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记忆：风云人物录

福全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重新给中央写信要工作！

"功盖虎头，绩铺大地"这是后世为陈永贵立下的石碑之上撰写的碑文。陈永贵生前的事迹曾经得到主席和总理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当时主席甚至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个曾经一度风靡全国的榜样，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能够在其逝世以后留下"绩铺大地"的美名。

从"贫农"到国务院副总理

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的一户贫困人家。因为家庭情况十分艰苦，万般无奈之下父亲陈志如最终在陈永贵五岁那一年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

陈永贵六岁那一年跟随父亲来到大寨定居，年仅七岁就已经为了生计到地主家放牛。1941年，二十六岁的陈永贵与同是贫农出生的妻子李虎妮结婚，夫妇俩过着清贫但却彼此扶持的生活。

婚后不久，陈永贵加入了伪日组织，1945年因为曾经出任伪日代表，陈永贵被村民批斗。在经历过"土地改革"以后，陈永贵分到土地并且参加了民兵组织前往前线支援，其在三十三岁时加入我党。

1952年，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年他三十七岁。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更是处于积极恢复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作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带领着村民热火朝天开展恢复农业生产。

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大寨村接二连三遭遇了洪涝、霜冻、冰雹等严重自然灾害。这让"看天吃饭"的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天灾之下，庄稼受灾严重，颗粒无收，这样的打击对于大寨村的村民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

国务院原副总理陈永贵

就在大家万念俱灰之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迎难而上，积极面对。他积极鼓励并带领村民们在灾后重新恢复生产，在陈永贵的努力之下，受灾之后的大寨村不仅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丝一毫的救助，而且恢复农业生产以后的粮食总产量远远超过了灾前的预期目标，创下了成功给国家上交了二十四万公斤商品粮的奇迹。

这样的胜利，让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时间轰动全国，连带着作为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也家喻户晓。之后，陈永贵的光荣事迹传到了中央，在主席的号召之下，小小的大寨村成为全国上下农业学习的优秀典范，陈永贵也因此被上级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随后，陈永贵这个目不识丁、老实肯干的农民丝毫没有"当官"的习气，其一如既往地维持自己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作风，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特有的坚持和方式兢兢业业，让祖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正是因为陈永贵的壮举，1975年他被顺利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且负责管理全国的农业事务。接到任命之初，陈永贵是推脱的，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行，无法胜任副总理这个职位。后来，在总理的劝说之下，陈永贵接受了中央的任命。

主席的好干部

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民总理，陈永贵十分重视时下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无论是在什么场合，陈永贵都始终穿着普通农民的衣服，包着普普通通的白头巾。身为副总理，但是他却丝毫不计较级别，甚至不拿工资。

回到大寨村的时候和所有村民一样到田地里劳作，正是因为他丝毫没有副总理的"架子"始终和广大农民站在一起，所以无论陈永贵身居何职，大寨村的人总是亲切的称呼他为"永贵叔"。

成为副总理以后，上级准备将他全家的户口都迁往首都，陈永贵得知此事之后，立马拍案而起，坚决表示反对。最终，在陈永贵的反对之下其一家老小的户口又迁了回去。

他本来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农民最朴素的作风，每天吃粗茶淡饭就咸菜苦瓜。如若家中来客，最多也就下一碗简单的面条招待客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所有大小事务都亲力亲为，不假于他人之手。遇到有出访或是视察的工作行程，他也是能省则省，十分重视廉洁自律。

"辞职"之后又"要工作"

1980年，因为各种原因，陈永贵决定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让自己的大儿子执笔代书写下辞职申请，理由是自己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且自身文化水平不够，不能很好的适应副总理的工作。

辞职以后，陈永贵一家搬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在家的陈永贵并不习惯清闲的日子。他不仅在家中种了许多花花草草，甚至还在花盆里种起了一些农作物。三年以后，感到苦闷不已的陈永贵再次给中央写信，向组织申请让自己重新回到新的岗位上，从事一些与自己能力相当、力所能及的工作。

郭凤莲

申请递交后没过多久，中央就批准了陈永贵这封特殊的"求职信"，并将他分配到北京东郊的农场担任农场的顾问。被分配到农场的陈永贵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仅重新回到"职场"，更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农场任职期间，陈永贵不仅亲自到田地里切实注意农作物的生长及病虫害防治情况，而且充分调动农场上下的积极性，始终保有自己内心的那一份质朴，勤劳朴实、谦逊敦厚，没过多久就获得农场所有人的认可和赞扬。

1985年，七十岁的陈永贵不幸患上肺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组织上安排他住院接受治疗。总是"闲不下来"的陈永贵不得不停下了他的脚步，直到弥留之际他依然心系自己抛洒血汗的大寨。一年以后，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就这样这个贫农出生的副总理结束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

周总理和陈永贵在大寨

华国锋和陈永贵

郭凤莲和铁姑娘们

郭凤莲

周总理和郭凤莲铁姑娘们

邓颖超和郭凤莲铁姑娘们

柬埔寨代表团参观大寨

传奇人物
郭凤莲
,从大名鼎鼎的 "铁姑娘" 到"董事长"

郭凤莲
:从"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

郭凤莲
:从"铁姑娘"到"女当家"

传奇人物
郭凤莲
,从大名鼎鼎的 "铁姑娘" 到"董事长"

两会特写:李克强对话"著名农民"
郭凤莲

郭凤莲（左）与申纪兰

毛主席接见吴桂贤

毛泽东与陈永贵(后右),
吴桂贤

解密: 毛主席提拔的两个工人副总理, 现在怎么样了?

工人阶级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

当时，企业工人也曾被委以重任，毛主席就曾亲自提拔陕西工人吴桂贤、天津工人孙健担任国家副总理。

现在来看，主席当年可谓高瞻远瞩，用意深远！

吴桂贤：像劳模一样拼命

吴桂贤，陕西咸阳人。工人出身，就业于西北国棉一厂。

吴桂贤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因工作出色成为了厂里的模范人物，多次参加陕西和全国的劳模大会，她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扬传全国的。

1974年9月，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泽东把吴桂贤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67.2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1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60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配备了20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风扇，她认为蛮好的，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返基层时，全部上缴给了办公厅。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

后来，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9月，十一大刚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1977年国庆前夕，在吴桂贤即将告别工作了四年多的国务院和部分老领导时，李先念热情地去找她，细细叮嘱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老工人，可千万不要跌倒爬不起来啊！”

1977年9月28日，回咸阳的当天早晨，吴桂贤就戴上了工作帽，系着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在经历四个年头的埋头苦干、勤奋工作后，她再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81年6月，吴桂贤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吴桂贤担任基层领导后，为西北国棉一厂“老机改造”、订购纺织机械，奔波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为发展横向联合，她又随厂长一起到深圳、珠海、海口等地学习、考察。厂里的同志和亲戚朋友来看她，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不该往外跑，吴桂贤说：“能为振兴一厂办成一件事，苦点累点，可我心里高兴。”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便急切地问陕西方面有关领导：“能不能见见她？”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人选。他们请吴桂贤到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五十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在爱人的支持下，1988年8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深圳。

吴桂贤和毛主席在一起

吴桂贤
在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操作织机

吴桂贤就职的单位是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家大业大摊子多。吴桂贤一到，就被派往公司与香港合资的纺织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参与公司的筹建和开业。

新创一个企业谈何容易，筹钱用物虽然不容易，但最难的还是科技人才和技术力量。为此，吴桂贤“杀”回陕西，在几家纺织、印染行业挑选了一批强兵勇将，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带回了近二百人。

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3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纺织公司在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成后年创汇300万美元，产品产量、质量达标率一举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不但成为深圳的创税大户，还代表深圳参加了全国的创税大户代表会。

1993年7月，吴桂贤在企业红火之际激流勇退，要求回到贸易公司机关工作。后来，她对知己人说出知心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跟党走心里才踏实，精神才会充实愉快。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1995年退休。

近些年来，吴桂贤和家人一直生活在深圳。退休后吴桂贤仍然很忙，频频应邀参加和出席深圳各界的社会公益活动，给深圳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印象。

吴桂贤和毛主席女儿李敏

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接见外宾

吴桂贤
王振涛夫妇

孙健：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

1978年3月，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工作。

从工人，到副总理，再到工人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国务院原副总理孙健到河北铜矿视察

“四人帮”被捕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复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过起平静的日子。

工厂似乎可以说是孙健的图腾。作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去天津机械厂上班。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看见了吧，这就是当过副总理的孙健。”

“别看人家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却跟咱一样去咱工人的厕所，而不去党委的厕所。”

所谓“党委的厕所”设在厂办公楼里，有专人打扫，比厂区大院中谁来谁用的厕所要干净些。

在工厂里劳动了几年后，1985年初，上面终于来了精神，说可以适当安排孙健作为中层干部使用。那一年，天津市投资500多万美元，引进了德国一家摩托车公司的全套设备和全部的技术软件，并决定将摩托车心脏部位的发动机生产线放在天津机械厂。引进生产线需要新厂房，时间紧，任务重，且又是天津市的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厂长拍板决定，将这项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交给了孙健。

孙健接受任务后，首先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必须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而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个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干脆吃住在厂里。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他丢掉了所有的心理负担，重新以兢兢业业的、最基层的业务员的姿态进入社会。那些日子里，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和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和农村包工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一天从早忙到黑，手脚不闲”。

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孙健干出了成绩，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一年一度的先进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除了像以往那样颁发荣誉证书以外，厂头儿决定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来点实物。奖品是毛毯。

表彰大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孙健就坐在大礼堂的前排。尽管开会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又被评为厂级先进，可当厂长念到他的名字时，他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同时感觉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背，直弄得他身后怪痒痒的。

是啊，当年任国务院抓工业、交通的副总理，今天却坐在老百姓的人堆儿里，而且还要走上台去接受厂长的颁奖，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他从厂长手中接过奖品时，台下的工人为他鼓了好长一阵子掌，坐在大礼堂后面的一群工人甚至还站起来喊：“孙头儿，名副其实！”

1997年11月，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病逝。终年61岁。他逝世前的职位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

在吊唁期间，孙健的家属收到了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师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花篮，这给孙健的家属及其生前好友以极大的安慰……

在毛主席心中，人是无尊卑等级之分的，工作岗位是无高低贵贱区别的，因此选两个有能力有德行的工人当副总理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让工人真正地当家做主！

建国后五位国务院女副总理

第一位吴桂贤

1938年，吴桂贤生于河南巩义，后跟随父母来到陕西咸阳谋生，1951年咸阳西北国棉一厂成立后，13岁的吴桂贤报名入厂成为纺织女工。

1958年，因表现优秀不但入了党，还被安排进入“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后来赵梦桃病逝后，她领导“赵梦桃小组”再创新高，她们总结出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在全国纺织系统推广，作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不但两次受邀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还被升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75年，只有37岁的吴桂贤当选为副总理，她是首位工人出身的副总理，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副总理，还是任职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两年后她辞去副总理职务，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继续工作。

有才能的人在哪里都可以展现人生的辉煌，1988年吴桂贤受邀来到深圳，将鸿华印染厂从零基础发展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纺织印染企业，后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60岁的吴桂贤以正厅级待遇退休，开始安享晚年，如今已82岁高龄。

第二位，陈慕华

1921年，陈慕华生于浙江青田，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历任延安留守兵团警备五团参谋、延安联防司令部后勤部家属招待所所长兼指导员、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

全国解放后，调入国家计委担任交通局副处长，后成为对外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1971年担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7年后当选为副总理，当时陈慕华已经57岁，她在副总理职务上一共工作4年，1980年，陈慕华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198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几十年来不论是哪一个岗位，执行哪一个任务，陈慕华都是致力于做到最好，给百姓和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她认真做好经济特区工作，让中国的对外经贸易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经济增长比额。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1年5月12日，陈慕华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第三位吴仪

1938年，吴仪生于湖北武汉，19岁考入西北工学院，后转入北京石油学院进入炼油工程专业学习，毕业后从兰州炼油厂的一名普通车间技术员干起，十几年工作经验的积累，1983年已是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的副厂长。

此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卫生部部长，2003年65岁的吴仪当选为副总理，她在副总理职务上一共工作五年时间。

第四位刘延东

1945年，刘延东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她的父亲刘瑞龙是一位2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1970年刘延东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从唐山开平化工厂的工人做起，八年后已是厂政治部主任。80年代调入北京组织部工作，曾任全国青联主席，2013年担任副总理时68岁。

第五位孙春兰

1950年生于河北饶阳，15岁考入鞍山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进入鞍山钟表厂工作，从一位普通工人，通过自身努力，逐渐走上领导岗位，80年代曾任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党委书记、鞍山妇联主席，2018年当选为副总理。

是否记得自动下乡的知青典型, 如今“特别姑娘”年逾古稀——侯隽

1964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里参加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侯隽，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当年她仅仅21岁。

这位北京姑娘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一走之后，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变:与宝坻的另外两位女知青邢燕子和铁姑娘一样，她成为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此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知青明星”，侯隽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运动，总共涉及近一千八百万的知识青年，这在人类迁徙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侯隽，1943年出生于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的侯隽，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落户，立志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侯隽与3名知青组成了宝坻县窦家桥村大队领导班子。这些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用奉献和奋斗改变了生产落后的面貌。侯隽带领支部团结社员群众，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刚到农场，侯隽一开始并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但她肯用功，肯吃苦，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创幸福、共发展。通过宣传科学文化知识来改变旧风俗、带领青年艰苦创业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在窦家桥务农18年，并当了9年村支部书记。她把全村所有的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使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超千斤，连年亩产提高，不仅改写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还能交售20万公斤爱国粮，加上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使窦家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1963年，上海女作家黄宗英来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临走时，她和县里宣传部的人聊天，说你们这里的的邢燕子真不简单。宣传部的人说，我们这还有一位厉害的人物，是一个北京姑娘，把户落到这来，而且还干出了一番成绩。黄宗英很好奇，就让人领着去找侯隽了。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访问，从此改变了侯隽的命运。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描绘出质朴的侯隽:红红的脸，短发，戴着旧草帽，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上衣，裤子膝盖上还补着补丁，是个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一个“特别的姑娘”。文章发表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侯隽的名字迅速传入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无人不知的时代明星和精神符号，由此影响了一两代人的价值观。

就是发表文章的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影响了青年学生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一件是3月份发出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另一件事则是7月份后，配合着对侯隽的全面报道，国家开始统一部署城市青年学生下乡插队行动。

这一年，下乡知青流行一句话，“我们是学雷锋、学侯隽去的”，这批学生成为侯隽最早、最真诚的追随者。

从此以后，侯隽从农民走向领导岗位，担任了多个领导职务。

有人让侯隽写自传，她却集中力量做了另一件大事——主编了《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并赶在200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征集、搜寻和梳理更多的资料，她还学会了电脑。前半生忙工作疏于照顾家人的侯隽内心常感不安，遂于9年前将年逾九旬远在北京的双亲接到宝坻尽孝。其实这位“特别姑娘”在2005年时就患上了乳腺癌，但她依靠顽强乐观的精神，12年后依然“笑傲江湖”。

在政协工作期间，她还兼任了天津宝坻桑梓助学基金会副理事长，至今还是顾问。截至目前，基金会永久基金达到一亿元，捐资助学总额近三千万元，累计资助大学生近两千人名，其中一千多人已毕业。

2002年春，侯隽和老伴儿在当年下乡的窦家桥村西北造了百亩“知青林”，种植了银杏、国槐、松柏等长寿树种。

2007年在宝坻县光荣退休后，侯隽依旧和丈夫经营着位于印证她青春奋斗的窦家桥的百亩知青林。她说：“栽下一片树木，留下一片荫凉”。看到葳蕤的林木，侯隽笑得非常灿烂，内心倍感欣喜。2011年“七·一”前夕，她更是将这片意义重大的知青林全数捐给了史各庄镇政府，为党的90岁生日献礼。

2008年，侯隽为了她主编的一本著作呕心沥血，为了更好地收集、整理资料，她孜孜不倦，学习了如何使用电脑……

如今，侯隽已年逾古稀，她在晚年依旧乐于奉献，乐于拼搏，乐于坚强；她的一生都扎根在宝坻县的黄土上，却开出了最美的花。

侯隽始终认为，“当时国家面临困难才做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我意外的参加并接受了教育，我觉非常有价值的。

小编想说，希望通过整理各种版本“特别姑娘”的故事，用来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我们如果要歌颂，就得歌颂侯隽这样的人物。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青年时免于迷茫，主动选择艰苦的道路；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苦难面前自强不息，找到闯出困境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晚年仍严于律己，一生都奉献给国家人民……侯隽做到了，所以她值得歌颂，值得用伟大加冕。

邓小平曾说“此人只能当一把手”, 他如何力排众议, 扶持黑马?

2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十来年，也受到了国外科技浪潮的强烈影响。邓小平此时年事已高，他早就说过要搞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批党性强，能力强，专业性强的干部队伍。但干部在哪里？这是个问题。他慧眼识珠，从众多青年才俊中认准了一个人，而此人，带领中国在最最困难的时期走出了经济阴霾。

朱镕基
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

1991年，邓小平准备将在地方工作时间很长的朱镕基调到中央来，看重的就是朱镕基有能力，敢作为，党性强这三点。至于朱镕基其他的缺点，邓小平心知肚明，但这些缺点根本不影响邓小平让朱镕基成为以后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决心。朱镕基心直口快，独立思考，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向其他人说：“朱镕基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二把手。”这句话，其实就是在为朱镕基以后的政治生涯铺垫。

朱镕基，男，汉族，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

曾任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总理。

　2003年3月5日上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这是朱镕基和温家宝亲切握手。

从2009年到2013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先后问世，举国轰动。退休10年出了3套共6本书，每套都销量过百万，朱镕基一举成了畅销书作家。2016年，问世7年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推出附带光盘的精装版。谈及再次出版此书的原因，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主要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当年朱镕基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每次都是各界期待、万人空巷。如今，读者还希望能一睹大国总理的风范。”

　2017年10月18日，朱镕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 这位对毛主席最先表态, 他年纪最小, 但地位却最高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一纸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同时对调。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三人因任本职时间较短，没有做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党中央毛主席深思熟虑的结果。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大区司令员的想法。

会议毛主席说：“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找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12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法里接见了各大区司令员、政委们一堂，司令员已经接到通知要调动工作。毛主席和大家亲切握手后，和大家谈心，比如他说：“你陈司令、济南杨、南京许，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李德生、皮定均、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个头，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会照着做。”

八大军区司令员中，李德生的年龄最小，时年57岁。李德生于1970年4月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近3年。别看李德生年龄是最小的，可他的地位最高，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主席决定先问问李德生的想法，李德生严肃地说道：“服从中央的决定，我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主席关切地问：“要不要带几个人一起去？”李德生直接说：“我不需要带入，沈阳军区有我过去的老上级，我上去后能和他们搞好工作。”

次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要求10天时间内各大军区司令员到达新的工作岗位，规定每人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李德生的行动最迅速，12月26日他在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陪同下，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参谋去了沈阳。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意义重大，罗兹曼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评价道：“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颁授勋章。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84岁钟南山顽皮分享“走红毯”感受: 故意走快, 显示我还没老

他说，获得共和国勋章，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 南山风骨，国士无双！南山风骨，国士无双！"

9 月 8 日晚上 10 时 40 分许，刚回到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的钟南山院士一下车，就被热情的师生们簇拥包围了起来。

虽已经是深夜，但广州医科大学的校园成了 " 灯光的海洋 "。师生们打开手机的亮光，一边挥舞，一边高喊 " 南山风骨，国士无双 " 的口号。

" 我非常感动，回到了家，回到了广医。" 面对数百名热情欢迎他的师生，钟南山一扫疲倦，开心地分享了自己这次去领取 " 共和国勋章 " 的感受。

他感触最深的是，这个荣誉是对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的肯定。从北京的宾馆出发去人民大会堂时，他看到仪仗队开道，觉得很意外，也很激动，" 这份激动，是因为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抗疫的医务工作者给予了最高的礼遇 "。

他很高兴地说，年轻人在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今年报考学医的人增加了很多，" 我们这 8 个月努力，改变了人们对医生的印象 "。

谈及去领奖的细节，84 岁的钟南山顽皮地说：" 大家都知道，我年纪也很大了。所以走上红地毯去领奖的时候，我就走得快一点，故意想要展现自己还没老，还能干点事。"

钟院士说，他想要体现中国人的面貌，体现医生的面貌，体现广医人的面貌。听到这句话，师生们一起热烈地鼓起掌来，还有学生向他喊出：" 你是‘ 80 后’！"

"80 后 " 的钟南山想干的是什么事？他说，这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主动 " 请战 "：" 我想搭建更好的平台，为中国抗疫工作作更大贡献。"

现场爆发出更热烈的欢呼，广医的师生齐呼：" 好！"

对于年轻的医学生们，钟南山语重心长地寄语：" 同学们有这股精神，你们未来一定会超过我。要战胜疫情，就要靠一股气，我们有骨气。" 他深情地说：" 希望同学们不但有要求，也要有追求；不但要有志气，还要争气；不但要有热情，更重要要有激情。"

数次哽咽缘何？钟南山回应：那一刻百感交集

他说，获得共和国勋章，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疫情还未结束，希望能搭建更好平台，让年轻团队更深入参与抗疫工作，" 年轻人上来，我最开心 "。

他说，中国医生始终没有变，医者仁心，关键时刻义无反顾。

他说，一个民族，关键是有一股气，这股气要是一直存在的话，我看这个民族就不可能被打倒。

谈感受

今天获得颁发的共和国勋章，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钟南山： 我没想到会给我们如此高规格的荣誉，不过我想更多还是对医务人员的肯定，而我只是其中的代表，其实很多医务人员比我们做的更多。另一方面，获得共和国勋章后，说明你要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有一个愿望，希望建立更好的平台，让年轻团队能更深入参与抗疫工作。

经过 8 个月，我们团队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天我们在工程院开会时，何建行院长代表呼吸健康研究院讲话，他说，今年有两个长江学者，还有几位杰青都出现了，年轻人上来，我是最开心，就说明我们后继有人。所以我想我们完全有可能做一个好平台，把工作更好地做下去。

谈哽咽

疫情中，您几次哽咽， 请问哪些点的话会触发您的情绪？

钟南山：现在慢慢冷静下来，那时候还是对一些细节（有感触）。1 月 27 日，我见到一个博士生，他情绪一直很低沉，甚至有点失控，因为有大量病人死亡，所以他觉得，作为医生看到病人走向死亡是很难受的事情。当他听到了外面居民自发地唱起国歌，他说我百感交集，（听到这），我当时也很激动。

这意味着什么？为何中华民族历经许多困难，都没有被打倒？就算暂时有困难，老百姓自己都有股骨气，一个民族，关键是有一股气，这股气要是一直存在的话，我看这个民族就不可能被打倒。 有精神支撑的话，再困难的物质条件我们都能克服。

广医师生热烈欢迎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南山风骨，国士无双

谈医务人员

您如何评价我们这次疫情中医务人员的表现？

钟南山：医务人员（的身份）我始终没改变。17 年前的非典，一直到后来的地震，洪水，还有到这一次的疫情。我觉得，尽管平常有医患问题，但是一到关键时候，我想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做出了很多牺牲。所以，我的评价是中国的医生没有变，绝大多数医生是医者仁心的，有基本的良心，这一条始终没改变。

谈疫情

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疫情？

钟南山： 现在看起来，疫情在中国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在国外远远没结束，有的国家还一直在增加，包括我们的邻国，所以后果很难预料。这是人类疾病，不是一个国家（能应对），假如没有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很难做好的。

钟南山获得“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伟大光荣称号。

众所周知，钟南山在疫情中作出了极大贡献。

他喊出了第一声的重要声音，而且80多岁的高龄依然选择奋战在一线，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坚实的保障。

钟老的贡献有目共睹，是人民心中永远的楷模和不落的星辰。“共和国勋章”无疑是一份至高的荣誉，钟老得到这份荣誉理所应当。

我们希望钟老能有空多休息，别太劳累，为人民谋取健康的同时，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

揭秘84岁钟南山背景? 母亲生于鼓浪屿首富之家, 曾在美国进修医学

今年，9月10日，教师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教师节分享会”，“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钟南山院士向全院师生分享教书育人的感悟“常听人把教师比作蜡烛，一辈子照亮别人，毁灭自己，我看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教师照亮了别人，但另一方面不是毁灭，而是体现自身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处在非常好的人生际遇，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创业舞台，生逢盛世，该不负盛世，现在的时代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要珍惜！”

钟南山院士祖籍福建，家族从医者众多。钟南山的大姨妈廖素琴是“上海第一医院”营养室主任，廖素琴的丈夫戴天佑是著名的肺科专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钟南山的表哥戴尅戎（戴克戎）是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是“原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回鼓浪屿后成为原设于鼓浪屿的“厦门第二医院”内科主任。钟南山的舅妈陈锦彩一辈子古道热肠，鼓浪屿人都称她“廖医生娘”，他们夫妇俩一直深受老鼓浪屿人的称道和感佩。再往旁系说开，钟南山院士的堂祖父爷爷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他的表舅林俊卿是著名声乐家，也是医学博士。他的另一位堂姑婆廖翠娥嫁给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父亲。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出生于有名的鼓浪屿首富廖家。廖家英才辈出，廖月琴所属的这一系，几乎全是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廖月琴本人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还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廖月琴曾担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回忆起母亲，钟南山提起了几件小事。钟南山小学时成绩不好，经常逃学，“五年级时有一次考试我偶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对我说：南山，你还是行的啊！那时我觉得妈妈一下子把我的一个亮点找了出来，我有了自尊心，觉得有人赞美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

除了鼓励外，廖月琴还是一个对孩子信守承诺的人。小学六年级时，钟南山看到别的孩子有自行车，非常羡慕，妈妈对他说：“你要是小学毕业能考到前5名，就奖你一辆自行车！”1949年，钟南山在“岭南大学附小”读书，当年不举行毕业考试，学校根据平时成绩发了一份成绩单，他排在第二名。但他不敢说，因为妈妈说的是考试，这次严格算起来不算是考试。可他没想到，自己没提起，妈妈依旧给他买了辆自行车。钟南山回忆说：“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一件事情，只要你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这是妈妈教给我的。我现在对我的孩子、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样，要么不答应，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到。”

在钟南山考上“北京医学院”后，他以前的一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因为没钱，坐不起火车，找他借钱。那时钟家的经济条件也很困难，但在出发前，妈妈还是凑了20元给他，让他借给同学，那时的20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多钱了。那件事，让钟南山深有感触：“我觉得，在治学的严谨方面，受的是父亲的影响，但我对人的同情心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母亲是怎么对待有困难的人的。”好的家风成就了钟南山，让他成为一名严谨但不失温暖的医生。

“其实我不叫孙中山! ”那些熟悉的民国人物, 名字弄错了很多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内容并不复杂，就是用一个套路告诉大家，你所看到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这句话还挺对，就比如说民国大人物的名字，你知道的极为可能就是错的！

不信？那我们先来说说"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这个名字相信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名字他自己从未用过，在他们家的族谱上也见不到，且在清朝或是民国的正规档案中也没有这个名字。这是咋回事？

这还得从头说起，在孙家族谱上，他是德字辈，取名为孙德明。上学之后改成了孙文，字载之。"文以载道"，名、字对应。

后来在清政府的文书里，他也被写成了孙汶，这并非笔误，而是玩点文字把戏，想恶心恶心一下他，顺便在名字上消减一下他的威望。

汶，《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也就是昏暗不明的意思，清政府就是想告诉大家此人名字上就看得出来是一个"浑人"。

宋氏三姐妹

孙文先生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逸仙，在欧美那边传得很开，逸仙是孙文后来的老师区凤墀为他取的号。

本来孙文号日新，来历也很有韵味。《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区老师不知道是不是觉得不太文雅，就用日新的粤语发音逸仙代替了。

而我们现在用得最多的"孙中山"其实是一场误译造成的结果。孙文当年在日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流亡生涯，与日本友人平山周投宿的地方附近有个日本大家族——中山家族，家族成员中山庆子就是明治天皇的生母。

孙文对于明治天皇通过改革让国家变得强大这一点非常佩服，于是取了个"中山"的姓，名樵。中山樵就是孙文在日本的化名。

后来孙文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写了本著作《三十三年之梦》，其中有部分就是介绍孙文的，那里面用的名字大多是"中山樵"。

1903年章士钊看到后大加赞赏，并翻译成中文的《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国内出版流传，一度十分畅销。不过本书在一个关键地方翻译错了。

原文是"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却翻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自此"孙中山"这个名字响遍全国。当时的国民觉得这个名字全平不仄很有亲和力，慢慢传遍的大江南北，孙文最后也只好笑着默认了。章士钊自己在晚年还因为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名人也有小的"错误"，不过没有孙文先生这样的乌龙。

比如蒋介石，他在族谱上名为蒋周泰，后来改为蒋志清，这个名字到去日本留学时还在用。

直到1917年-1918年间，老蒋才将自己改名为中正。我们现在熟悉的介石则是源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创办了《军声》杂志，里面就用了"介石"这个笔名。

后来根据《易经》"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就把笔名改为字了。也就是说其实老蒋的本名就没叫过蒋介石。

另外汪精卫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他本名汪兆铭，字季新，他在《民报》时想到"精卫填海"这个典故，用了精卫这个笔名。

宋家三姐妹本来叫宋爱林、宋庆林、宋美林，因为父亲宋耀如对美国总统很是崇拜。后来觉得不够女性化改成了"琳"。二女儿与孙文先生结婚的《誓约书》上还豁然写着"宋庆琳"。

之所以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是因为宋耀如带大女儿'爱琳'去拜访沈毓桂时才修改过来成'霭龄'的。大女儿改了，后面两个女儿也都从'琳'变为'龄'。

'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也都是字，本名叫祖焘、祖燕。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民国人物流传至今的都不是他们的本名，不过话说回来，名也好，字也好，其实都是代号。关键是说起这个代号时能想到那个人。就像我们如今说国父，想到的一样是孙中山孙文。

「乔冠华」前30年所有重大外事活动中都有他, 主席一句话评价他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建湖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天资聪颖，16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是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

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到日本和德国留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他回到香港、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1939年由廖承志、连贯（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介绍加入了中共。

1942年秋，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任国际新闻主编，主持“国际专栏”。毛主席对其文章非常欣赏，曾赞曰：“乔冠华的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

此间，结识了周恩来，并通过他认识了才貌双全的龚澎。龚澎当时是《新华日报》的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中共第一位对外新闻发言人，之前还曾做过毛主席的英文翻译。

1943年9月，他们两个在周恩来的撮合下结了婚。主席赞其婚姻曰"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乔冠华和龚澎

重庆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安排其夫妇二人前往香港，乔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新中国建国前的1949年9月，乔冠华从香港带队护送民主人士顺利到达北平。

新中国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几乎参加了我国所有的重要外交活动。

1951年7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了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

1954年4月，他随同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5年4月，作为顾问，随同周总理出席了万隆会议；

1955年7月，出任“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副组长，使得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得以回国；

1961年10月、1962年8月，他陪同外长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走进联合国大会议会议厅，并作为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

此后的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

1972年2月，中国外交迎来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中美双方最后达成了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形成，其中最为艰巨的一环就是由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的会谈而达成的。

基辛格事后对乔冠华曾这样评价：“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但在1973年底，乔冠华参加了对于总理的一次“批判”。

这场所谓的“批判”，现在看来类似于今天的“民主生活会”。当时的情况，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形成中美苏铁三角的世界格局。美苏两霸的胜负输赢完全取决于中国这一角倒向谁，只要中国不倒向美苏任何一方而保持独立，美苏之间的战略均衡就不会打破，中国和世界就是安全的。但当时，总理不知为何选择了选边站美国一边、与美联手对付苏联。

乔冠华和章含之

1975年7月1日，总理、先念副总理及乔冠华与总理身边部分工作人员

当时，主席为避免在我国外交阵线向美国一边倒，让外交人员牢牢记住向美国一边倒、必将万劫不复，所以让决策层及外交工作有关的少数人员参加了这场“批判”。"批判"时，乔冠华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事后一直自责，后来就找了个机会，当面向总理道了歉、并请他原谅。

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后来此事被人用来说三道四，并且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被隔离审查。后在王震的过问下，重新工作、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医院病逝。此去数十年，如去愿前辈安息。

补及：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去世。1973年11月，乔冠华和章含之结婚，两人携手，走完一生。

许世友做了什么事, 周恩来请不动, 毛主席出面才出来

在开国将帅中，许世友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有关他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为许多人所熟知，尤其是他与毛主席之间的革命情谊和动人故事，更被人们津津乐道。

比如在“文革”时期，许世友因想不通，藏到了大别山，连周总理都叫不下来，只得毛主席亲自出面，才把他叫了下来。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如法炮制地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很快，他们把“战火”烧到了军界，在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对许世友将军进行各种诽谤。无奈之下，许世友不得不暂时离开南京，躲进大别山。他刚上山，造反派的电话就追到山上，许世友的回答令人胆寒——“我对毛泽东的忠心永远不会变，有错误请指出来，谁要再敢侮辱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不久，林彪托人打来电话请他出山，周恩来也派人上山捎来问候，但许世友一概不理。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毛泽东派张春桥用专机接许世友到上海面谈。

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

1949年许世友

毛泽东连忙说：“世友啊，你是可以信任的，这一直是我的意见。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啊？”边说边用颤微微的手扶起他来。

许世友跟毛主席的谈话，时间很长。他性格豪爽，有话直说，断断续续把他最近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以及他的不满、牢骚和个人委屈等等，统统讲了出来。谈话中，毛主席几次说到“许世友值得信任，许世友不能倒”这样的话，使许世友心头涌起了阵阵暖流。

临别时，许世友向毛主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主席紧紧握着许世友的手，一直将他送出大门口。

不久，毛主席作出批示，让许世友及其全家搬进中南海“休养”，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特意把许世友叫到身边，亲切交谈，给了他极高的荣誉。许世友从此身价倍增，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了。

1976年许世友李德生吴桂贤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

毛主席和许世友

韩先楚: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 一生无一败绩, 事迹被写入美国军史

江青曾这样评价韩先楚：“军队有两霸，一个是许世友，另一个是韩先楚”。

有人也问许世友“这么多将军中，你最佩服哪一个？”许世友回答“韩先楚”，因为他有勇有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上这样评价韩先楚：“最好的前线指挥官！”

军史上很少用“最”来评价一位将军，尤其是近代史。当然这样的评价绝对是实至名归。

韩先楚，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吴家嘴村，和其他将军元帅一样，都有过放牛的经历，和他们不同的是，韩先楚学过篾匠。那时候有一技之长足以谋杀。

只是身处乱世，生活过于艰辛，当黄麻起义爆发时，他毫不犹豫的加入到这支农民队伍中。

之后参加反帝大同盟，当过苏维埃土地委员，他的第一次战斗是在1931年，

当时韩先楚在黄安孝感地方游击大队，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帮主力部队筹集粮食和军饷，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武装，这些地主集聚了数百人对游击大队展开攻击。

游击大队里面的成员大多是农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不知所措。

记得拿破仑曾说过一句话，“把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投入战斗，只会越来越糟糕。”

在普遍意义上这种思维是对的，然而对于那时候的共产党，只能说半对，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成员一直都是边学习边战斗，因为根本没时间训练。

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就可以上战场了。

韩先楚所在的队里就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面对战斗，很多农民直接对着刀枪、子弹上尿尿，说是可以辟邪，严重点的撒开腿就跑，这要是当兵肯定是逃兵。

队长上前制止无果，自己也逃跑，就在此时，韩先楚抓住队长，严厉的说道：“不能跑！”

因为声音大，一下把其他人也镇住了，也许这就是气场，不然江青也不会说他是军霸之一。

这些农民更不会想到，眼前的个头不高、黝黑精瘦、平时内向的小伙子在几十年后，竟成了四野名将、开国上将。

韩先楚额头青筋鼓起，拿着破旧的汉阳造大喊：“趴下，打他NMX的！”

浓厚的乡音，瞬间提升了士气，尤其是那句骂人的话，振奋人心。

队长这才清醒，立刻下令开打。红枪会的那些人见几人中枪，吓得屁滚尿流。

后来有人说，韩先楚将来肯定有作为，古今中外，但凡是名将，从来都是不惧战的，哪怕是初战也能临危不乱，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准确来说是勇气。

韩先楚力挽狂澜，随后成了游击队的队长。

1933年，韩先楚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对于其他名将，韩先楚晋升并不快，基本上是一级一级打上去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内在因素，他当时抵制“左”倾思潮被处理过。

1934年，韩先楚率领连营多次负责冲锋突击，夺关开路，堵截追兵，几乎掩护主力部队的工作他都参加，尤其是独树镇一战成名。

年轻时候的韩先楚

当年11月26日，红25军准备从方城独树镇经过许南公路，却遭到预先埋伏在此的敌军，敌军有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加上他们又有一个师的后援即将赶到，形势严峻。

因为天气恶劣，枪栓被冻住，而且发现敌军的时候比平时慢了许多，非常被动。

敌军欲两翼包抄，韩先楚带着部队勇敢向前，绝不后退，他们几次打退敌军的进攻。见此，韩先楚拔起身边通讯员的大刀，大喊“是党员的跟我来！”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气场，他的举动和言语瞬间将原本士气低落的士兵带的狂躁起来，一个个奋勇上前，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时任军政委的吴焕先当时称：“唯楚有才，先楚为例。”

之后韩先楚更是强渡澧河，抢占到澧河附近的一处制高点，以火力压制敌军，掩护主力部队渡河，摆脱敌军的追击。

这一战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1936年，韩先楚随红军东征山西，以两个营的兵力配合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又以一个营牵制了敌军五个团的兵力，毛主席、彭德怀的指挥部也安全经过。

同年五月，又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当时的韩先楚已经是78师师长。

初到定边，彭德怀便下达命令“定边难打，按照原计划前进即可。”

韩先楚不死心，带着政委崔田民和团级以上的干部，骑着马绕定边城挨个看地形。

回到指挥部，韩先楚决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认为不打太可惜，一来定边城城墙并不高，且战斗力不算强，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援军；二来打下定边，好处多多，尤其是对全局有利，这就像自己家的院子有地雷，做什么都畏首畏尾。

所以，在商议后，韩先楚统一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发电报给上级，决定攻打定边，望上级尽快回复。

然而彭德怀还是没有同意，韩先楚咬着牙：“打吧，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当天夜晚，定边被一举攻克，彭德怀听后，大赞“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值得庆祝！”

名将就是名将，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著名将军一样，谁还没有个违背上级命令的时候？这是一种勇敢，更是一种自信！

攻克定边后，韩先楚抵达盐池，他想起毛主席曾说“盐池有打不尽的土豪。”

事实果然如此，打下盐池后，韩先楚部队获得400多匹马，一大批枪支弹药，尤其是拿一万多块银元让人眼前一亮，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唯一遗憾的是，攻打盐池时，伤亡太大，敌人有准备，我们准备并不充分，都是疲劳之师，原本可以养精蓄锐，只是上级下了死命令，不得违抗。

后来他回忆道“看着部队士兵一个个的冲上去，抬下来都是伤员，最后都是烈士遗体”。很少流泪的韩先楚这一刻还是没忍住。

如果说韩先楚有成为将军的天赋，那他还缺少军事理论的熏陶，如果不是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韩先楚很难成为开国上将。

1937年8月，因抗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的副团长，在这里他抗击日军，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面对三万日军的“九路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先灭掉日军一路。

期间韩先楚带689团先后与日军展开5次白刃战，帮助被围困的其他部队突围，刘伯承拍手称快，口头表扬韩先楚，之后在武乡县的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特意请韩先楚题词。

当月，韩先楚又在徐向前的领导下，先后攻克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等地区，直接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之后几年里的抗日战争，让韩先楚成为八路军响当当的人物。1940年，韩先楚担任了新3旅的旅长，还兼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此后的战斗，韩先楚基本上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

一年后，韩先楚又在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作为人才，肯定都要接受培养。

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共矛盾升级，1946年5月，毛主席发了一道急电，要求南满部队集中兵力，选择一两个大中城市进行攻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

在会议上，有人提出，派一两个团的兵力，到沈阳放几枪就回来，也有人说，沙岭战斗都没打下来，大中城市更难了。

沙岭战斗是我军在南满第一次与国军主力交手，这次战斗兵力上还有优势，结果三天三夜没打下来，还伤亡2000多士兵。这次的战斗让很多人纳闷，怎么国军比日军还难打？

沙岭战斗当天，韩先楚其实刚刚去上任，作为副司令员，他不好插嘴，主要是战斗已经打响。

经过几天下来，韩先楚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知道这一战必须打，还得打赢，这样才能将攻打北满的敌军拉回南满，毕竟当时在北满的都是我军的首脑机关。

当其他干部都在研究打不打的时候，韩先楚发话了，“我们当前的会议主要研究打哪里？怎么打？”最后用手在地图上点了几下说：“毛主席不是说选两个大中城市吗？我认为鞍山和海城就可以试试。”

之后分析了打这两个地方的原因，这两处的守军是六十军一八四师，装备和战斗力不如新六军，最主要它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云南龙云的部队又和蒋介石有矛盾（日本投降后，龙云被蒋介石抓起来过）。

首长听完后当即下令，这一战由韩先楚负责。

韩先楚带着两个师、炮团、辽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冒雨出发。

他先是用声东击西的方式，让敌军误以为自己要打大石桥，然而却私底下率主力部队直击鞍山。

正准备组织进攻时，韩先楚改变以往作风，突然审讯抓来的俘虏，之后他分析这场战斗，如果打下来，伤亡至少过半甚至更多，虽然能达到上级要求，然而他心中却萌生出另一个想法，能不能让敌军投诚呢？

有这个想法，主要是俘虏的一番言语提点了他，从俘虏口中，他得知这些士兵原以为日本人跑了，就可以复员建国，过上好日子，没曾想还要打仗，又得知龙云被蒋介石抓起来，老蒋把这些滇军派到东北，肯定是想要消灭异己，借刀杀人。

如此看来，韩先楚的想法确实有可行性，之后他让一个俘虏传话，没多久，这俘虏竟带了一个连的兵力前来投诚，只是这还不够。

韩先楚学起了古人的损招，四处喊话：

“老蒋捉了龙云，又把你们赶到东北，他安的什么心你们还不明白吗？

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过来吧，解放军优待俘虏，更欢迎起义、投诚！”

这些声音逐渐传到敌军耳朵里，又接到敌军一个营的兵力投诚，韩先楚写了一封信，让这个营长交给海城的潘朔端。

潘朔端听后决定枪毙此人，因为杜聿明曾下令坚守到底。

然而他看完信之后也陷入沉思，老蒋对待非嫡系的手段他不是没见过，思考许久，最终选择带兵起义，当杜聿明赶回南满时，潘朔端早已随四纵转移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韩先楚这招确实高明，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几年的军事理论学习确实可以学以致用。

韩先楚解放海南首长们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个）

毛主席和韩先楚

韩先楚的能力远不止这些，鞍海战役足以证明，这是一场影响东北国共两党命运走势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很多人不敢打，他们认为即使打赢了也会非常狼狈，然而韩先楚却打了个满堂彩！

而后面的“三下江南”与“四保临江”以及“梅河口”战役中，韩先楚更是居功甚伟，成为军史佳话，他对东北的解放功不可没，很多人都称他是“旋风司令”，而“旋风司令”的美誉是如何得来的？咱一看便知。

在东北解放秋季攻势时，三纵政委罗舜初表明态度，要稳扎稳打，首战必胜。韩先楚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反对了这个作战方案。他认为应该长途奔袭，奇袭敌军在威远堡的一个师部以及直属队。

不能说罗舜初的作战方案有问题，两人都是对的，只是韩先楚提出的是一招险棋，如果说罗舜初开会举手表决，韩先楚肯定是会输的，因为他才刚上任。

罗舜初并没有这么做，他直接将这个作战方案发给上级，林彪听后回电“按先楚方案实时战斗吧！”

得到回应，罗舜初开始做好部队动员工作，全力协助韩先楚奇袭威远堡。

韩先楚带领部队强行行军120余里，仅两日便抵达威远堡，神不知鬼不觉，只用28小时便取得胜利。一战歼灭敌军6000余人，后受到上级嘉奖，并赞誉他是“旋风司令”，他的旋风部队称号也由此而来

如果说韩先楚在这之前已经小有名气，那么在跨海之战——解放海南后，韩先楚应该算是家喻户晓了，他的事迹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

1949年12月，我军准备攻取海南岛，作为中国第二大岛，南中国的门户，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一看便知，当时的蒋介石虽在台湾，但是他却以舟山、金门以及海南互为犄角，构成防御屏障，尤其是让薛岳带领10万兵力以及各种精良装备进行防御，要想攻打，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说孙悟空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那韩先楚就真真切切的从长白山打到了海南岛！

解放海南岛后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毛主席下令让韩先楚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韩先楚表示自己是四野出身，对三野并不是很熟悉啊，奈何主席坚持自己的决定。如今看来，这是为了震慑老蒋部队啊，让他们知道在他们对面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战分子”！

当初要攻打海南岛，很多人不像在解放天津、北平那样奋勇争先，毛遂自荐，面对雷州半岛和无边无际的大海，这些人心里犯嘀咕，尤其是薛岳那道“伯陵防线”。

后来韩先楚看了看已经登陆的指挥战斗人员名单，竟然全是副职，这些人都是政工干部，哪里会指挥前线？看完后火冒三丈，当即表示自己前去，众人看军长都带头上，便不好再逃避了。

到达军部驻地海康后，韩先楚和那些北方士兵一样，都没见过大海，一时间有些蒙了。

随后他想起自己从参加革命时的样子，不也是什么都不懂吗？既然不懂，那就到群众中找渔民，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不打下海南岛，怎么能算解放全中国？”

随后，韩先楚在渔民那里了解到，每年1月份到5月份，琼州海峡都是北风或者东北风，有利于渡海，顺着风只需一夜的时间便可抵达对岸。如果到了谷雨季节，那可就是逆风行船了。渔民还说琼州海峡每个月都有两次大潮，退潮后3天内流速度小，还没有风，这样也能划船通过主流。

为了打下海南岛，韩先楚专门研究盟军诺曼底登陆，甚至学习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作战计划，同时还研究了三野部队在金门失败的教训。

期间，韩先楚一直在训练士兵积极备战。在海训时，他问大伙打完这一仗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说道“回家看看！”

韩先楚接着说道“不打赢这场仗谁也回不了家，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搞好海练，争取在战争中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要是我们从长白山打到这，还没上岛就牺牲了，还回什么家？或者负伤落个残疾，就算你是功臣，那娶媳妇也是给自己增加难度。”

一时间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首长这是为他们好，所以必须搞好海练！

同年4月初，我军开始大举渡海作战，因为时间紧迫，必须在谷雨前渡海，不然跟老天爷作对，下场好不了。

站在指挥船上的韩先楚，除了气场外，似乎沧桑了许多，多年的战斗，让40岁不到的他看上去有些显老，但那双眼睛却犀利的很。

通过海峡后，敌军出现，我军主力部队先后在临高角一带抢滩登陆，边打边登陆，不久后，四十军全部登陆。

名声在外的“旋风部队”开始在海南岛刮起旋风，在陆地上的旋风部队，什么防御都是虚的，在他们的猛攻之下，歼灭蒋介石5个师9个团，海南岛顺利被解放，韩先楚等人还在海南岛留影纪念。

解放海南后，朝鲜战争也随之爆发，试想，如果当时韩先楚不力排众议，决定在六月前攻取海南，等到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中国台湾和琼州两大海峡，后果不堪设想，韩先楚当真对得上“旋风司令”这个称号！

原以为手提汉阳造，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终于可以休息了，谁能想到，在汉城北上的一处防空洞又看得到了韩先楚的身影，此时的他来回踱步，时不时的看看地图。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防御战，美军装备之精良，很多士兵这才深有体会。

韩先楚将自己二三十年的作战经验全部用在了这场战争上，怎么打天空中的战斗机、陆地上的坦克，他都仔细研究，手榴弹不够就制作燃烧瓶。他的建议是注意分散躲避，争取夜晚行动，不要死守，可以及时转移，保存力量，隐蔽攻击，出其不意。

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战术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也降低了人员伤亡，虽然这场战争难度太大，但最终还是胜利了，而他在朝鲜战争的事迹也被写入了美国军史。

连许世友上将都敬佩的四野悍将，韩先楚戎马一生，自上阵杀敌，指挥作战，一生无一败绩。

建国后的韩先楚，始终坚持在一线，尽忠职守，妻子刘芷曾回忆丈夫韩先楚，“他是最好的前线指挥官”，从延安认识他到结婚，刘芷跟着他四处跑，一生都在奔波之中，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直到去世那一刻也没有忘掉自己参加革命的初心。

1984年，韩先楚被查出患有肝癌，他可以与敌人斗一辈子，却和病魔只斗了2年，1986年，他带着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病逝，享年73岁。

时至今日，对于韩先楚上将，后人始终称赞不已，尤其是对海南的解放，他的眼界、思想之超前，让人钦佩，倘若不是他力排众议，现在又会是怎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