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跟父母和大哥相处的时间较长,跟大姐、二姐她们相处时间较少,只是在过年过节或父母亲生日时难得聚一聚。因此,在本文中,只是分别简单讲一讲小时候与她们之间相关的一些故事。



前排左起:大姐、母亲、二姐,后排左起:大嫂、大哥、笔者、妻子



我和大姐的故事


大姐于解放初期出嫁,她的家就在本公社的镇上,跑个来回还不到10公里。说起来真是巧了,我与外甥还有大姐的小姑子是同一年出生的。后来我入伍当兵,外甥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之间很少有机会见面,只能通过通信往来保持联系。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一个秋末的星期天,三哥说天气晴朗又凉爽,要带我到大姐家玩玩,我当然高兴了。我们沿着公路一直北上,一路上边走边玩,不知不觉就到了。到了大姐家的大门口(一个大院子住了好几家人),我们在门口来回徘徊转悠,就是不敢进去,主要是我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加上出了一身汗,全身上下脏兮兮的。三哥一时拿不定主意,进去吧,怕大姐邻居看了闹笑话,回去吧,又心有不甘,怎么办?正当我们进退两难,狼狈不堪的时候,大姐的邻居出来看到我们,赶紧进去向大姐通报一声,大姐闻声立即出来把我们带进家门。

大姐匆匆忙忙跑到街上帮我买了一套短衣短裤,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双拖鞋(我们原来打着赤脚),回来后烧了一大锅热水,端出一个外甥洗澡专用的大木桶,让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当我洗完澡穿上新衣服跑到大镜子前一照,全身上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真是比过年还高兴。大姐又跑到街上买了菜,忙里忙外张罗着午饭。午饭十分丰盛,有些菜过年过节才能吃得上,我和三哥放开肚皮,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午饭后,大姐把我们送到街口,再三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让我们自己回家了。



左起:三哥、 大姐、 笔者(1997年 潮州)


我和外甥都有收藏连环画和烟标的爱好,我们利用过年过节的机会,经常进行交换和交流。我们各有各的优势,外甥住在城镇,见多识广,聪明机灵;我则借助春季卖斗鱼秋季卖蟋蟀的难得良机,除了购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连环画,同时与城里的小朋友不断地进行连环画和烟标的交换和交流,从而了解掌握了不少连环画、烟标收藏的知识和信息。

我和外甥在一起进行交换和交流时,往往会因为看法不同,意见分歧而发生争论或争吵。每当此时,大姐一定会批评外甥,同时要求他向我这个小舅作出让步甚至道歉。外甥心里当然不服气,但是他也只能知趣地退让。大姐对我这个小弟弟,从小到大,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关心着我,爱护着我。



  左起:二姐夫、 二姐、 母亲、 笔者(1997年 潮州)


我和二姐的故事


二姐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才结婚,主要是因为二姐夫上了大学,为了不耽误姐夫的学业,他们不得不延长了婚期。二姐的家就在本村,离娘家很近,这样也好,我和二哥三哥先后都入伍参军了,二姐经常回娘家协助大哥大嫂照顾父母亲。


结婚前,二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铁姑娘”。1958年,二姐在“大跃进”中入了党,第二年,她被调到公社的“万头猪场”当饲养员。

在初冬的一个周末,三哥说要带我到万头猪场玩一玩,我一听高兴地跳起来。万头猪场靠近山区,路途较远,来回有十多公里,我们不走公路抄近路,始终绕着小道走。我们马不停蹄,一路风尘仆仆,迎风逆行,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一进了猪场,此时已到了中午,只听见一阵阵的猪叫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二姐见到我们,把我们领到休息室(实际上是更衣室),让我们先喝点水解解渴。


猪场有一座特大的炉灶,架起了一口直径1.5米左右的大铁锅,专门用来蒸煮猪食。正在此时,蒸红薯的大锅盖已揭开,二姐拿着竹编的簸箕,从锅里捡出十多个个头大且较为完整的红薯,赶快端了过来。我们二话不说,各自拿起一个红薯,在双手中左右来回更换,同时不断地吹气,让热乎乎的红薯尽快凉下来。还没有等到红薯凉下来,我们迫不及待地将其剥去皮,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到一会功夫,簸箕里的红薯被我们一扫而光,二姐又给我们添加一些。此时此刻,二姐好像没有考虑有什么不好影响,只管让我们吃饱喝足。吃完以后,二姐让我们自由活动,自行参观,她即喂猪去了。我们从上到下从头到尾转了个遍,可谓大开眼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猪啊。


这一趟我们真是既一饱“口福”,同时又一饱“眼福”,我想,如果我们大队也能养这么多的猪那该有多好啊,那我们过年过节吃肉就不用发愁了。实际上,公社养猪场的饲料是由公社给各个大队下达的指标统一调拨的,说白了就是摊派。当年我毕竟还小,想吃肉的愿望实在太美好太天真了!


事实上,有些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以上提到我二姐夫上大学的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二姐夫每年假期探亲,总是要到我家探望父亲和母亲。在他谈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时,我就觉得二姐夫能上大学真是了不起。我想,以后自己如果能上大学,那就好了。值得欣慰的是,后来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在少年时期上大学的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了!


大姐和二姐各有四个子女,她们的家庭经济负担也不轻,但是,她们对父母,对我们几个弟弟始终特别关照。尤其是大姐,大姐夫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文革期间遭受了许多磨难,子女的工作安排也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大姐仍然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及更没有诉苦。无论生活多么困苦,处境多么艰难,大姐和二姐都为我们弟兄几个树立了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好榜样。