进宫，向孙太后禀告他们的复辟计划。以得到太后的“官方支持”。石亨又联络了太常寺正卿许彬，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前朝老臣”。准备拥立朱祁镇复位。而在正月十六这天，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本打算第二天上奏复立沂王为太子。

令所有人没想到，政变在这一晚爆发了。徐有贞也做好了视死如归的打算，告别一家老小之后，联络了一批同情、效忠太上皇的老臣，会同石亨、曹吉祥等人进宫。与此同时一起合谋的前军都府都督佥事张軏，便借口瓦剌骚扰边境，加强京师防卫为由，带兵进京配合政变。张軏是朱祁镇的“老班底”，他的父亲张玉在“靖难”中阵亡，是太宗的功臣之一被追封为河间王。哥哥英国公张辅在土木堡之变中同样为国捐躯，可是“根正苗红”的燕王嫡系。在石亨这个内应的带领下，徐有贞等人很顺利的到达了南宫门外，由于朱祁钰早派人用铁汁，把南宫的门锁给铸死。他们不得不派兵撞击南宫大门，朱祁镇听到门外阵阵喧哗。还以为是朱祁钰派人来“斩草除根”，不免有些慌张。锁了八年的南宫大门突然打开了，结果进来一群人伏地高呼“万岁”。

朱祁镇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前往奉天殿，东华门的守卫上前阻拦，朱祁镇表明自己的身份，守卫也不敢阻拦。朱祁镇坐上了奉天殿的宝座，石亨敲响了上朝的钟鼓。上早朝的大臣按次序进入奉天殿，见到宝座上的居然是太上皇朱祁镇。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众人疑惑之际，徐有贞高呼：“太上皇复辟啦！”。这时朱祁镇发声：“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众大臣见木已成舟，大局已定，便纷纷跪倒参拜。

朱祁镇便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复位啦！原本准备上朝的朱祁钰，听见前面撞钟擂鼓以为是谁造反啦！过后宦官回禀：“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拖着孱弱的病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接受现实。这场宫变被称为“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朱祁镇复位当天就传旨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大臣，并宣布今年改元——天顺，朱祁镇也成为明朝唯一的一位复辟的皇帝，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以及唯一的太上皇。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二，“夺门”有功的徐有贞，原名徐珵在瓦剌进犯时提议南迁避难，被于谦等主战派大臣所痛斥。景泰朝之时因屡遭打压不受重用，而怨怼于谦，后更名徐有贞。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的“操作”下，以“谋逆”之罪将于谦，王文等大臣处死并弃市。“于谦系”的大臣也遭到打压和清洗。朱祁镇论功行赏了一批“夺门功臣”。徐有贞，石亨为首的一批功臣也都加官进爵。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可是在这十天的时间里，大明确是两个皇帝一起并存，“景泰”和“天顺”的年号一直存在到了二月初一，朱祁镇才想起来废朱祁钰为郕王，连他的那个“伪太子”也追废为郕王世子。迁入西内软禁起来。十多天后，悲愤交加的朱祁钰走完了自己三十年的人生路。哥哥朱祁镇下令以亲王之礼下葬弟弟，并毁掉了他的天寿山帝陵，朱祁钰的妃嫔一律赐死殉葬。朱祁镇给弟弟一个“戾”的谥号，可谓是一个“恶谥”，是罪过，残暴的意思，可能还在记恨弟弟让自己“蹲笆篱子”的事。

石亨和曹吉祥等人，在天顺年间位极人臣，石亨也从侯爵晋封到了公爵。他们倚仗自己“夺门功臣”的身份，更加骄横跋扈，有恃无恐的专权，徐有贞也因为石亨和曹吉祥的攻讦，被皇帝贬谪不复起用，也许是于谦在天有灵，徐有贞也没落得好下场。皇帝越来越感觉到，石亨等功臣们的居功自傲。不得不裁革一大批因“夺门”而封官升迁的人，人数多达四千多人。朱祁镇的举动令曹石二人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石亨因侄子石彪种种不法和谋逆之事被“停职调查”。朱祁镇似乎也想从严追究，趁机大做文章。锦衣卫把奉旨把他关进诏狱，并严加审讯。最后石亨以谋反的罪名判处死刑，还未执行就已经狱中自裁。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曹吉祥的嗣子曹钦因为滥用私刑，被人举报，皇帝下旨命锦衣卫调查此事。曹吉祥及其党羽们想起，去年石亨的下场，难免有些兔死狐悲。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曹钦和曹吉祥计划里应外合攻下紫禁城。行动之前曹钦聚集将领们夜宴，并透露行动细节。结果都指挥使马亮担心，失败被株连。便乘机逃跑出首告密。皇帝得知消息以后，赶紧命人逮捕了曹吉祥。封闭皇城和京城九门。曹钦发现马亮逃跑，知道凶多吉少，便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天降大雨，叛军攻击受挫。曹钦被包围在家，走投无路之下投井自尽，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皇帝亲自“官宣”曹吉祥等人谋反之事，将他交给都察院审判。第二天就将他凌迟并弃市，其党羽全部遭受到了流放和屠杀。一场险些引起“改朝换代”的叛乱，就这样被平息了。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十六，皇帝朱祁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这一年的冬天似乎还是这么冷，九岁那年也是这样一个冬天，他坐上了大明王朝的龙椅，不幸和他的父亲一样英年早逝。被俘北国两次为君，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遗诏废除了残忍的宫妃的殉葬制度。在他的“任内”不仅释放了“无期徒刑”的堂叔朱文圭（建文幼子）。还恢复了自己的嫡母“胡皇后”的尊号，同时批准大臣提议的，恢复京师首都地位的建议。废除北京“行在”的身份。明宣宗在位之时虽然没有迁都南京，但是也没恢复京师的首都地位。“行在”表示的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意思大概相当于“临时首都”。自此南京的所有的政府部门，依旧冠以“南京”头衔，同时官印也更改回原先的款式。从法律上正式废除了祖父明仁宗关于迁都南京的决定。

从沂王复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在父亲灵前继承了皇位，新年号确定叫“成化”。他把父亲葬入天寿山的裕陵，庙号定为明英宗，加谥号“法天立道………睿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的时代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留给后人极大的评论空间。

　　明英宗驾崩之后，万里江山的千钧重负落在了二十岁的皇太子朱见深肩上。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期间任用宦官汪直，设立新的“特务机构”——西厂。用于牵制东厂和锦衣卫，“新品上市”的西厂并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在朱见深执政后期废除了。此外成化朝宦官的专权势力抬头，踊跃出了一批以汪直为代表的有权势的宦官“干部队伍”。

成化皇帝即位之后，感念叔叔朱祁钰临危不惧对明朝对的贡献，恢复了郕戾王的皇帝尊位。追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数百年后被已沦为割据政权的南明，追尊为“代宗”谥号也补够到十七字，以符皇帝之尊。跟朱祁钰一起沉冤得雪的，还有那个为明朝“续命”的于谦。当年被人“馋杀”之时，明英宗并非不知道于谦的功劳和冤屈，但是刚刚复辟的英宗，为了突显自己复位的名正言顺，不得不同意牺牲于谦。朱见深将于冕（于谦之子）赦免回朝。于冕乘机为父申冤，皇帝恢复了于谦的官职并赐祭。在全国范围内为于谦“洗白”。弘治皇帝朱祐樘（朱见深之子）在位期间，为于谦进一步“加官进爵”。追赠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并在墓旁勅建祠堂以祭祀，皇帝还为其亲题“旌功”（表彰功绩）的匾额。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朱佑樘，在紫禁城的乾清宫寝殿驾崩。弥留之际召集了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大臣，交代他们顾命的大事，示意传位给皇太子朱厚照。这个统治明朝十八年，带领这个国家实现了“弘治中兴”的皇帝，撒手人寰离开了。

弘治皇帝虽作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皇太子，童年却历经坎坷和波折，直到六岁父亲才意外的知道了他的存在，中年得子的成化皇帝，便大喜过望的册立他为皇太子。而他也是在祖母周太后的呵护下，才能免遭父亲的宠妃，“老女人”万贵妃的迫害顺利长大。万贵妃去世以后，他的“情种”父亲居然悲伤过度，七个月后也驾崩了。

父亲宪宗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弘治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弘治皇帝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与结发妻子张皇后十分恩爱的。在三妻四妾，妻妾成群的古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更别说是在“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帝王之家。张皇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是活下来的却只有朱厚照一个，作为嫡长子和独生子的朱厚照，没有“继位压力”两岁时就被册立为皇太子，他就是未来大明帝国的主人，从小聪明伶俐，弘治皇帝对他悉心教导。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二月，弘治皇帝加封著名的文人礼部右侍郎、侍讲学士李东阳，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教导皇太子的学业，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一个大学教授教一个小学生。可见弘治皇帝对皇太子是怎样的寄予厚望。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在奉天殿登基即位，宣布明年改元“正德元年”。新的皇帝，新的年号，可这个五百多年前的“九零后”少年，却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新的希望，反而平添了不少“淡淡的忧伤”。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再次得到充分的体现，原来东宫的随侍太监中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称为“八虎”。这些人仗着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宠信，为非作歹排除异己，还不停的给新皇帝进献鹰犬、歌舞等“娱乐方式”。年少的朱厚照正是好玩的年纪，不久便就沉溺其中，后来甚至建起声色犬马应有尽有的“豹房”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让这个皇帝，对学业和政务漠不关心，“嗨皮”到无法自拔。

以刘瑾为首的“八虎”们，不仅带着皇帝“嗨皮”，并且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刘瑾，还利用自己“近臣”的身份和对“批红”盖印的绝对权力，进行各种干预朝政、贪污纳贿、欺上瞒下甚至党同伐异。一时间刘瑾权倾天下，可谓“代天子行事”，被人称为：“立皇帝”。

明朝的王爷们本应该是快乐的，享受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总有些不安于现状的王爷们蠢蠢欲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明朝宗室的安化王朱寘鐇（太祖四世孙）以诛杀刘瑾的名义，在甘肃安化起兵反叛。安化王朱寘鐇是庆靖王朱栴曾孙，是安化惠懿王朱秩炵的“长孙”（郡王的法定孙辈继承人称号）。祖父虽然没有继承亲王之位，但是却是整个庆王家族最高寿的人，活到八十八岁的高龄，在人平均寿命不足五十的古代，便约等于年代的“百岁老人”啦！也正如此安化王的“长子”朱邃墁，便先于父亲去世。所以安化王朱秩炵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册封孙子朱寘鐇为“长孙”承袭王位。弘治十五年（1502年）朱秩炵薨逝，朱寘鐇继承了王位，并追封已故的父亲朱邃墁为安化恭和王。

正德皇帝继位之后，由于朱厚照是明太祖的七世孙，按照皇室宗谱推算，朱寘鐇还是皇帝的曾叔祖，但是对于这个曾侄孙，朱寘鐇并不打算俯首称臣，而是有种“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冲动，毕竟“燕王系”也是通过“靖难”造反才获得皇位的，同样是明太祖的子孙，“庆王系”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联合了一些，不堪受到刘瑾盘剥的边镇将士，以讨伐奸佞刘瑾为由，一同起兵造反。但是安化王的造反，毕竟是仓促起事，还是有些准备不足。正德皇帝虽心急如焚却不知所措，但有以李东阳为首的柱国大臣们的调兵遣将，起用前左都御史杨一清，并派“八虎”之一的张永担任监军，不久安化王兵败被俘，其他的叛军也作鸟兽散。历时十九天的叛乱，很快就被朝廷镇压平定。

安化王之乱被平定以后，皇帝朱厚照对叛乱的起因很是疑惑，结果在犒劳有功将士的庆功宴上，他看到了朱寘鐇的起兵檄文，便询问此次平叛有功的监军张永；张永虽为“八虎”之一，但是刘瑾掌权之后，却对他进行政治打压，回京献俘之前，张永已经跟平叛的功臣杨一清，密商决定将祸乱归咎于刘瑾。张永等到刘瑾一离席，便趁机拿出了杨一清所弹劾刘瑾的奏折呈给皇帝，朱厚照一看完奏折内容，顿时大怒，诏令张永立即查抄刘瑾的宅邸并逮捕他。刘瑾原来打算是等张永回京之后，便趁机逮捕，好清除异己。没想到张永收到风声提前回京，打乱了刘瑾的计划部署。刘瑾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张永“反杀”。

张永派人从刘瑾的府中，查抄出一大笔的“不法所得”。由于史料的缺乏，具体查抄数字不详，但是金额庞大却是事实。从明清两代的学者笔记中，都有不同版本的记录，我们可以从而想见一下：金锭二十四万锭、黄金五万七千两、银锭五百万锭、白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其余物品珠宝器物、弓弩、衮衣、玉带等。

嘉靖年间的《继世纪闻》：黄金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1205.78万两）、白银：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2.59亿两）、其余物品：玉带八十条、“玉玺”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据记载整个正德时期，社会人流通的白银数量不足三亿两，清代史学家赵翼，记录的籍没数量：“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珍宝无算”，假如以这个为模板，换算成白银大致为六千五百万两以上。在套算成当时购买力以后（以米价计算），再折算成今天人民币≈960亿RMB左右。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据说，从刘瑾家中查抄出不少的“违禁品”，还有“玉玺”、“衮服”等逆物，这使得正德皇帝不得不相信，刘瑾预备谋反的罪行，对刘瑾判处了古代封建社会，最严厉最痛苦的处罚——凌迟。俗称“千刀万剐”，要割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简直就是“活体解剖”，这种刑罚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这场刑罚分三天进行，结果刘瑾第二天就断气了，但是皇帝依旧下令，继续对他的尸首“标准作业”。可以想见当时朱厚照的愤怒，据说，当时的百姓争相购买刘瑾割下的肉，可以试想，当时的百姓对刘瑾，已经愤恨到“食肉寝皮”的地步啦。可见刘瑾生前是何等的祸国殃民。

随着权宦刘瑾的垮台，一大批向他进行“人身依附”的官员们，也紧接着被“批量处理”。正德皇帝废除了“内行厂”和“西厂”，这两个长期由宦官把持的特务机构。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被俘获的朱寘鐇，被押解到了北京之后，考虑皇族颜面并没有公开处决，而是赐自尽。他的儿子还有兄弟都受到株连，被皇帝废为庶人并赐死，安化王的爵位同时也被废除。那一批跟着他，造反的文臣武将们，也同被“连坐”了。同时，因为叛逆毕竟出现在庆王家族，庆王朱台浤也被连累，他虽然没有“附逆”，但是因为向堂叔行“君臣礼”的举动。不仅被削除护卫，并被削减俸禄。手下的重要官员也被贬谪，对庆王的处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行政处罚”。但是在嘉靖年间，庆王还是被这个罪由，先被废为庶人。死后才被皇帝恢复庆王爵位。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开始了他的玩乐生活，正德尽管没有儿子，却收了为数众多的义子，这些义子仰仗着“父皇”的宠信，其中不少人，成为当时有名的佞臣。朱厚照还给自己取了个化名——朱寿，以皇帝的名字封“朱寿”为镇国公，皇权象征威严壮阔的紫禁城，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兴趣，他在宣府命人修建镇国公府，他就是五百年前的“cosplay”的代言人，除了豹房他基本上常驻在镇国公府，还把那里称呼为“家里”。他尽可能隔断朝廷与他的联系，让他能够不受约束的自由自在的玩乐。

朱厚照也并非只知道醉生梦死，他喜好狩猎，也向往沙场征战的生活。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十月的时候，鞑靼王子率军叩关，朱厚照以镇国公“朱寿”的名义——御驾亲征，大臣们生怕又是一场“土木堡again”，横拦竖挡死活不肯同意，正德皇帝干脆把他们全部撇下，直接率军六万前往应州迎战。正德皇帝真的把自己视为一个将军，不仅没有畏敌如虎，反而与士兵同甘共苦，还发挥自己的“军事天赋”，调兵遣将通过袭扰消耗敌军，最后经过激战鞑靼军队撤退了，关于这场“应州大捷”史学界里，对双方伤亡人数存在争议，认为明军有“惨胜如败”的嫌疑，但是不管怎样！毕竟鞑靼犯边的危机暂时解除，此役使得大明帝国的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局面。不管“朱寿将军”杀敌一人的战绩，是否为真；但是不可否认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行为，在激励士气上也是有益无害的。

随着安化王的败亡，似乎并没有给其他宗室们带来警醒，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明太祖五世孙），借口正德皇帝的荒淫无道，在六月十四日起兵反叛，伏杀了江西的朝廷官员，并传檄全国，率领号称十万的叛军，顺江而下直指南京。

宁王的身份是亲王，是宁献王朱权的玄孙，宁康王朱觐钧的儿子，按照皇室宗谱来推算，正德皇帝还是他的侄孙。宁王家族在靖难之役中出兵助燕，可谓是为朱棣立有大功，但是出于抑制藩王的考虑，朱棣还是将弟弟宁王的封地，徙封到了南昌。朱宸濠继承宁王之位以后，不仅强取豪夺积蓄钱财，还招兵买马暗中扩充实力，甚至贿赂皇帝的近臣刘瑾、钱宁等人，为他美言希望能恢复，他被朝廷削夺的护卫。还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入嗣正德皇帝，图谋皇位。

宁王的叛乱传到京城，早在当年早些时候，朱厚照就想南巡到江南去游玩，遭到大臣们坚决反对，才不得不作罢，这下朱厚照又有借口到江南“御驾亲征”。结果刚从京城出发，还没走不远就接到南赣巡抚王阳明，发来的已经平叛成功，并活捉了宁王朱宸濠的奏报，这把朱厚照郁闷的，心里回荡着——“我太难了”。他一边假装不知道，一边让人继续进军。据说他到了江南以后，不仅在扬州城打猎玩闹，还到妓院去“检阅”妓女们，使得这些被皇帝“御用”过的，花粉们顿时身价倍增。这一趟游玩消耗了八个月的时间，而早在六个月之前，王阳明就把宁王朱宸濠等俘虏送往南京，等待皇帝的亲自受俘。朱厚照依然置若罔闻，直到王阳明“拍马屁”的奏本里，把功劳归功于“朱寿”大将军的英勇与谋略。才能如此速度的平定叛乱。朱厚照才欣然同意。受俘仪式结束以后，朱厚照才悻悻北返，途中他又异想天开的像把朱宸濠放回去作乱，自己在亲手把他擒拿。大臣听闻以后，除了“假笑”也就是“呵呵”。宁王朱宸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败在这个“奇葩”的侄孙手上，可能也是愤愤不平吧！宁王下场同样也是处死除国。

回京的路上途经镇江，朱厚照依旧游山玩水，路过清江浦的时候，见到这里风景优美，居然动起了当渔夫的念头，驾着小船就抓鱼去了，结果拉网的时候船体失衡，朱厚照栽进水中挣扎了许久，尽管侍从们奋力将他救护上来，但是突如其来的惊吓，有可能让他呛水入肺，时值秋日不免着凉，从而可能引发了肺炎。肺炎在医疗技术条件完备的现代，或许不是什么危重症状，但是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却是一种有可能导致“抢救无效”的病症。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正月十四日，身体每况愈下、拖着病体主持祭祀仪式的正德皇帝，突然吐血倒地，典礼也不得不被迫终止。这个自己“作死”的皇帝，终于把自己“作”到病入膏肓，此时的大明王朝似乎被阴霾所笼罩，不知不觉迎来了一场新的统治危机。

皇帝&皇太子“亲子照”Show

　　中国古代帝王强调以孝道治理天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尤其是在“父死子继”为宗法核心的古代社会。有没有子嗣对小民百姓来说无非是关乎家业能否继承，但是对统治集团的明朝朱家来说，那是大明朝能不能延续下去的“国运指南”。

中国古代皇帝常以真龙天子而自居，俗话说“龙生九子”，但是明代的皇帝可不是生够九个儿子就OK啦！明太祖朱元璋生了二十六个儿子，明太宗（成祖）朱棣虽然只有三个儿子。但是他的儿子们给他生了二十三个孙子。所以朱棣一脉的皇族人数可不容小觑。

湖广安陆州是明代一个重要的区域，位于江汉平原之上，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明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就出生在这里，他继位之后将这里改为承天府，治所改称钟祥，取“祥瑞钟聚”之意。这里埋葬着他的父亲明宪宗的儿子兴献王朱祐杬。后来他通过“大礼议”事件把自己的父亲追尊为皇帝，把兴献王陵升格成皇陵级别的明显陵；所以承天府在明朝的政治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与此同时安陆却也是大明朝朱家的一块“不祥之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满朝文武一片惊慌失措。原因并不单是因为皇帝驾崩，而不知所措。主要是大明“父死子继”的传承中断了。明武宗驾崩的时候三十一岁，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如果没有儿子继承皇位，那就只好“兄终弟及”可令人无奈的是，他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就他一个儿子，唯一的弟弟蔚王朱厚炜一岁就夭折了。他实际上就是独生子一个。皇太后张氏强忍着丧子之痛，让大臣们布置安排皇位继承人的事。

原来早在武宗弥留之际，大臣们已经预感大事不妙，提前按照血缘亲疏远近的原则，将视线转向宪宗朱见深的后代。宪宗前后生了十四个儿子，活下来的有十一个儿子，由长及幼除去孝宗朱祐樘，就应该到兴王朱祐杬，但是很可惜兴王早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就薨逝了。朱厚熜今年十五岁，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于是张太后和大臣们决定让朱厚熜过继给伯父明孝宗做儿子，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继承皇位。早在武宗去世之前，大臣们便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敕令，让朱厚熜缩短丧期，继承兴王爵位。而后又命朱厚熜到了北京继承了皇位，并在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

这样朱厚熜继承了皇位，那父亲留下兴王之位总得有人继承吧！很可惜朱厚熜只有一个哥哥，刚出生还没取名就夭折了。朱厚熜后来当了皇帝之后，追封他为岳王并赐名朱厚熙。实际上朱厚熜和哥哥朱厚照一样都是独生子。这样一来封藩安陆的兴王也就等于“无子国除”了。所以，似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朱厚熜要不顾大臣反对，抗争多年，也要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因为他不能让父亲“绝户”。

这已经不是安陆这块“不祥之地”，第一次让老朱家“绝户”啦！第一位在安陆封藩的亲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他在位二十四年，在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去世。只留下两个女儿。郢王妃郭氏在郢王去世一个月之后，丢下两个幼女也殉情自尽，同丈夫一起相随于地下。

第二位封藩在此地的，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梁庄王朱瞻垍，他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去世，只在位十五年，也只留下两个女儿，梁王妃魏氏也想走殉夫的老路，幸运的被人救下，皇帝下诏令她抚养两位郡主。梁国也被除封了。

第三位在这“遭殃”的岐惠王朱祐棆，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五子，兴王的胞弟，嘉靖皇帝的亲叔，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就藩在安陆的德安，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薨逝，在位仅仅七年也就无子除封。

“有毒的安陆”似乎没有继续放过老朱家的人。正德元年（公元1505年）正德皇帝朱厚照把他的九叔寿王朱祐榰，从四川保宁迁藩到了湖广安陆的德安，因为岐国“倒闭”了。所以这个“旺铺转让”到了寿王的手里。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六十四岁的寿王朱祐榰薨逝，在位五十四年也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寿国也除封啦！老王爷估计也是后悔不已，在四川喝“五粮液”玩“血战到底”，难道不香吗？

安陆似乎不停的在“欺负”老朱家的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四子朱载圳被册封为景王，做为皇帝为数不多存活下来的儿子之一，嘉靖皇帝为儿子选择了安陆德安做为封地。离开安陆以后，嘉靖皇帝时刻念念不忘家乡，这次就让儿子代替自己“回家”吧！很可惜的是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正月初九，大明朝的人们似乎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在位二十七年的景王朱载圳，却撒手人寰，景恭王朱载圳最后的结局，同前面的叔爷爷们一样无子除封。

安陆这个地方出了一个皇帝明世宗，却让六位亲王（郢、梁、兴、岐、寿、景）都“绝户”啦！历史就是这么“调皮”，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下一步要怎么走。

皇帝&皇子“亲子照”Show

　　历史的不幸总是在不停的“复制粘贴”，嘉靖朝以后的明朝皇帝子嗣并没有怎么兴旺发达，嘉靖皇帝朱厚熜他本人虽然有八个儿子，但是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的也就只有裕王朱载坖和景王朱载圳，其他皇儿多数夭折，由于迷信道教，他相信“二龙不能相见”的说法，于是，他在二儿子“庄敬太子”朱载壡在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薨逝之后，很多年没有在册立太子，也很少再见自己的其他儿子，避免“厄运”降临。三皇子裕王实际上也景王薨逝之后，也就成为大明王朝的唯一继承人。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裕王继承皇位，一个月之后就改元“隆庆”。隆庆皇帝在位时间很短暂只有六年，一方面他“拨乱反正”宽赦了一大批在嘉靖期间因言获罪的大臣，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知的海瑞。他重用了徐阶，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一批能干的大臣，使得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又“重启开机”。另外一方面他沉迷女色，荒怠朝政，最终因为服食媚药，纵欲过度而亡。临终之际他将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托付给了高拱等大臣，交代皇太子要任贤使能，进学修德，面对着还未成年的皇太子，隆庆皇帝充满了惆怅和担忧。内心应该在不停回荡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终究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十六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坖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留下了十岁的太子朱翊钧与五岁的潞王朱翊镠。

明朝的第二位“小皇帝”朱翊钧就这样上台了。年号定为“万历”。隆庆皇帝的庙号是明穆宗，谥号“（此处省略十六字）庄皇帝”入葬昭陵。

万历皇帝朱翊钧还算是“达标”，生了八个儿子，但存活下来的也有五个。但是皇太子朱常洛并不为万历皇帝所喜爱。皇储生涯过得战战兢兢的，还险些被刺杀。尽管这样还是生了七个儿子，最后也长成了两个皇子，便是明朝最后的一对的皇帝兄弟——天启皇帝朱由校和崇祯皇帝朱由检。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躺在病榻上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百感交集，这一年的大明朝可谓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内有农民起义军闹得如火如荼，关外的辽东也是战火纷飞，虽然刚刚打退了女真金国的进攻，但是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国，在新汗王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率领下，依旧虎视眈眈的觊觎中原“窥视神器”。更令他放心不下的是，一旦他有个“山陵崩”，大明的江山又该如何是好？尽管他生了三个儿子，可全部都夭折了。唯一有望长成的“献怀太子”朱慈炅，却不幸在七月大的时候，受到“王恭厂大爆炸”的惊吓而夭折了。大明朝的“国本”不稳。帝国前途迷茫。可好在他还年轻，今年只有二十三岁毕竟来日方长。话虽如此！他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回想起七年之前，那时他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只有十六岁的少年，是大明帝国的皇太孙，结果一个晴天霹雳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年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七月，这一年祖父万历皇帝驾鹤西去。自己的父亲总算熬出了头，成为大明朝的新皇帝。八月初一他的父亲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第二年改元“泰昌”。朱由校也预备要成为明朝的皇太子。

可惜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六日，他的父亲就因为一颗“红丸”而跟着爷爷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明朝连续驾崩了两个皇帝可谓绝无仅有。皇长子朱由校只能临危受命承，承担大明江山继位为君。朱常洛被尊为明光宗，还没来的及改元，朝臣们只能将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八月之后改称泰昌元年。也就造成了又一件奇事，公元1620年的明朝又一次同时存在有两个年号。

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天性好玩，又无人约束，在他统治的七年不是做木工，就是“愉快的玩耍”。对朝廷大事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这一次就是因为在西苑游湖，不幸失足落水，才导致现在这副模样。在这个大明朝“土木工程师”的纵容下，宦官魏忠贤长期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打击忠良。造成党争不止，贪墨成风。更因为天灾不断，兵祸连年导致民不聊生。

八月十二日这一天，天启皇帝似乎感觉大限将至，开始召见群臣商量后事。在此之前他因为服用了，臣下进献的所谓“灵药”。没想到身体竟然是每况愈下。天启皇帝拖着病体召见了自己的弟弟——信王朱由检。

这位王爷可以说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仅存的兄弟，他向信王交代了好一阵。接着向群臣宣布信王做为接班人的决定。十日之后，这个年轻“木工皇帝”再也没有醒来。

信王朱由检于两日后登基。而登基之前，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礼部大臣送来了新年号的备选。其中就有“崇贞”的年号。信王看了又看，似乎都不太满意。最后，信王提笔将“崇贞”二字“加工”了一下。改为“崇祯”以后，宣布了明年正式改称“崇祯元年”。

崇祯皇帝正式登基了，他的哥哥留给他的确实一个内忧外患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江山。大明王朝这艘航行了两百五十多年的破船，千疮百孔残破不堪。朱由检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这艘船，却又能航行多久呢？

　　

天启King&崇祯King“难兄难弟”Show

“明朝四大家：因为都是来自于南直隶的苏州府，又称吴门四大家，是明代江南书画家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明朝小百科》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明朝小百科》

　　　　锦衣卫是明朝专门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锦衣卫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正三品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属于皇帝，负责领导监视文武百官，侦办皇帝下令的案件，掌管皇帝诏令定罪的监狱，即“诏狱”；其实锦衣卫也并不完全专职的“特务”，本职工作还是做为“国家仪仗队”使用的。每当皇帝因祭祀或巡游而出宫时，锦衣卫做为侍卫亲军还有仪仗队还要在驾前扈从。由于具有仪仗队的职能，所以锦衣卫的服饰异常华美作，作为侍从的锦衣卫校尉更要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飞鱼服是仅次于蟒袍的隆重礼服，官员到了一定品级才能穿着。绣春刀轻巧短小，除非御赐，否则不能擅自佩戴。

锦衣卫做为负责监视和情报收集的“特务机构”。即使是亲王也难免在其监视之内，所以贵为亲王也不得不“遵纪守法”以免被人举报揭发。尤其明成祖朱棣造反发家的经历，使得他对亲王严格防备，通过给亲王“搬家”的方式把“靖难功臣”宁王朱权的封地从大宁迁到内地的江西，献金川门的谷王也从宣府迁去了长沙府，辽王朱植在内战中没有“附逆”而是逃去了应天，最后也被改封到了荆州，朱棣对这些亲王的护卫数都做了删减。永乐和宣德朝时期晋王，岷王，齐王，汉王等都曾有被检举的案件，或被削爵囚禁或者被发配迁封，在这些案件中锦衣卫也做了不少“贡献”。明朝皇帝通过这些手段以达到“削藩”的目的，极大的巩固了明朝的中央集权。

锦衣卫与司礼监宦官领导的东厂，西厂以及明武宗一朝设置的内行厂，构成了直属皇帝个人的特务机构。同时这种“厂卫制度”也是明朝皇权膨胀的产物，随着明朝的灭亡“厂卫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锦衣卫“仪仗”Show

　　

“飞鱼服，作为明朝的一种礼仪赐服，地位在蟒袍之下，斗牛服之上。因为这些礼仪赐服与皇帝专属的龙衮服相似，一般不在文武官员的品级服制以内。而是做为明朝宰辅重臣，宦官内监，锦衣卫等蒙受皇帝恩宠而特别赐予的礼服。”

——《明朝小百科》

　　

 “嘉靖八年，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明史·舆服志》

　　中国古代墓葬仪制传承有序，墓葬形制也是多种多样，“墓”为放置尸身的固定场所，所以有竖穴土坑墓，土墩石室墓，开山凿室的崖墓以及券顶砖室墓等形制。“葬”为安置尸身的方式，“棺”为盛放尸身的器物，“椁”为套在棺外的外棺。“内棺外椁”是想中国特有的丧葬礼仪，“椁”的层数越多，代表墓主人的等级越高。而先秦时期墓道数量越多，也代表了其等级地位的高度，这同样也是“礼”的一种体现。

考古学上常将二者合称将“墓葬”，考古资料显示，从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墓葬文化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有限，当时墓葬的种类，并没有后世那样繁多。墓葬是中国古人对“祖先崇拜”和“事死如生”观念的重要体现。也正是受到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对墓葬极为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古人会在墓中随葬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生活用品。以保障墓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衣食无忧”，继续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通过对墓葬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能更加直观的，了解当时社会的礼仪文化，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程度。更能弥补史料中的不足。但是从古至今更多时候，“壕横”的墓葬引来的，却是诸多纷至沓来的盗墓贼。尽管古人做了很多防盗措施，如积石积沙墓，流沙墓等等，终究也是徒劳。

汉代是一个极为注重“厚葬”的时代，帝王不惜花费人力物力，也要打造一个豪华的死后世界，例如：西汉梁王陵和中山王陵，都是凿崖为墓的形制，不但工程消耗庞大，而且技术难度高，需要按照传统汉墓结构开凿出“前室、中室、后室、左右耳室、便房等”，中山王陵甚至还另外开凿有一圈回廊，并以高昂俗称“金缕玉衣”的玉匣殓葬，不可谓不极尽奢华。汉代对尸身防腐极为重视，著名的马王堆汉墓用了大量的青膏泥还有木炭和香料，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持尸身不朽。汉代贵族多认为玉石“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相信玉能“寒尸”，用“玉匣”或者“玉席”盛殓尸身，能保证不朽。但是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尸身的保存除了防腐措施，墓葬的密闭环境也是决定，尸身能否千年不朽的关键因素。大部分的汉墓，最后也没能抵挡的住时间的侵蚀，不仅没有不朽，还招来了盗墓贼。

而汉代最高的葬制仪莫过于“黄肠题凑”，便是使用黄芯柏木按向芯方式置垒的厚木墙，代表“梓宫”的棺椁，还有前、中、后、耳室，以及便房置于其内部，外围则埋葬了一圈，存放随葬品的“外藏椁”，这是汉代最高规格的礼仪葬制。除了规模壮观的地面建筑。巨大的封土堆也成为了汉墓的重要标志，同时招来不少盗墓者的觊觎。东汉末年的“曹贼”曹操，为了筹集军饷甚至在军队中，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官职，专门从事盗墓掘陵的工作，汉朝数百年来的贵族墓葬，包括帝陵也未能幸免。造成“汉墓十室九空”的原因，正是因为“厚葬”之风盛行的缘故，所以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后，便下旨提倡“薄葬”，并废除使用玉匣，从此魏晋之后历史便在无“金缕玉衣”的记载。

而唐代墓葬形制也多样，如早期的长斜坡式墓，从地面挖掘一条斜长的墓道，连通，过道，甬道和盛放墓主人棺椁的后室，墓道顶上开有“天井”。级别越高，天井数量越多，墓道两侧会开凿壁龛用来存放如“唐三彩”之类的明器和一些精美的随葬品。墓道两侧绘制有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的壁画，壁画内容多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享乐场景，有乐技图，仕女图，仪仗图，客使图等等。后室内会有石椁和棺木与墓志石等。地面上设置陵园和封土堆等地面建筑。唐代也有众多“因山为陵”的例子，如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高宗李治的乾陵等。而到唐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由精美的壁画或者砖雕构成的穹窿顶砖室墓。唐朝后期，有些墓葬依旧还保留砖室内绘制壁画的传统。这类砖室结构墓葬深刻影响了包括五代、北宋在内的墓室建筑设计风格。

明朝帝王墓室多为券顶砖石墓，例如从已发掘的，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来看。地宫在巨大的封土堆，也就是“宝顶”之下，而墓道口在相当于“墓碑”的名楼正下方，往下挖掘就可以看到用砖石封砌的“金刚墙”。拆除“金刚墙”之后，就会看到精美的“汉白玉”雕刻的屋檐建筑，整个地宫完全是仿造帝王生前，居住的布局建造，是“前朝后寝”的形制。在中室有放置帝后的宝座，以整块“汉白玉”雕刻完成，上面还放置丝织品的坐垫。面前摆放着祭祀用的香炉和烛台，以及一个盛满灯油的，嘉靖年制青花龙纹万年灯大缸。左右耳室留有陪葬的棺床，但是却并没有真正使用过，应该原本是为了要，入葬万历皇帝的妃嫔而预留的。后室棺床上放置的是万历皇帝和两个皇后的棺椁，除了万历皇帝的原配皇后，还有被追尊为皇后的明光宗生母。棺椁旁边是众多盛放随葬品的朱漆木箱，木箱大多腐朽坍塌，里面的随葬品若隐若现，琳琅满目。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并没有一同随葬，而是被单独下葬，没有能与心爱的女人“死则同穴”，或许是万历皇帝最大的遗憾和不甘吧！

　　明代初年由于政治清廉，况且刚刚结束元末的农民起义战争。社会经济还处于恢复发展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就提倡亲贵们死后要薄葬，包括对自己的后事做出了“丧祭仪物，毋用金玉”的交代。所以即使今天我们对明孝陵进行考古发掘，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尽管朱元璋提倡薄葬，但却不见得亲王陵墓中就是什么贵重随葬品也不放置，尤其是在讲究礼仪规格的明代。从已出土却未经盗扰的明代楚昭王朱桢与鲁荒王朱檀兄弟墓中的随葬品。便可以大概窥见出明朝初年亲王们葬仪的形制与规模。

做为明朝第一批分封的藩王与第一位去世的藩王。鲁王朱檀只活了二十岁，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分封在山东兖州。朱檀十五岁就藩，朱元璋为他娶的王妃是功臣之一的汤和的次女。明朝初年的朱元璋或许为了是笼络功臣又有巩固政权之意，他为众多皇子的都娶了功臣之女为妃。如太子朱标娶的常遇春的女儿，燕王朱棣和代王朱桂娶的徐达的女儿。但是朱檀就藩之后却迷恋上了方士仙丹。以至于因为服食丹药损伤了双目，年纪轻轻便毒发身亡。朱元璋也不禁哀叹儿子的荒诞不经，所以给他定了一个“荒”的谥号。鲁荒王朱檀葬在邹城的九龙山下，因为朱檀是明朝第一位去世的亲王，所以他的墓葬在1970年被考古发现之后，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明朝初年时期亲王葬仪形制的空白。

　　前面介绍了这么多亲王们生前的荣华富贵；大家更加会好奇，明代亲王的墓中会埋葬一些什么奇珍异宝呢？那我们现在就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情况，去探寻明代亲王们的死后奢华。亲王们一般去世之后，皇帝都会“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且会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派遣中央有关官员协助料理亲王的丧葬事宜。从明代初年楚昭王陵与鲁荒王陵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多为按比例缩小的明器（冥器）。说到明器最有名的莫过于，按照真人比例制作秦朝的兵马俑和按比例缩小的唐朝的“唐三彩”啦！做为唐代的明器代表“唐三彩”造型多样，有威严的文官武将俑也有婀娜多姿体态丰满的仕女俑，还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技乐俑和胡人骆驼俑等琳琅满目。而鲁王朱檀墓和楚王朱桢墓除了出土了如仪仗车马器，生活器。也有代表王权至高无上的贴金的木质龟钮王印“楚王之宝”和“鲁王之宝”。个别的明朝亲王们也会随葬一些皇帝御赐之物，且多为制作精美的金银玉器如金玉腰带，黄金杯壶和精美的瓷器。因为根据明朝礼仪典籍的规定：亲王订亲，成婚皇帝都会赐予礼物以示祝贺，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随份子”。如钟祥梁庄王陵便出土的上书“永樂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處買到八成色金壹錠伍拾两重”的金锭，这枚金锭就是梁庄王朱瞻垍结婚之时，他的皇帝哥哥明宣宗朱瞻基赐予的礼物。除了上述物品还会随葬亲王们生前使用穿着的衣冠旒冕与各种各样的心爱的物品。

明鲁王陵与楚王陵除了提倡薄葬以外，再者或许受明朝初年经济限制影响，只能以木质贴金的明器代替真的金质印宝和按比例仿真人的木质仪仗俑下葬。连楚王朱桢墓出土的腰带居然也是贴金木胎的，对应亲王尊贵的身份却略显“寒酸”。但从已知出土的明代亲王墓葬如西安明秦王陵和成都明蜀王陵考古发现来看，明代亲王陵墓除了建有规模宏大刻画精美的地面建筑，以便用于日常祭祀；明朝人依旧遵循“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陵墓核心部位的地宫建筑布局仍然是仿照生前居住王府形制，前朝后寝搭配左右耳室。而作为长明灯使用的大缸，车马仪仗俑和木质贴金的亲王印宝还有记述亲王贵族们生平的圹志碑等，似乎都成为亲王一级陵墓的“标配”。

　　圹志是明代亲王墓葬中不可或缺的陪葬品之一，明朝礼仪规定五品等级以上的墓葬可以使用碑，六品以下就只能使用圹志；“圹志”就是墓志的意思，墓志滥觞于秦汉之际，发展于魏晋，完善于北魏，兴盛于唐，延续至明清，经历了由砖造墓志到石刻墓志，由碑形墓志到方形墓志的发展历程。通常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盖部分会书写墓主人的“身份职务”称为“志盖”，下底则是记录墓主人的姓名卒年，生平事迹等历史信息，也是圹志最核心的部分称为“志石”。明朝墓葬的圹志材质多为石料，也有像周懿王陵的圹志是较为难得的“汉白玉”的石料。而圹志的墓志铭凿刻完成之后，工匠们还会用朱砂涂描成红色字体，例如梁庄王陵的圹志出土时，墓志铭便鲜艳如初，十分醒目。

明朝亲王墓葬的“圹志”多以“碑”的形制出现直立在墓葬的供桌之前，或像梁庄王陵和郢靖王陵与周懿王陵一样，镶嵌在墓道口的封门墙之中；而在盗墓者眼里圹志是一文不值的破石头，但在考古工作者眼中可谓是无价之宝。因为明朝的陵墓距今最早的也有六百余年的历史。考古圈里有句谚语“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由于年深日久的原因，如丝织品和纸张等有机质文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保存条件的不佳。造成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十分糟糕。从而无法获取有价值的墓主信息。更有许多墓葬早在考古工作者们到达之前，其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已经被早期盗墓者洗劫一空。往往造成考古工作人员费尽心力打开的墓葬，却早已空空如也，只能“望墓兴叹”感到遗憾，但是由于“圹志”和“买地券”等石质文物在当时没有什么贵重价值。往往成为盗墓贼的“漏网之鱼”得以保存，为考古工作者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墓葬信息和墓主人的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价值，而且往往“圹志”中的内容对弥补史料中的不足与错漏之处，发挥了关键作用。

丧服Ⅰ～小功&缌麻Show

“小功者，兄弟之服也。”

——《仪礼·丧服》

“五服者，案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緦麻是也。” 

——《唐·杨士勋疏》

“周懿王圹志”与志文拓片Show

周懿王朱子埅（公元1423～公元1485年）明朝第五位周王，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二月生于祥符王府，明太祖朱元璋三世孙，周定王朱橚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从弟；其父为祥符王周有爝（周简王），其父因伯父周宪王朱有炖无子而袭封周王；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九月封通许王，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九月因其兄周靖王朱子垕无子而袭封周王。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六月薨，谥号“懿”，享年六十三岁，在位二十九年，生八子（䥝，䥽，䤪，铌，钧，鉣，鐪，锵）；其世子朱同䥝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七月袭封是为周惠王。

——《明朝小百科》

　　仪仗俑同样也是明代亲王墓葬中常见的陪葬品，中国古代用“人”殉葬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随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私有制观念的出现，奴隶做为贵族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用来殉葬与祭祀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多则像殷商墓葬祭祀群出土的殉人约两千多具，少则像凤翔出土的春秋时期秦景公大墓也出土了一百八十六具殉人，随着战争与农业对人力的需求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像先秦时期那样大规模数以千计的殉葬已不在多见，后世的殉葬情况的出现越来越少，只存在个别零星的人殉行为，绝大部分墓葬开始使用“俑”做为替代品，“俑”多为陶制，如秦始皇的兵马俑便是仿照真人真马比例烧制，施以彩绘和搭配真实兵器，威武霸气规模壮观。汉代也是一个极为注重“厚葬”的时代。因此，汉墓“十室九空”也正是这个原因。汉代的兵马人物俑多以陶木相结合的形制出现，且相对真人比例缩小，外以真的丝织物或铁质铠甲做为装饰，人物面部施以彩绘，十分精美逼真，除此以外陶制牲畜俑也是汉墓中经常出现的。也表达了汉朝人希望到了地下继续享受珍馐美食，奴婢成群的生活。

明代又恢复了残忍的殉葬制度，从已出土的亲王陵墓中都发现了人殉的情况。从明太祖朱元璋起至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废除殉葬，在前后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嫔妃奴婢被迫成为殉葬的牺牲品。而明代仪仗俑做为真人仪仗的替代品，全都按真人比例缩小，其多为木质雕刻的形制并施以彩绘，个别如明代蜀王陵出土的仪仗俑是陶制形制并施以彩釉，面部及服饰更加细致华美。而明鲁王陵与秦王陵都曾出土过保存完整的成套车马仪仗俑，人物精美场面壮观。真实的反映出了，明代亲王阶级的出行仪仗场面和规模形制，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明代舆服制度的重要考古实物资料。也正因为明朝亲王陵墓的随葬仪仗俑多为木质的原因，出土时品相精美保存完好的仪仗俑则少之又少，如郢靖王朱栋墓的仪仗俑出土时已是一片灰朽。仅能从残存的遗迹中辨认出来是仪仗俑的痕迹。

明代郢靖王陵仪仗俑和殉人Show

郢靖王朱栋（公元1388年～公元1414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四月生于应天皇宫，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封为郢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就藩湖广安陆，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薨，谥号“靖”，享年二十七岁，在位二十四年，生有四女，无子封除。

——《明朝小百科》

明代郢靖王陵“四爱图梅瓶”Show

梅瓶是传统名瓷，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早期做为酒器，明代靖江王陵中便曾出土过盛酒在内的梅瓶，后期更多做为观赏器使用。明代郢靖王陵棺床前出土元青花梅瓶，分别位于郢靖王与王妃的棺木前，郢王梅瓶图案为龙纹，王妃梅瓶图案则是“四爱图”；可见这对梅瓶是郢王夫妇的心爱之物，死后也一同随葬。青花梅瓶也取“清（青）平（瓶）长（藏）久（酒）”寓意墓主人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能过上太平日子。

——《明朝小百科》

丧服Ⅱ～麻布袍&素服Show

明代鲁荒王陵门锁&车马生活明器Show

　　万年灯亦称“长明灯”是明代帝王陵墓中不可或缺的葬具，做为一项传统风俗中国人在除夕夜，会点燃烛火并且整夜不熄，直到蜡尽灯灭方可！这项古老的风俗也被帝王们带进了陵墓，希望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明代万年灯一般为大缸形制内盛蜡制灯油，或许因为等级原因，又或许受制于经济限制，亲王墓葬中的万年灯缸多为陶质，明定陵万历皇帝墓中出土万年灯缸则为青花瓷质，但是我们看到定陵中出土的青花龙纹万年灯大缸却是万历皇帝的祖父嘉靖年间烧制的产品。可见在当时要烧造如此大型的瓷器不仅难度系数极高，而且造价也注定不菲。

可惜的是从出土实物来看，长明灯并没有长明不熄，随着地宫内氧气的耗尽。灯火也逐渐熄灭。终究又回到了一个黑暗的地下世界。

丧服Ⅲ～孝衣&孝髻Show

　　明代亲王的墓葬中除了按照葬仪形制随葬与等级对应的物品之外，还有随葬一些亲王们生前的心爱之物，也有一些是亲王们自己的藏品。例如郢靖王墓中除了出土了晶莹剔透的水晶“山子”（笔架）是由一块天然水晶构成。同时也出土了一只玛瑙材质的龙兽色泽鲜亮，造型圆润，题材应该“龙生九子”之一的嘲风。具有威慑妖魔，清楚灾祸的含义，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发现这件玛瑙龙兽，并不是明代的作品，应该是汉代或者魏晋的传世作品。可见明朝的亲王们也热衷收藏，爱好风雅。

　　爱好风雅的亲王不光只有郢靖王朱栋一人，跟他有一样爱好的，还有他的哥哥鲁荒王朱檀。因为鲁荒王陵墓内潮湿积水的原因，为有机质文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有不少有机质的文物出土，除了一些鲁王爱好读的史书典籍，考古工作者还抢救修复出了不少前代古画，如宋代的《葵花蛱蝶图》还有元代画家钱选的《白莲图》等；另外还出土了一把唐朝的“天风海涛”仲尼式雷琴。这把琴是唐代著名制琴家族——四川雷氏家族所作，琴面为桐木，底面为梓木；琴底篆书——“天风海涛”形容琴声演奏之时有如天空的长风和大海波涛。琴腹的龙池内还有两行墨书“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斫”。代表这把琴是雷氏家族的著名制琴师雷威亲自制作的，隆兴是宋孝宗赵昚的年号，甲申代表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这把雷琴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在南宋时期曾进行过修复，如果以唐朝末年距离朱檀所生活的年代推算最少也有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这把木质古琴历经数百年的时间还成为了鲁王朱檀的玩娱之物。可以想见唐代高超的制琴技艺。明朝的鲁王朱檀抚奏着唐朝的雷氏古琴，会是一番怎样，明人与唐人隔空对话的场景。

明代鲁荒王陵文房书画Show

明代鲁荒王陵服饰Show

明代鲁荒王陵前朝古画Show

　　明朝亲王入葬时除了保持内棺外椁的葬制，还会在内棺底部放置钱币，会摆成特定图案一般为“北斗七星”，例如鲁王朱檀棺木中就出土十九枚“洪武通宝”的金币。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明朝的皇帝和亲王都会身着，团龙冕服还有翼善冠下葬，用着朱红色的棺椁！古人认为“朱砂”能有辟邪，甚至有些贵族还会特地把墓葬内部，全部涂满红色的朱砂。

在等级森严的明朝，早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年代。明代亲王们的墓葬，同样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不能随意超出规模，不然会涉及到“僭越”的问题，但是偶尔还有出现一些，特殊照顾的亲王。如成都的蜀王陵门钉数，使用了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数量。潞简王朱翊镠仗着哥哥万历皇帝，还有母亲李太后的宠爱，从小便是无法无天。因为皇帝只有他这么一个亲弟弟。自然对他比较宽纵。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潞王大婚那年，宫廷用了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余颗，银十万两，珊瑚珍珠两万四千余颗。由于费用奢侈，户部看不下去，由于根据礼法《大明会典》载“亲王定亲礼物，金止五十两，珍珠十两”。皇帝依然置若罔闻。还挪用了边防军费九十万两，购买珠宝给弟弟结婚使用。

为了给潞王修建王府，万历皇帝动用了六十七万余两的花费，要求务必精益求精。历经四年建造的王府，从木料到石材都是名贵的上品，整个王府建筑群气势恢宏，规模庞大，雄伟壮丽。王府修建期间潞王暂居京师，每逢万历皇帝离京拜谒祖陵，视察自己的寿宫之时。都是令潞王率领大臣们监国，可见万历皇帝对自己弟弟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潞王就藩卫辉以后，多有骄横不法之事，受到弹劾举报。但是万历皇帝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得过且过。有皇帝哥哥的撑腰，潞王更加肆无忌惮。强占民田，疯狂敛财，荒淫无度。完全一副“混世魔王”的做派。没有一点爱民如子之心。

按照规定潞王也要在封地内，修建自己的王陵。潞王陵被人称为“中原定陵”，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潞王陵除了规模庞大占地八十余亩，面积超过定陵。陵园建筑样式多处仿造自己哥哥朱翊钧的定陵。连至高无上皇帝御用的龙纹，便多处使用在陵园的建筑装饰之上。要说潞王身为明穆宗朱载坖的皇子，使用龙纹似乎也说的过去。但是，明代礼法规定帝王陵墓的石兽最多设置六种，潞王可倒好一口气设置了十四种。连门钉用的都是“九横九纵”的皇帝专属的“至阳之数”。连次妃的墓葬也采用了皇后“制式”。如果说蜀王陵的门钉数量问题属于“僭越”之举。跟潞王相比之下，可真是“小巫见大巫”。潞王陵的花费据说也不在定陵之下，花费至少是明朝两到三年的“GDP”。

明代鲁荒王陵生活明器Show

鲁荒王朱檀（公元1370年～公元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生于应天皇宫，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封为鲁王，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十月就藩山东兖州，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90年）十二月薨，谥号“荒”，享年二十岁，在位二十年，其独生子鲁世子朱肇煇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三月袭封鲁王是为鲁靖王。

——《明朝小百科》

丧服Ⅳ～衰服Show

　　“自来石”是明代帝王陵墓中，用来封闭陵墓大门的重要工具，又叫顶门石。在关闭陵墓石门之时，先在墓门下方凿出孔洞，通过重力的方式使得“自来石”上端顶住石门的门栓，底端缓慢下落到孔洞之中。达到封闭大门的目的。

“自来石”一旦落下，将很难在打开墓门。所以“自来石”也成为了防盗的机关之一。

　　可能有人会好奇，墓门既然都关闭了。为什么还要在打开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一个明代的“王妃爱情故事”，让我们回到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月十二日，这一天大明湖广安陆的，梁庄王府里一片哀嚎。原来，大明皇帝的九皇叔，梁王朱瞻垍刚刚过世。梁王妃魏氏强忍着悲痛带着两个女儿，打点安排着梁王的后事。梁王妃魏氏原先是梁王的次妃，原配是梁王妃纪氏。纪氏去世以后，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魏氏被册为王妃。与梁王十分恩爱。梁王去世之后梁王妃悲痛欲绝，想要殉葬追随梁王而去，但是考虑到两个女儿确实还太小需要人照顾。朝廷驳回了魏妃的殉葬请求。让她好好照顾抚养梁王的遗孤。

十年之后，深爱丈夫的梁王妃魏氏弥留之际，提出的最后要求就是，跟已下葬了十年的丈夫合葬。根据已经出土的明代亲王墓葬考古发掘来看，明代亲王和王妃大多采取，同茔不同穴的方式单独建墓，如果亲王还有其他王妃，还会有另外单独建有“次妃墓”。也有一些“痴情”的亲王们为了能死后和自己的王妃“在一起”，还会特地命人在两个墓葬之间修一条通道，例如潞简王陵发掘时就发现了潞王与王妃墓之间的这条“爱情通道”。此前在成都的蜀王陵里，也出现了亲王墓室里向着王妃墓方向，开了一个“门型”砖雕装饰。

由于魏氏原本是梁王朱瞻垍的次妃，而后继立为王妃。梁王的墓志铭中也清楚写明其“替补”的身份。似乎魏氏执意同穴而葬的原因，除了深爱丈夫之外似乎更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居然把朝廷颁赐的册封王妃时的金册，也一同带入墓葬，更加强调证明自己梁王妃的身份。《皇明祖训》规定明朝册立亲王，王妃，王世子朝廷除了颁赐金印，都会特别颁发金册，有点类似于今天咱们的“荣誉证书”，其余儿子只能授予银宝金银册封为郡王。国内的其他明代墓葬也曾出土过“金宝金册”不过多以“明器”的形式出现。而继妃魏氏的王妃金册里，却清楚意外的突显了她的“梁王妃”身份。是已出土的明代墓葬里唯一的金册实物，唯一性也决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除此以外似乎梁王妃要求和梁王合葬，也是一个状况之外的突发情况。因为结合墓室结构布局来看，原计划墓葬的棺床是只埋葬梁王一副棺椁，梁王妃的棺床明显是后面垒砌加上的，与整个墓室布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考古学家推断因为王妃的“生死相随”，打乱了原计划安排，当时不得不撞破了梁庄王墓的石门，才能打开墓室以便安葬王妃，安葬完毕以后由于石门撞毁无法恢复，所以当时的有关人员，不得不用一扇木门做为替代品封闭了墓室。后来随着年深日久木门朽塌，所以也就造成考古工作人员，打开墓室时只看到一扇石门的原因。

梁王妃的金册与墓志内容“冲突”

　　梁庄王陵墓室之所以一片泥泞，则是因为历经数百年的雨水和地下水的侵入，从而带入了大量泥沙，常年的积水浸泡，不仅使随葬器物木箱和棺椁的朽塌造成的大片淤积。甚至还把用作“长明灯”使用的陶缸，漂到了封门墙下，从淤积区发现的随葬品来看，当时的器物都是盛放在朱漆木箱里下葬的，这也明代帝王陵寝中常见的随葬布局。常年的积水浸泡和不稳定的环境保存条件，造成了梁庄王陵并没有保存下来有机质的文物。积水将王妃的棺材和部分器物箱冲下了棺床，常年浸泡使得梁王和王妃的棺木全部朽塌，梁王的冠冕也只剩下了珠玉，连梁王与王妃的尸骨，也几乎不见踪影只发现了少许的牙齿。

没有人能够真的不朽，哪怕是身份显赫的“龙子龙孙”。

梁庄王陵的出土实况Ⅰ

梁庄王陵的出土实况Ⅱ

　　梁庄王陵的众多金银珠宝中，似乎最有考古研究价值的，莫过于王陵里出土的金器，许多是梁庄王生前的生活用器。金器除了用于研究明代金器的形制，最珍贵的是金器上雕刻的铭文，是研究明代历史最直接的实物资料，这些金器也代表了明朝手工艺和金银器制造业，在当时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而中国唐代素以制作，华美精致的金银器生产而著称，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明朝时期制作的金银器，对比唐朝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出土的有一把金壶，造型精美别致，引起了人们的目光，这把金壶采用了捶打，焊接，堑刻等金银器制作技艺。而铭文“銀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伍色金……”，更为我们揭示了一段历史，银作局是当时明朝皇室内部的，专门制作金银器物与钱币的部门。可以说当时的明朝银作局汇聚了，一大批当时技艺高超的金银器制作匠人。从而也证明了这把金壶，是生产于皇宫大内之中。“洪熙元年正月内”也就是公元1425年，这一年是梁庄王朱瞻垍的父亲，明仁宗朱高炽登基改元的第一年，这把生产于皇宫的金壶，推断应该是父亲洪熙皇帝朱高炽，赐给十五岁儿子梁王的礼物。

王陵内还出土了许多，金元时期的“帽顶”装饰品，这些“帽顶”不仅做工精美，还镶嵌各式各样的名贵宝石。可谓是美轮美奂华光璀璨，考古学家分析这些“帽顶”为前代帽子上的装饰品，因为明代不再流行此类帽子，这些“帽顶”装饰品就被明朝“废物利用”用在古董盖上的作为“把手”使用。梁庄王还是一个“腰带控”。因为从他的陵墓中出土了各式各样，金玉宝石材质的连同前代生产的，各式腰带在内共计十三条之多。属于梁王的就有十二条，比定陵出土的腰带总数十二条还要多。或许是因为梁王夫妇没有皇子，无法继承这些金银珠宝，索性一股脑的全部都随葬了！在众多金玉珠宝的映衬下，这个墓室显得金光熠熠。

梁庄王陵“宝石帽顶”Show

梁庄王陵金法器Show

梁庄王陵腰带饰品Show

明代梁庄王陵生活金器Show

　　另外梁庄王陵还出土了两枚“伍拾两金锭”，一枚是署名“银作局”官方机构生产的金锭，标注重“伍拾两”也印证了史书关于“亲王定亲纳妃，赐金伍拾两”的记载。但有一块重1937克的金锭，上面刻的铭文内容——“永樂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處買到，八成色金壹錠伍拾两重”。

关键词“永乐十七年四月”和“西洋”根据史书记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归航时间是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的七月。那么四月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归航途中，“西洋”则是明朝对当时海外（大致为加里曼丹岛以西海域）的称呼。综合分析这枚金锭所用的金料，应该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所带回的。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的一件，与郑和下西洋有直接相关证明的实物。“買到”间接证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朝并没有和那些欧洲早期的海上强国一样，为了占领与掠夺去进行“下西洋”活动。而是为了通过“厚往薄来”的方式扩大明朝的对外交往与世界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海上远航活动，首次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结束共计七次，由出生在云南，而后改信佛教的被封为“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太监的回族人，郑（马）和率领出使。由于船队航行方向大致为婆罗洲以西洋面，故称西洋。是古代中国官方组织的规模最大、船只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它以“厚往薄来”的方式，增进明朝与“西洋诸国”的交往，促进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是明朝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与发达的造船业的重要体现，进一步的扩大明朝的对外交往以及世界影响力。”

——《明朝小百科》

第一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十五日

到港：永乐五年（1407年年）九月十三日

第二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

到港：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夏

第三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九月

到港：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六月

第四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十一月

到港：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七月初八日

第五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二月初十日

到港：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七月十七日

第六次下西洋

起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三十日

到港：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八月十八日

第七次下西洋

起锚：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初九日

到港：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

明代梁庄王陵玉佩饰Show

梁庄王朱瞻垍（公元1411年～公元1441年）明太祖朱元璋三世孙，明成祖朱棣孙，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六月生于应天太子府，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十月封为梁王，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就藩湖广安陆，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月薨，谥号“庄”，享年三十一岁，在位十五年，生有二女，无子封除。

——《明朝小百科》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明朝小百科》

明清小冰期的到来，不仅给农业社会带来了灾难，甚至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例如，在明代中叶，受到小冰期的影响，北方持续低温、干旱，草场退化，为了改善处境，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南下，大范围的战乱和饥荒摧垮了明朝政权。

——《明朝小百科》

　　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开始，明朝北方多地因为气候干旱，粮食产量降至低点，几乎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加上明朝末年的腐败更使得，老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粮食危机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就导致了陕西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发展壮大，逐渐整合在了，以“闯王”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旗下，他带着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农民军将领，一路势如破竹甚至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攻陷了明朝的祖陵之地——明中都凤阳，掘了明朝的祖坟，烧了朱元璋出家过的皇觉寺。但是好景不长，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起义军内部开始产生了分裂，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成了气候”开始自立门户。

第二年的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闯王”高迎祥在黑水峪（今陕西周至县黑河口），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围剿，兵败被杀，其余残部都投靠了李自成，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plus”。在明朝朝廷调动大军，开动国家机器全力围剿下，李自成军队也似乎到了强弩之末，而张献忠等部更是投降了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大有“偃旗息鼓”胜利在望的意味。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从他登基之日起，这个国家就无时无刻不在打仗，接到捷报的崇祯似乎可以长舒一口气啦！可惜事与愿违的是在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觊觎中原的“满清Boss”爱新觉罗·皇太极，眼见明朝疲于内乱，便决定挥师南下，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早在两年前，金国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连女真的族号也改称“满洲”，废弃“天聪”的年号改元“崇德”。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了。

明军不得不与清军又展开了激战，这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赢得了喘息。自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利用“反间计”，除掉了辽东的劲敌的袁崇焕之后，似乎再也无所顾忌。

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中场休息”充足的张献忠，降而复叛率军进攻四川地区，李自成也乘明军主力，分兵防守辽东与围剿张献忠部的之机，趁机卷土重来进攻河南地区，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开仓放粮，附近的灾民纷纷投靠，“闯军”的实力日益增强，几乎形成一呼百应的燎原之势。与此同时皇太极调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崇祯急忙调遣洪承畴坐镇辽东御敌，皇太极的战略是围困锦州，而崇祯皇帝与洪承畴都希望速战速决，皇太极率领援军也赶到了前线，切断了锦州与关内的联系，锦州城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的“闯军”围攻洛阳，福王朱常洵尽管打开府库发散金银，希望能守住洛阳，没想到洛阳还是被攻破，野史记载“闯军”不仅洗劫一空，福王府的金银珠宝，福王苦苦哀求，希望能“求放过”，李自成还是下令把福王朱常洵连同王府豢养的鹿，一起煮了一锅“福禄汤”给众人分享。而出土的福王圹志则记载，福王被俘之后，宁死不屈指贼大骂“草泥马”。不管哪个版本为真，最后结局就是可怜的万历爱子，受尽父母娇生惯养宠爱的福王，最后变成了“刀下之鬼”。

另外一边张献忠部转战四川途中，也是战果颇丰，攻克了明朝重镇襄阳，不仅斩获了钱粮辎重，还俘杀了襄王朱翊铭（明仁宗七世孙）和贵阳王朱常法（明仁宗八世孙）。此时的大明朝让这两个“闯贼”搅的天翻地覆。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被围困达三年之久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决定率六千人马突围，结果战败退守松山，又在松山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弹尽粮绝投降清军，随着松山，锦州的相继陷落。明朝的“宁锦防线”全线崩溃，挡在满清铁骑面前的就只剩下————山海关。

崇祯皇帝内外交困，急的五内俱焚。关内关外败报连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府，七十多岁的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沉入长江，兵强马壮的张献忠干脆在武昌称“大西王”，由于跟李自成的实力范围冲突，张献忠决定挥师西进，准备再战四川立足，第二年的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西军占领重庆，还俘杀了从汉中逃来的明神宗之子——瑞王朱常浩，万历皇帝的诸多儿子，在明末战乱中先后遇难，万历皇帝若泉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

张献忠野心更加庞大要夺下成都，尽管明朝援军疾驰救援成都，还是让张献忠在八月初九陷落了成都，蜀王朱至澍（明太祖十世孙）、太平王朱至渌（明太祖十世孙）等明朝宗室自杀殉国，其余宗室也被捕杀殆尽，被俘获的诸多朝廷驻川官员，宁死不降纷纷殉节，大西王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加封诸多义子为王；张献忠也没坚持了多长时间，“建国”之后不停的在与明朝残余武装力量和地主武装作战，没多久“大汉奸”吴三桂便“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满清大军放进了山海关，大西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接连败北的张献忠不得不撤出成都，临走的时候令人将掠夺的金银珠宝，用凿空的木头藏好投去江中，顺江直下一直流到下游，所以当地百姓从古至今，有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但是传说居然在，近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变成了现实。三百多年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眉山江底，探测发掘出土大批金银珠宝，出土了包括张献忠缴获的“蜀世子宝”的金印，以及一大批有价值文物，甚至有些银锭还完整的码放在木头内。不可谓不神奇，这批“战利品”见证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

　　明朝末年的这一大批藩王们，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们，始终不明白“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面对国难当头之时，不是第一时间想到“跑路”活命，例如荣王朱慈照（明宪宗七世孙）听闻贼兵快到了，就连忙带着一家跑了；不然就是守着华丽的宫殿和金银珠宝，死活不肯拿出来犒军聚兵，例如楚王朱华奎（明太祖八世孙）在武昌被围困时，官员们跪求在楚王府，请楚王捐资助饷，楚王指着自己那把在明太祖时，所赐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无他耳”。武昌被攻陷后，大西军在楚王府“打扫战场”，从王府内所拉出的金银何止百万，金银拉了数百车也没拉完。还有一些不顾廉耻，像秦王朱存极（明太祖十一世孙）、肃王朱识鋐（明太祖九世孙）贪生怕死，居然投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还有晋王朱审烜（明太祖十二世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投降了李自成，“李闯”败亡之后又投降了清朝。也有些亲王当明白这个道理，愿意“出血”的时候，可惜为时已晚大势已去。当蜀王朱至澍得知“大西军”已经攻陷重庆府，正直扑成都府之时居然打算“跑路”。蜀王家族在成都统治了两百多年，享受当地百姓的供养，修建了豪华的陵寝宫殿，可当官员建议蜀王，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守城，蜀王还执意要去云南避难，被众人阻拦之后，居然对四川巡按刘之渤高呼：“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刘之渤气愤的回应：“殿下，承运殿无人买的起，只有李自成是受主”。后来蜀王无可奈何拿出金银犒军，但是成都已经被包围了，自己最后也落的国破身死，不得善终的下场，这些明朝王爷们在国难之时想的，更多的只是自己的富贵，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全然不顾身为大明皇族的担当和责任。最后积攒的众多金银，也都成为了别人的囊中之物。

明朝末年的藩王们的结局都不太美好，有些亲王奋勇抵抗农民军，如周王朱恭枵（明太祖十一世孙）拿出库金五十万两犒军，并出资加固开封城墙，李自成军队数次强攻不破。于是在第二年利用，黄河泛滥的洪水，攻陷了开封。周王幸运的逃出了开封，但逢此劫难不久便薨逝；有的亲王在清军入关以后，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继续抗击清军甚至殉国而死的，但是大部分的亲王们不是投降，就是被俘杀，甚至有些人一降再降，只为了活命。不知道明朝朱氏的那些“列祖列宗”，见到后世子孙的这些“熊样”，会作何感想。

“江口沉银遗址”张献忠金册&金印Show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尽管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十七年以来，兢兢业业的维持着这个破碎的大明王朝。但是这个王朝还是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积重难返。继位之初的崇祯皇帝，立即果断的处决了以魏忠贤为首的一批“阉党”大臣，朝中为之一振。百姓们期待着“崇祯中兴”的到来，可惜事与愿违的是大明天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党争”又卷土重来。魏忠贤的“阉党”势力灭亡之后，朝中另外一股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东林党”便顺势崛起。党派林立使得明朝内部斗争日益激烈，党同伐异的行为，从而造成朝廷局面四分五裂。由于“东林党”代表江浙商人与地主豪强的利益，他们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降低减少其余税收，例如：盐税，矿税，茶叶税，海外贸易税等。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单一的情况愈发明显，使得朝廷为了平定辽东，不得不在天灾频发的明朝末年，加大对农业的依赖和剥削，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而流民大量出现，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的体现。崇祯皇帝虽然很勤勉，但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似乎也只能束手无策任其发展。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改年号“永昌”，称帝之后的李自成搞起了“北伐”，俨然一副两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大顺军一路攻城拔寨，所到之处明朝官民多望风归降，但大顺军也有在山西北部的宁武关，遭遇激烈的抵抗。碰到“硬茬子”的李自成在宁武关，损兵折将七八万余人。尽管如此也没有挡住“闯贼”，李自成恼羞成怒下令屠城。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途中，沿途的明军纷纷弃械，不战而降的者不胜枚举。真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感觉。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明·夏完淳·《别云间》

十八岁的夏完淳抗清失败后，被捕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畴时，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色沮气夺，无辞以对。

——《明朝小百科》

　　三月十六日大顺军开始围攻北京城，北京城此时，被包围的水泄不通。而早在大顺军围城之前，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曾做迁都南京的打算，毕竟那里是明朝的陪都，宫殿和班底都是现成的。无奈迁都的建议一提出，大臣们坚决反对。崇祯皇帝纵为一国之君，也是孤掌难鸣，最终自己终究也逃脱国灭身死的结局。

三月十九日兵部尚书张缙彦，东阁大学士魏藻德等，这些高官厚禄的明朝大臣们开城投降；崇祯皇帝听闻“闯贼”围城的消息，眼看就要破宫之际，便安排人送走自己的太子朱慈烺和其他皇子，为大明王朝留下“复兴的火种”。破宫前夕，逼死了自己的妻子周皇后、皇嫂天启皇帝的张皇后，斩杀自己的公主与妃嫔们，以免他们落入敌手，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在忍痛斩杀自己的爱女——长平公主朱媺娖的过程中，崇祯皇帝流泪说道：“你为何生在帝王家！”。

城破之日的拂晓，天色将明，崇祯皇帝亲撞召集群臣上朝的景阳钟，可惜再也没有一个大臣出现在朝堂之上，崇祯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他愤恨的说道：“诸臣误朕也，君主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绝望的他带着提督太监王承恩，跑到了煤山之上。望着一片火光的北京城，崇祯皇帝在一棵歪脖的槐树下，自缢殉国，结束了自己三十三年的人生。王承恩也随主而去。崇祯皇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临死之前在袍服上留下了遗诏：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从中似乎犹见朱由检那颗，爱民如子的皇帝“责任心”。做为一个有气节的皇帝，他没有投降受辱，而是选择以身殉国，这才有后世对明朝的那句评价：“无汉之和亲，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崇祯固然可敬，但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本应作为一位明朝的“中兴之君”，革旧除弊，振兴明朝。但是他的“佛系治国”，最终断送了两百七十多年的大明江山。令人唏嘘！

破城之后除个别的忠臣义士，殉国守节以外，绝大部分的大臣们，寡廉鲜耻的都成了“三姓家奴”，因为他们不仅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随后不久又奴颜婢膝的成为了“满清忠臣”。李自成感念崇祯的宁死不屈，下令明朝旧臣们为崇祯皇帝举哀，但却无几人送葬。那些卖主求荣的“投降派”中有一部分人，后来也被李自成所抛弃，有的下狱有的处死，更有甚者如吴三桂之流，欲投“大顺”李自成未遂，结果降清，引清兵入关。投降满清之后不仅鞍前马后，为满清攻城略地杀害同胞，还绞杀了南明朝廷的“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清廷享受完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以后，居然恬不知耻的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清朝康熙年间降而复叛，起兵造反。最后，居然原形毕露的自称“大周天子”。终究被后世的人唾弃，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之上。

　　而那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那个动荡年代，先后在明清两朝为官，靠卖主求荣暂且换得荣华富贵的这批人，在清朝入关统一全国之后的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此时清朝入关统治全国，已经一百余年。统治地位已经十分稳固，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已被以满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所推崇。乾隆皇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能够在全国树立统一的，忠君爱国的思想，除了大力表彰明末清初时期，因为抗清而遇难的官员，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修订《清史列传》时，特地提出了，命人编纂《钦订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加入其中的诏令。贰臣亦指在前朝做官之后，又投降后面朝代的官员。“贰”的含义就是指变节、背叛。总之“贰臣”就相当于“投降派”。

乾隆皇帝诏曰：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乾隆皇帝将“忠君”作为道德高低的标准，而“植纲常”（树立伦理道德）是其最终目的，在这诏令中明确的总结对这些，“投降派”和“狗汉奸”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群贪生怕死，见风使舵，大节有亏的人。尽管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投降后效忠清朝，子孙也在清朝为官尽忠，但是还是无法掩盖他们是人品“有问题”的人。当年投降的这批人，如果知道身后的这些事，自己出卖家国换得千古骂名，最后还被自己的“新主子”所唾弃，不知该作何感想。

精明的乾隆皇帝，为了减少这些“贰臣”后代的抵触情绪，毕竟他们的后代还在清朝为官，还需要他们继续为清朝尽忠，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祖先，顶个“大汉奸”的帽子。乾隆皇帝于是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册，说白了就是立一个“汉奸排行榜”，把投降后对清朝忠心耿耿的“铁杆汉奸”划入甲册，把将那些在明清两朝，都不尽忠报国，甚至还投降过农民军的“三姓家奴”们，以及降而复叛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的那群“骑墙派”代表们，一同划入乙册。通过这个区分的动作，对那些表现好的“汉奸”和其后代有一个心理安慰。 

公元1644年这一年因为是农历甲申年，故称“甲申国难”（甲申之变）；同样“悲剧”似乎不止崇祯皇帝一个人，几个月之前满清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驾崩，这位本来拥有雄心壮志的皇帝，居然在即将入关，成就开创大业的前夕猝死。他的儿子九阿哥——爱新觉罗·福临，被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亲贵大臣们，拥立为帝改元“顺治”，所以成就了在公元1644年的这一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了四个政权和五个年号的局面。分别是朱由检的“大明崇祯十七年”、爱新觉罗·福临的“大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永昌元年”、张献忠的“大西天命三年”和“大西大顺元年”。

　　崇祯皇帝驾崩之后，紧接着清军就入关，战乱使得明朝宗室及遗臣、遗民纷纷逃到了江南，国不可一日无君，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自称“监国”。“监国”在明朝历史上就是“代理皇帝”的“职称”，为皇帝不在朝时出现的职务，多由皇太子担任。朱由崧随即在江南文臣武将的推戴下，重建明朝继位称帝，这也是南京城时隔两百多年，再次举行登基典礼，并决定明年改元“弘光”。这时候的大明朝早已不是“大一统”的帝国，明朝宗室政权及满清政权与农民军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形成，朱由崧的“南京明朝政权”充其量算是一个“流亡的南京临时政府”。

那么在崇祯皇帝驾崩之后，朱由崧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实大明皇位的第一法定继承人，应该是皇太子朱慈烺，但是朱慈烺在战乱中失踪了，那么就应该在崇祯皇帝其余的儿子里找继承人，可惜定王朱慈炯和永王慈炤同样在战乱中不知所踪。那么在朱常洛的“光宗后裔”已无“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依照血缘亲疏的原则，便只能从朱翊钧的“神宗后裔”里找寻，在明光宗之后的，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应该轮到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忠王朱常洵的“福王系”。福王朱常洵有三子，他不幸罹难之后，世子朱由崧承袭王位，他和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一样都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是符合皇位继承顺序的合法继承人。

而当时逃难到江南的明朝宗室们，除了福王朱由崧还有潞王朱常淓，但他属于朱载坖的“穆宗后裔”，是万历皇帝的亲侄子，明光宗的堂弟，天启、崇祯的堂叔父；血缘关系还算近的潞王朱常淓，如果想继位的话，关键的条件是“神宗后裔”里，已经没有继承人。然而实际上“神宗后裔”除了“福王系”，还有万历皇帝的第五子朱常浩的“瑞王系”、第六子朱常润的“惠王系”、第七子朱常瀛的“桂王系”可谓是“资源充沛”。所以朱常淓的皇位继承顺序能不能进入前十都是一个大问题。更别指望继位了。

弘光帝朱由崧继位以后，沉迷酒色不思进取，他的皇帝梦只做了不到八个月，刚刚平定中原，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清军在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的率领下，他们的目标是夺取南京，不久便兵临扬州城，明朝督师，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部在扬州抵抗清军。史可法最终兵败殉国，多铎所部清军对扬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攻陷扬州的多铎陈兵江北，五月初九攻占了镇江，五月十六日便进入了南京。

攻占南京之后的多铎，一边张榜安民，一边派兵抓捕弘光帝，最终弘光帝朱由崧没有崇祯帝那样以死殉国的气魄，被清军俘获送往北京，其余的清军继续南下，随即攻陷了杭州，“监国”的潞王朱常淓（明穆宗之孙）、淮王朱常清（明仁宗八世孙）等先后投降被俘。随着弘光小朝廷的倒台，以及这些明朝近支宗室的“落网”，促使益王朱慈炲（明宪宗七世孙）、鲁王朱以海（明太祖十世孙）、靖江王朱亨嘉（明太祖十二世侄孙）等一批远支宗室，在各地明朝官员“从龙”思想的驱使下，先后被拥立，纷纷自封“监国”。不停的上演着同室操戈，见死不救，“谁也不服谁”的戏码，结果这些“监国政权”，终究也是昙花一现，先后也都被清军所击败。

弘光帝被俘之后唐王朱聿键（明太祖九世孙）在福州继位，改元“隆武”。唐王聿键作为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的后代，皇位继承顺序可谓是“光年的排名”，血缘远近程度，距离天启、崇祯、弘光等明太祖十一世孙，远的简直一塌糊涂。按辈分来说还是这三位皇帝的“叔祖”。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清军就攻入了福建，隆武帝朱聿键被俘绝食殉国。而被俘获送往北京的明朝宗室们，也在这一年的五月福王（弘光帝）朱由崧（明神宗之孙）、潞王朱常淓（明穆宗之孙）、荆王朱慈煃（明仁宗十世孙）、德王朱由栎（明英宗七世孙）、衡王朱由棷（明宪宗六世孙）、秦王朱存极（明太祖十一世孙）等纷纷在北京遇害。

就在隆武帝朱聿键，殉国的这一年，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十月初十在封地肇庆宣布“监国”。随后清兵逼近，迫使朱由榔逃往梧州；而隆武帝的弟弟唐王朱聿鐭（明太祖九世孙）以“兄终弟及”为由，十一月初五日在广州登基，改元“绍武”。十一月十八日“监国”朱由榔也正式称帝，改元“永历”。这两个小朝廷又开始“正统”之争。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服谁，其实按照“帝系”血缘远近关系，桂王朱由榔作为明神宗的孙子，相较于唐王朱聿鐭，其实更具有“继位正当性”。

但是唐王朱聿鐭自认为，他继承的是哥哥隆武帝的皇位，与同样是”兄终弟及”的朱由榔，认为他继承的是哥哥弘光帝的皇位一样，两人就这样杠上了，辈分上来说唐王是明太祖九世孙，桂王是明太祖十一世孙，是叔祖与侄孙的关系。

　　结果朱聿鐭这个“绍武皇帝”才当了四十多天，清廷大军就已经攻陷广州，朱聿鐭这个皇帝也被俘获了。最后“绍武皇帝”也很有气节，宁死不屈自缢殉国。随着他的驾崩，现在唯一打着“大明正统”旗号的政权，就剩下“永历政权”的朱由榔，但是在清军摧枯拉朽的进攻之下，朱由榔且战且退被逼入广西境内。最后退入缅甸境内，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缅甸国内发生政变，朱由榔和其他随行人员，被缅甸王俘获送予清将吴三桂，随后被绞杀。朱由榔虽死但其他抗清队伍，却继续使用着“永历”的年号，继续“反清复明”。历史上这些由明朝宗室们，陆陆续续建立的南方“流亡政府”，统一史称“南明”。

此前虽然“隆武政权”被清军消灭，但是他的余部，还在郑森的带领下，积极从事着“反清复明”的大业，郑森是“隆武政权”的“国防部长”南安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原先就是福建武装走私集团的“海商”。后来被明朝“招安”做官。郑森出生在日本，母亲是日本人，可以说是“中日混血”。但是郑森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思想教育——“忠君报国”。他父亲让他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隆武帝见了他之后很是喜爱，或许也是为笼络郑芝龙的缘故，不仅赐郑森姓“朱”，还给他改名“成功”。所以郑森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因为被皇帝赐姓，郑成功亦称“朱成功”，百姓尊称“国姓爷”。

随着清军入关，江南各地接连陷落，在“隆武政权”覆灭之后，他的父亲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大清，连他的老师钱谦益也成了大清的“顺民”。郑成功苦劝父亲不听，郑芝龙投降没几年后，便被清廷所杀；郑成功则收集父亲旧部，发誓与清廷不两立。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郑成功改奉“永历政权”为正朔，永历皇帝册封他为“延平郡王”。

此后郑成功一直积极抗清，永历十二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联和张煌言等抗清队伍一起北伐，一度“光复”旧都南京城，可谓达到一个抗清胜利高潮，但是清廷很快组织军队反击，郑成功久攻江北不下，不得不退回师厦门，不仅损兵折将，北伐功亏一篑，郑成功部受到了巨大的挫败。面对清军不断进逼，郑成功需要找寻新的“根据地”补充军需后勤，决心夺回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

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两万五千余人，战船数百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向台湾进军。盘踞台湾的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郑成功利用潮水上涨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部队从禾竂港登陆，荷兰殖民者将人马收缩到“赤坎”和“台湾”两座城堡中，继续做困兽之斗，郑成功切断了他们的水源，将他们全部围困起来。八个多月后郑军发动了总攻，负隅顽抗的荷兰殖民者在总督揆一的带领下，向“国姓爷”郑成功签字投降，狼狈的离开了台湾。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被占据三十八年的台湾，不仅使得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得以收复，还为自己获得了一块相对安稳的“反清复明”根据地。即使“永历皇帝”遇害之后，他还有他的后代们，依旧尊奉“永历”的年号，依仗着台湾这艘“不沉的航母”，代表明朝与清廷斗争至最后一刻。可以说退守台湾的郑氏家族，是清廷统一“大陆”之后，中国最后仅存的“明朝政权”。他虽然是“混血儿”，但是他一生都在为“恢复中华”而努力奋斗，“精忠报国”的忠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年的大明王朝，遍地狼烟，烽火四起。郑成功深感亡国之痛，宁死不肯投降清廷，宁愿为明朝守节殉国，也不愿苟且偷生的留下千古骂名。他收复台湾为中华民族的国家版图完整，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是值得全体中华儿女共同铭记的民族英雄。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集权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三人都曾参与过抗清的活动，虽然失败但是至死也未剃发且拒仕清朝。”

——《明朝小百科》

　　而在以多尔衮为首的亲贵大臣们的辅佐，及一群“铁杆汉奸”们的帮助下，顺治皇帝带领八旗军队入主中原，逐步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随后通过“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以及血腥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庚寅之劫”等）。以大清版的“铁血政策”征服消灭了明朝及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势力，使得明朝逐渐成为了历史，而清廷一系列的“安民”、“尊儒”的措施，让清朝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清朝虽代替了明朝，成为了代表中国的“大一统”王朝，但是以“明朝”为旗号的“明郑台湾政权”，直到永历三十七年（公元1683年）九月，同时也是清廷康熙二十二年，清军在这一年，攻占台湾岛，郑成功之孙——延平王郑克塽请降，清朝才算是最后完成了，消灭“明朝”的任务。而在清朝的属国——李氏朝鲜，从立国起一直有使用“中华年号”的定制，随着明朝终结，李氏朝鲜开始使用清朝的年号，但是通过对李氏朝鲜的文书研究，发现直至清末，还有朝鲜文人墨客等的非官方文件上，依旧使用明朝的“崇祯”年号。

明朝作为最后一个由汉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朝 代：大 明

存在时间：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实际灭亡：公元1683年（南明·郑氏 灭亡）

享 国：二百七十六年

人 口：约两亿（晚明）

首 都：南京（应天府）、北京（顺天府）

皇 宫：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

皇 陵：紫金山·孝陵、天寿山·十三陵

政 体：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

货 币：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大明宝钞等

皇室祖籍：明中都·安徽·凤阳

主要城市：南京、北京、西安、成都、苏州、开封等

领土面积：约997万平方公里（永乐年间）

中枢机构：内阁、六部（户、吏、礼、兵、刑、工）

军事机构：兵部、五军都督府

领 袖：十六位皇帝及追尊皇帝、南明、监国等

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皇帝）

追@皇帝：明兴宗·朱标（太祖子）

建文皇帝：明惠宗·朱允炆（太祖孙）

永乐皇帝：明太宗（成祖）·朱棣（太祖子）

洪熙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太祖孙）

宣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太祖三世孙·仁宗子）

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太祖四世孙·宣宗子）

景泰皇帝：明代宗·朱祁钰（太祖四世孙·宣宗子）

天顺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太祖四世孙·宣宗子）

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太祖五世孙·英宗子）

弘治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太祖六世孙·宪宗子）

追@皇帝：明睿宗·朱祐杬（太祖六世孙·宪宗子）

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太祖七世孙·孝宗子）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太祖七世孙·睿宗子）

隆庆皇帝：明穆宗·朱载坖（太祖八世孙·世宗子）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太祖九世孙·穆宗子）

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太祖十世孙·神宗子）

追@皇帝：明恭宗·朱常洵（太祖十世孙·神宗子）

追@皇帝：明礼宗·朱常瀛（太祖十世孙·神宗子）

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太祖十一世孙·光宗子）

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太祖十一世孙·光宗子）

割 据：南 明

弘光皇帝：明安宗·朱由崧（明太祖十一世孙·恭宗子）

隆武皇帝：明绍宗·朱聿键（明太祖九世孙·唐裕王子）

绍武皇帝： ·朱聿鐭（明太祖九世孙·唐裕王子）

永历皇帝：明昭宗·朱由榔（明太祖十一世孙·礼宗子）

监 国：鲁 王·朱以海（明太祖十世孙·鲁肃王子）

监 国：潞 王·朱常淓（明太祖十世岁·潞简王子）

重大历史事件：洪武四大案、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仁宣之治、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弘治中兴、武宗南巡之争、宁王之乱、大礼议、嘉靖新政、壬寅宫变、隆庆开关、隆万革新、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国本之争、明末三大案、萨尔浒之战、王恭厂大爆炸、甲申国难……

明代始藩诸王列表

（含@追封）

朱元璋：太子（标）、秦王（樉）、晋王（棡）、燕王（棣）、周王（橚）、楚王（桢）、齐王（榑）、潭王（梓）、赵王（杞）、鲁王（檀）、蜀王（椿）、湘王（柏）、代王（桂）、肃王（楧）、辽王（植）、庆王（栴）、宁王（权）、岷王（楩）、谷王（橞）、韩王（松）、沈王（模）、安王（楹）、唐王（桱）、郢王（栋）、伊王（㰘）……

朱允炆：@虞王（雄英）、吴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太子（文奎）……

朱棣：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

朱高炽：太子（瞻基）、郑王（瞻埈）、越王（瞻墉）、@蕲王（瞻垠）、襄王（瞻墡）、荆王（瞻堈）、淮王（瞻墺）、滕王（瞻垲）、梁王（瞻垍）、卫王（瞻埏）

朱瞻基：太子（祁镇）、郕王（祁钰）

朱祁镇：太子、沂王（见深）、德王（见潾）、许王（见淳）、秀王（见澍）、崇王（见泽）、吉王（见浚）、忻王（见治）、徽王（见沛）……

朱祁钰：太子（见济）

朱见深：@太子（祐极）、太子（祐樘）、兴王（祐杬）、岐王（祐棆）、益王（祐槟）、衡王（祐楎）、雍王（祐枟）、寿王（祐榰）、汝王（祐梈）、泾王（祐橓）、荣王（祐枢）、申王（祐楷）……

朱祐樘：太子（厚照）、@蔚王（厚炜）

朱厚熜：@岳王（厚熙）、@太子（载基）、太子（载壡）、裕王（载坖）、景王（载圳）、@颍王（载X）、戚王（载X）、蓟王（载㙺）、均王（载X）

朱载坖：@太子（翊釴）、@靖王（翊铃）、太子（翊钧）、潞王（翊镠）

朱翊钧：太子（常洛）、@邠王（常溆）、福王（常洵）、@沅王（常治）、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永王（常溥）

朱常洛：太子（由校）、@简王（由㰒）、@齐王（由楫）、@怀王（由模）、信王（由检）、@湘王（由栩）、@惠王（由橏）

朱由校：@太子（慈燃）、@太子（慈焴）、@太子（慈炅）

朱由检：太子（慈烺）、@怀王（慈烜）、定王（慈炯）、永王（慈炤 ）、@悼王（慈焕）、@悼王（慈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